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负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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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负笈记
－－作者：傅惟慈
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
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下，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
1942年秋季，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后来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等几篇科幻小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几处近似的地方，但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不值。
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厌腻，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我同他常常约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安排，找向导带路。是否辍学出走，我很长时间都犹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我去意已定，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
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却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走进人间
那位地下工作者给我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的一个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彼岸，就是我向往的自由天地了。
我按照他的指示，乘车到了新乡。天色已晚，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客栈安歇下来。夜里辗转不寐，生怕军警到旅馆查房。幸好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车站去买到沁阳的火车票。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大多是到城里找活儿的农民和闲汉，看见有人要乘车，就过去帮助你提行李，找不到活儿干，这些人就向行人乞讨。我在这里上了生活的第一课。刚在食摊上买了一块大饼，准备当早点，就有一只脏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把我的早点抢走。还没等我缓过味来，这人已经呸、呸、呸地在大饼上吐了几口唾沫，断绝了我追还的念头。我只好掏钱又买了一份，而且牢牢地把大饼揣在怀里。这次没有人来抢，却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向我伸出肮脏的小手，求我把大饼分给他们一点。我把买饼找回的一把零钱扔给他们，逃出重围。
这就是日本人占领下城市中的街头景象。几天以后，我已经过了黄河，走到仍归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我看到的惨景同样触目惊心。从洛阳西行到陕西西安，可以乘火车，陇海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修的，有名的“蓝钢车”（因车厢为蓝色得名）就在这条铁路上行驶。我经过河南西部的时候，中日对峙以黄河为分界线，日本人不断从黄河北岸向这边打炮，铁路路轨时断时修。接近灵宝县一段因无法修复，乘车的人必须下车步行几公里，到灵宝再换车继续向西。火车怕日本打炮，只能夜里行驶，人称“闯关车”（“关”指潼关）。我在灵宝车站看到簇拥在铁路边的人群中，除了农民、乞丐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伤兵，蛮横一些的强勒硬索，老实的伸手乞讨，形同乞丐。农民有的携家带口，实在吃不上饭，就在幼儿甚至十几岁少女的背上插根稻草，那是待价而沽的标记。只要你站住脚多看两眼，就有人——多半是人贩子——走过来替卖孩子的父母跟你议价。我经过河南的时候，河南老乡正经受三重苦难：蝗虫、洪水和汤（恩伯）军。同敌伪占领区相比，这边唯一的优点只是有钱能吃白面馍，而沦陷区的穷人却嗷嗷待哺，连吃混合面也困难了。
从新乡到黄河边，一路平安无事，向导背负着我的简单行李，昼伏夜行。白天歇脚休息，一般都在为敌我双方干事，但心里却倾向国军的乡保长家里。他们有的还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多月以后，我又穿行过这一地区（这次是为了想在大后方求学，冒险回家去取证件、书籍，并重整行装），这一段故事我将留在下一段记述。这一带还居住着不少回民，回民村落护卫森严，大多筑起围墙，甚至还建有炮楼，村口由几个荷枪的人严密把守着。经过这些回民村子，向导总是带我绕道而过。回民性格剽悍，他们是不欢迎陌生人闯进自己领地去的。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终于到达黄河岸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河，也是第一次看见一条雄伟辽阔的大河。河水有些混浊，尽管冬风劲吹，但波涛并不大，只见浪头一个接一个，滚滚而来，在落日照耀下，金波闪闪，似乎永无尽头。我登上一艘可载三四十人的摆渡木船，不顾凛冽寒风，爬上甲板。我要把眼前的景色永远收留在记忆里。祖国大地正遭受敌人蹂躏，但壮丽的山河却巍然如故，未受丝毫损害，这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过黄河以后，首先找到一家卖大饼的，花钱烙了一张大油饼，填饱在敌占区受了委屈的肚子。这里的渡口属河南省偃师县。在一家小店过夜后，次日就雇了一辆“架子车”（人力拉的胶皮双轮车，北京叫排子车），把我载到洛阳。两天后，又从洛阳到达西安。洛阳自东汉起不少朝代都定为国都，白马寺、龙门石窟遐迩闻名。西安古称长安，更是历史悠久的泱泱故都。但这都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我的记叙仍限于个人经历。在西安，仍是听从北平那位地下工作者的介绍，我投奔到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但是我只在“战干团”呆了一个月，就在发军服、理短发正式入伍的前一天，开了小差，离开了这个训练基地。西安扶轮小学的两三位老师早就劝导过我，经过考虑，我对自己的前途作了另外一种安排。
困厄与险阻
在扶轮小学教书的两个老师都是北平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初来西安时也都投奔过“战干团”，后来却相继离开了。由于他俩赴内地前就有教学经验，所以从“战干团”出来，很快找到了工作。这两人比我年纪大，阅历也深，对社会人情以至国内形势看得都清楚。他们说，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南部，是为了扼制共产党。“战干团”是胡宗南培植个人势力的“私产”，训练青年学生到他的部队中当政工干部，卖狗皮膏药，很难说是为了抗战需要。如果入了“战干团”，下一步就要逼迫你加入国民党，他们叫我最好不要趟这池混水。我年纪轻，根底好，为什么不多念几年书呢？抗同战争打的是持久战，不愁将来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这两位老大哥的劝说很有道理，我听从劝告，把自己简单的行李打点好，从营盘里偷偷拿出来，打定主意在后方继续求学。
