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培训的民间立场——与刘铁芳先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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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培训的民间立场

——与刘铁芳先生对话

《校长》杂志记者 白宇极

问：对于教育改革大家各有各的绝望，各有各的无奈。对于您来讲，进行课堂教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它能对现实有所价值么？

答：首先，我对教育改革整体上是失望的态度，但还不至于绝望。或者说当我们陷于绝望之中，这本身就是希望的起点。事在人为，我们至少意识到了当下的问题，希望始自绝望。
第二，我们当下确实遭遇严峻的应试教育事实，但我们应该看到不同层次的教育跟应试教育的距离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幼儿园、小学阶段的教育完全可以尽可能地远离应试教育的模式，给孩子们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第三，即使是在高中，或者高三年级，在应试教育之外还是有学生发展的空间和余地，比如体育、艺术等等。应试的课程也有技术化的应试和适当的艺术化应试之分。空间总是有的。
第四，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人去做的，而且他的对象也是人。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提高我们的教育素质，民族素养，也是为我们高考改革、教育改革的基石力量，只有提升这种基石力量我们才能有改革，否则我们的教育改革永远都会陷在恶性循环之中，走不出泥沼，走不进一种健康的教育气候当中去。
这四个理由应该是比较充分的。

问：我们知道，现在学校的教师培训基本都类似于技术培训，只是对教师在教学技术方面的提升，在您看来，这是否存在缺陷？以及我们如何有所改变？
答：学校的培训或者说体制内的培训更多的是做一种技术上的培训比较多，这个问题比较关键，也比较复杂。体制的培训往往需要立竿见影，只能先进行技术上的提升，要从根基上培育教育意识确实有些难。但体制也有好处，一是有足够的政府支持，二是面广，三是可以持续进行。
民间力量的介入可以适当弥补体制化培训中内涵的不足，提升培训的深度，但民间力量有一个持续性的问题。怎么保持民间培训的长期性，这需要更多的支持。
我们做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凸显民间立场，为当下的教育培训做一些非常有益的事情。老实说，我们不能开拓空间，但是应该扩大空间，应该是敞开性的。二是我们对老师应该有一个激荡的效应，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也想逐渐形成一个常态性的、长期性的直接的培训。这是很重要的目标。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湖南的团队，从湖南向全国辐射，同时也借助省外的力量辐射湖南。建设开放性的教师团队，这是我的中心。让我们的团队成员成为触动现实教育的心智的眼，给他们所在的学校、教师团队提供一个眼睛。然后我们考虑每一年，通过不同的主题来引导他们，我们每一年都会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目标就是通过几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一些老师持续跟进，以我们的这种方式给他们的职业生涯一种引领，激发一种灵魂之上的东西。
我们试图给体制化培训作一种补充、超越，但不是替代，也不可能替代。不是说不要他们学校体制内的培训，而是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增加一些新的东西来整合他们，来提升他们，三五年内能够出现一个优质的教师团队，然后像种子一样，能够带领培训出更多的教师。这是我的基本目标。

问：您觉得在课堂改革的内容方面，您主要关注哪些，可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答：内容方面我们的培训还是以课堂教学和教师专业成长为中心。作为老师他的根基还是在课堂，她必须站稳课堂。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课堂改革很多年了，课堂方面内在的改善仍然相当有限，这次我将对课堂教学有一个严厉的批评。当然，仅有批评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些建设性的方案，这是一个基本的着眼点，我们对目前的课堂教学希望有一个推动。
第二，让老师们有一个自我关注，自我成长，意识到怎样利用他们的资源，更好地进入他自我的教育生活目标，这就是第二个目标，从课堂教学进入他的职业生涯目标。明年，我们可能会做教师的教育理念，或者教师的教育素养，教育思想，比如教育哲学等，从这些方面来做些深度的引导，在文史哲素养或更多的方面开放起来。再请一些比较优秀的老师，深度介绍他们成长经历与经验，让老师们能够自觉地去提升、自我引领。

问：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计划。
答：对，我的目标就是建设开放性的教师团队。这里的开放式三重含义，一是立足湖南，向全国、甚至包括港澳台开放；二是由实践向理论的开放，也包括理论向实践的开放；三是以骨干和持续跟进的老师为主体，向更多的同道开放，这是开放的双重或多重含义。

问：在我看来，课堂培训的最终意义，如果可以支撑教师的终身职业发展，最终会落到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性，一个是文化性。那么您主要的努力应该是在文化性上。
答：以文化超越专业。但我们要立足于它这个专业来谈，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谈出文化的气息来，因为文化离开专业他就是一个比较空的东西了，所以要立足这个，用文化超越。

