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感受华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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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掀起华文教育大讨论 学者吁松绑母语学习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04月30日








　　中新网4月30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母语成绩占小六会考总分比重的课题近日成为新加坡教育界的热门话题，每次关于母语教育的讨论都引来两极化的讨论，这次的讨论触及到“考试”这个牵动所有新加坡父母神经的关键，引起更广泛的讨论。通过投函到报章以及通过民情联系组的网站表达看法的，还包括了曾经在双语并重下挣扎学习的年轻人。

　　24岁的成淑怡很坦荡地称自己是“香蕉人”，她的父母从小和她讲英语，她在中学时虽然进入高级华文班，但成绩一向差强人意。

　　目前是英文媒体工作者的成淑怡，有时必须以华语进行访问，但碍于程度不够，常常得依赖其他同事的协助才能完成工作。她因此认为，新加坡教育部不该调低母语教育的要求，因为像她这样的学生如果没有考试，就不会有学习华文的压力和动力，而这对他们日后的发展将受到局限。

　　问及如果她的工作并不需要懂得华文，她是否还会抱着相同的观点，成淑怡说：“会的，我是"香蕉人"并不代表我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一样。”

　　一些来自讲英语家庭的公众认为，新加坡的大环境的确不利于学生练习华文华语，所以他们在学生时代相当辛苦。如果教育部很早以前就决定降低母语成绩在大小考试的比重，他们会是更快乐的学生。不过，踏入社会后他们发现，掌握双语其实真的很重要。

　　从事糕点制作的刘南宏坦言，现在的工作伙伴不少来自中国，所以他必须时常讲华语。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刘南宏觉得华文很“不酷”，但同时他很清楚这个语言未来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母语教育应该继续受到重视。

　　刘南宏说：“如果教育部希望学生掌握好双语，调整会考总分比重并不是关键。问题在于母语成绩比重和母语上课时间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教育部是否能考虑用母语教导更多科目，让学生有更多练习母语的机会？”

　　过去一星期，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了10名读者针对母语教育政策的反馈，其中少数人表明不赞同母语比重下调。一名母亲说，看到有关母语成绩比重可能被调低的报道后，感到非常失望。她说自己一直努力栽培孩子的双语能力，鼓励孩子学习母语应该和其他科目一样，要全力以赴。可是，教育部却向孩子传达相反的信息，她担忧布置如何继续推动孩子学习。

　　另外一名读者说，他9岁到新加坡，刚开始根本不会写华文字，搞好双语并不容易，但他最终考入特选中学。掌握华文让他得以从新的视角看世界。他认为，不以积极态度学习母语的人，只会造成自己的损失。

　　在网络世界里，这样的讨论也很多，民情联系组网站上就有许多用流利英文书写的意见，还有一批网民签署了吁请教育部不要降低母语成绩比重的请愿书，其中不少留言者表示自己是双语政策的产物，学习双语虽然有一定的难度，却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个请愿行动本月23日发起，目标是征集1000人的签名，到29日为止，已经有超过850人签名。发动这个请愿的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大三生刘志强，目前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参加交流计划。他接受《联合早报》电邮访问时说，他认为有必要提供让民众表态的管道，而且他担心这项政策实施后可能造成的后遗症，因此希望通过网络请愿呼吁新加坡教育部慎重考虑这项课题。

　　学者呼吁给母语学习松绑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国立教育学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不论支持还是不支持降低母语的比重，最重要的是给母语学习松绑，建立学习华文的环境，和提高学生的兴趣。

　　国大中文系助理教授王惠说，语言学有一个“克拉申情感过滤假说”，指的是人们在学习第二种语言时，跟学习第一语言不一样。学习第二语言时受到动机、自信心和焦虑等情感因素的影响，若学生没有自信或感到焦虑，他就不能吸收教师所教的内容。对那些英语背景的新加坡本地学生来说，华文是第二语言，若在没有或较少考试压力的情况下学习，他们就比较会喜欢华文、开心学习。

　　此外，人们也可能高估了考试在推动学生学习上所扮演的角色。王惠指出，他们两个月前在一所邻里中学针对28名中三快捷源流学生做的调查显示，虽然有53.6%的学生是为了提高华文成绩而学习，但也有42.9%和32.1%的学生是因为有空闲的时间，或为了增长华文知识，而阅读华文刊物。

