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评选活动揭晓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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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教师需要什么样的书单 2014年04月02日来源：光明日报

CFP

　　俗话说，给学生一滴水，自己要先有一桶水。对人民教师来说，阅读所积累的学识修养，与教学工作、育人成果紧密相连。书卷飘香的时代，我们在鼓励孩子多读书、读好书的同时，教师们又在读些什么书？阅读环境如何？
　　近日，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在浙江省几所中小学进行调查走访，了解教师们的阅读现状。

阅读量不小

　　说起读书，不少杭城老师都对去年的那场“雷夫读书热”记忆犹新。那阵子，许多人的桌上都放着一本《第56号教室的奇迹》。
　　去年6月，作为杭州西湖国际博览会的品牌项目“2013中国杭州名师名校论坛”的首场活动，曾获得“全美最佳教师”的雷夫·艾斯瑞希受邀作专题报告。许多人为雷夫的教育故事所打动，甚至试图将雷夫的“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教育实践中，验证其实用价值。
　　“最近，我看了松本清张的《半生记》很有感触，人即使到了45岁，也能找到梦想重新开始。所以无论是孩童还是大人，任何时候都要尊重梦 想。”衢州市龙游县箬塘小学语文老师鲍文心笑着告诉记者，自己手头还有一本《查理九世》，在学生中间很风靡，她也正在看。教书育人讲究因材施教，鲍老师 说，读一些学生在看的书和学生喜欢阅读的读物，有助于了解他们的喜好、心态。
　　《给教师的建议》《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教师的挑战》《民国先生》《看见》《追风筝的人》《吾国与吾民》《窗边的小豆豆》《活着》《做 最好的老师》……采访中，老师们大方地晒出了他们的阅读书单。不少受访的老师都表示，虽然课业压力大，空闲较少，阅读的时间也比较零碎，但读书对于他们来 说，仍然是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

选择面窄了

　　良好的阅读风气背后，也有不理想的地方。
　　教育部对浙江省教师需求两年一次的评估分析表明：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需求依次是“技术和方法”“思想和理念”“研究和了解学生”“综合性需求”。
　　记者发现，市场上可供老师阅读的图书类型很多，但大部分老师的阅读选择还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他们主要偏向于选择一些与工作密切相关的教育类书籍或是教辅类书籍。
　　总的说来，老师们的阅读量不少，但阅读面还有些狭窄，这也容易造成个人阅读结构上的失衡。
　　和其他类型相比，选择阅读理论修养类图书的老师人数明显要少一些。从个人的阅读习惯出发，尽管理论修养方面的提升对于老师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更愿意阅读一些叙事类的教育书籍。
　　浙江大学教育系副主任、浙江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教授盛群力认为，老师读书不应该跟风，要独具慧眼，能够在书里面挖掘出别人没有读到的东西。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老师的阅读追求更侧重于实用性、概念性的东西，往往欠缺审美的高度。时代在变，孩子在变，但教师的阅读无法应对转型期的童心。“美的感受力”应该是多元社会价值的一个重心所在，但老师却少了些许发现美的触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浙江省特级教师费蔚将“自由式阅读”称之为“道”，将“功利性阅读”称之为“器”。
　　在阅读这件事上，费蔚有些担忧：“学校给教师推荐的阅读书单过于单一，也是造成老师阅读选择面较窄的原因之一。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有发自内心的阅读需求，要通过长期的、连续性的阅读，陶冶身心，颐养性情，达到阅读的自主、自由境界，形成内在的气质。”

“阅读是教师成长最有效的方式”

