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往知来：批评兼欢送《教师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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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往知来：批评兼欢送《教师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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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师之友》停刊”而来的一片哀音里，我看到了很多读者与作者的失落、痛苦和绝望，甚至还夹杂着愤激与猜度的声音。诚然，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站在理性的岸上来欢送曾经创造过教育上的辉煌的《教师之友》。我们既需要总结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为中国教育所做过的切实的贡献，同时还需要深切地反思它存在的不足和缺憾，正如杂志本身所倡导的那样。而且，当这份杂志脱下了“官员恶臭的嘴巴、某些权威自慰的用具和某些部门捞钱的平台”的官服而换上印有民间色彩的从市场出发放下“架子”而与主要读者对象教师的距离更近的新衣的时候，一个开启新的杂志时代不是已经到来了吗？从中国教育的土壤里生发出这样一个新品种，我们不是应该感到欣喜的吗？我们是没有理由对这份教育媒体的未来表示过度的悲观的。
要平息“教师之友论坛”上的怨声，仅仅靠获得过这份杂志的帮助和支持的受益者的狂热是不行的，仅仅依靠冷眼旁观的一瓢冷水的漠然也是不行的，而为激动所占领的过度的猜度当然更是不行的。我想，正如一切事情均有其始终和逃不过去的自然生存法则，那么我们又何必一定要奢求这份杂志千秋万代起来呢？在一个长度的历史长河里，正如我在网上对一篇《陈独秀的希望与绝望》的文章的跟贴里所说的“斯人已逝，万谷空音；人文沧桑，凭谁细说”，我们又如何对目前如此短暂的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作出多少精致的评说呢？恕我直言，说这份杂志是如何之好，并激发起一些热烈支持的网友写出纪念性的文字以表达对这份杂志的恩情，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理数上，我以为似乎并不妥当。“清者自清，何须自辩”？可能，因为感情用事，青年人的所为，朝气和青春气扑面而来，却少不得因情而误事的。我也知道，我也是这部分网友中的一分子，我的心情也是格外的沉重的，我甚至还唾骂了，但这仅不过是一种愤激的情绪和行为。至于抨击、过度的牵连，或妄议环境的险恶，其实细细想来都还只是在较浅层次上的认识。这些声音里，除了写满了的“感激”之类的言辞，似乎所剩不多。如果仅仅留在这个地方，不能说我们的目光是远大而深长的。还是我的朋友卢泰之说得好：“在中国历史上，对于肉身的重视又因为在强权和专制体制下对于权力的恐惧和无奈极度地异化着中国个体的人格，甚至在关系到自身的切身的诸如名节等重大问题时，更多的关注自身切身利益，这与西方基督精神中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不可等同而语。”
李玉龙们应该说是比较优秀的，围绕《教师之友》也有一批质量不错的作者。但这份杂志因为缺乏通盘而必要的自我反思，而似乎意气用事的时候颇是很多，用烂漫的理想和崇高的关怀去悲壮地碰撞一个个冰冷的现实，甚至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而不去看身后和左右，我觉得这对杂志本身，对从事编辑的集体，对作者，对读者，甚至是对中国的教育都要负起一定的责任的。在一个道德认知水准极为低下的社会风气里，仅仅靠这种壮怀激烈的义举和道德感召力而欲使教育有一个怎样的改观或转变其实是有限的。在这里，我绝不怀疑杂志和编辑们的对教育的执着和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但我想，作为关怀教育的同道人，和广大的教师一道，必须稳健而耐心地参与到当前的对教育复杂问题的解决的实践中来，而不能以奔跑者的姿势急速地冲向其实是漫长的教育理想之路的终点。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教师依靠自己的良知和责任感，已经在渐渐地打破目前对教育环境消极的观望态度，摈弃了自身的狡猾和怯弱而不断地提升着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并可能地采取了一些切实的行动，我们应该为这些成就感到骄傲和自豪，而不能剧烈地人为地自加如磐的压力和造成内在的紧张。
    当然，对像李玉龙们这样的改革者，我们还是应该抱着理解、支持与同情的态度的。但并非一切的改革的行为都被我们所认可，都是可圈可点的，我想，存留下的巨大的罅漏和空间其实很值得我们认真地辨认和思索的。很多时候，《教师之友》似乎都在我行我素，听不进批评者的声音，可能还带着比较浓厚的傲慢色彩。对中国教师的大多数，思想的改造固然是重要的，但一定得找寻到让他们比较容易认可的接受方式。杂志在这一块，似乎是思想性张扬过度而与它倡导的“有思想的技术和有技术的思想”的定位相差甚大，因而，在其固有的偏向性上，可能是离教育一线越来越远。又如，《教师之友》的语言风格，“在我们这里可能很难见到一些平庸的套话连篇的四平八稳的名词概念满天飞这‘性’那‘性’到处贴好象从观点到每一个句子都无比正确但却空洞无物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论文，可能很难见到一些无根浮萍飘来飘去情话绵绵络绎不绝却独独缺乏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的抒情散文，可能很难见到一些满口大词专门寻大问题开刀而自身的功力又很难与之匹配的宏论，至于那些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拿腔拿调做‘冒号’状紧跟形势‘哈’这‘哈’那的文章更是我们所坚决摈弃的。”“在日常的看似平凡的教育实践中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行为，反映在文字上就是这种文章切口往往很小，但却能开掘出一个新天地，有‘大气象’，能让我们产生眼前猛然一亮的感觉；论文当然也欢迎，但一定要有扎实的实践做支撑，研究的是真问题，做的是真学问，且研究思路清晰，逻辑路径谨严，对于一线的教育实践有一定的价值，能让我们受到启发；以一种平实的文字记录所思所感，这种文字可以直抵心灵，有一种浓浓的人文情怀融在其中，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真实的美，一种朴实的美；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心态理性地直面现实，勇于并善于揭示、分析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挠痒挠对地方，且能引导我们去思考、去寻求解决办法；‘宏大叙事’也并非不可以，但要有高屋建瓴的能力，有真知灼见等……特别欢迎能对教师的观念有引领、技术操作有指导的文章，且以通俗易懂韵味无穷的案例的方式呈现为上上之选。”但是，只要认真地审读，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语言却是朝着“陌生化”方向走着的。而很多读者因为并不理解而盲目地跟风，甚至“为造‘思想’而造生词”。针对有网友已经提出的这个方面的批评，杂志不仅不认真对待，反而，还以嘲讽的口气，甚至大张旗鼓地鼓吹某某篇文章，这只能在险路上愈走愈远。
对于《教师之友》的停刊，引发的震动应该是很大的。我想很多杂志都为此召开过专门性的会议来商讨杂志的生存问题的。但《教师之友》似乎至今还没有真正地听到不同的声音，在被一些“食利”的拥护者和真诚的拥护者所围裹的城墙里，杂志和编者似乎并不很清晰自己究竟所要走的路，因而不可避免地，正如我所不幸指出的，快要走进一个“孤芳自赏主义者”的小受众圈了。要知道，杂志的努力和作用还是极其有限的，而人们精神层面的巨大提升还有待时日，那种在教师身上显现的一种不能忽视或者被磨灭的精神存在还很隐微，而以为体制的问题而逃避作为教师应该负的责任和社会道义的现象在现在还比较严重，那么，一场对于教育主体尤其是教师自身的审视和改革的问题就显得异常地沉重了。
尽管如此，《教师之友》的实践的价值和意义却是不可磨灭的。但正如真正的成长，仅仅靠和风细雨是不行的，它还要经受轰轰烈烈的时代风雨的洗礼，固然这其中的痛苦是难免的了。但我们现在很多人似乎还只在痛苦的旋涡里作绝望的挣扎，而看不清自己的来路和去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真正的为着中国教育的现在和前途着想的人们，除了有一种胜任本职、忠诚于事业的品质外，每一个人都要动脑筋去思索人生途中经常遇到的困惑与挑战，要敢于面对艰苦的环境而不悔，因为命运有时就是要在困厄中去发现人、认识人，从而锤炼人，直至完善与升华人。显然，《教师之友》的编者集体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场真正的命运的考验事实上才真正开始。不过，我听到了很多坚定的声音，他们都珍惜曾经难得的集体温暖，表示着坚决一起的决心，我想这些都是非常地感人的。
但是，不可否认，《教师之友》的一系列主张与它的实践真正地合而为一，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这次《教师之友》的停刊中，我已经感到了很多很可怕的东西，起码，他们还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作者结构和具有引领性的高级作者群。我曾经化名“sianaq”与李玉龙先生有过一段对话，那是在徐州会议回来后，具体时间在2004-5-10 17:03:00——2004-5-10 17:45:00。我觉得《教师之友》今年第一期上的三篇批判“那一代”的文章虽有震撼力，但其副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小估的。最明显的我以为是它又一次地将人的心中那个“野兽”放了出来。那种弥漫在后徐州会议论坛上的种种恶劣的言辞，在我看来都是令人吃惊的。虽然那种批判的锋芒确实起到了效用，但伤人也太甚了。我想，这种打击的面可能是很大的。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心中都有一种无形的恐惧呢。而这，对一个以服务于全国广大教师，欲创出品牌的《教师之友》可能就不能不说是个潜在的危机了。而且，我还认为，批判“那一代”的文章和杂志陆续刊出的一些批判与反思的文章我都一一拜读了，真正的理性审视很少，而要做出扎实的成绩来，又不可能是这一年或两年的事情，它必等着一个丰厚的积累。而那些行文作者所倚恃的后现代理论有多大的作用，其实也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作为主编，李的魄力与坚韧让人敬佩，但他的旺盛的激情常常又使他不由自主地由幕后跑到前台，说了一些连他都不自觉的醉语。比如，在李镇西先生那篇大约是谈退稿的帖子里，他说到，不少大学教授的文章寄给他，他也没有“亲睐”，是不是很有些高不可攀的感觉呢？
我觉得一切都应该作真诚的反思，而不是再用愤激的言辞指斥当下教育的种种痹症或是其他什么了。我是不否认《教师之友》曾经对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我一直认为它的基本思想是优秀的。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正如我对当今教师存在问题的审视，任何其他的做法，其实都不能掩盖问题的真正的致命的所在。但我更希望李玉龙们能对中国教育做出更大的贡献。我想，经历了严寒的考验，春天的灿烂似乎更有理由为一个冬天的蓄积作出最美丽的回音了。既然一个“教师之友”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其实是可以欢欢喜喜地将这个时代送走，而不必哭哭啼啼地像对待一个末日的降临一样，对于已经经受过《教师之友》洗礼和经过这个杂志培训的读者和作者来说，更应该懂得走什么样的路和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和方向了。我们不仅要对既有经验和成绩的喜悦，更多的还是要对未来充满着强烈的渴望。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豁达和乐观地走出去，去尽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可能才是对这份有教育理想的杂志所应有的态度。

