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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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

作者:杨友彭 来源：孝文化研究


       什么是民俗学？一般认为它是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传承现象，并探求其现象的本质及其发生、发生展、变化、消亡的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民俗本身，即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风尚、习惯和歌谣、故事、传说、谚语等；二是指研究民俗的科学理论。我们对董永传说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指前者。

　　民俗学具有传承性、历史性、变异性和地方性等重要特质。所谓传承性是指某一类型的民俗在流播过程中自始至终有相同、相似的内容，或有大致相同的形式。它们有形态承传与性质承传两大类别。形态传承指民俗活动方式等外在形态；性质传承指信仰等内在因素。所谓历史性亦称“时代性”，它是民俗发展在时间上所呈现的特征。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事更替，社会经济、政治强烈地影响着民俗的形成、发展与消失。新俗取代旧俗，某些传统习俗的部分或全体发生变异，使某些民俗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因民俗的更替、变异极为缓慢，且无明显的界线，故此历史性并非指时间的年月日，而是指某一历史阶段。所谓变异性则是民俗在流播过程中内容或形式发生变化的特征。它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我们可从中窥见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或发展状态。所谓地方性特征亦称“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是民俗发展在空间上所显示的特质。每一民俗的形成、发展和消失均受一定的地域的生产、生活和地缘关系的制约，因而或多或少总要染上地方色彩。

　　民俗学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董永传说在民俗学和民俗文化方面显示出了其重要的价值。

　　一、“孝感“地名辩——兼谈董永传说的历史传承轨迹

　　董永传说最早只是作为一个自然朴实的善人善事传颂的。在汉代武梁祠画像石和三国魏时的石棺线画中，它只应算作是具有史料价值的民间故事，其中所包含的民俗信息主要是物质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条件）和精神的（风尚、礼仪和习惯），但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它便开始出现了变异，我们从“孝感“县名与董永传说间的联系中可看出这一点。

　　孝感在晋以前一直都没有独立置县，据《舆地广记》：“孝感县本孝昌县，宋孝武帝置，属江夏郡。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后周并废。又有环岳郡，隋开皇初废以县，属安州。唐武得四年置环州及环阳。八年，州废省，环阳入孝昌来属。元和三年，省入云梦。咸中通复置。后唐改为孝感。”

　　关于孝昌县的建立及其县名的来历，很久以来就流传着这样一段民间故事：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被长子刘劭所杀。刘劭杀父后抢班夺权做了皇帝。这件事引起了举国上下的不满，因为刘劭的做法违反了孝义。皇族都称刘劭是杀父逆子，认为不能听命于他。这时被册封为武陵王的刘骏（即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驻扎在酉阳（今湖北黄冈东），他得知此事后便立即檄告全国，同时联合荆州刺史南樵王刘文宣、雍州刺史藏质等“并举义兵”讨伐刘劭。此时，由于刘劭掌握着全国的军政大权，又拥有战斗力量最强的军队，故刘骏兵屡战屡败。当他正身陷忧患，兵残将缺之际，忽一夜刘骏梦见一位老翁，向他面授机宜，让他以“为父行孝”作旗帜，兴兵讨伐不孝的逆子。当时，孝义之道是倍受尊从的正统教义。刘骏依计而行，高举“孝”的大旗，全军将士身着白衣白甲，以号召民众、鼓舞士气。果然，刘骏的军队每到一处，都能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打起仗来连连得胜，后因得到江夏王刘义恭的帮助，终于打败了刘劭，刘骏也因此夺得了帝位。刘骏即位后，为了感谢托梦指点的那位老人，他四下寻访，并悬出皇榜寻找。皇榜张挂出来后，第二天上面便出现了这样四句话：

　　孝为百善首，子报君父仇，懂得其中意，永固保千秋。刘骏一看，发现是一首藏头诗，把每句话的头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孝子董永”四个字。为了报答董永的指点之恩，刘骏于是更改年号，改大初元年为孝建元年。同时还布告全国，大奖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对有孝行之人，一律倍加赏赐和升迁。特别是将盛传为董永故里的地方，即当时安陆郡的东部及黾县（今河南省罗山省西）新置一县，名为“孝昌县”。

　　这个传说在史学上其实证意义显然很有限，但它却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刘劭本是宋文帝刘义隆的长子，按照封建皇位的继承法中“立嫡为长”的习惯，他承袭皇位是合乎世袭制的原则。但由于他利欲薰心，迫不急待地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冒天下之大不韪，杀父登基，理所当然地要引起社会公愤。刘骏本是刘义隆的第三个儿子，按照封建体制中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远远轮不到他来做皇帝，可他抓住大哥杀父不孝之过，顺应时代风习大潮，利用“为父行孝”的名义，推翻了刘劭。刘骏和刘劭之间的这场战争，实质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战，刘骏之所以取胜，就在于他在运用武力夺取政权的同时还运用攻心战术，为此便显得计高一筹。刘骏夺权后，加紧了舆论宣传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他一方面大吹自己为父行孝的功绩，大骂其兄杀父不孝；另一方面布告天下，对全国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赐粟、帛各有差”，还对“孝悌义顺，赐爵一级，”并以建孝昌县来标明自己对孝义之倡导，一时间举国上下孝行之风大盛。

　　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助为避其祖父李国昌的名讳，于同光二年（公元924年）改换了孝昌县名，为了不致使董永行孝的典故在县名上被抹掉，于是就从“董永行孝感天”之意中取“孝感”二字更孝昌之名。至此以后，整个地域内孝子倍出，有的宗族甚至把“行孝义恤贫穷”写进了族谱、列为族规，要求全族人实行。董永所受的礼遇也越来越高，人们还专为他修建了祠堂，以供常年祭祀，董永像前的香火常年不断。可见孝感的老百姓对董永其人敬重的程度。

