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夏:出版为“新民”《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25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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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香)
在何林夏看来,“理想国”和“新民说”都是出版在多层次上对社会和读者的回馈,即以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用文化价值影响公众,形塑社会。
到过“新民说”文化沙龙现场的人士,无不为现场开放、平等、纯粹,洋溢着浓浓公共关怀、家国情怀的氛围而感动。
这里没有“小时代”里的衣香鬓影、纸醉金迷,衣着素朴的青年学子,与中国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以“重回《新民说》”、“《新民说》在今天”、“中国现代思想叙事第一义”开题,探讨古老中国的历史与现在,过去与未来,探寻一个大型政治文明体的固本维新之道。
和“理想国”文化沙龙一样,“新民说”品牌旗下的所有活动不设任何门槛,完全免费,所有人都能平等参与、自由交流和分享。“看到年轻学生踊跃参加的渴求,我心里很感动。这么多年轻人愿意关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注社会的进步,看到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新民说文化沙龙的主办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何林夏感慨。
就在今年,“新民说”旗下二三十本好书横空出世:吴稼祥之《公天下》,欲从中国4000年政治史中读懂中国;王人博之《孤独的敏感者》《宪政之道非常道》《“共和”在中国——意义的翻转与再生》,提出了关于宪政之道的本土化思考,更以超脱法域的眼光观照社会与人生;《坐待天明》,看许章润对当代中国30年社会变迁的另一种记述;《儒家式现代秩序》,看当代儒者秋风如何以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为核构建儒家式现代秩序……媒体以“洛阳纸贵”名之,我的一位学者朋友以“本本经典”称之。
在思想人文图书领域深耕十多年后,广西师大社试水社科图书领域,一鸣惊人。但对于广西师大人而言,他们仍旧不过在继续自己的出版工作,延续他们“传承文化,开启民智”的出版理想;只不过,出版的内涵和外延可以变得更丰厚。
在何林夏看来,一个企业需要不断建构自己的品牌,特别是文化企业。“广西师大出版社从2000年开始正式进入学术人文图书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学术人文类、思想文化类图书方面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大家因为这些图书知道了广西师大出版社。”而当产品达到一定的量和知名度,且渐具美誉度的时候,就具备了从产品品牌建设向文化品牌建设过渡的可能。
“当有了产品品牌建设后,一个文化机构应该树立自己的立体形象。而树立文化品牌,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读者的服务。”在何林夏看来,读者的需求是立体多元的,与产品品牌建设不同的是,文化品牌的建设更具综合立体的品牌内涵:如从传统的新书发布、媒体书评报道、签售发布扩展到讲座、沙龙、读书会,甚至把其他形式融入进来,如音乐会等;也可以从市面上的一般出版延伸到定制图书的出版,如特色图书、毛边本、签名本,不同的开本与装帧设计等,“在文化创意产业,是有无限想象空间的。包括文具、纪念品,都是可以拓展的。”
然而,无论是出版,还是对谈、讲座、论坛、沙龙,最后都落脚在广西师大社对出版功能的认知,及对出版使命的履行。“我们认为,出版的职责、宗旨、使命就是开启民智,传承文明,这也是出版的理想。那么,出版社的产品特色也好,文化品牌建设也好,与这个理想应该保持一致。”
早在十年前,广西师大社就在探讨进入政治学法学领域出版的可能,并招聘了相应的编辑。然而,谨慎的广西师大社一直在积蓄着自己的出版实力与能力,等待一个最佳进入的时机。
何林夏经常说,大凡做不成的事,或者想做但是没做的事情,都是好事情,没做无外乎三个原因:不得其时,不得其法,不得其人。此前,人文艺术品牌“理想国”的成长,为“新民说”品牌的推出做了很好的铺垫;2013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梦”的明确提出,寄托了一个曾经千年领先于世界、却经历了百年劫难的古老民族对未来前景的展望和期许: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复兴之路,在何林夏看来,“始于新民”。
古老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既要从悠久历史中寻求延续的新动力,也要以开放包容的视野探索成长的新路径,总而言之,寻求现代中国的维新固本之道,正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同道们心目中的“新民说”,这也是出版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尽心力的一种可能。
“没有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自我觉醒与努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想,无论这个民族往哪走,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对法学政治学等诸多话题发生兴趣,对我们的‘大时代’发生兴趣,总是没错的。”
更多的时候,何林夏将“新民说”品牌的推出,称为一种“尽责”。
无论是“理想国”还是“新民说”,都是为年轻人关注社会、交流理想提供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对社会有责任感,对文化和理想有所追求”。不同的是,“理想国”通过文学、艺术、哲学的角度,而“新民说”则更多通过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角度。
其实,许多出版社都在做文化沙龙、演讲、讲座等活动,可广西师大社最早有意识地把它们融合起来,并明确提出由产品品牌向文化品牌过渡这一理念。而多层次的文化品牌对出版而言,是一种提升。
“出版是干什么的?我认为,出版不仅仅是出书,而应该以出版为平台,建构文化事业,实现文化理想。”在何林夏看来,“理想国”和“新民说”是出版在多层次上对社会和读者的回馈,即以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用文化价值影响公众,形塑社会。当然,这也是出
版的宗旨与使命。
这也是1998年,广西师大社在教辅出版中声名鹊起,进入到国内教育教辅图书出版的前十,完成原始积累、不再为生存发愁后,毅然调整出版方向,将积累资金投入到思想文化人文学术出版的原因。
很多人在问,在地域、人才、出版资源均不占优的情况下,时至今日,广西师大社是如何成为思想文化出版领域的旗帜出版社的?