附1：想起了苏轼的诗——因《教师之友》停刊而写
窗外有块黯淡的月，斜斜地，在一千五六百万元围成的体育馆的上空。
那里正张挂着铜陵市书画院的作品。日里去看了一下，油画不粗犷，沙滩上的女人的脸遮住了，但雪白里带着红晕的双峰是那么地逼真和诱人。
看的学生不少。我默默地走了出去。
学校这几天很忙。来了英国圣查德学校的访问团。我不懂他们与各班学生交流什么，只听懂很少的几句英语，只是外籍老师的开怀的笑声是我全懂的。
这几天心很乱。与美忠、国祥和玉龙通了电话，想到的只有“挺过去”，只有叹息声，只有尴尬而刻意的笑。至于“教育”“思想”与“技术”的词汇，似乎很遥远。
傍晚的时候，收到了一个远方的短信：“你知道么？刚才你明亮的应答声，和急匆匆挂掉电话，留给我的是满腹的凄凉和无言的忧伤。拿起挎包，我走出家门，片片黄叶飘落在我身前身后，不知道哪一片记载着我的这段情感的乌托邦。凄凄凉凉走在大街上，满眼看到的都是你开门。”心里猛地一沉，眼泪差一点滴落了下来。点着了一支烟，抽着。一想，还是下楼去吧。
外面很冷，但空气还不错，人也似乎清醒了不少。走在钢筋和混凝土的丛林里，慢慢地走着。脑子里先是空荡荡的，后来才回过一些神来。
我理解，所有的我都理解：寂寞、无言和苦痛。
灵魂真的是很鲜丽的，却也是太脆弱了。可我并不是耶稣基督，我的只有写满纸面的无能。
不敢往深处想，我的十年磨难，撞见南墙，几欲自绝时的人生迷阵和恶鬼。
还是回来吧。却看到论坛上人那么多。一看，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出现了。