　　事实上，根据目前可查到的历史实证材料来看，孝感地名与董永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在南宋学者王象之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提到了一个相关的线索。该志卷七十七载，孝感在南宋时属荆湖北路德安府，其城的地理位置：“在府东一百三十里，旧唐志云：孝昌县，宋分安陆郡。唐武德四年，置环州，领孝昌、环阳二县。八年，环州废，以环阳、孝昌二县属安州。图经云：因孝子董黯立名也。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这里所述的材料与《旧唐书·地理志》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最后一句话《旧唐书》中未有记载。那么董黯为何人？他与董永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从清人吕景端署《校正尚友录统编·卷十四》中查找到这样一份记载：董黯汉，字叔达，句章人，仲舒六世孙，事母孝。比邻王寄之母以黯能孝讽寄，寄忌之，伺黯出，辱其母，黯恨之。后母死，斩寄首以寄母。自陈于官，和帝召释其罪，且旌异行，召拜郎中，辞不就。

　　由此我们可以找到问题的关键。即孝感县名的来历与董永之间虽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但通过《舆地纪胜》中引用的这一材料可证明，正因该志书提到了一姓董的孝子与此地名间有瓜葛，于是才有可能出现传说与史实间的混杂。故孝感县名来之于董永传说则全属于民间对董永故事之喜爱甚重而出现的对历史的附会，它正是民间传说在流播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时代、民族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是民俗文化历史性特征带来的必然结果。

　　从诸多史料看，董永都以千乘为祖籍。《中文大辞典》说他“流寓汝南，后徙安陆。”汝南为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所置郡名，在今河南上蔡西南，辖境相当今河南颖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东汉移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其后治所屡迁，辖境渐小。东晋移至悬瓠，南朝宋移上蔡县来治（在今河南汝南），隋开皇初废。除这部辞典提及董永在汝南一带生活过外，未见其它任何书证材料证明。综合各方面史料分析，汝南正是董永由山东流寓孝感的一条路径，至于董黯与丹阳的问题，据四县志记载：董黯，句章人。句章在今浙江省慈溪县西南、城山渡之东。《汉书·地理志上》载它属丹阳郡。由此看来，董永家住丹阳之说又是传说与史实的混杂。具体地说就是人们在传播孝子故事时，将董黯与董永二人搞混淆了，最后由于某种原因，董永的名声远胜于董黯，以使董永在董黯生活过的地域里取代了他，这也就是为什么董永传说在全国有那样多的地域都得以广泛的传播。

“　　孝感”地名之所以与董永传说之间产生了如此密切地联系，它一方面体现了孝感人民对董永的挚爱至深，而在复杂风俗传说中，使董永传说与历史建制沿革产生了混杂，带上了鲜明的孝感地域的风采。另一方面，它还说明由于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中的存在形态与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变异，它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标志，这正标明了它的历史传承性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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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父”与“敬士”——董永传说的变异特质。

　　董永传说起始是以董永卖身养父为内涵的，晋以后演化为卖身葬父，这种内蕴的变化体现了民俗文化的变异性特质。轻养重葬，轻生重死，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生价值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民的信仰和民间传统习俗的变迁。前一方面，我们在《董永传说初探》的第二编中已作过粗浅探讨，此处仅对后一个方面作些浅薄的论述。

　　从重养到重葬的转变，表明了人们对来生、转世的膜拜，于是人们把葬礼看成是现实人生的最后一次仪礼和未来人生的第一次仪礼，通过丧葬活动来沟通现实世界与“未来世界”的联系，生者可以求得慰籍死者亡灵，以求未来的岁月里多多得到死者的庇护；死者则可通过生者的隆重繁琐的仪式以达到亡灵者的世界，找到新的归宿。在这里生者与死者的世界仿佛是可以互相渗透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同处于一个博大无垠的空间，只是形态将二者割裂了。死者是幻化无形、变换多端的，它超越了时空，便不受时空的限制；生者是有形的，既束之于空间，又束之于时间。就象董永与七仙女，仙女在两个世界中来往自如，法力无边，而董永则受制于种种约束，所以仙女可救董永于危难，而董永却对仙女的来去无计可施。

　　丧葬的风俗实质上是为死人制定的，但它却似表现出了生者对生存的权力和要求。在具体的民间丧葬风俗中主要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送终。在人将要寿终之时，直系亲属必须在场，此谓之送终。二是昭示死者生前的种种功德，让生者铭记。三是表示将要完成死者生前未尽之愿，以便让死者的亡灵得到安慰。

　　在诸多的丧葬方式中，最受重视的是土葬，所谓“入土为安”。这是由农业社会带来的必然结果。《礼记》亦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荀子·致仁》则认为：“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可见土地的地位被提到了至高的地位。土地“能吐生百谷”，是“五行之主”，《白虎通》称它为“元气所生，万物之祖也。”土地是根本，有了土地才能安土，安土在才能安居。不仅我们的祖辈朝夕相傍，以此为生。当时的国家也是以人民的耕织来维持生存的。由是安土则民安，民安则国兴。于是统治者设法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安居乐业”，对土地产生“由然不忍去”的感情。这种重土的情感在离乡或失土时便会表现得特别强烈。离乡的华侨身边总珍藏着一捧故乡的泥土，以寄思亲之情，又如南宋时的郑思肖，画兰花时总是有根无土，人问其故，则云“土被番人夺去”，以无土象征亡国。可见我们民族对土的重视达到了何等程度。

　　中国人重土，所以死后定要归土。首先要选择一风水宝地，然后让死者安然躺入其中，入土之后，死者的亲友每年清明还要来到坟头为它扫墓，扫墓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为坟头添一把新土。有的人在火葬之后还要将骨灰置于器皿中重新土葬，无论怎样移风易俗，此风难灭。所以，可以想见，当董永身无分文无以让父亲安然入土是对先祖多大的不敬，因此想成为全孝，必须要安葬好父亲，对董永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只有卖身最及时而且最易让人感到他的真诚和对安葬死者的重视。由养父到葬父，这其中隐含了人们对土地、人生等价值观念的转变，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出汉民族的历史面貌和发展状态。它正是民俗变异特质带来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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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价值

　　民俗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为文化它就是特定社会的行为模式，作为人类的创造，它适应着一定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同时又制约着人类的活动。文化又大多是整合的。一切文化要素和特点大都相互适应并和谐一致。文化的适应和整合就意味着文化的不断变迁。文化变迁乃是一切文化都必然遵循的发展规律。董永传说文化也不例外，它随社会历史的演进而发生的形态与性质的变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的转移及价值观念的更易，这都表现为民俗文化的变迁。

