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夏，管季超游学南昌，未能与张国功先生谋面，一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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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时间：3月3日（星期日）19：30
活动地点：青苑书店金域名都旗舰店（洪都大道299号金域名都1—021二层）
特邀嘉宾主持：著名作家胡平先生
嘉宾：南大中文系张国功编审 联系电话：0791-88528829 15070821696
特邀嘉宾简介
丁东，历史学家。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民间思想史和文革史的研究。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反思历史不宜迟》、《精神的流浪》、《思想操练》、《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编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世纪学人自述》、《背影书系》、《口述历史》等书，并任《老照片》、《温故》、《炎黄春秋》特邀编辑。 查看全部 »讲座时间：3月3日（星期日）19：30
活动地点：青苑书店金域名都旗舰店（洪都大道299号金域名都1—021二层）
特邀嘉宾主持：著名作家胡平先生
嘉宾：南大中文系张国功编审 联系电话：0791-88528829 15070821696
特邀嘉宾简介
丁东，历史学家。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后供职于山西社会科学院，现居北京，主要从事当代民间思想史和文革史的研究。著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反思历史不宜迟》、《精神的流浪》、《思想操练》、《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编有《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世纪学人自述》、《背影书系》、《口述历史》等书，并任《老照片》、《温故》、《炎黄春秋》特邀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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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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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12-11-28 发布： www.xzbu.com   
  2012年第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8篇  从开卷数据解读Maya图书市场 体育类读物版权案例分析与启示 数字出版产业协同创新研究 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SWOT分析及发… 跨越式发展——中国出版业的新航标 云出版商业模式研究 中国编辑思想史研究内容浅论 电子图书出版模式及其版权保护探析 新千年来大陆学者的国外出版教育研究… 数字时代地方院校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 出版企业知识管理研究的探索性尝试 人与书的故事 2011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著作目录 中文数字学术期刊用户价值模型实证研… 基于客户关系管理的读者潜在价值预测 我国出版企业外汇风险的识别与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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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吴玲芳，钱万里著：《中国图书史话》，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1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2/view-3697349.htm
　　2.杨虎，肖阳著：《中国书业》，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1.1
　　3.彭卫国，胡建强著：《民国刻本经眼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1
　　4.李滨著：《中国近代报刊角色的发展和演变》，长沙：岳麓书社，2011.1
　　5.颜湘茹著：《层叠的现代：〈现代〉杂志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1
　　6.沈毅著：《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
　　7. 孙会著：《〈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
　　8.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
　　9.[日]石仓武四郎等编摄：《旧京书影：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
　　10.郭孟良著：《晚明商业出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1
　　11.李润波著：《老报刊说党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
　　12.傅柒生，李贞刚编著：《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1
　　13.刘文峰著：《中国体育图书出版研究》，北京：中国体育大学出版社，2011.1
　　14.章宏伟著：《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
　　15.黄裳著：《笔祸史谈丛》，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1
　　16.沈津著：《书丛老蠹鱼》，北京：中华书局，2011.1
　　17.姜德明著：《寻书偶存》，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18.马贵斌等编著：《简明中国印钞史》，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2011.1
　　19.[美国]安德烈·伯纳德编；陈荣彬译写：《退稿信：出版史上编辑们看走眼的重大时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
　　20.龚晏邦著：《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1
　　21.云南人民出版社编：《60年记忆：云南人民出版社60周年献礼》，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1
　　22.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山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1
　　23.上海图书馆编：《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图志》，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11.1
　　24.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灵魂相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
　　25.吴禾编：《书痴范用》，北京：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
　　26.张冠生著：《远古的纸草》，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1
　　27.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馆编：《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
　　28.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长沙：岳麓书社，2011.2
　　29.谭旭东著：《中国少儿出版文化地图》，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1.2
　　30.汪家熔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补卷（上，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2
　　31.元青主编；王建明，王晓霞等著：《中国近代出版史稿》，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2
　　32.魏向清著：《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回顾与反思（1978—200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2
　　33.焦扬主编：《世博书香：2010上海书展综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
　　34.张守仁著：《永远的十月：我的编辑生涯》，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2
　　35.郑纳新著：《新时期的〈人民文学〉与“人民文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3
　　36.王增如著：《丁玲办〈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
　　37.杨玲著：《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38.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王海波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1951—201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
　　3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怀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3
　　40.季剑青著：《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41.《王云五文集（六）：八十岫庐自述》，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4
　　42.谢清国著：《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
　　43.白岱玉著：《甘肃出版史略》（增订本），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4
　　44.刘思佳著：《爱国志士 民主先锋：新闻出版家邹韬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
　　45.陈挥著：《邹韬奋》，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4
　　46.张美芳著：《毕生为文化而奋斗：中国第一出版家张元济》，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4
　　47.[美]巴斯贝恩著；杨传纬译：《为了书籍的人：坚忍与刚毅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
　　48.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王笠耘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4
　　49.沈昌文等著；郭凤岭编：《编书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4
　　50.张均著：《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51.胡汝骏著：《编辑工作三十年》，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4
　　52.刘天振著：《明清江南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53.石祥著：《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5
　　54.周生杰著：《鲍廷博藏书与刻书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11.5
　　55.周广璜，李扬眉编：《继绝开新：作者读者编者回忆〈文史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
　　56.王辙著：《一部奇书的命运：贾平凹〈废都〉沉浮》，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5
　　57.刘海栖等著：《风云际会》，济南：明天出版社，2011.5
　　58.顾志兴著：《杭州藏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6
　　59.张运君著：《晚清书报检查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60.吴永贵著：《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6
　　61.张忠著：《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6
　　62.李夫力著：《民国杂书识小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6
　　63.吴忠良著：《民国书影经眼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6
　　64.李春雨著：《出版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11.6
　　65.汪耀华编著：《上海书业名录（1906—2010）》，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6
　　66.耿相新著：《中国简帛书籍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
　　67.来新夏，韦力，李国庆汇补：《书目答问汇补（全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6
　　68.张挺，王海勇主编：《中国红色报刊图史（1921—1949）》，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6
　　69. 王润泽著：《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70.林语堂著；王海译：《中国新闻舆论史（1968年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6
　　71.白瑞华著；王海译：《中国报纸（1800—1912）》，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6
　　72.赵敏恒著；王海译：《外人在华新闻事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6
　　73.郗卫东主编：《解放前珍贵红色报刊发刊词：〈新青年〉到〈人民日报〉的原貌再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6
　　74.张苑宸著：《〈新民晚报〉副刊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
　　75.李新立主编：《岁月见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6
　　76.陈昕著：《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6
　　77.李磊著：《报人成舍我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6
　　78.邱培成著：《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6
　　79.全根先著：《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6
　　80.张国功著：《纸醉书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81.沈津著：《书林物语》，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82.孙重人著：《读来读往：关于书人书话的读书笔记》，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7
　　83.邓文锋著：《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
　　84.江凌著：《清代两湖地区的出版业》，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7
　　85.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86.冯志杰著：《中国近代翻译史·晚清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7
　　87.赵晓兰，吴潮著：《传教士中文报刊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7
　　88.张天星著：《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7
　　89.刘兴豪著：《报刊舆论与近代中国政治：从维新变法说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7
　　90.陈斯华著：《文学革命与〈新青年〉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
　　91.张雪根著：《故纸堆里觅苍黄：民国报刊札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7
　　92.张大伟，曹江红著：《造纸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
　　93.刘俐娜著：《出版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8
　　94.杨联宇著：《〈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1927—1937）》，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
　　95.汪家熔著：《张元济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
　　96.中国编辑学会编；冯志杰，范继忠，章宏伟主编：《中国编辑出版史研究（第二卷）》，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8
　　97.沈昌文著：《八十溯往》，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8
　　98.钟叔河著：《记得青山那一边》，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8
　　99. 朱正著：《序与跋》，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8
　　100.辛德勇著：《纵心所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8
　　101.俞晓群著：《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8
　　102.范用著；汪家明编：《相约在书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8
　　103.广东人民出版社编：《岭南书香：广东人民出版社60年发展历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8
　　104.王振良著：《稗谈书影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8
　　105.高信著：《新连环画掠影》，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8
　　106.范邦瑾编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107.[荷]皮纳著；康慨译：《古典时期的图书世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8
　　108.黄书元，张小平主编：《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8
　　109.《人民出版社大事记（1921—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内部印行，2011.8
　　110.《人民出版社社史（1921—1950）》，北京：人民出版社内部印行，2011.8
　　111.本社编：《保定市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9
　　112.罗仲辉著：《印刷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9
　　113.本书编委会编：《书魂永在：范用纪念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2011.9
　　114.邹振环著：《晚明西学汉文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115.张人凤，宋丽荣编：《张元济论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9
　　116.挹彭著；谢其章编：《东西两场访书记》，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10
　　117.吴家驹著：《古籍丛书发展史》，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118.杨军著：《明代翻刻宋本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0
　　119.刘杲著：《我们是中国编辑》，北京：海豚出版社，2011.10
　　120.张世林主编：《想念周振甫》，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10
　　121.汪家明编：《难忘的书与插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0
　　122.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编：《中国高校出版社发展报告（2005—201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123.宋应离编撰：《名刊 名编 名人》，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10.
　　124.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辽宁省期刊协会编撰：《辽宁期刊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10
　　125.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六十年纪念文集（1951—20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0
　　126.湖北人民出版社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六十年纪念画册（1951—20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0
　　127.孙顒，陈丽菲主编：《华东师大出版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0
　　128.邵志择著：《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1
　　129.[美]布林克利著；朱向阳，丁昌建译：《出版人：亨利·卢斯和他的美国世纪》，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
　　130.《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纪事》，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11
　　131.《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5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11
　　132.扬之水著：《〈读书〉十年（一九八六—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11.
　　133.本社编：《往事如昨：江西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纪念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11
　　134.王绿萍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11
　　135.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罗竹风画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1
　　136.陈建功，吴义勤主编：《新文学（创作）初版本图典（上下册）》，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11
　　137.俞晓群著：《蓬蒿人书语》，长沙：岳麓书社，2011.11
　　138.沈昌文著：《任时光匆匆流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1
　　139.《万象》编辑部编：《书与书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11
　　140.吴格等整理：《续修四库丛书总目提要》（丛书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
　　141.汪耀华著：《书香传承：上海书业旧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
　　142.柳和城著：《孙毓修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
　　143.[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中国）出版博物馆编：《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十六世纪以后的东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2
　　144.范军著：《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2
　　145.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2
　　146.顾志兴著：《浙江印刷出版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12
　　147.胡全章著：《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148.李仲明著：《报刊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
　　149.李婷著：《书衣华彩：中国早期艺术期刊的封面设计研究》，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1.12
　　150.吴小鸥著：《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12
　　151.龚鹏著：《韬奋启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2
　　152. 21世纪经济报道社编：《创世纪：一张财经报纸和她的世纪梦想》，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12
　　153.范凡著：《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12
　　154.王海刚著：《明代书业广告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1.12
　　155.王亚敏著：《中国报业集团法人制度变迁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2
　　156.《商务印书馆115年（内部资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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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后花园感应大时代

