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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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非常感谢东平邀请我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中国民间教育智库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为了庆祝21世纪教育研究院10周年的生日，借这个名义参加这个会议，这也是开这次会的重要原因。时间过的很快，1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历历在目，研究院当时创办的情景，东平跑到苏州来，跟卫华大家在一个小饭店有这么一个组织，把中国教育界有思想的一些人凝聚起来，为国家教育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我们的智慧，这样的蓝图的构想，因为我当时在苏州做行政职务还比较便利，很快在苏州变成了现实，我们在苏州正式注册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同时对研究院的办公地点就在我的办公室，我在苏州大学工作室里，我们请了专业管理人员来进行管理，当时包括热心公益的民办教育家和企业家都参与了教育研究院最初的筹备、成立和发展等事宜。研究院一开始风声水起做了很多有影响的事情，21世纪教育论坛和21世纪教育沙龙，中央电视台来现场直播了我们的教育论坛，我们为中国民办教育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做了蓝皮书，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两年还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同时很多研究院的想法和建议，也通过政协结案的方式给有关部门传诵。后来我们成立了新教育研究院，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说你们两个研究院什么关系？21世纪是做宏观政策研究的，新教育研究院是做微观教育的研究的，一个做宏观的，一个做微观的。我觉得我的精力有限，就选一件事情做做就做微观的，所以我主要的精力就转向新教育研究，逐渐就淡出了我们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些工作，但是研究院在东平领导下，办的非常好。我也一直关注它，有一些重要的活动也参与，事实上也没有真正的离开。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民间教育智库，为什么需要智库，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在国内外智库是政府和企业、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治理的来源。全球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调查，5千多个智库里有1/3以上都在美国，华盛顿也是全世界智库最多的城市，在中国智库已经受到各地政府广泛关注，特别在经济层面，智库应该说已经或多或少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对来说教育的智库我们仍然致力于时代的需要，教育智库在中国没有真正成为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也没有成为教育创新的重要来源，东平给我的主题是教育智库和教育创新。
  在中国目前教育智库我个人大概比较有影响的从我个人来说，我们和北师大成立的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院院长是中央人大副委员长，同时跟北师大研究力量整合的非常好，从2010年城市，到今天提交了40多份的建议，提案和信息，其中有36份已经被国家采纳，批示，受到很大的重视。另外就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它创立的时间历史是比较悠久的，时间比较长，它每年的蓝皮书，重要的论坛、建议和调查在国内是抓住了教育最重要的热点和难点的问题。另外，武汉的长江教育研究院，周教授为院长，每年在两会期间发布黄皮书，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这三个研究院或多或少在中国教育正式研究和制定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总体来说，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中国智库，目前发挥的作用还是很有限，得不到政府非常直接关注和重视的原因跟我们知识体系不完备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教育政策基本按照领导的意思在进行，围绕这次调查研究也往往按照领导意图来进行选择和安排，同时有一些决策有一些压力所在，所以媒体一个报道就颁布一个文件，匆忙出台的政策会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教育政策出台最关键的是按照规律来办事，按照程序来进行，以论证的程序，小规模试点的程序，中国如此之大，不能只有个别的试点，应该有不同区域、不同代表的试点，这样才能保证教育制度出台以后有比较好的推广。为什么我们不能按照程序和规律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智库的资源和力量？因为我们政府行政部门，或者我们干部制度是对上负责的体系，只要按照领导意思去办，即使错了也有领导扛着，及时错了也不会受到任何追究，看似负责，实际是不负责的，因为这个原因，教育创新就不能在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怎么样的教育，里面谈到了以数字化制造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悄悄改变世界，同样也会改变我们的教育，很多年前我就提出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网络技术，建立两个国家的平台，一个是国家教育信息资源平台，应该把国家手里教育信息，每所学校的基本情况，学校里每个学生的基本情况全部上网，在网上可以看到整个学校的照片、视频、老师的情况和学生的基本状况，这样就可以拒绝学校造价。第二是国家教育资源平台从幼儿园到大学，甚至整个学校最优质的课程全部上网，学生在网络上互动交流，实际上美国的著名大学也好，都是努力往这方向做，今后学校教育模式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受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强烈的挑战和变革。如果这些建议早一点受到教育部门的重视，教育的变革和创新，可能我们的教育会更加不一样。所以任何教育创新事实上本质上是观念和思想的创新，真正的智慧来自于民间，而民间的教育智库没有利益牵绊，没有行政压力，以更加自由的思想，往往产生更加智慧的教育主张和建议。