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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多听观摩课的理由

朱华贤

在各种名堂的观摩课、展示课、汇报课此起彼伏的今天，在新生代、新流派、新星座不断涌现的当前，在一拨拨人或主动或被动或期初或期中涌来涌去听课的眼下，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自己想想都有点背时，简直是“逆潮流而动”，完全可能遭到嘘声一片，但管不了这些了，因为这确实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这种想法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自己最近几年听了若干观摩课后的意识积累。我是个藏不住的人，既然有了这个想法，不吐不快，吐了才快。,
不宜多听观摩观，其理由有——
因花样翻新过快而容易让听者失去自我。如今的观摩课，新花样，新主张，新流派不断涌出，一会儿强调读读写写，一会儿强调感悟理解，一会儿强调诗意，一会儿智趣，一会儿强调要严格有序，一会儿又强调润物细无声，像服饰一样，在流行，有时尚。花样不断翻新，一方面可以说是研究的繁荣，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不够成熟，是浮浅。作为中小学一门学科的教学，它既不是新兴科学，也不是高科技，其目标和手段都应该有相对恒定性。观摩课花样翻新过快，容易让听课者，特别是年轻的教师找不到明确指向，听听都有道理，一会儿模仿这个，一会儿借鉴那个，容易变得焦躁，容易失去自我。而成熟的教学恰恰需要有自我，有个性，而个性和自我又需要是沉静中形成，在自己的实践中、长期的摸索中、深刻的反思中逐步完善。过多的信息吸收，无疑是一种灾难；有时，孤陋寡闻反而能成就大业。
与常态课距离太远而容易让人误入歧途。为了上一节观摩课，执教者往往需要准备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且还要动员其他人来帮忙，找资料、做课件，配音乐，听试教，忙得团团转，曾经多次听说过，某某上了一堂观摩课后，大病一场。你想想，经过这番包装后，上出来的课还会是一般的课吗？如果把平时的课比作是清淡的家常小吃，那么，这种公开观摩课，就是豪华大宴。在观摩课中,表演的成分、作秀的痕迹很多。平时要两节课时间上完的，有的观摩课往往一节课完成了；本来是应该在另一节课中出现的环节，因为是亮点，是彩头，有的就把它提前了；本来应该有某一个环节，比如认读生字、抄写词语，由于不是看点，太稀松平常，有的就把它省略了……违背赏理的成分颇多。这样的课听多之后，有的青年教师以为课就应该是这样上，这岂不是误了大事？
因过分追求教学技能而容易让人产生误识。在观摩中，我们最能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在学习的是什么？还不是那些设计、那些方法、那些技能性的东西。比如是怎样引题的，是以什么为切入口的，是怎么安排先后板块的，比如提了那些问题，比如用了什么课件，等等。有些被专家肯定的所谓好课，就是因为技能应用娴熟。教学技能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重要手段，但与教师素质相比，技能只是皮毛。一个优秀的、大气的教师，决不是靠技能取胜的，而且凭借博大而丰厚的内涵取胜的，正像一部文学作品，决不能靠令人眼花缭乱的写作技巧来取胜，必须靠全新的主题和意念、独特的视角和生动的材料来取胜一样。教学技能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积淀于胸的综合素质才是兵家制胜法宝。包括观摩课在内的现在的教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大大技巧化了，重教师教学技能的展示与研究而轻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培植，致使一些教师误以为：教学就是一门像泥瓦匠那样的手艺，忽视和忘记了教学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轻视了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过多地听观摩课，就可能强化这种误识。
对于工作才二三年的新教师，每个学期听它三五节观摩课，也不算为过，但如果经常听，以为只有听得多才能进步，那是大错特错了。一个教了五六年或十来年书的教师，该静下来心琢磨琢磨自己了：我的优势在哪里？我的个性是什么？有些人太虚心，总是在向别人学习，忽视和忘记了学习和发展自己优势。这种只会学习别人的人，最后只能成为一个大杂烩，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家。向别人学习是需要的，但更应该总结自己，学习自己，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不同于一般“这一个”成熟的大我。
唯物主义者历来认为：内因起着决定作用。练好内功，才是根本之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管它东西南北风。课堂教学是一桩慢活，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琢磨，悄悄地思考。只要我们明确自己所教学科的性质和目标，脚踏实地探索和实践，就一定能在自己耕耘的田野上开出鲜艳的花朵。

(原载2006年11月15日《教师报》)

（311200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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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欣赏性情中的语文教师