　　我们在《董永传说初探》中分析董永传说的资料时将其分为汉魏、两晋、唐宋、明清四个时期，从这四个时期里我们可察知该传说内涵的演进历程。

汉魏时期是董永传说的雏型期，它最初以一种自然的德教素材形态出现的（汉武梁祠画像石），其发轫动因体现了劳动生活与礼仪制度、精神观念的环合锁连，其中的意识成分既是物质存在的派生物，又是民俗文化创新的推力。

　　到了晋、唐时期，石棺线画、志怪故事、变文等的出现，使该传说摆脱了发萌时的形态单一、内容粗浅、蕴意朦胧的性质，分解为精神型文化（石棺画、变文）、娱乐型文化（志怪小说），制度型文化（孝感地名来历之传说）。形成了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繁盛时期。

　　繁盛期过，董永传说走向异端，成为传说发展的变异期，这即是宋代和明清部分时间。其特点是理性色彩强烈，完全成为理性概念极强的精神型文化代表，董永传说走向了低谷，成为专制政治的附庸，无论是量的积累还是面的展开都呈下降趋势，在整个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发展中出现了断裂，这种断裂并非寂灭，它本身就印证了董永传说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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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变异期的尾声，即明清时期，出现了新的勃兴，这就是董永传说在民俗文化发展中的回归期。此时期经历了两度游牧民族的统治，再加上制度上的更迭，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外来因素日甚一日的东渐，董永传说失却了变异期的民俗文化发展情境，发生了趋向上的变迁。它摆脱了德教的旧轨，转向民间的大众生活，在新的层面上继续展开，并同其他的文化样式发生勾连与并合，一方面挟带着传统的因素，使其得到新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在变迁中也获取得了新的生机，在新的阶段与层次上继续创造，此即爱情内涵的产生以及这一内涵所蕴含的那种强大的时代责任和作用。这种新的内涵使民俗文化价值上升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天仙配》则是其顶峰，它即代表了升华期。这种升华是站在现实与未来的高度，对历史人物作了扬弃，既非纯自然需求形态，亦非纯理性束缚形态，而是将物质成就与精神成果结合起来，构建更高层面的内涵，使其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它决定着所有董永传说的实际价值与存在意义。

　　从董永传说的历史源起材料看，它最早产生于具有纪念意义的祠堂之中，汉武梁祠是武氏家族墓葬群中的一个祠堂，因为它是墓群中最早被发现的，故以此名代称全体。董永传说出现在该祠堂中，说明它是倍受尊崇的。在从当时整个武梁祠的画像石来考察，出现在祠中的人物无非是三类：一是帝王和列女，这是有地位的人。二是孝子义士，这是有实绩的贤德之人。三是刺客，这是有胆有勇的志士。整个汉代画像石的题材内容，除以上三类外，大致还有神话中的形象，如伏羲、女娲；再即是兵士、舞蹈杂技、庖厨等的图像。从这些画像中可见出它们已具有了一种神圣的引导社会风俗，对人进行道德疏导教化作用。

　　唐以后这种德教功能得以推广与普及，于是，董永传说开始出现在各种寺庙的讲经坛上，随着讲经的日益世俗化和民俗文学趋势的增强，它的德教功能便开始衰退，而娱乐功能便逐步增强。以至最后完全服务于民众的消遣心理，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娱乐。这种转变展现了董永传说功能的增强与普及。所以当世俗文学在反对旧礼教的战场上体现出自己的实力时，它便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显示出了它的实际价值和存在意义。

　　社会生产的发展是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变迁的物质动因，反映出社会存在与社会实践对文化形态的直接影响。

　　董永传说发轫于汉代，当时的社会生产环境决定了它的存在形态，它以劝善扬德为其核心和目的。随着农业文明的进步，社会生产得到广泛而深刻地变革，这种自然教育形态开始发生异动，它由祠堂、墓葬领域走向了神坛，失去了原来在社会生活中的歌颂祖宗功德的作用，而转向了新的生活层面的拓展。当它出现在市井里巷之中的时候，它的存在形态中便融入了对先期文化因素的承继与改革，也有新的创造。生殖观念、血亲观念、土地观念、乡土观念等，在我国农业型社会得到了极端的发展，而董永传说所蕴含的民俗文化观念和其民俗文化意义是与之相和谐的。

　　“忠孝”观念的冲击是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变迁的社会道德责任动因。“孝”扩展而为“忠”，导致了社会道德责任重心的位移，并造成了尊卑互映的文化情态。

将孝提到忠孝的高度，将忠归于孝的终极，即是将一种家庭伦理责任扩展到了社会。“孝慈，则忠”，（《伦语·为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广扬名》）把孝看成了治天下的“至德要道”。《孝经·开宗明义》“百行孝为先”，这种思想的冲击导致了社会道德责任的位移。讲孝首先必须做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演及国君，便是一种顺从与尊敬，进一步则为敬畏与膜拜。此时，皇帝出现在一部流行于里巷的通俗作品中，它必然是再现“至尊至贵”的君王威严，进而形成了尊卑互映的文化情状。

　　俗文化的趋势是对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神秘性的淡化。由于社会实践与认知范围的扩大、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拓展，以及人性解放意识的兴盛，加速了董永传说世俗化的演进。

董永传说当它走上神坛时便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可它毕竟来自于民间，在此获得生命力。当它重返民间时，其内涵和表现形式便出现了极深刻的转移。佛经讲经文化的盛行，印度戏剧的传入，民俗民间文化形式的升格，更加上个性解放意识的增浓，加速了董永传说向思想形式羁绊甚少的世俗化演进，它在民间的现实生活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董永已成为孝的代表是农业经济和德教政治的命定，它已在物质、精神及社群文化的长期实践中潜化为民族的意识、旨趣和风格，体现为外化的文化惯性和内隐的传统机制。作为一种文化结构，董永代表“孝”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并几乎已成为传统。一方面它跳脱不出文化变异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创造主体的自由选择，顺逆互冲，锁连成结，成为现实中的遗留物。且不说历史遗迹、孝子图、民间剪纸绘画、说唱艺术，就是当代的节日舞台、电影电视也常出现大篇幅的董永故事，并以此展示民俗文化的旨趣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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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材料，董永的孝贤象征意义在民间风俗中尤为突出，并依附于民间文化表现形式长盛不衰，至今在孝感县境仍留有“一线”和“一片”风景。