现在教育智库大部分是反向教育，主动把自己研究结果向教育部门提供，至于能否采用不取决于教育本身，也不是政府主动寻找智库，大部分智库是没有报酬的，多数是公益性的，这种智库长远发展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更加主动的去联系教育智库，发挥教育智库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大部分领导人不谓名利，向社会传达一个信号，这个社会还允许这样的人为中国的教育去呼喊、思考和努力，所以我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包括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智库表示敬意，时代正在进步，我也相信教育智库和其他的中国智库能够逐渐的向经济智库，像国际上知名智库一样受到重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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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纯青：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个过程我全程熟悉，十年走过来风风雨雨做了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也有那么多委屈，新教育研究院和21世纪研究院是一家子，大哥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正好现在有一个宏观政策，一个微观实践，我做基层教育，我做微观实践更合适，想到这个智库我就想到我们中国的管理智慧，贤哲之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第三方很重要，我们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我觉得它的独立性第三方的角度很重要。什么是智库呢？思想产品的社会组织，是专门为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的，是生产公共思想和公共知识的社会组织。它的基本特征是思想的创新性，政策的影响力，和公共的关注度，这三条非常重要。有了思想的创新性、穿透力价值才能体现，政策影响力是它的思想产品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生产力，相当于你的科学成果是不是转化。第三是公共关注度，有时候关注本身就是效益。形成某种共识，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另外智库的一种功能，提供思想产品；搭建交流平台；培养公共人才；社会育人。政府方面上是非常强大的能量，智库的思想产品既包括公共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和分析报告，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的公共知识。有些东西是常识，我们能不能把重要的东西变成社会常识呢？以后大家就不会就这个事情有争议，当这些常识普及开来的时候那些低级的错误就会避免。
   我们今天的社会太多的低级错误，无法想象，真的需要智库去给它纠偏吗？我们认为不需要，他就是缺乏常识；智库不用社会性组织的身份，我们现在有一个前景，一方面认为体制不好，但是总希望朝这个体制去，用体制的方法最终实现我们的价值，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块走了相反的道路，我们本来要超越它，否定它，甚至要革命掉的，我们恰恰把最高的归属放到这个框框里去了，既然是一个智库，民间的智库我们就用民间的方式来做，连公司没有的我们就先叫智囊！一个脑袋就是一个智囊，我们弄一群脑袋就是智囊的组合，把事情干起来。我们也可以注册一个公司，提供服务，维系自身的成长，逐步的做大。如果条件具备，我们也去注册盈利的社会性组织。甚至申请一个基金会，都可以。新教育研究院我们注册了民办分析机构，我们给它找资金，成立了基金会，江苏的那个组织。更重要的是我们成立了一批小公司，现在注册公司真方便，必须得承认。用这样的合适的方式去运作，我现在更倾向于公司的方式。人类在发展净化过程中创造了那么多伟大的东西，但是创造公司制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用了公司制是一样的，就说明这种组织结构是千锤百炼的，是人类规则中的精华，我们要学会利用，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我们在那里去呼吁暂时不可能实现的东西，30年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超过百岁了，还能做事吗？我们只争朝夕，趁着现在吧！把每一天都用起来，做一点是一点，做一个是一个，我们用这种想法。国外智库的前景我们也看到了，在中国民间智库美好的前景，需求极其旺盛，公办学校做，民办学校也受尽了苦，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很多公办学校办不好，新的开发区一上就十几所学校，办一个是三流学校，办一个就是烂学校，投了上亿的资金最后干不好，现在调过来，我能投几个亿，为什么不能拿200万找一个会办学校的人办呢！很多是公办学校。朝阳区就办了一个学校，9月份开学，所有的老师是公办老师的身份，所有的钱是搞学校内部装修的，它只任命了一个书记，校长、副校长到老师都是我们找的，每年交给我们一百万管理费，这是我们刚开始做的，后面再找我们做100万我们还不一定接受了。
   还有很多教育部门出的报告都不是自己做的，自己做不好。上海这次搞的微调查，全是民间机构去的，每个人10分钟。那多精彩啊！它展示的内容给一线老师感到这十分钟非常宝贵。请一个专业公司有调查有分析有数据，用非常精美的PPT展示，强化需求已经存在了，最后四句话作为我的建议，需求旺盛；前景良好，专注聚焦，自胜者强。我们自己要有本领，生存问题都弄不好还跟人家提智库！就跟算命一样的，你听我的就让你大富大贵，然后自己就穿一个露脚丫的鞋，你让我大富大贵能不能给自己搞一双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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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国胜：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杨老师的邀请，首先祝贺21世纪教育研究院10周年，作为一个民间智库这些年风风雨雨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汤敏老师在清华做了报告，我在飞机上碰到他，他也跟我讲，全球正在发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另外是教育革命正在爆发。他主要观点是如果中国不能跟进，中国有可能再次被历史所抛弃，要引起国人高度重视，我回去专门搜了一下这两次革命发生在什么地方？标志性事件全部发生在美国民办大学，这个民间机构。只有民间的机构才充满了活力，一个是发生在MIT，3D打印机，一个是（可汗）学院，说明民间力量对引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扮演了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一点更值得我们国人应该反思的一点。只有释放社会的活力，这个社会才真正有创造力，才有创新力，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再次被历史抛弃。