《教师之友》重要公告： 2005年，《教师之友》消失 今天下午我们被告知，2005年《教师之友》将由四川省教科所接手，改名为《教育科学论坛》，原编辑队伍停止工作。                                教师之友杂志社                                2004年11月3日

李玉龙只作了简单的解释，说：“今天下午给我们传达的上级精神是，四川出版集团要利用《教师之友》和四川省教育厅达成一个交流的平台。”
莫名地，突然想到要骂人。骂了几句，又止住了。
夜很长啊。
想起了苏轼的《与文与可墨竹》诗：“笔与子皆逝，诗今为谁新；空遗运斤质，却吊断弦人。”我想象着那里所有的年轻的生命和青春的气息，想象着一个个异代同时的故事。
夜很深了。又想起了陈师道的诗，“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默然，长久，兀坐。
我与《教师之友》，与李玉龙之间的故事似乎很多，又似乎很少，总那么飘忽和缥缈。我们就《作文背后的教育风波》争吵过，且言辞都很激烈。但不久在语文网，我们又和好了。我发感于“美伊战争”，提出了一个“课堂教学现场化”，被他看中，但先后凡六次，又让我改得差点吐血。不过我依旧认为在编辑中，他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个了。在徐州会议上的四天，他可能只休息了不到八个小时，在我所见的会议的组织者中，可能是仅无绝有的……
两点的样子，眼前模糊了。
睡吧。
便睡了。

附2：原《教师之友》主编李玉龙先生的留言
礼明兄，对杂志的很多背景你并不很清楚，所以所论难免偏颇。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我就不多说了。我同意你说的“《教师之友》的一系列主张与它的实践真正地合而为一，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我以为，这或者不是《教师之友》的问题，而是中国教育整体贫瘠的问题。而这的确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时间。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断裂”的可怕！至于大学教授退稿云云，我以为不是大话，而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待稿件我们只能以我们目前的水准来取舍，只能以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来取舍，而决不会看他是什么身份。这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什么时候都会坚持的。我想，这也是常识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也许过一段时间，我会将我的《关于〈教师之友〉的非总结性陈词》在论坛上贴出来。到时再欢迎你批评！一直在关注着你，因为你是我在中小学教师中发现的很少的几个有“思”的潜力的老师之一。期待着你新的进展。
握手！

李玉龙
200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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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那一代》致读者

    由本刊2004年第1期专题《那一代》所引发的讨论正在网上、网下热烈地进行中。有论者指出，这是“自1997年（《北京文学》组织的那次语文讨论）以来规模最大、最深刻的一场讨论”，“这场讨论将带给中国语文教育界以巨大的冲击。它的影响力将使我们在多年之后依然可以记起，并值得一再地回味”。这样一个论断，或许下得早了些，但将两次讨论联系起来也是自然的。其实，仔细省察这两次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质的区别：

    1.上次讨论是由一家文学刊物发起，讨论的主要参与者也大都来自于教育圈外的文学界、学术界和思想界，而本次讨论则由《教师之友》这样一个教育媒体发起，参与者也以一线教师为主。这种从教育圈外向教育圈内的切换，表明教育界已经从被动敷衍走向主动反思。这是两次讨论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

    2.上次讨论的切入口是中小学语文教材，而本次讨论虽然最初是以三位“那一代”名师为聚焦点，但随着讨论的进行，“那一代”成为一个符号是可以预计的。由那一代而那那一代，由那一代而新生代而新新一代，讨论的场域将逐渐开阔。在不断地延伸和拓展中，我们有可能把整个教师群体作为讨论主体纳入历史性和共时性的视野。从教材到教师，这一讨论对象的切换是这次讨论与上次讨论的又一个明显区别。

    3.本次讨论是一次从教育理念层面到教育实践层面的整体推进，而并非像上次讨论那样，更多的是以一种“向上”的姿态企图达成对教育理念的突破作为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诉求。这样一种“扩张”自然是讨论对象切换的一个必然结果。

    4.本次讨论将不仅仅局限于语文一科，我们甚或有可能借此次讨论完成对中小学各科的一种“全景式”的反思。目前，这一苗头已初见端倪。

    5.现在我们还很难判断网络在催生这次讨论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应该肯定的是，在到目前为止的讨论中，网络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想象，网络的快速、及时、平等、开放和现场感的优势，也将会在以后的讨论中得到充分彰显。

    “那一代”这个概念的提出，自然蕴涵着这一代（或者“新生代”）浮出水面的意味，并且这组文章的执笔者也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教师，有论者据此认为，这次讨论是“一次新生代教师谋求话语权的努力，甚而是新生代教师精神上站立起来的表征”。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但或者并不充分。我们更愿意把这次讨论看成是一次整个教师群体蓄势多年而自觉进行的一次具有民间色彩的教育反思行动。

    需要强调的一个背景是，这次讨论是在新课程改革进入全面推广阶段的前夜进行的。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固然和自上而下的、整体设计的教育行政行为密切相关，但如果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自觉自我的反思过程也很难确保新课程改革的各项工作得到真正的落实。因此，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分别全面推广新课程的前夜（义务教育阶段2004年秋季，高中教育阶段2005年秋季）进行这次讨论，将为新课程的顺利推进起到一个舆论发动和思想准备的作用。

