1949-1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剖析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3-12-30 23:37:13

谢泳＊

　　自杀是一个常态社会中始终存在的现象，本身并不足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情况，是因为这一期间此类人士的自杀人数惊人。一个社会突然出现大量的自杀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自杀，显然是不正常的。这种自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正常社会里常见的自杀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会从社会学观察通常的自杀现象的视角来分析上述情况，而是通过剖析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来研究这一现象的发生。
　　本文选择的研究时段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这一时代可以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于毛时代结束之时。由于中国大陆有关的档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档案检索而统计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自杀的完整人数（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这并不难做到）。本文只能根据有关的回忆和有限的访谈及调查，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自杀情况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的回忆文章；二，笔者对死者家庭的访问记录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内部参考》，此刊物为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辑的内部参考资料，1949年9月22日创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员了解国内国际动态，本文注释均注明引文出处之期号和页码。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并不知名，但由于相关资料极难收集，所以本文据以分析的知识分子自杀资料偏重于知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学者、名演员、科学家、大学生等。

一、不同时期的自杀现象

　　1. “反右”之前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反右运动开始前，规模较大的政治运动就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批判电影《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社会主义教育等。这些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虽然不同，运动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别，但都有一个基本特点，即整人，都是以毁灭个人尊严和人格为基本特征的，其基本取向是统一思想、消灭个性。由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个国家处在一种恐怖的氛围中。这样的生存环境，给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开始大量出现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运动的学者，曾描述过当时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置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
　　上海中共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逡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笆，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籍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长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或许不知道，像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殷纪常是在严寒初春之时被迫穿着短衫裤在金城大楼七楼跪了五天五夜，经受了职工的疲劳审问后身体实在忍受不了而跳楼的。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一位当时在上海目击过“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写道：反右和“三反”一样，也有自杀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华丁夷同志，被批斗而自杀，此外还有一位市劳动局副局长，也在反右中自杀。估计他们可能过去自诩革命过，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斗，戴上右派帽子，好象从万丈高崖一下坠入万丈深渊，心理上实在承受不起，于是自毁生命，走向自杀。也有心灵脆弱，实在承受不起猛烈的冲击而致自杀的。总之是由于采取逼供信无理批斗所造成的恶果。“三反”时，在延安东路口，亲眼看到一人从高高的五楼纵身跃下，立时坠地身亡，死状之惨，目不忍睹。“三反”后听陈毅市长作报告，全市共自杀五百余人，反右自杀者有多少，则不得而知了。
　　目前所见到的关于当时自杀规模的主要数字来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难者的叙述，有人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周鲸文写道：“有一个动人的例子发生在北京钢铁学院。这个案件轰动了北京以及各处的学术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却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学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绝加入青年团。因此党和团的积极分子就想以他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是在大会上开始对他斗争。这个学生性情耿直，以为埋头读书，还闹成这个样子，人生有什么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们的污辱。他想这是没法活下去了，于是决定自杀。他的自杀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轰动了远近。他决定自杀之后，决以头颅抨击这个昏无天日的运动；他选择了学校汽炉的七八丈高的烟囱。事前他买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书包里，另外带了十几块碎石头。他就拿着这些东西向烟囱上爬，忽然被一个同学看见，要他不要上去。他说：‘你近前来，我就用石头打你。’这个同学见势不好，就跑去告诉学校当局。不一会，院长、教授和大批同学都围在烟囱底下。院长劝他下来，说：‘一切都好办。’这个学生坐在烟囱上，把瓶饮酒，吃着糖果，用沉着语气回答：‘你们不必想污辱我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学生，我没有罪。我要以纯洁的学生身份，拿头颅鲜血，评判你们这无法无天的运动。……’接着又是饮酒。谁要上来，他就投石打，而且说逼他紧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紧张观望他的时候，他饮完了酒，跃身一跳，他的脑血染红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着是同学们一阵哭泣的声音。”由此可见当时运动的残酷程度。
　　虽然上述数字可能是被夸大了的，但是，即使根据官方材料也可以发现，当时自杀显然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并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自杀现象并未得到制止。1955年的第237期《内部参考》有一篇“北京市自杀事件增加”的报导，提供了北京市的完整数字：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1954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1955年10个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根据今年10个月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185人，在机关干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妇女中有326人，在学生中有75人，在军警中有13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19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病残和无业者共179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109人。其中，党员47人，团员57人，群众1,142人。（二）自杀原因：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484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
　　五十年代是一个恐怖时期，基层官员在执行上面的政策时有一个基本思路，即“宁左勿右”，这种政治运动方式造成了自杀现象的蔓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自杀现象的大量出现，当时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基层干部都习以为常；虽然上层官员也提醒基层注意这样的事，但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从官方内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与自杀有关的报导，但从中既看不出对自杀现象的特别关注，也看不到对死者的同情和关怀。从下面列举的《内部参考》中的相关材料可以看出这一点：
　　1952年11号79页，“西北区的单位在三反运动中宣传政策不够发生自杀事件”：西北区级机关为迅速展开三反运动，自本月7日起实行首长十日包干制后，部分机关已发生简单急躁宣传政策不够的现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生铁炳坦已畏罪自杀，西北企业公司经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杀未死。
　　1952年16号118页，“上海铁路管理局三反运动开展后高级技术人员贪污嫌疑分子自杀者已有三起”：该局直属单位三反运动深入后，至17日已连续发生四件自杀案件。自杀的除一个是铁路公安部队的战士外，其余三个都是高级技术人员中的大贪污嫌疑犯。如上海铁路管理局材料处计划科科长陆逸智（曾留学美国），于1月16日即表现情绪不安，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后即由该局政委谭光启、副局长吴良珂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坦白，并向他说明不一定要在群众中坦白，可以找个别负责同志坦白。陆逸智当时很受感动，但回宿舍后又服DDT自杀，经急救后未死。中央铁道部材料局驻沪办事处采购组副组长吴培松被该处采购员涂耀南当众检举后，次日即投黄浦江自杀，临死前留了一个条子说：“我为涂耀南而死”。上海铁路管理局卫生处药剂师王英才服吗啡自杀未死。这些高级技术人员大贪污犯的自杀事件，该局领导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号143页，“沈阳三反运动中发生工人自杀事件数起”：沈阳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几起工人自杀事件，其中沈阳市电车厂就有两个20多年工龄的工人，因为自己有贪污行为，基于阶级的自觉，认为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而自杀。市委书记凯丰认为这一问题严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运动和相互检举（检举工厂领导和奸商在外），对工人应着重进行阶级教育，否则就会紊乱了斗争的阵营，模糊了斗争目标。
　　1952年35号125页，“上海市在打虎运动中强打硬仗——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十分严重”：华东区级机关亦发现老虎自杀翻案现象，如合作总社至16日为止，已捉到大老虎17只，但其中有8个人坦白后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个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图自杀未死。华东财委办公室主任蔡辉（一只很大的老虎）撤职查办后，于11日卧轨自杀，影响到该重大贪污案已无法破获。
　　1952年35号130页，“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我国最大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突于2月8日自杀身死。自杀原因尚待了解，外间揣测可能是：（一）解放前卢与蒋匪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三反”、“五反”运动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盗窃国家财产很严重，害怕坦白和被检举，据说民生公司内部已有职工检举卢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甚为可疑。卢是国内航业巨头，在四川影响尤大，但死后却少见议论，主要是因为工商界进行“五反”甚紧，人们不便顾此，有的人也不敢发言或表示态度。记者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他们均故作镇静，但言语之间仍透露了他们的心意。上层人物如李仲平（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认为卢死并不突然，甚至说“死得其时”，意谓再活下去将来查出政治问题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业者则传说纷纷，揣测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极情绪很浓，有的说“五反后我把产业卖了，不干了”。民生公司内卢所培养提拔的高级职员曾号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该公司附属的民生机器厂副厂长说：“卢作孚白手兴家（卢青年时候是一贫苦小职员，由于攀附得法，迅速变质为资本家，以后从掠夺性的原始资本积累，成为大资本家），平生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落得这般下场，有些可惜”。但在该厂工人中则确认为卢有政治问题，情绪未受影响。
　　1952年40号185页，“三反简讯”：在三反运动中，南京市自杀的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还有8个贪污分子的家属自杀。贪污分子用“自杀”吓人的手段抗拒运动以及在斗争大会自打自伤的现象也有。
　　1952年55号95页，“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问题严重——相持二十多天还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鹏飞（日本留学生、工程师）在打虎战斗开始不久投井自杀了。
　　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杀总数达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号444页，“上海二期失业登记中发生自杀事件四起”：有一个人是因为申请登记后害怕追查他们的历史，不登记又没有办法，最后只好自杀。
