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教师之友网》从2008年3月10日开通之日起，实践‘公益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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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专稿：中国NGO在2005年的九种表现

2005年12月30日 南方周末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需求不断增长，但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并未与时俱进，以致不堪重负。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于公共产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公共需求。 　　要改革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仅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使其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且尤其要打破政府包办公共产品供给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私人产品供给的巨大增长，主要就得益于突破国家垄断，走上了市场化竞争的正轨。公共产品供给的紧缺同样导源于供给主体的单一。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开放因此是题中应有之义。 　　NGO，或称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称第三部门，于此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以税收为主要依托，面向全体公民，均等地提供的基础性质的公共产品，比如安全，比如秩序，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等。这是政府的主要使命。政府不应该直接去创造财富，而应该通过这些基础性质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环境。NGO的定位某种程度上跟政府有相似之处，NGO的职责同样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环境。同样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区别在于，NGO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志愿性质的而不是法定性质的，是个性化的而不是普遍性质的，是竞争性的而不是排他性质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NGO是政府的温和的合作者。 　　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的发展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当下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表现于个性化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种情况下，搞政府包办，依靠单一的行政力量应付复杂的公共需求，总不免力有不逮。必须群策群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公民提供单一的行政力量难以甚至无法提供的某些特定的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领域，尽可能地满足所有正当需求，从而使公共服务更细腻、更丰满、更人性化，以众善之力成就公益伟业。 　　如果说市场是第一次分配，主要侧重功利和效率；政府提供的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属于第二次分配，主要侧重平等以补救市场失灵；那么社会力量提供的个性化、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则属于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填补第二次分配的死角，补救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只有这样环环相扣，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才有可能实现。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以人为本、社会公正愈来愈成为主导价值的同时，在政府转型提速的同时，决策者对NGO 的发展也予以了特别关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第一次表彰来自各地的540个民间组织。正如一些识者所指出的，民间组织受表彰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写入党的文件，可以说中国对民间组织已完成了一次观念创新。更重要的创新在于法制突破。去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使公益性非营利基金会具备了规范发展的法制框架。公益性非营利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核心，其规范发展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公益事业，中国NGO因此将获得可靠的奥援。 　　最近的利好消息是，今年12月19日，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仪式。随着该项目的正式启动，中国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向NGO开放，所有国内NGO都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政府与NGO联手整合公共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以满足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这个态势无疑是既有利于政府，有利于NGO，更有利于社会的多赢态势，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标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名企业家自愿组织起来的NGO。主旨是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沙尘暴。 　　协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推进内部民主管理。领导班子严格按民主竞选和投票表决的方式产生；重大决策一律循民主讨论和投票表决的程序确定。协会财务和项目一律公开，接受会员和公众监督。经过一年半的实践，民主已成为协会的内在文化，这在中国NGO中显得十分独特。 　　中国绿色和平 　　2004年11月，中国绿色和平公开谴责金光集团在云南圈地毁林，并于2005年3月和5月两度指控海南金光存在同样问题。他们呼吁，在事态还可挽救之前，应立即采取必要行动。 　　绿色和平于1997年进入中国。披露湖北转基因大米非法入市；推动中国制定及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无不引人瞩目。 　　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创始人及会长梁从诫，刚入选首个由中国政府设立的环保人物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既是对梁从诫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自然之友”环保成就的肯定。 　　作为中国最资深的环保NGO，“自然之友”不仅宝刀未老，而且在2005年度频频动作。主要因为“自然之友” 的推动，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如期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听证，也是中国环保领域规模最大、程序最正式的一次听证，标志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重大决策的起步。 　　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 　　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当过小学教师，开过农资商店。从科技讲座和跳舞活动开始，这位37岁的女性把永济市寨子村农民组织起来，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也帮助农民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由于当地政府的支持， 2004年6月7日，郑冰到民政局顺利注册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目前，农会会员已扩大到周边乡镇的35个村，有3800多名会员。 　　农会主导的乡村建设成就斐然。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争相破土而出，发展势头很好，寨子村欣欣向荣，被众多考察者称作“希望的田野”。郑冰深受鼓舞，认为农民潜力很大，只要有人肯去挖掘，就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她并宣称：要在10年内把寨子村建成中国第一村。 　　天下溪教育研究所 　　“年复一年，学生们从校门中走出来，有的回到土地，有的走向城市。学校教育给了这些乡村少年什么呢？ 　　也许每个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当国际鹤类基金会和天下溪教育研究所开始在草海、鄱阳湖、向海、扎龙、挠力河这五个保护区开始合作项目的时候，我们想让这些孩子的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是有根的人。因此我们决定编一套乡土教材，把天空、大地、飞鸟、湖泊和人的故事写进去。” 　　这是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编写的一本乡土教材的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开头的两段。这两段，其实也可以看作天下溪的自白。以乡土滋润人心，让爱在乡土中扎根，这应该是人本教育的起点，却恰恰是中国教育的空白点。天下溪正致力于填补这样的空白。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设在苏州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或许是当下中国最重要也最具雄心的民间教育思想库。其在一份文件中就旗帜鲜明地声称：由民间力量参与制定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方案，并进行传播推广的意义在于： 　　可以起到投石问路、吸引社会关注、激活相对停滞的教育改革的效果； 　　民间研究力量与媒体互动，可对零星出现的、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实践进行汇总、提炼和放大，发挥其标识作用。 　　为此，2005年7月3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教育制度改革项目开题研讨会揭幕。该项目旨在从民间的立场，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心志之高，令人叹服。 　　雅安爱心世界 　　当“爱心”这样的词汇逐渐时尚逐渐异化而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时，SOLO等“小人物”却正以其细微的情感守护着这原本纯洁的词汇，默默还原爱的真实。 　　SOLO是雅安党政网的一个网友。2004年7月31日，他与另外16位网友相聚，做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成立爱心世界，号召更多网友捐款，帮助优秀的贫困学生尤其是农村孤儿重返校园。 　　就这样，他们踏上了漫漫爱心之旅。 　　爱心世界的每笔捐款都要在网上公布，每位受助对象的情况和资助金额也要公开。但爱心成员的个人资料则是保密的。他们的原则是“三不”：不图名、不图利、不宣传个人。以至于媒体报道爱心世界时，对涉及的人物只能用化名。 　　截至2005年12月，爱心成员已达数百人，捐款总额达人民币49144.34元，受助学生共计20余人。有记者今年秋与他们在雅安碰头，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是怎样把一个父母双亡的农村女童，送到南京某老教授家中寄养。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以捍卫女权而知名于世的红枫中心，其2005年最响亮的声音，围绕着以下两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反对家庭暴力。2005年3月8日，红枫中心开通了专门的反家暴热线。 　　推动反性骚扰立法更是红枫有声有色的中心工作。红枫正筹备在诸多城市开展性骚扰专题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将形成《反性骚扰法》立法建议书，提交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有关部门。 　　北京德赛思创咨询中心 　　北京德赛思创咨询中心主要从事国内外政府体制和公共政策研究。其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人大与议会网，是了解当下中国体制流变的重要窗口。 　　德赛思创尤其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国人大和部分地方人大合作，共同开发人大代表履职的具体程序，包括接待选民程序、走访选民程序等等。参与地方人大组织的政府部门负责人述职评议，并就具体方法进行指导。与地方人大合作，培训基层人大代表尤其是普通群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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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NGO(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攻略