  民间力量要发挥这种作用，我想第一个要有好的宽松的发展环境。如果你没有这种宽松的发展环境，民间是没有办法去发展和助推社会的进步的，其实改革开放正是因为政府给市场让足了空间，才有中国明显的发展，才有经济的腾飞，95年以后政府开始逐步的，当时政府穷，希望民间多出资源，给社会让渡空间，从那以后民间开始有了一些发展，发展到今天数量已经有40多万，没有登记注册的也有上百万之多，现在政府手上有钱了，以前没钱，现在有钱了加大对民生公益服务的关注，大量的钱投入这个领域，结果这个钱还是投到第一事业单位，事业单位越来越有钱，另外是官办的NGO，还有一个自己办一个草根NGO跟我们民间争夺资源，这也是国进民退的现象，这些年导致大量民办高校纷纷的关闭，民间机构发展举步维艰，创造好的宽松的环境是我们国家要发挥民间力量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真的有可能被工业革命和教育革命所抛弃。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要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官员的思想，如果官员不能认识到社会力量的作用和价值，不能购买杨老师的服务，我们民间很难发展的，因为中国原来是计划经济，所有的资源空间全部被政府垄断，企业民企也没有办法发展，你把公共空间垄断，基层没有办法开展活动，很多民间组织到基层开展活动是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没有这种渠道没有信息，杨老师说的公共的信息没有，你要在地方开展活动，很难进去的。就像我们当年的介绍信一样，没有地方政府的配合支持，介绍信是进不去的，政府官员首先要转变这种认识。
  大家也知道在网上讨论崔永元的事情，湖南政府不参与，不支持，典型的思想认识，觉得你民间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思想认识要解放思想，他没有认识到民间价值到底在哪里！这里面我顺便给大家透露一点我们的研究，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地域不平衡性非常有意思，最发达的是东部，最落后的不是西部，是凹凸的形状，最落后的是中部，中部民间力量是最落后的，这跟中部地区的官员思想认识肯定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早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境外NGO首先进入西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的NGO的发展和官员对这个领域的认识，中部地区一直是非常的封闭和保守，中部地区的官员对NGO对民间力量的认识和了解是最少的，所以他官员的态度是最封闭的。首先还是要政府的官员要解放思想，要重新认识这样的民间力量对社会进步的重要的价值。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了。
  第二点我想呼吁的是我们企业家群体对民间力量对公民对社会的认识，这个也非常重要，现在要政府高度重视你也确实蛮难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企业家群体，社会力量民间力量自身，我们有时候认识也是不足的，也没有从战略角度去认识民间智库啊，民间教育机构的作用和价值，大家都知道这些年中国的社会捐款越来越多，08年突破1千万，民政部公布的去年的数据，08年是1070亿，去年民政部公布的也将近500亿了，当然这个数据不是很精准的，无论如何这些年社会捐款是越来越多，主要的流向是教育领域的，特别是救灾的捐款最多的，常态是少的，去年少了一个原因，去年没有大的灾害，去年捐款明显的下降，不管是常态的捐款还是救急，主要是教育领域最多，包括汶川地震大量的捐款也是教育领域，其实这些钱一个像杨东平老师说的主要流到助学啊这一块的，传统的那种助教，眼泪指数的捐赠这是企业家群体最愿意捐的。另外，大量教育领域钱是流到官办的机构，特别是官办的大学，包括清华、北大，去年清华10个亿，北大不只10个亿，大概11到12个亿，比清华多。大量的钱流到了公立机构，民办机构少得可怜，微乎其微！企业家群体，中国的社会捐赠的结构，是非常畸形的，结构非常的不合理。大量的钱到了公立学校主要用于奖学金，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奖学金平均一个学生都能到1万以上一个学期，主要是很好的名牌的公立大学，大家还拼命往那里去投，真正最需要的是民办大学，民间智库没人投！中国的社会捐赠不是个人的小额捐赠，主要是企业和富人捐赠占大头，跟国外不一样，国外主要是富人占大头，中国是倒过来，这种钱投到公立机构去了，包括研究机构，官办的智库还不能叫智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是学校高校和公立的研究机构去了，真正需要的民间智库是资源非常稀缺，民间机构陷入深层的困境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企业家在思想认识上缺乏战略眼光和高度，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东西才真正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前途，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未来可持续的发展，它还是倾向于传统的扶贫助困，慈善资源怎么让它使用更精益求精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呼吁的问题，我们慈善家捐款的机构不合理，使用效率不高。特别是大额的积极性的捐赠，其实更可以扮演重要的功能，就是支柱智库，支柱民间教育机构。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它的资源95%以上来自于学费，来自于收费。只有不到2点几来自社会捐款，比例是非常低的，极其低。在国外，特别在欧洲国家70%是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比例比较高，像美国来自于政府和社会捐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国家民办非企业单位，70%叫民办教育机构，民办教育机构主要资金来源基本是学费，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来自社会捐款极匮乏！2%点几，我们企业家捐款要不捐到政府去了，中国社会捐款60%是到了政府部门，或者官办的NGO，真正的流向，流到官办的基金会，包括大学教育基金会，真正流到民间的极低，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家这些富人，思想认识上一定要重新去认识慈善真正的意义，它意函，要有远大理想和胸怀，要有战略眼光，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认识上。
  早在100年前美国慈善家就提出我们要助人制作，美国著名大学基本是富人企业家捐款办的。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全部是以他们命名，都是很多人私人建的，包括很多智库，美国为什么这么强盛？在上居于流动的地位，不霸全球，获取垄断超额的利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发达思想库，在国家入口的时候给国家指明发展未来和方向，战略性非常强。它之所以有远大的战略的眼光，最重要的原因是民间智库非常发达，民间教育机构非常发达，总是能够引领国家的工业革命，引领国家教育的变革，引领国家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企业家真的要提高思想的认识，改变我们这种捐款的结构和它的流向。除了思想解放以后，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法律法规要保障给民间组织更好的宽松的发展环境。我们也知道，中国民办教育机构发展，民间机构发展是举步维艰非常困难，很重要的原因跟我们法律法规滞后密切相关。