问：在您看来，中国课堂改革保守看来，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它没有进展的原因究竟何在？
答：这个问题很难讲，至少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课堂教学的理念和学科本身的融合确实不够充分。在《教育科学研究》杂志的第四期有一篇文章说的很好，其中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课堂改革是游离于学科之上的一种夹空式的改动方法。我们试图以一种新的课程理论理念来引导课堂改革，而不是从学科本身的实际出发来提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是对教师自身的基础或者教师自身的现状还是关注不够，整体上我们还是一种压迫性的、外在的，而忽视对教师内在的需求，内在的动力，这些方面还是不健全。由此得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没有达成一种累积性的发展。我们讲了很多理念，但是理念之间没有叠加，有些散乱，老师可能学到了很多概念，但是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把它们整合起来，进行升华，变成自己的生命品质，形成一种不同的精神链条。正是这三大核心问题，导致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大大降低。

问：在我看来，是否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体制的限制，一个是课堂改革的文本，就是教材的限制，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这个问题太复杂，整体上我们还在一种紧缩的趋势，当然它有自己的好处，就是规范现在散乱的教育市场，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循环。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些担忧，尽管我们的市场没有成熟，但当然更多的人介入进来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在教材和制度这个方面我们基本上无能无力。这些问题比较难，还是要转向教师，研究教师。很多教师素质很高，他完全可以超越教材，教材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老师能够超越教材，形成自己的空间，不管是文学还是科学，特别是语文和综合科，他超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问：对于教师培训是否有选择呢？
答：目前的立足点还是以骨干教师为主，然后和学校结合起来，首先我们会做一个教师培训，年底我们在一些学校做一个基地学校校长的论坛，把两者结合起来。

问：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都重要。离开了教师，校长就是个空头衔。没有优势教师的支撑，所有的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的。但是离开了校长的引领的话，教师的空间很难打开，所以两方面都很重要。这是表和里的关系的问题。

问：从教师培训或者专业成长的后果来看，一般校长不会将这样的教师放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因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也基本得到证实，就是开放性课堂教学的教师，往往会影响一个学生的高考成绩，进而引起一些学校或者社会性的后果，这导致这样的教师边缘化，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答：当然我个人觉得我们目前对高中老师的改革还是渐进式的，不可能做的太远，我希望我们体制还是能够包容优秀的老师，能够进入重要的课堂教学领域，反过来，也希望我们理想化实践改革的老师，也要包容现在的现实，不要过于的精神浮躁，或者走一个过于别出心裁的道路。我相信老师在考虑到现实的状况的话，还是会做出调整，向高考应试有一定的靠近，像南师大附中吴非老师那样的，他是很理想化的，但是应试的效果一点都不差。所以它是双方性的一个包容。当然现在可能更需要我们的体制能够给我们这些有创造性的教师能够给予更大的空间，这可能是目前困难更大但更迫切性的一个问题。

问：您本次主要希望讲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走向日常教育生活”。您是怎样想这个问题的呢？
答：对于教师发展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解我们周遭的教育生活的意义。因为我们现在整体上老师眼睛还是向上看，看着天花板教书，我们总是按照教育程序，沉迷于教学事务当中，很少沉下心来考虑每一个教育行为的意义，因为我们可能无意中就伤害了孩子。第二，就是怎样贴近儿童，寻找一种契合儿童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但只有你对日常教育行为有一种敏感的思考，你才可能追问日常教育行为对孩子们的益处。因此，我们的根本目标在孩子身上，着眼点在从日常教育生活出发，这就是我的基本意向。

问：您怎样来验证教师培训的效果，有没有什么评鉴的标准呢？
答：最重要的标准是当下的，及时性的。在当下的教育培训当中有没有受到启迪，真正找到他的兴奋点。现在的老师都经历过风浪，对于培训都经历的很多了，他对培训是不是能感受到智慧的冲击，促进教师职业的深度理解，这才现场就可以直接显现出来。另外，我们会尝试做持续性的培训，期待老师们持续跟进，邀请大家带着他们的问题进来。这样，这次培训后，下次能带着更多的问题和成果，这样促进一个优秀的团队的慢慢形成了，过上三五年，就能推出一批优秀教师。

问：您讲的教师培训会不会可能如同杜郎口一样，形成一种模式？
我不反对模式，而且主要必要的模式，但我反对模式化，如果有一个模式可以让每一个老师拿来即用个模式要么是巫术，要么是骗术。

问：但是如果不是十分优秀的老师，可能很难能够接受您的培训方式和理念。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
答：我们只能渐进的，一点点尝试。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最好，只能有所唤醒，有所触动。对于一般老师，最基本的还是回到教育生活中去，立足于自己的教学方式，寻找一种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成长的模式，我们并不追求每一个老师都能达到优秀，但我们希望在自己的领域用自己的方式去尝试。这是基本的期待，能够自己保持一种反思性的东西，能够悟到自己能偶做到什么，比如教同一篇课文时，我明年在上的时候，能够多做一点什么样的改进，这就是从小事、细微处做改进。

