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新诗出版与推广：新诗建设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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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新诗出版与推广：新诗建设之二

2007年01月09日
作者：谭旭东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诗不知怎么就成了火药场，争吵、叫骂、排名，甚至是“打架”，为所谓“话语权”而南北不让，即使同在“学院”里或是在同一“圈子”里，也谁也不买谁的账。于是，许多原本颇有锐气的诗评家也不敢再沾新诗的边，一些热心于新诗建设的人也悄悄出场。特别是近两年，经过“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后，新诗突然有些沉寂起来，这于新诗不知是祸是福？
　　过于平静、温和决不是新诗的常态。我在给《艺术广角》的一篇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的综述性文章里，就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对中国新诗来说其探索过程中的分歧本来就是常态的表现”。当然我不主张“打群架”，诗学问题的解决是需要学理支持的，而真正的诗学的讨论，又不能单靠学院里的批评家来解决，具有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考的诗人们的见解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有自己独特的美学体验的，有自己的特殊的艺术视角的，所以学院的职业评论家和业余的诗歌批评人都可能给新诗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况且新诗的写作与批评本来就没有势力范围，新诗界本来也不乏跨越于创作与理论批评之间且均有成就的“双重身份”者，所有的艺术领域都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谁能信马由缰，在艺术的原野上潇洒奔驰，谁能领略艺术天地里的无限风光，谁就是幸运的安琪儿，谁就是成功的宠儿。新诗，需要理性而激情的建设。在新诗的领地里，任何一名建设者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建立自己的功勋。
　　我个人觉得参与新诗建设的方式有几种：一是参与创作，创作即“文本实验”，它是不断尝试与探索的过程，是不断激活新诗语言和延伸新诗审美空间的快乐的或者是痛苦的体验。而参与创作，我最推崇的是以沉潜的姿态来写作的“孤独者”。二是参与新诗理论批评，理论研究是对新诗本体世界的深刻解读，需要有扎扎实实的史料搜索整理的功夫，还需要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背景和宽广的视角。新诗批评则目光一定要敏锐，要有真切且迅捷地感受、捕捉当下信息的能力。三是参与新诗出版与推广工作。文学作为知识资源，一种文化资源，是需要推广的，不推广就难以实现其精神辐射，就不可走进人心世界，就难以实现其艺术更新。文学有自娱性，也有娱人性；文学有拷问自我灵魂的一面，也有烛照社会人心的一面。新诗作为文学一个最高的样式，它的发展本身就面临一个接受读者考验的问题，一个接受社会批评和鉴赏的问题，做好新诗的编辑、出版与推广工作，是新诗自身建设的关键一步，也是新诗实现社会建构、人心建构的关键一步。正是从新诗建设意义上来考虑，我觉得当下新诗需要的不是“话语权”的争斗，不是排座次的纠葛；而需要切实可行的创作、理论批评与出版推广等努力。
　　遗憾的是，近两三年新诗界锐气的批评少之又少，而建设性的编辑、整理和研讨工作也鲜为人见，这不能不让人有些着急与担心。好在昆仑出版社刚刚出炉的一部《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打破了沉寂局面，给了新诗建设一锤重音。该书的选编者谭五昌一直虔诚于新诗，在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其间均致力于新诗建设，可谓游走于自由的诗歌原野的情种浪客。这部选本显示出了他一直耕耘于新诗园地而成就出的坚韧与智慧。它是继《新诗三百首》之后，诗坛又一部引人注目的选本。研读了这部选本后，我以为它是可以让新诗界信服和认可的、富于建设性的好选本。首先，我觉得它非常大气。所谓“大气”，我指的不是说其装帧设计大气，而是其内容所拥有的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翻开“白皮书”，我们看到的是当下新诗老中青共同构筑的新景观：从郑敏、屠岸、李瑛、邵燕祥、牛汉、蔡其矫等老一代诗人，到梁小斌、韩作荣、任洪渊、李老乡、西川、林莽、王家新、翟永明、于坚、杨克、孙文波、简宁、马永波、侯马、臧棣、谭延桐、刘春、蓝蓝、安琪等中青年诗人的最近佳作，都在白皮书中得以呈现。而且，该选本最可贵的是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将选编的目光投向全国各处，因此无论是大陆的诗人，还是台港的诗人；无论是东南部的诗人，还是西北地区的诗人；无论是职业诗人，还是民间诗人、业余诗人……他们执著的或任性的诗歌身影都是令人难忘。