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2012。12。21-22=大悟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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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转贴］


来源：中国新闻杂志社
网址：http://www.zhongguoxinwenzazhishe.net/show.asp?id=835



       举报过贪官的，或是等着看举报贪官落马的，最近会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被举报的贪官大部分平安无事，倒霉的也只是暴露些小问题。比如，轰动一时的原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被曝光，重庆纪委立即介入调查，并以视频出现后的63小时宣布了雷政富被免职并遭调查的消息，被称为网络反腐的重庆速度。但事实真的是网络反腐大获全胜吗？雷政富性爱视频的爆料人称，线人给他的性爱视频涉及另外几名厅级高官。可是直到现在，重庆方面也没有派人向爆料人索取其他性爱视频，按图索骥，捉拿其他贪官。就连爆料人也无法和线人们取得联系，线人的家属告诉爆料人，他们已经收到了重庆某些官员的多次“警告”，而且与家人失去联系很久了。这不是明显有某些势力在和贪官一起战斗，誓死保卫涉性的其他贪官吗？

       比如，12月3日，有网友爆料称，兰州市市长袁占亭至少佩戴过5块手表，其中包括价值20余万元的江诗丹顿、15万元的镶钻欧米茄等名表，并揭发袁占亭在当地快速公交BRT工程建设中涉嫌不作为、老婆参与等直接有据可查的问题。甘肃省纪委宣布介入，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称袁占亭所戴的3块表中，价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对另外两块表，和袁占亭及其夫人是否有问题，并没有做出回应。任由网友质疑，甘肃纪委，闭目塞听，充耳不闻，大有网友其奈我何的无赖状！   

    比如，近日被举报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拥有亿元住宅。广东佛山回应称周锡开虽然房产上亿，但未发现其违法。顺德纪委书记潘东生表示甚至还表示，当地领导都对周评价很高。说到周锡开被举报后的困境，潘东生情绪也比较激动，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这实在让人心生疑问：一次能拿出170万元买别墅的公务员恐怕没几个，这个公安副局长是如何做到的？另外，他银行贷款670万元用什么归还？是诈骗贷款，还是用赃款归还？为逃计划生育，老婆移民海外生二胎，他的裸官情况难道有关部门以前不知道？由此再看纪委书记对被举报者的哭泣同情，就不能不怀疑这纪委书记是在替谁说话了！

       有关部门对被举报者的调查避重就轻，甚至是哭泣同情，很容易让人联想他们为何如此做？他们是否是利益联合体？是否有幕后交易？是否有什么把柄在这些被举报者的手中？这些被举报者是否只是替罪羊？厚爱他们，是否算事后回报？因为这种官官相护与惺惺相惜，实在让人感觉到是官员在理解贪官，厚爱贪官和贪官一起在战斗！这也是在让人疑问，如此厚爱贪官的地方官员，自己又能否做到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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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tsx.org/2012/1223/1194.shtml
“两高”司法解释：行贿一万元即入罪2012年12月31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张蔚然






中新社北京12月31日电(记者张蔚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2月31日对外公布。解释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解释分别对“情节严重”、“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作出具体规定，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解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也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向三人以上行贿的；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解释规定，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根据解释，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应当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此外，行贿数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但具有以下情形的，也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向三人以上行贿的；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向负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严重危害民生、侵犯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向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影响行政执法和司法公正的。
解释还规定，多次行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行贿数额处罚。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与行贿犯罪实行数罪并罚。行贿人揭发受贿人与其行贿无关的其他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依照刑法中关于立功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完)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发布时间:2012-12-28
作者:十年砍柴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由于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坠云里。 　　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向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炭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去买冰祛暑。如此显得是温馨的人情往来。 　　春秋时，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这些特点就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含蓄，比起那时候，就显得很没文化了。譬如，一个县太爷带着司机到下面的乡镇检查工作，吃饭时上当地某特产如酒或鱼，吃完饭司机给乡镇负责人说：刚才首长喝你们乡镇产的那个酒，感觉很好。——这就是暗示当地再拿一些酒放在后备箱里带走。在中国官场，几乎没人听不懂这种暗示。但春秋时的人说类似的话，要雅致得多。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晋、楚两大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是年，楚公子围娶亲于郑，会盟算是捎带的事。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列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而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鲁国紧随晋国——人家两国是姬姓兄弟治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然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依然是赵武（亦名“赵孟”，世人尊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我可以替你向我家赵老爷求情。但问人要钱，却不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说“请带”。——说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跟随梁其踁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即将遭遇杀身之祸，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言辞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我如果以贿赂晋国人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国外，季武子在家守国，一直就这样分工的，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来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对方来人的面，把衣服撕了一条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狭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过程向赵武汇报。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叔孙豹面临被杀的灾难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越位，这是信；为国家而不用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以这三点出发，这是义。有次四点，怎么能被杀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过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放过这样的忠臣，能够劝勉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于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为了边境的城邑反复争夺，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楚国对邻国之间争端，也会找个理由出兵的；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而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不必去理会。如此就少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楚国也不能不管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的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者，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里面还有什么威望？ 　　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受秘书所左右。

来源: 《东方文化周刊》 | 来源日期：201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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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保送资格锐减 疯狂奥赛能否刹车？