作者: 王世强|来自: NGO发展交流网

登记注册一直是困扰我国非营利组织（NPO）的难题。在法律意义上，只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才是被官方承认的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目前约有44万个。但有人估算，我国至少有300万个NPO甚至更多。其原因在于，受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相当多的NPO不能顺利登记，而是以工商登记、挂靠机构和草根团队等形式存在。在性质和功能上，它们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利润不被分配，也被公认为是我国NPO的重要组织形式。 要建立一个NPO，是否应成立一个正式机构？面对各种注册形式，应该如何做出选择？在民政注册时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民政注册有哪几个具体步骤？这些都是NPO的创始人在组织创建过程中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 一、NPO各种注册形式的利弊比较 在民政部门注册为社会组织和在工商部门注册为企业，是我国NPO登记注册的两种主要形式。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NPO以挂靠机构和草根团队的形式存在。为了便于它们之间的比较，下面将这几种形式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1、民政注册：管制严格，外界支持多 民政注册的NPO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非和基金会，本文中的NPO主要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1）民政注册的优势 有利于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支持。近几年，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政府推进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都要求服务供应方是民政注册社会组织，并要求评估和年检等级达到一定标准。例如，北京对项目申报单位的要求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连续两年年检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 更容易向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多数公募基金会对机构的资质要求严格，要求必须是民政注册机构。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如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项目）和境外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好邻居”项目）不严格要求是民政注册，但强调宗旨上的公益性，需要NPO来证明自身的非营利性。 有利于建立社会合法性。民政注册机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正式形式，确立这一资格有利于社会认同其非营利身份，从而建立社会合法性和便于活动的开展。 有机会享受税收和公共产品价格优惠。民政注册的公益组织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税收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出台的《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收入、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和会费等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当前我国各地已经开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工作，每年可以向政府申请一次，很多NPO已经获得免税资格。在营业税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医院、诊所和学校等的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由于政策落实问题，很多NPO（尤其是民非）还没有享受到优惠，在税收上与企业并没有区别，还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但从长远来看，落实税收优惠只是时间问题，需要耐心等待。此外，水、电等实施价格双轨制的产品，对民政注册NPO按照民用价格标准执行。 有利于接受社会捐赠。民政注册机构可以向财税部门申领捐赠票据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样可以有效地维护捐赠方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性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暂行办法》的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包括民非）和基金会可以向政府申请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个人、企业对其的捐赠支出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各地每年都会认定一批机构，目前已经认定的公益机构多数是公募基金会和社会团体，民非还比较少。总体来看，我国民非和大部分社团依然无法领取免税发票。 有利于吸引志愿者加入。组织的公益属性更有利于吸引志愿者的全身心投入，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法定的以非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的志愿性、无偿性和公益性是一致的，双方在共同宗旨下有更多合作可能。 （2）民政注册的劣势 登记注册困难。在双重管理体制下，NPO需要找一个与其活动领域相关的政府机构作为业务主管单位，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工作。如果NPO的活动涉及到了多个政府部门主管的领域或所谓的“敏感领域”，就更难以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可以说，目前的体制阻碍了NPO的登记注册。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已为申请民非身份奋斗了12年，2011年申请了58次都没有成功。加上登记程序繁琐，使很多公益机构望而却步。 与工商注册的比较，民政注册NPO（尤其是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日常管理及活动开展被主管机关监管，组织人事和重大活动时常会被干预，还要开展党建和参与政府活动。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将NPO当成附属机构，NPO被指派额外工作，这种情况十分牵扯精力，加重了组织负担。 对创始人的经济条件要求较高。在民政部登记的民非要有几十万元开办资金，如果跨市活动就得在省一级登记，在广东省一级登记至少要求30万开办资金，在北京市一级登记民非必须50万元开办资金，很多公益创业者很难筹集这么多资金。地方性的社会组织至少需要3万以上开办资金。开办资金相当于捐赠，机构注销时不能收回活动资金及固定资产。有的NPO创始人不清楚这一规定，在机构成立后才得知投入相当于捐赠。由于非营利属性，法律要求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不能分配利润，这会限制创始人的经济利益。这些都要求创始人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 （3）民政注册的几种类型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两种主要注册形式。二者有不同的性质，社会团体是人的集合，是公民之间的自由结社，实行会员制，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民非是向社会提供某种服务，组织结构具有实体性；在登记审批方面，社会团体的成立审批更加严格繁琐，严格遵循同一区域内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组织不予批准、“一业一会”，并且比民非多了申请筹备环节，程序更复杂，民非（如培训学校）的登记要容易一些；在经费来源方面，社会团体可以发展会员、收取会费、开会费收据，民非不能收取会费，只能以捐赠形式；在机构设立方面，社会团体可以举办民非，民非不能举办社会团体，社会团体可以设立分支机构，民非不能设立分支机构。 在民非中，按承担民事责任不同，其登记形式分为法人、合伙和个体三种形式。有的地方如北京只允许注册为法人一种形式，有些领域则要求必须注册为法人。比较而言，注册为法人后，将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利于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承担有限责任，而个体和合伙形式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注册资金方面，一般是个体性质的民非注册资金比合伙、法人性质的要少；在治理结构方面，法人形式的是理事会有决策权，合伙和个体是出资人决策；在财税方面，个体和合伙不能领购和开具税务发票，进行经济往来时比较麻烦。在实际的登记数量上，登记为法人的有大约一半，主要原因是某些类型的民非（如民办学校）只能登记为法人，登记为个体的将近一半，登记为合伙的非常少。综合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民非最好登记为法人。 2、工商注册：优惠较少，双重身份问题 为数众多的NPO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在理论上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独特现象。很多知名NPO都是工商注册的，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 （1）工商注册的优势 无须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只要满足资金、场地等基本要求就能登记。可通过中介公司代理，注册快捷。便于开展经营性活动和投资，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扩大组织规模，一些自称为“社会企业”。与民政注册相比，受政府干预和约束小，独立性和自主性强。 （2）工商注册的劣势 由于不是法定的公益组织，不能享受税收和公共产品价格优惠。在企业身份下，捐赠要按规定申报纳税，按一定比例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税和城建税等。因此，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与普通企业税费标准相同，如操作不当则容易造成纳税违规。在2009年“公盟”事件中，“公盟”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110余万资助款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附加，同时也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对公盟的处罚中，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双重身份和双面体制问题。它们在法律身份上是企业，实质上是非营利组织。有的机构在企业章程中突出非营利性，同时向工商部门提交一份章程补充协议，明确规定限制利润分配、解散后资产归属等要求。但是，经常的情况是，有些机构有企业章程，还有一套内部适用的非营利组织章程。例如，农家女有两套章程，一个是注册时使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另一个是按NPO发展模式制定的，是实际执行的章程。前者虽然是名义上的，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受法律保护。在双面体制下，它们在组织结构、决策体制和财务管理上，实行不同于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会计制度与非营利会计制度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管理混乱。由于非营利章程并不受法律保护，存在注册资金、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在两种情况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一是机构同时有工商和民政两块牌子，在场地、人员和业务上都是一体的；二是机构原为工商注册，在向民政注册转制过程中，资产归属没有明确规则。 很难申请到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例如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身份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没有身份，尽管具有做项目的能力，但根本申请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支持。为了获得资金，一些NPO开始接受境外基金会资助，政府对这些机构不放心，不给予注册身份和购买服务。并且，2010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繁琐公证程序使工商注册NPO面临着境外捐赠资金断裂的危险。考虑到我国实际，现在部分资助方不完全排除工商注册机构的申请，但要求它们提供能证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材料。将来，随着民政注册的逐步放开，基金会的资助对象可能只针对民政注册NPO。 无法向政府申领捐赠发票和申请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不能开具免税发票，社会捐赠也会质疑机构的企业身份，不利于募捐和资金筹集；企业身份影响公众认同它们的公益目的，影响组织公信力，不利于志愿者招募。 （3）工商注册的几种类型 工商注册的具体形式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些类型都能被NPO采用，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 在法人资格方面，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单位，有限责任公司为法人单位。前三者的创办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后者的发起人（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在成本方面，个体工商户没有公章及财务章，不能在银行开立公司账户；成立有限公司的成本高一些，个体、合伙企业在申请时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有限公司要求最低3万元注册资本。个体工商户比较适合于服务型NPO，可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小，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在1998年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适合于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服务类NPO。 在税收方面，个体工商户是个人性商户，须缴纳营业税（一般为定额税）和个人所得税，虽缴税较少，但不够正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为企业用户，税是查账征收。有限责任公司须缴纳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25%）。 在资产方面，个体、合伙企业的发起人财产和组织财产无须严格区分，可以混同，有限责任公司要严格区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 比较而言，有限责任公司的法治相对完善，运营比较规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优势比较明显。在资金充足的条件下，为了规避风险和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NPO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更合适。 3、挂靠机构：获得合法性，缺乏独立性 采取挂靠机构形式的NPO，是指以基金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和内部团体形式存在的NPO，如“自然之友”在2010年前是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的绿色文化分院，“壹基金”在2011年前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的李连杰壹基金计划。 （1）挂靠机构的优势 与民政注册相比，寻求可以挂靠的机构要容易一些。我国对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的审批一直没有放开，为获得公募资格，很多机构选择作为二级基金挂靠在公募基金会，这样也可以获得公募资格。