　　所谓“一线”，它以孝感县城为起点，城中有几条老街，街名叫线丝街、分丝街。城中老儒学还建有孝子祠。在孝感城北一华里外，有一御赐“汉孝子董永故里”碑，其碑类似明制。据《孝感县志》载为一九一八年重建，它一直立在孝感城北门外，作为该城的一个标志。可惜“文革”中被击碎，只剩下托碑的底座残赅还保存在董永公园里的孝子祠门前。城东北五里许有条三汊路，路旁有棵老槐树，这即董永与仙女相遇处。三叉路往东三里有一条河，今称滚子河，河上有座古石桥名理丝桥，从此往东十里有个乡村集店叫盗丝店，都与仙女织绢有关。再往东北即是孝感的最高峰双峰山，山尖上有一块梭状青石，传为仙女留下的梭子，人称“飞梭石”。从“故里碑”到“飞梭石”在孝感县境内就形成了一条约五十华里的董永传说遗迹线。

　　所谓“一片”，即指以董永故居董家湾（今汤家老屋）为中心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遗迹。其中心在孝感县城北的王母湖畔的毛陈渡。传说董永从千乘迁来孝感后即居住在此。湖的西边有一块坡地即董家湾。湾子附近有个湖被称作董家湖。它是环川八景之一。湾子里另一遗迹是董永父子墓。其墓的形态并不特殊，座北朝南两墓并列，左为董永父亲墓，墓茔高约二米，前有一墓碑，上书“汉孝子董永先代之墓”，生卒年均无。董父墓的右边为董永墓，墓碑显然要比其父的墓碑高大，碑上刻着“汉孝子董公永之墓”，据碑文记载，此两碑为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一月邑人王兆俊所立。此人当时为贵州、广顺州候补知事，实职为翰林院检讨。这之前是否有碑无任何史料记载。董永墓成于何时不得知，在全国各地象这样的董永墓远不止一座，所以其实证价值太小。它只能算是董永传说在孝感留下的又一纪念性建筑。董家湖实际上是王母湖西侧的一个耳湖，它的南面有天津湖，北边有北藻湖，亦称百草湖，相传董永从青州带来的百科草籽就是在百草湖被培育出来的。东面的王母湖边还建有一座“雨坛庙”，西边建有一个寺院叫“水月庵”。董墓北面有块高坡地上有一座“鸡公庙”，关于其中来历的传说异常生动。从鸡公庙往西走五里便是理丝桥，往东走五里还有一个挽丝桥，北面五里是浆丝塘，这些遗迹都与仙女有关。离董墓不到一华里处有座十余米高的土台，这即仙女升天的升天台，升天台下方有一方圆约三丈的池塘，是仙女下凡沐浴的瑶池，池中有一小岛，曰仙姑岛。如此等等，无处不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有关联。

　　董永传说的现实遗存反映了该传说民俗文化传统的稳定性和渐进性，由世俗至神圣，又由神圣走向世俗，是一复杂的文化变迁过程，其中包涵着对传统的毁弃与承继。

　　董永由一个普通农民走进大宗族的祠庙与墓葬，又由祠庙走向市井里巷，这里面包含了宗族观念，道德价值、社会责任、民风民俗等的变迁，这种变迁随时代而渐进，它以其长传不衰显示了它的民俗文化的稳固性，其遗风难失。如至今在孝感仍很流行的一些有关食品方面的传说最能体现这一特点。如焦湖产的九眼藕。“炸藕夹”这一湖北名菜就源于孝感人对藕的钟爱所产生。再如“孝感麻糖”，原来做得很不好吃，后经仙女用玉梳切片，积孝感各地的名品配料，方制成了今天这种“薄如蝉翼甜如蜜”的名品。如此等等。还有三月三、七月七等节令时节的风习，无不与董永传说有着密切联系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些俗之又俗的民间传闻将董永传说彻底推向世俗化并使其显示了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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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永传说的娱乐功能表现着文化创造主体的选择意向，作为人性自由发展的一个领域，它最能超越社会历史的局限，而不断获取新的发展。

　　演说董永故事，除了宣扬这其中的孝德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娱乐。说董永、唱董永、写董永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娱乐活动。孝感最流行的董永戏是《百日缘》，这是个大戏，演起来规模大，看的人也多，有些演员因唱这出戏而出了名。值得一提的是黄孝花鼓戏演员胡桂香，她的艺名叫白莲花，孝感人说“看戏不看白莲花，心中好象鸡爪抓”。群众称她“真旦”，同时有了“真旦上了台，好似七姐下凡来”之说。同时也正由于有了董永和七仙女下凡的故事，便有了“唱戏不够，神仙搭救”，“唱戏不圆，仙女下凡” 的俗语。而且不只演唱全本，折子戏也很流行。如有句流行于孝感的俗语“董永真遭孽，‘路遇’又‘分别’”，这“路遇”与“分别”就是指的折子戏名，如此等等，董永传说已成为孝感人民各种各样的聚会庆典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民间社火、祭祀、节庆、聚会等，都以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活动、歌谣、绘画、小说、讲唱艺术等各种形式，五彩纷呈。特别是地方戏曲将民俗、习惯、传说、音乐、舞蹈融为一体，喜怒哀乐任其取舍，表现出文化主体选择意向的嬗变，使该传说超越历史的局限，不断获取新的发展。

　　以董永传说作为建筑的取向，显示其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价值和存在意义，并构成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得以继续发展的又一领域。

以董永传说作为建筑的取向是今人的创造，也是对民族传统中多兴纪念性建筑的袭用和创新。不过，其信仰因素和神化因素早已衰亡，实用与审美的追求成为其再创造的基础。在建园设计中较多的是借该传说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来表现建筑的空间与力度，反之以建筑进一步延续扩展传说的民俗文化内涵，给民俗文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天地。