　　看到教师们的书单，记者想起苏霍姆林斯基的一段名言：“如果你的学生感到你的思想在不断地丰富着，如果学生深信你今天所讲的不是重复昨天讲过的话，那么，阅读就会成为你的学生的精神需要。”
　　杭州市建新小学校长闫学是教师阅读“坡度论”的倡导者，她本身也是一位拥有众多读者的图书作者。
　　“阅读面的广泛有助于教师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闫学说，选择的书目要有一定挑战性，要在阅读后联系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进行反思。书读得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知道得甚少，发现自己缺少教育智慧，只有阅读才能把教师从琐碎、低效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在调查中，记者接触了不少七八十岁的退休老师。他们不但坚持阅读，还坚持写读后感，将自己的阅读随感及时记录下来，作为一笔精神财富。老教师尚且如此，年轻教师又有什么理由不阅读呢？
　　新课程改革，对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教学不能再跟以前那样照本宣科，更多强调师生互动。要求教师能联系实际，能就一主题进行适时的发散、扩展。跳出课本讲知识，意味着教师要有更好的应变能力，更丰富的知识储备。
　　一些热爱读书的老师也坦言，自己的很多阅读习惯，是受自己的老师影响，是在学生时代养成的。教师的职业特点，直接会影响学生的阅读兴趣和状况。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有意识地为学生营造一个热爱读书的良好氛围。
　　“阅读是教师成长最有效的方式，有时候读一本书比组织几次培训活动都来得有效。”从事多年师训工作的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育评价中心主任方张松说。
　　方张松认为，教师管理层面应该是“以师为本”的模式，但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远远不够。许多老师不知道应该读什么书，不知道适合自己的书在哪里，我们应该动员力量去为教师找书，建立书单，丰富教师的阅读。(本报通讯员 池沙洲 严蓓蓓 本报记者 严红枫)