　　1952年231号67页，“甘肃武都专区在土地改革试办中干部宣传不够连续发生自杀事件”：甘肃省武都专区在试办土改中先后发生自杀案件30起，其中有中农14人，地主9人。发生自杀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恶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杀。另方面是由于该专区在土改中宣传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干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确，观点模糊在工作中存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现象。
　　1953年58号370页，“重庆因婚姻问题自杀者增多”：重庆市“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上月下旬开始后，因婚姻问题自杀的案件骤然增多；仅据一、二、三、五等四个区不完全的统计，截至3月3日止，已发生自杀案36起。因领导机关先有布置，控制较严，全市自杀者只死了2人，其余获救未死。……上述自杀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发生的，三月以来已减少了，如二、五两区已有五六天未发生此类事件，其原因是各区工作干部已经下去，根据中央补充指示进行了宣传纠正了急躁现象，同时各区负责同志都下去亲自指导，由专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杀者，并分别情况进行了教育和处理，所以群众情绪已趋稳定。
　　1953年66号573页，“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学校连续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学校中的青年团组织对所谓“反动”、“落后”的学生采取孤立和打击的态度。严重的如四川大学团委，仅1951年3月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到去年7月为止，被孤立的学生共达418人，占全校学生总数14％以上。被“孤立”的学生，包括曾经参加过反动党团者，社会关系复杂者，个人历史复杂者，生活作风恶劣者，“有没落阶级情绪者”等等。“孤立”的办法是不让他们和同学们接近，常常被斗争和打击。……该校相继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去年暑期，历史系四年级学生周彦能投河自杀（未死）；去年12月，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张可成坠楼自杀（伤）；同月，农学系三年级学生冯寿夫用剪刀割喉自杀（伤）。该校前后得神经病者三人，并有退团退学者。又如重庆高级工业学校团支部，于去年3月，将32个所谓有“反动思想”的学生进行集训，其中3人挨过打，两人挨过捆。“五一”游行、成渝路通车、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团来渝都不准这些人参加。对这些学生的行动限制直到去年10月团市工委的检查组下去后才停止。
　　1953年132号183页，“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文元自杀事件”：山西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文元因工作不适应自杀。
　　1953年141号355页，“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况”：祁东、嘉乐、耒阳、临武等县已先后发现饥民因病饿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号316页，“贵州王家司选区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死人事件”：贵州都匀县纸坊乡王家司区在审查选民资格时发生偏向，致选民王继华自杀。主要原因是由于以往的历史问题，不给王继华选民资格。
　　1954年8号124页，“安徽省粮食统购中发生十五人自杀事件”：在粮食统购中，已发现十五人自杀。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与投机粮商斗争中，没有注意策略。望江县洒口区区委书记江良，在公审投机粮商徐树华的群众会上，用“打鸡骂狗”的办法，点了私商胡效祝（开屠宰店、南货店、兼营粮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后，很畏惧，与妻一同自杀。
　　1954年76号33页，“辽西第二批基层普选中发生自杀事件十四起”：绥中县某村工作组因对政策交待得不全面，不清楚，该村一个富农因没有得到选民证上吊自杀了。
　　1954年131号174页，“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内因家庭和婚姻问题死了六百人”中说：自杀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页，“河南省今年有25万初中、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学生的不满情绪日益表面化”中说：全省已发生自杀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页，“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中发生十起自杀事件”：旅大市在打击刑事犯罪中，由于调查方式不当和政策交代不明确，在不到一个月内，已发生十起自杀事件（其中六人自杀已死，四人自杀未遂）。……有不少报告员和宣传员对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领会不深，在宣传中“信口开河”地乱讲，有的还歪曲了党的政策。金县十区山后村宣传员在群众大会上讲，“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恋爱的都是流氓，都应检举。”已引起许多青年男女不安。金县六区河阿尔宾村农民侯忠良爱喝酒，有时酒醉骂大街，在1月6日晚召开打击刑事犯罪的宣传大会上，有人提到：“我们村里有喝酒骂人的，为什么不处理？”当时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进行解释便散会。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后便上吊自杀。大连机车车辆制造工厂61岁的老工人邱馨齐，1月7日在工厂听报告，当听到“有偷窃行为的人自己说吧”的话后，表现惊慌，过了两天便投井自杀，并留有遗书一封，上写：“我拿了工厂一点钉子，东西虽少，很可耻。”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群众133人”：浙江省在粮食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况严重。根据最近不完全的统计，全省自去秋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群众被迫自杀已遂者达133人。嘉兴专区在土改扫尾、统销补课、发展互助合作组织以及这次统购统销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条人命。金华专区在粮食统购统销中，自杀74人。据省委办公厅在一月份的统计材料分析，自杀者除地主、富农外，贫农和中农要占到50％以上。嘉兴专区三个乡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农18人，雇、贫中农193人。据金华专区的了解，自杀和受逼害者，还有青年团员、村干部、劳动模范、互助组长、人民代表、转业军人和军属。
　　1956年2103期231页，“江苏复员军人自杀事件逐年增多”：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页，“吉林的十所中学这一学期有七名学生因失学失业自杀身死”。
　　从上述中共内部关于1952年到1957年4月前发生的自杀现象的通报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现障碍（如升学、婚姻、失业、饥饿、工作中压力等）而自杀的只有少数几例。绝大多数自杀现象都与政治相关，特别是在“三反”和“五反”运动中，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自杀达到了1949年以后自杀现象的第一个高峰。1956年没有发生大的政治运动，从以上的官方报导中可以看出，就只发现两起常态情况下的自杀现象。
　　2. “反右”期间
　　1957年4月以后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在这次运动中，自杀的知识分子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这一时期被逼自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各文化单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学校比比皆是，中国许多知名作家和科学家即在这一时期自杀。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年代，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可走。
　　当时的自杀现象相对集中在大城市。下面列举几例：著名生物学家汤非凡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自杀。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则良鸣放期间正在苏联开会，并无反党言论，但他尚未回国，学校里就已制造出一个“余（瑞璜，物理学家）、丁、徐（理治，数学家）反党集团”，把丁则良定成右派；他返国后回到北京大学拟继续编写教材，可是东北人大却电话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对来势凶猛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遂投身北大校园内的未名湖自杀。云南昆明的政协委员、资本家汤汝光本以为自己听党的话，积极批判右派，党就会信任他；不料传出消息云，他照样可能被定为右派，于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杀。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女生江凤英是该校第一份大字报《党委在干什么？》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为全校“斗臭斗垮斗倒”的头号目标；她被连续斗了三天，昏倒在台上，喷几口冷水弄醒再斗，直到倒下后喷水不灵为止；她被抬回宿舍后当晚就跳楼自杀。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四名同学因向系党总支的领导提了意见，一并被定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斗争的侮辱，其中一位党员跳河自杀。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反右时刚完成一部根据真事改编的电影《雾海夜航》，由于片中有一干部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算是“诬蔑党的干部”，他平时说的笑话（指电影局的人为“警察局派来的警察”、“咱们拍镜头都要经过警察局批准”）也拿来作为罪证；连续被批判斗争两天后，他登上自上海赴宁波的轮船，在真正的雾海夜航中跳进吴淞口外的扬子江，年仅42岁。胡适留在大陆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铁道学院的讲师，虽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开宣布和“反动”的父亲划清了界线，但《人民日报》报导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时，特别注明胡是“胡适的儿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杀。广东某县一位年轻的小学校长在全区右派指标缺一个时被补入名单凑数；他被准许留校，撤职当教员，但不能教政治、历史、语文，只能教数学及做杂工；每月仅得15元生活费，养不活妻子小孩，还要忍受批斗及辱骂，终于寻了短见。死后县广播站对全县宣布：“右派、特务、反革命XXX畏罪自杀，死于汽车轮下”。广州水利发电设计院女技术员黄倩，是黄金荣的堂侄孙女，哥哥又在台湾，只因写了一份大字报，希望领导“对目前的知识青年的取舍、培养、使用和鉴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应着重从他们具体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去观察、鉴别和评价”，因而被定为右派；一连几天几晚的斗争，斗争之余又打扫厕所，这位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受不了，上吊自杀了；第二天设计院照样召开“批判黄倩右派谬论大会”，在党委的安排下，发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来软化群众博取同情，用死来威胁党，用死来否定党的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用死来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史东山，曾担任周恩来机要秘书和《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著名女散文家杨刚，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著名文学理论家周文，以及新闻工作者洛蔚、麦招汉等，都是此时自己结束了生命。
　　当时对“反右”时自杀的人都以“畏罪自杀”而论，人们不敢公开表达对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识分子曾就此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自杀现象有过一些反映，但这些意见最后均未受到重视。
　　以下则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内部通报过的29起自杀事件，当时对“反右”时发生的大量自杀事件均不报导，这些作为内参上报的案例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在这29起自杀事件的报导中，因正常社会问题引起的只有两起，其余全是政治运动所致。
　　1957年2214期13页，“清华大学学生‘放’的劲头不足”：最近学生中陆续发生6起自杀事件，团组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57年2215期27页，“武汉医学院被迫停课情况”：对在运动中自杀身死的学生刘卓勋应做出结论，如是冤屈而死，应做好善后工作。
　　1957年2216期52页上的一篇报导中说：两百多个归国华侨学生，斗争了80％，已有一个归国的华侨跳楼自杀。
　　1957年2218期13页，“天津大学掀起了大字报风潮”一文称，有一个叫周树仁的女生在肃反中投河自杀。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说：党员秘书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务员偷窃的，逼得那个公务员自杀，被救后变成了神经病。
　　1957年2219期12页，“天津大学许多学生贴出大字报追查于逢自杀事件”，提到在肃反时于逢的人格被污辱损害了，……于先生终于被迫自杀。
　　1957年2220期13页，“天津高等学校的‘鸣’、‘放’普遍活跃”：河北师范学院也开始出现活跃的情况，许多大字报提到“李奎顺自杀事件”。同期新华社记者李正杰的文章“南开大学‘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学继续在肃反问题上纠缠”提到，鉴于天大揭发的肃反中几个事件的情况，南大党委顾虑因类似事件也会在南大引起波动（南大有两个教授、一个教师在肃反中自杀）。
　　1957年2223期19页，“山东师范学院‘鸣放’情况：化学系在肃反时教授崔永福自杀，崔不是肃反对象，是被吓自杀的。
　　1957年2224期13页，“南京高等学校‘鸣’‘放’情况”提到江苏医学院的情况时曾就陈少伯教授为何自杀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页，“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引起一学员跳楼自杀”：1月25日，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因追查反动标语，导致师资训练班学员陈君豪跳楼自杀（未死）。原因是怀疑陈在厕所里写了“打倒共产党”“消灭共集团”的反动标语。
　　1957年2150期208页，“内蒙古复员军人中发生多起自杀、被杀和烈属、军属被奸案”。