文章作者：佚名　来源：工人日报　2013-1-5
    曾就读于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的孔令航获得了今年清华大学(招生办)的保送资格，不同于其他高中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参加高考(微博)，孔令航凭借通过学科竞赛的优异成绩提前拿到了名校的入场券。
    像孔令航这样获得名校保送资格的录取方式在2014年可能就会被废止。
    近日，教育部透露，据2014年新政，省级优秀学生、奥赛省级获奖学生等绝大多数“五大学科竞赛”学生将失去保送资格。一时间，引起社会激烈讨论。
    在某网站发起的“保送生制度，你认为该保留吗”的讨论中，41.5%的网友明确表示其有碍教育公平，应该取消。这条“一步登天”的升学道路再次受到争议。
    保送生制度“走向终点”？
    保送生制度是指由确定的中等学校推荐、保举成绩优秀或有特长的学生，经高等学校考核同意，免予他们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而直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的制度。
    保送生制度实施于1985年，原国家教委在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山东矿业学院等70多所高等学校进行了招收保送生的试点工作，招收了近6000名保送生，占当年招生总数的1.2％。
    2001年3月，教育部对保送生工作进一步作出了“压缩规模，严格标准，严格管理”规定，并较大程度上提高了保送“门槛”，专门规定只有4类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具有保送生资格，从此，保送生制度便与奥数这一学科竞赛建立了密切关联。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认为，“不能因为保送生制度的公平性受损，就‘一刀切’地否定其在人才选拔和培养方面的卓越性所在。”
    他认为，总体来说，高招制度具有二重目标：公平性和卓越性。这两者不能偏废，但在现有的招生环境下，不能要求每种招生制度都做到两者并重，而是有所侧重、互相补充。比如高考，一定是公平优先、至上。而保送生、自主招生制度等作为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就是要在保证基本公平的前提下，着重体现人才选拔的卓越性。
   “不可否认，在以往推行过程中，保送生制度确实在很多方面触动了其应有的基本公平底线，这既体现在机会的不公平，也体现在程序的不公平。但并不能因为这点，就完全否认保送生制度在高考招生中对于创新拔尖人才选拔、储备作出的贡献。”
    他以清华为例，保送生入校后的表现普遍还是比较突出的。清华启动的“10年生源调查”显示，10年中所招收保送生的平均绩点要比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高出2分，且均达到了“优秀”的标准，而全体学生的平均水平是“良好”。
    清华电子工程系的数据显示，该系近5年特等奖学金获得者全是保送生，且保送生人数与其所在班级的整体排名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是因为保送生在入学前更多地接触了大学知识，同时具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可以带动班级的学习氛围。“从数据出发，我认为，尽管保送生制度面临着公平性遭受侵蚀的尴尬，但不能因为其公平性受损，就‘一刀切’地否定其卓越性所在。”于涵认为。
    存在暗箱操作空间
    现有改革让保送生名额大幅缩水，但能否真正根除“顽疾”却引发新的讨论。对此，于涵认为，“如果根本性错位不解决，问题还将长期存在。”
    相关专家认为，保送生制度的公平受损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仔细分析以往的竞赛保送，制度设计上存有很多暗箱操作空间。以省级竞赛来说，大多是由科协、学会等专业团体组织承办，评判权、选择权不在教育主管部门，更不在高校手中。
    这就造成了一种根本性的错位：本应拥有话语权的高校招生变成了一种被动的“收生”，变成了完全的乙方；而发放入门牌照的人却不是这家的主人，无需承担后续的培养责任，公平性、责任感都有待求证。
    而长期施行的保送制度在现实中弊端也开始凸显。
    有关调查显示，家在省会城市的学生，获得保送资格的可能性是郊区农村学生的11.1倍。“保送生”制度直接诱导“奥数热”。“保送生”主要考核内容之一的“奥数”考试呈现出“末端异化”的表征，尤其在大中城市里，很多小学生被绑架到“奥数”的战车上。
    一项对全国31个省(区、市)11886人进行的调查显示，54.3％的人认为保送生制度本身挺好，但在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难以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44.4％的人认为保优已异化为“保权”或“保钱”。
    而从计划招生人数看，2012年，北大、清华、上海交大、中国科大保送生人数超过新生数的五分之一，一些“超级中学”的保送生更是垄断了北大、清华生源。
    同时，有关人士认为，造成农村生和城市生保送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主要在于保送资格条件限制。结合我国的教育现实，要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鲜有可能出在农村一般中学，只会是省重点高中以及省超级中学。
   “选优”如何不被扭曲和异化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表示，改革的速度和火候一定要掌握好，不能推进太快。现在社会各方面对高考改革的看法各不相同，其中很多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事情。深受权利、金钱、人情、面子所累的保送生制度作为对考试制度的一种补充，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只有进行全面革新，才能使其功能不被扭曲和异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解决保送生政策的问题，关键在于进一步推进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在大学自主招生中，可设立校正农村生高考公平的地区教育和家庭评价指标，国家可要求大学自主招生的学生中农村生不得低于某一比例。
    他认为，真正的自主招生，核心在于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当一名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来选择大学时，受教育者必然拥有了知情、参与、监督、评价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要赢得市场竞争，就必须对学生负责，尊重学生权益，同时也必须让招生过程公开、透明。
   “试想，如果北京大学发出100张录取通知书，最终只有40人报到，北大还一心想着怎样搞权势交易，这所学校很快就变为二流了。”
    但他强调，我国当前的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的自主招生，按照自主招生的程序设计，每个学生依然只能获得一张录取书，这导致自主招生误入歧途，变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并未减轻学生的负担，也没有促进高校改革。我们应以正确的自主招生认识，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为出发点，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如此，困惑我国考试制度改革和教育公平的难题，才能逐渐破题。
    于涵也认为，不可否认，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以高考招生为主体的“计划高招”体制对高校选才起到了抑制作用，高校离真正的科学选才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这项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对此既要有合理的期待，也要有充分的理解。
    他表示，高校要树立对自主招生权利的清晰认识，一定要规避因招生“自留地”扩大导致的抢生源、“掐尖”等恶性竞争，要从各自的办学特色、育人理念出发选拔人才，这既是对考生负责、对社会负责，也是对自身负责。
    但同时也有很多人表示，让孩子学奥数再不好，也比拼爹好。停掉奥数，实际上是关上了没钱没路子、拼不起爹的孩子们升入重点中学的门。
    这场保送生制度的改革争议仍在进行之中……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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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作者：张宏杰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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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而多变的乾隆


　　北京晨报：乾隆前期与后期变化极大，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因为他善于总结历史教训，此外，他受《易经》影响很大，主张宽严相济，刻意不让手下明白他的想法，所以他一生都在变来变去。此外，和普通皇帝不同，他特别残忍。


　　北京晨报：在书中，您写到了他在西北的大屠杀，堪称惨绝人寰，可为什么后代文人反而大加赞美这么一个残忍的人呢？


　　张宏杰：因为我们有强人崇拜，只要是“做大事”，杀人越多就越是伟大，其实乾隆的有些行为与希特勒没什么差别，后代文人赞美乾隆，说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虽有人道主义的基因，但离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道主义，还相去甚远。应该看到，专制主义的本性就是残忍的，从性格上论，康熙比乾隆宽厚许多，可一旦危及皇权，他也会变得很残酷，动辄灭族。所以说，残忍不是乾隆的问题，而是专制思维的问题。