——语文教师的学科性格描述

朱华贤

三、四个教师在一起边吃饭边闲聊，能不能让陌生人一眼就看出或听出，谁是语文教师，谁不是语文教师。假如能被人看出，那么，怎么样？不是能看出的人如何眼力不凡，而是被看出的人真绝。绝在何处？绝在有学科性格，绝在浑身散发着语文学科的光芒。
我以为，教师不但应该有自己的职业秉性，而且还应该有自己学科的性格。走进课堂，能马上进入角色，是教语文的，像个语文教师；是教数学的，就像个数学教师。走出课堂时，自然还可以带着点原来的角色特点和学科性格，要完全没有，这是不现实的，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进入过角色，或者在角色中浸得不透。一个沉浸于职业性格的教师，在非职业场所也肯定带着些职业特点和学科性格，正像手浸到水里抽出来后，必定湿了手指头一样。
语文教师应该怎样？什么样的人才是有语文学科性格的教师，我以为，是性情中人。我最欣赏的是性情中的语文教师。
——他以吸纳为生命的源泉
他对“以人为本”有自己独特的解释：教师就是课程，教师决定课程。他常常这样说，这也是他的信念。他认为：教师知识的宽广性，决定了课程内容的丰富性。一个知识面狭窄的教师，即使他采用的教材其内容丰富无比，也可能被他教得单薄和简陋；反之，教材的知识和内容并不怎么丰厚，但在一个博大精深的教师面前，完全可以演绎出精彩绝伦来。教师是书，又胜于书本。正是本着这种见解，他在孜孜不倦地拓展着自己的知识疆域，努力钻探着自己知识的深井，以求得更多更好更快的吸纳。
他读的书很多很杂，文学类的自不必说，还有历史、政治、哲学、民俗、经济学等，甚至连宗教学、军事学、建筑学、园林学等也经常涉足。他有一个大大的书架，上面琳琅满目地插着各式各样的书，其中许多是新近出版的。但他很少读被一时热捧的书，比如《品三国》、《论语心得》之类。他的读书观是：读自己想读的、要读的，不趋时，不赶趟，不凑热闹。他有一些教育和教学理论方面的书，但不是很多。说实话，对这些书，他的兴趣并不大，只是根据学校领导的要求，才偶尔看看的。他订有好多杂志，《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十月》、《散文》、《杂文选刊》等，有些他一直订。教学类的杂志反倒订得并不多。他的桌上、沙发旁、床边，东一本西一本地都是新买来的书或者新到的杂志。他早已养成枕着书刊睡觉的习惯，睡前，总要看一会儿书报。
他的古文功底也许不能算深厚，有些词类活用、通假字、句子省略，要查一查资料才能确定，有些古音，他也读不出来，但他知道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读过他的作品，他知道刚刚评选出的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并且已经买来了，正在抓紧读着……，他知道刚刚上映的国产大片，什么《士兵突围》、《集结号》、《长江7号》等，有些他已经抢先看过，一些经典台词还烂熟于心，并不时在课堂中冒出。
他的阅读口味在轮换，一个时期爱看叙述类，一个时期爱看论证类；一个暑期想读外国的，一个时期想读古代的……他越来越感到奇怪：以前，总觉得自己的知识面很广的，可书读得越多，好像越来越窄了，越来越觉得学习的时间不够。
——他以课堂为展示的舞台
若干年下来，他有了自己的教学理论：课堂即展示——学生的展示与教师的展示并重。展示知识、才能和风采。既要让学生充分展示，教师自己也应该充分展示自我。展示精彩是会被感染的，也是能产生共鸣的。如果教师不想展示或者没有可以展示的内容，那么，学生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
他的课，没有定式，每一节都不一样。或者是说故事开头，或者以诗朗诵开始，或者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历史事件作引子。他的课以知识密度高、生动性、趣味性大而著称。但不严谨，不井然，也不雕琢，有时汪洋恣肆，挥挥洒洒，有时旁征博引，星光灿烂，有时有点儿海阔天空的味道，因而也有人说是扯得太远，不够规范，但学生们非常喜欢，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说“怎么下课了”。许多学生也因为他的课而喜欢上了语文，又喜欢阅读课外作品了。
他的普通话很地道，音质也优美。对感情真挚的课文，他常常喜欢范读，读到深情处，他会噙满泪水，有时还唏嘘不止；读悲愤处，他会拍案顿足，声嘶力竭。他处理教材十分大胆，不是按部就班每篇课文都是根据参考书说的2节课或3节课，有些课文，他会花上4——5节课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对于有些课文，他只是点到为止，甚至只是一句“这篇课文你们自学吧”。至于教材中的所谓知识点，他不主张一个一个地练。他经常补充课外时文，每遇妙文，快速复印，供大家一睹为快，并组织讨论。讨论中，他是拨火棒，这里一点，那里一拨，引得两派激烈争斗，此时，他自己退至一隅，袖手旁观，见争执渐渐回落，他才站出来，或坦陈己见，或主持公道。他还发动学生推荐自己看到的经典美文，并张贴于后面的黑板上，名曰“美文共享之”。他要学生记和背的作业极少，要学生读和想的作业却常有。他的板书，字写得很大，龙飞凤舞，遒劲有力，但不讲排列，兴致所至，随手挥写，一黑板往往没几个可写。写满就擦，擦了又写。他上课从来不看备课笔记，书本中却写得密密麻麻。他会做课件，但他基本不用课件，他觉得，语文课不能用课件来吸引人，不是读连环画。语文教师的本领应该是自己的嘴，嘴的雄辩与灵巧，应该是写，一是文写得独特与精彩，二是字写得潇洒与漂亮。他讲课总是热情四射，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他有上课脱衣服的习惯，每到激动处，他就会脱下外套，像农民翻地时，越脱越单薄。有时，他会在课堂上表现失态 会随着课文的情感起伏或哭或笑。
他也上公开课，有些重要活动中的课堂展示，许多人不敢承担，领导就会叫他上场。对此，他坦然接受，但随后就会提出条件：我不想一次次地试教。理由是，他喜欢原生态，他也不大赞赏七嘴八舌地“集体创作”。其实，他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上语文课是非常个性化的劳动，有时集体研究也不如个人发挥，不如自己慢慢找感觉。这样，他的公开课最后往往会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评价：一种是好得很，而另一种则会提出疑问：这能算好课吗？值得借鉴吗？
他从来不与别的学科抢时间，课外也不硬性布置作业。但他经常向学生推荐课外书目。他认为，课余时间完全应该由学生自己决定，谁也不应该去主宰。有时他还一再向学生强调：先把其他学科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完，可好多学生总是想看一会儿他推荐书后再做作业。
他教的学生，先前，考试起来不一定都考得过人家，但能得到学生和家长的理解，因为学生们经常在家长面前称赞自己的语文教师。一说起语文老师，有的学生会眉飞色舞，两眼放光。后来，他有了应对考试的办法。考前，他会搞突击，用一二个星期补一补有关知识点，虽然有点恶补的味道，但可以说稳、准、狠，效率很高，学生乐于接受，更重要的是，真的能补上，考得并不比别人差。期末考试后，他从来不去关注自己班级的名次。他知道，不为最好，也绝不会中下。事实上，总有那么几次，名列前茅。对此，他总是淡淡地说：学生给我撑面子！
与学生交流最坦诚，最不用设防我的乐趣在教室。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他觉得课上得学生喜欢，这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他多次拒绝学校领导想提拔的暗示。
——他以个性追求为品质生活
情商须高于智商。这是他对语文教师的基本要求。作为语文教师，智商一般就可以了，但情商千万不能低下。对人、对事、对景，都要有饱满的热情，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不但要无比地热爱，还要用欣赏的眼光，要懂得赞美。个性就是品质，品质生活就是个性化生活。人不能时时都另类，但必须有某些另类。
他的爱好相当广泛，最大的爱好自然是文学和艺术。中学时代，他曾做过作家的梦，后来因高考，在父母亲与老师的多重夹攻下，他不得不把对文学的嗜好转入地下；参加工作的头几年，他仍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文学上。他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他特别喜欢浪漫主义作家，比如屈原、庄子、李白，比如歌德、拜伦、济慈、雪莱、惠特曼等。但他一直是读而不作。他自己说是眼高手低了。真正开始写作，是工作后的第二年，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我觉得自己应该露一手给他们瞧瞧了。于是，就开始写，散文、小小说、杂文等，都尝试尝试，先是偷偷地写。没想到，路子还很顺，没几下，就发表了。“大作”上了报刊后，便喜滋滋地拿出来给学生看。他文笔优美，富有文采，写得最多的是散文和随笔。如今，不时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几篇豆腐干。得了稿费，就会乐呵呵地对弟子们说，我要请客。他的学生呢，很有几个在看师学样，在偷偷地写，在悄悄地投稿，多么想像老师那样，自豪地说：我要请客。
至今，他还没有写过像样的教研论文，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智商有点低。领导好几次劝导，该写写教研论文啦。他知道，评职称是一定要教研论文的，那散文什么的，是一点也没用的。可他总是没有兴趣，觉得这劳什子故弄玄虚，装腔作势，太劳命伤财了，不是值得干的事。为这，他在点苦恼。
他还酷爱旅游。信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到暑假寒假。学校组织旅游，那好，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学校不组织，他也会自己安排，或与家人一道，或单枪匹马，晒一身黝黑，背一包土货。因爱上旅游而爱上摄影。他会把沿途各地的旖旎风光拍下来，先前用相机，近年改成摄像。每到一地，他都会买来一些介绍风景名胜和神话传说一类的书籍。他会下棋，象棋、围棋都还不错，可不常与人对弈，因为太费时，把大量时间耗在棋上，那是退休后的事，现在有点奢侈。他也崇拜体坛明星，乔丹、刘易斯、刘翔等，他不大喜欢超女超男之类。
他的服装比较特别，总是走向极端，要么土得丢渣，要么洋得出奇；有时不修边幅，有时引领时尚。
——他的关系往往有点蹊跷
无为而治，任其自然。不为别人的好恶而活着，这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大大咧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引得不少同事的赞赏。但他又经常说些大实话，不合时宜地说些让同行们吃惊的真话，他有点儿口无遮拦。有时，还说些领导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味道的话。年终评先进工作者什么的，他经常被提名作为候选人，但最后往往没他的份，因为总有那么为数不少的一部分人对他有看法，总不欣赏他。有人说他年纪不小，可还那么天真可爱，童心依旧，难得，有人则说他幼稚无知，不懂事务，也有些说他不大会做人；有人说人他有诗人气质，有人则说他是书呆子一个；有的当面说他才华横溢，做教师委屈了他，背后则说他过于张扬，喜欢买弄，自然也有人嫉妒。他呢，常常是笑而不语，走着自己的道，拉着自己的车。
他在学生们的民间评比中，常常被评为最有魅力的老师。他的不少习惯被学生模仿，比如走路，比如写字。自然，他是学生的偶像，尤其是在异性学生面前，他成了暗暗追捧的明星；他还是学生的朋友，有些大胆地同性学生敢当着面会喊他“哥们”、“姐们”，甚至只叫名字。学生家长是有限度地接受了他：鉴于孩子们的热爱和考试成绩比较好，他们是接受的；可从平时孩子的言谈中透出来的信息，总觉得这位老师有点儿玄乎，有点超常，让他们一时难以彻底放心。

他是“这一个”他，也可能是“这一个”她。他活在自己的性情之中，他乐在语文的学科之中。

（311200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朱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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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已是关棚鸡

朱华贤

写完《教学的自由度还有多少》之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换个角度，又写了这么一篇。我不想指责教师，也不会指责教师，只觉得现在的教师有点可怜，自主权极其有限，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又觉得现在的教师十分幸福，什么都给预备好了，连一点点风险也不存在。到底该怎样看待眼下教师的这种生存状况呢？写完此文，我的心有些忐忑，国为我的观点肯定孤独。