抗战期间，从沦陷区到内地的学生可以领取政府每月发放的助学金维持生活，但是我离开“战干团”的时候，寒假后的新学期早已开始，所以必须等到秋天才能入学。这半年多的时间该如何打发，是个难题。我必须找到个饭碗，才能活下去。就这样，晚上我在小学课堂借宿，白天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寻找一个什么职位。一所天主教教会办的中学——玫瑰中学，名字很怪，至今仍然没有忘记，倒想要我，只是教数学课我无法胜任。另一所私立学校要我为人代课，可惜只上了两周，任职的教师销假回来，我就失业了。另外还有人介绍我去韩城当英语教员。韩城在黄河西岸，隔河是山西省。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家乡，也许应该去这座文化名城看看，我却嫌路远，也不愿意离开西安的伙伴，就放弃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已退休，终于去了这座古城，补救了当年失之交臂的机会。
时间蹉跎，我在外面已经混了一个多月，仍然找不到安身之所。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寝食不安的生活，再同两位学兄商量，他们说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去陕西城固，校本部在兰州的国立西北大学在城固设有分校，他们认识的学友可以解决我的食宿问题，等待分配入学。另一条路是再回洛阳。洛阳临近前线，有政府设立的战地失学失业接待站，收容从沦陷区来的青年人，分配入学或就业。我决定去洛阳。在城固我将来只能分配到西北大学，而在洛阳，则有可能到成渝等地某座从沿海城市内迁的名牌大学读书，虚荣心在我心里占了上风。于是我又背着行李登上住回开的列车。
为了省钱，我同许多农民兄弟一起爬上了车厢顶部，尝试一下露天坐席的滋味。春寒料峭，特别在日落以后，阵阵冷风吹得我瑟瑟发抖。正当我蜷缩着身子挤在一伙逃票者当中，力求稍避风寒的时候，突然一张棉被搭在我的大腿上。回头一看，给我盖被的是一位面孔红彤彤的大嫂，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把身子朝我这边挤了挤，又把棉被掖得更严实些。农民大嫂在火车驶入河南界不久就下了车，一路上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我从心坎里感到她给我的温暖。我是不是已经走进“人间”，体味到劳动人民在苦难中如何相濡以沫了呢？但是且慢，“温暖”刚刚过去，我就吞下一块寒冰，连骨髓也冰冷起来。在灵宝换车，邂逅一个穿军服的人，把我的行李一件不剩地骗走了。这人在车厢里坐在我对面，同我东拉西扯。当他打听到我去洛阳的目的以后，吹嘘他认识人可以介绍我去接待站，他所在的部队就在洛阳驻扎，即使接待站不收留我，我的食宿也都没有问题。我轻信了这人的话，到洛阳以后就跟随他走进城里。他先带我到一家茶馆，叫我把行李寄存下来，然后陪我去吃饭。饭后，这人叫我在饭馆里暂等一下，他要去找一个同接待站有关系的熟人。我在饭馆里傻等了一个多钟头，这人还没露面。我感到事情不妙，心里开始发凉，等我再去茶馆取行李的时候，茶馆老板说，我那位“军人朋友”把行李拿走了。就这样，我被孤零零地撂到一个陌生城市里，除了身上的衣服，一无所有了。
我坐在茶馆里，对着老板为我倒来的一碗茶发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即使救济战地青年的接待站收留我，我也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也无法呆下去。去当兵？去流浪、乞讨？再去西安找我的伙伴求援？都不是办法。想来想去，我只有一条路，冒险再回北平，不是去辅大复学，而是重整行装，把自己配备齐全，再回内地来。我既然已经飞出来，就不能在遇到挫折后再折回老窝，我不能被人看作懦夫。再说，在外面流浪了三个多月，等于我在社会大学上了一学期课。吃了苦，受了训，但我学会了适应现实的本领，人变得比离家前聪明了。我一定要在选定的道路上继续闯下去。我数了数身上剩余的钱，还够三五天饭费。我摘下手上戴的一块表，在一家钟表店卖掉，作为路上花销，第二天一清早，直奔来时的偃师县摆渡口走去。