　　为何错过现代化


　　北京晨报：乾隆达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峰，但恰恰在他手中，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机会，最“好”的皇帝却办了最坏的事，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死循环？


　　张宏杰：因为乾隆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在精神上并没提供任何新的东西，无非是把传统的统治技术推到极致。而18世纪，人类文明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乾隆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在他眼中，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他强化的是对民众的驯化。如果当时专制统治不是那么密不透风，民间能拥有较大的经济、文化、思想空间，现代化有可能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乾隆成功地建造了一个针扎不透、水泼不透的政治监狱，这个监狱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主动迎接世界大潮。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难以突破的鲜克有终


　　北京晨报：像历史上许多“明君”一样，乾隆晚年也陷入了昏聩、懒政、迷茫的状态中，这是为什么？


　　张宏杰：中国帝王都是人治的信奉者，绩效如何，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可没有内外条件的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根本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好逸恶劳，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衰落的罪魁祸首。


　　权力应该受约束，这本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但专制主义的特色就是不让人思考，而皇权是会让人上瘾的，戒都戒不掉，我今年还会推出一本书，叫《坐天下很累》，表面上看大权在手很潇洒，其实历代皇帝平均寿命很短，生活质量很低，在权力的重压下，人往往会走向变态。


　　盛世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北京晨报：乾隆在达到盛世后，对盛极而衰充满警惕，采取了很多措施，为什么反而加剧了衰落的到来？


　　张宏杰：在历史上看，盛世维持的时间都不长，说明它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泡沫，压力越大，崩溃越快，结果又落入治乱循环之中。乾隆这个人责任感很强，他的忧患意识比历代皇帝都要强烈。但乾隆盛世的基础是将百姓牢牢地控制起来，这只是乾隆一个人的盛世，是爱新觉罗家族利益最大化的盛世，并不是底层百姓的盛世，所以越是盛世，他越要把所有资源都握在手中，绝不放开。


　　在自然界中，鲜花与毒草都会有，毒草也在为生态系统做贡献，可在乾隆眼中，毒草有威胁，一旦发现，立刻消灭，这固然是稳定了局面，却扼杀了一个社会应有的活力。乾隆时代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巨大压力，传统政治中没有好的应对手段，如果放松一些，通过发展本可缓解这一矛盾，可乾隆却反其道而行之，自然会使危机加剧。


　　为压制意见，乾隆朝文字狱重点打击社会底层。据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30起，官绅、名士占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约130起文字狱中，72%出自社会下层。体现出乾隆对社会动荡的过度防范心理。


　　一代读书人的悲剧


　　北京晨报：书中张廷玉一章令人印象深刻，张廷玉甘为皇家秘书，乾隆反而屡加羞辱，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张宏杰：乾隆对自己的智力极度自信，认为自己是超人，相信真理永远在自己手中，相信自己可以超越普通规则。对他人表面上很礼貌，心底却缺乏尊重。对敌人或对手，喜欢像猫玩老鼠一样，随心所欲地捉弄够了再吃掉，这是专制者们生存快感的来源之一。


　　乾隆性格与张廷玉有相似之处，都很精明，所以乾隆不为其表面恭顺迷惑，总想戳破其自私的本性。乾隆是完美主义者，总想突破自然的界限，直接掌握属下的大脑。他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将世界看成是他的玩具，感情虽然丰富，却缺乏同情心，别人对他略有不忠，他便感到极度受伤害。


　　至于张廷玉，他看到体制太强大，感到自己无法对抗，从中又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自觉地成了它的帮凶。如果当时士人携手，经过几代抗争，也许能撼动体制，但那一代读书人没有牢固的精神基础，都是实利主义者，看到抗争了，这一代也享受不到什么，加上刚脱贫，难免会被利益诱惑所征服，而西方知识分子许多从贵族转化而来，对物质的饥渴感没那么强。


　　反腐者却成了腐败者


　　北京晨报：乾隆早年致力反腐，可后来为什么他自己也变成了贪腐者？


　　张宏杰：乾隆初期采取了一系列强悍的专制措施，但并没解决传统政治中的基本问题——腐败。在专制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对于腐败，监督力量不外有二：一是儒学价值观；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决心。


　　在乾隆晚年，这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乾隆的不断打击挫辱下，官员们渐渐放弃了人格操守，而晚年乾隆精力不济，加上他带头腐败，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仅仅十余年间，就完成了从纪律严明到制度性贪腐的转变。乾隆后期，腐败已成为体系性、体制性的腐败，这是基于制度而产生的，靠人治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被自己的权力所俘虏


　　北京晨报：贪腐严重，尹壮图曾上书谏言，反而引起乾隆大怒，其实尹壮图是善意的，想帮助乾隆，可结果却适得其反，令人不解——说出真相那么可怕吗？


　　张宏杰：乾隆皇帝越到老年，越形成一个心理定势：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局部的。乾隆晚年连续爆发多起贪污大案，他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既已发现和处理，就证明问题已经解决。


　　那么，为什么天下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有老皇帝视而不见呢？因为晚年乾隆成了“洞穴人”。《“倒萨战争”与萨达姆的结局》一文说过：“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专制者极易成为“洞穴人”，因为周围聚集着大量以窥测他心思为生的人。“精明太过”到“颟顸糊涂”，中间并没有什么鸿沟，只需要心态转变。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的“负面报道”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


　　古代盛世的特点


　　北京晨报：乾隆朝可能是官方文本中“盛世”一词重复最多的时代，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那么，古代的盛世特点如何？


　　张宏杰：生逢盛世，是许多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然而，每次盛世都以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为前奏，而结局同样是大崩溃。因为历史上的盛世依赖的是人治，而非制度创新。


　　中国历史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王朝埋头开拓时，不常提及盛世。相反，当问题重重时，却常高唱盛世，因为那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证明。一个蒸蒸日上的政权不需要用自我宣传来壮胆，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帝王和大臣从不自夸为盛世。南宋高宗赵构偷安一隅，国仇家恨尚不能报，却常自诩为盛世。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也铺天盖地。在整个清代，盛世叫得最响的是雍正与乾隆晚期。