广西师大社的回答往往是,其一,主办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对出版社的支持。“广西师大社成立27年,学校没有往社里派过一个干部,这就保证了出版社领导班子的相对稳定,就有可能考虑出版社的长远发展。全国没有一家高校能做到,没有一家出版社的主管主办单位能做到,而广西师大做到了。”其二,专注。当然,还牵涉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广西师大社的管理模式和考评机制。
何林夏经常说,考察一家出版社,角度很多,但有三方面非常重要:一是经营理念,二是经营模式,三是企业文化建设之道。出版社文化品牌的建设是需要积累的。经营者应从出版社的长远发展考虑,把自己主持的这一阶段当作出版社长远发展中的一环,而不是把自己当成出版社的救世主,来就要改变出版社,或者拿着出版社来创新。
第二,管理模式,核心是考核模式。考核是指挥棒,现在绝大多数出版社采取的考核模式是,一个编辑每年创利多少,才能发工资;然后按照创造的利润提成。而广西师大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特例,学校对出版社放手经营,实行整体考核,没有“每年要增长多少”、“每年要完成多少”此类固定指标,所以,广西师大社没有把利润分解到部门,更不会分解到个人。出版社所有员工没有经济指标,所有部门也没有经济指标,在如此宽松的环境下,才出现了像龙子仲、赵明节这样的名编辑,才出现了刘瑞琳。
“广西师大社多年来对员工的考核就是工作态度和工作业绩,以准年薪制的方式对员工进行考核。出版社在经营上是没有利润分解的。当然,综合考核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实力来支撑这个体系。让出版社员工的收入与行业的中等水平接近,或说与当地中等生活水平接近,才有可能支撑这种考核模式。而且必须是全社一盘棋,出版社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在何林夏看来,利润分解,各尽所能,未必是出版社发展的良性模式,也不是大多数社长愿意做的事情,如果以行政干部管理的模式管理企业干部,频繁更换企业负责人,其后果将是品牌建设难以积累,优秀企业家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和企业文化建设之道难以传承。
文化产品并非刚性需求,能否增长由市场决定,而非主观愿望决定。“有些出版社每年必须要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我以为是不好解释的。”当然,“如果目标很明确的话,就看把什么选项放在第一位”。企业是要经营的,但何林夏的经营观是,还是要把企业经营与文化品牌建设交汇在一个最合适的点上,也即我们常说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在何林夏看来,转企改制并非简单与出版的市场化时代划等号。“文化建设从来就是两条线,一条是政府支持,一条是市场运作,不能简单地把所有文化建设都推到市场上去”。不同出版社应有不同考评标准,同一个出版社中不同产品也应有不同考评标准,这更符合文化建设的规律。
即使是转企改制后,对出版机构的评价标准,排第一位的,还是要有好书。之所以要转企改制,要上市,是希望出版机构积蓄力量,与海外的文化机构竞争市场,以中国的思想观念来引导世界。“拿什么去影响世界的思想和观念?当然还是内容,还是我们的产品——书。”何林夏说。
当然,其中还牵涉一个复杂的问题,即什么是好书?由谁来评价?何林夏的建议是,应该允许有一个对书的综合评价机制。“可以有政府层面的,也可以有企业层面的,媒体层面的,民间的,读者的,所有的角度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而好书的标准,是口碑,是影响力,“只要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正能量的书都应该是好书”。由此,他认为,中国的出版业还远未触及天花板。“如果把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平台的话,在国际国内的社会影响力建构方面,国内出版业还有相当的上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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