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管谟业宗长]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华管氏文化促进会在线]专栏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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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
发布时间:2012-10-13
作者:张清华

与几年前比，莫言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少了。他的额头原本还有些头发，现在变得稀少多了。记得四年前，当我与一位朋友在北京平安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与他见面的时候，他的一绺额发上，居然还别着一只不易察觉的黑色发卡，那是用来固定从一侧梳过来的头发的。如今，他那硕大的头颅，我感觉是越来越大了。 　　保持飞行的高度 　　莫言的作品总量接近六七百万字了，其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十部。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大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可以说，正是由于莫言和他的几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按照“代际”与创造力的正比关系来说，不但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已逐渐度过了黄金年华，就连下一个年代的作家们，也已经渐渐步入中年，可是格局还是依然未变。这是很有些尴尬意味的。 　　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莫言有着吃不饱的贫瘠的童年，却也有着一个富有和奢侈的童年。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来说，他的喑哑黯淡的乡村所给予他的财富，同给予他的苦难和挫折、压抑和饥饿一样多。除非土地，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慷慨？可反过来说，哪里的土地不是一样博大和宽厚，谁的童年不是一样地相似，归根结底是缘于他那颗心。 　　莫言和土地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对土地的爱和“恨”几乎是一样的多，是土地给了他丰厚的记忆、经验、才华和灵气，但也是土地给了他磨难的童年、贫瘠和残忍的心灵创痛。宗法世界的温情与暴力、善良与恶毒、希望与幻灭始终是一样多的。和鲁迅等先代作家所经历的一样，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催动着他的爱心和激情，去书写那拯救和沉沦、创造和死灭、批判与颂扬的博大命题。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故事，还有少年的“牛犊恋情结”一样，它们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瓜和萝卜被烧烤出了芬芳的气味之时，达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渴望成人的、在他潜意识中突然勃发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德一样。 　　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代小说的标高 　　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高粱家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直接与西方“对话”的范例。当然，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莫言小说所创造的浓郁的“东方情境”，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新语境下的张扬，也不会有一举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是从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派生出来的电影开始的，它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 　　《丰乳肥臀》是一部自问世以来饱受争议的小说。除了囿于道德偏见的肤浅理解，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批评界的误读和曲解。我认为，正是这部小说使莫言登上了新文学诞生以来汉语小说写作的精神巅峰，因为它不但实践了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想，把一个世纪的历史从政治和权力手中交还给了民间，还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饱经磨难、备受欺凌又收容一切的民间母亲，一个繁育生命、创造一切又和原始自然不可分割的大地母亲。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提升了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境界。在汉语新文学的历史，何曾有过这样一位具有创世意义和悲剧典范意义的母亲形象？ 　　作为一部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小说，我以为《丰乳肥臀》在贯彻一个作家的历史良知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的一部小说，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还是“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却使她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砺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檀香刑》所显示的作家的叙事才华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部小说中，他设置了一个奇特的矛盾，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与叙述结构，我把这个关系叫做“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杀人者（公爹）与被杀者（亲爹）、统治者与其工具（钱丁）、权力与民间（孙眉娘），帮凶和知识分子，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纠结到了一起，成为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连的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将刑罚变成狂欢”的力量。通过这些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现代文明与民族情结、权力阶层的利益与知识者的良知等等观念性的东西，也产生了尖锐多向的冲突与矛盾纠结。 　　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与外部世界的对话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莫言与少数几个当代中国作家，已成为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的人物。当我2000年在德国客座讲学时，曾看到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中学的孩子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德文版的《愤怒的蒜薹》，我想这也许是莫言本人最不起眼的一部长篇了，但居然也成为了一所欧洲中学的外国文学专题课程的读物，可见其影响之巨。 　　我常问欧洲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谁？十有八九回答是：莫言和余华。我问，为什么喜欢这俩人？回答是，感觉和我们的经验最接近……我不解，又问，要是说余华和你们的经验最接近的话，我相信是的；但莫言所书写的是一些特别东方化和中国化的东西……他们说，这很正常，东方人和西方人不都是一样的人吗？ 　　我于是明白了，也许“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话的意义，不在于民族文化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人类本身的共通性。莫言对文化的理解的确有了更大的深度，他也许一直在寻找当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与西方文化的对话途径，而且也确实找到了，这是一种很有效、很生动和直观的、很深入和多面的对话方式。我想，这是莫言真正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标志，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着人类共同性的东方文化的书写，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扬、捣毁和确立、超越和归根，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他接连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诺贝尔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等——的一个原因。 　　（注：文章首发发于2006年，此次刊发略有改动）