——题记

教学需要冒险吗？我问同事。同事愕然：冒什么险？教学可以冒险吗？我问另一个同行。同行笑笑：有什么险可以冒？教教学能不能冒险？我问台下正在参加教研活动的老师。有些稀稀拉拉的声音：当然可以，但……
不知怎么，最近一段时间，我的脑海中经常萦绕着“冒险”两个字，关于教育与教学的冒险，关于教师的冒险。我们的教师还有没有冒险意识和冒险精神？我总觉得，我们的教育，不论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不论是教育，还是教学，都太平稳、太规范、太程式化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似乎不用动什么脑筋，也似乎不用冒什么风险。你看——大纲是统一的，教材是同一的，哪个精读、哪个略读，也一一注明了的，目标是一致的，进度也是“千班一律”的，考试往往也是统一的……只有教法，可以是自己的。你只要像绵羊似的跟着去做就是，跟得越牢越好。
这样的教育，我想用厨师办酒席来譬如——
菜是别人早已买好的、新鲜不新鲜用不着你去管了，几荤几素已经定下了的，菜的满浅也量化了的，什么时候上桌也规定了，什么菜要炖、什么菜要煎、什么菜要溜……都一一规定了，厨师的任务就是按要求站到灶旁掌勺，他唯一能自己作主的，就是掌握火候、控制咸淡，盛盘样式，这样的厨师还有多少主动权呢？既发挥不了多少才艺，也用不着承担什么风险。如今的中小学教师是不是这样的厨师？
教师已是关棚鸡，教师们的共性程度越来越高，个性化程度越来越低。教师成了关棚鸡，不是说现在的老师没有到外面去，也不是说现在的教师接受的信息少，而是说教师吃的都是精加工饲料，复合饲料、成品饲料。他们不用自己找食，也用不着怎么咀嚼。细饲料，精加工，要教案有教案，要实录有实录，要资料有资料，要课件有课件，要试卷有试卷，吃起来方便是方便了，可自己的咀嚼功能和消化功能正在快速退化，鸡胗越来越小。脚梗是粗的，可松脆极了。至于生出来的蛋，也几乎一样大小，其营养也大体相当。教辅材料充足与细化，生产出大量的的精饲料——也许是出于好心，为一线的老师方便而更方便，然而，这正像勤劳的母亲，什么事都替孩子做了，孩子什么事也不用做，时间一长，孩子什么事也不会做了。
我们的教学也在搞改革，但是一点风险也没有的，因为这往往只是螺蛳壳内的改革，空间和力度极其有限。类似于蒸鱼时，别人都用生姜片，而改革后用生姜丝；我们的教学也在搞开放，但也是零风险的，因为往往是带着镣铐跳舞式的开放，是关棚鸡放风似的开放。大胆的改革有没有呢？偶尔也有一些，但这通常是已经闻名遐迩的大牌教师敢干的，比如王崧舟，他可以用亲情测试教学生写作文，让学生在课堂悲痛欲绝，泪流满面，而一般的平民教师是断不敢这样做的。否则，必然招臻骂声一片。自然，大师试过以后，平民老师是可以跟着试的。——冒险也成了名家的专利。
教学是由许多环节联结起来的系统工程，好像一个产品的制作，它是有无数道工序联合的结果。在制作过程中，参与的环节越多，就越有主动权。比如生产汽车，如果从设计到各个配件的制造到组装都有自己完成，那就说明汽车的自主生产能力强，如果只会生产其中的轮胎，其他都得靠别人，那就只是配件生产者。现在教师的教学已经不再是整车生产了，边半车生产的条件和能力也没有了，而是一个部件的加工者——上课。其他许多环节，诸如教材的选择、文本的理解、目标的确立、资料的搜索、结果的检测等等都用不着费心了，教师是一个纯粹的配件工了。
缺乏全程管理的教学，其自主权势必大大打折，其创新的空间就严重缩减，其冒险的可能性也渐渐失去，久而久之……教师成了关棚鸡，成了一只只关在大型机械化养鸡场的产蛋鸡。
我们的教育和教学部门允许教师冒险吗？可以说，绝对不允许。你如果规定的课文不教而总是教自己选择的内容，对不起，你是自以为是；你如果不是按常规的方法在班里上课，而是用自己的什么花样，这是无视教学规范；你如果不想参加区里、镇里的统一考试，要自己出张试卷来考，嘿，这说明你教学质量不过关……一句话，作为一线教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评价等，你都不用去考虑，你老老实实地执行就是了，唯一可以自主的，就是教学方式。如今的教研，研来研去，还不是在研究教法，一种极为微观的“术”的研究。过于琐碎的细节研究、过于巧妙的环节设计，必定导致教师的匠气越来越重。精致是一种美，但有时，粗犷、粗疏和粗野也是一种美，而且往往是一种大美。
一旦成了关棚鸡，其视野越来越窒窄，气量越来越小。因为关棚鸡不用冒险，自然丧失了冒险精神，我们的教师变得越来越斤斤计较了。作为一个经常出试题的语文教研员，我经常萌生这样一个念头：在试题中出一些有点另类的题目，但我不敢，道理很简单，你一另类，老师们立即跳起来：怎么能这样出题？他们习惯于常规，习惯于大众。北大、清华今年自主招生时，有几道另类，不是非议盈天吗？连大学招生试题都不可另类，小学怎行？有一次，在小学语文六年级的期末试题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题：《将相和》这个故事出自哪一部史书？（答案是史记）然后，遭到了不少教师的非议，原因是，《将相和》这篇课文下面的注释中没有写明出自《史记》，《教学参考用书》中也没有讲要了解或要明白，这样的要求是超范围的。语文教材中《将相和》的故事是根据《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而改写的，这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但因为教材中没有写明，教师就不用讲，考试就不能考。你要考，他就同你较真。真让人哭笑不得。
语文教材中有两类字，一类是“二会”字，只要求会认、会读，另一类是“四会”字，要求会认、会读、会写、会理解。教材这样编排，旨在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对这两类生字的确立，本来是比较随意的，并没有严密科学性，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要多学一些也无所谓。可是，有些一线的老师极为讲究，是“二会”字的，决不要学生去写去理解，如果某考试中要求“四会“了，那老师们肯定会大声叫喊：怎么能这样考？超纲了！违规了！比如第六册中有个生字：哀。它只要求会认、会读。不要求会写。如果要求学生组组词，写出“悲哀”，那就错了！说不定有些老师会“悲哀”半天。面对如此小心眼的老师，天晓得怎么同他们打交道。谁都得如履薄冰，小心谨慎。谁还敢有变革的想法？
做钢材批发生意的人，即使亏损了，买菜时，不会对几角钱一斤的青菜讨价还价；挑货郎担换鸡毛鸭毛的人，即使家里造起了高楼，肯定要会为了一二分钱而争个面红耳赤。当教师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只有在教法上自由的时候，他的局限性就相当地明显了，他们的斤斤计较也成了必然。
教学需要规范，但规范不能过于细密和精准，教学不可能没有冒险，不能把教学自由控制到狭小的天地。漫山遍野地寻找吃食，时而啄些虫子，时而得些野果，里面饿上半餐，时而与鼠类斗一阵，这样的鸡才是真鸡，这样的鸡带出来的小鸡才能“一唱天下白”；不用经历风雨，不用刨土寻食，不用防御黄鼠狼，这样的鸡还会有什么力量和钢骨，这样的鸡还能带什么样的小鸡？一个不用冒险的领域，必定是一个没有创新意识的领域。创新总是和冒险并驾齐驱的，总是和失败连在一起的。缺乏冒险意识的教育和教学，是懦弱的教育，是小气的教育，也是不够阳刚的教育。
在当下这样的教育教学状态下，一个教师走向规范、走向熟练也许是很快的，用不着三五年，但熟练以后，便是成熟，便是循规蹈矩，便是老气横秋。他不再会思考，不再想突破，也不会有什么创意。因为这一路太顺畅了，因为气候是这样，环境是这样。教师的一生，就可能这样度过：既没有刻骨铭心教训，也没有波澜壮阔的起伏。何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气豁达、具有创意、敢于冒险，这是现代教师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只有这样，其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具有这个时代需要的品质。什么品质的教师之池里，就完全有可能养出什么品质的鱼。
教师已是关棚鸡，是谁造成的？是教师自己吗？是教育行政部门吗？呜呼！——我不得而知。但我要呼吁：给教师一些冒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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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小学的老师们反对盲目学习美国式的儿童培养模式，坚持采用从前“读、写、计算”等传统的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儿童培养模式。

传统教育模式一定错了吗？

李晓鹏

日本民族是一个擅长学习和模仿的民族，并能在学习过程中加以创新，在儿童教育领域亦是如此。 　　作为一个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日本的教育模式跟中国十分接近，日本也跟中国一样面临着传统教育模式与新的西方教育理念的冲突。怎样让自己的下一代成为符合现代化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是中日两个民族都在认真 思索的问题，也是这两个国家的每一个家庭都关心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教育厅出台了新教学大纲的初稿，提出“新学力观”。它认为用知识量的多少来衡量学习能力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必须改变观念，培养“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态度,以适应将来瞬息万变的时代。此外，还有人指责以前的一成不变的教育模式，严重压制了孩子的个性发展。 　　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来自大学、产业界、政界以及学生家长等社会各阶层的质疑，批评的呼声不断高涨。在这场风波中，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来自一所不为人知的乡村小学——山口小学，它是兵库县下面一个不足七千人的小镇的公立学校。 　　山口小学的老师们反对盲目学习美国式的儿童培养模式，坚持采用从前“读、写、计算”等传统的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儿童培养模式，从这所小学毕业的学生很多后来考入了全国重点的名牌大学，如神户大学、东北大学、大阪大学、北海道大学、京都府立医大、名古屋大学等，并且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山口小学取得的成就和新的经验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并最终迫使日本教育厅对新教学大纲作出了修正。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作者阴山英男从1989年起一直在山口小学任教，并长期担任班主任，他所带的班级在山口小学中是最优秀的。他在教学过程中非常注重和家长的沟通，对父母如何培养孩子提出了许多积极和详尽的建议，包括父母如何和孩子沟通，教给他们正直和诚实的品性，到如何帮助孩子完成学业，如何跟老师配合，再到吃饭，睡觉，上厕所的习惯等等，实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完美统一，并由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阴山英男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写成本书。本书在日本被列入畅销书行列，销售量超过百万册。2002年3月在日本面世后，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翻印了25次，可见本书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本书中讲述的如何培养基础学习能力的观点在日本国内广受关注，特别是山口小学实践的成功更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注意,由此也引起了日本国内关于教育改革的大讨论。本书已经在韩国和泰国翻译出版，不久也会在印度尼西亚出版发行。东方传统的国家如何寻求一种将自身传统和现代化需求结合的儿童培养方式，本书中阴山老师独特的思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日本是全球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中日两国在教育观念及操作实践上有何异同？《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许能带给我们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日】阴山英男著，林燕燕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23.00元

