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青年女作家童喜喜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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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人性的正面

——谈青年女作家王芸、苏瓷瓷、童喜喜的创作
江岳
众多湖北作家的辛勤笔耕创造了湖北文学大省的辉煌，其中被列为湖北文坛第一梯队的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熊召政,陈应松等的成就格外引人瞩目，从80年代末开始，他们雄居前列的地位已持续近20年，一直没人动摇和超越。不是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吗？湖北的文坛新人究竟怎么了？由此出发，我们应对湖北文学新生代的成长给予特别关注。
在湖北文学新生代中，最近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的王芸，苏瓷资，童喜喜三位青年女作家已脱颖而出。以她们为代表的青年女作家已成为湖北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她们的创作各异，但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她们都很年青，一个七零后，二个八零后，对文学事业勤恳而专注，更重要的是她们作品中都流露出女性的绵绵爱心和善意，坚守着人性的正面。
文学是人学。文学对人性的发掘和塑造永无止境。当下，相对于人性的正面，人性的负面在文学中已成泛滥之势。从文学的阅读效应看，前者是感动，作用于人的高尚情操；后者是煽动，迎合着人的低俗本能。如果，不能用人性的正面制约人性的负面，那么，一个作家的创作、一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平衡，从而动摇和谐的根基。去年，我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写道：“人性的正面；诸如：崇高、正义、壮美、光明、温暖、深情、纯洁这类渐被淡忘的词汇应当在新的历史阶梯上重现，这是文学发展“之”字路后的新的难度和高度。” 王芸，苏瓷资，童喜喜以突围的姿态，迎难而上，这是文学新生代的希望所在。
   王芸以散文创作成名，她以清丽温婉的笔触描绘着小城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真情。她的“梦在香草天空间”，钟情于“水韵江南”，“举炊烹饮日月间”，醉心于“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起一个温柔的名字”。而对那隐藏在灯红酒绿之中的丑恶与肮脏，她选择拒绝和回避。她说：“优秀的作品不需要露骨的，拙劣的性描写来加分”。在死刑场上，枪声响起时她竟流泪，但又慌忙抹拭，她对自己说：“他有罪的生，注定了他没有尊严的死，你为什么要哭，这不值得哭”！也许这一哭一问带来了她创作的转机。她意识到唯美的诗意有着单薄的局限，应当以审美也审丑的眼光重新审视生活。面对丑恶，作家不能沉默，一定要有正义和良知出场。
   苏瓷瓷说：“真正做文学的人，首先是个干净的人”。她在一首诗中写到：“我可不可以不这样生活，对权贵媚笑  对穷人冷漠，对美丽的衣服迷恋  对粗糙的粮食厌倦……”表达的是一种不在人性的负面中生活的愿望。由于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她的作品较集中于写异常的心理疾病患者。她在小说《杀死柏拉图》中写了现代人渴望沟通又无处倾诉的困境，并试图探究隐藏于现代人精神创伤背后的根源。她对人性正面的肯定是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否定曲折地实现。由于将人性的异常，正常和平常的状态，在对应比较纠缠中呈现，她的小说显示出特殊的情感力度。
   对于童喜喜，我最初是通过一则新闻知晓的：“把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全部版税45000元委托出版社捐给‘春蕾活动’，以资助贫困山区孩子上学，作者却拒不出席仪式，甚至连责任编辑也只知道她的笔名叫‘童喜喜’。”在拜金主义热浪中，并不富裕的她奉献了辛勤笔耕的“第一桶金”，以“行为文学”印证了人性的正面。她写的儿童文学小说《嘭嘭嘭》应和了儿童喜好奇幻的天性，形象而又生动的展现了少儿生存现状，真挚而又热烈地讴歌了亲情友爱的主题。在她笔下“嘭嘭嘭”是“爱”的代名词，也是一种疼痛的呻吟声。爱是痛的这一富含哲理的内涵植根于爱在现代生活中被放逐遗弃的严酷现实。在失去爱的成人世界，形形色色的虚伪面具背后，有着缺失人性的正面而引发的折磨和疼痛。我曾与童喜喜有过一次谈话，她认真整理了谈话记录。其中我谈到了对人性负面的揭示有助于她作品的提升和深入：“就像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那火柴的光，正是因为处在黑夜里，读者才会感觉它分外明亮。小女孩感受到的幸福，正是因为在不幸的衬托下，才分外动人。”我们还谈到了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社会现实，以人性的正面呵护未成年人的成长，关系到提升全民族的素质。童喜喜表示，在儿童文学中如何展开对丑与恶的揭示，这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今后的创作中将会予以关注。
不论是七十年代生的王芸，还是八零后的苏瓷瓷，童喜喜，她们并没有陶醉于自己的年青，或许相反，她们已在仰望第一梯队的同时也在暗中较劲。从他们在文学上较高的起点，以及所具有的才气，创新的能力等方面看并不亚于第一梯队，她们所缺乏的是那种被称之为“功夫在诗外”的东西，在文学这部大书之外，毕竟还有沧桑世事这部大书，还有曲折人生这部大书，我以为这是相比之下她们未能跨出超越步履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她们都还年青，因此变数极大，但只要坚守人性的正面，“做一个干净的人”，韧性地勤奋地耕耘，那么在她们的文学长旅上，就一定不会掉队和走失，并赢得一个又一个高坡上的灿烂花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