——评《副刊之美——江西省报纸副刊二十年获奖作品精选（1992-2012）》

2012-12-28 09:57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

　　□ 张国功
　　在当下变幻迷离的人文生态中翻检皇皇一册《副刊之美——江西省报纸副刊二十年获奖作品精选（1992-2012）》，先是由衷生发出“风景这边独好”的赞叹，掩卷则又难免有些隐忧，也期待副刊更美更绚丽。
　　风景这边独好，并非虚言夸饰。《副刊之美》收录了江西省报纸副刊研究会成立二十年来一年一度评选出的146篇精品力作，分为散文、报告文学、特写、随笔、文艺评论、杂文、诗歌7个篇章，体现了副刊大众化、多样化的缤纷色彩。其刊载报纸，既有高屋建瓴的省报，更多的是地气氤氲的区域性地方报纸；既有以主旋律安身立命的党报，更多是特色鲜明、反映特定对象的行业报。所撷取的珠玑文章，既有如梁衡、李炳银等文坛名家以及各报著名记者的力作，更多是江西大地上普通作者甚至无名作者的真诚文字。作品内容，既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变革的回响》）、千年跨越（《俯仰千年》）、抗洪救灾（《风雨壮歌行》）、香港回归（《零点抒怀》）等记录时代与历史的宏大叙事，更多有如古村记忆（《灵魂的家园》）、城市的良心（李晓同题文章）、孝心美德（《把最好的留给父母》）、平民影像（《南昌最后一位代写书信的老人》）、人间真情（《带着瘫痪母亲上大学22岁余干女孩感动众人》）等贴身贴肉的个体性关怀；既有如“中国红”（《中国红，向世界问好》）、罗马历史（《废墟的辉煌》）、自然忧虑（《大漠情怀》）等胸怀天下的宏观视野，更多的则是将关切的目光投向脚下的赣鄱大地，如《寻访鄱阳渔鼓》、《“天上”草原》、《南矶山的美好时代开始了》、《谁会成为南昌“798”》、《别开生面的宜春方言》等；既展示当下江西发展的现实足音如《当代御窑传奇》、《鹰潭十里“上河图”》，亦有江西人文历史寻踪如《寻访浙大西迁泰和遗迹》、《陶渊明身世和故里之谜》、《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水旱古江西》等……纵贯二十年的时光，二十七家报纸的副刊作品，像一个精心荟萃而又自然形成的文字拼盘，折射出江西报纸副刊的活力与生机、气象与品格。单篇看，是一颗颗耐人咀嚼的文字橄榄；合而观之，则是对二十年江西副刊发展迷人风景线的一次人文巡礼。
　　对于以展现时代风貌、记录时代变化为宗旨的报纸来说，如果说头版、正版新闻等如同一个时代热火朝天的前厅，副刊则更像时代相对轻松的后花园。虽然更为幽静，实则温婉地牵系着时代的脉搏；虽然仅为方寸之地，却别有情怀地折射出时代复杂的色泽；表面看多是追求闲情别趣，实则从未放弃承载现实的社会责任。她更为柔软，但也因此而更为亲切；她更为轻松，却更为入情入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副刊的美，在于她的多样化，在于她的更饱含温情、贴近人性、抵达人心。通过副刊这座后花园，我们同样可以——甚至更容易进入变化万千的大时代，触摸到时代跃动的脉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副刊之美》所展示的不仅是一种表现的美丽，更是一个时代深沉的世道人心。
　　副刊兴衰，关乎时代人文生态。从1897年《字林沪报》增出“附张”《消闲报》以吸引新生的庞大的消遣型的读者群开始，中国报纸开始出现副刊样式。风云际会的五四时代，甚至出现过《学灯》、《晨报副镌》、《觉悟》、《京报副刊》四大副刊激荡潮流的盛景。特殊岁月，副刊承载了太多的政治话语。及至改革开放，副刊再度重现万千生机。百余年来，副刊始终敏感地折射出时代思想文化生态的种种面相。而对于今天的报纸副刊，我们也有理由表达一种隐忧：从技术革命方面来说，全媒体、跨媒体时代的蓬勃兴起，正在挤压着自由生长的报刊，也冲击着报纸副刊的生存与发展。从学术文化方面来说，知识分子日益学院化、专业化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副刊的影响力。明乎此，我们更为期待，曾经创造出众多副刊品牌的江西报业，能够将这种副刊之美丽坚持、延续、乃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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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书客——萧轶，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2月期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1年2月期