《中华读书报》2007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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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肥皂泡的彻底破灭
——“高效课堂”改革述评

作者：小夜曲

    从当初的的“学生反了，课堂散了，老师也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的模式到最新的“学杜郎口中学，不必砸掉讲台，不必死扣‘三三六’，不必全都镶上黑板，只要记住以人为本，关注生命就可以了。”新诠释，已经宣告所谓的“高效课堂”肥皂泡彻底破灭了。
                                   ——作者手记

一、大陆教育是最容易产生神话的土壤
    假如一个医药报刊的记者以医学专家自诩到处讲学，
    假如一个体育报记者以权威教练的身份满世界推销“超级训练法”，
    你一定会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然而当一个教育报刊记者发明一种“理念”，设计一种“模式”，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推广的时候，教师不但必须得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甚至必须得奉若神明。因为“中国课堂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惟有他们才可以拯救。于是，一个只有几百学生，教师学历严重不达标，靠家族式管理的“杜郎口中学”成了“中国课改圣地”；一个没有任何后续学历的中专生校长转眼间戴上了师范学院“硕士导师”的头衔；他们鼓吹的“不会英语却可以教好英语”的范例成了高效课堂的经典；“课改是最大的政治”成了他们最响亮的口号。他们宣言：课改不能改良必须“**”。“课改是日心说”，是“21世纪哥白尼的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记者=教育家”在中国大陆几乎成了一种“规律”。一个口号（理念）成就一个“教育家”，一篇报道成就一个“教育家”，一个“状元”成就一个教育家的现象层出不穷、司空见惯。只是动静和规模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大——成立全国名校联盟，举办“恢弘”的课博会，靠收取听课费而富甲一方。

二、神话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如果真要去考究制造“神话”手法的话，那真让人大跌眼镜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无非是首先编一个似真似幻的情景极大地激发你的好奇心。比方说：
    我能把自来水变成油。
    我能伸手从空中抓一把银子。
    你给我30万我能把一个婴儿“培育”成爱因斯坦。
    你参加我的“想象力培训班”我可以把你的孩子变成神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你信不信？不信你来亲眼看看啊（当然不能免费）！你不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拿杜郎口为例——
    主题：一所因教学质量太差而几乎关门的乡村中学突然起死回生，并一跃成为全国最耀眼的“明星”。
    关键情节：疯狂课改，“课堂上乱哄哄的，学生们都在嚷嚷，不时有参观者进进出出，简直像个菜市场”（摘自天津中学参观者描述）。0作业，0考试，100%升学率（李炳亭语）。
    理论包装：以人为本。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
    背景设计：砸掉讲台，封教师嘴，文化墙。
    圆谎办法：当你发现原来所谓的“超市”“狂欢”的学生早已经“预习过了”时，立马再编“理论补丁”——导学要先行、预习是关键。当你发觉他的经验你根本学不了时，立即丢掉“先临帖再破帖”、“你不知道怎么做你就去做”的说法为斥责“谁让你照搬照套，不学精神呢”？只怪你没脑子，只会东施效颦！你要领会“以人为本”的精神！那到底怎样做才是以人为本呢？你自己回去想吧，自己检讨去吧。到底怎么学？一头雾水。不行你再来参观学习啊。
    点缀：悲情故事。比如“崔其升是最累的”，“一天听8节课”，“别人吃饭他还在工作”，“累出一身病”等等，等等。

三、洗脑方法大揭秘
    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或者说是一个骗局，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一所规模不大、地处偏僻、教师水平不高的乡镇初中每天有“上千人”来听课，达到年均1000万的收入，还带动了地方餐饮业的大发展，确实有很多人深信不疑甚至痴迷，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由此我才更深地体会到赵本山《卖拐》系列小品深刻的社会讽刺意义）。经过研究，笔者发现李炳亭的洗脑术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所用的洗脑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平面媒体狂轰滥炸。首先以《中国教师报》为主阵地，连篇累牍，不惜大量采用整版篇幅报道，形成“强大舆论氛围”。然后有《中国教育报》、《人民日报》为之敲敲边鼓，其权威性就“至高无上”了。
    （二）大肆开“学术讲座”，传经布道。正如李炳亭本人所说，整天飞来飞去讲座，累死了。他的讲座有一个核心诀窍，用他的话说就是听众要“把杯子洗净”——你得先把大脑中“传统教学”的信息彻底清除（否则你就无法接受他的真经）然后再接受他的信息，按他设定的逻辑进行思维。
    （三）对外恐之以害，诱之以利；对内恩威并重，软硬兼施。譬如先把传统教育说得一无是处，打“零分”“负分”，“制造痛苦”，“摧残学生”“效率极低”；只要用我的模式，立马学生成绩飙升，个人飞黄腾达（职称、荣誉、金钱、名校、名师都哗哗地来了！李炳亭均有“论述”，不再转引了。）对学校教师说罚款你当场掏钱，要给你奖金也是即时兑现。丈夫当校长，老婆做副校长。一统天下。
    （四）拉大旗作虎皮，充分利用行政资源。找专家、学者、国家级泰斗装门面，游说教育厅局长、地方行政大员为其撑腰。这样就足以横行天下无阻挡了。

四、揭破骗局小验方
    （一）访一下。俗话说新贵最怕老邻家。微服私访到当地老百姓家打听打听。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二）想一下。学校究竟实际控制了学生多少时间？“课堂”外的时间都在干什么？
    （三）问一下：既然效果那么好，李炳亭还说“可以出大师”的，那学生每年发表过多少文学作品？参加过多少次英语、数学、化学、美术、书法、生物、演讲、辩论、文艺、体育等省市或全国竞赛（活动），成绩如何？
    （四）考一下。撇开给定的材料，和学生聊聊天，看他们实际的知识面和综合能力究竟怎样。
    （五）将一军。请李炳亭等“教育家”、“名师”到你们学校上一节示范课。看他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千万别听广告（讲座），就看疗效（课堂操作）。
好了，这已经足够了。上述不管那一条都可以让真相大白。假如你要按他的“套路”走，那就会陷入迷宫永远也绕不出来了。

五、正面谈一点教育规律
    （一）从《人民日报》报道看，所举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升学率”。在升学率的大前提下，片面提出“向一堂课要质量”其实是一种“绝对功利”的思维。因为学习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而不可能是立竿见影的。“高效课堂”提法的实质是竭泽而渔的“速效教育”，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除非你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那放纵式课堂才是可能的。
    （二）在封闭管理的学校，所谓“课堂展示”其实不过是玩了个“时空转移”的小花招。将“灌输课堂”转移到“课外”，把作秀作为“正式课堂”演给观众看。要想保持整体的较好成绩，学生的负担只会加重不会减轻。勤奋出成绩是学习上的一条不变真理。
    （三）真正的教育家只能从教育一线产生。如霍懋征。没有一线教学实践经验的“教育家”没有依据。
    （四）真正的高效率教育只能是“因材施教”。

六、一点忠告
    作为一个知名记者，不深入基层沙里淘金钻新闻，却钦差大臣似地飞来飞去、发号施令、传经布道，别说与“教育家”不搭嘎了，就连“记者”也徒有虚名了。一家报纸公开宣称放弃客观性，热衷自己提理念、自己设计模式、自封领袖、自己推广、自己制造新闻、自己宣传，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却也走上了一条办报的死胡同。早收、早了、损失最小。假如还要硬撑。那么我要问——
    假如有一天，有人以事实揭露这一切完全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上的闹剧，谁敢拍胸脯出来承担法律责任？
    千万别忘了。只要在杜郎口工作、学习过的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不会人间蒸发。他们对真实情况是最清楚的。
    还有过去的报道、李炳亭的“著作”、讲座等资料，都是白纸黑字，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却永远抹杀不了原始记录。