  我们民办非企业单位转型管理条例是1998年颁布的，一个暂行条例我们14年，1998年的暂行条例，我们已经暂行了4年，还在暂行中，我们已经严重的滞后，包括1999年公益事业捐赠法，没有界定谁有募款的资格，导致大量民间机构没有募款资格，所以我们法律法规是及其滞后的，不能跟上时代发展需要了，特别是民间社会发展这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需求这么大的背景下，我们法律法规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了。在法律法规方面，我们也需要大的突破，只有法律法规保障了民间组织各方面的权益，我们的民间力量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迄今为止我们三个条例没有通过这么多年，一直说快了。
  三年了。好多年了说颁布，一直没有颁布。包括慈善这个法，一直没有颁布。这些法律法规不及时出台，我们很多民间组织权益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登记注册问题没有办法获得合法身份，因为你没有放开，没有取消业务主管部门，包括很多捐赠人的权益，你没有法律去保障，它很容易受到侵害，典型的是08年玉树地震，很多捐款被政府收走了，没有法律法规保障慈善机构的权益，这些法律法规滞后也是制约我们民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瓶颈。除了好的环境之外，我觉得另外是民间组织自身也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要发挥作用，要影响社会，很重要的除了外部环境，很重要的是你自己要不断的发展，在同等的条件下，同等的法规的环境之下，我们不同民间组织发展程度是差别很大的，有的发展很好，有的相对弱一点，晓燕这边就发展的蓬勃升级，杨老师这边大量草根性教育机构是非常微弱的，刚才杨老师也介绍了这个现状，教育领域数量不过150家，规模都很小，我们原来也做了一些调研，不管教育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包括环保领域，艾滋病NGO领域，你会发现规模都很小，你去看国外NGO的规模是很大的，功能学会规模是相当庞大的，一捐款每年给我们一百万美金的捐款，规模很大。我们到美国很多小的镇，你会发现它的NGO是非常活跃，而且很大，这个机构规模体量非常大，是庞大的伞状的组织，规模庞大，我们由于政策层面限制，我们不允许联合，不允许分支机构，我们每个机构都非常小，非常微弱。所以不可能发挥很巨大的影响力，很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在一种环境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这种环境下定位也要清晰，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因为我们不可能替代政府，我们最主要的功能还是创新示范，杨老师他们做的非常有意义价值，通过努力示范来引导政策变革，通过免费午餐，通过这个行为，最后使国家拿出160亿受益面这么大，通过创新示范去扩大自己的影响，靠自己的质量和效率赢得社会的声誉、公信力和地位。
  我们民间组织也需要加强自己的内部的管理，包括治理结构，我们做了大量研究，民间组织一方面对外要民主，要讲究这个那个的，但是我们调研发现我们自己的民间组织内部治理结构非常混乱，一言堂的现象也是蛮普遍的，很多机构发起人自己说了算，很难做大。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机构稍微做大一点点就分裂了，人就走了。这又成立了很多新的机构，又很小，自己的机构永远做不大，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很多草根NGO10几年了，仍然叫老小树，永远那么大，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包括内部的结构，管理的制度很难跟进，人力资源管理跟不上，稍微扩大点规模，中层就跟不上，导致了很多问题，导致了分裂。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另外，民间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是要善用现在的传媒技术，现在传媒、信息技术包括微博，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打开了一片天地，和广阔的空间，怎么善用这种公共平台更好扩散我们民间机构影响力？也是需要我们民间组织更好的掌握这些现代的技术，包括利用现代技术去募集资源，动员社会资源。
  最后一点，我想讲的我们民间组织确实也要学会合作，从最近的事件也暴露了我们民间组织每个单个个体都很微弱很小，新湖之间又缺乏合作，所以使得我们影响力就更小。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研究，中国同一个领域的民间组织，竞争大于它的合作，它更善于竞争，不善于合作，08年汶川地震一些NGO合在一起，但是地震没多久这些结构就分东离西了，有些领域NGO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相互拆台、诋毁，漫骂这种现象非常严重，缺乏合作的精神，如果你本来每个机构这么小，大家还不形成合力，你这种作用更难被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个NGO之间要学会合作，晓燕在这方面夺的非常好，包括教育NGO，搞一个网络，经常交流合作，就能够使这个领域得到放大，如果你不能够去合作，每个你本身就很小，你就不能整合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NGO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合力，之外我们还要和政府形成合作关系，要学会跟政府打交道，包括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是充分暴露了一个是NGO跟自己不善于合作，另外是不善于跟政府合作，政府更不善于跟NGO合作，我们怎么去影响政府？杨老师讲的非常好，他们非常善于用自己的资源影响政府，我们有些NGO不善于跟政府合作，他们这种影响就受到很大的制约。民间力量要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宽松环境，解放思想，包括企业家群体的思想，企业家环境要有很好的改变。另外自身要加强建设，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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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烽：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十年时间也很激动，我是06年才到21世纪研究院，那时候我经常跟杨老师在一起商量一些事情，我想说说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区别，从组织的角度民间智库和官方智库从设立，谁成立的不一样的主体，资金来源不一样，还有就是人员的身份，我们从体制改革角度去看，谁设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资金来源和人员身份，官方和民间智库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我们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够彻底，体制改革如果到位了，这种官方和民间智库的差别是存在的。