来的时候，我记得路过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村长是个读书人，有爱国心，曾鼓励我到后方参加抗战。这次我要找他帮助我返程回家。今天我已经忘记他的姓氏了，但是六十余年前，却是这个热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在他家住下，给北平家里写了信，叫家人迅速给我寄来路费。这位村长在沁阳县有亲戚，他说可以介绍我去落脚，并找关系拿到买车票必须有的“良民证”。这个村子已属沦陷区，同北平通信应该很快捷，但不知为什么我给家里连续写了两三封信，却始终没有汇款寄来。后来我到家才知道，一个多月前他们刚刚接到我从西安寄来的报平安的信，三两天后又有信从河南寄来向家里要钱，便怀疑后来的信是别人假冒骗钱，不肯汇款。这就苦了我，日日盼款，真是度日如年。村长不许我出去，更不许我同别的村民接触，我只能像囚犯似的坐在屋子里，除了村长本人偶然走来同我扯一阵闲天外，唯一的消遣是翻看他撂在屋中的几本闲书。一本残破不全的《聊斋》我翻来翻去，几乎把其中几篇背熟。我的伙食当然只能勉强下咽，但我知道这在沦陷区已经是破格的招待了，有时候实在饿得慌，就摸出一点零钱，偷偷溜到附近烧饼店，买个火烧解解馋。有一天，这时我藏身村子大概已经快二十天了，村长又来同我闲谈。汇款不来，他也为我着急，问去北京的火车票大概要多少钱。我根据三个多月前的票价告诉他一个概数。他怪我为什么不早说，说这点路费他还是筹得起的，我在这里二十天的伙食费多半也不止此数了。他叫我准备好，第二天就可以借我路费启程上路。他的慷慨援助自然叫我十分感动。第二天，他派一个人送我走了一程，进县城必经一座炮楼。我顺利地进了沁阳县城，在村长亲戚开的旅馆里住了一宿，不在客房，而是后院锅炉房的一条板凳上。第二天，旅馆主人又带我去了敌伪县政府，靠人情也靠一点贿赂，我拿到临时的身份证和一张去北平的路条。但是直到车票买到手里，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我可以重回北平了。
上火车以前，我找到一家澡堂子洗了个澡，已经有个把月没有洗澡了。这家澡堂既无淋浴又无浴盆，进门是几张木床，供顾客换衣服，推开第二道门就是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澡塘。我脱衣进去，痛痛快快地洗掉身上的积垢。就在我还泡在水里的时候，门被打开，三四个裸体日本女人鱼贯走进来，毫无顾忌地跳进浴池。我早就听说日本有男女共浴的习俗，不以为耻，但面对几个活生生的白色胴体，我又惧怕又羞涩，连头也不敢抬，便急急忙忙跳出浴池，穿好衣服，落荒而逃。逃出浴室，我误打误撞地走进一条小街，这条街两边房屋虽然低矮，但是木制门面却小巧玲珑，每户门前都插着太阳旗，挂着招牌，理发店、料理店、咖啡馆不一而足。一队日本小学生身穿制服，足踏木履，噼噼啪啪地走过来。我目不邪视地急忙从小街另一端走出去，回到旅馆听人说，澡堂里的日本女人是县城妓院里的慰安妇，每天某个时间总是集体去洗澡。中国人知道她们这个习惯，无一不避开这段时间不去澡堂。日本人入侵中国后，大量移民，大大小小城镇都有日本人聚居，我国神圣土地已逐渐沦为殖民地了。在沁阳的所见所闻，又为我上了一课。
重返校园
我在北平家里大概只停留了两周。两周内我匆忙办妥几件事，首先是备齐一些证件，其中辅大的学生证很重要，这是到后方申请入学的有效证明；其次是路费和至少两三个月的花销；当然了，我还要还清好心村长借我的款项，备一份表示谢忱的的礼物。这次我不再怕旅途中检查暴露身份了，要尽可能带一些书。在后方买字典非常困难，而我志在学外语，所以手头必须有几本工具书。当时同村长告别时，我问他以后我回来需要给他带什么。他说他什么也不缺，只要一套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所以我跑了几家旧书肆，选购到一套大字本梁任公著作。上次带走的衣物既已被人骗走，家中剩余的也不多，便去了一次天桥，在估衣摊上添了几件质地坚固的旧衣服，买了一双牛皮鞋。我抽空见了两三个朋友，告诉他们这段时间我的经历，还把沁阳县那位村长的姓名、住址留给他们。万一有谁也想长征，村长是可以送他们过河的。