附录：
一、参观者关于杜郎口“高效课堂”的描述
    “……三面黑板；学生的课桌一改传统‘秧田式’ ，变为‘小组式’ ，每一小组 6—8 人面对面而坐，看上去有点乱；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钟， 多一分钟都要挨罚； 上课时， 学生随时可以拍桌子站起来嚷嚷……” 令卢老师感到惊奇的是，虽然杜郎口中学每间教室都全天候开放，在上课时间，参观者随时可以到任何一个班级听课，但那里的学生对这些随意穿梭在教室中的来访者竟然“目不斜视” ，
    南开区某初中数学教师刘老师这样描述他学访时见到的情景： “那是一堂初 三数学课， 老师讲了没几句学生就讨论起来了！ 不到 10 分钟，教室里 ‘全乱了’ ！只见坐在教室中间的一位同学腾一下子站起来走到教室南面的黑板前开始演算公式，然后大声地讲解起来，接着其他学生呼啦一下全动起来了，都从座位上跑到那块黑板前围成好几层，最前排的学生基本是蹲着的，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后面的大都站着，有的甚至趴在前一个学生的身上。当第一个‘小先生’讲完后，另一个‘小先生’又主动站出来讲自己的解法，不仅分析了题意，还有解题的思路，同时还有相关知识点的回顾，甚至连本题的易错点及解题的方法归纳都一一罗列出来了。 ” “这些学生做得分析甚至比一般老师的讲解还要深入，当时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知道这节课真正的老师到底在哪里。
二、李炳亭说明
    “这是因为当年杜郎口中学师资严重匮乏，校长不得已出 ‘奇招’ 干脆让学生自己当老师，先让成绩好的学生给成绩差的讲，学生自己出考题、批改考卷，没想到还真起到了奇效。”
三、学生“自己”的口号
    “我的课堂我作主，快乐课堂我称帝”，“课堂是自己的，如果被别人占有，那还了得”等等。
四、我的感悟
    陶醉在自己的奇思妙想之中，然后以为天下人都是傻子
    整个是个为了骗钱，人为树立的典型。
    除了表演给大家看的展示课，其他都是标准的应试教育。课时严重超标，开课不全。
    李炳亭先生是《中国教师报》驻山东省记者站站长、首席记者，中国教师培训基地董事长，“中国名校共同体”（民间组织）的发起者，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教育充满了愤怒的批判家、颠覆者和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唯一的清醒者，先后有《杜郎口旋风》、《高效课堂“二是二”条军规》等8部教育专著。他是第一位发现杜郎口、包装杜郎口、推出“杜郎口模式”的伯乐。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因杜郎口而出名，杜郎口也因他而闻名全国。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杜郎口及学习“杜郎口模式”的所谓的“中国名校共同体”到底是怎样一种模式。
    杜郎口模式的关键之处是课堂教学模式，分为“预习、展示和反馈”三个环节，其模式主要以学生自学为主，严格控制教师在课堂上的发言时间，一切均以学生自学为主。按理说，这个模式的确不错：学生能够自主学习，寻找到了学习的乐趣，对学习的积极性有了极大提高，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理想课堂么？这不就是摒弃了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创新课堂么？
    当过老师的人都知道：国家对初中生的课程设置是有严格要求的。哪个年级开设几门课、每门课每周上几节，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和实践证明了的。可是据我的调查：杜郎口中学的数学课每周平均达到12节（09年4月），共同体的“名校”之一天卉中学的数学课也每周达到了10节以上（09年7月30日），超出了国家要求的课程设置的2—3倍！请问：这些时间是从哪里来的？一是他们没有按照国家要求开齐开全课程，那么他们很明显不符合国家的教育法规。比如杜郎口中学的体育课只有2节，而国家要求的是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四年级都是3节！那么，他们就只能加班加点了，加班加点的教育是素质教育么？而事实证明，他们这2所学校，不但没有开齐开全课程，而且全部存在加班加点现象！
    我对这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出了8部教育专著的“中国教师报”驻山东省记者站的站长、首席记者、常年驻扎在杜郎口基地的李炳亭先生，难道这个现象您就没有发现？还是您知道而权作视而不见？这就是那位口口声声喊着“**与彻底的颠覆”传统教育、高声呼喊“杜郎口就是中国素质教育改革的圣地”的李炳亭先生的见识么？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如果您认为我说您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您感觉不舒服的话，那就送您两个字：您就是标准的打着教育改革的名义谋取最大程度的名和利的大骗子！骗子！
    再来说一下这个所谓的自封的“中国名校共同体”，说白了，就是李炳亭先生把杜郎口的校长崔其升先生封为“教主”，自己做“军师”，以大部分民办学校校长为徒弟的“宗教共同体”！他们以杜郎口为样板，以中国教师报为宣传媒体，以所有缴纳26万元会费加入组织的、大部分为民办的学校为基础，以所有高额进校的学生为羔羊，互相吹捧，共同牟利！
    李炳亭先生说：与传统教育的决裂要彻底，是**的彻底颠覆，就象人离婚一样，绝对不要再藕断丝连！请问：这样的颠覆与红小兵有什么区别？再说：人离婚了，就一定要坚决不能复婚么？不能复婚的，自然不能复婚，那么还有好多人的离婚时因为一时的误会呢，还有好多人要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呢。这样的打擦边球的、哗众取宠的比喻，您认为高明么？恰当么？
    李炳亭先生说：学习杜郎口，就要完完全全的照搬照抄，这叫临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破贴，意思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是我想问的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同地区不同大环境的学校，如何做到照搬照抄？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把他们的课程设置和加班加点全部学来？再者：这个做法与剔除传统教学的糟粕，吸收传统的精华的做法，有什么区别？这难道不是改良么？这难道是“**和彻底的颠覆”？真是自相矛盾到姥姥家了，可笑至极！说白了，您不过是为了谋取利益，鼓动所有学校都去杜郎口和您自封的所谓的“中国名校共同体”去交学费罢了！您可真能忽悠，您不去经商可真真是屈才了。当然，您现在也的确是批着教育外套的商人，大才呀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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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课堂”闹剧的思考[zt]

一、“高效课堂”出现的历史原因

网友已经有大量无可辩驳的帖子揭露了所谓“高效课堂”的虚假和荒谬性。事实上学习是不可能在一个单位时间（一堂课）获得知识最大化的。这是因为学生个体千差万别，知识的领悟和积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就是所谓“慢的艺术”。企图用一种万能模式让所有学生在单位时间获得“最大效益”是一个违反教育规律的美丽臆想。

那为什么这个“美丽的臆想”却获得了媒体及专家的热捧，至今还大行其道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高考的现实与“素质教育”要求的冲突导致了畸形需求
在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学生负担越来越重的严峻现实与高层高调倡导“素质教育”严重冲突使得基层教师无所适从，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期望——学生能够通过一堂课学习之后，课后不需要大量练习就能很快掌握要求掌握的全部知识，既有高升学率同时负担轻。这样教师和学生都能从不堪重负下解放出来而且满足了上级“素质教育”的要求。无论是地方政府、教育界的各级领导还是学校老师都热切期望能够诞生出一种“高效课堂”模式。
（二）政绩冲动、学术突破的强烈冲动
在普遍的“教育兴市（县、省、区）”的理念下，地方政府无不希望能够在教育上有所作为，干部更是恨不得一夜之间通过教育改革的业绩一鸣惊人。各级专家更是希望能够创立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有所突破来扬名立万，大红大紫。这种强烈的政绩冲动和学术突破汇聚成了强大的能量。
（三）最大的教育市场的空前利益诱惑
中国人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是举世无双的，加上人口众多，老百姓的腰包的渐渐鼓起，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市场。这就给了各方面的投机者形成了空前的利益诱惑，而制造教育“神话”风险最小获利最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神话”层出不穷，一个肥皂泡破灭了立刻会诞生一个新肥皂泡的根本社会原因。
　 （四）科学教育理论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包括所谓顶级教育专家在内的教育学者集体严重脱离实际且形成了严重的学术腐败。他们习惯于搞从书本到书本的演绎、拍脑瓜出理念，热衷于追名逐利、勾心斗角且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这就导致了我们的教育理论长期以来不但没有进步、没有创新，一些所谓“新理念”甚至远远落后100—200年前的经典教育理论。
　　二、 “高效课堂” 特点与实质剖析

　“高效课堂”的特点和实质可以用一个词组概括，叫作“三虚一链条”。

　“三虚”者：虚假、虚幻、虚张声势。一链条就是“利益链条”。下面分别剖析之。

虚假：高效课堂实践的虚假性。他们给出的课例完全是虚假的。我们认真研究了所能够找到的鼓吹者给出的所有课例视频，发现都具有同样的特征——学生反应高度一致，每个教学环节时间控制得分秒不差。这个特征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些课例都是经过精心排练之后表演出来的而完全不是原生态的“课”。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质疑”、“生成”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这样的课时别人是无法操作的。即便是上课者本人也没办法在其他任何学校中上出这样的课来。我们的一些网友通过实地调查、访问写出了翔实的调查报告，揭露了所有高效课堂范式学校实际上都是采用延长教学时间、提前上课、大量练习的方法进行教学，只是外搞了一些“展示课”糊弄参观者。他们都采用“军事化管理”的方法对学生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同时对“差生”进行淘汰。