　　1957年2252期26页，“重庆市反右派中连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派在四川人民艺术剧院“鸣”、“放”的党员干部胡汉忏2日晚八时三刻左右在该院自杀身死，自杀发生在他参加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一个布置反右派斗争会议后的两个小时内。据重庆市公安局检验证明，胡系用自备小型洋刀在颈项左右动脉戮了五刀后死的。……胡本人有问题未彻底交代可能是自杀的原因，而反右派斗争的压力则促成了这次自杀。文章还提到，西南农学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嘱其妻准备后事，表示要自杀。
　　1957年2254期11页，“武汉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的第一个高潮中有一人自杀，一人自杀未遂。……自杀的是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二年级学生彭先赞。彭是共青团员，湖南人，23岁。他看到反右派斗争声势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杀。这一情况该院已向湖北省委书记汇报，省委书记许道琦指示该院不能因此影响反右派斗争的进行。院方已将此事向全院宣布，并进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论，团委会还宣布了开除彭的团藉。据说学生中反映还好。
　　1957年2256期28页，“上海外国语学院在反右派斗争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上海外国语学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两人自杀，两人逃跑。该院一年级七班学生陆立时（女，21岁）于8日中午自杀身死。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天上午班里开会批判其右派言论，因陆态度强硬，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怒，曾高呼“只有老实交代才有出路，继续抗拒只有自绝于人民”等口号，这时陆承认有反党言论，并表示愿在下午交代。会议结束后，校方为防止发生意外，曾派两名女同学注意她的行动，吃饭时那两个女同学没有留神，陆即奔宿舍，写了一封简短的绝命书，随即用剪刀剪断喉管自杀，发现后，经校医急救无效，死亡。另一个自杀的是工友施永丰（未死）。
　　1957年2256期31页，“湖南各地中等学校酝酿闹事”：最近，有些地方由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没有跟上去，已发生学生自杀或企图自杀事件。
　　1957年2263期29页，“安徽省右派分子吕荫南畏罪自杀”：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省文史馆员吕荫南畏罪自杀，原因是他不承认对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药自杀。
　　1957年2274期7页，“最近陆续发现有右派分子逃避斗争、自杀和逃跑现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个专区发生自杀自死一起，死者为淮北公路运输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斗争会议被提名为右派分子并责令继续交代以后，当晚即投淮河自杀。文章分析原因说：领导上缺乏警惕，没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有的已表现了紧张情绪亦未引起足够注意；同时对右派分子只一味强调斗争，而没有进行启发诱导等劝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页，“湖南中小学毕业生发生自杀失踪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页，“重庆市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六起”：重庆反右派斗争期间先后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伤2人。死者除1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杀前杀死外，有党员4人，共青团员1人。论职别：处长一，科长一，一般工作人员三。自杀未遂之二人，一为一般工作人员，一为学生。自杀者一般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如东林煤矿生产科长王彬1939年参加过国民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时他有一系列的反动言论，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竭力为肃反对象“鸣冤”；其妻有杀父之仇，因此他们以全家三口自杀表示“不与共产党同处一世界”。文章还说：“据了解，自杀事件大部分发生于反右派斗争初期，可能是因来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页，“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学校的中、小学毕业生思想波动很大”一文说：“目前已发现未考取学校的的学生自杀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页，“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畏罪自杀案件多起”：河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地主、富农分子畏罪自杀事件多起。据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杀身死。如信阳专区发生自杀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者4人，农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页，“吴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三起自杀事件”：吴县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有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却随之产生了偏激情绪，以致在运动中出现了乱扣政治帽子、查粮、抄家、打人、绑人等情况，最严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内竟因此先后发生了3起自杀身死事件。本期还有一篇文章，“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连续发生自杀事件”：山东省农村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个别地区发生重点批判面过宽、乱点名、乱斗争、翻粮食，乃至打人、捆人、罚跪、游街等现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杀的严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统计，已发生自杀事件57起（内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页，“青海农业区在大辩论中十二天内有十一人自杀身死”：青海省农业区在大辩论中，从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杀身死，其中藏民2人，汉民9人，地主1人，上中农8人，下中农1人，贫农1人。死者大多数是思想落后，没有破坏活动；少数有破坏活动，也不够法办程度。文章分析原因：“总的来说是对不法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斗争和对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说理批判没有严格分清，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把土改时斗争地主的方式用于社会主义大辩论。
　　1957年2322期9页，“武汉高等学校在反右斗争中一周内发生自杀、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周来武汉各高等学校在反右派斗争中发生自杀、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杀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文章分析原因说：“经过开学前的批判右倾思想后，开学后的反右派斗争声势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压力很大，惊慌不安。如华中工学院死了的一学生，原来是划做中右，他在大鸣大放时只偷偷地写过一张大字报，反右派斗争开展后也没有跟任何人谈，开学后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时转不过弯来就自杀了。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毕长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学期未点他的名，暑假中他还和李达校长等一同去庐山休养，回来后也还未动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个教师到他家闲谈，谈到物理系开会时对他意见颇多。毕长林听了后惶惶不安，晚上8时谈的，10时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页，“辽宁省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有些右派以死威胁。如吴润芝（民进大连市委秘书长）表示“活着没意思”。姜陟庭（民建辽阳市工商联主委）已经服毒自杀。
　　1957年2332期11页，“河北省农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河北省各地农村在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发生许多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53个县发生105起，死95人。据79起自杀事件统计，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5人，顽伪人员、人，富裕中农4人，中、贫农19人，军属2人，村、社干部3人。”文章说，这其中“畏罪自杀的12起。另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对党的政策宣传不够深透，使一些有问题的人，摸不着底，恐慌自杀的38起。还一个原因是，由于斗争方法简单生硬，甚至采用打、拉等办法，使被斗对象感到无路可走，造成自杀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页，“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党内极右派分子、原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已于10月28日夜畏罪自杀身死。刘建死时，年龄仅39岁。在刘建死后，山东省委认为：刘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
　　1957年2371期13页，“山东省秋粮征购、定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定销方面，由于摸底不清，安排迟缓，个别地区农民发生闹粮、外逃和自杀现象。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间的自杀者未必是因为懦弱。有的人是见到与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划为右派后受尽凌辱，为免自己受辱而宁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为亲人被斗争，不愿与之“划清界线”而宁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学生因为说“苏联并不是真正帮助中国，他们把中国的鸡蛋、苹果、好吃的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而被检举，当局便责令其父“揭发”，父亲不愿伤子而卧轨自杀。还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成为右派而自杀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的许多自杀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抗议行为，这可能与中国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有关。不仅许多人以终结自己的生命向当局及其追随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后的不屈的抗议，甚至还有为朋友被整而愤然自杀的。例如，当刘宾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时，其好友戚学毅即以跳楼表现了“士为知己者死”之气概。
　　3. “文革”期间
　　“文革”期间发生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即达326人；文革期间，零陵地区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
　　在文革的发源地北京大学，据那里的教师叙述，当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现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生晚上都不敢近前。笔者曾看过的一个材料说，仅在北京大学，“文革”初期和工宣队进驻期间，自杀的著名教授就有24名。北大历史系共青团总支书记、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办公室主任的吴伟能文革中曾经是“左派”，担任了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主任。1968年11月4日晚，他悄悄离开了“学习班”，在圆明园东北角投水自杀。死后第二天，北大历史系召开了针对他的批判会，给死者扣上了“反革命”、”叛党”（指自杀）等六顶帽子。在吴伟能的尸体被发现时，圆明园的那个池塘里还有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妇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有一个是清华大学的老师。
　　其实，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遍及全国，岂止是北大一校。1966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史专家、副系主任傅洛焕看到大字报和遭到“斗争会”攻击后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杀。文革时天津有一阵子自杀成了风，据说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的自杀开的头。一位天津的老大夫告诉笔者其亲自目睹之事：1966年8、9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他在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上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三具。由于人们普遍见过投水自杀的尸体，以致于北京市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不用看死者的面容，仅看尸体浮起时的状态就知道死者的性别，女的仰着，男的趴着。这种生活经验大概是中国人独有的。
　　“文革”中自杀现象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是，随着政治运动向社会各阶层全面延伸，其残酷程度越来越高，自杀行为也蔓延到了社会各阶层，不再集中于某几个阶层。从大学到中央机关，从普通工人到中小学生，都有人遭到或惧于政治迫害而自杀。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时期自杀的记录始终是零散的。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怪的特点，即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笔者居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文革中的自杀行为一直延续了几年，根据一份”内部”的统计材料，仅上海市在1968年到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饱受侮辱和折磨后自杀的人即达一万多人。由于关于文革的资料和回忆录比较多，读者可以从许多出版物中找到类似叙述，这里就不再进一步说明了。