第二，从视角和立场。大家一般都认为官方智库是替官方说话的，民间的智库都是替民间说话的，实际上并不如此，不一定都为官方说话的。但是，我们自由度要小一些。从视角立场看民间智库大家都谈到这一点跟我们的差别是敢说，我们不敢说的它敢说，这是最大的差别。除了敢说以外，不是被个别利益集团所绑架，不是我说话，我就是替官方说话，我就是替某些集团说话，并不是这样。中立是基于专业。真理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专业达不到那个层次，我们就会在为利益集团替谁说话，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你有胆量敢说了还有技巧，从视角看敢说、中立、专业有技巧。我特别强调敢说，我有一个感觉，为什么杨老师和其他的学者教育部这些年从决策层面也越来越重视！为什么重视？第一不是因为你专业的报告，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怕你，你跟他说的是不一样的，好听的话是尊重你，你说话能不能替我说两句，我特别强调敢说，你越这样他越重视你，如果你抛弃了这一点，以后看你跟看我没有什么差别。
  第三点，服务对象。服务对象我们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还有政府给我们的钱不够，我们给学校服务，甚至给企业服务，这些我们才有生存资金过来。同时除了这两个服务对象，政府企业和事业单位，还有就是民间，公众也是，我们宣传思想启蒙，这是非常重要的职责，然后是信息、知识方面。从服务对象来看我们更多为官方服务一些，可能作为民间的智库，政府为政府服务，你当然不能赚钱，政府只能给你一些基本的课题费，也没有多少利益在里面，但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下面我再简单回应一下东平和汤敏老师的问题，东平老师讲的五个机构，实际并不是国家财政，是通过领导人的影响力筹集来的，我们通常感觉到建那么多研究院没有我们的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内部化的问题，是一个内部的内部化的问题，其他部委也一样，本身承担了研究的职能，我们很多政策研究过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既管理又研究还裁判，研究没有专业化，它觉得都可以干。第二个问题是汤敏老师讲的，我们国家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要改名叫中国开放大学，目的是干什么呢？一开始要把全国最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起来，降低门槛，让想上的都能上，想享受的都能享受，在战略上来讲，我们看到包括我们985工程，现在欧盟需要我们的985。他们都担心我们国家会打败他们，但是在战略层面上我们看到的事情到了操作的层面不一定能做好，原来的体制，你如果做了这个，原来那帮人生存方式能改变吗？利益是不是要重新分配？我们不是没有看到，实践过程中政府来主导做这个事情，我把希望七寄托在民间组织甚至企业身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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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新教育革命最近大学网络化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它出自于一个可汗学院，它是一个研究生原来炒股票的，后来给他的侄子们做家教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些在怎么学习中学课文，数学等等这些办法就教他的侄子，同时挂在网上，没想到引起了很多人看，很多人对他这套教学方法非常感兴趣，给他写信，他非常受鼓舞，就挂了更多东西上去，更多人给他写信，最后他发觉他这套东西还有市场，干脆把炒股票辞了，专程做这个，称之为可汗学院，目前发展非常快，称之为新的教育革命。他找了一大批人，风险投资给他投资，开了3千多门课，他称之为远程教育的2.0，他有几个特别大的特点，第一，他是把教育游戏化，他用一种青少年非常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来改造我们传统的教育，过去教育是老师在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他采取完全不同方式，把它游戏化。其中一个很重要一点，叫满10分过关，大家打过游戏可能知道，你把那些人杀死以后才能过关，才能走到下一步，他就采取这种概念，研究过去小孩学习，他发觉比如说考试得了95分，其中还差5分，很可能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没有搞清楚，但是按照传统方式就过去了，而这5分可能在他学下一个概念的时候他概念没搞清楚他来说影响非常大，下一次考试就剩80分了，差那20分再下一次就变成60分，就等于拖下去了，往往一些小概念不断的积累，慢慢的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这种新的方式就采取你要百分之百的把这个概念全部搞懂以后，他才让你往下面走，他每一刻都给你考试，过去我们期末考试，他现在这种方式就跟打游戏一样，教你一课马上给你测验，没有过关根本不让你往下去做，他做的非常有趣，作业什么做的非常有趣，跟游戏一样，很多学生非常的喜欢这种方式。
  第二，因为是网上的方式，他完全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和不同学习进度，这点有些过去学习会比较慢，跟不上的学生有不同的进度，这种方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第三，他称之为反转式教学法。过去学生在学校上课，回家做作业，他现在反过来了，既然这个课是在网上的，那么学生就可以在家里把这个课学会了，到学校跟老师和同学去讨论，这种方式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老师跟学生的沟通，能够师生之间沟通和学生之间互相沟通，学会这个就可以教没学会的这些学生，这种方式是全新的教育方式，这跟从孔夫子开始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做了很多试验，发现这种方式效果非常好。即使是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师跟这种新的方式研究生助理同样开一个班，最后效果完全不一样，即使没有很好的老师，但是因为有网上很好的课，他的成绩也远远高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师，有了这种讨论的课出勤率更高。这个方式被斯坦福两个教授，一个是香港的教授把他整个的运用过来，在大学教育里应用。这个香港教授原来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很好的老师，选他的课特别多，他一年只能教400个学生，他觉得年复一年重复同样的课程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把刚才可汗学院那套东西学过来，用到大学里，他的课现在有10万人在上他的课。