作为二级机构，由于与一级单位的关系，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在税收、公共产品价格、捐赠税前扣除和政府购买等方面，可享受与一级单位相同的待遇。 （2）挂靠机构的劣势 无法人资格，活动领域须在一级单位章程的范围内。并且缺乏独立性，与一级单位形成隶属关系，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接受其监管，尤其是资金拨付及使用需要上级审核，在程序上更加繁琐，降低机构运行效率。以壹基金为例，每进行一个项目，都要经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严格审批，层层限制，壹基金的基础性项目“每人每月一元钱”计划一直未能顺利展开。由于募集来的钱必须交由红会统一管理，2008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募集到的4000多万元全部交由红十字会支配，其中仅200万元由壹基金自己操作。 不能独立接受社会捐款，不能以机构名义开具票据，没有独立公章给具体项目实施带来麻烦。挂靠机构要向一级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财务管理费，例如崔永元公益基金要按照使用支出额向红基会缴纳10%的管理成本费。 除了有隶属关系的挂靠，还存在临时性的挂靠。有的工商注册或未注册NPO在申请政府购买或基金会项目资助时，为回避申请资质问题，作为一个子项目挂靠在有申请资质的NPO下，以它的名义去申请项目。这有些类似于市场招投标活动中的“挂靠”、“分包”和“转包”，如果管理不善，会被一些机构利用，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带到公益领域中来，影响竞争的公平性。在这种关系中，一级单位要对挂靠项目负责，对财务进行监管。 4、草根团队：形式灵活，存在合法性问题 以草根团队形式存在的NPO，是指没有依法注册、以团队形式从事公益事业的NPO，绝大多数NPO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由于正式登记注册需要一定的注册资金、办公场地和专职人员，不是所有创始团队都能满足这一条件，长期维持草根团队形式成为必然选择。现实中，任何正式登记的NPO都要从草根团队开始一点点慢慢积累和扩大规模，不可能一步就能达到登记注册要求，它们都要经历从非正式组织到正式组织的过程。因此，这一组织形式可能是所有NPO的初始形式。 （1）草根团队的优势 组织运行成本比较低。财务管理不必像正式组织那么复杂，团队负责人一般是兼职，没有专职人工作员，所有人员全部是志愿者，不用负担人员工资。没有办公场地，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运行成本很低。 草根团队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在决策、人员管理和组织架构等方面有较强的灵活性，效率比较高。组织解散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可进可退。 （2）草根团队的劣势 存在合法性问题。《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非名义进行活动的，应予以取缔。这意味着以组织名义活动的NPO存在被取缔的风险。 活动开展受到限制。在没有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签订合同。由于没有执照和公章，申请在公开场地开展义卖、演出等活动很难通过审批。如果发生经济风险，负责人可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难以维护自身权益。很多成熟的草根团队也有自己的字号和Logo，但没有注册就无法申请注册商标，在被人冒用名义或侵权的时候，不能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 难以申请政府和基金会资助。在最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修改草案中，条例修改将规定“基金会不得资助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成立的组织，不得与其合作开展活动，不得吸收会员。”这意味着草根团队面临基金会“供血”中断。 对外筹款受到限制。由于不能在银行建立机构账户，通过个人账户管理资金，国内基金会的资助很少能把钱打到个人账户。与商业注册机构一样，无法申领捐赠票据和获得税前扣除资格，不利于接收社会捐款。最近，湖南、广州等地相继出台了募捐条例，都明确规定只有红十字会、慈善会、经许可的民政注册机构、非营利事业单位才有资格开展募捐，自然人和草根团队不能单独开展募捐活动。 内部管理容易出问题。这些组织不把自己看成是“用人单位”，而是松散的团体聚合，工作人员的身份十分模糊，说不清楚是志愿者还是专职人员，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当组织规模扩大招募专职人员后，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不利于招募合适的工作人员。在长期没有正式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不利于提升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发起人更多是靠一腔热情和个人魅力吸引志愿者加入，容易因为发起人的各种问题造成团队夭折，人员流动性强，导致组织缺乏稳定性。 民政注册、工商注册、挂靠机构和草根团队这四种形式中，每一个都有利有弊。NPO应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部资源、发展战略和客观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注册形式。 二、基金会具体形式的利弊比较 如果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也可以选择登记注册为基金会，包括公墓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种类型。如果没有条件成立独立的实体机构，也可以作为基金会的二级基金。 1、公募基金会：有公募权，民间发起难 公募基金会是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基金来源于不特定的社会捐赠者。公募资格对于保证基金会的资金供给可持续十分重要，而不必过分依赖于创始人（企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开办资金要求是800万，要低于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要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也意味着可以留存近30%的收入。 但是，民间申请成为公募基金会非常困难，成立公募基金会必须具有官方背景，民间发起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只有2009年成立的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和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壹基金在2011年成功注册为公募基金会，过程十分坎坷，而且还是在深圳登记的。由于公募基金会几乎都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其在人事任免、财务管理、理事会和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还要受制于业务主管单位，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2、非公募基金会：鼓励成立，资金门槛高 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主要有企业基金会、名人基金会和高校基金会。以个人或企业名义都可以申请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为民间社会从事公益慈善打开了一扇窗口。相对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要相对容易，目前省一级可以直接审批。如果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可以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 但是，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向公众募集资金，其基金来源于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的捐赠，资金来源有一定的局限。非公募基金会如果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要求最低有2000万开办资金，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但是据称实际的门槛最低要2亿。由于非公募基金会是由个人或企业出资人创办，相当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形成独立的治理结构，与企业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出资人有严重的依赖性。 《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两条标准要求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始人要一直持续注资，或具备较强的筹资能力。如果筹资和基金增值不理想，会造成达不到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行政办公经费比例超标，这是不能通过民政部年检的。 3、二级基金：成立容易，缺乏独立性 由于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几乎不可能，而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又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二级基金成为一种选择。为了拥有公募资格，一些慈善团体、慈善家或知名人士依托公募基金会成立了二级基金。当前，大型公募基金会如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都有很多这样的二级基金挂靠。公募基金会的二级基金的成立门槛较低，一般只要200万就可以成立，也可以具备公募资格。 但是，二级基金作为挂靠机构，缺乏独立性。在资金使用、财务管理和重大活动等方面要受制于基金会，报批程序繁琐影响了机构的运转效率。 另外，还有一类是境外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的代表机构。我国只允许境外基金会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目前民政部只批准了不到20家，它们也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这是十分艰难的。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能在境内开展募捐，只能从境外拨款。除此之外，一部分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例如巴迪基金会；还有一部分不经过任何注册，依靠境内的合法登记注册NPO来开展合法活动，例如美新路基金。 三、争取民政注册的策略 由于信息闭塞和经验缺乏等原因，很多NPO从业人员不清楚民政注册的路径，可以采取以下四个策略来争取民政注册。 1、关注登记政策动态 近年来，针对社会组织登记难的问题，民政部在2011年提出，除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先取得许可证的以外，允许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领域的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由民政部门同时担任业务主管单位。在地方层面上，深圳、合肥、广东、成都、北京、宁波和云南等地相继出台文件或表态，允许部分类别的社会组织不必再寻找业务主管单位，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广东几乎已经取消了双重管理体制，从2012年7月1日开始，除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行政审批外，行业协会、异地商会、公益服务类、社会服务类、经济类、科技类、体育类、文化类社会组织等可以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2002年以来，青岛、吉林、苏州、南京、济南和武汉等地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实施备案制，现在已经推广到全国大多数地区。 从近两年民政部和各地政策变化情况看，结合三大条例的修改动态，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降低登记门槛是必然的，未来将废除饱受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在即将出台利好政策的前夕，草根组织应更加关注政策动态。如果符合优惠政策，可主动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2、寻找容易登记的地方 区域和层级不同，登记难度也不一样，NPO可以寻找容易登记的地方提交申请。 在区域方面，不同的地区松紧幅度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控制严格，有的地方比较宽松、主动推动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例如，民政部与深圳市签署“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后，授权深圳开展基金会直接登记试点，使深圳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特区。一直苦于无法登记为公募基金会的壹基金正是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顺利在深圳登记。北京、广东和成都等地已出台直接登记的政策，西部一些省份为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登记政策比较宽松。2011年初宁夏提出要建设“黄河善谷”，出台优惠措施吸引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落户宁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因此，NPO如果在某地难以登记，可以尝试去相对容易的地方提交申请，再通过设立代表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办法开展活动，这被称为“曲线救国”。 在层级方面，如果NPO在市或区一级不能注册，可尝试在街道登记为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条件上，社区社会组织的注册资金、场地和人员等的门槛比较低，是目前政策支持的组织类型，更容易注册。为使活动范围不局限于一个社区，NPO可在多个街道申请登记，扩大区域范围。如果依然达不到注册条件，也可以申请备案，同样能合法开展活动。 3、得到政府认可与信任 在申请登记的时候，得到政府尤其是业务主管单位的认可与信任十分重要。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监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方向、财务、人事和重大活动等，尤其在政治方面对其负责。NPO要争取政府部门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就要打消政府顾虑、取得信任。 有效开展活动。NPO要让政府知道，自己的团队是脚踏实地做工作的，做几个拿得出手的项目，让政府了解自己的工作成效。通过提供服务、扶贫济困和调查研究等方式，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能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在新型政社合作关系中，NPO与政府之间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可主动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替政府分忧解难，在促进社会整合、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互补作用。应与政府保持沟通关系，定期主动向政府报告团队工作情况，使政府放心。 积极宣传自己。NPO可以建立宣传网络，借助媒体渠道扩大影响，利用名人效应，邀请名人担任理事、题词和合影等，提高机构的社会合法性，有利于得到政府认可。 用感情打动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并不是铁石心肠，而是有感情的人。公益组织多是从事针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如“希望工程”、“免费午餐”的“眼泪指数”是很高的。NPO可以对救助对象的紧迫需求进行描述，对政府官员发动感情攻势，使其意识到成立机构的必要性。 当然，也存在一种情况，由于机构有比较优秀的项目和社会影响，政府部门会主动找上门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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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木：中国NGO的三重困境
来源： 乔木  