　　建筑艺术是形象思维的反映，也是人的思维及社会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最真实展现。因此很早就有哲学家把建筑称之为“石头写成的历史”。我们着重回顾一下董永故事发展的脉络，有关董永的建筑也同样构成了一部石头写成的董永故事史。从最早见到的东汉的武梁祠石刻画像，到魏晋孝子石棺线画、孝子浮雕石刻及唐宋元明清以后数不清的孝子祠、孝子墓、孝子碑等。虽然这些建筑规模形式多异，甚至很多还构不成完整系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形态。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了人类的某种文化意识。它们不同于那些仅为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而建造的实用性建筑，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的非实用性建筑。

　　从这部建筑所构成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永这样一位普通农民，如何由一个身无分文的贫贱者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人们供奉的偶像。这种社会地位变化的结果就使得董永完成了由贫贱到显贵的一次又一次飞跃。

　　第一阶段是在汉代，董永故事产生流传之后，即被请入当时的墓室建筑中。今见最早的纪念董永的建筑物是位于武梁墓室中的画像石。武梁祠又称武家林，位于山东嘉祥县城南约十六公里的武翟山北麓。武氏家族世代为官，汉桓帝建和元年族人于武氏墓群前建祠，前后共用了十年之久，可见其工程之浩大。祠中共分四个石室，均刻有石阙、石狮、墓碑、画像等。石室内把一些著名人物，奉刻在阴间，以此来奉祀自己的祖先。所以，能成为石室中内容组成部分的，要么有至尊之地位，要么有极崇高之品德，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力才能入选。而董永作为一个农民，能够登上这庄严祭祀的大雅之堂，足见当时显赫的武氏官僚家族对董永故事的重视。同被刻入石室的孝子只有几个，这些材料是汉代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这些画像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宗教信仰等，因而具有较高的民俗学价值。所以，董永故里进入祭祀的墓室建筑，一方面是表明董永此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汉代儒家忠孝思想的广泛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民族文化形态。至晋代董永被运用到各类建筑中，其艺术化倾向逐渐增强，因而也更多地被用于艺术化的装饰，这一点主要表现在晋代的“石棺线刻画”及“浮雕石刻画”。从晋代开始，壁画棺画流行。许多士大夫文人画家也开始登上画坛。一改过去绘画只是工匠专业的传统，从而大大提高石刻雕画的艺术水平与文化内涵。

有关董永的纪念性建筑的第二个阶段是随着他的形象得到日益广泛传播而逐步走向民间，从而成了最常见的通俗的纪念性建筑。这个转变主要原因是从唐代开始流行的一种迷狂性的丧葬迷信。据吕才的《叙葬书》记载，死者家庭“择葬地而希官品”，社会上是“巫者利其货”据当时有神论者的话说：“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一时为丧葬择选时日、争量墓地之风遍行全国。随之而来的宋代，又是一个理学的极盛时期，董永作为一个孝义之道的代表，更是显得重要和突出。这样的背景之下，董永为葬父而行孝的高尚行为则一时显得地位尤高。因此唐时就产生了许多纪念董永的建筑，如孝感就为他建了一座孝子祠。还有各种孝子牌坊、孝子碑等更是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建起。董永的形象从此便也更稳固地走上了被人崇拜的地位。

今天孝感市建起了第一座综合性的纪念建筑——董永公园。使董永的纪念性建筑发生了第三次飞跃，走上了纪念与文化娱乐连为一体的道路。由此董永传说故事才真正走上了表现传统道德、服务于精神文明建设、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纪念建筑之路。

园林建筑的本身就是按照人们的审美标准进行的建筑。正如恩格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所说的：“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在劳动生活中，不断创造着美。董永故事产生和流传的本身，就证明了它是千百年劳动人民创造的一个审美产品。在建筑上，我国传统的审美有两大类型，一类是表现对抗、力度的壮美，即阳刚美。一类是表现和谐、婉转的悠美，即阴柔美。阳刚美主要是通过表现对抗之中的审美，通过强烈的刺激、大幅度的变化来刺激亢进的心理。如惊异、崇拜、兴奋、皈依、恐怖等。例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急聚变化、战乱纷繁，社会的发展亟需一种强力来推动，社会的杠杆也亟需强大力量来控制。因此表现强烈对抗性的审美意识就始终上据着上风，当时的建筑也就反映了这一点。如楚国的章华台，上可延目广望、骋观终日；秦国的阿房宫，占地26万平方米，可一日之间即气候不齐；还有如骊山始皇陵、万里长城等都是征工数百万人之巨型建筑。它们在形式上是高台榭、轩宫室、千门万户、飞椽流檐、气宇轩昂。装饰上飞腾跳跃、盘龙卧虎、跃魑飞猊，处处都显示着对抗美的力度。但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源起，其形成的民族性格是极不喜争斗的保守温和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从汉代开始，我国逐渐进入了较稳定地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在建筑审美上也就逐渐扬弃了格调单纯粗犷的阳刚美，而开始创造大量精美细致的建筑。如汉代开始，高台建筑便不复存了，代之产生的是大量的园林及堂、阁、馆、榭、台、亭、斋等。它们使和谐与对抗融为一体，就连最宏伟的皇城建筑，也要严格地排列于贯穿始终的中轴线上。而起承转合、关联照应则成为建筑的极高审美标准。这些极度和谐的建筑充分运用轻盈、协调、开朗、安静等方式，唤醒主体的舒适、安祥、依恋、温馨、缱绻的情绪。从此这种优美的建筑就形成了我国传统建筑的主流风格。董永传说的纪念建筑正属于这种美学的范畴。董永公园的建筑，也更是从这种传统的主导性建筑审美中吸取营养和获得审美依据的。

总之，董永传说的民俗文化价值体现在它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承继与改造上，一是内部成分的调整，二是与外来因素的融合，前者保持传统形态，后者则逐步改造传统。它将按历史的法则运动，其既往的辉煌实迹将不可抹杀，其部分的遗存仍将服务于现代生活，它将在新的文化冲突中参与重建更为灿烂的未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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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别把董永和牛郎混为一谈