来源: 经济观察网 | 来源日期：2006-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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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home.news.cn/2012-10/12/c_1238144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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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界： 莫言获诺贝尔奖是对中国文学肯定

（2012-10-12）

● 黄慧敏 http://www.zaobao.com/zg/zg121012_002_2.shtmlnghuimin@sph.com.sg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大陆文艺界人士振奋，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中国文明和成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与杂声也伴随而来。

　　在莫言得奖消息被证实后，各界的祝福话语充斥了整个中国微博。中国作家协会盛赞莫言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昨晚受访时也肯定地指出：“莫言的作品想象力丰富，蕴藏深层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充满创新意识，文学成就是公认且有口碑的。” 　

　在海峡彼岸，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也公开肯定，像莫言这样一位从中国泥土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能够被世界所拥抱，意义非凡。 　

　不过，也有反对者批评说，诺贝尔文学家颁给官方色彩浓厚的畅销型作者，是该奖项内在标准的下滑。

　　由于中国作协具有官方背景，中国舆论界以及体/制外知识分子常质疑协会作家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们的创作亲=政.府，作品未能真实反映中国现实。 　

　　　但李师东强调：“副主席只不过是一个名衔。人们不该因此抹杀莫言的文学成就。莫言的作品政治性其实不强，突出的是他作品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他得奖是当之无愧。”

　对于外界的批评，莫言昨晚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称，不论是批评或支持，他都将视之为帮助。这些争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上世纪以来也产生过不少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但中国作家始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让部分中国公民相信诺贝尔奖组委会对中国存有敌意。　　

　　随着莫言成功夺奖，中国政府与舆论对诺贝尔奖的不满，预料也将有所缓解。部分舆论甚至认为，莫言得奖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国际大趋势。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昨天就在其微博上写道，获奖属于莫言个人的成就和荣誉，以及他的幸运。“（但）如果有什么他个人之外的东西，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中国的主流不可能长期被拒绝。” 高行健是彻底被中国排除在外，所以高行健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文学得主所应该散发出的精神力量，是被一个防火墙所彻底挡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就站在泥土上，被他的泥土和被他的高粱田所拥抱的这么一个人，就在你国内得奖，也许他就把门打开吧，多好。


  ——台湾文化部长、知名作家龙应台 对于这个结果也有一点意外，诺奖往常都是比较青睐自由作家，像莫言这种官方色彩浓重，甚至称得上畅销的作家获奖，我想只能说明一点，诺贝尔的内在标准、艺术水准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甚至是下滑。这个也是和世界文学水平的整体下滑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诺贝尔评委也要被迫适应这种格局。可以说，赶上这样一个时间算是莫言的“幸运”。

——中国文化学者朱大可 他是如此擅长讲述精彩的故事！


——莫言作品的瑞典译者、瑞典汉学家陈安娜

我之前说中国十年内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次莫言能够获奖恰恰说明了评委会对文学标准的重视。莫言很大气，没有那种私人化的写作。他的作品关于人的命运、处境与人的关系，很深刻，很有力度。

——文学评论员白烨

没必要为莫言获奖而兴奋过头，因为此前已有一个中国人得过了。 ——资深媒体人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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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笔名源自喜欢讲真话 称写小说时他胆大包天