管季超0712

2013年度十大好书——新知识阶层的阅读
2014年01月30日




2003年1月《经济观察报》曾策划出版“观察家丛书”第一辑：“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并提出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10年后，“公共知识分子”已成公众名词，甚至被污名化，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也从报纸专栏作者变成了网络意见领袖。即便如此，2013年，本报还是精选了“观察家”的文章，出版了《改革思想录》一书。那么，它出版的意义何在呢？
正如萨义德所言：“这是因为知识人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还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不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贺卫方在2010年8月“观察家论坛·知识分子的角色与担当”中发言提到了“新知识阶层的使命”：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社会有了以知识本身为终极使命的社会阶层。作为知识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同地方，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知识，必须要通过严格的专业分工，深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且要记住知识的分工不过是便利我们的研究，我们还需要综合的心态，用一种非常广泛的知识视野来研究自然与社会。无论我们怎样投身于对社会事务的评论，都需要在知识人公认的基础上立论；严格的知识论辩构成了我们知识人相互对话的前提。如果我们不讲知识、不讲证据，就变成只会喊口号的人。
基于此，新知识阶层的阅读是具有引领性的。
本期书评，我们特别邀请了徐贲、杨念群、郭于华、曹卫东、连清川、严搏非、张耐冬等作者，请他们回顾过去一年中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书，不论新旧中外。
同时，本刊编辑部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评选出“2013年度十大好书”，它们是：《我的辩词与梦想》、《陈独秀全传》、《南非的启示》、《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寻找·苏慧廉》、《炸裂志》、《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知识分子与社会》、《邓小平时代》和《巨富》。
谨以此评选祝各位读者新年快乐！
2013年度十大好书
本刊编辑部从2013年1月至2013年12月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中评选出“2013年度十大好书”，它们是：《我的辩词与梦想》、《陈独秀全传》、《南非的启示》、《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寻找苏慧廉》、《炸裂志》、《忍不住的“关怀”》、《知识分子与社会》、《邓小平时代》和《巨富》。
1
《我的辩词与梦想》
张思之/著 法律出版社 2013年3月
张思之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真善美”的化身，但他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其职业伦理和专业精神。他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即使为政治犯辩护，也力求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依靠扎实的证据，及对法条的透彻理解和娴熟把握，或层层剥笋势如破竹，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书中收录的辩词 “极大地丰富和改变了汉语的精神与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版缺失的增补内容的出版是一大进步。
2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7月
该书是陈独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和视角。作者毕三十年之功，不厌其详，追根究底，深入爬梳史料，推定史义。该书充分运用了晚近解密的大量一手资料，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又展现了其人与国共两党、与中国革命复杂纠结的历史关系。
3
《南非的启示》
秦晖/著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
南非的前车之鉴表明“低人权优势”造就的奇迹并非永久可恃，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秦晖先生以南非为明镜，为中国的发展照亮前行之路。
4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
汪丁丁/著北京世纪文景出版集团 2013年9月
在汪丁丁看来，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关于冲突及其协调的社会科学，它能帮助人们走出“历史的终结”乃至可以让中国人生活得更美好。
5
《寻找·苏慧廉：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沈迦/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沈迦历时六年，走访了苏慧廉生活过的各个城市，寻找历史后人，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壮阔。沈迦为我们打捞了一位被忽略的历史人物，还原了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6
《炸裂志》
阎连科/著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
“炸裂”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嘭地一声，改天换地。在巨变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种种分裂。阎连科试图通过小说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它也是创伤史、荒诞史。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物质崇拜的“炸裂”寓言。
7
《忍不住的“关怀”》（增订版）
杨奎松/著 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 2013年5月
通过对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三人的个案解析，杨奎松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思想与批判精神，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自立，二是有言论空间。与其批判知识分子的软弱，还不如构建一个摆脱了生存压力和利害关系的公共领域，人们能够在其中互相影响和互相作用，从而实现人的更高本质。
8
《知识分子与社会》
（美）托马斯·索维尔/著 张月梅、梁兴国/译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
作为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索维尔的批评对象主要是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在经济领域，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热衷谈论财富如何被分配却不关心财富如何被创造，这种“半路开始的叙事”最终造成既低效又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问题不在于这些人是坏人。而是他们如此急于为社会负责，以至于把“社会”自身所蕴含的力量和智慧给摒弃了。索维尔通过此书警告知识分子，从抽象的理论世界走出，睁眼看看真实的社会。否则只能是“把世界搞得一团糟的糊涂蛋”。
9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著 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3年1月
该书涵盖了丰富的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既具学院研究的严谨专精，又对中国现实政治与事理人情有透彻把握，是邓小平及近代中国研究无法绕开的著作。
10
《巨富》
（美）克里斯蒂娅·弗里兰/著 周晋/译中信出版社 2013年11月
作者深入追踪全世界超级富豪近20年，以原汁原味的采访资料为依据，深刻的全方位解析，为我们解密新镀金年代精英们的生活方式与吸金之道，为我们打开巨富的隐秘世界，窥探其中不为人知的规则。该书试图通过观察全球新贵来理解世界经济的变化形态：他们是谁、如何赚钱、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同他人联系。对于当下中国，这本书有耐人寻味的意义。

本文摘自2014年1月25日《经济观察报》，转载仅作观点交流使用。

管季超0712

王晓渔：记忆与转型——2013年非虚构类图书观察
2014年02月02日



蒋立冬 绘
记忆

2013年年终，美国学者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2013年1月）频频出现在各种好书榜上。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先生在《伦敦书评》（2012年2月9日）撰文介绍过傅高义的写作历程：“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赞扬‘日本处理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业国家都要更优秀’，这本书令他声名鹊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对自己的成就过于谦虚了。日本人理应意识到他们的体制优越性，他们‘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时美国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好清理本国的家务事。泡沫经济破碎后，该书自然归入了清仓处理的廉价书。但在当时，傅高义的吹捧让该书销量激增。后来，他又转战韩国，以同样的热情撰写了《朴正熙时代》（此书系他与其他学者共同编辑——引者注），他说朴正熙是‘20世纪最优秀的4位国家领袖之一’，成功地实现了韩国的现代化。”