《卖身葬父》

［汉］董永，家贫。父死，卖身贷钱而葬。及去偿工，路遇一妇，求为永妻，俱至主家。令织缣三百匹乃回，一月完成。归至槐荫会所，遂辞永而去。葬父将身卖，仙姬陌上迎。织缣偿债主，孝感动天庭。

本期主题《二十四孝》

□栏目主持方海征

□主讲人姚淦铭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之一。著有《孝经智慧》、《大学智慧》等书。

《二十四孝》中的第八则董永卖身葬父是广为大家熟知的故事，黄梅戏名段《天仙配》正是由这个故事改编而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这一优美的旋律传唱至今，堪称经典。
传说最早现于三国时期

《二十四孝》中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小伙子，父亲死了之后没有钱给父亲置办丧事，自己把自己卖了，这是任何人都很难做到的。董永做到了，他成了古今称道的大孝子。而如今许多影视作品中常常出现以下卖身葬父或者葬母的情节，不知道是不是从董永这个故事得来的灵感。

董永卖身葬父最早见于三国时曹植写的《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户，不知何用归。天上秉至德，神女为秉机。 ”至干宝编写《搜神记》时，这个故事被取名为《天女助人》，内容也更加详细。情节大体如下：董永从小失去母亲，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去世后，他没钱办丧事，便向人借了一万钱。董永对债主说：“日后无钱还债，甘做您的奴仆！ ”董永在家守完三年丧，就去债主那里做奴仆。路上，董永遇到一位女子，该女子对他说：“我愿意做你的妻子，不嫌弃你贫贱。 ”于是董永带她到债主家。债主对董永说：“那一万钱就送给你吧！”董永回答说：“蒙您的恩德，先父得以安葬。我虽是贫贱之人，但一定要尽心尽力，予以报答。 ”债主问：“与你一起来的女子是谁？ ”董永答：“是我妻子。 ”债主又问：“你妻子能干什么？”董永答：“她会织布。”债主说：“你一定要报答我的话，就让你的妻子为我织一百匹缣（一种优质丝织品）。 ”只用了短短十天，一百匹缣就织完了，令债主非常吃惊。董永夫妻回家路上，走到第一次相见的地方，那位女子向董永辞别说：“我是天上的织女，看到你如此孝敬父母，天帝命我下凡来帮你偿还债务。现在你已还了债，我已不适宜久住人间。 ”说完便凌空飞走了。董永泪流满面，感激不已。

《天女助人》这个优美的民间传说对后来的中国戏曲影响很大，南戏《董永遇仙记》、黄梅戏以及电影《天仙配》等都是在此基础上经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

湖北孝感相关古迹很多

如果从《孝经》的角度来看，这一孝行的主题有两个：一是《丧亲章第十八》中所说的道理，亲人死了“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董永作为孝子，为了尽此孝行，竟然将自己“卖身贷钱”而葬父，这是很感人的，甚至感动了天庭之神灵。二是此故事又合乎《感应章第十六》所说的，至孝而“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孝行换来了上天的回报，有仙女下凡，自求为董永之妻。

董永故事的发生之地，一直被认为是湖北的孝感。《孝感县志》里有记载：董永年幼丧母，家庭贫寒，佣耕而事养父亲，“父没不能葬，贷钱里富人裴氏，约身为奴偿之”。在这广为流传的真人真事之上，民间艺人又进行浪漫主义再创造，孝子的孝行感应了上天的七仙女，下凡与之结为夫妻，度过了一段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的美满生活。随着文艺形式的创造，董永的形象也深入人心。

今天的孝感还留有许多关于董永的文物古迹。根据有关材料介绍，孝感城北门外有一古碑，碑文为“汉孝子董永故里”七个正楷大字。此碑是董永故里的见证。这里还有董公墓。孝感城关东南五公里处有一董永湖，湖边汤家老屋村的北面有两座并立的古墓，左边是“汉孝子董公永先代之墓”，右边是“汉孝子董公永墓”。两墓皆有高耸之石碑，为清代所立。此被称为“古孝感八景之一”。

孝感还有董永的“孝子董公永祠”，在城关小东门处，原祠正堂立有董永塑像。据《孝感县志》记载，孝子董永祠最早建于城关北门，明代迁至文庙东面，与唐代忠臣张汴合祀，改名“孝祠”。清代改建于文昌殿西北门，立匾为“孝子董公永祠”。现孝子祠在董永公园内，祠内以浮雕形式展示民间传说的16个孝子、孝女的故事，集孝的事迹于一祠。

董永公园在孝感城北傅家冲南端，相传为董永卖身的傅员外的家址。公园占地72亩，以仿古建筑为主，根据神话故事设置了瑶池仙境、槐荫古树、理丝桥、升仙台等景观，展示了董永孝敬老人、勤劳朴实、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感。

史料中记载了四个董永

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1950年，这个传说有赖于黄梅戏电影《天仙配》而扬名天下。 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的一套邮票《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更是扩大了这个传说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度。但自古以来，人们对传说中的两位主人公董永与七仙女的来源则不甚清楚，董永一角是来源于历史人物还仅是传说人物？唐宋以来，博兴、孝感、丹阳、东台、通州、蒲州、河间等地都称有董永遗迹，可见人们并不认为董永是可考的历史人物。至于七仙女，至今仍有人将之混同为织女，到头来，董永与牛郎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理清。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东汉中叶，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过去只发现了三条，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但画像中还没有出现仙女的踪影。第二条就是上面说过的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其实，董永是确有其人的。

在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第一个董永出现在《汉书》卷十七《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建武二年（公元二十六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汉书》明确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因这条材料记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汉隶字原》卷一：“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 ”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一百六十七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乡绅董永。第三个董永生活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朝廷旌表。第四个董永生活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只有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最有可能是传说中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

高昌侯董永即上面所说的第一个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吻合之处：1、二人姓名相同。2、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3、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 4、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5、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极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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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十地董永与七仙女文化研究、开发、利用考察报告[转]