    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

    整个世界教育史就是为了这个永恒的教育主题而上下求索的历史。以一种理想的目光理性地检索历史、检讨今天是教育发展的内在的必然要求，因为未来是教育的天然向度。思想的激烈交锋难免带来心灵撞击的迷茫与苦痛，实践的漫漫长路更需要百折不回的坚定与执着。在我们认真掂量这次讨论对于中国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之后，我们又怎能拒绝这场讨论？当然，讨论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开放、平等、自由的平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师之友》是一个严肃的媒体，这场讨论本身也是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希望讨论在严格的学术层面进行。任何非学术因素的介入都可能对讨论造成伤害。

    最后，我们想陈述这样一个常识：任何一次教育变革，如果缺乏教师的主动参与，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一线教师能否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将对这次讨论的最终成果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参与讨论的教师越多，讨论的成效越大；讨论的质量越高，讨论的价值越大；讨论越持久，讨论的影响也将越深远。

                                            教师之友杂志社

                                            2004年2月10日

备注：《教师之友》将临时调整编辑计划，全程追踪本次讨论。另，我们已授权新浪网作为发布本次讨论有关重要进展情况的惟一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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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一个曾经的偶像
景诵  白尘    一
    于漪曾经是甚或现在依然是中学语文教师，不，是整个中国教师群体心中的偶像。
    ２００１年教师节期间，上海举行了庆祝于漪从教５０周年大会。方仁工、张定远、欧阳黛娜、钱梦龙、黄玉峰、程红兵、高万祥……这些在语文教学界鼎鼎大名的人物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道贺。一时间群贤毕至，高朋满座，足见于漪在语文教学领域里的声望与影响。
    上海一位友人告诉我，１９８０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大上海可以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时的风采。事后，就连高教界也在谈论于漪与她的《海燕》。我听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海燕》还有点看头。
    我相信这是真的。只要想想当初文学界是怎样的激动人心，《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人们是怎样地争相传阅，就不会对此有任何疑问了。
    于漪曾说，她是从讲台上成长起来的语文教师。她之所以在“文革”一结束便能冲出来，是与她在“文革”之前的教学成功分不开的。在这一点上，于漪及她的家人都有着这样的感触。现如今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于漪之子黄肃，谈及母亲的成功时非常自豪。他认为，他的母亲在“文革”之前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她的课上得非常好，至少，上海是拿不出几个像他母亲这样的优秀教师的。
    于漪极富激情的讲课，奠定了她作为语文教学界一代情感派大师的地位。但于漪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自己的语文教学从实践的层面提升到了理论的层面。我们从于漪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发现，她对语文学科性质的理论阐释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１９８１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教学探索》一书，第一次对于漪１９７０年代末以来的语文教学实践与思想进行了综合评述，进一步确认了语言／语文是工具、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的观点，同时强调不能把语文课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课，而应该注意这门课程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于漪又进一步强调，语言／语文不仅是交际工具，而是认知、思维的工具，在全面思考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后，于漪提出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同时继续强调语文学科的思想性；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于漪则开始思考语言／语文的文化内涵，阐释语文教育中综合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文化素养的问题。
    １９９０年代，于漪的《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和《语文教学要讲求综合效应》等论文引发并推进了一系列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语言的工具意义、文化载体意义、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关系、语文学科的多重属性与多重功能以及它们的多层次多角度性……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谈于漪观点的正误，我以为，这些讨论本身对厘清语文教学是什么无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作为一个长期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我觉得无论是世俗的声望还是学术的成绩，于漪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身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于漪与罗竹风、陶本一、章熊、朱绍禹、顾黄初等身居高等学府里的语文学者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而另一些人，如程红兵、李镇西、李海林、陈军、高万祥以及于漪所在的杨浦高级中学的谭轶斌等受惠于于漪有多少，恐怕一时也难以说清。即如笔者也曾数次亲聆于老师教诲，所得可谓终身受益。于漪对当代教师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一言难尽的。
    二
    对于漪这样一位名师，从内心里生发出一种由衷的崇敬之情是自然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于漪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审视。而且，我以为也只有这种审视，才足以让我们对于漪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当然并不仅仅是针对于漪的。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与道的问题。无论是从“文道结合”的角度，还是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我们发现，更多的时候，于漪是以道为先的，有时甚至牺牲文，以文祭道。她的所有的激情与语文的诗意，都是建筑在“道”之上的。文本的自觉意识并没有在于漪的精神世界里形成。她有时无法从文本的张力出发来寻求对文的教学与阐释，转而以道来释文。对某些陈旧的宏大话语的过分因袭，可能是于漪的悲剧。因为这种宏大的话语方式压制甚至牺牲了老师和学生的个性。我看过很多于漪的教案与课例，都有这样的感觉：她对课堂的驾驭与把握更多的是从共性上去探求的。思想先行，可能是于漪甚至是那一代所有语文教师的文本认识论。道统先于语文的意识，这是于漪的缺陷，也是那一代语文教师的悲哀。我有时真的感到很困惑，我不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到底承载的是时代的重负呢，还是在自发乃至自觉地品味着这种宏大话语的快意？所以，在面对于漪时，我们觉得将语文还给语文，可能是最重要最务实的事。这种话说起来可能过于沉重了些，但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这份清醒。
    第二个问题就是于漪“与时俱进”的高速度。当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之前，语文教育界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她的教育思想恰逢其时；当１９８０年代语文教育界提倡“发展智能”时，她也修缮自己的观点予以响应；而当１９８０年代后期强调“重视语言能力训练”，她以及她的拥戴者们，也能够从她的体系中，梳理出重视语言训练的观点；而当１９９０年代语文教育界强调“人文”时，于漪又俨然成了语文教育界“人文”的旗手；当近几年“宣传新课标”时，于漪同样激情四溢，积极之状不亚于任何一位年轻教师……于漪的语文教育思想简直给人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感觉。客观地说，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谁的思想都难免打上些微时势的印痕，但于漪转换的速度毕竟太快了，让我这个后生小辈即使在后面拼命地追都有一种“赶不上趟”的感觉。