　　北京晨报：如果假设一下，乾隆的眼光能更开阔一些，历史的进程是否会有所改变？


　　张宏杰：这只能是猜测，如果马戛尔尼来华正值乾隆初期，可能他对世界大潮会更敏感一些，但也可能依然麻木。乾隆视野受限，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理解新的变化，即使在今天，我们已生活在信息时代，许多人对世界文明不照样视而不见？许多国民的心态，比110年前的义和团又改变了多少？一个人很难突破自身教育、经历的局限，这只能靠时间来慢慢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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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纪委书记：网络反腐大部分属实 应法制化2013年01月27日

来源：新京报

昨日，北京会议中心，在人大石景山团小组讨论上，市人大代表、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就反腐等话题发表了看法。新京报记者薛珺摄

原标题：叶青纯：网络反腐要纳入法制化
新京报讯（记者马力）昨日，市人大代表、市纪委书记叶青纯在人大石景山团小组讨论上表示，北京去年开始试点的廉政风险防控三大体系建设，将争取今明两年在全市铺开。
对于社会热议的网络反腐，叶青纯称，纪检监察部门欢迎网络反腐，目前看来大部分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将来一定要将网络反腐纳入法制化。
“反腐三大体系建设今明两年铺开”
叶青纯称，从去年开始，北京对深化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提出加强三个体系的建设：一是权力结构要科学、合理，二是权力运行要做到规范透明，三是要加强信息化防控，“去年主要是抓几个试点单位，争取今年明年在全市铺开。”
据了解，三大体系建设中，权力结构科学、合理是要提高党委政府规范用权的水平，包括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监督、建立权力结构配置标准等，此前西城区就启动了区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
在权力运行规范透明中，北京提出了“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要求，提高信息公开水平，完善权力运行监督网络。在加强信息化防控方面，北京已初步建立了廉政风险预警纠错机制，开发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信息系统，从电子政务网络中采集分析风险信息并实施预警。
对于网络反腐，叶青纯说：“网络反腐我们欢迎，将腐败问题揭露出来，提供了反腐线索，这是好事情。当然，个别有不实，现在看来大部分是实的。”对于网络反腐是否应纳入法制化，叶青纯认为，将来一定要纳入法制化，“不能谁都可以说，有的是不负责任的说，那是不可以的。”
“改进工作作风中央还会有举措”
从领导干部做起，“中国有句话，上行下效。我们相信一级一级做下去，持之以恒抓下去，就一定能见成效。”
他也坦言，改进工作作风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拿腐败问题举例，1988年他到监察部工作时，监察部处理的第一个省部级干部，是当时铁道部一位副部长，定性为受贿，收了2000元人民币、一台电冰箱、一个戒指，合起来4000多元，但当时处理很严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
“现在不要说4000元，有的时候是4万元、甚至更多的数额，还有比这严重多的。中央对腐败的判断是清醒的，反腐败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叶青纯认为，改进工作作风中央还会有一些举措.
区县声音
通州：干部禁参加开工庆典
通州区区长岳鹏表示，目前通州区已针对反腐，包括依法行政、改进会风等问题，细化出了很多规定，“比北京市的规定还要严格。”
比如，对于区内的领导干部，每年规定了调研的时间。另外，规定领导干部不能够参加工程开工、庆典等。区内开两会，规定不能再摆花，代表房间不允许送洗漱用品和水果。
公报中称，将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的问题。对此，岳鹏表示，通州区将强调“依法行政”。他指出，除了结果之外，过程也一定要依法。他举例，比如拆除违章建筑，“拆违是对的，但法律规定的程序一定要走，否则你就是违法。”
新京报记者温薷
代表声音
没有司法公正，社会的公正就无法实现。现阶段，司法公开是推进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关键是裁判文书的公开，建议把诉讼各方当事人证据、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反驳对方当事人的相关资料都在裁判文书全面体现，裁判文书也应对各方当事人提出的相关资料进行全面评价，给老百姓一个能看明白的裁判文书。这是现阶段推进司法公开的重要途径。
——市人大代表、北京当代律师事务所律师卫爱民
对话
东城将制定干部问责办法
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表示，将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的科学性有效性
昨日，市人大代表、东城区委书记杨柳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重点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系统、权力风险预警系统，并针对财务管理等领域开展重点防控，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严肃整治公款大吃大喝”
新京报：“舌尖上的腐败”是近期的社会热点问题，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杨柳荫：首先，反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确实需要从小事抓起。事实上，很多问题就是从一件一件小事开始，然后发展成大事。
吃喝腐败现在确实存在，大家也都看得到。从舌尖上的浪费，到舌尖上的腐败。因此，一定要严肃整治公款大吃大喝等行为。
新京报：具体可以怎么整治呢？
杨柳荫：公款吃喝和其他事情一样，其实都属于廉政风险防控链条上的“风险点”。当前的风险点很多，包括权力比较大的部门、比较重要的项目，都有腐败的可能。为此，我们要对“风险点”进行必要的防控。
腐败发生了，不管不行。但从长期来看，从源头上抓好防控更为重要。
新京报：那么东城是如何做的？
杨柳荫：东城区始终坚持惩治和预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如何使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腐败三个方面来思考、谋划和推进工作。
举例说，我们规范了权力结构和运行，建立和完善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使党员干部不能腐败。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发挥传统优势，以“清权、确权、分权、制权、示权”为切入点和落脚点，构建“大小有界、运行公开、过程留痕、全程监控”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
下一步制定行政问责办法
新京报:具体到党员干部的管理上是怎么做的？
杨柳荫：我们制定了《关于加强对处级党政正职领导干部监督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细化处级党政正职，不得直接分管工程建设、组织人事、财务管理、政府采购和项目审批等要求。
此外，建立全区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平台，梳理43家单位和17个街道办事处的18872项行政职权事项和政务服务事项，实行网上运行。
新京报：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
杨柳荫：我们会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下一步将制定行政问责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关办法，重点建立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系统、权力风险预警系统，并针对财务管理等领域开展重点防控，不断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的科学性有效性，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新京报：具体如何处理贪腐行为？
杨柳荫：既重点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的案件，又着力查处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新京报：当前很多人反映干部作风的问题，东城这方面是怎么做的？
杨柳荫：我们也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包括强调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精简会议活动，转变学风、会风、文风，规范出访活动。
比如说，我们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切实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前进目标。
新京报记者蒋彦鑫