• 原标题 [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莫言讲起创作生涯 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7年前，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又获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今天，回过头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
　　（以下为记者根据莫言当时演讲整理的文字，有删节）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
　　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
　　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
　　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
　　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
　　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
　　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 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本报记者　庄小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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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　　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也对未来中国文化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小说家莫言则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的发表到现在，莫言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和蓬勃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作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并未因其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而放弃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而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而这两个矛盾方面，正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解开的死结。莫言以其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智慧，为解开这一艺术死结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通过《红高粱》《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杰作，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
　　莫言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对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赞美之声无疑是不绝于耳。事实上，他更需要的是批评。不过，在真正的批评到来之前，先让我们祝贺一下，为莫言，为现代汉语文学。
　　张闳（文学评论家）


　　沉默者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2012年10月11日19点，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该奖项中的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过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遇国王”的故事。他说“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
　　不过没关系，莫言没有站在墙的那边，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不是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宋石男（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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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望莫言获奖能令“中国心灵打开”2012年10月12日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龙应台

凤凰网文化讯 莫言获奖之后，台湾文化主管部门负责人、知名作家龙应台开心大笑三声：“莫言得奖，太棒了！”龙应台接受访问时表示，莫言得奖，代表“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她说：“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我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龙应台是20年老友。龙应台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时，曾于2000年及2002年，先后邀请高行健及莫言来台北担任驻市作家，理由都因“他们是好作家”。龙应台说，当时她视之为文化的投资，希望台湾经验能够成为他们文学的养分，也希望能透过他们的文字把台北及台湾带出去。
莫言是第一位以中国籍身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龙应台说，莫言的得奖对台湾而言，是如何把更多好的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让更多国家接受，对大陆而言，可让莫言成为文化大使，到世界游走，“他多有魅力，一开口就迷倒所有人。”龙应台表示，莫言违反了创造与政治的规律。“通常我们会认为，在一个约束很多的社会里成长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会受约束，可是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她希望莫言得奖可以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除了政治，还有文学以及文学不可缺少的人性真诚的普世价值存在，愿意“把中国心灵大门打开”。
龙应台说，中国大陆要跟国际接轨，不能只靠经济，不能只靠资本，“一定要用人文去跟国际接轨”。
20年前，龙应台在北京认识了莫言。她眼中的莫言，“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他有山东人浑然天成的自然和率真，充分显现在他个人的风格。谈到她心目中的莫言，龙应台乐开怀地说，“他长的就很有喜感，胖胖的一团，他常笑”，龙应台认为，莫言创作当中充满土地的元气，“每回读莫言的小说，都会感叹，我不如他。”
龙应台也将莫言与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进行比较说，真正能进入高行健文学世界的人是少数，其障碍及门槛比较高。而莫言，“看门道和看热闹的都可以进得了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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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实力排行榜 莫言第一