他说他原来半年教400学生，现在按照这种速度，他需要250年才能教这10万的学生，这一门课只收100美金，上他的课通过他的考试以后，每课都要考试，他只收100美金，而斯坦福大学的学费一年就是4万美金，使大量的人可以来学习。他每个新概念随堂测验自动评分，线上提问回答，这些学生把问题提出来挂到网上去，这10万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任何一个问题在任何一时间平均22分钟就有爱管闲事的给你答了，不但把这个答了，还有一个自动排名的方式，跟谷歌一样，你问的好的问题，答的好的问题，有人选的问题，它能够自动的跑到上头去，这10万的学员有任何问题，或者看人家答的问题你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也就是说你等于除了上这个课以外，你还有任何问题的一个在线给你答疑，所以这个社区这个学习社区就远远超过了传统的你就一个小班，哪怕是一个大班互相之间跟老师的沟通，这种沟通就非常的有意义。而且不仅问这个问题，很多有创意的完全可以在这个课里发展出来，你想想看10万人在学一个课，在研究一个课，什么样的怪人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对这个老师收获非常的大。
  现在Courera办成私人公司，跟斯坦福、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课在一个学期内收1千万美金，斯坦福大学一个教授上一辈子课也收不到一千万美金，他的商业的机会和影响有多大啊！大家可能知道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在过去做了一个公开课，咱们也翻译成中文了那个称之为网络教育1.0，简单把老师的课录下来，挂到网上去，这种模式在全世界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学生学完了以后，很难学下去，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课没有，20个小时的课看下来都非常累，你得到了什么？而这个完全不一样。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过去的那种无非是把20世纪教学模式简单搬到网上，但是这个斯坦福的Courera公司就彻底告别了这种讲台上的盛宴，在这种压力下，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大学要按照这个平台，整合两个学校最好的师资，采取刚才我们说的课后阅读、自动试题、危机讨论，人们讨论这是印刷术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100美元一个课，这个Courera最后给学分，最后形成全世界类似的大学，把全世界最好老师集中起来，一个课可以赚1000万美金，最好老师都愿意去他那，都愿意花时间把这个课做好，他现在一节课10—20分钟，你在网上不能看的时间太长，他把课程分解，游戏化，考试全部自动化等等，因为它有10万的学生，它有1千万美金，可以把这个课做的非常精细，跟过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试想一下，10年以后假如有一亿个印度的学生，都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都是MIT的毕业，都上了他的全套课，加起来就是两千美金一个人！刚才我们一百美金是对所有人，它可以对第三世界只收一半或者10%，很多人就可以上这个课，网络大家都可以上，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冲击会有多大！如果全世界有南非、印度所有的地方人都是MIT毕业，斯坦福毕业，咱们还在二本三本二三流老师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教学生的话，我们中国人以后怎么去跟别人竞争？换句话说，未来的教育都是最好的精英教育，最新的方式，而且是最新的课，它有这么高的收入，可以挑最新最好最有创意的课全世界不需要很多老师，一个课只要两三个老师就够了，就可以集中全世界最好的老师，这样对整个教育的冲击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一点我们说它是一个教育革命，为什么呢？我们称之为革命，因为它完全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方式，学习的方式也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所在的友成基金会，我们在这一两年也做了一些实验，尽管我们当时不知道这场革命，但是我们已经开始做了一个实验，我们从网上的方式，我们主要做的大学生的创业启蒙教育，大学生创业教育非常重要，但是绝大部分学校开不出来，因为老师不懂创业，没创过业，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做了大学生创业启蒙教育，在全国11个大学里，包括有北大、人大、北外、北京邮电大学、首都经贸大学还有外地的安徽合肥学院、武汉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学校，有一本二本三本的甚至不入本的学校，我们都同堂教一样的课，由谁来讲呢？由一批企业家像徐小平、袁岳、像我们请了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生讲斯坦福大学是怎么创业的？还请了年轻人刚刚创业的这些人，一个学期的课，因为我们有11个大学我就可以把徐小平抓来，把徐小平抓去11个大学走一圈不可能！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们在一个点来做，之后用远程的方式拍下来，实时传到其他十个大学里，十个大学来听他的课本，完全可以互动，徐小平跟他们进行互动，一个学期下来效果非常好。下一个学期我们将扩大到全国50间大学，因为对于一个远程教育来说，你是10个还是50个？甚至以后是500个是一样的。无非只是说讨论的时候可能我10个时候可以有一些互动，我到50个就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有互动，但是我可以用危机的方式做一个网上的社区，做一个QQ群，这些50个大学大家都有一点创业概念的学生大家在网上不断讨论和交流，这样它起的作用不亚于我们徐小平直接到地方去讲。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线下的，我们每个学校有一个辅导老师，这个老师还找到当地的企业家跟学生一起来讨论，最后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像创业大赛一样，让学生自己把自己的创业想法拿出来，由企业家跟它评比，甚至有好的企业家就投点钱就可以开始做起来了。