    仔细阅读于漪关于人文的许多著述，我觉得对“人文”的真切涵义，于漪自己恐怕也并不十分了然。往深层揣摸，我恍然发现，于漪孜孜追求的所谓“人文”，仍然是几十年未根本更易的在语文教育中进行的思想、道德、情感教育。在于漪那里，变的也就是一种提法而已，而内在的原核好象一直都是根深蒂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在特定的中国语境中，于漪与其说是一位语文老师，不如说是一位挺立在语文教育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
    于漪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这固然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张志公曾对此感叹地说：“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对这种心态下的于漪，我从不怀疑她的“遗憾说”的真诚，但我还想说一句：真正的遗憾其实不应该仅仅停留于对语文教学本身的叩问，而应该是对一种教育文化的叩问。
    我忽然对于漪的价值产生了一种探究的欲望：于漪的价值是不是仅仅只存在于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语文教师身上？伟人之所以是伟人，那是因为他们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着非同凡响的穿越时空的力道。我这样说，可能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于漪只能产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文化极端匮乏的时代，而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资源日渐丰富的时代，可能也不再需要于漪这样的名师了，因为于漪们是无法以他们的精神力量来引导这一代人的成长的。
    三
    由于漪我还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我们时代的大师。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太多了，特别是语文大师。改革开放以来，像雨后春笋一般，冷不丁就会冒出一个来。可是，在我的感觉里，大师总得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砥砺才能锤炼出智慧与哲思的光芒。在中学语文界，至少在教学技术和语言修养、文学修养、理论修养（这里的理论修养要求更高一点，包含文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科学理论、教育学理论等）甚至人类文化视野等方面都要臻至很高的境界才可谓之大师。说白了，这样的大师集天地钟灵、人文毓秀于一身，百年之中，大浪淘沙，也就数人而已。而如果精英辈出，则肯定是一种假象。现在的一些语文教师年纪轻轻就跻身特级之列，靠着应试得来的一点荣耀，在那里自诩为大师，有的甚至就是靠语文的手段以自肥。我不知道这是语文的悲哀还是语文教师自身的悲哀。
    而更令我浩叹的是紧跟其后的一些青年语文教师，他们非但没能挣脱于漪时代就形成的对语文的桎梏，反而以一个高考战士甚至斗士的形象苦苦挣扎于应试的泥潭里。我不禁想问一句，我们这样一代代地沉湎在高考的题海丛林里，中学语文教育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呢？
    就在那天的报告会上，我耐心地听完了于漪的一个私淑弟子上的一节研究性课程。我觉得，她的课完全游离于文本之外，更别说什么文本的内在精神了。我不知道这样的课好在哪里，示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坐在台下，我静静地看着她在台上一招一式地演出，心头无尽的感伤涌动，几欲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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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qhsqqq
--  发布时间：2004-2-14 11: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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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军
                                 一
    钱梦龙，这个名字在我１９９２年参加工作时已声震教坛十余年，可叹余生也晚且不好学，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直到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有机会参加一个大型的语文教研活动，我才第一次领略他上课的风采。那次的公开课是《死海不死》，他对教材务实灵活的处理，他设置问题的巧妙新颖，他引导学生探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语文课可以上出这样高妙、纯熟的境界！我这样的称颂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全部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模式化：即所谓“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的“五大块”教法。作为这种教育的牺牲品，我深感喝这样的“狼奶”已使自己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所以工作伊始我就是这种教法的激烈反叛者。在最初几年的实践中，我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尝试了一些粗浅的、在当时也属异类的做法，但总是感觉信心不足。钱梦龙的课虽不敢说让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至少觉得“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灵相通的戚戚感、亲近感：这不正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吗？
    听钱梦龙的这堂课使我的语文教学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甚至以之为“靠山”，我开始努力走近钱梦龙，走近他的“三主三式”导读理论……当然，在这样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我也从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
                           二
    学界、理论界似乎总有一个习惯，就是名师一定要有理论包装，一定要冠以某某法或总结成口诀式的数字标语，不然会显得没有“理论高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界各种理论和教学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我知道，许多时候这并不是名师们的本意，而是风气使然。在接触钱氏理论和教学法时，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告诫自己：钱先生不是这样的。
    声震语文教坛的“三主三式”语文导读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作为理论基础，以“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为课堂教学基本模式。据说，这个理论的形成经过了钱梦龙漫长的探索，曾在语文教学界引起广泛强烈的争鸣。但我却感到一丝疑惑：这样简单的常识还需要争论？
    我实在看不出“三主理论”有什么原创、独特的思想，因为“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技能主要靠训练形成”等尽人皆知的教育常识在各类教育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它是古今中外大教育家与卓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们共同创造的思想结晶，钱梦龙只是将散见的常识性理论综合归纳，并以之为指导在语文课堂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至于“三式”，更是三种早已有之的阅读课型，算不得他的发明。所以我更认为钱梦龙是三主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我说这些“大不敬”的话并非意味着我对钱先生的“大不敬”。我觉得，钱梦龙之所以能成为泰斗，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三主三式”，而是因为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课堂教学，这是他雄踞中学语文教坛的最大资本。我以为，钱梦龙在语文教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实践、操作上将语文教学引向了一条“最少迂回、时间上最经济的捷径”。在“五大块模式”占统治地位、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严重的１９８０年代，他这种直指文本、直指问题的务实做法，实在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