教师之友网

余昌民：学子慕绥新
图：毕业三十周年庆祝活动那天，老慕是耀眼的明星。
学子慕绥新
－－作者：余昌民
2000年4月30日，晨雾在阳光下逐渐散去，清华大学礼堂前绿茵含翠，两侧爬满藤萝的楼馆清新如洗，条幅在气球下袅娜，彩旗在一路上轻拂，实在妩媚极了。这天是清华八十九周年校庆日，我如约来到草坪南端的日晷旁，只见一团团同班、相知的老同学在那里相认、惊呼、拥抱、开怀大笑……依照清华的传统，毕业三十年的校友是校庆活动的主宾，过去我不止一次看到过鬓发如霜的前辈学长重温青春的喜悦，这回轮到我们自己了。
“庆祝七○届校友毕业三十周年”庆典仪式在礼堂里举行。我们的代表自然是慕绥新，他始终和校领导、首长们在一起，是本次校庆活动的贵宾，当天最耀眼的明星。他是当红的沈阳市市长，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刚刚获得联合国“人居奖”，并许诺向母校捐建一所汽车学院。在他演讲的时候，只有我心中泛起与众不同的滋味，因为在最具青春活力的年月里他与我结下了不寻常的友谊，两个清华学子彼此敞开心扉，相互影响，相互牵念……

图：老慕搭着我的肩，当红的市长大人此刻还原成了昔日的伙伴。
大会之后去电○校友捐制的“世纪鼎”前合影，慕绥新远远发现了我，欢欣地扬手叫我，拉我站在他的身旁。在同学们交替闪着自己的相机的时候，他的随行摄像师一直没有闲着。我抱怨说如今与他联系很难了，“那怎么会！”他爽利地应答，随即唤来守候在旁的秘书，叮嘱他弄准彼此的联络方式。接着他又匆匆赶去参加下一个节目了。
这次世纪聚会仿佛一道分水岭。一个月后，他查出了身患癌症；十个月后，他因涉嫌轰动一时的“慕马大案”被“双规”；十五个月后，他以受贿罪被判处死缓。没过多久，慕绥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摊开不同阶段与慕绥新合影的数张照片，把庭审情景的剪报并在一旁，那时他已经茫茫花发，憔悴得只勉强认得出依稀的影子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篇《慕绥新的悲剧和自白》，记述了发生在最后几年里的事情，文字中不无痛烈和惋惜之情。那篇纪事聚焦的是慕绥新的终点，而慕绥新的起点则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漫长的“中间过程”看来无从寻觅了，也许有人会想：在“起点”与“终点”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或者变异呢？

图：满腹话语无从说起。他说多多联系，岂料今天竟是永诀了。
我与慕绥新1964年考入清华电机系，他的手风琴拉得极好，按照体育尖子、文艺尖子集中生活的学校惯例，他只是跟班上课，与大家的关系自然略嫌疏淡，我是邻班，就更不用说了。“文革”伊始，这些“封资修苗子”统统回班，十一号楼五楼宿舍才出现老慕的影子。我笛子吹得不俗，常吹奏一些歌曲小调自娱，同学们也引以为乐。有一天听见手风琴拉奏一首名曲，我跟上与之一路应和，倒十分和谐，不一会儿宿舍门呼地被人推开，身材颀长的老慕站在门口，目光炯炯，说了一句：“哦，是你呀！”这就是我们相互交往的开始。
电机系组织起文艺小分队，去农村劳动时鼓劲，斗批改活动中教歌，都用得着老慕的一架琴，我俩常常一起合作。有一天晚上播出一道“最高指示”，要求连夜谱出“语录歌”来，我苦索了大半夜，老慕带一帮同学在一旁边试边等，完篇后马上练唱录音，到天亮广播电台便播放了，折腾一宿的年轻人兴奋不已。
乱中无聊，精神寂寞，我拜老慕为师开始学拉手风琴。老慕手上的意大利琴“小月亮”音质、触感绝佳，简直像个名门闺秀。小月亮挂在我身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从《山楂树》、《红莓花儿开》、《灯光》之类轻妙的苏联歌曲开始，老慕授以要领，为我标注指法与和弦，然后我逐一啃下。老慕擅长的曲目里，以《欢乐》、《青春的城市平壤》、《高巴克》演奏得最有韵味，每次都听得我心醉神迷，生出了将来也要从自己的指尖流出的梦想。后来当我拿下这三支曲子心中得意的时候，再听他演奏，高下立见，赶紧听从他的点拨，老老实实地继续苦练下去。
如此接触多了，渐渐地我们从音乐到家庭、从读书到时局无话不谈，颇为相得。不在一处的时候，他信笔一挥：
书看完了吗？争取在下周星期天有人回来时给本人带回来吧？等我回来再给你抄谱子。（1969／11／25）
老慕出身于军人家庭，他津津有味地回忆自己在八一学校受到的教育与生活，那奔放、浪漫和温馨的故事令我艳羡不已。我们年龄相仿，但老慕显得成熟得多，有长者之风，我想这与他那冷峻的面容、果决的谈吐，还有生来赋有的军人气质有关。别后三个月，他在信中追忆：
回想起清华园的每一个夜晚，那些我们生活中的“春天”，的确很激动，特别看了你的信，尤其使我大为共鸣！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难受滋味。我们虽然相处不很久，但是相互之间无论在思想上、在生活上、在许多方面都留下了烙印，留下了友谊的痕迹。虽然我觉得自己懂得生活了，但是我从你身上又看到了更高的生活。它对我的影响是长久的！看着邮来的照片，那些快乐的日子又回到我眼前，一个永远生气勃勃的小提（绰号），就好像又在和我们一起评论莱蒙托夫、罗曼·罗兰和莫扎特……我们赞美前人的生活和经历，但我们比他们更高，因为我们是站在他们肩上的人！（1970／6／17）
我下厂“接受再教育”的时候，他又去了校文艺队，其间经历了爱情的滑铁卢。他写信给我：
不知为什么现在感到生活很枯燥、单调、空虚，没有什么欲望，平平庸庸不知所为……希望上帝还我朝气，还我斗志，还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你们下厂不知怎么个样子——精神世界。我不知道现在我的脑袋长在哪？没思想，是痛苦的。（1969／10／19）
见面时他神情低迷，对我的问题懒得搭理，我问伴奏，他斜靠床头，神不守舍地敷衍：“怎么好听怎么配……”他在信里就是这么写的：
要我配的谱子都草配完了，未能仔细推敲，可能有错处，你一边练，一边改。“和声”的规律是复杂的，而按规律来硬性配又很死板，没意思，而且也没必要（何况没条件完全掌握这些东西），主要的是基本上不违犯规律，然后怎么好听，怎么能表达歌曲思想情调就怎么配；至于指法更没什么好说的，主要是减少无名指的笨度。……（1969／10／19）
我只好宽解他：那伤心之事其实不值得那么当真，因为那位外系的俏丽的“小狐狸”闹出过不少风波，她自己从来就没认真过。这段情事他一直耿耿不忘，毕业后一再缅怀和反省。倒是一句“怎么好听怎么配”，我从中悟出了关于真理标准的深刻道理。