萧轶1989，真名吴鑫，1989年6月生于江西万安。江西教育学院外文系英语教育专业大四学生。虽身处于洋文鬼语之中，却拜谒于文史社科之下。阅读文史社科类书籍，只不过是希冀在“温情与敬意”之下，增添一份敬畏，不做沉默的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一小撮，而期待拥有竭力发声的公民姿态。平日购书，关注西方政治、笔记史料、知识分子心灵史和四九（包括四九年）至八九（包括八九年）之间的新中国历史。推荐的书目凡七册，以出版顺序排列，非以著作价值排列。敬请诸君哂笑。


《古文观止（全二册）》

吴楚材、吴调侯选  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  579页


龙应台的《大江大河  一九四九》甫一问世，感动海峡两岸，轰动大江南北，书中谈及《古文观止》的故事，最为令人动容。1948年11月4日清晨，河南南阳城内各中学和师范学校接到第十三绥靖区总部命令，要求各校员工和青年学生一律随军撤退。马淑玲后来不想奔波了，便将《古文观止》留给了赵连发同学作纪念，被赵连发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在一个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校长赤脚从草屋救出那册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龙应台的文字平淡朴素，却温文而又沉重。一本书的传递，或许是一种文明的延续。笔者一直喜欢将《古文观止》携带于身，不时翻阅，以温习前人流传下来的精华之作。
在一切都流于肮脏与混乱的时代，传统包括母语的遭遇也不例外。混乱之下，文明毁弃。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文革”之后的今天，古汉语逐渐被边缘化，时下的学生，乃至高校学生，对于古文的阅读，也与日俱减，温情与敬意也逐渐被鄙视与毁弃所替代，古汉语正逐渐衰败。古文，可以说是汉语的琥珀。据说台湾的学生，随年龄而阅读古籍的数量也被要求得更多。而放眼大陆，高校争先恐后地取消国文课，甚至连国文这一科的选读也被取消。对于有着五千年文化的中国来说，是何其之悲。《古文观止》涵盖了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文风的多篇文章，不仅可以诵读大家文章，还览阅了奇文异风，可以说是古文最好的选本了，也是很多人古文的入门书。读此书，是一场不错的体验。若干年后，读书人肯定无从为我们这个时代编选出这样风时一时的文章选本，这一代人无迹可寻，空空洞洞。



《1984》
【英】乔治·奥威尔著 董乐山译 花城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295页


相信大家对此书没有任何的陌生感，如果不知此书，可以关照历史或者放眼时下。刘绍铭说：“多一个人阅读奥威尔，自由就多一份保障。”既然如此，再次介绍一下该书也不为过了：大洋国作为一个在极权统治下的社会，党的四个部门分别命名为真理、和平、仁爱、富足，然而这个国家拥有的只是虚假、战争、残忍和贫困。生活在这个制度之下人们，没有任何私密可言，每时每刻都被监控着，连记日记也是一项死罪，思想控制在内的全面控制，不同声音受到系统的压制，且只能热爱他们的领导人——“老大哥”。“老大哥”的头像无处不在，“老大哥”永远正确，与“文化大革命”中的“造神运动”一样的道理。大洋国的历史每天都在被伪造，所有不利于统治的历史都将被禁毁，记忆不再可靠，人们每天在仇恨中生活。而从书中，我们也能知道：自由的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当下的经验材料，另一个条件是必须通过语言来进行。一个国家，毁灭历史档案，封禁历史档案，是为了遮丑，是为了重写“神话”，以愚黔首，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彻底扼杀。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奥威尔这部反斯大林著作所描述的世界，不仅仅存在于斯大林所统治的苏联吧？
奥威尔的《1984》与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并称为20世纪文坛“反乌托邦”三部曲。该书写于1948年，奥威尔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极权主义社会，但该书对极权主义社会的描写却是入木三分。《一九八四》犹如一部预言之书，或多或少地在未来的世界里应验：西方世界公认极权主义的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以及苏维埃共产主义，甚至在此时此地，依然可见它的阴魂飘荡。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读过奥威尔，你就应该努力明白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明白这个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思考这个社会的进步与弊端，而不是终日沉迷于昏昏沉沉的物质生活，明白互联网的作用是让我们看到更多而不是奋斗得更少。”以此作为结语。