中国作家排行榜还将排什么？ 2007年9月19日 中国作家排行榜还将排什么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17日 民主与法制时报    本报记者 李梦娟 　　去年年底，“中国作家富豪榜”引起文坛一阵振动。有人认为，它揭示了中国作家的生存状态；有人认为，如果只盯着作家们的口袋，根本看不到文学的希望。9月11日，“中国作家实力榜”揭榜。此榜与“中国作家富豪榜”出自一人之手，年仅23岁的吴怀尧。 　　制榜人吴怀尧表示，制作“实力榜”是对“财富榜”的补充，以弥补其缺憾。 　　“中国作家富豪榜”公布以后，吴怀尧听到了让他感到“意外”的声音：一些评论者将这一榜单解读为“为作家的成功度进行排名”，抑或是“反对通过该榜单以财富衡量作家的文学成就”。 　　这给了他两点启示：“其一，关心作家的文学成就者大有人在；其二，既然关心者众，何不就此打造一个《中国作家实力榜》？”于是，又一个关于作家的排行榜出炉了。 　　58名作家上榜 　　据了解，“中国作家实力榜”采用专家团提名，由网友读者打分的评选办法评定。专家团由十位国内著名文学评论家组成，朱大可、何三坡、张闳、谢有顺、葛红兵、解玺璋、陈晓明、白烨、李建军、唐晓渡位列其中。 　　“中国作家实力榜”共有58位作家上榜。目前，莫言位居榜首，余华、史铁生、阿来、王安忆等作家因多位专家提名而暂时位居排行榜前列。 　　记者从排行榜网站上看到，作家每被专家提名一次即可获得1000分，而网友对上榜作家的打分范围是1~5分。网友需登录网站注册后才能给作家打分。 　　谈起这次评选的公正性，吴怀尧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通过专家提名，网友票选的形式会更公正。“虽然专家的意见很重要，却无法代表每个人，毕竟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排行榜，而且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决定上榜作家最终名次的打分权交到读者手上，强调每一个人的发言权。” 　　一位读者表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评选结果可能会众口难调。”对此，吴怀尧告诉记者：“我尊重每个读者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榜主要是由国内十位顶尖文学评论家提名的，被他们提名的作家，理当能代表汉语文学的尊严。这些文学评论家的鉴赏能力比读者更专业，读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反对意见。” 　　对于经过网络票选后最终的排名，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认为，可能与现在的排名存在很大差异，专家和公众对文学的理解存在不同。他戏称：“有可能专家提名的最后一名成为第一名”。 　　吴怀尧告诉记者，网络票选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届时将公布最终排行。 　　实力不等于影响力 　　朱大可认为：“现在大家混淆了三个概念，作家的实力、影响力和赚钱的能力。影响力和赚钱的能力密切联系，但实力包括心灵的力量和话语的力量，是二者完美的结合。有实力的作家和有影响力的作家不能简单的相提并论。”他担心，这个榜会不会偏离“实力”的概念，变成有影响力作家的排名。他希望制榜人在制榜过程中要不断完善，“但这与富豪榜相比，是一个大大的飞跃，因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财富衡量一个作家。” 　　对于“中国作家实力榜”，上榜作家北村评价道：“80年代作家实力可能和影响力一致，但现在是不一致的。”“实力对评价作家来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概念。实力作用在读者身上，读者心中自然明了，当然作家本身的把握控制是他们心灵的力量，这个力量最为庞大、有力。如果每个评选的人和每个上榜的人都用心灵来沟通的话，最大的市场是在心灵深处的市场。” 　　对于专家提名的上榜作家排名，北村表示，他不尽认同。至于究竟哪些作家的排名不认同，北村认为不便透露。 　　制榜人吴怀尧表示，公众不仅仅是关心这些上榜数字，更是对与这些数字对应的具体作品的价值提出质疑。“其实这也是我策划制作‘中国作家实力榜’的目的所在。”吴怀尧说，“在‘财富榜’上暴富的作家不等于知名的作家，更不代表实力作家，畅销的作品不等于经典的作品。对比作家富豪榜和实力榜，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就更多了。” 　　此次制榜，吴怀尧还有更多的考虑。他告诉记者：“有些作家，真正用心写作，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却没有卖出去几本书，没得到市场肯定，他们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怀疑。这次制榜，对他们来说是个鼓励。” 　　对于读者来说，“现在很多读者，他们想看好的作品，却没有途径。书店里卖的都是畅销书，没有人告诉他们谁的作品有文学价值。其实这次制榜，实际上是给读者上了一次文学课，开了阅读书目。” 　　衡量实力的标准 　　“与‘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相对量化不同，‘中国作家实力榜’显得抽象。”吴怀尧告诉记者，衡量作家实力的标准，不同的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朱大可认为：“衡量作家实力的标准不是作品的多寡，最重要的标准是文学性。”他告诉记者，他这次提名的专家主要是80年代以来对文学有积极贡献的，并且有积极写作态度、保持创作的作家。“这个榜代表的不是作家现在的实力也不是未来的实力，他只是一个纪念碑，说明文学走过的道路。可以说是一个‘缅怀’的榜。这个榜上大部分作家处于衰退期，这对作家是不可避免的状态。” 　　文学评论家何三坡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这次评选是建立在对众多作家作品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值得推荐的就这些了，目前没有人再能超越他们。”至于他评选的具体标准，何三坡认为，作品要符合我们的审美，它必须是美的，究竟什么是美，这个很难向读者言表。 　　