    我注意到，每到一地开课，他都要让学生提前将问题写到纸上交给老师，然后他再作分类讲解。这样做不仅让学生预习了课文，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他上课实际上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任务，这使他的课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效。可以说，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才是钱氏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
    钱氏导读的技巧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设问上。上《愚公移山》一课他对文中“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这句话的经典提问广为人知：“京城氏家里那个小孩子也跟了愚公去参加移山劳动，他的爸爸肯让他去吗？”这种从思维侧翼寻找思维切入口的“曲问”不仅使学生迂回地找到了答案，而且锻炼了他们的思维，提升了整个教学过程的品质。
    这样的曲问在钱梦龙的课堂中比比皆是，他的教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问得经典。我以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发问技巧和务实的教材处理方式所体现的教学思想乃是钱氏语文教学的精华。这并不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它是和“文心”、学养融为一体的。真正成功的语文教师，靠的是他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整体把握，靠的是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功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方位的辐射和渗透，而不是靠那些所谓的教学法和操作技术。
                          三
    钱梦龙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得深、讲得透而倾倒。但“三主三式导读法”到底将语文教学引向何方，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教学法虽有现代教育理论的包装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教法的范畴，还是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重视基础、讲深讲透讲实的技巧化的翻版。
   有人用“训练论”来指代钱梦龙的语文教学思想，的确，在钱梦龙的导读体系里，“训练为主线”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成为老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纽带。但就语文教学实践而言，应当是听说读写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训练，而钱梦龙的“训练”似乎只体现在“读”的方面，尤其主要表现在寻章摘句、精雕细刻、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死中求活的深挖方面。许多字词句的意思或用法也许连作者都没考虑到，而钱梦龙却能“训练”到。这恐怕是“以训练为主线”在“深挖”方面的卓然成效吧。至于如何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钱梦龙显然没有给出圆满的方案。
   其实，对那些技能性的东西，也许采取练的方式有一定效果，但对那些非技能性的东西“练”就难以奏效。语文教学，更讲究涵泳其中，让学生在良好的语文气氛和语文环境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提高其语文素质。让语文素质化入人的整体，成为学生作为人的一部分，这些是“练”不出的。过分强调“练”只能让学生得到些生硬、呆板、缺乏气韵的东西，无法达至心领神会的创造境界。
   钱梦龙多次说，中小学的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文学欣赏课。在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虚构”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会带来“做人”和“作文”方面的不良影响，并把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归咎于虚构。
    钱梦龙这样突出语文学科与文学的差异、排斥文学性虚构是片面而且有失公允的。这恐怕基于他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因为文学不是工具，不好操作、不好“训练”，所以他也就干脆将之拒之门外。但语文这个工具毕竟不是寻章摘句、应付考试的工具，而是交流沟通、陶冶情操的工具，更是驰骋想象、激发创造的工具。一方面，我们无不痛感语文课上得没味道，老师、学生文学修养差；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总把学生禁锢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里，如何指望学生有灵性、有诗情、有创造呢？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创新，但人文价值是科学的基础，语文的科学化决不等同于标准化、程序化、工具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不爱好文学、精神品位不高、文化视野狭隘的人是当不好语文教师的，而在语文学科上排斥文学虚构，则有可能是对学生灵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我知道钱梦龙年轻时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有很强的文学功底，课更是上得气韵生动，所以我宁可把他的这些观点看作特定情况下的“愤激之语”。
    我看过钱梦龙许多公开课的课堂实录，虽然那些精心准备的师生问答巧妙绝伦，“完美得令人遗憾”，但我认为这样的课堂内敛而封闭，还是属于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切尽入教师“彀中”的传统好课的类型。由于他上课主要采用频率高、节奏快的谈话法问答法，有时甚至还会导致琐碎而低效。这其实已经不是在与学生进行真正的“对话”——“对话”其实不仅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交谈”式的教学，未必就一定能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据说，现在像钱梦龙这一辈特级教师的上课在“业内”被称为“做课”，我不知道这是否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我认为这个词是对语文教学最大的曲解、嘲弄和作践。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有境界、有风格而无技巧的。朱自清、叶圣陶没提过什么教学法，我看他们对一些文章的分析和讲解很平实，但极精当、大气。其实，上课本来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探索、质疑、讨论、创造的平台，真正的好课哪有什么观赏性？而我们现在的公开课不是看学生表现而是看老师表演，教师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课上得好或坏，主要看教师“技术复制”水平的高低，谁来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是没有公开课这一说的，我的从美国和加拿大访学归来的同事们说，人家的母语课堂轻轻松松，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实实在在。没有老师的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舌灿如花，却真正落实了“以学生为主体”。面对美国６年级学生自己查阅文献、以标准的研究生论文模式撰写并当众答辩诸如“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等论文时，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扎实，还有什么心情在课堂上把玩、挖掘、研磨词句？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深探巧挖决不是智慧，决不是灵性，决不是创造！单纯地为精彩而精彩那是在作秀！在导入奇、设问巧、挖掘深等方面投入过大是舍本逐木的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作法！
                            四
    我一直在想：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语文水平、语文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答案可以有很多，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培养注解家、阐释家、探幽家，而是为了培养会思考、敢质疑、能创造、善表达、有批判精神和沟通能力的人。象钱氏这样在文章里深探巧挖的教学是不是琐碎、匠气、狭隘了点？我们在对字词句翻来覆去把玩、研磨、探幽的过程中，到底消耗掉了多少灵性、诗情和创造？我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目是什么？我苦思冥想，只能悲哀地发现：这是为了考试！考试才是惟一的买家，因为只有试卷上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事实上，从一开始，钱梦龙那一代名师就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操作者而走上名师之路的，他们的教学最终还是以迎合考试为指归的。及至成名之后，他们或因身份所限，或因利益所系，也往往是在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为应试教育添砖加瓦。