乔木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7月18日，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很有影响，一直以智库和NGO自居的"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民政部门取缔查抄。NGO的话题和相关的注册、管理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NGO的全称是非政府组织，有时也称NPO，非盈利组织。从它的名称和活动来看，在中国存在三重困境。

　　一、有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前者如所有中字头的组织，像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尽管都以非政府组织定位、筹款、活动，但都有政府背景、行政级别，是有编制的事业单位。

　　二、一个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如果开展活动时不淡化机构的性质，非政府经常被理解成反政府、非法组织，尽管它们其实是在帮政府。

　　三、非政府组织如果宣称是非盈利组织，又会经常被误解为不是为了盈利，那一定是有政治目的。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中国，普遍信奉"无利不早起"，哪有不为盈利的机构？除非别有用心。

　　现实中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许多非政府组织开展环保、劳工、维权救助、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行动，不光问题"敏感"，在筹款和活动中，往往又和个人、企业以及国外的同行、基金会等有合作联系，经常被另眼看待，甚至横加阻挠。

　　中国一直是官本位的社会，官家、政府的机构和活动，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传统社会中，商业行会、民间社团、各种宗教一直存在于乡土中国，只要不造反，官民两道，各自相安。

　　后来依照苏联模式建立的新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强化了党政的双重领导，具有高度化的行政色彩。比如企业会有党委书记，学校有行政级别，寺院的方丈主持也会享受某个政治待遇。在此情况下，民间组织难以合法化存在，要么销声匿迹，要么收编重组，统一纳入政府序列。但是民间的需求和松散的联系，始终存在，只是难以合法化。

　　改革开放不仅是观念和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也带来社会的多元发展。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全球化时代又迅猛扩张。在内部的需求和外来的影响下，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也重新起步了。

　　非政府组织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那是中国截至当时主办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会议。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世界非政府组织论坛，中国政府有意安排到京郊的怀柔进行。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说还有那么多没有政府背景的妇女、人权、宗教组织，甚至妓女都有自己的维权组织。

　　从那以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方兴未艾地发展起来。但是在中国的法律和管理中，回避了"非政府组织"这样的字眼，而是用民间社团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来指代，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由其监督管理。同时又规定，所有的社团登记，必须要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和民政局实行双重管理。

　　这又出现了两重困境。第一，政府部门可以组建自己主管的社团，比如司法局可以成立律师协会。虽然号称非政府组织，但谁都知道它的政府背景。第二，真正的民间社团想注册成为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又难以找到政府主管部门，或者说，没有政府部门愿意管理这些不在编制内的社团。

　　好在以中国人的聪明，总有变通的办法。民间社团不能以"非企业单位"在民政局注册，但可以作为企业，在工商局注册。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号称NGO、智库、非盈利的民间机构，都走的这条路子。

　　但又面临着两个困境：实际是非盈利的，经费也来自外界的资助，但由于是企业公司化的注册，要缴纳各种营业税、所得税、管理费。这不光给这些机构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做的事当局如果不满意，也会经常以偷税、漏税等借口被处罚注销。当年"公盟"被取缔就是一例。同时，这些机构实际上开展的研究、调查、社会服务等业务，也会被民政部门以擅自用"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的理由，予以查处。传知行被取缔就是最新的例子。

　　今年以来，有了一点变化。民政部规定，对社会公益、慈善、社区服务等民间非盈利机构，可以按"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不需要注册资金，也不用纳税，这算是真正的非政府、非盈利组织。但是对于政治、法律、宗教类民间社团，仍需要挂靠政府部门。这类非政府组织很难成立，即使成立了，虽然号称非政府，但还是随时捏在政府"老大哥"的手里。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不予登记。虽然它们也在明的暗的活动，就看气候变化和"老大哥"的心情了。

　　本来小政府、大社会是发展趋势。但政府一看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时代，社会发展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就想把什么事都管起来，但又管不住，只好一边承诺松绑，一边不断监控，选择性执法。

　　中国的政府和民间，就是这么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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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里的童年　　时间：7月28日(星期日)14:30—17:30
　　地点：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帽儿胡同肆号“朴道草堂书店”
　　问路电话：010-84036168
　　本期主题：博物馆里的童年

　　内容简介：
　　古希腊人为什么如此重视竞技？梵高的《星夜》怎么看着那样震撼？冬天的紫禁城又是如何取暖？……
　　面对小盆友们这些“刁钻”提问，家长、老师该如何作答？带他们到博物馆去吧，那里会有最好的答案。博物馆，沉淀着历史的气息，抵御时光的剥蚀，见证时代的变革，并收集着人类的记忆。
　　一张泛黄的照片、一行蝇头小楷，一尊锈迹斑斑的青铜器，站在它们面前，可以让一颗幼小的心灵跨越时空距离，与古老的陈列、人物、故事邂逅，将对美与文明的热爱播种在心头最深处。
　　童年不应只有电玩、游戏、特长培训班，还应有对美的感知和对历史的敬畏。博物馆之于儿童，是走进历史、发现艺术的宝库，是学校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10年义务讲解，在义务讲解员张鹏的带领下，众多孩子周末在博物馆里徜徉。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迷恋上博物馆，迷恋上历史文化。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时，我们谈些什么？博物馆承载着何种教育功能？理想的博物馆能给童年带来哪些改变？
　　本期沙龙，我们邀请到80后义务讲解员张鹏、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罗曦以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一同讨论博物馆教育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有神秘的互动环节哦，欢迎您的参与！
　　夏日明媚，请跟我们一起来找寻博物馆里的童年。

　　主题演讲：
　　张 鹏：和孩子一起走进博物馆
　　罗 曦：博物馆，一本立体童书
　　宋向光：博物馆里学什么？
　　嘉宾简介：
　　张 鹏：国企办公室主任，务此正业，亦务副业，终此一生以博物馆为爱好，并为此创立民间公益组织四月公益。2003年起游荡于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世界艺术馆，从事义务讲解10年，尤擅为孩子讲解，被小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朋朋哥哥”。
　　罗 曦：史家胡同小学语文教师，2011年起自发组织学生周末走进博物馆，将博物馆教育融入到学校教育之中。
　　宋向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北大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博物馆社会教育、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等。
　　主持人：
　　吕  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项目官员
　　联系人：
　　张琳琳：21世纪教育沙龙执行人   jysl@21cedu.cn
　　沙龙官方微博：@21世纪教育沙龙
　　沙龙官方微信：21世纪教育沙龙   微信号：shalong2013  　
　　报名方式：
　　报名链接：http://www.huodongxing.com/event/2186855456800
　　1、点击【我要参加】按钮，填写报名表单。
　　2、提交报名表后您将收到报名成功的短信及邮件，开启短信中的链接，另存至手机或者打印此二维码。
　　3、参加活动时请出示您的二维码凭证或者短信。
　　注意事项：
　　1、本期沙龙主要针对家长和教师，若有报名的家长需带孩子来沙龙现场，我们希望是7岁以上的小朋友，谢谢您的配合。
　　2、沙龙不提供茶水，请您自带饮用水。
　　温馨提示：
　　如果您对本期沙龙感兴趣却无法现场参加，可以报名参加21世纪教育沙龙在多贝网上的网络直播，在线互动。
　　【网络直播链接】http://www.duobei.com/room/486706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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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对这个世界是怎样一点点变得更美好或者更糟糕始终充满好奇心；喜欢在有趣的氛围里探讨一些在办公室里讲就略显尴尬的话题；相信分享的价值和阅读的力量，欢迎参加，由创思客和鸿芷联合举办的——改变世界的读书会！　　【How it Works】
　　读书的题目会围绕 “改变世界” 这个大话题，相关话题领域包括社会创新、设计思维、有机革命等。
　　聚会每两周举办一次，围绕一个话题进行一些有趣的阅读——读书、读图、读文章、读微博、读人……然后通过有趣的小活动进行分享。比如，第一期话题是设计思维，会为报名的大家准备一个 reading list，包括书单、杂志单、博客单、微博单等。阅读之后就可以带着吐槽心态来参加读书会。
　　书单中的书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电子版。
　　【第一期主题：设计改变一切】

　　设计绝对不只是画好看的图，做好看的模型，设计最本源的精神是找到问题，并且做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关系到乐观、行为方式以及无限的可能性。
　　Suggested Reading List：
　　《设计改变一切》 by 蒂姆·布朗
　　《为人的设计》　by 亨利·德莱福斯
　　《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by 沃伦·贝格尔
　　完整的书单可通过鸿芷或者创思客微信、微博，或者邮箱(hi@thinker360.com)报名，留下姓名、邮箱、联系方式获取。
　　读书会时间：7月18号，星期四，晚上7点
　　地点：鸿芷青年空间(朝阳首府5单元1810号，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E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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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世界大半生最终扎根中国的"疯狂"教授马丁