一切打点停当，我再一次踏上征途。
一路还算顺利，应该略做记述的是我重返沁阳县境遭受困厄的村落后，把我的欠债、《饮冰室文集》和一点点薄礼送到村长手里，他又惊又喜，紧握我的手不放。他称赞我言而有信，说自己没有看错人。他留我在村子里多住一天，置备了几碗乡下饭菜款待我，还邀请了两三个乡佬作陪。这位好心人以后我一直没有联系过。我猜想他多半是一名国民党党员，可能还担任什么职务，但愿日后他能平安度过土改一关，没有遭难。
在洛阳城，我住进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接待站，填了申请入学表格，等待教育部分配到一所大学。这次吃穿不愁，逍遥自在，除了偶尔和几个同伴逛一趟龙门石窟，归途顺便看看传说埋葬蜀将关羽首级的关林外，每天就是看外语书。我已有足够的精神食粮，不愁日子难熬了。
转眼到了夏季，换上单薄衣服，但分配入学的指令一直没有下来。我又坐不住了，蠢蠢欲动。同三两个同伴商量，都认为与其坐等，不如进行一次远征，干脆到重庆去申请入学。政府的教育部就设在重庆，会很快就有结果。更重要的是，在重庆会分配到一所比较好的学校。主意已定，我数了数从家里带来的钱，省吃俭用，去重庆勉强够用。准备南下的连我一共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姓冯的十三四岁小孩，是家中托一个商人把他从东路带过来，准备去内地上学的。小冯有个表哥是重庆大学的学生，他正找人搭伴上路。这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照顾他，到了重庆，他的表哥会为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
六月底的一天，我们一行四人拿着接待站开的请求免费乘车的学生证明，登上西行列车。陇海路我已经往返走了两次，可谓识途老马。在西安我并未下车，和几个同伴一直乘车到了宝鸡。从宝鸡再往南，当时没有铁路，只能乘烧酒精或木炭的破烂长途车，一路颠簸着坐到广元。中途汽车爬过秦岭，地理环境有了差异。秦岭海拔两千多米，是我国南北分界线，秦岭以南即属亚热带区，不仅水资源丰富，草木葱茏，连风土人情、饮食衣着也与北方不同。这种差异越往南走越显著。第一次走进四川一个小镇，眼前景色叫我目不暇给。青石板铺路的狭窄街道，街道两旁一家挨一家的古旧店铺，卖药草的，卖土织布匹的，打铁的，缝衣的……仿佛都已经在镇上伫立了好几百年。居民的住房是灰瓦覆顶的木结构建筑，没有窗户，房门大敞，老人坐在门前竹椅上，吸着长烟袋。再看街上行人，男人白巾缠头，妇女有的背着竹篓，竹篓里装的不是柴米，不是青菜，而是活生生的一个娃娃。如果碰上赶场的日子，那就更热闹了，店前摆满地摊，人群熙熙攘攘，几乎把路堵塞。我在一个饭摊上看见有人吃馄饨，也要了一碗。可是老板听不懂我的话，原来馄饨这里叫抄手。我又要了一碗炸酱面，发现面条是泡在半碗汤水里的。这些印象都非常新奇，以后一直印在脑子里。一年半以后，我又在四川南部当过半年兵，看到更多景物：竹林、水塘、梯田、淳朴的人民……我对这块古蜀地一往情深，永远也不能忘却。
从广元到重庆，如果走陆路，须先乘车过剑门关，绕道成都，再转车往南。这条路不仅购买车票困难，花销也非常大。幸好我们到达广元的时候，交通部门刚开辟了嘉陵江水远航线。我们赶上驶往重庆的第一班小火轮。偶然邂逅随船视察水路的一位航运局科长，承他热情帮助，我们买到船票。两天后，船就启程了。