何三坡表示：“作家分为文学的和商业的。商业作家不注重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他们的作品通常供人消遣。而文学作家注重的是文学上的写作能力，他们关注当下人的生存面貌，有对人生的思考，对人内心情感的描写。”“金庸就是一个商业作家，这次的中国作家实力榜评选的是文学作家，如果有中国商业作家榜，我们肯定提名金庸。” 　　在这个榜单上，不仅一些著名作家榜上无名，而一些不为读者所熟知的名字出现在突出的位置。例如，诗人多多，他排名11。对此，朱大可认为，我国是个诗歌大国，80年代后诗歌被边缘化了，这也影响到诗人在作家当中的位置。“如果这次排行能把北岛和多多重新提到重要位置，那么就把诗歌又提到一个重要位置，读者的整体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一个层次。” 中国作家实力榜 莫言高居榜首 　　新京报 (记者姜妍) 继去年发布了引发热议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后，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昨日又策划推出了中国作家实力榜，由包括朱大可在内的十位文学评论家共选出了58名作家上榜，其中莫言以9票高居榜首，余华、史铁生、阿来和王安忆以6票同居次席。 　　朱大可：主流作家都处于衰退期 　　本次活动由昨日开始公测的排行榜网站发起。参与评选实力作家的十位文学评论家分别是朱大可、谢有顺、白烨、张闳等，每个人可以任意选择10名自己认为最具实力的中国当代作家。 　　朱大可说，进行这个评选首先不能混淆概念，作家的实力、影响力和赚钱的能力是三个不同概念，有实力的作家在今天未必最有影响力，他认为吴怀尧制作这样一个榜单，要比之前的作家富豪榜有很大飞跃。 　　朱大可曾经炮轰中国文坛成为一个垃圾场，对此他解释说，因为主流作家都处于衰退期，包括以9票问鼎的莫言在内，衰退是每个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朱大可认为80后作家没得奖不奇怪，因为中国文坛的后继力量薄弱，尽管他们市场号召力很强，但是市场的胜利并非文学的胜利。朱大可还表示，“这个榜单是总结过去，没有显示未来，让80后拿自己的作品去和老一辈作家最好的作品去比，也是不现实的。” 　　北村：作家实力与影响力不一致 　　在这份58人的大名单中，诗人多多以4票与格非、铁凝并列位于第11位，80后的作家无一人入选。 　　朱大可对多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有一天，像多多这样的诗人能够排名靠前了，中国的文学素质就有飞跃了。” 　　由于这个58人大名单将会被挂上排行榜接受公众投票，公众投票结果最终决定这份榜单的终极结果，因此朱大可称自己比较担心网络上出来的结果和专家的评选结果会存在较大差异，从实力排行转变成了影响力的排行。 　　与苏童、北岛、阎连科、贾平凹共同排名第六的北村在提及这个榜单时，认为作家们不应该太在意这样的评选，最终的结果作家很难控制，作家的实力和影响力是不一致的，而每个人最大的市场是在心灵深处。[8] 　　中国作家实力榜榜单（出品人：吴怀尧） 莫言问鼎中国作家实力榜 　　9票：莫言 　　6票：余华、史铁生、阿来、王安忆 　　5票：北村、北岛、苏童、阎连科、贾平凹 　　4票：格非、多多、铁凝 　　3票：韩东、王朔、林白、陈忠实、张炜、韩少功、于坚 　　2票：残雪、翟永明、范稳、李锐、张承志、刘亮程、东西 　　1票：朱文、陈希我、阿城、毕飞宇、叶兆言、都梁等31人。 　　十大评委：朱大可、张闳、谢有顺、葛红兵、何三坡、解玺璋、陈晓明、白烨、李建军、唐晓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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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贺电：莫言获诺奖表明中国文学具世界意义2012年10月12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当地时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图为2007年7月22日，莫言参加香港书展举行的《阅读香港》名作家讲座系列时发言。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中新网10月12日电 中国作家协会11日晚向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莫言发表贺辞称：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北京时间11日晚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11日深夜在其官方网站发表贺辞。
以下为贺辞全文。
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贺辞
欣闻莫言先生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莫言的作品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喜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希望中国作家继续勤奋笔耕，奉献更多精品力作，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作家协会
2012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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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之言
●我们应该看到其实还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作家在为了文学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而写作，是为了良心在写作，不是为了外部的声誉或者读者叫好在写作。
——莫言在北师大文艺论坛上演讲