来源： 南都网   

时间：2013年7月17日



　　马丁·罗素(MartinRussell，Ph.D.)，生于1947年伦敦，先后毕业于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巴黎贾克乐寇国际戏剧学院和布鲁克林的莉莉蜡像馆，是哲学硕士、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戏剧研究博士。2007年怀着艺术梦来到中国广州，教学、创作。2012年底，娶了广州太太。

　　10多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横七竖八围坐在地上，有的捶胸顿足地喊叫，有的张大嘴巴狂笑……昨日上午广州市少年宫的613课室里，一堂“奇怪”的戏剧表演课在这里进行。负责上课的，是马丁·罗素，一个上了年纪却仍然蹦蹦跳跳的英国人。

　　马丁花费了大半生时间，游历世界44个国家和地区，曾在美国安定下来。直至花甲之年，当人人都想着他要退休的时候，他却选择再一次“出走”，目的地竟是中国广州。这个不知疲倦的老外，究竟想做什么？

　　疯狂的胖子

　　显而易见，马丁是学戏剧表演的。聊天时，他会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一会儿双手捂嘴、瞪圆了眼睛，一会儿高举右手、抖动着大肚腩。然而，无论你怎么观察都无法想象，面前的这个人已经年届66。

　　其妻玉婷，一个23岁的广州女孩。3年前，他们俩在大学的校道上相遇，她向马丁老师亲切地打了声招呼。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两人变成忘年之交，并越来越亲密，然后相爱。2012年12月，他们注册结婚了。

　　论活力，玉婷觉得比不上年长自己40多岁的丈夫。不久前，马丁在少年宫为孩子们彩排戏剧，跪伤膝盖。第二天觉得刺痛，但他不愿看医生。第三天，循例去酒吧跳舞，因为那里有一支他最喜欢的乐队。玉婷在下面打瞌睡，马丁依然跳得疯狂，直至动都动不了，才去了医院。

　　“这几天，患处稍好一些，他又去看戏剧、看展览，去跳舞。像个年轻人一样”，玉婷笑着把丈夫形容为一个“疯狂的胖子”。

　　为什么会这样？马丁也解释不清楚。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时候的好奇心会逐渐消失，有些人甚至在大学毕业时就觉得“够了”，从此可以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看肥皂剧了……“但，这不是我。生命真的太短暂，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17岁，然后不断对自己说JIAYOU (普通话“加油”)。”

　　60岁来广州“追梦”

　　课间，很多学生在与马丁的交流中会问及，“W hereareyoufrom (你来自哪里)？”马丁笑着回答，“I don’t know”。他说，大部分人都只有一个家乡，但他却一直在游历，中国已经是所到达的第44个国家。

　　“在我的出生地———英国伦敦，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他形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马丁是犹太人，小时候当身边许多人每个星期都去做礼拜时，他也想跟着去，人们问他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就不能和大家一起。

　　这是一种根植在马丁内心的痛苦感觉。“流浪”的种子，也许当时已经埋下。从伦敦到巴黎，从印度到俄罗斯、阿根廷……马丁读书、创作、表演、写剧本，最后停驻美国纽约。在当地，马丁制作并主持了一档著名的艺术和音乐节目，成绩卓越。

　　30多年后，孩子们都已长大成家，马丁却觉得精神没有了寄托，从事的工作也不再那么有价值。“我想寻找一个真正令人兴奋、且能继续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

　　2007年7月，60岁的马丁所乘坐的班机从纽约降落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当时，广州不过是他的落脚点。去上海和北京转了一圈后，他接受了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抛出的绣球，回到广州，在这两所高校任教高级英语写作、英语口语和媒体研究。

　　马丁说，他爱这座城市，胜于北京、上海。“我总是能在它身上发现新东西：很棒的地下B A N D、实验性戏剧发烧友、很有潜力的画家；它远离政治核心，有开放的政策和包容的环境；这里的人很真诚，特别是市场里大声叫嚷的阿姨，直爽豪放；粤语也很迷人，虽然我不会讲。”

　　是义工，也是老总

　　马丁的学生如此评价这位洋教授：“他上课没有教材”，“他会激发你主动去想、去动手”，“上他的课从来不会打瞌睡”……

　　前两年，因年龄所限，马丁无法在广州高校继续任教，于是便筹划着开了一家艺术研究与发展公司，取名“好厉害”。

　　马丁的计划是，在各种高校的美术展、服装展中，发掘有潜力的艺术家，为他们营造一个平台。在他的想象中，“整个团队犹如一块稻田。有人喜欢做音乐，有人喜欢写作，有人热爱戏剧，而我，就是那个负责养护的农夫……”

　　在马丁侃侃而谈之时，太太玉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你必须清楚，‘好厉害’公司，至今仍没有盈利。公司虽然有10个成员，但大部分是志愿者”。

　　没有太多人明白“好厉害”是干吗的。为此，马丁甚至尝试去做义工，以获得更高的知晓率。

　　比如最近，省博“当我遇见你”世界儿童融合艺术展的开幕式，就是他义务导演的。他让一些特殊儿童，在观众面前坦承自己身体的缺憾，遭到部分家长的反对。然而，在马丁的坚持和开导之下，孩子们敞开了心扉。表演结束后，不少家长感谢马丁给孩子带来欢乐。

　　他更因此获得了广州市少年宫的青睐，被聘请为暑期戏剧班的老师。

　　马丁说，他更注重创作，而不是演绎。

　　“我们曾想找一个小剧场或者教室作为表演中心，但场地的租金真是太贵了。最近相中了红专厂，但听说那里又要拆……”每当讨论到这些实际问题的时候，马丁会不自觉地摸摸玉婷的头，两人总是相视而笑。

　　马丁说，玉婷是一个很神奇的女子。因为她，马丁甚至对广州产生家的依恋。“爱上玉婷，首先是因为她心地善良，懂得接受爱和回馈爱；第二是聪明，和我在思想上能碰撞出火花；第三是，她很坚强，当我感觉脆弱时，她能让我重获新生。”

　　[对话]
　　我来广州找自己

　　南都：你不懂中文，却在广州生活了6年，怎么做到的？

　　马丁：我认为，人与人的交流，语言只是很小一部分，60%来自表情和动作。更重要的，还是信任感。比如去市场买菜，我根本听不懂摊档的人在说什么。每次付钱，我就拿出大面额的纸币，50元、100元，让他们找零，随他们找多少。我极少遇到占便宜的。

　　南都：你觉得中国的学生和西方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马丁：西方学生喜欢表达，对什么都愿意发表意见。但在中国，学生会对事物有更多理解，只是他们惧怕表达，甚至惧怕听见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很想通过课程去鼓励他们，放松身心。

　　南都：为什么选择中国，为什么选择广州？

　　马丁：我去过44个国家，中国在世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希望，是未来。这里或许没有干净的空气和水，但却有干净的情感。如果幸运，我还有10年或者20年的生命，应该在这里待着，把我的知识储藏和经验，和这里的年轻人分享。……我在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找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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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立颖：放弃深造成为乡村教师

来源： 环球网公益    发布者：全球青年实践网络



时间：2013年6月13日




　　俞立颖

　　俞立颖是谁？
　　大家先看看她的一段自我介绍：
　　“我是08ITP的俞立颖，主修专业是社会学。“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讲的就是我这种类型的人——没获得过专利也没拿过红点，巅峰时期也就拿了个竺可桢奖学金。却辜负了竺奖作为学霸集中营的美名，拿了个本科学位擅自跑出来工作了——工作也就算了，还跑来Teach For China美丽中国，在云南边境当了一名乡村教师。这人什么逻辑！!
　　以上自我介绍说得好听一点的版本可以是这样的：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我关注NGO，关注社会企业，关注公益行业的发展。在本科期间主修社会学专业，辅修ITP，并且一直专注在非盈利组织的研究和实践，力图将社会理论、商业手段和大设计思维结合起来，推动社会创新与社会变革。加入TFC (Teach for China)来到云南，成为农村社区的一个部分，切实地了解BOP market。因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家应该为这个社会中只掌握了百分之二十资源而被忽略的百分之八十的人们服务。”
　　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干脆爽朗，有主见，自信的女孩。
　　第一次听说俞立颖是因为早前采访一位浙大**系学生邱懿武时，一旁的小师妹提醒笔者：“我想你会对他女友也感兴趣的，不妨也采访一下。”“真的吗？”内心对这个建议充满疑惑，为了满足好奇心，于是“厚脸皮”地请邱同学将其女友介绍给笔者。