问：对于校长，或者学校的管理者，您觉得他需要做什么？
答：起码一点，要意识到教育改革的大趋势，至于你能不能做到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意识到大的方向，同时从你学校的现实出发，一点点去改进。学校的管理者应该有一点战略的眼光，用教师的专业发展来引导学校的教育文化改进。至于能做到多少，那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又是一回事。我近来倡导的一个事，就是我们去做，去尝试，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标准来衡量，或者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在做，如果我们不做，就是只能等死，可以这么说。你不做，只能被环境所改变，只有去做，我们才能一点点的去改变环境，提升我们教育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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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岳阳“研修班”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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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教育精神的合理建构——对话湖南师大教授刘铁芳


　2010年07月15日　 作者：张贵勇　 　来源：中国教育报

寻求教育精神的合理建构——对话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铁芳 图为刘铁芳教授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教育竞争不应成为儿童生活的全部主题 　　记者：您近年来一直执著于教育人文理念的探讨，意在谋求当下教育实践精神的内在建构。请问您的新著《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是否是这种探寻的延续？ 　　刘铁芳：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当下教育实践的问题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观念层面的问题。怎样从深处着眼，启迪、培育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探寻教育实践的灵魂所在，乃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努力的目标。 　　今天，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对教育唯分数论的反思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近乎恶性的循环中丧失了自我反思的可能性。我们的教育越来越像洗衣机里飞速旋转的滚筒，把每个人卷入其中，也把我们对教育的各种看似不切实际的人文想象统统甩掉，使今天的教育越来越多地成为干净整齐、千篇一律地适应竞争和讲求效率的工厂。 　　在这种背景下，儿童的发展被局限在这种教育工厂所设定的模式中，儿童所有的生活都被缩减为这种教育模式的过渡与辅助。教育竞争成为他们童年生活的根本主题，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单一教育模式的挤压使得他们失去了在生活中广泛陶冶的可能性。这样的结果是生命活力的抑制、人生丰富性的衰减、个性的萎缩与社会整体创造力的衰弱。 　　值得注意的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首当其冲是应试教育体制，但不仅仅是应试教育本身，实际上还涉及当下整个社会浮躁的心态以及由此孕育的功利主义的教育期待。这意味着当下教育精神的重建不仅仅有赖于教育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提升整个民族的教育观念。 　　当下教育需要注入久违的人文精神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精神？您为何提出回归古典传统的问题？ 　　刘铁芳：我认为，当下教育精神的重建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如何在当下繁杂的教育现实中正本清源，厘清教育的出发点；二是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重新理解当下教育的根本目标。前者主要是否定性的，意在澄明教育的起点；后者侧重建构性，意在提升教育的高度。 　　本书提出重温古典教育精神，正在于一方面以自然理念校正当下教育之目标，以初始的生命精神激活当下个体的生命个性。另一方面以经典的浸润开启良善的心智，以历史时间作为我们存在扩展的空间，引领教育中的个体，身处文明之中而不为文明所累，追求现代价值而不陷入平庸的漩涡，以健全的心智对抗物质主义与技术化的不良影响，由此而恢复我们对教育特别是对教养性教育的信心。显然，重温古典教育精神，并不是让我们回到古代，而是汲取古典教育的内核，来校正当下教育的人文精神。 　　与此同时，当下教育精神的具体内涵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从夸美纽斯到杜威以来所发展出来的、现代教育精神的踏实的学习与借鉴，其核心内容就是科学和民主。二是以超越时代为取向，以重温古典传统为基本内容而表现出来的对教养性教育的诉求。如果说民主与科学作为现代教育的两大基本主题，构成了个体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核心，那么，人的完整性诉求则构成现代教育或者说教育本身的核心与灵魂。 　　重温古典教育传统意在提升当前教育的品质 　　记者：您认为当下教育精神重建的具体路径在哪里？ 　　刘铁芳：这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寻求当下教育精神的重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简单地设计出当下教育实践的精神图谱，然后就可以让实践遵而从之。 　　最重要的是激发教育实践的内在可能性，避免教育实践的单一化。这意味着教育实践精神的培育不是规定性的，而是合理培育当下教育实践的哲学气质，启迪教育实践者作为教育人的独立意识和教育哲学意识，激发内心对美好教育的自觉追求。 　　正因为如此，本书的另一个目标意在阐明教育哲学的本意，即教育哲学在于促成教育实践主体的哲学思考，从而促进教育实践本身的哲学品性。重温古典教育传统的用意，也就是试图以古老的爱智慧传统来激活当下教育实践之哲学品性的可能性，以超越当下教育的平庸，提升当下教育的教养性，全面滋养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 　　当然，重拾古典传统并非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对古典思想的迷信无益于当下问题的解决，我们绝不可能简单地从古人那里寻找应对当下问题的万能药方，而只能是以古典思想激活当下的精神空间，从而在真实面对当下问题的基础上，寻求当下教育精神的合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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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高研班]导师之一的李树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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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