二、知识分子自杀现象的分析与评价

　　在已收集到的1949至1976年间自杀者的案例中，以知识分子的自杀最引人注意。下面的分析以笔者选择的部分知名知识分子的案例为基础，这一名单与上一节的自杀名单基本不重复。在这一名单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是本世纪上半叶的大学毕业生，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多半学有专攻，是各自学科或领域内的骨干，也可以说是民族的知识精英。他们在中共建立政权时都留在大陆或在中共建政后特地从海外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文化建设事业。他们是爱国的，并非中共的政敌，不少人甚至就是中共早年的党员和重要干部。但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政治打击的对象，使得他们走上了绝路。
　　1. 39例自杀案例的归类分析
　　为找出自杀现象的共性特征以研究其成因，笔者曾按下列项目分析对比过名单中的案例资料：1.自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2.自杀的具体方式（如跳河、跳楼、跳烟囱、跳海、跳井、跳粪坑；自缢；打开煤气；服过量安眠药；触电；切断动脉；卧轨等）。3.自杀的直接动机。4.生前工作单位。5.生前经济状况(主要指收入)。6.自杀前的身体状况(是否患有疾病)。7.自杀时的婚姻状况(主要指是否与配偶不和)。8.自杀时与子女的关系。9.自杀时的年龄。10.自杀后单位的结论。11.自杀者家族成员中有无自杀史。12.其它特殊情况。
　　经过归纳分析后，发现了如下特征：
　　第一，在诸种自杀方式中死者通常选用最简单、成功率较高的方式，如跳楼、自缢，这表明知识分子自杀时的绝望程度和必死的决心。他们选择的自杀方式还受制于物质条件的制约。例如，只有少数人选择打开煤气的方式，且集中在家庭煤气使用率较高的上海；自杀的高级官员中多采用服安眠药的方式；而其它自杀者则往往选择自缢和跳楼等痛苦或惨烈的方式。
　　第二，自杀者中，除少数人外（老舍67岁、饶毓泰77岁、卢作孚69岁、王重民73岁、周瘦鹃67岁），其余35人的年龄约在45岁至55岁之间。自杀者的这一年龄特征说明，自杀的知识分子中以年富力强、正处在事业高峰期的中年人为主。例如，其中有张宗燧、饶毓泰，谢家荣、汤非凡四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饶、谢两位还是1948年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还有熊十力、周予同等国学大师。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也都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既然处于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有较多自杀者，说明社会生活是极不正常的，这些人如果不是被逼到绝路上，一般情况下其自杀动机本来可能会比其它年龄段的人低。
　　第三，自杀者集中分布在高等院校、作协文联、艺术团体，这些职业恰恰是“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和“文革”的矛头所向。
　　第四，自杀者中有不少是夫妻双方同时自杀，如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吴晗夫妇、闻捷夫妇、刘盼遂夫妇、刘绶松夫妇、杨嘉仁夫妇、田保生夫妇、李绂夫妇、张宗颖夫妇。这种现象说明，这些自杀者的婚姻状况良好，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反映了夫妻双方对自杀身死有高度认同。
　　第五，绝大多数自杀者的家族中都没有自杀记录，从自杀者的性格、年龄、经济、婚姻状况里，都找不到明显的自杀理由。由此可以推测，这些自杀现象的原因与社会学通常对常态社会里自杀现象的假设不同。
　　2. 自杀现象的原因解析
　　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曾对自杀现象做过系统的研究，他从对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体的研究中，将自杀的类型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利己型(egoistic)，这类自杀的根源在于个人未与社会融为一体；第二种为利他型自杀(altruistic)，即自杀者出于高尚的信念，如为宗教信仰或义无反顾的政治忠诚而贡献自己的生命；第三种为动乱型自杀(anomic)，它的产生是由于个人缺乏社会约束的调节，个人需求和欲望的实现受到了社会的制约。杜尔凯姆将自杀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因素的思路，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他认为，自杀与社会环境有关；正是从自杀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某人自杀的根源和背景。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杀状况，恰好能从它们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找出根源。但是，导致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与杜尔凯姆的分析并不吻合。因为，杜尔凯姆所描述的是常态社会中自杀现象的一般规律，而笔者在本文中所考察的却是一个非常态社会中知识分子自杀的奇异现象。杜尔凯姆有关自杀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这种自杀现象。仅在分析某些个案时，杜氏的理论或许有参考价值。
　　在1949年至1976年间自杀的大批著名知识分子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之间，本来并不存在特别的紧张和冲突，但是，在当局有意识地引导操纵下，形成了一种对知识分子强加政治压力的社会政治环境，这种压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达到了高峰，而知识分子的自杀率则与这几年政治运动中的政治压力高低完全成正比例。在已知案例中，自杀的时间集中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这三次高峰，这些自杀高峰与当时的三次政治运动的高潮期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实质。
　　这一时期出现的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还带有明显的突发性和传染性。当许多人处于几乎相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时，个别自杀者的行为具有对其它社会成员的某种暗示性，而别的正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这一暗示，而选择相同的结局。例如，1966年9月3日著名音乐家傅雷夫妇自杀后，仅过了三天，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也一起自杀；又隔了三天，傅雷生前的好友、该音乐学院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也自杀身亡；随后，该院的音乐理论家沈知白、管弦系主任陈又新也相继自杀。
　　在这二十多年里，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选择自杀的道路，确实是令人吃惊的。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自杀的原因。
　　首先，这个时代的政治社会制度产生了一种严重威胁知识分子生存的气氛。在自杀者中以早年信奉自由主义理想、并有留学和国外生活背景的知识分子为多。这些知识分子曾经感受过自由社会的生活方式，他们回国前或者对中共的制度不了解，或者是对这一制度抱有不少美好的幻想，结果国内现实的政治环境与他们所期待和愿意接受的显现出巨大的差异。发现受骗上当后，他们的内心可能长期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下而无法自拔，再遭遇突然降临的政治打击，就很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崩溃。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当年从香港回到中国的三个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容国团和傅其芳，最后全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共建政之初，有不少知识分子本来是可以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由于对新政权抱有幻想而留了下来。当后来他们面临政治高压时，或许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一种追悔莫及之感，这也是令他们走上自杀之路的可能原因之一。
　　其次，五十年代初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产生了一种媚上卖友、不择手段打击同事甚至亲友的极为恶劣的政治文化，而且这种政治文化被冠上“革命”的旗号而受到政府鼓励。社会当中充满了对立，中国社会中传统的友情被无条件对党和干部的效忠所替代，正常的社会人际关系受到很大的破坏。这样的政治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也是这些知识分子难以认同的。从以往早已习惯了的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落入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并且毫无选择地不得不在其中生存下去，使许多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摧残，个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无法通过任何渠道释放出来。人际关系的普遍恶化，甚至使家庭、亲戚、甚至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知识分子自守的个人道德和人格，无法对抗这种由政权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无道德化，因而他们会有孤立无援之感。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气氛中，让许多正直而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产生厌世的社会心理，这是自杀现象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再次，五十年代以降，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日益取代、甚至消灭了传统的日常文化生活；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使整个社会普遍缺少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取消了教会，使一切与教会相关的博爱观念都淡化了。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人都自顾不暇，甚至人人自危，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社会成员也普遍失去了人类本应有的同情心。在这种情况下，绝望而有可能走上绝路的人们以及已经自杀的死者，不但得不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反而受到更严酷的打击。从本文列举的自杀案例中可以发现，某人自杀后，其所在单位往往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他们的多数在“畏罪自杀的”名义下而被罪加一等。巴金曾说过：“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不仅在社会基层如此，党政高层也毫不关心绝望者的命运。毛泽东就曾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过这样轻松的话：“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自杀现象缺少起码的人道关怀，也是自杀现象激增的原因。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的高自杀率，与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间政治运动中对他们人格的恶意侮辱有关。从已知的自杀案例中发现，自杀者往往相对地集中在这样几个社会群体，即大学教授（学者）、作家、大学生、名演员。有研究表明，在西方和日本，作家自杀的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而历史上中国作家却很少自杀。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期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却集中出现了一个自杀的高峰呢？其原因只能从那一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寻找。从案例中发现，当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污辱有时甚至超过了政治迫害。比如，当年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就是在被人当面扇了耳光之后自杀的，其它诸如老舍、傅雷、翦伯赞等都有类似情况。知识分子是高度自尊、传统上也受到社会充分尊重的社会群体，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才史无前例地受到了自上而下的、有系统的、刻意的政治迫害和人格侮辱，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自杀的直接原因。
　　最后，自中共建政以来，除了连续不断的政治高压外，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也迅速缩小，他们一旦受到打压就只有死路一条。知识分子以传播思想文化为职业，但1949年后完全取消了新闻和出版自由，逼着知识分子只能依赖现存体制生存。同时，政府垄断了几乎一切知识分子可能就业的场所。如果知识分子被这个体制所排斥，他们将再也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能谋生，而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而对一些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失去了原来的职业，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数知识分子受迫害后的绝望正是由此而生的。这种为了明确的政治目而塑造的严酷的生存环境，是导致这一期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急剧上升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既不同于帝俄时代的流放，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谪贬。在那样的时代里，在皇权之外还有民间社会，被正统贬斥并不意味着在民间无法生存。而在1949年至1976年间，民间社会基本上消失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受到政治迫害后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当时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处理方式通常是两种，一种是将其下放到最为贫困的地区，另一种是将其遣返回乡。两种方式都以急剧改变知识分子的生存条件为特点，从肉体和物质上进行双重折磨。前一种方式把原来生活状况尚属中上的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习惯于南方气候）送到新疆、青海、山西、北大荒等地最偏僻的乡间，故意从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两方面长期折磨他们，目的是要让思想上比较独立的知识分子臣服。后一种方式对知识分子的打击则是双重的，中国有荣归故里、衣锦还乡的文化传统，但把来自农村的、好不容易才从乡间挣扎出去的读书人遣返回老家，让他们戴着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嫌、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在故乡的前辈、亲戚、朋友面前认罪，是对他们的尊严的最后的严酷打击。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受到主政者鼓励的政治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这无形中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时考虑最终出路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三、结论

　　在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出现的大批知识分子自杀的现象是人类的耻辱。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毛时代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时期其它阶层的生活状况。在一个没有自杀传统的国家里，突然出现异常的知识分子自杀高峰，这个现象从反面证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不仅具有摧毁社会传统的能力，而且对知识分子怀有特殊的敌意。本文所研究的自杀现象对中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极为明显的，而且为祸之久，至今仍未消失。知识分子的大批自杀与打击知识精英的其它结果一起，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学术文化发展的断层，进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损失可能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了，何况这一政治文化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由此就更可以体会到坚持类似研究的意义。

摘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台湾秀威科技出版有限公司 2008年版

（原文有86个注释，转载时省略。限于篇幅，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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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57:45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

作者：时间：2008-10-22 来源：环球网

　　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发展事业当中。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翦伯赞(1898-1968)中国历史学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图片说明：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

　　邓广铭如是说

　　1966年夏，北京大学一片炙热，成为全国的焦点。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了出来，迅猛地形成一股热浪，由北大传往全国。此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康生的意图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于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报，马上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如此一来，虽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批驳，也受到中央不少领导同志的抵制，但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在北京大学，因为翦伯赞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仅排在陆平、彭珮云两位校领导之后，接受严厉的批判。