《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350+321+319页


说实话，这套书是我从我表哥处偷抢过来之后不舍得还，因此一直被笔者占为己有。《大学人文读本》分三卷，分别命名“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它从普遍性的人类文化价值通识出发，选编了200余篇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学科则涉猎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政治、伦理、心理、教育等。每一章还以“编者旁白”的方式，进行评述、解说，提示思考、疑惑乃至忧虑，想让渴望“精神成人”的当代大学生有一份“精神成人”所需的营养食料。
2003年8月，《大学人文读本》提出“大学人文”的理念，一度风靡了出版界和社会舆论。更有新锐媒体提出“大学人文将取代大学语文”的观点，这说明大家都有一种期待、一份渴望，那就是扭转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改善国民的整体品格，提升全社会的精神素质，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树立社会良知、塑造一代新人——“精神主体”、“现代国民”、“世界公民”。改变大学的精神生态，重新塑造大学之魂，需要多方面的变革与努力，尤其是大学理念的重新确认、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加强、大学课程体系的优化设置和大学教师道德境界的整体提升等。《大学人文读本》丛书，不是偏狭的“极左教条”，不是特殊的“意图伦理”，而是当今世界普适的价值标准和文明规范，而是名副其实的“先进文化”。在理想轰毁、价值失范的当下中国，在缺乏良知、正义、理想、信仰、人格、精神等的高校教育之下，无艺术、无思想、无精神、无想象力、无创造力的高校青年漂浮在无根的现实欲孽之中，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早已成为事不关己的冷漠和井水不犯河水的隔阂。我很庆幸，《大学人文读本》给我带来自我塑造公民姿态的精神养分，也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以前所接受的观念或价值。我曾说，排毒要从娃娃抓起，如果你错过了娃娃时期，大学的你，何不如拿起这套《大学人文读本》呢？




《从东方走向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

钟叔河著 岳麓书社2002年8月版 663页


说到钟叔河老先生，想必都会想到知堂老人，还有上世纪风行一时的“走向世界”丛书。该套丛书的主编钟叔河先生在拨乱反正的时代风雨中寻找，从故纸堆中寻觅“走向世界”的幽微通道，贯穿了主编思考“中国怎么样实现现代化”、期望能以“走向世界”的视野，冲破争取民主、自由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这一自觉而前瞻的先进理念，它重新接续了晚清知识分子接触现代科学文化与政治思想的行程。丛书不断被海内外学人提及，并被学术文化界和新闻出版界公认为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大型品牌丛书之一，且注定要传之后世。《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价值可概括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记录、东西双方文化碰撞的成果和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启航。
该套丛书收录了鸦片战争后、五四运动前包括外交使节、留学生、政治流亡人士、旅行家等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实地考察西方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原始记录，包括旅行记、游记、日记、回忆录和叙事诗等各种类型的作品，原作者包括容闳、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众多时代精英。在以启蒙与开放为主旋律、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八九十年代，丛书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更具有对现实的警醒和启示意义。丛书的出版，体现了出版者对国家、民族和国民的未来命运之深沉思考。
而作为该套丛书的叙论集，收录的便是该套丛书的每册书籍的叙论。序言，一直是一本书的精华之一。好的序言，告诉读者的信息量是十分丰富的。在本册叙论集中，钟叔河先生共收录了包括《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之内的二十五册书籍叙论。平均下来，每一篇叙论都近两万字，对所做叙论之书作了详尽介绍，让读者能够清楚地知晓该套丛书的内容。在读这本叙论集之时，读者便可知晓一段历史中的文化交流史、人民生活史、外交史、政治史、西学东渐史和变革维新史。阅读此叙论集，可以作为追溯近代盗火西方的得失，为今日鉴的优秀著作。而通过本叙论集，读者又能按图索骥，在往后的时间里将这一套书按照自己的规划，慢慢消化之。








《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

刘海军著 2005年1月版 380页


崇尚实证的思想史一再证明：“不合时宜”就足以抹掉一个不朽的名字。”沈增植曾有句诗如此说道：“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有未斯人。”这句诗道出了思想史学术史上“失踪者”们的人生际遇。
四九革鼎，沐浴过西风欧雨的进步知识分子，总被新国度建立的喜欢冲昏头脑，一时难以转身过来。陈占祥、陈寅恪、胡先骕等人便是鲜活史证。作为一份集采访录、原始档案与背景资料于一体的档案式书籍，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让历史述说历史，让主人述说主人。束星北的人生轨迹就成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很幸运的是，束星北走得够远了。在夹缝中生存，在夹缝中求知，在夹缝中无奈，他终于走完了整个政治运动的历程，也浓缩了当时知识分子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他自身也被化成了一本历史大书。 随着一位位从历史尘埃中打捞出来的先贤大家浮出水面，谁也不敢相信，在牛鬼蛇神猖狂无度的年代，只有我们目前所知的几位“失踪者”存在。而让人感到悲呛的是，那些从历史中消失的人，被挖掘出来之后，皆可被换做巨人。
记住如束星北等的“被失踪者”，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历史和解，为了时代和谐。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记忆)是民族的灵魂。如果忘记历史，忘记对历史进行反思并彻底清除现实中历史遗留的病灶，而只是沉湎于休闲、戏闹、阉割与湮灭，则沉重的历史并非没有可能重演。为了祭奠无辜的罹难者，为了缅怀无辜的逝去者，为了子孙后代更为清醒地向前迈步，我们应该拒绝遗忘，牢记历史。杨继绳在《墓碑》的前言说道：“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摸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利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那么，就让我们记住更多的“束星北”吧！



《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

胡宗刚撰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 688页


作为江西后学，不才总是希冀能够检阅到更多关于本土先贤的史料，并非为了撰写高头大章，仅仅出于如钱穆所言——“温情与敬意”。如果一个人对本土的先贤有所了解，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将更加强烈，也更加敬畏。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一直希冀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先贤史料，从一开始的《万安先贤刻书略辑》（笔者籍贯为江西省万安县），到如今转向求学所在地南昌，在接触江西民国教育史时，胡先骕作为国立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显然是不可忽视的。“民国江西”，在历史研究中，似乎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或许缘于古代江右文化的厚重，在民国江西的对比之下，更多的研究者将笔墨放在古代江右去了。而胡宗刚先生则一直在搜集撰写关于胡先骕及庐山植物园的史书，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所谓“毁誉由人，褒贬由史”。历史往往是胜利者和当代人的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许多的风流人物。除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历史长河的自我激浊扬清之外，“选择性短期遗忘”却是成为一种不该遗忘的遗忘。胡先骕作为“活化石”水杉的发现者、中国植物学的奠基人，对于胡先骕的遗忘无疑是不该遗忘的遗忘。四九之后，胡先骕的遭遇屡衰屡败，除去被批评之外，学术地位也遭到不公平待遇。谢泳先生曾说：“对1955年学部委员的选举来说，胡先骕的落选，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这种体制的耻辱。”
从本书可以看到一位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激进变革的大时代里，由封建保守之人转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看到民国学人，即使学的是自然科学，也有着文人论政的独立精神，一种被腰斩的民国风范。而在四九之后的悲惨遭遇之中，更能看出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接触到胡宗刚先生的《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我对于胡先骕的了解仅仅在于其是国立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而当翻开该书之后，却发现这本书里隐藏着一位让我惊叹的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和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先生曾作有《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我们今天看来，依旧不失时效。在牛鬼蛇神的大批判大批斗之下，多少如胡先骕、顾准、林昭、王佩英等思想者被湮灭无闻？在读完《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后，我们不得不掩卷沉思，还有多少个不该遗忘的“胡先骕”呢？