　　国大中文系研究语言学的李子玲副教授则认为，提出减少母语的比重，主要是为了要减轻学生的负担。不过她认为，大家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问题，就是小学要如何教好华文，而不是降低比重。她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怎么考？要如何让考试内容跟课程内容挂钩，让学生认为他们有学习就能考得好？她指出，目前华文考试并没有做到这点，因此学生觉得华文考试吃力，是一种负担。

　　另外，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级研究员周清海指出，新加坡有普及的双语环境，但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同，他一向认为，有能力发展华文的，教育体系要给予他们足够的奖励，也要有足够的灵活性让他们发展。

　　不过，有的学生可能在各科表现很好，只是华文这科不行。他说：“小六会考母语所占的比重，具有惩罚的意义，对于这些无法达到程度的学生，我们可做的是设法通过调整教学法、课本内容等，鼓励他们学习华文，而不是惩罚”。

　　学前教育多用华语

　　王惠认为，考试比重下调，对家长和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根据她前面提到的调查，25%的学生因为家里有华文读物而阅读，35.7%的学生则在父母鼓励下阅读华文刊物。她说，小学生在学习上最受家长影响，若父母对华文学习的态度正面，购买读物给孩子，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和提高成绩。

　　另外，教师也更能发挥主动性，比如设计更活泼的校本课程，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单是为了应付考试。她说：“以前老师要跟着考试跑，现在可以跟着学生兴趣跑。调整母语比重不会影响小学生华文基础，但前提是，家长和教师一定要跟得上。”她说，如果教师和家长以为没考试就不用努力，那么华文水平就会下降。

　　三名受访的学者都认为，学生学习华文，不能只通过学校，家长、社会等也有责任。

　　周清海提出，家庭是奠定孩子华文基础的核心，新加坡的年轻家长多数都有华文基础，孩子上小学前如果家长不跟孩子讲华语，孩子到了小学一年级才学习，他们会碰到很多困难。

　　另外，他和李子玲都建议开办更多以华语为主要媒介语的学前教育中心，因为托儿所、幼稚园通过玩乐学习，学生通过儿歌、故事、表演、唱歌等学习华文，对华文就不会陌生，小学学华文时就不会有负担。

　　周清海还建议通过讲华语运动、高层领袖多使用华语等，让整个社会形成学习华文的风气。

　　从实用角度和交流上来说，王惠和周清海都认为，一般新加坡人现在只需能听和说华语就足够了，而要能用华文阅读就必须懂得更多词汇。根据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中三学生只有约1万5000个词汇量。王惠指出，要好好阅读文章或报章，其实需要约1万8000个词汇，才能在没碰到什么生词的情况下享受“阅读的乐趣”。

　　王惠不主张把注意力放在考试的比重，她认为重要的是让学生不断学习华文，所以她建议应该要求所有学生在初级学院继续修读华文，不一定要考试，只要有学习华文的环境，激发他们学习，否则会出现“语言磨蚀”的情况，词汇量下滑，浪费了之前10年的华文学习。(陈能端 王珏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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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关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几点思考

周蕴仪

前几天见报章报道，李光耀资政认为早年推行双语政策时，华文教学方法走错了方向，并根据自己的经历，推断听写、默写为“疯狂”教学方式，只要可以透过电脑的帮助，进行简单的中英翻译，即为了解了这种语言等等，由此引发了我几点思考。