　　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珮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样批评？……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发言，煽动群众的情绪，大声地喊着:五十多天来，没有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珮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斗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来到北大，康生在发言中仍念念不忘翦伯赞，又在叫嚣: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珮云又怎么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7月28日，康生在北京大学接见部分高校来访同学时的讲话中，又指示:斗争有的学校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校合拢起来，有的学校先斗当权派，再斗学校“权威”。例如北大先斗陆平、彭珮云当然就要轮到斗翦伯赞、冯定……

　　在一次次的点名后，在政治浪潮一浪高于一浪的狂热形势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何况翦伯赞。虽然他曾据理力争，但他等来的已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要武斗不要文斗”，是由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他听到: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浩大声势，数不清的造反派在喊:“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翦伯赞在临近70高龄的时候，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场运动。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浩劫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声音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生命也显得如此渺小。

　　燕东园28号住宅内一片凄风冷雨。

　　在这个树阴掩映下的灰色小楼内，翦伯赞曾写下多少宏篇巨制，发出多少爽朗的欢笑。可是，现在，这儿是一个悲凉的所在。

　　翦伯赞已老病缠身。刘大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医院的走廊，“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

　　翦伯赞的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提道: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说:“（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聂、孙们煽动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背拽到屋中。

　　可以看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许多无知的人被利用了，当了帮凶。

　　同时，这场政治运动还使一些人被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邓广铭先生是一位勇于面对历史，勇于面对自己的人，他公开提及:在翦老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承担起编写《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翦老主动承当主编，而且后来他也确实起到了主编的作用。“其所以要编这本书（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纲要》），就是为着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树立一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是引几句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作‘镶边’之用，不是这样，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穿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执笔的，在编写中没有真正达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把这部书当作‘大毒草’，在报上公开批判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并把‘罪状’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写进书里。有没有这个话呢？有这个话。不过，翦老是说，你们不要说马、恩、列、斯怎么论怎么说，你只要在论述历史当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行了，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在大字报中，宣布翦伯赞的‘罪状’，这就是一条。”

　　在种种莫须有的“罪状”中，翦伯赞身心均受到严重的摧残，苦度时日。

　　“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此时，已有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冠以“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开始的时候讲:“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末尾时则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还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现在有他的说法: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其中确实有妖啊！

　　此次会议，毛泽东还特地提到翦伯赞，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终于再次见到阳光，生活得到改善，住宅也变了。他们被安排在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老两口的生活。

　　翦伯赞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据说，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如此一来，翦伯赞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夫妇俩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参加落实政策的大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70岁高龄的翦伯赞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没过几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历史系的几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翦伯赞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批准《审查报告》自然是错误的），刘案已经结束。专案组的成员何以还要大做文章？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呀？

　　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白，并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翦伯赞的解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

　　但翦伯赞仍然坚持着，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翦伯赞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可是现在，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敢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不如死，他开始考虑如何解脱了。

　　我实在交不去来

　　从搬进燕南园，到当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为达到目的，专案组成员无休止地威胁恐吓，进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赞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赞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晕倒，自杀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坚定。他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了。翦伯赞叹一口气，对旁边的人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当天晚上，翦伯赞夫妇向人世告别。为了不引起守候他们的杜铨的注意，10点多钟的时候，翦伯赞特地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请工人在明天早上为他买几根油条。

　　12点多，翦伯赞夫妇从床上起来，郑重地穿上新衣新袜。

　　杜铨此时除负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外，还被派给随时监视并提防他们自杀的任务，听到响动，也要起床。

　　翦伯赞平静地对他说:“您不要起来了，我只是想喝点牛奶。”

　　翦伯赞的夫人也说:“他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火炉还好着呢，就不麻烦您了。”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翦伯赞的夫人说道:“喝点就行了，赶快睡吧。”此后，杜铨再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第二天早晨，当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所写的杜师傅就是守候他们的杜铨。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即便如此，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过程很费周折。

　　如今，我时常会去燕南园看看，免不了也会见到翦伯赞住过的燕南园64号。那儿的风景依然美丽，绿树环绕，鲜花盛开，古式的房屋渗透着平和的气息。人们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谈论，早忘了这儿还曾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祝愿这样的生活永远持续。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说一声: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历史。历史使人警觉，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旧错，使人不断进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14:43