《集权主义的起源》
【美】汉娜·阿伦特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月版 654页


这本书是江西《百花洲》杂志原编辑洪亮先生（因发谢泳文章而被提前退休）送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张国功先生，而有经张国功先生赠予笔者的。在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一直在究问自己，是否一定要将一直置于寝室书桌之上不时查阅的这册厚重大书晒出来？每一次究问，都是统一的答案：必须！
相信大家都已通过《黑暗时代》、《论革命》认识了汉娜·阿伦特，当然，对于部分读者来说，是通过《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认识了她。作为从纳粹恶政之下流亡出来的汉娜·阿伦特，加之深厚的学术功底，研究极权主义的问题，她应该再好不过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撰写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一九四五年，对于一九四五年之后的世界历史就不曾涉及了，这实在是一大缺憾。虽然如此，也无法抹灭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本书分为三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由反犹主义的兴起入手，追索反犹主义思潮里的极权主义因素及其根源，然后审视殖民帝国主义，并集中分析了有史以来她所在时代能够接触到的极权主义统治的两种真正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阶级转变为群众、极权主义对非极权主义的宣传、极权主义行使恐怖手段和极权主义政府形式的实质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在《反犹主义》中，从纳粹意识形态中的反犹主义开始，追溯反犹思想在欧洲历史上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帝国主义》中，分析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在《极权主义》中，分析极权主义的性质及其因果。从而揭示极权主义上台的基础和条件，以及极权政府的统治手段，更值得注意的，在笔者看来，还是在《极权主义》一章中谈及的无阶级社会、极权主义运动、极权主义的执政形式，以及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形式的意识形态和恐怖政策。
现代社会是一个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现代人的实际权力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强大。从反犹主义的仇视犹太人，到帝国主义的征服，到极权主义的专政，在一个比一个被现代人称为更为野蛮的暴政秩序看来，谁也无法想象是否有着更加精致的暴政（它可以不是反犹主义，可以不是帝国主义，也可以不是极权主义）的崛起或存在。阅读本书，可以让我们认知暴政带来的惨绝人寰之事，可以让我们记住历史，可以让我们反思历史，可以让我们警惕暴政，可以让我们去寻求一种保障来预防暴政的来临。


萧轶1989  民国百年一月十四日凌晨于南昌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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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让旧书店更纯粹些

张国功     有一些事情，让笔者产生了希望旧书店更纯粹些的吁请。     笔者所在城市（江西南昌市）的旧书市场，去年落脚于文教路，算是“名归实至”了。加上处于省图书馆与师范大学之间，更是读书人经常顺便路过的一方天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但回想起前些年，旧书市场则是数度搬迁转徙，零落流散，有段时间甚至成为街头、立交桥下的“游击军”，或者是饭店门口寄人篱下的“流动队”。其缘由一是日新又新的城市建设使旧书市场居无定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不法书商常常假旧书之名而行兜售盗版新书之实的不良经营，使得有关管理部门常常对其进行检查，责令整顿，以致使其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副流窜之相。经营者叫苦连天，购书者也难得其便。     与一些爱书的老先生谈起书林旧事，他们常感叹说不太喜欢今天的旧书市场了，深情怀念的是昔日的旧书市场。问其理由，则是因为昔日的旧书市场没有今天那些铺天盖地的盗版书、高价低扣令人咋舌的大部头书、瞬间即走向还魂化浆的快餐书等“新书”充斥其间，让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而多是纯粹的旧书刊，有着一种旧得让人安静的气氛。老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形，在当下的旧书市场并非笔者所在城市的特例，可谓是今天旧书业的通病。有机会去外地，总喜欢抱着一种希望去做旧书市场的“巡阅使”，潜意识里还想重温一个如周越然、陈乃乾等老先生的书话中所描述的那种旧书云集、风景纷披的书林旧梦，感受一下旧书坊间的氤氲陈香。结果呢，经常让那些似新还旧、新旧杂陈的书大倒胃口，只好扫兴地喏喏而还。     1月22日《中华读书报》“书里书外”版刊出记者傅江的报道—《旧书店里是否有人“洗黑书”》，其中指出：“‘洗黑钱’本是指一些人通过金融手段把非法的收入合法化的过程，非法收入经过这么一洗隐瞒了不光彩的来路，堂而皇之地改变了原来的身份。令一切爱书人感到尴尬的是，类似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书的身上。由于个别合法经营旧书回收业务的书店工作中存在漏洞，为一些靠偷盗图书牟利的窃书贼提供了可乘之机。”记者通过暗访，发现在旧书店收购业务中大多不严格要求证件，图书出手都比较容易，收书的程序简单。旧书经营者也承认，近年来社会舆论对这样经营旧书业务的书店有不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旧书买卖价格和旧书来源的问题上。看来，在大众的印象中，旧书店竟有着为窃书者销赃的嫌疑了，这给旧书业带来了莫大的不良声誉与经济损失，是一桩值得旧书店反思的事情。     旧书市场新旧杂陈，难以一心沉潜于旧书经营，一方面是因为旧书书源日益有限，经营日益艰难，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上述这些新书经营多有厚利，经营者不太费力就可弄到满屋书刊，在今天市民的文化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境中，还容易快速脱手盘活资金。利之所在，则商之所趋，自然就是新书招摇过市而旧书厕隐其间了。     不喜欢层出不穷的“新书”夹杂于旧书店中，不可否认是有着读书人的嗜旧之癖这一文化学上的讲究在“作怪”。就好像去古老的建筑群旅游，有哪位真正的旅游者愿意看到那粉饰一新、富丽堂皇的赝品呢。逛旧书并不完全在于得到具体的旧书，有时甚至就是完全熏染一下旧书市场中的特有气息。抱着这一点好书者的私心，笔者真希望天下的旧书店更纯粹些，更有着旧书店姓“旧”的品格，而不要沦落为挂旧书招牌卖新书货色的场所。当然，从商业经营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种坚持有其艰难。但惟其艰难，所以可贵，值得淘书者对其表示敬意。因为，借用今天一个诗人的话来说，对于旧书热爱者来说，“只是旧日子才能带给我们幸福”。（旧书信息报）     中国网200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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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的自知与自省