图：“文革”中期我们从清华毕业，眼前一片迷茫。
1970年3月，我们这批“文革”前大学生的“最后遗存”离校了，从清华礼堂出发，我往武汉的一冶、老慕往鞍山的三冶各奔前程。新环境的反差使得初出茅庐的毕业生们毫无例外地抓起笔，向天各一方的同窗好友诉说衷肠。老慕这样描述他的安身之地：
鞍山是祖国的钢都，名不虚传。我们参观了几个主要厂子，很有气魄，尤其是晚上登上烈士山或立山向铁西了望，哈！钢都的夜景是雄伟而壮观的！可惜我没有文学描绘的天才，还是留给你自己去想象吧！我们这个冶金建设公司是个建筑单位。它是我国冶金建设工业的“祖宗”，有十九个子孙……想想这么大个“家族”就使不满的心里填进一点骄傲的安慰。工作极艰苦（全是野外操作、施工），流动性大，所以人家都说三冶找不着对象。同来的“老九”弟兄有十六人，……真是“老九”拜在了“三爷（冶）”的门下——一句话，对来这里是不太痛快的。
鞍山的供应紧张，因为一来辽宁就困难，二来鞍钢工人购买力强，我们这些穷老九只好靠边站。每人每月半斤肉，每天要吃下四到六个发霉的窝窝头（像清华吃的忆苦饭），每月伙食费要二十二到二十三元之多！住宿条件正如你告我的，不过那时是想象，而现在已是事实。我们隔壁住着四个北钢、东工的毕业生，已结婚的家属来探亲，没住处就只好在床边挂起床单筑起“小单间”——不成体统了！我想这种局面在不久的将来（不会很快）总会改变的。
这儿有两个公园里有猴子、黑熊，还值得去尽兴。有一所“钢铁大学”马上就完结了。书店和北京差不多。
对这儿的人还不了解，只有个朦胧的印象——“没有艺术的粗黑线条”，有钱但不美。好打架、闹事。对老工人师傅还没接触，我想老产业工人总会是实实在在的，要好好学习。（1970／04／04）
我同样有过深刻的体验，在融入现实生活之前，文化的差异会使青年学子感到窒息般的痛苦，我自己坐在陌生的工厂宿舍里就直想哭。我写给他我的周边的种种，用了我们专用的祝颂语：“向我们的手风琴致敬！”老慕无奈而又不无安慰地写道：
这里同样是缺乏丰富的思想与感情上的生活。还好，我们几个同学下班后常常出去散步，一出去就是两个钟头，可以登上宿舍旁的小山，俯视鞍山的壮丽夜景，纵谈天下大事以至每个人的“私事”，总之无所不谈，倒也快活。现在我们还没有冲出去，我们的交际还仅仅局限在“清华”的范围，这在不久就会好转的。我的生活就是这样，说不上满意，但又不像你那里单调——因为我们这里有十几个“臭老九”作伴。（1970／06／17）
在这文化荒疏、心灵饥渴的阶段，没有比好友的呼应更宝贵的了。从鞍山寄来的每封信里都会有老慕小小的“恳求”：
我们的工作很松，业余时间是个“空间”，你看我怎样安排才好？——这里的人对文化生活不太感兴趣。（1970／04／04）
有什么好的读物（不管哪方面的），你觉得可以推荐给我的，请麻烦在你不太需要的时候给我寄来，看后给你邮回。我这书源几乎没有。（1970／06／17）
若你能搞到日文杂志（旧的也可，新的更好）多邮几册来，若能设法订到那最理想了！（1970／10／08）
《青春的城市平壤》经我改了一下，抄给你。你有什么好曲子邮点给我，我现在三冶宣传队，已经好几个月了，大概“十一”前还得干下去。……《约翰·克里斯朵夫》不知能否借我一阅？（1971／04／17）
手风琴已相当久没好好练了。你有好曲子最好陆续弄些给我，无从说哪方面的好，先弄些来再说。……（1971／07／31）
我们就是这样维系着精神上的联系，度过那一段水土不服的时光。
每个清华学子都有一种“清华情结”伴随他的一生，他认同这个群体，他也随同这个群体得到社会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理由表现得软弱和猥琐，这种情结使他总是对已知或未知的“试题”抱有自信，并且从身旁或身后同样分量的同类那里得到支撑。老慕也不例外，他越来越体会到他的才能发源于那名为“清华”的故皇家园林，常常流露出掩不住的自豪，泛起饮水思源的心情。他一次次写道：
清华的同学在这还是有作为的，一看就非同一般院校的人。有一个足球运动员（是现在三冶队后卫，原高校队后卫）很得鞍山人称道。你在一封信里说得好，清华给我们的最好、最大的礼物，是她给了我们许多出众的朋友！忠诚的同志！友谊是生活的支柱，使我们的心在清华园常青！（1970／10／08）
我们队里有三个清华同学，这是我在鞍山市文艺舞台上成功的重要或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一个男同学马雨农（土建系），一个女同学邱正伟（水利），三人一个负责文字，一个负责编导，我负责音乐，配合很好。我们初试鞍山舞台时下决心打几炮……（1971／07／31）
许许多多的“好事”都来“登门拜访”了。……（我）只好把所能接受的任务当作学习和锻炼，而把飞来的荣誉还给培养我的清华园！这样我才安心些……（1971／07／31）
走出学校不到三个月，老慕说到了他在处理“业务”和“政治”问题上的感悟：
自从离开清华园，来到祖国的钢都，我基本上是在紧张但又不失去条理的忙碌中度过的。初到这里，我不忙于在业务上出众（我曾经企图钻一下业务的），而首先在政治上、在生活上能扎下根子，能在这儿立起来，我有精力，也有能力，累一点、苦一点对我没有什么。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尊敬。目前，通过两个来月的努力，我基本上熟悉了这里的人们和生活，也在这里立了起来，不论连里、班里、营里对我都很重视，大概因我有点“多才多艺”，是个出活的“工具”。但我又不能在人们眼里成为一个随便怎么说都能忍受的小人。总之，我自己认为，到目前为止，一个政治仗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但仍需不断前进。（1970／06／17）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政治”已经从空洞的论战上升为统率万物之利剑，又转而开始在民众心里化作彻底的厌倦与反感。不知是什么样的体验使“政治”、“业务”这一逐渐过时的老调在老慕这里具有了现实意义，作为人生的选项萌芽了。他大概领悟到单靠自身优势还不够，还必须通过精心的设计与逼真的表演，打胜政治征途上的一个个战役，方能尽早出人头地，最终赢得民众的尊敬。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社会的运作：
一晃时间就过去相当的一大块，回头去看看，心里真有点空，好像是昨天的事。来到鞍山已经七个月了，把鞍山这个粗线条的小城也熟悉了，开始认识了好激动的、火气大的鞍山人，看惯了这里规律性的生活和习惯。我对分配给我的工作基本上还满意，何况对上帝在以后会如何发落我们还不知道，故对“沧桑的”世界只好抱着“运动就是一切”的积极态度才是！（1970／10／08）
对于人生大事这一课题，经受过感情痛苦的老慕是有过认真思考的：
师傅们、热心的好人们为我介绍了许多“朋友”，但至今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为条件决定了我要从容地选择一下，但我不会失去理智的，待有所眉目了就给你去信。在爱情的道路上我走过弯路，虽然我是按着柏拉图的“身、心”爱走的这条路，但是证明这条路不太容易走啊！实际上要比这复杂得多！因为感情要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不能完全按它本来的意向发展。社会使我的思想实际了些，也清醒了些。（1970／06／17）
论老慕的条件，我想如果由同学们来为他设计配偶的标准，一定会接近是个完人。半年之后，我意外地收到他突然准备结婚的消息，还附有一张贾桂娥梳着“一寸刷”的照片：
