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湖湘一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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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湘一蛮人

作者：刘优良



   “沅有芷兮澧有兰”，“洞庭波兮木叶下”。在北方，我低吟着，以一口远古传承的南蛮口音。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游子谁人不想念家乡？对于志在四方的男儿来说，在家乡则向往远方，在远方则念叨家乡，这是一种无法解开的两难情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家乡在洞庭湖边，地灵人杰，风光旖旎。虽然经年在外地求学漂泊，但湖南风物对我的成长浸润浓郁至深，我对湖湘的相思感念也自然刻骨铭心。我常常想，我的血液里应该是和我的乡亲一样，激荡着湘水波澜、回响着洞庭涛声的。出外多年，一开口就知是湖南人，言谈举止改不了湘派作风。是的，跟憨厚的北方人、斯文的江浙人、精明的广东人相比，湖湘文化和湖南人的性格，只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

“蛮”，这是一条什么虫呢？个性倔强，特立独行，自强不息，筚路蓝缕，粗犷悍勇，偏狭好斗……或许都是其中的含义罢。“吾道南来，尽是镰溪一派；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种厚重的沉淀感和沉醉感，加上前辈乡贤的显赫事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南方蛮子不甘落后，勇为天下先。

湖南是农业大省，“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等观念深入民心。曾国藩家书中就交待子孙，“尔等只要读书，不怕没饭吃”，可以说是湖南所有家长的心声。

但是，湖南人读书的主张，不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是做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而是要建功立业打天下，为生民请命，为家国立功勋，“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在湘人看来，勇进和立功名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曰读书不怕苦，二曰从军不怕死。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考上地方大学，一道求学的小叔考上空军飞行学院，乡邻敲锣打鼓，前来贺喜，并送匾两块，其一“荣升深造”，其二“精忠报国”，令人感奋。这样的喜庆场景在每年的高考之后和入伍之时在芙蓉国里屡屡上演。

其实，这八个字也道尽了湖南父兄对子弟的寄望，前者崇文，后者尚武。携笔从戎，读书人参军，会受到远近乡邻和地方政府的更多赞赏和鼓励。他们锣鼓喧天地将披红带彩的青年送出去，盼着若干年以后，有一个功成名就的“乡里伢子”带着娇妻美眷回归故里，衣锦还乡。外地打拼的湘人，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也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这是一脉相承、无须交待的。前些年回乡祭祖的湘潭伢子宋楚瑜，在乡亲眼里，其人生的巅峰不是他在台湾的政治游戏中胜出，而是他叩首、祭拜行礼于祖先的坟茔，那一时刻，那一形象，古今相通，万众瞩目，就是当年那个乳臭未干的乡里伢子走出湘潭的最完美回归。

湖南人崛起，不外读书从军，实际上讲究的是一种文武兼修，儒侠结合。从曾国藩到毛/东，湘军都多儒雅之风，打仗不忘读书，行军不忘著作，漫卷诗书与骁勇善战相得益彰，辉映成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国难之时，乱世之中，性格霸蛮的湘民中蕴涵着一种无穷的力量，往往会冲冠而怒，拍案而起，做出一番惊人事业。“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打脱牙齿和血吞”，慷慨激昂，敢做敢闯，誓把皇帝拉下马，“虽百万人军中，吾往矣”。近现代史上湖南英才辈出，灿若群星，性格特征莫不如此。如湖湘蛮人王夫之蛰居瑶洞四十年写成等身著作，一介儒生曾国藩屡败屡战，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岳麓山上土馒头，多少忠骨在其间，如“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黄兴、讨袁护国的蔡锷、抗战时期“三次长沙会战”的死难将士，等等。毛/东一生倡扬“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青年时代的他曾在暴雨之夜的岳麓山间狂奔呐喊，活脱脱一个惊世骇俗、特立独行的湖南蛮子形象。还有“人民的骆驼”任弼时，“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都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朱镕基，他们都是这样霸蛮做事业的湖南人：认准了一个目标，有了某一种想法，就不会轻易改变，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即倒，五头牛都拉不回来。他们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世上的好多事情，不霸点蛮，没有一股劲，没有一股气，是做不成的。

湖南的典型文人也有一股“蛮”劲。谭嗣同之类的硬汉文人，沈从文之类的“乡下人”，丁玲之类的“武将军”，还有黄永玉那画画的顽劣老头，龙应台那台湾的湘妹佗，笔下或多或少都有一种蛮气和侠义。有人总结湖南人的性格说，“刚是其内核，韧是其灵魂，灵是其气质，它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虽有自我陶醉的自夸之嫌，却似不无道理。“无湘不成军”，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湖湘人做事风风火火。这几年，体育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会展湘军……声名显赫，一浪接着一浪，让国人、世人屡屡惊目。

湖南人的霸蛮，也表现在平凡的待人接物上。来客了，喊堂客们拿出最好的家当来招待，抽烟要敬精白沙，还要软装的，喝酒要上酒鬼五粮液，还要带星的，显其客气真诚。有些乡里的风俗是老婆孩子不能入席，热情又不善言谈，劝你吃菜喝酒像是要吵架。长沙这些年的娱乐和消费火爆，其实多少与招待外地来湘的朋友有关。

好山好水养育好妹子。湖南的姑娘也有霸蛮的一面，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就是她们的真实写照，一个个水灵灵端庄素丽，性格无遮无掩，爱憎分明，多情又大方，精干又聪慧，对夫君忠心耿耿，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危难来时其勇气又可盖男儿汉。就连湖南的好些细伢子，那个小蛮子样子，嗬唷，犟！生气了也只挺着脖子，白着眼看你，拧他都不哭。我小时候何尝不是？