　　第一次见面，时间有点短，聊的不多，但印象深刻：竺可桢奖学金，TFC支教老师，社会学系学霸，创业，看问题很有深度。这就是第一次见面，她在笔者脑中留下的五个关键词。再阅读她的文章，与她深入交流，于笔者而言，是一次又一次的佩服。
　　忠于内心
　　她毕业于四川省绵阳市绵阳中学，毕业那一年，2008年，四川经历了大地震，绵阳市就在震源附近。对于有过死里逃生经历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觉悟，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虽然地震对自己的家庭没有带来过多的伤害，但经历过“5·12”大地震，她的内心开始不断地问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
　　或许天意弄人，或许一切早有安排，向来成绩优秀的她高考失败，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北大擦肩而过，最终不得不来到了浙大。有过失落，有过苦恼，有过怨恨，但她最终选择了面对事实，并且以最快速度去接受现实，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新的环境。
　　“我想要什么”，内心在不断地拷问。浙大对于大一学生是按大类授课，即所有学生只有文理科之分，没有专业细分。刚从高中进入大学，和许多同学一样，俞立颖也在苦苦寻找属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她认为：在没有寻找到内心想要的答案之前，与其苦苦思考，苦苦哀求谁可以给自己指明方向，不如多实践多了解，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限制。于是，行动力极强的她开始疯狂地“泡馆”，阅读各专业书籍，尽自己所能了解所有学科的基本情况，不为什么，只为在大二选专业那一刻，寻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专业。
　　不设限地了解尝试，不给自己贴标签，是俞立颖寻找内心声音的“利器”。
　　在大二选择专业时，成绩优秀的她出人意料地抛开热门的金融管理学科，投身到全校只有15人选择的社会学系。在他人眼里此乃疯狂之举，但于她，选择社会学是情理之中。在涉猎众多学科后，她感到，社会学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思维冲击——对已有世界观价值观的怀疑和否定，对世界的新看法，对舆论的再思考——这正是她所寻找的，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有的能力——思考的能力。
　　确实，学校可以培养千千万万有技术的人才，但却未必可以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俞立颖深知，自己内心需要的不是解决生存的技能，而是对问题的思考能力，她享受着社会学带来的怀疑、否定和“立新”。
　　选择并没有想象中困难，只需扪心自问，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么？如果想要，就请抓住。
　　大一暑期，她随学校交流项目来到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大一的她，大有“不知者无畏”的风范，竟然旁听大四课程。第一次旁听，有如听天书的挫败感，让她备受打击，整门课下来，她就像哑巴聋子一样，既听不懂也没有说一句话。怎么办？自己喜欢的就是社会学，自己想要的就是社会学给自己带来的思维训练，既然是内心的选择，就要全力以赴地去追求。第一节课的挫折激起俞立颖奋斗的勇气——6周，全英文，1500多页的论文——疯狂阅读。而正是这个看似冲动的决定，让她在大学后三年的专业学习中如鱼得水。也许你会说，她一定很聪明，所以可以做到。但，不聪明的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做不到呢？不努力，不尝试，何以否定自我？
　　闲着没事，创业去
　　不设限，不给自己贴标签，这决定了俞立颖可以随心“肆意”地塑造自己。
　　谁说学霸不可以去折腾？谁说学霸不可以做学术以外的事情？“你想要什么？”在做完大学里的第一个重要选择——专业选择后，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安分之人，俞立颖开始寻找更为刺激冒险的事情。是的，单纯的学术不能满足自己对冒险和创新的追求；单纯的学术太过单薄，需要实践将它丰满。在大学，除了折腾社团，除了折腾学习，似乎就是在校创业了。
　　时值杭州市政府大力鼓励大学生创业，同时整个大学生市场最热门的项目是男士服装。Ok，那就创业吧，就做男士服装，不为什么就为只想做点事情。
　　是的，每一次决策，她似乎都不会太过纠结于决策结果所带来的效益，也许创业会失败，自己赔上了时间精力；也许创业会成功，自己成为了一个商人。但这些结果真的有那么重要么？人生本身就是在未知与已知之间往返，何必过于介意结果呢？单纯地忠于内心的声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决策标准。
　　说做就做。市场调研，场地物色，招募团队，制定PR计划，忙而不茫，不亦乐乎。2010年1月1日，当所有人都在迎接新年到来时，她与合伙人在浙江大学科技园东A302敲家具，布置办公室。也许时间已经把大部分创业过程中的细节抹杀得片甲不留，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和充实却至今仍保留在其记忆的最深处。她说，11个人的团队，是自己亲手组建起来的，当时大家一起拉业务，做推广，各种会议讨论，但自己对这些已经很模糊，印象不深，唯一记得的就是当时那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满足和开心。
　　但，请不要认为，因为你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你喜欢的事情也会特别眷顾你。大学生创业本身就是试错的过程。也许你不相信这个由俞立颖亲手创办的公司，在运营情况较同校大学生服装企业有一定优势情况下，是由俞立颖自己亲手关上门的。在实践中，她发现学生创业大都是以兼职的方式参与，就连她自己也做不到退学全职创业，而这直接导致决策无法得到及时的执行，拖延拖延再拖延的习性，导致公司业务难以有质的飞跃。另外，对服装行业的不了解，在校市场需求有限，缺乏核心竞争力等问题决定了企业不能壮大成为大公司。更重要的是，身为学生，自己还不定性，在处理感情和利益方面，无法做到界线分明，以至于最后伤害了与朋友的情感。
　　是的，不快乐，这一次创业，在经历了一年的折腾后，已经无法给俞立颖带来她想要的快乐。不快乐，自己也不可能将它作为自己未来事业来发展，那么就放下吧，纵使自己过去一年投入了百分百的时间精力。
　　沉默的成本就让它远去，路在前方，应该向前看！
　　从企业到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和企业不一样。社会企业强调企业对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社会企业更讲求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创业的失败，让俞立颖重新反思“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创业给自己带来了冒险的刺激，但是却没有给自己带来想要的价值感。迷途中的她在大三暑期偶然参加了社会实践，赴四川乐和家园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作为亲历汶川大地震，又在学校修读社会学的她，对公益组织很早就有关注，然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运营了解，却是在这一次实践中获得深刻的体会。她发现，公益组织所做的事情远比自己在校创办服装企业更加有意义，公益志愿服务中所带来的被需要的感觉，让自己获得了想要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是否可以在商业和公益之间寻找一个契合点，在满足自己喜欢冒险的需求下，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会学知识呢？时值大三的她正在修读浙大ITP创业班，在学习中，她了解到格莱珉银行的案例。这似乎就是她所想寻找的契合点，一个既可以创造商业价值，又可以为社会带来效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型社会组机构。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她，这也许就是自己想要的。
　　选择真的没那么难
　　毕业，何去何从？
　　忠于内心，寻找所爱。
　　成绩优异，出国绝对没有问题;实践经历丰富，就业绝对没有问题。那毕业后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4月份前，她还认为，自己一定是申请出国修读发展研究专业的博士。她万万没有想到，4月的那个TFC讲座，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毕业决策。于她，也许改变的更是人生的节奏。
　　是的，自从创业失败，参加过公益组织志愿实践后，内心的声音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要做一个社会企业家，创建一个社会企业。忠于内心，她问自己：那么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企业，自己又想在哪一个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呢？自己对哪一个社会问题更加了解呢？如果要建立一个社会企业，自己目前最缺的是什么？在一系列的扪心自问中，她发现，出国深造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响亮的头衔，但却未必可以给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要创立社会企业，她需要了解社会问题，而高校的学习给自己带来的更多是理论指导，而非对社会问题的发现和了解。TFC(http://www.tfchina.org/)为期两年的云南山区支教，既给予自己一个深入了解社会问题，又给予自己思考问题的空间时间，何乐而不为？
　　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那就果断做决定吧，何必理会别人的观点呢？事实上，对于这位获得竺可桢奖学金，却不出国不工作反而选择去支教的优秀学生，很多人叹息不已。然而每一次，她总会很自信地告诉大家：“这是我想要的，我从来不为这个选择而后悔过。”即使后来，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她离开了美丽中国团队。
　　所有的非议无关紧要，选择并不难，抛开世俗的期望，扪心自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想明白了那就去争取;没想明白，那就去尝试。
　　关于定位
　　访谈的最后，依照惯例，笔者请俞立颖用三个词描述自己，她拒绝了。她说自己正处于一个清空归零的阶段，她在努力地忘记自己大学的事情，让自己从零开始。在笔者看来，如要用一个词描述俞立颖，“不设限”就是最好的词汇。
　　不设限，不给自己贴标签，让自己有更多的尝试机会，更多的发展可能，这才是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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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锦麟：诚心做公益，绝不吹牛皮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发布者：黎宇琳 谢炜君