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
尽管从不认为自己精通双语，但念书时双语成绩一直很好，工作时用两种语言处理各种文件和进行商业谈判也无往不利。后来改行当翻译，为各种国际机构和大专学府从事口笔译工作，所涉领域从法律到金融到医学，双语即使再不“精通”，至少“沟通”游刃有余。
我有今天的语言能力，是否全凭自身的能力和努力？不是。是环境所致。
从小在讲粤语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上圣马太幼稚园，校长梁牧师是广东人，手下的老师都用粤语授课（说了真没人相信！但据说那是很好的幼稚园）。小学入学，由于从小极少接触华文，更别说英文，突然要同时学习两种陌生的语言，不可谓不吃力。以前在幼儿园年年考第一，那年我考了第五，记得拿成绩单那天在校车上哭得很伤心。
上三年级的时候妹妹也上了小学，当姐姐的我带着她坐校车，同车几个英语说得飞快的圣婴女校学生从来都瞧不起我们，有一次趁我还没放学，把妹妹的书包扔到后座，然后占了妹妹最喜欢的靠门座位。当妹妹气急败坏地跑来向我投诉时，我便叉着腰指着那群女生，操着生硬的英语吭哧着斥责她们。由于深怕她们听不懂，索性她们占着座位的书包逐个扔到校车外，替妹妹把座位抢回来。以后她们再不敢仗势欺人。那年我才九岁，但清楚意识到，语言学不好，吵架吵不赢，将来要是不能使用武力，丢掉的恐怕还不止一个座位。
父母以前经常念叨学好华文是本分，我们不能忘本；学好英文是吃饭，还以南大和新大毕业生工资悬殊的例子来激发我们学好英语。奇怪的是，虽然当时似懂非懂，但心中逐渐萌起了使命感和紧迫感；学不好华文对不起祖先，学不好英文将来要挨饿。一年年过去，学好两种语文逐渐成了潜意识，就像要学好数理史地一样。
政府当年也没考虑到我们来自方言背景或学习困难多，而命令老师只教我们认识英文字母，不进行听写、默写；或让学校降低课程难度，只学听力、不学认字。或许是因为来自方言家庭的父母从不（或无从）投诉子女辛苦，只一味鞭策孩子要更加努力克服困难，学不好只能怪自己。对我们而言，考不上本地大学出国念书想都别想，眼前只有一条路，要么遭淘汰，要么硬着头皮走下去。
世界上有完全不需要记，而能够真正上手的学问吗？以数学为例，会考时虽有公式表可参照，试问真正考得好的学生需要（有时间）看公式表吗？生物难道不是百分之九十都是死记硬背吗？英国文学不背佳句、名句算读过英国文学吗？但凡像样的厨师，会边看食谱边加调料吗？如果医生一边看病一边查看用药指南，病人会相信他的诊治吗？学语文不写字，是否买椟还珠、矫枉过正？
我们为什么那么心疼孩子学写华文字，适当地默几篇短文呢？越是呵护备至，越是无法领会跛鳖千里的道理。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今天，我们有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学习可以变得更加多彩多姿，许多学校还每年组织学生到中国参加短期浸濡。然而华文教材每隔几年简化一次，试题也越来越简单，家长、学生的怨言却似乎更加频繁。这让人不免怀疑，新加坡人的华文学习能力真的仅止于此吗？当然不是。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消极地迎合学生的“需要”，而学生的需要是眼前的好处，即考上好成绩，因为成绩不好进不了好班，上不了好大学。学生并不知道他们在若干年后，工作上可能需要以汉语交流、交涉，需要阅读汉语报告，甚至需要以汉语写信函。
另外，如果忽略写字，而要求教育部着重让学生学习汉语拼音及认字，大似隔靴抓痒，只能让现有的华文水平更低落，并不能保证提高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再者，语言的学习包括听、说、读、写，缺一不可，只认字不写字，将来如何与其它各国竞争？现在全球掀起学习汉语热，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两千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中国以外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近四千万人；泰国政府决定在中小学开设汉语课；韩国人蜂拥学汉语（看看北京各大学学习汉语的韩国人人数便知），汉语已逐渐取代英语成为韩国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如今我们不但不加强课程内容和难度，反而加以简化，岂不把新加坡多年的优势拱手送给后来居上者？
教学方式需要增加趣味性当然不言而喻。但我认为，打造一个让学生“不得不学习”华文的环境更重要。以前讲华语方言的人较多，现在则需要创造讲华语的环境。比如，幼稚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除了英文一门课以外，以纯汉语教学。如果孩子从娃娃时代就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华文的世界里，华文融于血液，必定不会对之产生排斥心理。到了高小或中学，可选择某些科目以华文授课，继续保持学生接触华文的机会。再加上翻译课（不是机器翻译！），便可打通两种语言、加强知识互补。我在北京工作，偶尔碰到一些新加坡家长，他们所担心可不是孩子华文学不好，而是英文学不好。可见，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比任何过于刻意或人工化企图引发兴趣的唱歌跳舞更为有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创造适当的环境，不怕孩子学不好。毛毛雨下久了，地也会湿。

物竞天择，顺应时势
撇开文化因素不谈，但看今日世界局势，掌握华文已经变得刻不容缓。此时更应该发挥的是新加坡人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不是担心腰酸腿疼的时候。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客观公正，但谁无一叶障目的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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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中国学会