——读《病榻杂记》

2007-03-01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

□ 张国功 　　我们曾见过不少早年英华卓颖而晚年胡言乱语者，留给人们一声“寿则多辱”的叹息。只有有着足够的智慧与定力者，才能优美地跑完人生的下半程，让人领略到老者独有的沧桑与智慧、清明与通达。在冬日静夜的灯下，翻读季羡林这位年过九五的学界长者的新著《病榻杂记》，不禁令人感慨万分，书中反映出的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待病痛、名利、生死等人生之大端的清醒态度、自省心态，以及“还我自由自在身”的纯粹境界，在浮躁的今天不啻一帖给天下读书人的清凉剂。 　　仁者寿。季先生身体一向健康，但自2001年起，警报频传，在疾病面前，季先生没有讳疾忌医，更没有感觉大限临头，“身躯上的零件，都已经用了九十多年，老化是必然的”，“我左右考虑，思绪不断，最后理智占了上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病中了。”结论一出，下面的行动就顺理成章了：首先是进医院。但身体入院，季先生没有万事皆休。他平静地写道：“我活了九十多岁，平生播迁颇多，适应环境的能力因而也颇强。不管多么陌生的环境，我几乎立刻就能适应。现在住进了病房，就好像到了家一样……我的手是有问题，脑袋没有问题。只要脑袋没问题，文章就能写……有时候坐在轮椅上，甚至躺在体检的病床上，脑袋里忽然一转，想的又是与写文章有关的一些问题。”（《在病中》）这就是一位学者“病房里的日常生活”。先生永远不让大脑停止活动，一边同病魔做斗争，一边“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除了有时还遗憾春天的逝去以外，脑袋里想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书中收录的九十多篇共二十四万字文章，就是先生在治疗过程中的所思所写，是真正的“病榻杂记”。 　　病苦的极致是对生死之拷问。看到医生严肃的诊断，晚上当理智退去，“剩下的是一些接近病态的本能的东西”时，“一个很大的‘死’字突然出现在眼前，在我头顶上飞舞盘旋”。季先生坦言：“我心中并没有真正达到我自己认为的那样的平静，对生死还没有能真正置之度外。”在先生想来，“好生恶死，好少年恶老年，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正确的少年观和老年观”。中国道家相信“万物方生方死”，把生与死、少与老联系在一起，先生以为这种生死观最为可取。他对服老与不服老有着辩证的认识：“必须承认客观现实……如果完完全全让老给吓住，什么事情做不成，这无异于坐以待毙，是极不可取的行为。”因为如此，对于九五高龄，季先生“既不高兴，也不厌恶。这本来是无意中得来的东西，应该让它发挥作用……岂止于此，相期以茶”。 　　最让人感动的还是季先生对待名利的态度。先生赞同周一良先生的老年“四得”健身法：吃得进、拉得出、睡得着、想得开。关于第四个“得”，“想不开的事情很多，但统而言之不出名利二字。所谓‘名缰利索’者便是。世界上能有几人真正逃得出这个缰和这条索？对于我们知识分子，名缰尤其难逃。逃不出的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周一良先生的第四‘得’，我们实在应深思。它不但适用于老年人，对中青年人也同样适用。”在病中，季先生做出了一个令文化界惊讶的举动，就是请求从他头顶上把由来已久的“国学大师”、“学界（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礼多人不怪，桂冠多了，又何必“不识好人心”地固辞呢，岂不是让人难堪吗？这其中，有季先生对当下世人习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委婉讽刺，更可见出这位老者的清醒与可爱。而“露出了真面目，自己是不是就成了原来蒙着华贵的绸罩的朽木架子而今却完全塌架了呢？也不是的”。先生自信，“桂冠取掉，里面还不是一堆朽木，还是有颇为坚实的东西的。”这有先生在佛教梵语、文化交流、翻译等方面的皇皇成果为证。 　　季先生对待病苦、生死、名利的赤诚态度，根本上来自他对自我的认识。先生说，自我最不容易认识。“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先生经常剖析自己，追问“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自己决不是什么天才，决不是什么奇材异能之士，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不溜丢的人；但也不能说是蠢才。”“在伦理道德方面，我的基础也不雄厚和巩固。我决没有现在社会上认为的那样好，那样清高。一般人的印象是，我比较淡泊名利。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只因我的环境对我有大裨益，所以才造成了这一个假象。”先生在四十岁时，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我已经全部拿到手……我难道还想登天做神仙吗？……在大是大非问题前面，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总之，我给自己的评价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季先生一再说人活在世上,必须处理好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人关系即社会关系，个人思想与感情中矛盾与平衡的关系（《反躬自省》）。 　　遥记1996年，我与同事为《国学大师丛书》编辑事，有幸到北大未名湖边季先生那静谧的书斋中拜访。告辞时，先生一定要亲自送出门口。我们劝他留步，他的助手说，这是先生的规矩。当时我想，所谓老辈学人的仁者之风，不仅在于其学识的深厚，亦在于其言行举止中自觉流露出的风范。文如其人，言为心声，在那一辈先生那里，如此地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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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士精神故纸中——读《鲁迅日记·书账》

2007-08-24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

因为喜欢鲁迅先生，还喜欢购书，就特别注意到鲁迅日记中的书账。 　　鲁迅日记，无疑是现代学者文人日记中的突出代表，也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文献。鲁迅日记除记录一天的主要活动外，还会将自己购买图书的情况巨细无遗地一一罗列，包括购买地点、书名、册数、书价、品相和题跋等。每至年末，鲁迅又会特意在日记后增附“书账”一项，详细登记统计一年所购图书名称、册数、购书日期、书费几何等。自1912年5月5日抵北京开始，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只有少数时日间断过日记。但即使因特殊原因而未能将购藏图书的情况记下，事后他也总是尽力补上。这种特色鲜明的书账记录，想来应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作家学者中独一无二的文化细节。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逐年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书账的文人，仅鲁迅一人而已。作为一个鲁迅先生文字的爱好者，每次在静夜的灯下翻开先生的日记，检视着一行行整齐排列的书账，我总是发出疑问：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绪，使先生一次次如此仔细地记录自己的书账而乐此不疲？以先生一生之匆忙、紧张与劳累，竟丝毫没有忽视这种小小的人生细节。 　　书目表面虽然苛简至极，但在它的背后，却深沉地寄寓了丰富的内涵，无异于是中国文人个体的一种生命寄托。中国文人的书账，说到底不仅仅是一种分门别类的技术性目录学，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寄寓自我情怀的人文活动。在整序文献时表达人之个体的体验与感受，揭示人生意味、历史意识等个体内容，是每一位文人书事中的重要内容。鲁迅固然不像他的好友郁达夫，总喜欢在日记中大谈特谈自己读了某本书后的感觉，而只是简单地记下购书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我想，当鲁迅一个人在灯下独坐，面对那些排列整齐的书目，透过那些简单的图书目录编织成的行行文字以及它们所留下的缕缕缝隙，“无情岁月增中减”，他一定不由得暗自敏感惊心于岁月的飞速流逝，“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写在坟后面》）。年末独自闭户记书账，这与辛亥后他茕然一人在会馆中埋首抄古碑的郁闷心情，大体是差不多吧？无论是抄古碑，整理古籍，记书账，或者是终生持之以恒地做国学研究，对于鲁迅而言，这些也许并不是仅仅出于求证学理的纯学术动机，而更多的是在独自咀嚼之中求证自身的存在：为自己“无日不在忧患中”（1913年10月日记）的灵魂，求得一种个性化的心理满足与精神归属。“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朝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在这些表面上看来极为冷峻与沉寂的活动中，深藏着一份人生的热烈与渴望；在看上去枯涩无味的书账形式中，凝聚着先生内心深处一种别样的人间情怀。1912年鲁迅在整理好书账不由自主地感慨道：“审自五月至年莫（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1913年3月16日，鲁迅对到北京后近一年所购书籍进行了一次整理，随后就在日记中记：“下午整理书籍，已满两架，置此何事，殊自笑叹也。” 　　上世纪70年代初，孙犁曾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而后又“略加整理，以书为目，汇集发表，借作谈助。蝉鸣寒树，虫吟秋草，足音为空谷之响，蚯蚓作泥土之歌。当日身处非时，凋残未已，一息尚存，而内心有不得不抒发者乎？路之闻者，当哀其遭际，原其用心，不以其短促零乱，散漫无章而废之，则幸其甚矣”（《耕堂书衣文录·序》）。这位比照着鲁迅书账来购藏书籍的当代作家的这种行为，与他的前辈鲁迅当年“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不是有着一种作风与神髓极其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地方么？悲哀苦闷的人生中始终深蕴着一种生命的硬朗与刚健，枯涩艰辛的岁月中坚强保留着一份人性的丰腴与舒展。所谓“寒士精神故纸中”，说的大概即是这样的东西吧。 　　张国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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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识小录》：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