时间：2013年5月28日



　　老杨正在筹建公益基金会，并推动“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他对自己团队说，脚踏实地很重要，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做成一个是一个。
　　说起杨锦麟，不少人的印象仍停留在凤凰卫视那个主持《有报天天读》、一口闽南普通话的“性感糟老头”，而事实上，杨锦麟早已不满足于固守一方小小的演播室。已近花甲之年的老杨展现出令人惊讶的“闯劲”，他走出了凤凰卫视那棵参天大树，组建了自己的传媒公司，并与腾讯合作进军新媒体。目前，他开始筹建“锦麟公益基金会”，正试图从更多维度上着力，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进入2010年之后，江湖上频频传来知名媒体人转身做公益的故事，比如邓飞发起“免费午餐”、王克勤推动“大爱清尘”，多名媒体人联合发起“大病医保”，如今，在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杨锦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从传播信息，到操办实事，这股风气颇有成为潮流之势。
　　“邓飞，克勤他们做的公益太成功了，相比之下，我们微不足道。”谈起做公益，在荧屏上嬉笑怒骂的杨锦麟显得很谦逊。老杨说，他所发起的公益基金会，目前的主要项目是在乡村建立图书馆，并邀请文化名人与孩子们对话，“我没有那么多想法，只是想为孩子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老杨的公益方法论是，脚踏实地，绝不吹牛皮，做成一个是一个。有意思的是，锦麟乡村读书计划的第一站，选在了福建西南的山区小县武平，那是杨锦麟40多年前当“知青”、上山下乡的地方。那一年，杨锦麟15岁，他在一列满载哭声与歌声的火车中离开城市，奔赴大山。
　　大山里的读书声
　　城里的初中生到远离家人的山里务农，初时还觉得有些新鲜，时间一长，日子自然不好过。少年杨锦麟就试过挑着一个跟自己差不多重的担子走了12里山路，人小力弱的他，每走500米就得停下来休息一次，“当时，休息了12次才把那个担子给挑回来。”
　　远离了城市，远离了课堂，每天劳作，知青们很容易有种错觉：也许一辈子就在这大山里过了，但是，杨锦麟却依然保留着读书看报的习惯。那时的杨锦麟就已经爱上了读报，书籍报刊不多，他就把一份报纸反复地读，连天气预报都读。为了在劳动时“偷偷懒，抽口烟”，杨锦麟也经常在田头给农民读报，那时的他肯定不会想到，他日后会被誉为“中华读报第一人”。
　　也许是出于兴趣，也许是出于改变命运的期许，知青时代的杨锦麟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切有可能接触到的书籍。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在值班煮饭、喂猪放牛的时候读了许多当时被封禁的书籍，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泰戈尔等国外名家的著作都让杨锦麟印象深刻。
　　书报看多了，性格外向的杨锦麟就开始给人讲故事。据他自己说，他讲故事的本领能“让远近几十里的人天天提着小板凳，爬山越岭地听我讲”，他给乡亲们讲《无头骑士》，讲《梅花党》，讲“各种各样神奇的故事”。后来杨锦麟笑言，他能为凤凰卫视打工，就是当时讲故事训练出来的能力，“我完全忘不了那一块充满猪粪的土地。”
　　在杨锦麟看来，书籍对山区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回忆当年，他常常说，每个人的第二个十年，是一生当中吸取知识的最佳年龄，但山区偏远，信息闭塞，日子又苦，此间少年读书不易。当年的他，是凭着一股狠劲，“不管每天的生活多苦多累，都强迫自己学习思考。”
　　心忧天下的媒体人
　　杨锦麟终究是幸运的。爱读书的习惯，改变了他一度坎坷的命运。凭借多年读书的积累，上世纪70年代末，初中辍学，下乡8年的杨锦麟并未被时代抛下，他只进行了短短数月的复习，便成功考取厦门大学。
　　那时的大学生，心里不仅仅想着个人前途，往往还装有一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情怀，他们当中的好些人，一直希望用己所学改造这个一度贫穷落后的国家。用杨锦麟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曾经的苦难和未来的光明还仍然抱有某种憧憬的人，他才会把他生命的一部分，融入到他主持节目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媒体人，杨锦麟用他犀利而又“怒形于色”的评论帮助国人了解时事，这是他报国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会在年近半百的时候加盟凤凰卫视，主持一档须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工作时还须“一路小跑”的读报节目。据说，北京不少高级别的官员喜欢看他的《有报天天读》，有人特意打电话让凤凰卫视调整了节目播出时间。老杨在演讲中时常援引此例，颇以为豪，他欣慰于自己的所言能影响到很多人。
　　《有报天天读》让杨锦麟红遍华人世界，也为凤凰卫视带来了“比西部省份的电视台一年还要多的广告收入”，但杨锦麟却仍有更大的追求。2009年，他走出香港的办公楼，主持一档名为《走读大中华》的节目，开始云游四方。他探访的多为贫苦之地，新疆、西藏，还有他当年当知青的福建武平。
　　在亲眼看到了大量贫困后，杨锦麟感到悲苦，他为此几乎把酒都戒了，并一度担心自己会得忧郁症。他说：“我把钱都掏给他们，也只能帮一两个人，但他们身后还有无数这样的人，我有一种无力感。”
　　一个人帮不来，想找更多的人来帮，也许这就是杨锦麟发起公益基金会的缘由。
　　拉上企业做公益
　　2012年的一天，杨锦麟接到一个求助电话，说武平“缺书”，想着老杨人面广，问他能不能“支持一下”。说来也巧，杨锦麟当时刚给一家名叫“枫林晚”的连锁书店做完了演讲，而这家书店的创始人朱升华，还是杨锦麟厦门大学的校友。
　　朱升华对公益也颇为热衷，他所领导的“枫林晚”就不时组织知名文化人开展公益性质的主题沙龙，凤凰卫视另一名当红主持人梁文道也曾为其义演，企业创始人对以书为载体提升国民素质一事颇有追求。
　　杨锦麟、朱升华和几个热心朋友一谈即拢，大家提议说，一次性的捐书效果未够好，“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更常态化的项目？”大家一合计，于是有了“锦麟乡村读书计划”。当年9月，杨锦麟带着2000多本书重回武平，他还带来福建师大博导孙绍振、厦门大学教授陈动等学者，让这些文化人给山里的孩子们聊天、开讲堂。
　　“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不止于一个乡村的图书馆，还有文化活动的参与和激励，杨锦麟说：“我们计划邀请一些从当地走出去的，目前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文化人来谈读书对他们的影响，读书的好处，这对于孩子们来说，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值得一提的是，“锦麟乡村读书计划”不仅在贫困地区开展，也走进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今年上半年，杨锦麟团队就把他们的第二个图书馆开在了浙江的德清县。他们认为，读书计划并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精神上、文化资源上的帮扶，“有的地方生活待遇好了，但是他精神上仍是贫瘠的。”
　　为了更专业地推进读书计划，杨锦麟的团队开始筹建公益基金会，目前，“锦麟公益基金会”已经着手注册，腾讯公益基金会、厦门大学校友会、等社会组织都将为其助力，更多的社会机构和个人在加入老杨的行列。
　　组建了公益团队的老杨意气风发：“雅安的灾后重建我们可以跟上，我们乡村读书计划可以跟上。”
　　对话杨锦麟
　　为什么会想到做乡村图书计划？
　　我们这一代人，渴望读书而读不到书，但是现在的孩子是，不知道读什么书。这个国家的伦理道德、这个国家的信仰缺失了，很可怕。我想传播的就是常识，传播的就是做人的道理，传播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还要像复旦那个学生一样，一言不合就下毒把人家毒死，一言不合就用刀把人砍死。我们做点补课的工作，做点常识性的工作，用有限的资源去点滴每一个孩子的心，如此而已。
　　杨锦麟的图书馆里会有什么书？
　　我非常坚持每一个图书馆一定要有两部百科全书，看不看得懂你都摆在那里。另外，还要有不同阅读层次的儿童读物、科普读物，肯定还要有一些中外的经典名著。每一个图书馆的设立和图书的配备会根据不同的地区的需求，相对发达地区给的书籍的配备跟贫困地区配备(的书籍)也会不一样。
　　大陆的一些公益机构备受质疑，你怎么看？
　　把一切放在阳光之下，只要你问心无愧，任何人的批判都可以。我认为任何的一种批判都是监督，是鞭策。我告诫我们的所有同仁，每个人要负重前行，这个“重”就是责任，这就是社会的承担。目前，(官办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几近荡然无存，民间的力量是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的。我们要注意公信力的维护，做有意义的事，一点一滴传播知识、传播常识、传播一种价值观、传播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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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敬谦：卖房换来的民俗博物馆





　　邹敬谦

　　民俗馆的一间房内精心布置了一个“土知府”