1966～1969 文革中死亡的文化名人录

作者：佚名 时间：2009-06-23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九六六年：　　邓拓，作家、著名新闻工作者，旧北京市委三家村反革命集团首恶，五月十八曰在其家中自杀身亡。福建闽侯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三O年加入中共，曾任《晋察冀曰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著作选集》。一九四九年后任《人民曰报》社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著有《燕山夜话》、《中国救荒史》，以及与吴晤、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等。死时仅五十四岁。　　田家英，史学家。五月二十三曰在中南海永福堂家中遇害，传为汪.东.兴带去的宋姓警卫处长射杀。四川成都人，一九二二年生。一九三七年赴延安，翌年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起任毛泽东秘书。历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著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中国妇女生活史话》、《毛泽东选集介绍》等。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李达，哲学家，教育家，中共创建人之一。八月二十四曰，浮尸武昌东湖珞珈山下。湖南零陵人，一八九O年生。一九一三年赴曰本留学。一九二O年同陈独秀等人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七年脱党，先后任教上海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一九四九年重新加入中共，先后出任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一度与毛泽东关系融洽。一九五八年因批评大跃进被毛氏疏远。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曰文革初起，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开除党藉、公职，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押送原籍，罪名为「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主要著作有《李达文集》四卷。享年七十七岁。　　储安平，教育家，出版家。八月中下旬，被红卫兵批斗、殴打之后，遍体伤痕出走、失踪，尸骨无存。江苏宜兴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三六年赴英国留学。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曰.报》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院教授、中英文化协会秘书、《观察》杂志主编。一九四九年后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光明曰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因响应毛泽东整风之号召，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每月只给二十五元生活费，让其苟活......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狂飙中重新被揪出来残酷批斗。他失踪、死亡时间不详，活了约五十七岁。　　老舍，作家，满族，北京人。八月二十三曰下午，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焚烧一批市文化局收存的戏剧服装及道具，把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额良，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马连良等三十余人押来现场批斗，当场剃他们的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勒令围跪在熊熊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用钢头皮带抽头。三十几名作家、艺术家个个头破血流。作家老舍说了句「士可杀、不可辱」，被当场打晕死过去......八月二十四曰，老舍尸体在什刹后海被发现、脖子上仍挂著大黑牌，脑袋开花。主要著作有长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等数十种。一八九九年生。享年六十七岁。　　博雷，文学翻译家，上海人。九月三曰，在历经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殴打后，在家中和夫人一起自杀丧命。自三O年代起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巴尔扎克小说著称。一九O八年生。享年五十八岁。　　马连良，京剧艺术家，回族，北京人。十二月十六曰，被北京剧院内红卫兵造反派酷刑殴打，重伤不治死去。生前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演出剧目主要有《群英会．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定军山》、《打渔杀家》、《苏武牧羊》、《赵氏孤儿》、《海瑞罢官》等等。正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一剧出尔反尔，致他於死地。一九O一年生。享年六十五岁。　　周洁夫，语言文字学家，北大教授，一九一四年生，北京人。死年五十二岁。　　赵少咸，语言文字学家，一八八六年生，安徽人。著有《广韵疏证》二十八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三十余卷，享年八十岁。　　陈笑雨，笔名马铁了，杂文家，一九一七年生，江苏人。曾任《文艺报》副主编、《人民曰报》编委，著有《说东道西集》等十数种，死年四十九岁。　　陈梦家，古文字学家，一九一一年生，浙江人。著有《甲骨断代学》、《殷墟十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年代考》等等。死年五十五岁。　　孙伏园，作家，编辑家，一八九四年生，浙江人。著作有《伏园游记》、《鲁迅二三事》等，享年七十二岁。　　刘永济，文学史家，一八八七年生，湖南人。著有《文学论》、《文心雕龙校择》、《词论》等，享年七十九岁。　　孔厥，作家，一九一六年生，江苏人。著有长篇《新儿女英雄传》等，死年五十岁。叶以群，作家，文艺理论家，一九一一年生，安徽人。著作有《文学基础知识》、《文学基本原理》、《文学问题漫论》、《今允曰文谈》等，死年五十五岁。徐韬，电影艺术家，一九一O年生，江苏人。导演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大地重光》、《海魂》、《搜书院》、《摩雅泰》、《关汉卿》等，死年五十六岁。　　韩俊卿，女表演艺术家，一九一五年生，河北人。主演可北梆子《红梅合》、《秦香莲》、《蝴蝶杯》、《三上轿》、《金水桥》等，死年五十一岁。　　黎国荃，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一九一四年生，北京人。曾任北京管弦乐团团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等。死年五十二岁。　　向达，历史学家，一九OO年生，湖南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蛮书校注》等。文革初打成反动权威、「外国特务」，死年六十六岁。　　李平心，历史学家，一九O八年生，江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全国总书目》等。文革初自杀，死年五十八岁。　　汪签，历史学家，一九一六年生，江苏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汪钱隋唐史论稿》，《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文革初自杀，死年五十岁。　　陈序经，东南亚史专家，一九O三年生，广东人。南开大学教授，副校长。著有《中国文化的出路》、《南洋与中国》等，死年六十三岁。　　岑家梧，历史学家，一九一二年生，广东人。一九三四年留学曰本。中山大学教授，著有《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等。死年五十四岁。　　附记：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单位均出现过讲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自杀群，名不尽录。　　一九六七年：　　七龄童，绍剧艺术家，一九二一年生，浙江人。素有「活八戒」、「神八戒」美誉。死年四十六岁。　　小白玉霜，女评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二一年生，河北人。曾任中国评剧院副院长、主演《秦香莲》、《杜十娘》、《小女婿》、《罗汉钱》、《朱痕记》等，白派唱腔，名扬天下。死年四十五岁。　　于宗琨，京剧艺术家，导演。一九二六年生，上海人。曾加工、整理、导演了几十出优秀传统剧目及新编历史剧，如《关羽走麦城》、《天门阵》、《文天祥》、《关汉卿》等，死年四十一岁。　　刘奎龄，国画家，一八八五年生，天津人。享年八十二岁。　　黎锦晖，歌舞作曲家，一八九一年生，湖南人。享年七十六岁。　　罗广斌，作家，一九二四年生，四川人。曾与杨益益言合著长篇《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死年四十三岁。　　阿珑，作家，诗人，一九O七年生，浙江人。著有长篇《南京》、诗集《无弦琴》等。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死於狱中。死年六十岁。　　李嘉言，古典文学研究家，一九一一年生，河南人。著有《贾鸟年谱》、《古诗初探》、《岑参诗年谱》等，死年五十六岁。　　任铭善，语言学家，一九一三年生，江苏人。浙江大学教授，著有《汉语史讲义语言部分》、《中国语文基本问题》、《语法教学与汉语规范化》等，死年五十四岁。　　萧长华，京剧艺术家，一八七八年生，一九六七年被批斗致死。　　张重一，原北京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老师。生年不详，因刘少奇案惨死狱中。　　曾昭抡，科学家，一八九九年生，湖南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历任北大、清华化学系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一九五七年划为科学界大右派。一九六七年批斗致死，享年六十八岁。　　韩克树，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辽宁人。历任通讯工程学院副院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等职，死年五十一岁。　　董渭川，社会教育家，一九OO年生，山东人。著有《中国文盲问题》、《旧教育批判》等，死年六十七岁。　　常溪萍，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死年五十一岁。　　高芸生，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一年生，河北人。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死年五十六岁。　　孟宪承，教育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华东师大教授、校长，著有《教育概论》、《大学教育》等，死年七十三岁。　　赵宗复，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山西人。历任山西文教厅厅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山西大学校长，死年五十一岁。　　邱桩，教育学家，一八九八年生，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战后欧美教育》、《古代教育思想论丛》等，死年六十九岁。　　孙泱，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五年生，四川人。曾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被学校红卫兵群殴致死。死年五十二岁。　　江隆基，教育家，一九O六年生，陕西人。历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著作有《江隆基论教育文选》。死年六十一岁。　　一九六八年：　　严凤英，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一九三O年生，安徽人。主演电影戏曲片《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将黄梅戏唱腔传遍海内外。死年三十八岁。　　上官云珠，电影表演艺术家，一九二O年生，江苏人。主演影片《国色天香》、《花月良宵》、《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数十部。传与毛泽东有染，为江青所害。死年四十八岁。　　海默，剧作家，一九二三年生，山东人。改编电影剧本有《草原上的人们》、《红旗谱》、《深山里的菊花》、《母亲》等十几部，并创作话剧、歌剧多部。死年四十五岁。　　冯志，作家，一九二三年生，河北人。著有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等。死年四十五岁。　　向隅，作曲家，一九一二年生，湖南人。大型歌剧《白毛女》作曲之一，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红缨枪》等。死年五十六岁。　　司马文森，作家，一九一六年生，福建人。著有长篇《雨季》、《人的希望》、电影剧本《火凤凰》、《血海仇》等。死年五十二岁。　　伊兵，剧作家，一九一六年生，浙江人。主要著作有《在戏剧战线上》、《现实与理想》，并曾整理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死年五十二岁。　　彭柏山，作家，一九一O年生，湖南人。曾任解放军某军副政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五年划为胡风分子。著有小说《战争与人民》等。死年五十八岁。　　周瘦鹃，作家，文学翻译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著有散文集《行云集》、小说集《南京之国》、译著《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等。死年七十四岁。　　郑洪，剧作家，一九二八年生，广东人。创作或与人合作电影剧本《十二次列车》、《怒潮》等十几部，死年四十岁。　　丽尼，作家，一九O九年生，湖北人。著有《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等。亦是屠格涅夫名著《贵族之家》、《前夜》的中文译者。死年五十九岁。　　刘芝明，剧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O五年生，辽宁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创作京剧《雁荡山》、《美人计》，评剧《逼上梁山》、《小女婿》等。死年六十三岁。　　杨朔，作家，一九一三年生，山东人。著有长篇《洗兵马》、中篇《北线》、《红石山》、《望南山》，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枝》等。死年五十五岁。　　田汉，诗人，剧作家，一八九八年生，湖南人。中国新戏剧开拓者，「祖师爷」。生平剧作甚丰。《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死年七十岁。　　容国团，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一九三七年生，香港归侨，死年仅三十一岁。　　翦伯赞，历史学家，北大教授，一八九八年生，湖南人。著有《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不堪北大红卫兵凌辱，与妻子一起自杀，享年七十岁。　　荀慧生，京剧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一九OO年生，河北人。主演京剧三百多出，世称「荀派」。死年六十八岁。　　孙维世，戏剧家，导演，一九二一年生，四川人。周.恩来养女，毛泽东情人。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实验话剧院总导演，著有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为江青下令杀害。死年四十七岁。　　齐观山，摄影家，一九二四年生，河北人。曾出版《齐观山摄影作品选集》，死年四十四岁。　　吴湖帆，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主要作品有《吴湖帆画集》、《梅景画芨》等。被红卫兵反覆抄家十几次，死年七十四岁。　　费克，作曲家，剧作家，一九一七年生，湖北人。作品有《费克歌曲集》、《农村歌曲集》等，以及话剧剧本《天京风雨》、《红色路线》等，死年五十一岁。　　蔡楚生，电影艺术家，一九O六年生，广东人。主要作品有影片《战地小同胞》、《都会的早晨》、《渔光曲》、《一江舂水向东流》、《南海潮》等数十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死年六十二岁。　　柳提，教育家，一九O三年生，湖南人。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柳堤论文选》，死年六十五岁。　　傅连章，著名医生，福建人，一八九四年生。青年时就读於汀州亚盛顿天主教医学专科学院，后任长汀天主教医院医生。一九三三年毛泽东患恶性痢疾赴长汀求治，经傅连章救治活命。傅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两次患恶性虐疾高烧昏迷，均由傅连障抢救活命。当时毛泽东称傅医生为「活扁雀」，三次救他性命。随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局局长。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首长保健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五年获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其间，对林彪长期吸鸦片、毛泽东长期滥交女友多有规劝、批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残酷批斗。九月三曰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九月五曰他被红卫兵打断肋骨。毛泽东非旦未救他的命，而由其夫人江青下令将其投入监狱，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曰惨死狱中。他行医一生，救治过无数人的性命，包括救治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彪、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大批中共领导人的性命，最后被毛氏红卫兵暴徒群殴至生命垂危，关入牢房，得不到任何医治而死。死年七十四岁。　　传其芳，著名乒乓球教练，一九二三年生，香港归侨。一九五八年起任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总教练，为中国男队蝉联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做出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美蒋间谍、特务」，死年四十五岁。　　孙兰，女教育管理家，一九一三年生，江苏人。一九三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中文系。历任南京市文教局副局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死年五十五岁。　　樊映川，数学教育家，一九OO年生，安徽人。一九二六年毕业於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九四O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O年回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文革中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主要著作有《高等数学讲义》，沿用至今。死年六十七岁。　　蒋荫恩，新闻教育家，一九一O年生，浙江人。一九三五年毕业於燕京大学新闻系。历任《大公报》总编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著有《报纸编辑讲义》等。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死年五十八岁。　　曹亨闻，新闻教育家，一九一O年生，浙江人。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获硕士学位。一九三九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著有《新闻事业史》、《外国资产阶级报刊史》等。文革初期被打成「英国间谍」。死年五十八岁。　　一九六九年：　　舒绣文，女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一九一五年生，安徽人。青年时代参加五月话剧社，春秋剧社。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华剧艺社。抗战胜利后，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一九四九年后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一九五七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主要演员。历任中国剧协和中国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抗战时期在重庆被评为「话剧四大名旦」之一。主演的主要电影有《保卫我们的土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主要的话剧有《棠棣之花》、《天国春秋》、《骆驼祥子》、《关汉卿》、《北京人》等。文革中被打成「文艺黑干将」、「特务分子」、死时年仅五十四岁。　　郑君里，电影、话剧艺术家，一九一一年生，广东人。一九二七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一九三一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次年进联华影业公司当演员，与江青熟识，同台演出。抗战前曾参与《新女性》、《大路》、《迷途的羔羊》等二十部影片的演出。抗战期间参加抗曰救亡宣传演出。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雅与麻雀》等优秀影片。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导演过《林则徐》、《聂耳》、《枯木逢舂》等著名影片。并著有电影导演理论著作《画外音》等。文革中因熟知江青内情惨遭抄家、批斗，迫害致死。死年五十八岁。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14:12

王友琴：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作者：王友琴    时间：2009-06-24 来源：天益网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 “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学校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 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5:09:31

石学峰：在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组图）

作者：石学峰 时间：2011-07-08 来源：共识网


	十年文革，是一场文化的浩劫，也是对文化人的浩劫。在那场对文化人的浩劫中，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无辜地被批判被打倒被剥夺生命，其中有多少文化名人因在文革浩劫中受到迫害自杀，我还没有看到过相关研究和统计资料，不敢随便乱说。现将已经知道的在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名录整理如下：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不堪侮辱跳楼自杀。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1968年6月20日自缢身亡。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于1968年自杀。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1966年6月20日自杀。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傅其芳：1923年出生，浙江鄞县（今鄞州）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57年3月，傅其芳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愿望，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4月5日，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在德国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43:42

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作者：赵淮青    时间：2011-11-23 来源：炎黄春秋

  　　核心提示：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作者：赵淮青，原题：《“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死胡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命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18:12

杜导正：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作者：杜导正 时间：2012-04-11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12:33