　   欲罢不能地品读完严晓星的《金庸识小录》，我不得不承认，即使读闲书，也确乎是有境界高下的。就像学者胡文辉在序中所说，金庸小说是我们一代人“成长时代共同的青春课程和集体记忆”，但读过也只在纸上江湖快意恩仇一番，很少人像严晓星那样，能够不紧不慢地写出“识小录”这样文史互证的文字来。四十二篇札记，加上所附《金庸年谱简编》,不足十万字，多是对金庸作品的溯源、索隐、发微、指谬，旁征博引，趣味横生；而又不动声色，扎实耐读。这需要“读书心细丝抽茧”的细读，需要这个喧嚣时代稀缺的淡定，还得有“杂食”读书练就的强大“消化能力”。这种读书功夫与境界，胡文辉与萧恒等读书界博雅君子多有揄扬。



   　 相对于文史考证，我更钦服严晓星“识小”文字对金庸小说中隐幽人情世故、世道人心之发覆。世间万般书本，说到底都是写人。金庸小说的魅力，固然在于其荷载的深厚文化传统，更在于写透了人性与世情。严晓星循此而入，知人论世，读书得间，故常能在他人轻忽处盘桓咀嚼，深得三昧。金庸修改《书剑恩仇录》时，将周仲英杀子的情节改为怒中失手；《倚天屠龙记》中宋远桥杀子未遂，《侠客行》中父亲宁可性命不顾，也要“护孽子周全”。在列举上述笔墨后，严晓星引金庸随笔《韦小宝这小家伙！》中所说“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得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指出金庸在这一问题的思考，日趋温情，贴近本民族心理特点。1977年金庸反思自己《倚天》一书写到张三丰见张翠山自刎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严晓星敏锐地指出这句“舒缓的蕴涵着深深的体会和失落的话”，实则指1976年10月金庸长子自杀这一伤心之事。“平平淡淡十个字，正是作者心血所系，倘若不知其详，闲闲读过，岂不体会不到作者的大悲之心？”此正是结合“今典”读小说的高明之处。《蝶梦记》一则，则引金庸《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提及故乡流传梁祝故事，并称双飞蝴蝶为梁祝之习俗，解读《书剑恩仇录》、《白马啸西风》、《倚天屠龙记》、《连城诀》等书中多处写到蝴蝶蹀躞，主题皆为哀伤和不幸。这种抓住典型意象的读书法，犹如当年鲁迅以药、酒等把握魏晋风度，大大加深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



   　 人情物理之特殊处，无疑是政治。严晓星不满意当下太多庸碌的传记作者卖力地称呼“金大侠”，而忽视金庸一生以政治融入小说与社论的做法，认为应该抓住金庸的政治情怀这一主线。此可谓的论，超出种种“金学”家言多矣。黄药师其人，离经叛道，至情至性。严晓星剖析这一形象的创作，与1959年金庸与《大公报》左翼阵营冲突而最终离开大有关系，“郭靖还是规规矩矩地向着大侠的未来成长，黄药师却光彩夺目地寄托着他对教条的厌恶与对个性的张扬”。《神雕》、《笑傲》等屡写正邪主题并向“正邪不分”发展，正是60年代金庸不满左翼阵营教条主义而自立门户，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文革”等心路历程的曲折寄托。因此《天龙八部》中萧峰在聚贤庄中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未免是作者“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者引金庸与池田大作对话提及幼时读《三国》为蜀亡而流泪这一个体经历，解读《鸳鸯刀》中“仁者无敌”四字，认为金庸所说“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是理解金庸小说的钥匙与金庸的政治思想的基点。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在洞中“诸人都如失却了理性，没头苍蝇般瞎窜”的混乱群体中，为摆脱死亡威胁，丧失理性，陷于疯狂。《碧血剑》所附《袁崇焕评传》提到民众听信谣言，大骂袁崇焕害人。“合群的动物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严晓星引莫斯科维奇名作《群氓的时代》，分析这种谣言主宰之下群体关系疯狂恶化的混乱情景。再如作者胪列赵俪生引唐文标语、钱锺书引古罗马诗人语，解读《射雕》中郭靖诘问成吉思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女之泪。……人死之后，葬得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作者以此发掘出金庸小说反思战争这一文眼。上述读金方法，可以说几近政治伦理学的哲学层面了。不过这种解读，也偶有误记之处。如《保守主义》一则中，严晓星引《天龙八部》中对“新法”的排斥、金庸在《明报》制度化进程中的点滴改良，以及认同邓公“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理念，认为金有稳健、保守思想。这自然是知人之论。但书中偏多出一笔，说借用时下某些学者对20世纪知识分子的代际分法，金差不多要归入“一二·九”一代，“而这一代的总倾向，恰好是‘文化保守主义’”，此言差矣。1924年出生的金庸，在附录的年谱中“一二·九”之年空白无所记。更重要的是，韦君宜等“一二·九”一代，多专注政治且激进，何尝文化且保守！如果说光芒四射的晚年，也多以其“衰年变法”与反思批判性回归到自由主义之思想原点，而与“文化保守主义”格格不入啊。



    　现代史上以杂学著称的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里曾说：“文章的标准本来也颇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从人情物理处读金庸，严晓星的“识小”，庶几近之。

作者：张国功    来源：中华读书报

   