　　邹敬谦的各色藏品。
　　巍山南街77号，这里就是邹敬谦的民俗博物馆。小小的门店里，两个歪斜着的柜台，院子左边一个“猎神堂”挂了些猎物和弓弩火枪之类，右边天井里一些石雕石器木匾随意堆成一大堆。
　　说起这个似店似馆的民俗园，邹敬谦讲了个长长的故事。老人的父亲旧时在机关工作，后来回生产队当了会计，一生酷爱收藏。而他自己初中毕业后在机床厂上班，后来，随父亲搞收藏。
　　父亲早些年去世时留下一堆东西给他，还留下一句话，希望能开一个博物馆。如今，老人为了收藏把住的房子也卖了，这个院落是前不久刚租下的，想开成一个民俗园，收门票。老邹的儿子反对老邹搞收藏，之前也有有钱人想一口价买了老邹的收藏品，老人没同意。“搞个收藏馆是父亲的心愿也是我的奢梦。”
　　邹敬谦开了家博物馆。
　　作为先前是农民，后转为居民的他，识字不多、记性不好，但两辈人苦心经营民间藏品，并于2011年年初在巍山古城落成一家“民俗博物馆”。
　　邹敬谦的博物馆是租来的。为了收藏民俗工艺品，在他把前半生积蓄花光的情况下，又以借贷合同的方式抵押了自家的房子，无处安放的数千件藏品和老两口，只能寄居在租来的一个院落中。
　　然而，生活的拮据、子女的远离，以及数千件藏品的保护问题，似乎成了他心头的三座大山。
　　上千件的藏品
　　阳光洒进巍山古城，稀稀疏疏的游客、闲散自在的店家，都享受消磨着这无尽的时光。人少得几乎可以车来车往的古城南街，除了附近的居民，更是看不到游客。“彝族民俗”“马帮文化”“南诏历史”等，邹敬谦的民俗博物馆就在南街。
　　来自山东的3名游客，开始被门前的山鸡尾羽、貂裘皮子所吸引，走进了这家民俗博物馆。
　　这是一个有着二层木质结构房屋的院落，和周围的民居和商店一样，看上去毫不显眼，除了门口悬挂的“民俗博物馆”几个字，完全想不到里面竟藏有数千件藏品。
　　门口一件木头搭起的简易房子内，黑色的熊皮铺盖在椅子上，花色的猫豹皮子悬挂在墙壁上，周围还有野猪牙、山羊角等动物的皮毛，但这些，几乎都染上了灰尘、草屑，似乎已经被遗弃一样。
　　邹敬谦从台阶迎了过去，开始为山东客人解说。悬挂动物皮毛的下方，是陈旧的挑水扁担，但这种扁担两头有尖锐的铁片包裹。邹敬谦说，这种扁担，闲时可挑水，战是可当武器，围猎时可戳杀动物，是巍山县当地古代人必备的器具。除此，还有弓弩和火枪，也悬挂在墙壁。
　　木屋对面的房内是精心布置的一间“土知府”。正中悬挂的“土知府”三字，用金粉描得铮亮，眼尖的山东游客马上看出，“这三个字是现代简化汉字，这块牌匾应该不是原初的？”邹敬谦解释，那是上世纪60年代因历史原因被人为刮去上面的字体，后来重新雕刻字迹。除了正中的牌匾、香桌，两旁还悬挂着马刀、刺绣的彝族服饰及古朴发黑的座椅。
　　邹敬谦更多的藏品，放在了院落的二层木楼中。在台阶通往房后的过道处，他还设置了彝族婚俗用品展示的房间，房内除了鲜艳的彝族服饰和新郎新娘两个雕塑，结婚用品更是一应俱全。

　　淡黄色的陶器看上去粗糙，红绿相间的花纹陶器打破了瓶口，大的如水缸，小的如茶杯，这上千件瓷器，陈列在木楼的后院。邹敬谦介绍，都是当地出土的民间陶器，其中最早的是战国时代的，还有唐、明、清时代的各种民间陶器。而旁边是一排刻着梵文的石碑，邹敬谦称曾有两名印度人前来试图翻译，但因为古梵文还是最终放弃，这些梵文石碑也是最吸引三名山东游客的物件。
　　在后院原本是马棚畜圈的地方，被灰尘覆盖的数十个马鞍、箱子、口袋、马鞭、马笼头，以及一旁像被遗弃的马槽，展示了当地马帮的物件器具。而旁边小屋内，是马锅头休息睡觉的两个木床铺被熊皮盖着。
　　在后院，除了这些陶器和马帮的器具，还有当地彝族人用过的木篮、大木头中凿出的米缸、茶壶等生活用具。
　　木房的二楼，也是上千件陶瓷。“这些大的陶器，像骨灰盒一样，实际上也就是曾经的骨灰罐子，所以现在也很少有人要这种瓷罐，认为不吉利。”除了坛子般的骨灰罐子，还有残缺不一的出土陶器。
　　这些摆设的藏品，也并没有分类分年代，甚至胡乱摆放的瓷器和腐蚀破旧的青铜器，像是被遗弃的一样，而简易的木房，并不能够完全遮住雨露和阳光。
　　两辈人的心血
　　“这是我们两辈人的心血。”邹敬谦说。
　　如今已62岁的邹敬谦记得，在他还小时，父亲一边跟着马帮赶马，一边收集民间的工艺品，陶器、木制品等都是收集的对象。
　　后来，邹敬谦也继承了父亲的这种习惯，喜欢收集古制品。“听到哪个地方挖出来东西，或者山区农户家有好东西时，我就跑去看，收购。”但是当时，贫困已使度日艰难，更何况收购古制品，“那时便宜是便宜，但还是没钱，有时候就给人家干活，等于打工几天换取回来。”
　　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虽然去了，但藏品却一天天一件件多了起来，但父亲的心愿是希望有一天能够陈列展示他的这些藏品，“我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我要完成。”
　　在收购过程中，邹敬谦也开始有了眼光，而他赏识古物的意识和知识，也为当地县博物馆提供线索，收藏了宝物。
　　他说，约1978年到1980年，距离巍山古城两公里的阿泥庄一村民家中挖出了一把青铜剑，但很快被村民卖给了一陈姓古董商。听闻消息，意识到此物非凡的邹敬谦，联系巍山县当时文馆所，将青铜剑收了回来，现在就陈列于巍山县博物馆，“那是一把战国时的青铜剑。”
　　2011年，巍山县名胜风景区的五印乡貹光寺，邹敬谦听闻当地老人讲述一口古钟的事情。随即，他找到了藏钟的人，见到了传说中的古钟，“我一看就知道，这个在巍山有一定历史价值。”随即，他报告县文体局局长。最终，这口乾隆四十三年的古钟被收进巍山县博物馆。
　　除此，邹敬谦称还和当地文物部门一起行动去过距县城约8公里的庙街镇寺角地，将出土的青铜器收入县博物馆。
　　当然，在这过程中，邹敬谦也把自己看中的东西，收购回家，而大多是古代民间百姓的生活用具等，鲜有官用品，但前后他父子俩历经约30多年，收藏的种类和数量，确实足够开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
　　2011年年初，这个“民俗博物馆”终于在巍山古城南街落成，开始每位游客5元的标准，开门迎客。
　　面临着的困难
　　开门迎客，自然有游客惠顾，但实际上，能记得清楚的游客并没有多少。
　　邹敬谦称，自开馆以来，来过3个印度游客，还来过8个美国留学生，还有一个可能是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授，其中该名教授先后两次来到他的博物馆，分别给予200元和500元钱，给他鼓舞。除此，大理当地有领导登门看望过他。
　　“幸好我不是靠这个生活，平均一天可能二三十块钱，来的人少。”邹敬谦老两口的生活来源，是他在旧货市场贩卖现代二手电器等糊口。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鼓舞他继续做下去，因为邹敬谦开博物馆并非水到渠成。
　　邹敬谦称，以前就连老伴也反对这样做下去，因为生活没有着落，还花费相当的精力，好在2012年起，老伴开始理解、支持他。
　　然而，昂贵的收购费用，迫使他不得不以借贷合同的方式卖掉了自家的房子，也由此埋下了子女远离的种子。
　　邹敬谦称，第一笔收购投入的资本，是在1986年那时在昆明一基建公司上班的5、6年中，贩卖旧机床赚来的4万元。而2012年6月份，他开始写申请给当地政府部门，希望政府能为他提供房子，予以展示陈列藏品，但申请若泥牛入海，因为之前为收藏和展示，他已将自己的房子抵押。
　　“我们签订合同，对方给我10万元，到时还回就可以赎回来，如果按时还不上，房子就是人家的。”以这样的方式，邹敬谦虽然有了暂时的费用，但他称，也由此子女怀恨在心离家去独自生活。“春节时，他们买着东西来看过我俩，但还是劝说让我不要干这个了，话不投机，前后不到10分钟就走了。”
　　当然，生活拮据和子女远离困扰着邹敬谦两口子。但更困难的是，目前陈列展示藏品的院落房子在年底就要期，这是2010年底他以每年7000元，三年共计21000万元租来的。“房子漏水，修缮吧快到期，到期人家租不租还不一定，不修缮又淋雨、晒着太阳。”
　　如此多的藏品，将何处安放？就像山东游客所言“你这样放着，很容易被晒坏，一拿就碎，你要好好保护起来才是”。当然，邹敬谦还舍不得卖掉。他说，期间有来自昆明的一家公司，出价200万元要收购他的全部藏品，他没有动心；后来还有来自瑞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询问收购事宜，但即使困难，他都没有松口。
　　邹敬谦现在计划要卖掉一部分多余重复的藏品，但继续陈列展示的决心不改。可是，该怎样保护已陈旧的藏品，究竟哪件藏品更有价值，该怎样分类，他心中依然没有数。“收藏了几十年，坚持下来，已经付出了很多，即使不要命我也要做下去。”好在，还有人关注他的收藏，就像来自云南民大的那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