许锡良：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邓拓

作者：许锡良时间：2012-04-18 来源：财经网博客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在“文革”前曾经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随后与另外两个学者，吴晗、廖沫沙合写过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并且我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读过这本杂文集，当时感觉虽然说是杂文，也有点批判意识，但是，其实所谓的批评是十分肤浅的。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主要是歌颂体的文学，有此种肤浅的批评也算是有点异样的声音了。

　　之所以把邓拓列为歌颂死的第三位文人，是因为刚好今天看到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老先生纪念邓拓的文章——《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这样评价邓拓：“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这段话又勾起了我对邓拓作进一步探究的欲望。之前，我对邓拓的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简历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颇为辉煌。比如，1949年秋，即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国家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地位能够超过邓拓的文人只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等极少数几个而已。

　　而之前，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即1944年就先知先觉，主动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后来接手主持编辑毛选的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时作为主编的邓拓在毛选的前言加编辑按，这样写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这样的论述比1945年召开的七大刘少奇的论述要早整整一年。邓拓编辑的毛选，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为了能够印好毛选，邓拓亲自过问。当时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日本人还占据着广大的华北地区，但是，这些难不倒邓拓。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邓拓在那简陋的小山村的印刷厂里，竟然做出了奇迹，《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不仅印平装本，还印了不少精装本。

　　可见，邓拓在当时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自然，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即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此后一路官运亨通，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邓拓以著名历史学家、大知识分子、专家教授的身份，在没有得到官方高层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能够以一个传统文人的敏锐预感到编辑毛选对自己前途与命运的价值与份量，那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如果说胡风与杨朔只是以纯粹的文人，用文学的笔调歌颂毛泽东还稍稍欠一些思想与知识的厚重感的话，那么，邓拓以历史学家与著名学者的身份编辑毛选，这无疑是最为高明的。

　　不仅如此，邓拓还亲自撰写了不少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理论文章、散文和诗歌。但是，邓拓显然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以理论的方式来推崇毛泽东的第一人。此外，邓拓还广泛收集毛泽东的手迹，将之精装裱糊于自己家里的墙壁上，时时观摩欣赏，其顶礼膜拜之情无以言表。

　　那么后来邓拓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击呢？关键是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邓拓跟错了人。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紧跟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而彭真又紧跟刘少奇与邓小平，毛刘之争，自然，邓拓成为了第一只替罪羊。具体事件是这样的，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姚文元当时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撰写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首发，但是，北京的报纸在彭真的极力阻拦之下却不肯转发。因为，当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也是历史学家，而且与邓拓算是关系密切的文友加同僚，吴晗当时在北京市政府任副市长，姚写文章表面上是冲着吴晗来的，其实是冲着彭真来的，而彭真的后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用意。邓拓作为具体执行人，自然是第一个遭受到冲击的人。

　　在批斗邓拓的过程中，邓拓害怕自己忍受不了那种没完没了的人身侮辱，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17日，即“5.16通知”下发的第二天就自杀身亡。邓拓在长达6000字的遗书中最后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也开了“文革”期间自杀文人留下遗言向毛泽东表忠心的先例。此后不少有类似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在自杀之前都有类似的表述。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剪伯赞，文学家老舍等等。死之前都留下遗言：“毛主席万岁！”真是印证了当代那句流行歌曲，对毛泽东，自己“死了都要爱”。

　　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07:24

王凡、曾自：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之谜反“顶峰”引杀身之祸

作者：王凡、曾自 时间：2012-04-28 来源：凤凰网历史


	“秀才”们的政治嗅觉还不够灵敏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旋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按逄先知的分析：毛泽东对田家英“虽然已不那么信任，但工作上还需要他”。　　1965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谈话。当时，毛主席提议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选择几本出版，出版时每本均应由中国人为之作个序。这实际是一次打招呼，要“秀才”们考虑一下先选择哪几本，如何作序。谈完后他说过几天还要商谈一次。　　可在此之后毛泽东突然前往上海，在那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的“错误”进行批判。但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再谈的一个月里，甚至有些优哉游哉。田家英还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1961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为那里喜人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直到毛泽东重返杭州，于12月21日再次谈话，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始，但谈得海阔天空，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其中还插入了《海瑞罢官》。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他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第二天，毛泽东同彭真、康生等人谈话，再次重申了21日与秀才们谈的看法：《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原本毛泽东就写序同几位“秀才”讲的话，几个人知晓，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完成交代的任务就行了。可一向尊重毛泽东的田家英听了如此丰富的宏论后，感到这个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主题的谈话非常重要，加之作为中办副主任的传统工作习惯，遂提议整理成纪要送给中央其他同志。　　具体参加整理纪要的有田家英、胡绳和关锋，由关锋执笔。当整理到关于罢官一段言谈时，田家英认为谈话的主题是马列主义经典的学习，而《海瑞罢官》寥寥数语，是附带提及的，同其他附带言及的话一样，不必放在纪要中。胡绳支持，艾思奇也同意田家英的见解，执笔的关锋就按照他们的决定，搞了一份没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　　在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中，是这样叙述此事的：“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仿佛田家英是被动的，并不情愿搞纪要。　　“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 　　很显然，这样的叙述是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艾思奇并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整理工作，他从杭州返京不久即因病逝世了。关锋最初整理出的纪要，原本就没有言及《海瑞罢官》的话，根本不存在从纪要中删除的问题。关锋在完成纪要稿后，曾提出毛泽东有关《海瑞罢官》的言论不写进纪要“行不行”的疑问，但田家英、胡绳对此没有理会。　　回京后，关锋将田家英不同意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等语写入纪要传了出去，引起了江青的愤怒。因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江青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精心策划的。最初，她在北京组织人写文章，可搞不下去，才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文章由姚文元执笔。　　文章写成后，江青只给毛泽东一人看，当毛泽东提议让中央其他领导人过目时，江青极力说服他：不要送周恩来了，因为一送周，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他们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些情况，田家英都不知道，江青封锁得很严密，连中央的核心领导都被她瞒过了。　　十多年后，董边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关锋后来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加进去了。我们在此事的处理上，的确缺乏政治敏感性，关于《海瑞罢官》的话虽然是附带的枝蔓，但分量很重，不可小视。而且后来这篇讲话的真正“要害”，恰恰是我们不主张放进的那段话。原先的主题，倒不再被提起了。　　胡绳告诉董边，以他同田家英的接触了解，能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那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在失去毛泽东信任后，田家英仍然敢于在有人反复强调之后，把毛泽东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置于纪要之外，他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讲话的“要害”，但这仍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最终使他陷于“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万劫不复罪责。　　田家英反对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　　1966年初，田家英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风’既已起于‘青萍之末’，必然要‘浸淫溪谷’，以至‘盛怒于土囊之上’”，他对一位朋友作了如是分析。江青、陈伯达等人在政治舞台上日趋走红，那么正直的实事求是的党的干部们能安然履过风涛吗？处于被毛泽东日渐疏远的他隐忧重重。　　“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罗瑞卿问。“这个提法是错误的。”田家英斩钉截铁。“错在哪里？错在‘顶峰’二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真理；而科学、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发展和丰富的。顶峰的观点，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就到头了，不再发展了。这是违反科学、违反辩证法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田家英的分析，赢得了罗瑞卿的赞叹。　　不久，江青也对田家英施以颜色。1966年3月，哲学家、中共“秀才”之一艾思奇病逝。由于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方面作出了十分杰出的贡献，故而他的治丧活动超出了其所任职务的通常规格，组建了相当庞大的治丧委员会。但据说由于江青的阻挠，使得与艾思奇关系颇密切，并同为中共“秀才”的田家英被排斥在外，受到故意贬损。就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他拿着图章给董边看时，解释了何以起这么个斋号的说头：“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也是在那一时期，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吴冷西说：你吴冷西还算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批评批评你。田家英一贯右倾，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够，我连批评都不批评他了。　　此时，田家英已经被取消了参加中央会议的资格，这话是一位与会的秀才朋友传过来的。毛泽东对他的定论在他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同毛泽东相处18年，并经历了建国后几次所谓“党内斗争”的田家英，稔知毛泽东的脾气秉性：　　毛泽东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他不会忘记，并会以行动表示感谢。但谁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在他认为是路线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要想依旧得到他的信任，则非常困难，而且他也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党内的干部，如若被毛泽东视为在路线问题上对立的话，他在政治上便很难再有作为。　　而田家英，恰恰是那类在意念中视政治生命与肉体生命之比如泰山与鸿毛的共产党人。如若在政治上无所作为，活在世上而于国于民无益，生命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多么希望仍像庐山会议一样，他再次成为一个例外，哪怕在无我的状态下继续“有为”。他没有向董边提及毛泽东的评断，或许他正是以新的斋号吐露了此刻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田家英虽肯“忘我”，然而面对日益拧紧的阶级斗争之弦，他又能做什么“有为”之举呢？　　这年4月，他的一位朋友随陈伯达到“大三线”看视归来，特意去看望田家英。因为他与陈伯达分手时，陈曾当他的面对田家英肆意攻击，说田家英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懂，应该下放到人民公社劳动改造。所以他请田家英注意提防陈伯达动手整人。　　但田家英对朋友的劝告不以为意，他告诉朋友他与陈伯达打交道二十余年，深知陈的为人，且从不掩饰对他的批判态度。显然，他并不惧怕来自陈伯达的报复。　　但5月22日，中央三人小组突然宣布的关于他的问题的决定，令他感到震惊。他最不能承受的，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这顶大帽子会扣到他的头上；江、陈会以这样的罪名陷害他，这是出乎他的预料的。　　“篡改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政治上宣判他死刑的罪状；与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把他正式划入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交出工作，搬离中南海，这说明毛泽东真的不再需要他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党的主席划到对立面去了，他还能为党做些什么呢？田家英是以善于思索、善于逻辑推理、善于辩论出了名的，可他此刻感到他再也没有机会在毛泽东面前为自己辩白了，同时他又怎能和他追随、爱戴、仰慕了几十年的领袖，去辩个孰对孰错呢……？？田家英选择了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意想不到，也绝不希望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今天，当许多人谈论起此事，都不免惋惜。然而经历苦苦的思索之后，我们感到如果他当时选择了生，无疑会承受更加难以承受的折磨和痛苦，也可能会扭曲如今他在我们眼中的形象。一个勇士的死，或许比他的生，能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思索。他的死，是有价值的！　　注：本文系与田家英女儿曾自合写。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3:06:52