与傅高义的宏大叙事相比，我更愿意读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三联书店，2013年1月）。这四本书讲述了王鼎钧从抗战到1970年代、从内地到台湾的经历，前两本主要讲述他如何在内地一边流亡一边读书，随后被卷入内战；后两本主要讲述他在台湾文学界如何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萦绕在字里行间的，不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免于自由的恐惧”。王鼎钧经常梦到自己被追捕，陈丹青先生在《守护与送别》（《南方周末》2013年1月17日）里记下同样的细节。木心先生病重期间，已经认不出陈丹青，却不忘说：“你转告他们，不要抓我……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剥夺他的自由，非常痛苦的……”1979年，王鼎钧移民美国，使得这部回忆录有一些遗憾，缺少了1980年代台湾转型的见证。但对王鼎钧而言却是一种安慰，经历了大半生的恐惧，终于可以安静下来，尽管恐惧的梦魇挥之不去，至少可以随时从梦魇中醒来。

这几年，中国大陆出版了许多台湾作者的书籍，有过犹不及之感，江弱水先生曾经撰文批评过蒋勋先生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诸多关于台湾的书籍中，缺失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即对转型时期社会运动的介绍。郑鸿生先生的《青春之歌》（三联书店，2013年8月）弥补了这个遗憾，虽然仅仅这一本依然是不够的。作者系当年台湾大学哲学系学生，参与并见证了“保钓运动”、“台大哲学系事件”等历史。台湾社会运动的精神资源和内地有着很大的不同，“保钓运动”是台湾社会运动的重要节点，但郑鸿生指出，自己及同伴“不是追求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者，反而更敏感于国家机器的压迫性”。

岱峻先生在《风过华西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里钩沉了一段被遗忘的往事：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五所教会大学在成都华西坝弦歌不辍。今天回顾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最常被提及的是西南联大。对五所教会大学的忽略，说明了重国立轻私立的偏见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在读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时，我曾留意到他和顾颉刚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经历，但读到《风过华西坝》，才知道当年坝上的学术盛况，仅燕京大学就聚集着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等学者，可谓盛极一时。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2013年6月），在将近二十年前曾一纸风行，后来一度无法再版，今次终于重见天日。虽然有不少读者批评这本书有太多抒情，但是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陈寅恪先生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53年，北京请陈寅恪北上，至中国科学院担任历史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写了一封“对科学院的答复”，最终留在了岭南，度过残生。陈寅恪的这封信首次见诸读者，即是在这本书中，当时读到，念念难忘。

如果未来回看近一二十年中国内地的历史，不仅有文字，还有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料：独立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兼有文献的和艺术的价值，遗憾的是缺少小众院线，传播空间非常有限。清影工作室从2009年开始，免费播放了150余部纪录片，并将导演访谈结集为《算命》、《再见乌托邦》和《活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在这些纪录片中，我看过张以庆先生的《幼儿园》、徐童先生的《算命》、冯艳女士的《秉爱》、王利波先生的《掩埋》、范立欣先生的《归途列车》……如果要深入理解当下的中国，独立纪录片不应被忽略。尽管这三本书对纪录片导演有不少重要的遗漏，访谈也稍显随意而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但是对于想了解纪录片却很难有渠道接触的读者来说，是不错的导览。此外，将近十年前出版的《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朱靖江、梅兵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也可供参考。在当代中国的各种艺术形式中，纪录片的价值最不容低估，处境也最为艰难。

“她看上去就像是一堆烈焰的余烬，一块阴燃的煤，你如果拨一拨它，它就会重新燃烧起来。”布罗茨基先生这样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曼德施塔姆夫人的景象，这本《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仿佛一块随时可以燃烧的煤。书中出现很多熟悉的名字，只是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以担惊受怕的、处心积虑的表情出现，有时则是捕风捉影的、与时俱进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写出了时代的孤独，她这样解释孤独：“孤独并非指缺少朋友，我们始终有很多朋友，而是指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听不见各种警告，闭着眼睛继续行走在可怕的自相残杀的道路上，并裹挟了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她和曼德施塔姆应对这种境遇的方式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停止开玩笑”，当负有告密使命的邻居来家中做客，曼德施塔姆先生总是嘱咐夫人端上茶水：“此人是在工作，需要喝点茶……”