    对于考试，钱梦龙也曾发过一句著名的“天问”：为什么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悲怆的无奈。钱梦龙的课为什么“雅俗共赏”，就在于既有“观赏性”，也具有应试的实用性，而语文教学难道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在我看来，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
    每次看他们“做课”我都在想：我们今天不缺课堂教学的高手，像钱梦龙这样的名家，更应该以自己的威望和功力去研究考试、去影响教育决策层，因为从目前的现状看来，只有考试评价方式发生了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学语文教学于水火。在“天下一统”的教材里钱梦龙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他为什么不像洪宗礼等一批特级教师那样把教法与教材统一起来进行改革，自编实验课本，通过实验教材的编写，促进教法改革的提高，给自己也给后人开辟新的天地和发展空间呢？
    钱梦龙那一代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并引起重视时已享誉天下，其时也正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此后，他们就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语文讲坛忙碌于做课和评课，却始终也没有迎来语文教学的黄金时代。相反，语文教学却以一种无法遏止、变本加厉的荒谬步伐加速前进，以致受到了全社会的猛烈批判。这种反差是耐人寻味的。按说，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时，也正是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如果能更多地吸纳来自“非语文”、“非教育”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他们在语文教学上的成绩可能不会就此止步，语文教育也本不应如此不堪，但最终他们的语文教学却只是多了些字字词词句句，为的还是那些分分分，而没能在语文教学的“质”的探求上作出一些新的开拓，也鲜有对文学思潮对社会人生的触摸，这反映了他们视野的局限，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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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格之内的圆融作者：卢军
    钱梦龙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得深、讲得透而倾倒。但"三主三式导读法"到底将语文教学引向何方，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教学法虽有现代教育理论的包装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教法的范畴，还是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重视基础、讲深讲透讲实的技巧化的翻版。钱梦龙的课为什么“雅俗共赏”，就在于既有"观赏性"，也具有应试的实用性，而语文教学难道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在我看来，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　
一
　　钱梦龙，这个名字在我1992年参加工作时已声震教坛十余年，可叹余生也晚且不好学，对其人其事所知甚少。直到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有机会参加一个大型的语文教研活动，我才第一次领略他上课的风采。那次的公开课是《死海不死》，他对教材务实灵活的处理，他设置问题的巧妙新颖，他引导学生探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让我大开眼界：原来语文课可以上出这样高妙、纯熟的境界！也不我这样的称颂完全发自内心，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全部语文教育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模式化：即所谓"作者介绍、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的"五大块"教法。作为这种教育的牺牲品，我深感喝这样的"狼奶"已使自己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所以工作伊始我就是这种教法的激烈反叛者。在最初几年的实践中，我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尝试了一些粗浅的、在当时也属异类的做法，但总是感觉信心不足。钱梦龙的课虽不敢说让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但至少觉得"如听仙乐耳暂明"，从而产生了一种心灵相通的戚戚感、亲近感：这不正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境界吗？
　　听钱梦龙的这堂课使我的语文教学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甚至以之为"靠山"，我开始努力走近钱梦龙，走近他的"三主三式"导读理论……当然，在这样一个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我也从未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
二
　　学界、理论界似乎总有一个习惯，就是名师一定要有理论包装，一定要冠以某某法或总结成口诀式的数字标语，不然会显得没有"理论高度"。于是我们看到了中学语文教学界各种理论和教学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我知道，许多时候这并不是名师们的本意，而是风气使然。在接触钱氏理论和教学法时，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告诫自己：钱先生不是这样的。
　　声震语文教坛的"三主三式"语文导读法，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作为理论基础，以"自读式"、"教读式"、"复读式"为课堂教学基本模式。据说，这个理论的形成经过了钱梦龙漫长的探索，曾在语文教学界引起广泛强烈的争鸣。但我却感到一丝疑惑：这样简单的常识还需要争论？
　　我实在看不出"三主理论"有什么原创、独特的思想，因为"教师是教学的主导"、"学生是认识的主体"、"技能主要靠训练形成"等尽人皆知的教育常识在各类教育著作中可谓俯拾即是。它是古今中外大教育家与卓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们共同创造的思想结晶，钱梦龙只是将散见的常识性理论综合归纳，并以之为指导在语文课堂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总结。至于"三式"，更是三种早已有之的阅读课型，算不得他的发明。所以我更认为钱梦龙是三主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我说这些"大不敬"的话并非意味着我对钱先生的"大不敬"。我觉得，钱梦龙之所以能成为泰斗，不是因为那个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三主三式"，而是因为他令人叹为观止的课堂教学，这是他雄踞中学语文教坛的最大资本。我以为，钱梦龙在语文教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实践、操作上将语文教学引向了一条"最少迂回、时间上最经济的捷径"。在"五大块模式"占统治地位、语文教学少慢差费严重的1980年代，他这种直指文本、直指问题的务实做法，实在具有拨乱反正的重大意义。
　　我注意到，每到一地开课，他都要让学生提前将问题写到纸上交给老师，然后他再作分类讲解。这样做不仅让学生预习了课文，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质疑精神。他上课实际上就是以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心任务，这使他的课带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效。可以说，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才是钱氏课堂教学的关键所在。
　　钱氏导读的技巧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设问上。上《愚公移山》一课他对文中"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这句话的经典提问广为人知："京城氏家里那个小孩子也跟了愚公去参加移山劳动，他的爸爸肯让他去吗？"这种从思维侧翼寻找思维切入口的"曲问"不仅使学生迂回地找到了答案，而且锻炼了他们的思维，提升了整个教学过程的品质。