●我曾经被文学评论家贴上许多文学标签，他们时而说我是“新感觉派”，时而说我是“寻根派”，时而又把我划到“先锋派”的阵营里。对此我既不反对也不赞同。好的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
——莫言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
●“作家在对话交流时，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文字必须抓住社会热点，否则文字就是一纸空文。”“文学揭示了人类的普适价值。歌德晚年提到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也是文化交流，了解各种文化观念。今日我们发现，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多样性的思想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这也是对歌德文学理想的实践。”
——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发言
1955年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5年
在《中国作家》第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同年，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同年，电影《红高粱》上映。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3年
《檀香刑》获第1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5年
再次失手于茅盾文学奖。《四十一炮》获第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颂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7年7月14日
出版《说吧，莫言》。这套书分为三卷，约100万字，全面展示了莫言的心路历程。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2届红楼梦奖首奖。长篇小说《四十一炮》入围第7届茅盾文学奖最终入围作品。
2009年12月
出版长篇小说《蛙》，小说由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
2011年
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2年10月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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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10个关键词：先锋 暴力 民间 批判 古典2012年10月12日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他自上世纪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
1.【先锋】 莫言是至今仍然保持着八十年代开始兴盛的先锋主义文学精神的少数中国作家之一，始终不懈地在探索新的、不同的表现方式。因此，在开拓小说写作疆域和叙述形式上，莫言是走在最前列的一员。
2.【想像】 莫言的小说尽管处理的都是现实和历史的事件，但并不拘泥于客观写实。在种种奇诡想像的领域里，莫言所抵达的心理真实比现实更加真实。这也就是诺贝尔授奖词里所说的“幻想与现实的融合”。
3.【批判】 莫言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是从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视角出发的，对主流和现存的话语体系和社会状态进行了无畏的颠覆和尖锐的质疑。
4.【历史】 莫言在《生死疲劳》、《檀香刑》、《丰乳肥臀》等作品中深入反思了近现代和当代历史的进程。但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莫言笔下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以超现实的方式展示出来的。
5.【反讽】 莫言超群的语言艺术在于充满了不确定的、自我瓦解的叙述（特别是《酒国》和《十三步》）。莫言小说中的讽刺不仅是向外的，也是向内的。莫言的叙述者常常暴露出自身的不足、缺憾、失误。通过这种自我指涉的、自省的叙述，莫言小说的批判性也意味着一种自我批判性。
6.【喜剧】 莫言风格的幽默意味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不但无情地嘲笑了世界，也嘲笑了自己。借用他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后由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幸福时光》）的标题，我们也可以说：莫言越来越幽默。
7.【暴力】 莫言曾经被诟病为渲染暴力（从《红高粱家族》到《檀香刑》），但历史和现实的暴力其实远远超过了他小说描写的程度，莫言只不过是把它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不愿看到的，被掩盖的真实。
8.【民间】 莫言早期的作品，如《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与“寻根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书写乡村文化和原始的生命力。《檀香刑》、《天堂蒜苔之歌》等也融合了民间说唱文艺的样式。而《生死疲劳》有着鲜明的民间信仰和传说的源头。
9.【古典】 莫言的魔幻不仅来自西方现代主义，也来自中国古典文学。莫言曾经自称为“妖精现实主义”。《生死疲劳》、《酒国》里的妖魔鬼怪，与《西游记》、《聊斋志异》的古典传统是密不可分的。
10.【豪放】 莫言的风格无疑是豪放的，有着山东汉子的大嗓门。他的汪洋恣肆和一泻千里的气势，源源不断的言说方式，都给汉语文学带来了勃勃生机。
□杨小滨（台湾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