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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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之教授
作者：张荣久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在我国学术界最有学问的国学大师是谁呢?是胡适吗?是陈独秀吗?我说不是，都不是，而是连学士学位都没有的陈寅恪。说句不客气的话，就连一些著名的教授，有哪一个人的学问能和陈寅恪相比？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素以学识渊博驰名中外，而在陈寅恪面前也自愧不如，甘拜陈为师。他曾盛赞陈寅恪：“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这绝不是吴宓先生的谦词，而是陈寅恪在海内外学术界所享盛誉太高了，故称其是“盖世奇才”，说他是“最好的教授”，是“教授之教授”，或说他是“太老师”。不是么？他是当时清华大学惟一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的教授，同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和历史组主任；他还被英国牛津大学特聘为第一位华籍汉学客座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他是名符其实的誉满天下的国学泰斗。

　　不用说普通教授，就是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对陈寅恪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从1928年进校起做过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冯友兰总会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室出来，边走边听陈寅恪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使清华园师生感佩冯先生谦逊有礼之余，深感陈先生的崇高和伟大。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土产学者”和“出洋学者”两派互不服气之争，但对陈寅恪却无例外地尊重和推崇。因为当时在国学方面，倘若能背诵《四书》、《五经》、《左传》便被视为奇才，而陈寅恪不但能背上述三部书，且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个字必求其解，这是任何入也比不了的。同时，陈寅恪对欧美学术新观点、科学方法论及语言工具，同样有极深的造诣。不说别的，仅以语言为例，陈寅恪不仅通晓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而且通晓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土耳其文、突厥文、波斯文、暹罗文、蒙文、满文，中亚许多现存或已经死亡的文字，他都通晓。他借助这些语言，能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发现别人无从发现的历史真相。

　　陈寅恪不仅通晓文学、史学，对宗教学、语言学、文字学、人类学、校勘学等亦有研究和独到见解，而尤以中古史的研究享誉中外。他平生著述甚多，除前述三种外，诸如《述东晋王导的功业》、《元白诗笺证稿》、《<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等，对学术界均产生重大影响。

　　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谈到佛经和梵文的问题，他说：“只有等待精通梵文的陈寅恪先生去研究解决。”陈寅恪在中外学术界的声望之高，恰恰在于他常能解决中外著名学者不能解决之难题。有一次，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3件突厥文石碑，难以译读，遂请教陈寅恪先生。经陈寅恪翻译解释后，各国学者同声叹服。就是对唐德宗与吐藩的《唐藩会盟碑》，许多学者，包括法国的沙畹·伯希和等人都无法解读，经陈寅恪翻译，国际学术界深感满意，无不折服。

　　再比如，有“日本史学界的太阳”之称的日本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在研究中亚问题时遇难解之题，便写信请教奥地利学者。奥地利学者复信说，这问题你可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该教授则复信说，你应该请教中国陈寅恪教授。白鸟库吉后来说：如果没有陈教授帮助，他遇到的难题可能至今也解不开！

　　1950年初，陈寅恪转任中山大学教授，陈毅、周扬、胡乔木等对他都十分尊重，到广州时都曾专门前去拜访，并同他探讨文史学术问题……

　　陶铸任中南局书记期间，对陈寅恪的治学和工作极为关心，因他目盲腿残，特专派三名护士照顾他的生活。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时不致跌倒。此时的陈先生，心情十分舒畅，因此，他在1955年春节自撰春联写道：“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

　　然而，随着“左”风日盛，这位正直的国学泰斗不时显露出对“学术自由”的渴望和对极左观念的反感，他开始慨叹“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时时发火，但又无济于事，惟一可做的事就是埋头书斋，致力于著述，写下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柳如是别传》。

　　“文革”浩劫，他陷于空前绝望，肉体、精神都惨遭非人的摧残，尤其令他痛心的是，一些珍贵的书籍、手稿或被洗劫一空，或付之一炬。他哀叹道：“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这位划时代的大学问家溘然长逝，离开依然凄风苦雨的人世，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