虚幻：高效课堂的理论完全是虚幻飘渺、似是而非的。比如“不懂英语也能教好英语”“学校的产品是课堂”“高效课堂说到底就是老师不讲”。由于“理论”提出者完全没有实践经验只是凭着自己一味地想象，因此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他们在宣传这些理论时语言极端。把几乎把所有的“好词”和“坏词”都用完了。对他们自己及其追随者那就是“伟大”、“哥白尼似的大革命”、“教育希望”、“良知”、“民族脊梁”“开创新时代”、“圣地”……而不同观点的人就是“屎”、“犯罪”、“不道德”、“反人性”、“魔鬼”……他特别善于杜撰一些玄而又玄的“名词”把别人绕晕。可就是经不住别人一问：你自己能操作一节这样的“高效课”给我们看看吗？他们的死穴就是只能在“逻辑”中兜圈子而无法得到实践验证。
　　虚张声势：他们明明白白地在内部宣称自己是商业行为，要投人所好、占领市场。他们露骨地提出“得校长者得市场，得局长者得天下”， “再好的东西都需要四处兜售,守株待兔是最不切实际的想法。一个团队能走多远,取决于有几个市场狂人。”对外却狂喊要“从油锅里捞孩子”，“拯救教育”，“拯救中国”。他们把自己的推销活动说成是“国家意志”，“课改长征”。反正怎么大就怎么说。肥皂泡吹得越大越好。可是吹到最后他们吹出了“黑喇嘛”。他们说教育是信仰，而他们的信仰是黑喇嘛，黑喇嘛就是他们的“共产党宣言”、他们的最终结论“教育就是宗教”。至此这个肥皂泡就被他们给彻底吹破了。
　　一链条：“高效课堂”鼓吹者喜欢用简单化的判断。比如“说到底就是”、“说穿了就是”，那现在容笔者套用一下：高效课堂推销者和追随者说穿了就是一个利益链条的关系。对推销者来说目的就是一个“盈利”。对追随者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占领生源高地的“宣传需要”，另一种则是“政绩需要”。他们给出的绝大部分“范式学校”都是全封闭民办学校。这类学校需要报纸的宣传扩大影响而报纸则给他们宣传报道并冠以“课改名校”头衔，作为回报他们付给报纸指导费、讲座费并购买资料、书籍、订阅报纸。而对于一些急于“建立功勋”的校长、局长、厅长、区长等官员来说，报纸则可以对他们进行宣传、授予“课改先进单位”“课改先进地区”等称号，作为回报他们则可以请报纸方的“专家”讲座、指导、建立培训基地、购书、订报等甚至把一部分“公权”拱手相让。

利益链条就是这样形成的。
　　三、课改的一般原则
　　我们把当前正在强力推行高效课堂活动说成是“一场闹剧”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赞成课改呢？当然不是。课改是必须的，而且在教育实践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作为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改也总是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一般说来，教育的改革只能渐进的改良过程而不会是一个突变的“革命”过程。教育的改革要符合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够违背这个规律随心所欲。一般说来，有以下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实践性原则。实践性原则的核心是可操作。首先，你要推行一种新的教学法时推行者必须能够做出操作示范，然后别人才能够学习。假若你不能示范而只会滔滔不绝天花乱坠地讲道理而让别人去做那就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肯定是行不通的。实践性原则是鉴别科学或伪科学的试金石。任何伪科学都过不了实践这一关。
　　二、立足本地、本校的原则。教改的实践性原则决定了任何改革都必须立足本地、本校。对任何外来经验都必须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咀嚼、消化之后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以吸收。那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盲目照搬照套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三、立足教师的原则。从教学关系上说，“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观点是同时对“教师中心论”和“儿童中心说”的批判，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与学的科学辩证关系。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焕发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探索精神。教师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和义务而学生必须接受严格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体能的训练。在这个双向过程中学生和教师都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教师不能被动地适应学生而要主动引导学生，学生不是被动接受教育而是主动参与。这才是“以人为本”的真谛。任何教学方法都必须由教师来操作而不可能有一种可以超越教师的万能“模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教师的素质最终决定教育的质量。因此课改要立足于教师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师德。
　　那种所谓“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的“高效课堂”口号还是在追求“单位时间知识获取最大化”的功利目标上。这就与应试教育的目标如出一辙，完全违背了学习规律。事实上课改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不敢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儿童过早、过分追求知识积累的错误目标。一旦人们普遍认识到过早、过分追求知识积累对儿童成长、成才是不利的，愿意果断减少课程科目和难度而真正注重“人格、体能和智能的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就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当前这种“高效课堂”的课改为了某种利益目的不惜把天下教师推到对立面，甚至把教育归于宗教；就算您掌握着无与伦比的话语权，背后有不可一世的强硬后台，您觉得能行得通吗？
另一观点：
　　几乎令人不能置信，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国却上演着一场企图把教育宗教化的“高效课堂课改闹剧”。这场闹剧由一个记者、凭借一家报纸，几句动听口号，一套歪理邪说居然畅通无阻，大行其道，形成了一场运动，一种势力。除了几个草根级网民坚持不断地进行批驳揭露以外，无论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保持着可怕的沉默，对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难道我们的教育真的到了需要用神话来支撑的地步？

这场闹剧的借学生“自主学习”一味夸大“教学模式”的作用而否定教师专业知识、教学艺术等教师个人素养的作用。而从实践考察，可以发现所有高效课堂范式学校实际上都是采取了一种更加严格对学生的控制，只是在延长学校时间、加大学习强度的情况下刻意制造出一种“热热闹闹的课堂”假象。实际上是片面追求“智育至上”的极端反映，是一种另类的“虎妈教育”。

而“课改教父”其人则是一个思维极端、以“我”划分是非标准且充满着仇恨情绪的人。比如他说自己““身为孔子家乡的济宁人，而感到非常耻辱。”

“长城是古代中国的耻辱,瓦良格是今天中国的耻辱! ”他因为飞机延班就觉得“国将不国”了。他说“我总算知道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会是这样了。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国家就有什么样的教育”。为了推行教改他把教师推到了对立面，用尽肮脏的语言进行漫骂。他顽固地认为自己就是救世主。没有他来拯救，中国教育就彻底完了，中国就彻底完了。最终，他要把教育引上宗教的道路，他直言不讳地说“教育即宗教”。


“黑喇嘛是我的动力，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每个人的动力！我信仰黑喇嘛”。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如果每个教育人能学会思考问题，并寻找中国教育乃至中国出路的话，那就必须解决一个信仰的问题，而黑喇嘛正是为了当下量体裁衣而‘定制’来的”。