　　这样的曲问在钱梦龙的课堂中比比皆是，他的教学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问得经典。我以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发问技巧和务实的教材处理方式所体现的教学思想乃是钱氏语文教学的精华。这并不纯粹是个技术问题，它是和"文心"、学养融为一体的。真正成功的语文教师，靠的是他们对语文学科的性质、目的、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整体把握，靠的是其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功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方位的辐射和渗透，而不是靠那些所谓的教学法和操作技术。
三
　　钱梦龙倡导和践行的"三主三式导读法"无疑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实力派、技术派的地位，听过他课的人无不为他导得巧、问得妙、挖得深、讲得透而倾倒。但"三主三式导读法"到底将语文教学引向何方，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教学法虽有现代教育理论的包装但基本上还是属于传统教法的范畴，还是几十年来语文教学重视基础、讲深讲透讲实的技巧化的翻版。
　　有人用"训练论"来指代钱梦龙的语文教学思想，的确，在钱梦龙的导读体系里，"训练为主线"被赋予了重要意义，成为老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的纽带。但就语文教学实践而言，应当是听说读写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训练，而钱梦龙的"训练"似乎只体现在"读"的方面，尤其主要表现在寻章摘句、精雕细刻、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死中求活的深挖方面。许多字词句的意思或用法也许连作者都没考虑到，而钱梦龙却能"训练"到。这恐怕是"以训练为主线"在"深挖"方面的卓然成效吧。至于如何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质，钱梦龙显然没有给出圆满的方案。
　　其实，对那些技能性的东西，也许采取练的方式有一定效果，但对那些非技能性的东西"练"就难以奏效。语文教学，更讲究涵泳其中，让学生在良好的语文气氛和语文环境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提高其语文素质。让语文素质化入人的整体，成为学生作为人的一部分，这些是"练"不出的。过分强调"练"只能让学生得到些生硬、呆板、缺乏气韵的东西，无法达至心领神会的创造境界。
　　钱梦龙多次说，中小学的语文课毕竟是语文课，它不同于一般的人文学科，也不同于文学欣赏课。在一篇文章中，他特别强调"虚构"是只适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段，学生在作文中虚构会带来"做人"和"作文"方面的不良影响，并把学生作文中胡编乱造、假话连篇的现象归咎于虚构。
　　钱梦龙这样突出语文学科与文学的差异、排斥文学性虚构是片面而且有失公允的。这恐怕基于他对语文工具性的认识，因为文学不是工具，不好操作、不好"训练"，所以他也就干脆将之拒之门外。但语文这个工具毕竟不是寻章摘句、应付考试的工具，而是交流沟通、陶冶情操的工具，更是驰骋想象、激发创造的工具。一方面，我们无不痛感语文课上得没味道，老师、学生文学修养差；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总把学生禁锢在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里，如何指望学生有灵性、有诗情、有创造呢？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求实、创新，但人文价值是科学的基础，语文的科学化决不等同于标准化、程序化、工具化。我一直认为，一个不爱好文学、精神品位不高、文化视野狭隘的人是当不好语文教师的，而在语文学科上排斥文学虚构，则有可能是对学生灵性和创造力的扼杀。我知道钱梦龙年轻时也是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有很强的文学功底，课更是上得气韵生动，所以我宁可把他的这些观点看作特定情况下的"愤激之语"。
　　我看过钱梦龙许多公开课的课堂实录，虽然那些精心准备的师生问答巧妙绝伦，"完美得令人遗憾"，但我认为这样的课堂内敛而封闭，还是属于那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切尽入教师"彀中"的传统好课的类型。由于他上课主要采用频率高、节奏快的谈话法问答法，有时甚至还会导致琐碎而低效。这其实已经不是在与学生进行真正的"对话"--"对话"其实不仅是一个操作技巧的问题。"交谈"式的教学，未必就一定能产生有意义的"对话"。
　　据说，现在像钱梦龙这一辈特级教师的上课在"业内"被称为"做课"，我不知道这是否为语文学科所独有，我认为这个词是对语文教学最大的曲解、嘲弄和作践。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有境界、有风格而无技巧的。朱自清、叶圣陶没提过什么教学法，我看他们对一些文章的分析和讲解很平实，但极精当、大气。其实，上课本来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探索、质疑、讨论、创造的平台，真正的好课哪有什么观赏性？而我们现在的公开课不是看学生表现而是看老师表演，教师成了万众瞩目的演员。课上得好或坏，主要看教师"技术复制"水平的高低，谁来关注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是没有公开课这一说的，我的从美国和加拿大访学归来的同事们说，人家的母语课堂轻轻松松，简简单单，随随便便，实实在在。没有老师的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舌灿如花，却真正落实了"以学生为主体"。面对美国6年级学生自己查阅文献、以标准的研究生论文模式撰写并当众答辩诸如"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等论文时，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扎实，还有什么心情在课堂上把玩、挖掘、研磨词句？寻章摘句、细磨慢研、苦思冥想、深探巧挖决不是智慧，决不是灵性，决不是创造！单纯地为精彩而精彩那是在作秀！在导入奇、设问巧、挖掘深等方面投入过大是舍本逐木的操作主义与技术主义作法！
四
　　我一直在想：语文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语文水平、语文能力体现在什么地方？答案可以有很多，但语文教学肯定不是培养注解家、阐释家、探幽家，而是为了培养会思考、敢质疑、能创造、善表达、有批判精神和沟通能力的人。象钱氏这样在文章里深探巧挖的教学是不是琐碎、匠气、狭隘了点？我们在对字词句翻来覆去把玩、研磨、探幽的过程中，到底消耗掉了多少灵性、诗情和创造？我们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目是什么？我苦思冥想，只能悲哀地发现：这是为了考试！考试才是惟一的买家，因为只有试卷上才会出现这些"问题"。
　　事实上，从一开始，钱梦龙那一代名师就是作为应试教育的成功操作者而走上名师之路的，他们的教学最终还是以迎合考试为指归的。及至成名之后，他们或因身份所限，或因利益所系，也往往是在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为应试教育添砖加瓦。
　　对于考试，钱梦龙也曾发过一句著名的"天问"：为什么学生在语文课上花了大量时间学到的东西，除了用于对付考试外，实际上都是些基本无用的？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悲怆的无奈。钱梦龙的课为什么"雅俗共赏"，就在于既有"观赏性"，也具有应试的实用性，而语文教学难道就只有这些内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在我看来，钱梦龙在课堂教学上的"出神入化"总有那么一种"茶壶里面起波涛"的味道。
　　每次看他们"做课"我都在想：我们今天不缺课堂教学的高手，像钱梦龙这样的名家，更应该以自己的威望和功力去研究考试、去影响教育决策层，因为从目前的现状看来，只有考试评价方式发生了革命才能真正救中学语文教学于水火。在"天下一统"的教材里钱梦龙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但他为什么不像洪宗礼等一批特级教师那样把教法与教材统一起来进行改革，自编实验课本，通过实验教材的编写，促进教法改革的提高，给自己也给后人开辟新的天地和发展空间呢？
　　钱梦龙那一代特级教师在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并引起重视时已享誉天下，其时也正是中国知识界、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黄金时代。此后，他们就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的语文讲坛忙碌于做课和评课，却始终也没有迎来语文教学的黄金时代。相反，语文教学却以一种无法遏止、变本加厉的荒谬步伐加速前进，以致受到了全社会的猛烈批判。这种反差是耐人寻味的。按说，语文教学的问题刚暴露时，也正是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之际，如果能更多地吸纳来自"非语文"、"非教育"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他们在语文教学上的成绩可能不会就此止步，语文教育也本不应如此不堪，但最终他们的语文教学却只是多了些字字词词句句，为的还是那些分分分，而没能在语文教学的"质"的探求上作出一些新的开拓，也鲜有对文学思潮对社会人生的触摸，这反映了他们视野的局限，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的悲哀。
（《那一代》（《教师之友》200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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