一晃，出校已快一年了。人生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只有几步！我这几步迈得有些仓促，不扎实。回顾过去的岁月，我简直有点痛恨自己的愚蠢。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时自己有那么大劲东奔西走，荒废年华，而没有利用一点点时间积累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技能？！为什么在爱情的生活里追求浪漫然而又戴上假面具装正经，在关键的时候停步不前，给自己也给别人造成痛苦？为什么干什么事自己都有始无终？……我现在有的只是虚荣、俗套、轻薄、无知……。我深深感到自己前面的道路走得太轻浮了！
历史是自己写的，未来也得自己去开创。我准备用铁头去迎击生活中的任何硬壁，因为生活，因为活着太不容易了！我准备今年三月结婚，她是个中专毕业生，因为有一次我生了点气，“十一”放假就没去她家（一连十天），她就又急又气得了病，神经官能症，一直很迟钝，不爱说话，至今恢复不了，使我很不愉快。
多来信，我很愿意听听你的情况和意见。（1971／01／04）
我感觉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心中隐隐担忧，写信希望他回到理性的选择上来：
我期图在每一个字里找到你更多的消息。尽管我非常地不愿意，还是感觉到你受血液的支配，突然对自己不负责任了！当然我不知道促使作出决定的因素和过程，也许比我想的要好得多呢（或不得不尔），但你应当听听朋友的声音，相信他们会为你着想的！……在清华你是一个庄重的兄长；你的信又总是那样坦率、真挚，使我了解到你的心。等着你的怎么会是某种磨难呢？速写信来，即使再没有什么益处或者竟是多余，也安慰了关切着朋友的不安的心。（1971／02／11）
老慕的回音像一泻千里的河水：
在我正忙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接到了你的信，使我清醒地审视了一下我在处理个人这个问题的全过程。人们是在比较中享受各种幸福的，没有比较也就没有矛盾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满足与幸福之类的东西了。这次我妈妈随我一同来鞍山，准备在我结婚后再回去，她看了之后表示基本满意，但也不免流露出一种惋惜与不满足的追忆。（这你大概就已经明白了！）
说起来我是感到不太满足，特别是在我下决心的时候，但是小贾的好学、温静也使我满意，所以在认识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是徘徊的、冰冷的、没有热血的……现在说这些都是多余的，总之，我可以给你个结论：我不十分满足，但可以基本上满意。因为生活才刚刚开始，事件和历史才会给我们的选择做出最后的结论。
……每年的假期是我养精蓄锐的好光阴，今年却相反……我从来也没有感到家庭、生活、经济等给我这么沉重的压力……我给你的信正是这种心绪的前奏。我不会衰老的，心是要越来越年青！没有欲望人的生活就死了，但欲望并非一个，也并非绝对的。从此我的初恋的、幼稚的爱情生活结束了。我从中尝到了各种滋味，我懂得了她，她也就和我告别了。现在还没有什么在强烈地吸引我，因为我正处在一个过渡阶段——把感情生活变成事物性的真实生活，一天为借房子、筹备结婚用东西而焦急。鞍山的房子很紧张，这我大概在刚来鞍山的第一封信中已详细为你描绘过，今天这种我初到时看不惯的事竟也落到我头上了！如果实在找不到房子，就只好在宿舍里结婚！（1971／02／26）
配偶——人生的伴侣，对于普通人关联着幸福，对于奋进者意味着依靠，而对于从政为官的人，则不啻一把锋利的双刃剑。今天再说国外某党某公司考查接班人的配偶，不至于有人动容嗤笑了；在中国高官落马的故事里，对枕边人贪婪的姑息不幸成为了最难摆脱的魔咒。内心迷茫的老慕在“真实生活”面前退缩了，无意中埋下了一粒不祥的种子。他呼唤过历史，历史三十年后才给他回答。
我和老慕首先是艺术上的知音，随着心灵的成长发展成彼此信赖的朋友。在朋友面前，他呈现着自然形态的热情、善感和脆弱。从手风琴这个道具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的涨落：
生活里的变化是莫测的，“十一”前几天把我调到三冶公司的样板戏学习班搞《沙家浜》，到了那又用不着我，只是因为我会拉琴，在三冶有了点名气（在一次三冶内部各单位汇演中我给一个大合唱伴奏过），就非收藏来不可，真有点像“在黎明前死去”的“中锋”一样！不过把三冶的最好的琴（东方红）配给我用了，这倒是件消愁的好事。（1970／10／08）
我自从琴被他们拿走（十一月份）后很没情绪，也没好好整理谱子，我想等我春节回家后会有机会整理一些给你邮去的。（1971／01／04）
我现在又被调到三冶宣传队，说实在的没什么心思。不过好在小贾还有点音乐欣赏水平，我算有个三分之一知音。比起你和雅华同志来，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平淡啊！……衷心希望你们幸福！（1971／02／26）
老慕风风火火的作风，即使他远在北国我也不难想见：人们期待地望着他，受到他的感染，相信他的判断和计划……。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时常掀起胜于常人的感情狂澜：
我的事就是这样。你对我的忠实的朋友关切使我很感动，看了你的信，我一夜没睡好觉，往事像春风一样平和地温暖地吹过，也不知是高兴，也不知是怀恋，我竟哭了好一阵……说这些你也许会笑。沉着、稳重是在矛盾中的一种表现，一个人的内心斗争和冲突是什么也阻止不了的，就是现在，同学们、师傅们也不会看到我的任何异样的变化！这就是十八年来养成的知识分子的克制！（1971／02／26）
就当他在鞍山文艺舞台上获得巨大成功——
市里集中了七个厂矿工人宣传队计二百多人，……由我指挥排练并成功演出了我的组歌（《在鞍钢宪法红旗下胜利前进》）。以后当然了，许许多多的 “好事”都来“登门拜访”了……（1971／07／31）
——他的情绪也会突然由巅峰滑到了低谷：
我常常感到孤独，感到我没有知音者，知心者。我的努力，我的成功得不到所期望的反响，这是我最大的苦恼！好在生活并非只有这么大个天地，喧腾的流水冲刷了一些我的烦恼……（1971／07／31）
我不由得想起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他们是最适合填词作画的艺术家，何必去做那守不住江山的倒霉君主呢？老慕的艺术情怀在官场政治中绝对是他的弱部，他不善于防范堆满笑容的机心，既容易轻信，又抹不开情面，一步迁就，百步进逼，左支右绌，事情终于无法控制，千里堤溃，“守不住江山”！
当老慕在三冶文艺宣传队“挥斥方遒”的时候，我也在一冶文艺宣传队崭露头角，对此巧合老慕欣喜异常：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条战线上奋斗了！祝贺你在这创造性的劳动中取得的满意成就！到此已经不自觉地用了三个感叹号了……（1971／07／31）
在革命文艺舞台上，他与我都渴望着更多的切磋和交流：
我和你有同感，就是成功得顺利而轻易（当然在创作过程中是极其辛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可以使人成功。我一直感到这是灵感的胜利，而非勤苦的结晶。现在也迫切需要有个学习机会……（1971／07／31）
不管怎样，我要拼命向前，因为生命只有在拼命向前时才会迸发出灿烂的光辉，人生才会有价值……我希望得到你的一些良言，也希望得到你的经验和作品，特别是以后恐怕我的精力不济时还要请你帮忙的！（能否邮些你的作品给我，学习学习。）（1971／07／31）
他在这封信里最后提到：
你需要我做些什么呢？上次记得你让我买双乌拉鞋，可惜托了几个人都没办成，很对不起。（1971／07／31）
若不是这封信，我完全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个信口胡提的要求……