来源：《教师博览》网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何以成为严重问题？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迟至50万年前，洞穴时代，人类每一群体的规模未过百人，由血缘维系。那时的“教育”，与一般动物类似，主要是生存技能的传授。幼兽只需在脑发育的适当时期模仿成年野兽的行为，即可习得关键性的生存技能。虽然，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个体，已兼有“个性”与“群性”这样两种未必总是协调一致的本性。现代研究显示，食肉类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幼兽，在脑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必须在成年野兽的观察范围内学会公平地与其它同龄幼兽戏耍，也称为“费厄泼赖”（fair play）。那些在时间窗口期限内没有学会费厄泼赖的幼兽，将无法获得“群性”遂成为孤独的个体。
        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结论篇，有如下概括：纵观人类千差万别的道德观念，无非两类，其一关乎个体幸福，其二关乎他人幸福。关乎个体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一项，就是“谨慎”，而关乎他人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两项，“正义”和“仁慈”。在许多场合，这三种道德力量的作用方向或许发生严重冲突，于是我们有必要诉诸一种更根本的人类能力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一能力，就是“合宜性”，即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位公正无偏且充分知情的旁观者，随时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是否恰当。合宜性，斯密的英文是“propriety”（礼节、规矩、行为规范），恰当的翻译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发育正常的每一个体，于是都兼有个性与群性。毫无个性的人，也就丧失了创造性，不符合“人”之定义。毫无群性的人，不懂得合作，无法融入人类社会。
        教育在人类社会成为必要，我推测，始于人群规模开始超过血缘关系范围的时期，例如，开始出现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群体。要参与这样规模的群体生活并分享群体的规模收益，个体必须懂得并实践这个“义”字。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便难以扩展。物竞天择，那些难以扩展合作秩序的人群已被淘汰。幸存的群体，规模足够大从而规模收益足够大，便逐渐扩展到地球的许多区域，成为那里占主导的社会形态。
        不懂得义或知其字却不能践履其义的人，无以成为“君子”，于是只成为“小人”。一个群体若全由小人组成，便很难维系为一个群体。小人，孜孜孳孳于私利而不返。这样的人，即可充斥于官场也可充斥于市场。如果我们已经见到官场和市场里出现了非常多这样的人类个体，我们便可推测中国教育是很失败的甚至完全失败的。
        综观教育在中国失败的情形，我认为，初等教育比高等教育更加失败，而在初等教育的各阶段，幼儿教育是最失败的。何以如此？因为，幼儿教育的核心，是幼儿在家庭里形成的教养。虽说“教不严，师之堕”，但首先是“养不教，父之过”。或许因为教育在两代人身上的失败，父母养而不教，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幼教的教师之堕，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制度。中国其实非常缺乏幼教师资，但在中国，与高校教师的报酬相比，幼教老师的报酬实在太低，不足以普遍地保持老师基于对孩子的关爱之情而激发的认真不堕的敬业精神。
        民国以前的初等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乡村私塾的财政来源由本地士绅主持，使同宗儿童，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以清代为例，教育占优势的地区诸如两江、两湖、两广，皆为民营经济最发达且享有较高政治参与权益的地区。又以钱穆先生最看重之宋代教育为例，当时天下有识之士，十之四五，出自江南教育家胡瑗门下，著名者如程颐。
        公学之兴起，如钱穆所述，创于盛宣怀，特慕效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诸人之所为。故新学之兴起，有其极可注意者，其一，非由国家中央发动，且非为有计划之整体推进；其二，非由学术界倡导以探求根本意义，只不过由几位地方疆吏拨资创办，其先仅限于翻译与军事，尤之可也。后虽延展至法政与经济各科，却仍无根本意义之探讨，停留在效法西洋之器物层面。所谓“器物层面”的教育，也即教育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不求根本。公立教育的这一大弊端，肇始于“新学”之初。更何况在计划体制的官僚化倾向作用下，新学再沉沦一层，成为“官办教育”。诚如钱穆所论：教育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职权，而后可以有高远之理想，而后可以从事于学术人才所以为教育本源之地者以备国家社会真实之用。
        而今，中国社会基层，宗族私塾消失殆尽，官办教育腐朽不堪，常闻官府私卖校长职务，各级政府以原本不足之教育经费中饱私囊，又以资格文凭重点学校之类官僚标准排斥民办教师乃至剥夺民校之土地转予地产开发商。官办教育腐朽至此境地，而教育官僚不过是官僚政治这张巨大兽皮上的几根毛，兽皮尚存，奈何毛焉！
        中国教育的希望，于是只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