      毛衣女故事是新余的先人们留下的一笔宝贵文化财富，一笔等待我们去挖掘和利用的“宝藏”。通过东晋干宝《搜神记》的传播，它传遍了中国，并与古老的牛郎织女故事融合，形成了今天的牛郎织女故事。而牛郎织女故事，又影响了董永与七仙女故事情节的演变。近几年，全国有20多个地方借助《天仙配》所带来的文化效应，争先恐后以“董永故里”之名积极向国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夺董永和七仙女文化“金字招牌”，提高地方竞争的“软实力”。新余作为古老的仙女下凡传说发源地，该如何挖掘、开发、利用好这一特色文化?7月22日至8月3日，市仙女文化研究考察小组一行，先后赴安徽安庆、天柱山(潜山县)、当涂，江苏金坛、丹阳、东台，山西万荣，河南武陟、汝南，湖北孝感，追寻“仙女下凡”的足迹，在五省十地寻找开发、利用好毛衣女故事的“它山之石”。
一、五省十地研究、开发、利用董永和七仙女文化的情况
安徽省安庆市是黄梅戏的故乡，一曲《天仙配》唱成了安庆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利用电影《天仙配》的知名度，安庆市以“七仙女的故乡”对外宣传和推介城市，积极以黄梅戏为龙头带动演艺文化产业发展，推动黄梅戏与旅游的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项目。安庆市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机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安庆市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风景区，为了以七仙女下凡传说带动旅游业发展，在中央电视台打出了“七仙女的故乡———天柱山”的广告，天龙关风景区出资500多万元在此拍摄了新版《天仙配》电视连续剧，力图使此地成为一个新的旅游文化景点。天柱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山川奇美壮丽，然而天柱山仍要对外打“七仙女的故乡”的文化牌，实在是因为七仙女的故事传遍中国，家喻户晓。可见，七仙女文化品牌是块金字招牌，各地争抢七仙女文化自有它的道理。
江苏丹阳曾经是较早申报董永与七仙女故乡的城市之一，他们的理由是：《天仙配》里介绍说董永是丹阳人。不过由于“董永故里”目前在与之相邻的金坛境内，丹阳申遗失败。于是他们转而积极鼓动金坛开展申遗工作。丹阳市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搜集、整理、挖掘工作，是江苏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县市，除了民间音乐、剪纸、绘画外，他们的申遗项目中甚至还包括了民间酿酒方法，丹阳大麦粥的做法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申遗后，该市还准备建一个展示馆。
file:///C:/DOCUME~1/LIUXIA~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江苏金坛今年将董永与七仙女传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国家申报获得了通过，这是全国继山西万荣、江苏东台、河南武陟、湖北孝感之后第五个申报董永与七仙女文化发源地成功的城市。金坛现保留有一棵500多年的老槐树，望仙桥桥墩等遗迹，《金坛县志》中也有关于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的记载。申遗成功后，当地打算将七仙女故事移植到茅山风景区，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
安徽当涂县对董永与七仙女文化开发时间比较晚，在其它地方争夺“董永故里”已近尾声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他们的理由是：当涂县的丹阳镇才是《天仙配》里说的古丹阳，江苏的丹阳并非历史上的古丹阳。当涂县自古就有黄梅戏《槐荫记》在民间传唱，1953年，《天仙配》的剧作家陆洪非曾在此体验生活，因此《天仙配》应取材于当涂县的黄梅戏。同时他们还在民间找到了一些遗址、遗迹、传说和《董氏宗谱》，参与“董永故里”争夺战。目前，当地已把《天仙配》作为当涂县2008年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
file:///C:/DOCUME~1/LIUXIA~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3.jpg江苏东台是全国较早进行董永和七仙女文化研究的地方，1956年民间学者就开始了文化挖掘工作。通过搜集整理，东台市已找到董永和七仙女传说有关的遗迹董永庙、缫丝井、舍子庄、东鞋庄、西鞋庄、董贤桥等50多处，撰写了大量文章在《新华日报》、《中国邮政报》等报刊上发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二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央视四套“万里海疆行”栏目、台湾东升电视台等都曾到东台拍摄过电视专题片并播放，中国电影家协会著名编剧刘浩东等也曾到东台采访董永遗迹。东台市先后两次拍摄了电视专题片开展宣传推介工作，恢复了董贤镇、辞郎村等遗迹地名，成立了董永文化研究会并请外地专家学者参加研讨，形成了较完整的传说与遗迹印证链条。目前，东台市正在规划把有遗迹的3个乡镇联合起来搞一个董永与七仙女主题公园，组织董永故里行等系列旅游活动，带动东台经济发展。
河南武陟县是董永与七仙女文化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的地方之一。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武陟退休乡干部孙巨才花了30多年时间收集董永的有关资料，从史书和二十四孝的记载在当地寻找董永墓、董永庙、寒窑、傅家湾、落鞋台等传说遗址。他提出：全国各地上众多的董永墓都是董永后代迁徙后立的衣冠墓，武陟才是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发源地。他写了30多万字的研究文章论证了董永传说“成仙演变”过程和神化过程，准备于近期出版。河南武陟的说法得到了国家的认同，因此也成功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通过争夺董永，他们成功争夺到了董永和七仙女文化，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河南汝南也有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和遗迹，但未充分发掘和利用，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文化上。汝南是梁祝故事的发生地，对此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在职博士研究生、驻马店市副市长张德轩长期以来致力于文化发掘、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在文化的保护、开发和申报国家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主编出版了《中国梁祝之乡文集》，为当地成功申报“梁祝之乡”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汝南县正在请河南省就如何开发利用梁祝文化作详规。
湖北孝感是中国著名的“孝子之乡”，孝感不论民间还是政府都高度重视董永和七仙女文化的挖掘工作。该市成立了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地点设在孝感，民间学者出版了《董永传说初探》、《董永故事探源》等书籍，城区内有许多街道被命名为天仙路、槐荫大道、仙女路等，董永公园目前正在改造之中。为了推动孝文化的研究，孝感市广泛开展了征集孝址工作，已找到遗址遗存近二十处，并按史志记载对一些古建筑重新建造。孝感市充分利用孝文化打造城市名片，举办了孝文化艺术节，“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研讨会，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孝感动苍穹”大型演唱会等活动，不仅以孝文化促进当地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力图使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经济资源，如孝感特产麻糖和米酒上百家生产厂家打孝文化牌；开发了畅销的《董永与七仙女》、《百孝图》孝剪纸产品；建设了孝文化礼品市场；依托孝文化发展旅游业等。