   
    新加坡华人文化社团。成立于1949年1月22日。发起人有：李绍茂、王梅痴、郑惠明、张杰生、吴佛吉、叶平玉、王盛治等。第一任会长林文庆(1869-1957)。经费来源于会员的会捐及新加坡李氏基金。宗旨：(1)促进对中国文物之欣赏与兴趣；(2)鼓励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掌故、艺术、科学与工业、社会生活及中国人民经济状况、过去与现在的一切；(3)借欢迎会及交际联欢增进会员之友爱与感情；(4)出版学会内部之演讲词、会务报告及其他之报道；(5)收集书籍、地图、稿件等以组织有关中国文化图书馆；(6)推广与东南亚有关的文化事务。为传扬中国文化,经常举行文化性、研究性聚会,如中国美术画展、中国古物博览会、金石书画展、中华文物座谈会等,并举办中秋节、端午节庆祝活动。1956年学会设立新加坡艺术学院,聘全职师资教授绘画和京剧及现代音乐。80年代,因会务工作不利学院停办。《中国学会年刊》创刊于1949年,以华英双语出版、涵盖面很广,内容包括文学、历史、社会、哲学、习俗、宗教文化等。在协助非华文源流人士了解中华文化与本地华人社会和事物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1953年设立图书馆,收藏有关中华文化的中外书籍,供会员参阅。至1994年已有会员109名。1994年会长为胡克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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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春到河畔华文教育展吸引众多华校生参观 2012年01月29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月29日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今天是春到河畔的最后一天，众多的展区和喜庆表演连日来吸引了不少公众。在浮动舞台旁的“新加坡华文教育展”，虽似与农历新年沾不上边，却也吸引了不少访客，尤其是像郑启成一样年过半百的传统华校生。 　　一踏入该展区，他们仿佛跌入了时光隧道，从前校园内的人、景和物又一幕幕重现眼前。有的甚至绕着共同的回忆开始聊了起来。
　　“新加坡华文教育展”透过一张张的旧照片和各所华校的史记，叙述本地华校由1849年至1989的发展史，共分成私塾时代、新式学堂、战后初期创立的学校、战后至建国初期以及建国初期的华文学校五个展区。
　　郑启成一见到他的母校——新亚小学的照片就想起他昔日敬爱的校长。他说：“你知道我的校长是谁吗？是著名书画家施香沱！我们哪个学生的大楷字写不好，会被他抓去打屁股的！哈哈！”
　　虽也曾挨过施校长的藤条，但郑启成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言语间流露的却是对这名前校长的敬意。
　　跟郑启成一样，62岁的眼镜店老板余丽芬见到母校光洋中学的照片时也难掩兴奋，还一连来参观了两次。她说：“真的很惊喜，这些画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其实我大年初三那天已经跟几个老同学来看了一次，今天知道我的好邻居要来，又特地拉她来看看我的母校。”
　　负责资料搜集和筹办这次展览的研究员林福源说，本地华校有悠久的历史，不过很多人却不知道，最早期的华校其实是在祠堂和庙会里头办的私塾。“学生在私塾读的是《千字文》、背诵的是《三字经》，对道德和知识上的传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虽是关于华校的展览，但也吸引了不少英校生前往参观。54岁的德士司机梁孟德昨天特地带了爸爸、妻子和儿子，全家三代一同来参观。他指着展出的学潮照片说：“我叫儿子来看看了解一些背景……传统华校生很团结，有献身报国的精神、现在的学生就比较不会了，各顾各的。”
　　梁孟德的儿子粱天顺(23岁)目前在服兵役，从前就读新民中学，见到母校从前的样子(公立新民学校)颇有感触。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学校从前是这个样子的，突然觉得我们能生在这个年代念书很幸运。”
　　除了粱天顺，展览上也不时能看到其他年轻人的身影，25岁的陈顺详是其中一人。访问时，他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南洋大学的历史介绍。他说：“我刚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但从来不知道南大背后原来有一段历史，现在看了展览才知道。”
　　除了让老一辈缅怀过去，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正是这个华文教育展希望吸引的对象。春到河畔工委会节目主任方百成说：“今年筹委发动了很多学生参与春到河畔的活动，包括让学生主持猜灯迷等活动。为了让他们的参与更具意义和启发性，我们决定也给年轻人办一个华文教育展，让他们了解传统华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