而且，谭五昌的《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的诗歌作品不但选自公开诗歌刊物，而且还聚焦于民间自印诗歌报刊，这就防止了单选公开刊物诗作而带来的“遮蔽性”问题。其次，我觉得这部选本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编诗歌选本，成功与否，一个最大的判断标准就看入选作品是否具有资料性、学术参考性，就是看作品是否经得住研究者的推敲。它不同于选编其它图书，其它图书的市场是显在的，如小说选本，就有一个显在的读者群。而诗歌的读者是潜在的，需要选编者用心去挖掘，去培育，用高质量的内容去调动，去争取，而要争取到一个较大的读者群，主要靠选本的史料意义。《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中，无论是诗歌作品，还是其中诗歌理论批评文本的选择上，都显示出了作品的代表性。如1999-2002年的重要诗歌理论批评部分，程光炜、谢有顺、臧棣、伊沙、王家新、王光明、沈奇、吴思敬等评论家的论文都具有较为深刻的洞见，有的虽然有意气的成分，但对当下新诗创作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这些评论家由于都身处诗歌话语场中，而且基本上都亲自介入了诗歌创作或编辑的实践，因此其观点自然切中要害，让人叹服。而“白皮书”中的诗歌和理论批评论文的“存目”部分，我以为也是非常好的，其不但弥补了选本可能挂一漏万的缺憾，而且也真正体现了“白皮书”的性质。“白皮书”原意为“官方对重大问题的公布”，而谭五昌之“白皮书”虽非“官方”的，但他巧借了“白皮书”之“公布”的意义，既然是“公布”，我想就得展现世纪转折时期新诗的真相。而谭五昌之“白皮书”恰恰做到了，这是令人鼓舞的。
　　《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有助于社会认识新诗，有助于新诗的普及与推广。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和文化的转型，促动创作个性化的社会机制也基本成熟，诗人的创作主体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于是新诗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多元化语言狂欢时段，新诗创作数量巨大，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和主体也非常丰富，尤其是新诗的探索性更加彰显，这无疑是非常令人欣喜鼓舞的局面。但这种酷似“繁荣”的局面的背后，也隐藏着诸多问题，如个性化空间与公共审美空间的矛盾就特别严重。读者，甚至是一些职业批评家，面对显得有些杂乱不齐的众多的新诗作品，都陷入了“失语”状态，许多读者难以辨认新诗的“是非优劣”，诗评家也难以解读那些“先锋文本”。而“白皮书”的出版，就起到了一个帮助读者提炼、筛选、甄别的作用，于是，诗歌批评家们有一册在手，便无须多费力气去翻阅诗歌刊物了，他们从这部选集中可以较快捷地了解四年来新诗的创作动向和基本成绩；诗人们有一册在手，就可以读到许多同道的新作；一般读者只要有一册在手，便可尽览诗坛风光。而这又无疑给新诗的研究和普及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通道。
　　新诗是需要热心者、执著者来建设的，需要不计名利，不问赞誉的人来潜心劳作的。谭五昌此前已发表不少诗作，也出版过个人诗歌集，还独立选编过《海子诗歌精品赏析》、《2002年最佳大学生诗歌》等书并与人合编过《词语的盛宴：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百年中国儿童诗》等。我以为谭五昌已对新诗建设倾注了巨大精力和热情，在商业化时代里，一个热爱诗歌并虔诚于高雅文化事业的人确实值得感佩。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诗歌永远是属于少数人的，甚至本来就应该是少数人的事业，因此，为少数人的事业而持之以恒的人才显得尤为珍贵。
　　当然这部选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些富有创见的新诗作品及理论批评文章尚未列入，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和一些高校文科学报及各省市的社科综合类学术刊物上也不乏一些颇有见地的诗学论文，应该想办法全文选收几篇或者存目之。而且在一些综合性文学刊物上也有一些好诗，也值得去关注，比如甘肃省的《飞天》的“青年诗坛”和“大学生诗苑”两个栏目中就有不少让人眼睛一亮的好诗。可疏漏总是不可避免，况且谭五昌本来就有自己的角度、见解和立场。无论怎样，《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的出炉都是新诗界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
　　希望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新诗的建设中来，为新世纪的中国新诗的再度繁荣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