这是一次非常惬意的旅行。白天坐在船上观赏青山绿水，傍晚航船靠岸，到岸上打尖、寻宿，游览市镇风光。四五天后，经过阆中、南充、武胜、合川几个城市，我们在重庆小龙坎上了岸。小冯的表哥安排我们住进重庆大学学生宿舍。暑假里宿舍有很多空闲床位，找个歇脚地方并不难。上岸后首先要做的事是给教育部写信，再次申请分配入学。不知是因为我们的收信地址没写清还是别的原因，过了一个多月也没得到回复。八月底，我不得不亲自跑了一趟青木关（教育部所在地）。接见我的办事员凑巧是辅仁校友，给了我很大帮助。听从他的指点，我选择了浙江大学借读。浙大校址在贵州遵义，较之重庆、昆明等地，贵州物低价廉。另外浙大拥有不少名师，校长竺可桢是一位德望很高的学者，办学有方。唯一的困难是从重庆到贵州遵义需要一笔路费，但我没有为这件事发愁。当时我已经找到在外交部任职的一位长辈，他是先父在中长铁路工作时的同事。这位伯父的家眷仍滞留北平，我写信叫家中送过去一笔钱，伯父在重庆就能兑给我法币了。数目不大，却救了我的急。
1943年7月初至8月底，我在重庆大学困居了近两个月。重大校址在沙坪坝，与中大、南开中学同设在一条小街上。小街很热闹，除了茶馆、食肆外，还有四五家旧书店。我在学生食堂包了一个月饭，饭后就夹着书到茶馆泡茶、读外语。晚饭后在嘉陵江边洗个澡，再同北平来的同学聊聊天。偶然我也到重庆城内逛逛街（从沙坪坝步行至城中心近十公里），到书店看看有什么新书，到中苏协会翻翻近期报刊杂志。归来的路上经过两路口，那里有市政府办的一家廉价餐厅，可以吃餐客饭，打打牙祭。有一回，走过两路口街头公园大门，看到大门前一张电影海报。设在公园里面的一家电影院正放映施特劳斯的传记片《翠堤春晓》。这是我在北平就迷醉的一部电影，片中穿插着华尔兹王创作的七八首名曲。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还够买一张电影票，于是毫不犹豫地买票走进放映厅。整个电影放映期间，我一直如醉如痴地沉浸在优美的曲调里，把现实窘境抛在脑后了。电影已经终场，随着人群走出大厅，我仍然舍不得走开。太美妙啦，我必须再看一场，但这时口袋里已经没钱，我只能做一件不太光彩的事了。我绕到大厅后面，跳过不高的围墙，大摇大摆地又从正门进去，再一次陶醉在音乐里。第二场电影演完，已经到了午夜。我不敢惊动宿舍的同学，无法回重大，只能在公园的游椅上露宿过夜。
从外交部伯伯那里兑款以前，我常常挨饿。第一个月在食堂包饭，尽管饭食粗劣，还可以按顿吃上两碗干饭。第二个月因为凑不上伙食费，只好到街上胡乱买些什么填肚子，饥一顿，饱一顿，有一两次甚至一整天没有东西吃。有一回，经人介绍，为一家评论时事的杂志《时与潮》从英文报纸译了两篇短稿。拿到报酬后立刻去一家饭馆，同两三个同学开了一顿斋，那是我离家以后第一次享用的“丰盛筵席”。
从重庆去贵州的经历，过去我曾为浙大校刊写过一篇回忆。现在把其中一小段抄写下来，结束本文：
在重庆南岸海棠溪车站等了两天，终于搭上一辆往贵州运盐的卡车。但在买了车票后，我凑集的一点路费已经所余无几，多亏同车去浙大上学的卢莆英和另一黄姓女同学，慷慨资助给我食宿费用，夜晚我才能住进旅店。到遵义以后，得知一年级学生要去永兴场上课，还有近一百公里行程，我还需要一笔路费。幸好同我一起南下的冯姓小朋友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介绍信，引见我到浙大以后认识一位在英语系执教的佘坤珊教授。我惭颜从素无一面之识的佘教授手里拿到一些钱。但是我想，这笔钱不能用来买车票，到永兴以后，我还得交饭费吃饭呢，于是我托卢黄两位同学替我带走行装，自己则安步当车，步行两百早路。
为了抄近，到湄潭以前，我走的是山间小径。一个人走在莽莽森森的山路里，耳边听到的是海潮一般的松涛和远处传来的丁丁伐木声，除了头上偶然掠过一只飞鸟外，山间寂无行人。我这个一向居住在大都市的人，感觉像是回到了洪荒世界。但当年年轻气盛，只想到能够入学读书的光明前景，对旅途艰辛并不放在心上。在湄潭住鸡毛小店，入厕时几只肥猪鼻息咻咻，在木条板下面有所期待地挤动。在饭摊上打尖，只付米饭费，六七种腌菜敞开吃，并不收费，对我来说又都是新奇经历。第三天上午，走到永兴，我报到入学。
再一次走进校园，又闻琅琅读书声。一个只身到内地求学的流亡学生，校园生活有很多事可以述说，但这已不是本文纪叙的范围了。只还要说一件事，一年多以后，日寇南侵，先锋部队已经打到独山（贵州境内），浙大被迫停课。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青年军。这是我再一次告别大学生生活。他日有暇，我将写一篇《从军记》，讲讲我怎样当大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