“课改教父”暨该报纸居高临下强做课改领袖的的言行与中宣部等五部门部署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与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水火不相容的。无论从政治、哲学还是教育上说，这都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调查、评估高效课堂课改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的影响，确保教育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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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慧娟:十年课改的深思与隐忧
关于十年课改，有关媒体已经做了很多报道，一些最早的课改实验区也开始着手做一些“总结”工作。不过，我还是觉得，这里面缺少了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重要的视角。作为由一个国家发动的这样一场涉及千万教师、上亿学生的课程改革，在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非常需要总结和梳理。但总结和梳理，需要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之上。这里面，不可避免地涉及评价问题。虽然以十年的短暂历程来评价一场教育改革为时过早，但笔者认为，与评价有关的一些问题非常值得探讨。这里不揣浅陋，表达一些个人的观点，以求教于大家。
“课改典型”的文化解读
确认十年课改是一场文化变革，正在成为共识。
但是，对于许多地方用大量“坚硬”的数据来描绘课改成果的做法，我感到忧虑；对于那些“立竿见影”获得的“成效”，我感到怀疑。
这里想讲两个我采访中遇到的故事。
2001年9月26日，新课程刚刚启动20多天，我和另一位记者去西部实验区采访，想看看学校都有什么变化。若干年后发现，这样的想法是肤浅的。20多天，对于一场触及人的心灵的深刻变革来说，根本就不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但当时，我们的确是带着对新课程理想的憧憬去的。走了很多所学校，一切都是那么的平淡，直到我们听到了宁夏灵武市东塔中学许老师的课。
当时是随意推门进去的，进去时，课已经开始了。听完后我们很激动，离开教室后才想起来，竟然不知道老师叫什么名字，间接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姓许。与我们的兴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校对她的介绍十分平淡，几乎没有什么荣誉。然而以她对待学生的方式，以她的教学，做“课改典型”引领其他教师绰绰有余。那时候，许老师至少已有三十多岁了。但她绝对不是新课程“锻造”的。进一步说，她的学生观（尊重、平等、民主）、教育观（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价值），与新课程的来临没有关系。如果没有新课程，她可能一直是这个学校里非常普通的一位老师。只不过，当下的文化选择了她。在一个新的价值体系里，她“变”得优秀起来。（后来，她因为“教学出色”，被调到银川市某中学去了。）
2001年11月，新课程开始3个月，我到武汉市武昌区（课改实验区）中华路小学采访。赶上学校正在组织公开课，我随意选了一节，是品德与生活课《祖国真美丽》。听完后，我被执教的吴智勤老师深深吸引了。那种师生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又是何等的温暖！这种关系，一年级的孩子装不出来，再有表演天赋的老师也演不出来。它的背后，是尊重、平等、民主这些真实而深刻的观念。第二天，我们开始跟踪吴老师的日常教育生活，毫不夸张地说，新课程所追求的最核心的变革，在吴老师的身上业已完成！这让我们感到非常诧异。
吴老师很年轻，当时只有26岁。在新课程来临之前，已工作了6年。确切地说，她的教育涵养，绝不是只有几个月的新课程所能塑造的。唯一的可能是，因为有了新课程，她得以如此年轻就能站在公开课的讲台上上课。
当然，新课程确实也培养了很多新的“优秀教师”。但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其实，在新课程到来之前，就存在许许多多这样的教师。只是，在过去的教学价值体系中，她们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以过去的标准来衡量，她们不会那么“出色”。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客观地评价课改的影响。
继承性是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是不以改革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课程改革，首先体现的是一种新的价值文化选择过程。这一选择，以既有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多种价值差异为基础。在选择中，一些过去以为“平常”的品质得以放大，受人推崇，一些弱小的文化的种子得以发芽，成长。
如果这片土壤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种子，几乎不大可能去培植一种新的文化，尤其是实践文化。这就像要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去吃麦当劳、肯德基一样，外来的饮食文化几乎是不可能被彻底接受的（据说人的饮食习惯14岁前就已定型），最终的结果是，麦当劳、肯德基也开设米饭快餐。完全外来的东西，很难在这里生根。
课改其实也是如此。
作为一场文化改革，它不是刚性的，而是柔软的。它是靠唤醒、发现、培植、引领去实现文化内容的变化的。它一定是继承性的。它的变化，也一定是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坚持才能达成的。它的最终效果，或许要在20年、30年后才能真见分晓。
还原课改的“文化本性”，对于恰当地认识、总结、评价一场教育改革，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下，很多问题都要重新审视，尤其是十年间争论不休的许多热点问题。
我们的“优秀传统”被丢弃了吗？
十年间，关于课改的理论争论、学术对话等活跃于媒体的声音，与教学实践的进程，始终是脱离的。
    对“改革过头”的担忧，从头至尾充斥于媒体。可是，走出媒体，走出专家学者的文章，到中小学去走走、看看，却如此大相径庭。作为一名常年奔波在教学一线的教育记者，我忍不住多次怀疑：“改革过头”论，根本就是个伪问题！
其实早在2006年，国家督学成尚荣先生就大声疾呼：课程改革远不是“过”的问题，而是远未到位！
他对语文课堂这样描述道：
日常课总体上仍是以灌输为主，学生被动地接受；仍是以训练为主，简单、机械的训练逼仄着学生的思维，个性化阅读还处于边缘；课堂仍比较封闭，学生的视野还是被限制在文本里和教室里。……
五年后的今天，用这样的描述来形容我们大量的日常课堂，仍不为过。
现实本身存在的巨大惯性（尤其是文化、习惯的继承性），深深影响着改革的深度与广度。
“双基”问题就是一个典型。
新课程之前，“双基”教育扎实一直被认为是我们国家引以为豪的优秀教育传统。
课改十年间，因课程内容的更换、教学方式的改革，引发了不少学者对弱化“双基”的担忧，以至于中小学还没搞清怎么去落实新的“三维”目标和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抨击“改革过头”的声音就频频出现，认为“我们的优秀教育传统被丢弃了”。
讨论始终纠结在要不要“双基”上，而对“双基”的内容，却鲜为涉及。
    问题的关键是，过去意义上的“双基”到底是优势，还是羁绊？几十年“双基”至高无上的引导，带给课堂的是什么呢？
看看最常见的数学课：先复习，再讲例题，然后让学生模仿练习，对答案，再讲题，布置作业。
大量低水平的重复训练，知识结论与解题模式的灌输，强调记忆而不是强调理解，这些为追求“知识、技能扎实”、“学习高效”而形成的教学习惯，仍然随处可见。课堂的沉闷、枯燥、被动、无趣正在使一批又一批学生远离我们写进国家文件的那些教育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要为过去意义上的单一的“双基”教学目标辩护，这不是南辕北辙又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怪罪“双基”是不对的，高考及高校招生制度才是教育变异真正的罪魁祸首。可是我也在想，高考的命题方向为什么多少年也是定位在“双基”的考查上呢？为什么那些拼“时间+汗水”的学校，那些毫无精神感召力的教育，居然能在“高考”中获取惊人的“硕果”？高考的传统与“双基”独一无二的地位难道没有关系吗？
我也在想，为什么同样在高考体制的钳制之下，有的教师却能超越“双基”教学模式，赋予课堂教学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
舍弃“双基”当然是不对的，但必须赋予“双基”新的内涵——我们过去反复强调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内容上有没有问题？必须思考，除了“双基”，还有没有对人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更有价值的目标被忽视了或者舍弃了？近来读到一篇报道，说中国学生在美国SAT中的成绩大大低于美国高中生，其中失分最多的是考查批判性思维的阅读和写作，这很值得我们反思。
新颁布的2011年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提出将“双基”改为“四基”，并改写了“双基”的内涵，我以为，这正是准确把握了中国数学基础教育的现状而做出的正确决策。著名数学教育专家张奠宙先生也曾感慨道：“要让基础有灵性。”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是不是优秀教育传统，教师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可能没有学术文章的表达，也没有形成理论思考的著作，但是，他们用“课”来表达自己对“双基”的新的理解，对课堂教学目标新的定位。他们在处理同一内容的教学时，发现自己对知识的理解丰富了许多，对能力的培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更加关注孩子的心灵……这样的教师不是很多，但足以表达他们对“什么是优秀的教育传统”的认同。
再比如，在理论界，讲授法与自主、合作、探究教学方式曾一度争得不可开交。现实情况如何呢？最开始，自主、合作、探究形式主义流行。很快，大家发现了问题所在，比如，自主不是放羊；合作任务是需要加以选择的；合作也是需要学习的；合作时，教师不是袖手旁观，而是观察、倾听、甄别并据此做新的教学决策……
结果，他们既没有全盘放弃讲授，也没有放弃对自主、合作、探究这些相对陌生的教学方式的研究，而是兼收并蓄、恰到好处地吸收到自己的课堂中，当讲时讲，该合作时合作，需要探究时探究。
毫不夸张地说，现实之中，教师的选择、建构能力远远超出专家的理论想象。他们会听从内心的召唤，一对各种新理念、新思想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最终积淀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这是强大的惯性之外，最不可小觑的一种自我建设、自我修正的力量。
真正优秀的教育传统，是任何改革也不可能抹去的。它们会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成为每一代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身上的文化烙印，并传承下去。
对“优秀教育传统的判断”，关系着中国课程教学改革的道路选择。但这绝不是理论讨论就能解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中国课程教学改革，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准确的“实践判断”至关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实实在在的起点。当目标成为共识，起点就决定了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实践判断”不应来自公开课，不应来自个别地区的个别课堂，而应该形成于“扎根研究”，形成于有代表性地区的“日常课堂观察”。它一定是从当下孩子的学校生活出发，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的。
现实课堂改变了多少？