在所有地方董永与七仙女文化遗产申报中，山西万荣县后来居上，这得益于山西省著名文艺评论家董大中。他完成了30万字的《董永新论》，认为：七仙女的原型名叫田仙，恰好与天仙谐音。山西河东地区是董姓的发祥地，到了董永生活的那个年代，董姓才开始向四面八方搬迁出去，发展到全国。同时，董先生又紧扣“父残子大孝”这个要害，得出董永不可能外迁，而是后代移民出去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人口的迁徙，这个美丽的故事渐渐传到了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并出现了董永遇仙的各种神话故事及版本。由于中国民俗协会和中国文联有关负责人支持这一观点，申遗工作起步较晚的山西万荣后来居上，位列第一。
五省十地的“董永与七仙女的发源地争夺战”可谓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导致这场争夺战爆发的原因是因为电影《天仙配》在全国的广泛传播。由于董永和七仙女故事几乎中国人家喻户晓、童叟皆知，因此谁都想争夺这张文化名片，借船出海，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安微安庆、天柱山、当涂，江苏丹阳、金坛、东台等地走的是依据黄梅戏《天仙配》论证自己是“董永故里”的路子，河南武陟、汝南、孝感，山西万荣、山东博兴走的是依据《二十四孝》故事的路子，其最终目的几乎全是论证董永的发源地是他们的，当然七仙女也就是他们的———通过争夺董永来争夺七仙女。为此各地找到了当地的遗址、遗迹、地名、民间传说、地方戏、《地方志》和民间习俗等来论证董永是他们的，争夺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五省十地对我们的启示
考察结束后，我们对五省十地研究、开发、利用董永与七仙女文化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疏理，发现五省十地有以下共同点：
1、五省十地的领导都高度重视打造特色文化名城工作。各地领导对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名城形成了共识，认为做好这项工作对推动当地旅游、经济建设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都注重打造特色文化名城的投入，而且普遍认为，打造特色文化名城现在正是时机。可见，我市打造特色文化名城也正当时机。如：江苏丹阳认为，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外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指标介绍并不一定感兴趣，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外商所在地的经济更发达。相反外商对当地的文化倒更感兴趣，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打文化牌倒是一个很能引起外商兴趣的话题。江苏东台通过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到了中央电视台、台湾东升电视台前来做专题报道，提高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各地民间文化根基非常深厚，有大量的戏曲、口头传说、风俗在民间广泛流传，也留下了许多遗址、遗迹。这得益于当地多年来深入细致的文化搜集、挖掘、整理、修复工作。相比之下我们除了干宝《搜神记》之外，民间文化积淀比较薄弱，这可能与我们开展此项工作起步较晚，保护和发掘不够有关。
3、各地进行文化研究、挖掘都有较好的成果。有的地方已出版了相关书籍，如东台、孝感、万荣等；大部分地方成立了研究会，如汝南、武陟、东台、孝感等。有的地方正在开发和利用董永和七仙女文化，如金坛、东台正在利用董永与七仙女故事进行旅游业发展规划；湖北孝感已经利用这一文化品牌，实现了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的大提升，而且正在利用文化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4、各地的政府职能部门在文化研究、资料收集、挖掘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江苏丹阳要求各乡镇文化中心(站)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工作；江苏金坛县文化局积极开展董永和七仙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河南驻马店市副市长亲自抓梁祝文化的申遗和保护、开发工作等。
5、五省十地都在推进特色文化的开发、利用工作，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优势，大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有的地方正在形成规划，有的地方正在着手进行规划，有的在完善和修改原有的规划。目前比较做得成功的，以湖北孝感为最。
6、各地普遍认为：挖掘文化传统，开发文化资源，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文化建设，打造文化品牌，带动当地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发展，使文化资源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7、五省十地都以在“董永故里”之名积极向国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夺董永与七仙女文化发源地的“金字招牌”，力争获得国家认可，为文化开发与利用争取“名正言顺”的优势。经过争夺，山西万荣、江苏东台、河南武陟、湖北孝感、江苏金坛五个地方申遗成功，获得了国家的认可。
8、各地都在巧用特色文化打造现代城市。如安徽安庆在城市建七仙女雕塑，依托《天仙配》向外打出七仙女故乡的城市名片；湖北孝感以董永和七仙女文化命名董永公园、仙女路、槐荫大道、天仙路，建设特色礼品市场等。
9、各地都非常重视利用文化的教育熏陶功能，建设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如江苏东台以董永文化教育感召市民，董永庙附近一带民风淳朴，关系和谐；河南武陟董永庙一带村民自发出资建董永庙，周边一带婆媳关系融洽；湖北孝感通过“孝子评选”等活动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使传统的孝文化蔚然成风。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新余作为毛衣女故事传说的发源地，有必要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推动我市的特色文化名城建设，促进旅游、文化、城建和经济发展。我市应高度重视仙女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五省十地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余要有紧迫感，加紧进行向国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在这场文化资源的争夺战中争得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占据“有利地形”，推进我市的仙女文化开发和利用，打造特色文化名城，使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世上并没有真实的仙女，但是存在魅力四射的仙女文化，它的存在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成为了中国文化宝库中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牛郎织女故事之所以能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童叟皆知，恰恰证明了它的魅力和价值所在。七仙女传说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世界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仙女文化的研究、开发与利用，是一项陆续投入、长期见效的工作，持之以恒，将形成我市巨大的无形资产，提高我市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因此，我市要将七仙女文化打造成为一张递给全国乃至世界的名片，研究如何做大做强仙女文化品牌，通过文化建设提升新余的“软实力”，利用仙女文化打造文化名城，促进新余经济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