苦难是一笔财富？布罗茨基提醒读者，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在革命前就已是伟大诗人，“说伟大的艺术离不开苦难，这是一种卑鄙的谎言。苦难会让艺术失聪失明，会摧毁艺术，时常还会杀害艺术。”

俄国学者米尔斯基先生的《俄国文学史》（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这是用包括俄语在内的所有语言写就的最好一部俄国文学史”，我看到封底上的这段话才注意到这本书。这段文字颇具腰封党特色，本可忽略不计，但出自纳博科夫，就需要认真对待了。纳博科夫一向眼界奇高，谈起文坛人物遇佛杀佛，如此评价一本文学史，殊为不易。这部《俄国文学史》写于1920年代，至今仍被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使用，也促发刘文飞先生翻译此书。作者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1930年代飞蛾扑火式的返回苏俄，最终死于集中营。
转型
刘仲敬先生的《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6月），从宪制的角度对民国史抽丝剥茧，其中对北洋时期（1911-1928）的分析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三左右，尤为精到。北洋时期常被污名化，以说明立宪不适于国情，或者把责任归咎于国民素质。北洋时期并不完美，需要检讨，但应从宪制内部检讨转型进程中的问题，不是以训政体制取而代之。这本书梳理了历次宪法危机，同时对宪制的内部问题作出剖析，指出临时约法致命之伤，在于司法不重，无法应对宪法危机。1928年以后的部分稍嫌简单和粗糙，诸如引用近乎报告文学风格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尹骐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有失严谨（作者将人民出版社写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果引用《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会更加准确一点。书中大事记与郭廷以先生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多有重合，虽然参考文献列有此书，似以更加明确标识为宜。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在《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布莱恩·拉姆等编，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的腰封上，印着这么一行字，完胜那些印满名字的腰封。这本书读来比较轻松，可以近距离了解大法官们的法治理念，也可以“偷窥”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遗憾的是，任东来先生于2013年5月初逝世，他领衔撰写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和《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是关于美国宪政理想的入门书，可惜他计划中“美国宪政历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美国宪政的守护神：10位最有影响力大法官的司法人生》再也看不到了。

《民主的奇迹》（鲍恩著，郑明萱译，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和《叛逆者》（拉塞尔著，杜然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是两本关于美国的书。《民主的奇迹》主要讲述制宪会议的故事，关于政治制度的琐碎讨论在作者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出现分歧并不可怕，充分呈现分歧并进行争论是达成共识的前提。与对美国先贤众口一词的称赞不同，《叛逆者》主要在于呈现人性之恶，同时讲述“恶”是如何参与塑造自由制度的。这是对“素质论”的最好反驳，国民素质低下因此不适合民主，这种说法不仅为无限推迟制度建设寻找理由，而且思想改造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名畅通无阻。承认人性之恶，所以制度才是必要的。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不等于人性只能是恶的，也不意味着公民意识的养成是不重要的。

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先生的《第三帝国的语言》（段芝虹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纳粹的思想反思、制度反思已经相当充分，但是语言反思尚在筚路蓝缕阶段。语言具有隐秘性，反对某种观点同时使用这种观点的语言，这种“自己反对自己”的现象一点也不鲜见。读了这本书就会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会有一本《修辞学与文学讲义》（朱卫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8月）。译者在序言里表示：“亚当·斯密对于语言和文体的认识，无疑与其道德哲学上的‘同情’、法学上的‘正义’以及经济学上的‘价值’等概念，有着相通之处。”同样，对现代汉语的反思，不仅是语言学家或文学家的职责，也需要哲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逻辑学家等各个学科学者的参与。

本文摘自2014年1月2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