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却非常引人关注。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机构2011年曾做过一个关于“教师对新课改的评价”的网络调查。在多项调查结果中，有两个数据形成鲜明对比：对新课程理念的认同度高达74%，而对课程实施满意度只有25%。
这与我所了解的学校实际情况大体是相符的。
理念认同度高，是因为课改的核心理念和方向反映了老师们的心声；实施满意度低，则是因为我们高估了改革的能力，或者说，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
我相信，包括改革者在内的很多人也曾像我一样，认为这场新中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一定会极大地改变中国的教育现实，因为它使课程、教材这些教育的“硬载体”从头至尾焕然一新，在理念、体制上都有巨大的“革新”，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无可比拟。
十年下来，事实并非如此。
即便课程、教材变了，但它对具体教学却没多少约束力。
即便政府强力推行（如大规模培训），教师仍然可以我行我素。
即便教师打心底里认同这些理念，行为仍会不自觉地“复原”。
……
现实课堂的改变，岂是谁振臂一呼，就能立竿见影完成的？
当然，也有很多课堂，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漂亮的转身，而更多的课堂，却仍在路上。即便没有2005年的那场“炮轰”以及之后推进力量的削弱，这个结果也不会乐观。
关键的考试评价制度没有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刚性制度力量的缺失，课程改革成为一场基本依赖于自觉程度的文化改革——如果地方教育行政官员（如教育局长）重视，则改革的力度会普遍比较大；如果校长真心认同，则课改落实到日常课堂的效果就比较好；如果教师确实希望改变自己的课堂，那么，他的变化也会比较明显。
这种现象曾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但，这就是自上而下的课程改革的属性和规律。课程教学实际的专业自主权在学校，改革力量层层衰减不可避免，即便是行政力量，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这也正是为什么古今中外课改的成功范例往往在学校，而不是别的更大的区域。在中国，同样的高考体制下，仍可以涌现出那么多成功的学校课程教学改革“典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十年课改的重要推动者朱慕菊女士在接受我采访时坦言：“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强迫的，特别是文化的改革。课程改革事实上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它只能是引领，不可能强制任何人。”
看到课程改革的局限性，才能看到它的价值。
课改不是当下教育的“救世主”。它只能在它的能力范围内解决问题。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改革的成效。相反，只有破除头脑中既有的“课改神话”，所有的评价与讨论才能回到一个理性的轨道上来；只有选对了参照系，我们才能恰当地看待课改十年中的种种问题与现象。
课改失败了吗？
2005年课改遭遇权威人士的猛烈抨击时，就有人说，课改可能搞不下去了。
当综合素质评价与等级评价制度在中考和高考中仍形同虚设的时候，“课改失败论”开始蔓延。
庆幸的是，这场国家主导的课改并没有“叫停”。2011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坚持了2001年的基本理念和方向。
十年的坚持，没有创造人们所预想的那些“成绩”和“目标”。比如，升学率提高了多少，现实课堂改变了多少，学生的能力提升了多少，等等。它创造了另一个意义上的伟大——在最广大的层面实现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启蒙。
看不见的东西，往往比看得见的东西，更为深刻。
2010年11月，有人强烈推荐我去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看一看。这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我将信将疑地去了。那是个周四，正是学校的校本教研日。一两百教师，五六人一组围坐在一起，就在学校教学楼一楼四处灌风的大厅内，上午全神贯注听讲座，下午讨论互动，热火朝天。这种景象，让我想起了2001年课改刚启动时“轰轰烈烈”的场景。不同的是，那时是一人讲，大家睁大眼睛地听，手中的笔刷刷地记；而现在，讲课的虽然也是一个人，但听的人不同了，或托着腮帮子思考，或在纸上画逻辑图，或小声耳语。到了下午，就像炸了锅，问题一个接一个，最后提交到讲课老师那里的，都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后来我知道了，这所学校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十年揪住一个问题不放弃地研究。顺着这条路，他们走到了现代教育思想的核心。
这“一个问题”，不是别的，正是新课程提出的，“三维’目标”。一个专家讲不清楚、学校搞不明白的理论实现问题，竟然被一所普通中学捡了起来，当宝贝一样研究得如此透彻，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们得出了许多属于自己的结论，比如，必须完成学科知识树的梳理，必须知道哪些是核心概念，这些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必须弄清楚知识与能力的关系必须在高位目标下来看待每一节课的教学？比如，为什么要学化学？（因为要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培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等）学什么？（核心知识）怎么学？（经历过程，习得方法和良好的思维习惯，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等），如此，三维目标自然就融合在一起了。
这种认识的飞跃，胜过许多教师一辈子的积累。副校长白计明说：“过去一直是围着高考转，整个思维、视野都深深陷入了高考的知识点当中，从没想过要跳出来。现在，会反复问自己，为什么要教这个知识，为什么？”
一直对“课改典型”持谨慎态度的我，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了课改的能量。
2011年4月我回访中华路小学，结果也让我大吃一惊。
采访的主题不是课改，而是学校近十年的发展。三天的采访、课改竟然成了主题。
校长徐宏丽说：“这十年，我就在反复琢磨，什么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孩子的发展’，什么叫：以人为本’？不能总是喊口号。”
她把这些都变成了细节：给学生厕所的每个蹲坑安上了门；把运动会改成所有学生都能参加的群众性运动会；想方设法给孩子安排出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十年里，徐宏丽从课改的“标志性理念”和与实践的碰撞中悟出了一堆教育思想：“教育就是通过各种活动促进人的精神生命成长。”，“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每一件小事做出教育的味道。”“先考虑学知识的人，再考虑人怎样学知识。”……
语文教师王蓓抱来了一大摞“本子”。那是课改十年间跟孩子的对话交流本以及关于孩子的日记、孩子个性化的作品。对话本是分类的，有面向全体的，也有只针对个体的；关于孩子的日记里，记录的是充满个性、童趣的成长故事。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她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美术教师彭明洁感慨地说：“我才知道，小学美术教育是培养有美术素养的人，而不是艺术家。现在，我会让学生知道，并不是只有画面完美才会得到别人的欣赏，如果你的故事引人入胜、你的视角与众不同、你有秩序有方法地与同学合作，你都可能得到肯定。”
曾有人形容课改是“一场心灵的战争”。当时只觉得震撼，今天想来，真的很有味道。
课改以它独特的方式深深影响着教育的内核。这是无法用数据和图表来刻画的，它是鲜活的，充满质感；它是深刻的，悄无声息。它可能不符合当下教育GDP的标准，但它把一大群人引到了“柏拉图洞穴”的出口处。
确切地说，这是一场关于如何重新认识教育中的“人”的思想变革。无论是三维目标，还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都在释放一个强烈的思想信号——人，完整的人的发展，才是教育所有元素中最最重要的目的。以人为本，就是要颠覆过去教育中以他者(知识、权威、成绩等)来压迫人的精神需求的观念，就是要还原教育养育人的精神生命的责任。
在教育现代化轰轰烈烈的进程中，我们习惯了听推土机的声音，我们习惯了看光鲜的大楼、漂亮的校园。但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风景，那是来自精神生命的风景。真正的教育思想的现代化，正在来临。
十年课改，它失败了吗？
改革的深水区：走向“真问题”研究
课改十年，困境十年。
它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强烈共鸣，却遭遇着现实层面盼“滑铁卢”。吵吵嚷嚷，并不全是误读。乱象丛生，并不全是利益所致。摒弃伪问题，研究真问题，是未来十年课改迫在眉睫的重任。
其一，考试评价及选拔制度改革是否已无路可走？
关键制度的改革是一堵墙，迈不过去，十年的文化积累难有突破。
有两个校长的故事，给我印象极为深刻。
一个是中华路小学校长徐宏丽。在三天采访即将结束时，她终于忍不住泪如泉涌。这泪水不是因为激动，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来自“不理解”。做“正确”的事情，却要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这不正常。
另一个是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处于激烈竞争的前沿，骨子里反透着轻松。因为学校专门“研究”过自主招生政策，每年仅此就可以走100多学生，反过来，学生自然重视综合素质的发展了。
我们的教育制度，应当能保护教育者做正确的事。关键制度的改革的确很难，但任何变化，都是从微小的努力开始的。我们不妨问一问，命题改革是否有空间？招生制度是否有实质性变化的可能？高校体制是否有改革的可能？我们能否拿出一套评价学校、评价教育质量的科学方法？
美国学者古德莱德说：“健康的国家才有健康的学校。”
可是，我也在想，健康的国家从哪里来呢？
1979年，小平同志在南海边画一个圈，中国于是在经济领域进而在思想领域有了重大突破。
我们的教育改革，尤其是关键制度的改革，可否有这样的魅力与智慧？
其二，能不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础专业研究？
十年课改，充分暴露出中国基础教育专业研究的严重不足。据说，在高等院校中，做学科教育研究的，最不足为学术界所道。实践案例研究，因为“没有学术含量”，所以上不了台面。一个大学老师，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一辈子，论著若干，在中小学影响深远，却始终评不上“教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个国家的竞争力，说到底是教育竞争力。可为什么决定教育竞争力的队伍却是如此薄弱，地位如此不济？理论严重脱离实践的现象竟然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不幸。
其实，并非只有改革时才会需要这样的专业力量。它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支撑，群体很小，力量很大，理应受到最高重视，并给予有力的研究方向的引导。
十年课改，激活了整个基础教育的细胞。教育理论无比开放，本土经验异常活跃。但宏观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些鸿沟，需要大量的、深入的、科学的研究予以填补，需要生成大量的中观、微观理论，以构建起21世纪中国自己的教育教学体系。
一场文化意义上的课程改革，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思想变革，更激起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深刻反思与检视。
后者，是我们前行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