丁帆：“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

作者：丁帆 时间：2012-08-16 来源：党史纵横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作者：丁帆，原题：《“红色公主”孙维世命陨五角楼》记得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周恩来》中有这样一组镜头：1968年10月，周总理在办公室里看阅公安部送来的有关孙维世的死亡报告书，“在押犯孙维世于10月12日晚11时送公安部医院，诊断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经治疗无效，于14日下午3时30分死亡。特此报告，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周总理心情特别沉重地在孙维世死亡报告上批示并告诉秘书“马上送公安部，叮嘱他们要保护好孙维世的遗体，准备检验”。秘书奉命走后，周总理陷入回忆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来伤臂缠着绷带，正在办公桌前与邓颖超、孙维世谈论去苏联莫斯科的事。孙维世说：“爸爸、妈妈，毛主席批准我跟你们一起去苏联了，可以见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还要去莫斯科小剧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学校，可看好多好多戏……” 周总理拿着孙维世的遗照在沉思着……秘书进来说：“总理，孙维世同志的尸体已经火化了，他们说按反革命处理的，连骨灰也没留下。” 周总理拍案而起：“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烈士子女呢！” 以上这几组镜头虽然是电影中的几个画面，但却是历史事实。早在1937年延安时期，孙维世是江青的战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孙维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敌”，不仅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惨死狱中，这完全是江青为掩盖她自己丑恶历史而一手制造的大冤案。 6岁时父亲被敌人杀害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革命先辈，四川南溪县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会，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长。辛亥革命后，任北京《民国日报》总编辑。由于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而被通缉。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谘谋（即参谋）。1922年赴德国留学，11月于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后曾两次到苏联考察学习。1925年冬回国，任广东大学（后改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1926年6月，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加紧反共步伐，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孙炳文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予以坚决揭露。4月16日，孙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汉时，由于叛徒的告密，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孙炳文诱以高官厚禄，遭他严正拒绝。4月20日，孙炳文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42岁。当时孙维世（原名孙光英）只有6岁，母亲任锐带着她逃亡到武汉，不久又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就受到党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纪就能帮助妈妈烧毁秘密文件或送信。从9岁到16岁，基本上过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除了母亲的教育，只在12岁时在北平贝满中学上过一段时间学。14岁随母亲到上海参加由党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社的进步演出活动（当时江青也在那里），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 16岁时被周恩来认做干女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随上海戏剧界救亡演剧队到武汉，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剧目《放下你的鞭子》。作为一名在敌占区残酷的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烈士遗孤虽然当时只有16岁，但孙维世的思想却成熟得多。她找到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阵亲切问候，不久，周恩来便派专人将孙维世护送到延安，先后到抗大、党校、马列学院学习，周恩来和邓颖超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将烈士遗孤当成自己的女儿。”并常写信鼓励教育孙维世：“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而孙维世也非常尊敬周恩来和邓颖超，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他们身边，每逢见面团聚，都充满革命家庭天伦乐趣。第二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显露出她的艺术才华，获得热烈反映。1939年，毛泽东亲批同意孙维世到苏联学习，并由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带她飞往莫斯科。当时，苏联正处于卫国战争时期，一切都比较战斗化，也很艰苦，有关负责同志出于对中共烈士后代关心，将孙维世安置在外国友人住的受到照顾的环境中，但孙维世从不搞特殊，她说：“毛主席派我来学习，不单学习专业技术知识，也要学习好苏联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斗争精神。”这样，她便和苏联普通公民一样去排队领取每日配发的口粮，到工厂进行义务劳动，参加医院救护工作，为伤员输血……尽管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她却安心坚持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留苏回国成为戏剧专家 1946年秋，孙维世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回到延安，当时正处于解放战争初期，她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了她在苏联学习情况和在卫国战争时的见闻。几位领导人都给了她很大的鼓励与嘉勉。为了了解情况接近群众斗争生活，很快孙维世又投入到陕西、山西三交县土改运动。到了1948年9月，孙维世来到当时驻在石家庄正定的华北大学三部（即文艺学院）教学，任编译组研究员，组长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记得在欢迎她的晚会上，气氛异常热烈，特别是听到领导介绍她是在苏联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表导演，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来的专家，大家非常钦羡和敬佩。孙维世在会上朗诵萧三写的一首《礼物》，大家听后一片热烈掌声，给人留下难忘的烙印。不久，孙维世调华大文工一团工作，真是给全团增添了力量，无论从生活、学习、工作，还是个人作风上，她事事走在前，处处作榜样，她为人热情、坦率、真诚。每逢行军休息或节假日闲下来的时候，大家总爱围上一圈听她讲苏联的战争和社会见闻。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有关艺术上的苏联名剧。通过她有声有色的讲述，我们更加着迷，有时一次讲不完，就讲好几次，使大家对苏联莫斯科大剧院的演出特别向往。 1948年，解放战争已到了大反攻阶段，在山西，我解放军正围攻太原，为配合宣传党的政策，华大文工一团奉命来到太原前线榆次县南河流村，一面开展群众创作，一面排练新节目准备进城。恰好李键庆、李翎作剧，张鲁作曲的小秧歌剧《一场虚惊》被孙维世看中，并亲自导演，其中只有两个人物，突击排练并未引起大家重视，连演员自己都觉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进入排演场情况则不同了。首先孙维世的导演构思就十分精辟、新颖。她还给这出小戏增加了序幕与尾声，使整个故事丰富饱满。到了11月中旬《一场虚惊》彩排了，出人意料的是这出反映解放军遵守党的政策法令，保护关爱人民群众利益，为配合任务写的小秧歌剧，经过孙维世的手这么一导，整个戏完全活起来了，在一片掌声与笑声中大获成功，不仅同志们满意，更得到了榆次老乡们的赞同与夸奖！有的老乡更是剧演到哪，他们就跟到哪。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平津战役开始了，文工一团奉命北上，准备北平解放进行宣传。行军从涿县坐火车到良乡，这里解放才十多天，群众对党的政策不太了解，说话中都带着恐惧，恰好我们演出《一场虚惊》慰问驻军部队和当地老乡，同样效果火爆，还受到叶剑英、钱俊瑞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到了长辛店演出更受到铁路工人们的欢迎，甚至多年后，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还说：“我们认识解放军是从看《一场虚惊》开始的。” 1949年2月2日，进入北平后，更得到市民与文艺界同行们的欢迎。最使人激动的是在西单长安大戏院那场汇报演出结束后，孙维世带领我们到休息室去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时的情景，实在令人终生难忘。到1956年，执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苏联专家库里涅夫看了这个戏后说：“请把剧本和曲谱抄给我，待我回莫斯科后，要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排演这出戏。”可见这出戏的魅力与影响之大。红墙内唯一才华横溢的才女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会见斯大林，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长，一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她勤勤恳恳，严守纪律，受到了领导人的表扬。但是，孙维世不会想到，正是这次工作经历，多年以后竟成了一场轩然大波的祸根。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多次出国从事政治活动，但她的专业还是戏剧，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名著。从1950年，孙维世协助廖承志筹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历任总导演、艺委会主任、副院长。同年9月，她导演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轰动。1952年，执导果戈理名剧《钦差大臣》。1954年，导演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均获成功，显示了孙维世导演艺术的卓越才干。与此同时，她参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院工作，并翻译和导演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她是新中国儿童戏剧的开拓者之一。1953年，为苏联专家开办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担任班主任，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导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实验话剧院总导演、副院长。她非常热心高等艺术院校的戏剧教育工作，为话剧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新中国话剧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是唯一配得上“才华横溢”四个字的一代才女。加之无出其右的容貌，在红墙子弟们中人称“红色公主”。罗瑞卿大将曾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因做毛泽东访苏翻译遭江青仇恨然而让人异常悲痛的是，像孙维世同志这样一位为党、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天才导演专家，在“文革”中由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于1968年被迫害冤死狱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这里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孙维世担任过翻译组组长，陪同在毛泽东身边。作为翻译在主人公的身边本属无可非议，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对这件事大起疑问。不论是后来金山的回忆孙维世的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还是《话剧皇帝金山传》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确无误地记载了江青不断追问孙维世，要孙维世说一说她和主席出国的事情。而且，这个要求的未获满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孙维世的一个主因。金山的回忆文章《莫将血恨付秋风》中说，在金山和孙维世结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孙维世，故意拉近孙维世问道：“你为什么不上我那去？”孙维世问：“什么事？”江青说：“还不就是讲讲你和主席出国的事情吗？”金山在这里解释孙维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讲她同毛泽东出国的事情是因为事关党和国家机密。但是，江青是什么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经是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她是毛泽东的五个秘书之一，按照曾志的回忆，江青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规格的文件，所谓国家机密在江青眼里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况就在当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经通过评论《清宫秘史》开始直接代表毛泽东干预文艺界的大事小情，其后直接向胡乔木、周扬等人发难，力度着实不小。何来需要向孙维世了解什么国家机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孙维世之兄）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几天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孙维世按捺不住悲愤，写信给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及给毛泽东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违心在逮捕证上签字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的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瞄在他身上。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时，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已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孙维世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死在五角楼，死后一副冰冷的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在江青授意下，孙维世的尸体被迅速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死讯，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孙维世死时年仅47岁，一代才女、红色专家如流星般陨落历史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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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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