  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创业教育可以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课可以这样做？假如我们也有这么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如果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搜寻最好的课，最热的课，最新的课，我们请到最好的老师，甚至可以考虑跟Courera合作，把你的课翻译出来，无非是点翻译费，我把这些课开到各个学校去，这50个学校里，主会场就在北京大学是北京大学一个学分课，我们跟北大经济学院合作，因为北大给学分了，我跟所有学校讲北大给学分了，你给不给？很多学校说我也给。个别学校说我先看一个学期，下个学期再给，那都没有问题。如果有了学分的课，这个学生的学习劲头和激励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这很好的课照样可以用这种方式，中国有这么巨大的市场，现在仅仅我们的民办大学，我最近看了一下，仅仅我们的民办大学在校学生就有600万大学生，还不说我们有那么多二本三本，一本也有很多，我们现在谈的是全世界最好最新的课，比我们北大清华更先进，假如我们能够成批的引进，假如这些能进入大学，我们很多教育改革，我们看到不足的东西，有可能能够打破。所以也就是说在这场革命里头，假如我们能跟进，假如我们能把最好的课引进来，那我们可能走到世界的前列，因为我们有更多的大学系统，我们有更强的基础教育，我们有更多的计算机网络等等。但是这场革命如果我们没有跟进，那么十年以后，我们将远远落后于印度、巴基斯坦、印尼、南非等我们都看不起眼的国家，将来如果有大量MIT斯坦福毕业生的话，我们就赶不上人家了！所以这场革命需要我们去应对，需要我们去创立新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它对中国的教育引起了竞争，引起了冲击，而把最新的理念最新的教学方法，最新的内容引进来，它是非常底价非常可行，而且非常大的规模的方式。我想这个我们做教育的应该关注这个，不但大学，中学、小学职业教育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谢谢！
  郭宇宽：下面是讨论环节，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没有想到现代性的逻辑能够在教育领域发挥到极致，设想我们在北师大开过的会，未来大多数北师大毕业学教育的人当老师的人都失业了，过去餐厅每个餐厅都需要养几个厨师，将来呢，中央厨房这个概念像肯德基已经不需要养厨师了，包括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往哪里去？这个争议非常大。你说斯坦福的课都听了一遍，能不能期待你在斯坦福校园里跟这种学生社团，你的同学之间的互动，包括精英同学群体能够替代这样的传统教育的小班课程，可能还还是未必，即使可汗的课程已经开到了中国，我提出一点问题，下面是大家开放讨论的时间。
   汤敏：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跟我们工业革命的时候，当蒸汽机发明了，当珍妮防纺织机发明了，说有了这么多我们家庭妇女在家里织布，那我们那么多牛都会失业了，只能去吃了，确实有很多人失业，但是可以干别的，不一定还干这个事。不能因为怕这几个老师失业就不敢世界潮流了。最后一点，他不会失业，老师最大的作用不一定上去讲课，现在老师跟学生沟通可能更重要，我们并不取消学校，大学生还是集中在学校里，还有他们学生的团体，他可以有更多时间可以做别的事情，老师到课堂直接跟学生去讨论，我们昨天晚上看的斯坦福的课那两个小时讨论，或者一个学期下来每个星期有两个小时讨论，比你老师站在讲台上讲课效果更好，这个老师在这里也学到了更多东西，对老师来说讲课都是一种负担，他更愿意把这个时间去做研究，他讨论的话对他的研究刺激会更好。至于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还想不太清楚，但是革命就是革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一个学校可以不做，一个国家可以不做，但是未来你会竞争不过了。斯坦福大学的这些人就跟斯坦福大学学生好吗？不一定。但是比没听过的好的多，如果把所有人都提高这么一大步这个社会就进步成什么样，斯坦福大学的人依然这么好，我们二三流的学生听到这些，参与到这些讨论，也比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比他三本大学毕业好得多。
  ……
  汤敏：我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MIT一个月前他们具体怎么想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在猜想，它实际上Courera跟哈佛、MIT是两个不同的方向，Courera走的是一个公司的方式，做成一个公司，走的商业模式。MIT走的是公益的模式，Courera已经得到风险投资了，发展非常快。哈佛、MIT用的是公益的方式，两个来互相投。我觉得这个反映了两种思路，另外一个，我想它也是在门户之间还是有不一样，哈佛、MIT认为我们要走不同的路，大家全部做一个的话就失去了独立性，这个从民间来说或者消费者来说我们非常愿意他们打的头破血流，第三者再出来再打才好，现在事情刚刚开始，我们也看不出来到底应该做成商业化的模式，因为在美国凤凰城也有一些商业化的模式，另外是公益模式，这种大学教育包括网络教育到底走哪条路更好？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到底商业还是公益的，如果公益的谁来出这笔钱，做商业的话，能不能通过像谷歌，像搜索引擎一样，不一定直接从消费者，第三方付费这些都在研究中，都在推动中。但是从现在情况看来，这种商业化的模式它的动力和它的资源的投入，可能跟完全公益化的有所不一样。一个课就能收到1000万美金，它这样的投入跟哈佛、MIT两个学校据说两个教务长在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感到极大压力，因为斯坦福那边做起来，他们说我们合手6千万美金，但是跟人家一个课一千万美金相比，要几百个课投入进去，未来动力可能不足。但是我们还拭目以待，因为这离我们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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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哲：在中国民间教育智库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10年周年，杨老师真不容易，我们10年来开了很多会，现在说的问题，如果汤先生不说点新鲜的来，可能又是那些问题，Courera现在很强势，我有一个观点，这是我跟美国人交流的观点，当我们在谈论互联网或者新的技术，体现革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文明启蒙和知识对人类终极知识所在有什么革命性观点，我们去年也谈这个问题，我最终的想法是美国在想知识如果能共享的话，大学的价值只在于大学的所在和大学的氛围，这里又提出新的挑战对中国有什么意义？中国离基本启蒙点还是十万八千里，技术的革新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概念的问题比内容的问题要强调过多，另外Courera的问题美国人比较担心的是在于高等教育不能体现国家创造力，但是美国人是一点点的问题都会夸大化，这是美国人认为我们怎么会落后了？为什么中国会崛起那么大？我们在美国告诉美国人，说别担心，中国的距离还很长，美国人所有人，包括今年5月份我们在纽约，他们说中国很厉害！我说我认为中国还相差很远。大家会觉得美国人把技术这个高度或者互联网高度实际是解决了什么问题？美国不能解决社会分裂和撕裂长期以往的一系列矛盾，不能上斯坦福、MIT、哈佛的人如何享受哈佛的精英教育！其实只有精英教育能够挽救国家竞争力，这是美国很大的想法。你社区学院最终还不如把MIT和哈佛课程通过Courera这个模式放到千家万户，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些知识的传递和信息的传递一样，我们难道还缺少吗？