图：1982年我读研期间在清华相逢，国家刚刚进入了好时期。
从此以后，我和老慕各自营营于本身的工作，距离渐行渐远了。1982年，我在清华带着儿子读研（当时的清华一景），十月的一天老慕突然来看我，我在家信里这样记载：
星期天，慕绥新来找我，叫我又惊又喜。他是老同学，我的手风琴老师，分在鞍山三冶工作，阔别有十二年了。我们畅叙了半日，喝了点啤酒。他如今是科长工程师；说这几年特别想我，托人在一冶找过我。他的真诚连嘎子都很感动（嘎子说他抄下了我们全家的名字）。老慕说这儿的米太坏，下次非要给我带东北大米来不可。（1982／10／21）

图：老慕来看我这同读的父子，说下次捎东北大米来。
从1983年起，我在广东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工作。1984年老慕写来一信，说起在火车上巧遇同班的田聿新、又一道重返清华园与故旧聚会的事：
尽管仍然是母校，但已丝毫看不出当年的风华，再也找不到那沸腾生活的景象：每天下午四点清华园就是活泼跳跃着的人群……现在太静了。他们都在忙着事业。（1984／5／5）
我感到四平八稳的庸闲日子羁不住他那颗跳突的心了，我在经济特区忙得有时停不下来想，他倒在平淡之中开始琢磨问题了：
我还在三冶技术处（副处长）做些无关紧要而又非干不可的工作。我想你现在走了实业道路，现在必会有些名堂了，把较成熟的东西说点给我，也好在内地开个花。目前，内地改革浪潮已来临，有许多要思考的问题，也很需要你从特区来的信息。（1984／5／5）
8月1日我外出回来，惊喜地看见老慕留下的便条：
我随海城学习团来深圳学习，到你这儿，听说去香港，很不巧。我现调鞍山市海城县，任管工业的副书记。……来深圳机会难得，未见到你甚是遗憾。……
多来信。
匆匆数语没忘记加一句叮咛。
1986年11月10日，我收到老慕最后一封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升任海城市市长。
我的工作日志上记载，1992年5月7日接到老慕的来电，说过什么已经无从回忆了。
1998年，电○同学刘道纯来深圳办事，说他知道老慕在沈阳市政府的电话，我们当即打通了，怕秘书不重视，特别强调了我的名字。秘书答应转达。我相信他没有转达。
如今国人已经不再把伟人看作神，但感兴趣他们何以成为伟人；也不简单地把罪人理解为鬼，而关心他们何以成为了罪人，否则成功就会被当作幻影，为官便会被视为畏途。从慕绥新的悲剧来看，横亘将近三十年的空档，看清因果关系很难，但越是这样，越需要重视它的警世意义。我和所有的庶民百姓一样痛恨贪官，在一种情况下我更多几回扼腕叹息，那就是我深知他本来具有出众的智慧、魄力和雄心，却偏偏不是走进天堂，而是下了地狱。
                 
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