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回忆八十年代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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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回忆八十年代诗歌运动

一

　　1986年11月6日，我从咸阳某印刷厂取走两千册《走向人群》。这是我的诗歌作品第一次结集变成铅字。全书以长诗《走向人群》命名，收入诗作48首，封面设计葛田；蓝白色块相间的背景，凸现出一个思考的青年的黑色木刻头像，线条简洁粗犷，给人印象深刻。此前为了这本书的印行我曾三赴咸阳，当地的诗友还为此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聚会，作为远道而来的外地诗人，我在会上受到贵宾的待遇；既是诗人聚会，当然少不了朗诵，我即兴创作朗诵的一首《钟声敲响》，曾激起一片英雄凯旋般的欢呼！这一次我没有惊动大家，除留下一批书托人分送咸阳的诗友外，剩下大部运送咸阳站交付托运，留下一包随身携带，以防诗集在托运中发生意外。

　　有书出版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何况是一本极漂亮的书，携带着一大批足以一鸣惊人的杰出诗篇，它们完全出自我的手造！当我经过一夜旅行走下火车、肩扛厚厚一包新书走过凌晨寂静无人的汉中街头的时候，几个月来辗转奔波的艰难苦辛都已随风飘散，自信已经完成了一桩英雄的业绩！

　　这本书的出版给沉闷的写作投进一道耀眼的亮光。我倍感兴奋，深信诗歌的大门正在为我打开。我甚至设想看到诗集之后诗歌界惊讶的表情，以及争相求购、无不以拥有一册为快的盛况；并且很快就想到，是不是需要当机立断加印一批，以便在扩大传播的同时，为诗歌事业积累一笔小小的资金。大体估算一下，觉得不加印便罢，要加印就得加印二万册，这样比较经济，售出之后可以有一笔可观的进项——我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一本以咸阳诗社内部资料名义面世的诗集，按国家规定是不能上市销售的。惟一感到难办的还是资金，因为首印两千册已经花去不少积蓄，当时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资金可投。这事讨论了几天，很快有了结果：岳父母答应为加印提供支持。妻已经在为我准备行李，可看得出来她很不情愿；她宁可相信这批诗歌是惊世杰作，却不愿意为这本可恶的蓝皮书再花一分钱，那可是我们的血——那时我们新婚不久，面临的困难很多，任何一点血对我们而言都显得十分紧俏。尽管我去意已决，还不时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发雷霆，可是当我看到妻无论如何不能把我说服，是含着眼泪为我准备行程的时候，我的心软了，在临出门的那一刻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下子坐在床上。

　　我对这批诗歌的感觉当然是对的，直到今天，我对它的先锋性、对它在那个年代所携带的巨大冲击力，依然深信不疑。由于印数小，能够看到的圈子并不大（除了我本人在西安、咸阳和汉中的大力推广，重点是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一些高校的文学社团按成本价销售——我有不少学生在这些高校读书，经由他们的帮助，这个国家的十几座核心城市，几乎都有了这部诗集的踪迹；此外我还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向一些著名人士一一寄赠），但诗集还是在诗歌圈引起反响。几乎每一天都能收到几封读者来信，来信的都是高校的大学生、研究生，计有近百封之多。《诗刊》社的丁国成、《当代文艺思潮》的谢昌余也写来信件，对这批诗作给予肯定。1987年1月9日著名艺术家、天津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教授范曾的来信，成为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事件。“你的诗写得实在好，奇崛瑰丽，而又峥嵘确荦。我想，唐之李贺、宋之吴文英，或可伯仲。谢谢你给我这本动人的诗，我十分欣赏——激赏！”——范曾先生在信里这样写道。由于这部诗集，汉中诗人同行赵栩和坡子等对我以“狂飙诗人”相称。在二十年诗歌结集《愤怒》出版后，对中国诗歌走向洞若观火的资深出版人余迅，以难以掩饰的高兴心情写下一篇长文，将其命名为“英雄写作”；文中特别提到：集20年心血倾情打造的5000余行长诗《命运·九歌》①，以不可复制的个人风格和对苦难的独力担当，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诗界最后一部“挑战诗歌秩序”的长诗力作。与此同时，同为第三代的江苏先锋诗人十品对这部长诗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将其列入自己最喜爱的“中国当代十大长诗”。青年诗歌批评家荣光启认为，系列长诗《命运·九歌》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收获。这部长诗由20多首长诗构成，既可独立成篇，又浑然一体，体现了一种宏大、严谨的结构美和建筑美。其中写作于1984到1985年间的长诗《走向人群》，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创新。在《走向人群》中，诗歌一反过去纯粹的抒情性，出现了丰富的反讽、叙述、描述等多种表意手法；一反过去抒情诗常用的一位抒情主人公面向一人或万人的言说，出现了许多虚构的人物、事件、场景，虚构的人物与虚构的“我”就现实与历史展开对话。该诗实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人所追求的诗歌的“戏剧性”，融现实、象征、玄思于一炉，努力在多种多样的情感、思想、人物命运、历史判断、现实景象和未来期许之间展开丰富的“对话”，使诗歌成为一种具有对话性的复调文本，通过多种人物的声音、命运相互映衬、相互对话，展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独特认识。在形式上，不同叙述者的不同语气，述说的不同角度，诗歌那种长句、大容量、对现实作恣意铺排的写作手法，将诗歌的叙事性、戏剧性、对话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时代的复杂性表现得相当深刻，造成了一种多声部相互补充、烘托、谐调推进的独特效果，在传统的抒情诗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诗歌范式（荣光启：《向着本源的穿行与返回——论刘诚诗歌》）。但我当时还是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我居然愚蠢地认为，诗的优秀与市场价值成正比，诗优秀就一定能卖得动。我错估了诗歌界瞬息万变的形势：这是一个无序而且必将更加无序的时代，对新生的中国诗歌而言，温婉而和缓的春秋时代也许划上了句号，更惨烈的战国时代却正在拉开沉重的帷幕，无法无天的民间诗歌运动加之网络的推波助澜，正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将诗歌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而我对此浑然不知，或者说缺乏必要的敏感。

　　妻子的抵制挽救了我们的生活——时隔二十多年，我仍然为当时的盲动感到后怕：幸而没有加印，否则我将以高贵的诗歌理由，将我们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打入深渊。但我没有想到的还有更多：诗集《走向人群》是印成了，可是它在事实上正在将我置于尴尬的境地，使我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次著名的集体行动擦身而过——我是指“八六两报诗歌大展”。这是一次令人痛心不已的错过，对于一个自视甚高的第三代主力诗人，几乎不能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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