其实大家很多人会深刻感觉到我们第一不缺知识，第二不缺信息，在微博和互联网时代这些最泛滥，但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没有在指定的范围和层次输送给应该被接受的人群，这是全世界目前都会感觉到非常痛苦的事情。在中国  这是第二步的事情，汤先生说的这个说法，对创投界和天使投资人来讲，中国人没有创业精神，所以中国人赶不上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其实这种创业的问题，创业能够挽救中国是现在新的论点，不是教育旧国论，持这个观点的人大有人在，我们合伙人徐小平也是。我刚才听了邓先生几句话，我橛子有一个问题，智库不存在国退民进的问题，我们回过来讲，民营企业最早发展的阶段里，我们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整个的发展，实际在90年代的国企大改革中我们要放弃国有企业的，未来包括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我们这样的机构，说教育部投了多少钱给北京师范大学，这个问题全世界是一样的，这个智库谁给你融资，谁具有终极发言权？教育部的智库给教育部是框架型建议，民间智库的空间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民间的智库不管是教育类，更别说经济类的，大家今天看纽约时报的文章，大家都在质疑中国的经济数据，秦皇岛的煤达到930万库存就受不了了，我们国内经济类的智库并没有完整报道这件事情，或者公开说明这个问题。这一点说明教育智库其实还是没有比较鲜明的立场，比较鲜明的政策点。我们做的事情还是比较温柔，我们期望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习惯很多年了。我们觉得自己说一点，我们多年出版了改革方略，我一直建议杨老师，因为这个跟21世纪教育研究的融资模式有很大关系，别人为什么拿钱给你？为什么要选奥巴马？第一是出于政治理想，第二，我希望改变在共和党形势中我认为不合理的政策，它是有预期的。
  另外，我们的民间教育机构智库，我们总觉得我们自身的定位太低，另外一点，其实我们非常期望什么呢？我们非常期望不管是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咨询部门，国家的我们称之为主流的体制内咨询部门给我们一个空间，但是我们觉得这两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几个问题上提出了观点，但是没有持续性植入，比如说教育平等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发现自己在坚持某些政策切入点的持续、耐心和恒心方面我们是缺乏的，我们刚刚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些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我们不再往下坚持了，可能我们要去乡村了，再去搞艺术教育。再去给弱视群体搞点其他教育，真正的智库的使命只有一条，要维持中美之间战略的关系，作为民间教育智库来讲，几条要旗帜鲜明，如果教育公平，我们死咬十年教育公平，不管在地方政府或者什么地方会有什么问题，我们要任务要明确，今年要在湖北，有人有周红宇（音）等这些教育改革家，我们要树立非常明确的几个政策诉求，并且通过地方或者通过这些东西，大家强势推进。这样的话有困难才有合力，如果我们有困难媒体就有热情来想，公众舆论会有一个东西来想，这些东西跟他们非常有关系。我们自己不管在高考方面我们也没有了热情，最早三年前我们还开会说高考公平性问题，现在也管不了高考里面干部子弟里是多少，我们也管不了这些。最早我认为中国以前1949年前平均教育理想主义者碰到任何情况下有一个傅斯年精神，老子就这么干，一直就干下去，我天天说这件事，简单的事情要反复说，我们要有架构出台，我们不愿意花钱促进架构，每天说问题，说完以后会也不知道怎么开了，再来开会的时候，朱常委讲的还是那些事，杨老师还是反复强调目前情况还是很麻烦。不管两江总督各省总督来了以后，说什么呢？大家开会王烽也很头疼，教育问题大家还能说什么！我建议作为领先性教育智库，首先要旗帜鲜明政策诉求终生不变，要拿出两个非常鲜明的诉求。比如说汤先生提出的全球重要的网络教育的潮流对中国对未来，我们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中国教育问题太多了，100个问题！今天开会说这个，很多基金会做的不只这个，他们乡村送书，从小孩子到中学把人都涵盖了，有没有什么突破！
  第二，时刻跟皇上保持一致，我们智库的时候团结在什么地方！我有那么多教育研究院，政策性研究院到底想干吗？这么多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在十周年的时候我思考的不算特别深，这里有很多熟人我就稍微说两句，我们在历史中定位不是开了多少研讨会，而是有没有为一代人解决了高考问题，促进教育部在招生农村比例问题上有没有改进，而对GDP4%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应该不断奋斗的问题，汤敏他们整天说这些问题，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就说这些。
……
  我两分钟讲完，我不是智库专家，我接触过很多智库，比较熟悉的其实也不算智库了，我就汤先生刚才MIT和哈佛其实要未来有一个隐忧，现在也有这样的问题，互联网共享精神的表面的问题之下，还有一个深刻的一个隐忧在里面，知识的价值最终的归属权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归属权杨老师写书没有意义，你还不如在网上侃呢，美国有一个很火的网站给美国租这个教材，美国的教材很贵，现在变成网上社区，回答各种问题，网络教育洪流的问题在于名牌大学一定会感到巨大压力，一个平台做好的话，它被迫参加的话，它的价值会很小，我们提前做一个商业布局，得把自己的价值固化，把我的东西搭上平台以后，将来我最起码不会落后，但是欧洲的大学，2月份我跟小平去欧洲，剑桥的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搞的无聊的东西，但是到现在我们认为知识价值最终表述还是传统，看看墙上这些书，你能不能找几个人在电脑面前搞一些东西跟墙上这些东西一样？如果不一样会产生不同变化，如果一样还不如这些人好，我认为世界还会回归到传统模式。欧洲人可能跟美国人还不一样。智库有一点大家要明确，做智库的人我自己没做过智库，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杨老师有一点，5年前我们所有的智库都没有关心到治理模式的时候，杨老师就想到如何组建理事会，当年还受到各种压力，第二，我们做了融资的模式，尽管不可能持续，但是后面有很多人说不用担心的问题，理事会的人认为不用担心但是要出结果。第三，做智库的人美国人想法很简单，简单的心思广泛的资源与深刻的理想，这三点必须是完全一致。简单的心思我就想改变这个世界某一条，我必须得这么做。我身边有什么东西能够为自己所用，深刻的理想，老外智库都是死嗑到底的，我这个智库是给烟草做的，给我这个钱以后我就得跟政府死嗑到底啊！我们受到的概念诱惑太多了，我们今天发言说这个事，明天教育行政化，如果教育部部把校长取消，这个智库的人在各种情况下发表各种观点，就死嗑，就把这种东西取消掉，这种东西许戈基金会有一部分在死嗑，如果有一天把教材一本死嗑掉，与国与民有很大好处。今天教育部找我开会我得去，王烽找我开会我得去，我每天会听到新东西，基础教育做好呢？还是新教育做好呢，到头来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个人没有专业性的坚持的定位，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