《金庸识小录》，严晓星著，中华书局2012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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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温情与敬意 　　虽然在编余偶尔写点不成样子的文字，但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将她们聚拢结集，而一任其散落。尤其是做编辑久了，眼高手低也罢，胆小心怯也罢，总之是越来越不敢印行自己的文字，生怕灾梨祸枣，贻笑大方。去年秋天，承南京的同人董宁文君盛情邀约，编选读书随笔集《纸醉书迷》。把刊有自己文字的书刊理完之后，坐在书房的地板上，看着眼前的“一地鸡毛”，我猛然发现，除了读书随笔，自己还有不少因工作而产生的编辑应用文，举凡如书评、序言、策划者言、编辑人语、审稿意见、审读札记以及出版编辑学、出版史论文等。很惭愧，一直以来，我几乎忽略了她们的存在。如果说，那些尽情即兴、有感而发的读书随笔是“为我”的，那么，这些“编角料”就是“为人”的。不过，转念又想，只要是出自自己之手的文字，很难说得清是“为己”还是“为人”的。更何况，自己本来就是个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匠。这些文字，既是谋食打工的副产品，又何尝不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说到文字是生命的一部分，近年我似乎前所未有地惶恐不安。非人磨墨墨磨人。从当年刚入行时的青涩与兴奋，到今天的信手丹黄、按部就班，甚至有些许疲倦，我越来越认识到，编辑固然是需要兴奋与爆发力的短跑，更是考验耐力与坚持的长跑；固然是个文化创造与缔构的风光事，更是“一大堆文化细节”的技术活。转眼十五年过去，“句酌字斟还未妥，案头积稿又成垛”（叶至善《蝶恋花》），我目睹青春触目惊心地消磨、消失于案上无穷无尽的订删点画之中。经常目送一件嫁衣大功告成、盛妆出场而滋生出无边的愉悦、如释重负的快慰，但更多时候是默默承受做嫁过程中难以为外人道的琐屑、耗神与焦虑。除了肉体上感受到的视力急剧下降、颈椎严重不适等，更令人困惑的，是当下文化语境中越来越深重的精神彷徨。无可否认的是，在今天这个开阔的时代，编辑出版人群体却似乎普遍遭遇到一种转型与嬗变中的迷惘。当市场与利润成为一个时代难以摆脱的巨大向心力之后，编辑群体当年曾经拥有的从容、人文气息似乎渐行渐远、越来越稀薄。眼花缭乱、一日千里的技术革命，更加剧了书本文化培育起来的传统编辑群体的不适感。在这本书里，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及编辑的幸福与困惑这个纠结的问题。以前好像不这样。到底是自己个体遭遇了极点式的职业疲劳与“N年之痒”，还是这个大时代的文化转型实在太过急剧？我不知道。
　　正是出于这种阶段性总结或者说省思的考虑，在犹豫再三之后，我从诸多编辑应用文字中，搜罗遴选，整理成了这个集子，作为自己职业生涯一个阶段性的回眸，也作为下一程步伐的开始。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出版史论”是我关于出版史研究的一些文字。一直以来，我对以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王芸生与《大公报》等为中心的民国新闻出版史，兴味盎然。很多同人都曾经问为什么对这种故纸堆里的东西感兴趣，我一直试图说清深层的原因，却每每答不上来。这种个人的小趣味，怕是没什么大道理可讲的吧。如果有，那就是，我总觉得，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如果要安顿此心，多少是要对行业的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关怀的。尤其是从事文化建设的编辑，要将一种安身的职业上升为一种立命的志业，能够自觉地沉醉、接续其历史深处的警省，我以为是最重要的动力。第二辑“编辑刍议”，是我关于编辑出版学的一些幼稚文字。第三辑“编余零墨”正如辑名所言，包括了书评、策划书、前言等种种与编辑相关的零碎文字。其中涉及的图书，都严格限定于我曾经或深或浅参与过编辑的。三辑并无足道的文字，都与我十余年编辑工作相关。——至于其他的读书随笔，我决意另作安顿。我还特意选择性地收录了我与同人客串编民刊《文笔》所写卷首语、为儿子班上作文选本所写后记、编辑会议上发言稿等文字，这也算是职业边缘的一种“编余零墨”吧。要说明的是，这些大多是业余之作。这一方面表明，我还算是勤快之人，多少写了点东西；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出自己自由写作之中的非功利心态，而并非完全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避免编辑所常见的疏离学术文化、埋首技术性操作或极端商业化的可怕倾向，有时候，我甚至坚持让自己的文字葆有一点学术的品格与追求。求学的时候，我一直以做一名学者自期；此后的编辑生涯，也一直以一个学者型编辑期许。尽管身在一个不起眼的文艺出版社，但仍然努力编辑了不少学术图书。我敬重的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说，编辑要有两支笔，红笔为人作嫁，蓝笔自娱。我常常提醒自己，哪怕是职业的前厅再忙忙碌碌，也不应该放弃自己后花园里自娱自乐的耕耘。但令人焦虑的是，这种坚持在当下无疑日益艰难。当下班后拖着疲累的身子穿越大半个城市回到自己久违的书房，开卷展读，内心的空虚感却常常大面积袭来，往往伤感莫名。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短暂的职业疲劳，还是一种难以疗愈的内在隐伤。
　　除了更正了明显的错字，对旧年文章，我几乎未作修改。倒不是不悔少作，实在是，时过境迁，要改也没法改了。更何况，改了又如何？重新审视她们，本来就是一种重温、一种反思，改他作甚！有的文字，甚至重复多处。如何启治先生与柳建伟先生在一次对话中，说及创造着文化史的编辑群体一直不自觉地保持着“高贵的缄默”，编辑职业所固有的隐匿性与依附性使他们长时期处于角色模糊、精神被湮没的境地，任由编辑、出版人的声音在所谓的文化正史的语境中基本缺席，心甘情愿地放弃显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对此我尤其心有戚戚焉，因此不避重复，再三引用。
　　至于书名，颇费思量，但最终还是袭用集子中一篇为我编辑的史学家汪荣祖先生著作《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所写书评的篇名。传统中国推重“恕”、“敬”之美德。是的，我异常喜欢“温情”与“敬意”这两个字眼，在文字中常常由衷地提及。在由陈寅恪、钱穆、余英时等先生开创、接续的学术思想谱系中，经常能感受到这种发自内心的态度与力量。尽管时代不同了，大面积的商业化无可抗拒，很多东西令人欲说还休，对爱恨交加的编辑出版职业、方正清白的中国汉字以及我们亦悲亦喜的生活，我仍抱持着这种传统的人生态度。
　　虽说青涩难免，但我还得反躬自问：以后还会写这样的文字吗？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转眼间春华成秋碧，一年又过去大半了。尽力吧。
　　（张国功，人文学院教授，出版专著：《纸醉书迷》、《温情与敬意》、《长沟流月去无声》，本文为《温情与敬意》一书后记。）
来源：南昌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