湖南山水纵横，四季分明。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有一句台词说到了湖南的气候之“蛮”：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那确实！外地人来这里过日子真是受不了。屈原、贾谊、柳宗元等流放至此，经历磨难，不幸中有大幸，他们都创造了各自人生的顶峰。其实，拉拉杂杂说了半天，湖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蛮性子，不就是在这样的山水间和这样的气候里呷了些这样的辣椒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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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之前，僻处蛮荒地带的湖南并不以出产人才著称，数得出的重量级人物仅有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怀素和宋代大思想家周敦颐等寥寥数位。唐、宋两朝，迁客骚人在湖南盘桓者颇多，张说、孟浩然、王昌龄、杜甫、元结、柳宗元、秦观、辛弃疾，对湘地风气之开影响极大。从清朝至民国，湖南地面更是如同春天的向阳山坡上长蘑菇，人才出了一茬又一茬，政坛和军界的人才就不必一一枚举了，光是文艺、学术方面所出的人才就可以排成长队，王夫之、何绍基、王恺运、王先谦、欧阳中鹄、叶德辉、易培基、易顺鼎、齐白石、欧阳予倩、贺绿汀、沈从文、田汉、丁玲，哪一位拿出来不是大师和大匠?哪一位站出来不是擎大旗、扛大鼎的人物?湖南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极端表现是：办大事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对敌方心狠手辣，不留丝毫余地。湖南人刀刚火辣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归纳起来，其特点至少有以下十一个方面：一、质朴，务实而不务虚；二、倔强，又谓“霸蛮”，头撞南墙而不回；三、傲岸，不拘细行琐德；四、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五、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六、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七、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八、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九、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十、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十一、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最无退路时舍身忘死。    近、现代文人汤增璧曾说：“湖南人士矜气节而喜功名。”这话大抵是不错的。湘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一言以蔽之：“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另一位湘籍名家章士钊则说得更为透彻：“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为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喜欢干大事、能够成大局的湖南人确实知行合一，只要认定了某个主义、某条道路，就会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湖南人“霸蛮”而又“摅灵动”，其不胜不归的心劲体现为一种比野山椒更辛辣，比牛皮筋更柔韧的硬汉精神。此外，湖南人有很强的地方观念、种族观念和国家观念，连闾巷细民也关心政治，先天下之忧而忧。湖南人建功、立业、扬名的心劲特别足，这也许是接受了屈原的精神遗产的缘故吧。
    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翁同龢、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章炳麟这些“王牌”人物无不与湘地的俊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是师徒，或是盟友，或是同志，或是劲敌，或是仇雠。由当初“无湘不成军”到后来“无湘不成事”，从当初“蛮荒之地，人材鲜少”到后来“湖南人材半国中”，近、现代百余年间，湖湘雄杰的奇能伟力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晚清以迄民国，天漏日残，湖湘雄杰每每充当冒险建功的“补天者”和“追日者”，他们自然而然形成紧密坚固的人才链，屡次在节骨眼上挺身而出，起到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曾国藩一手缔造湘军，解救了江南数省的黎民；左宗棠统领湖湘子弟，保住了西部边陲的金瓯完整；谭嗣同头颅一掷，激起了革命回声；陈天华蹈海而死，同盟会空前凝聚；黄兴指挥广州起义，中华民国有了明显的胎息；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民主宪政透射出第一缕晨曦；蔡锷打响护国战争，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可是，星移斗转，岁月嬗替，这些湖湘雄杰的盖世功勋却差不多已变成一笔茫无头绪的糊涂账，至于他们非凡的人格魅力则更是鲜为大众所知。对此，作为湘籍后生，我能做些什么?清账与钩沉这两项工作都旷费时日，剧耗精神，非一人之心力所能承揽，我要做的只是像采珠者那样去打捞一颗颗久已沉落于岁月深处的雄心，我相信它们依然鲜活，并未丧失掉固有的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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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晚清到民国，政界、军界、文艺界的湘籍巨子普遍重视品德修养，胸襟开阔，器识弘远，为人行事光明磊落。比如两江总督陶澍就从不乱来，他在安徽巡抚(相当于省长)任上时，深感官场腐败，看出“子民”与“父母官”之间早已形成深刻的仇隙，那些威福自享的官吏“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虎狼也”(《陶文毅公年谱》)，他欲以一人之力澄清安徽一省的吏治。但由于贪官污吏十分奸猾，彼此勾结，慎为掩护，不易彻查，体制上的漏洞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堵住，陶澍治来治去，功效甚微，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撰写一副自警联高挂于府堂之北：“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他决意做宦海清流，这是传统知识分子内心最深处的自洁精神在起缓释作用。又比如“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他一生勤政好学，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无人能出其右，他终生以“血诚”二字待人处事，训弟教子，且主张持家勤俭，亲为家中妇女制订功课单，以使她们免于骄惰。又比如湘军大帅左宗棠，他自比为黄牛，乐于负重行远，年近古稀，他仍然统领湖湘子弟远赴天山之北，平定叛乱，收复疆土，他不顾高龄，坚持住在军营，与士卒同甘共苦。后来，他的大儿子左孝威去塞北省亲，随父亲入住军帐，受寒致疾，回家后一病不起。又比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危急关头，他义薄云天，誓为变法而流血，却敦促梁启超赶紧逃出魔爪，他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的话，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由衷说出的。又比如民国元勋黄兴，他不争名位，延陵高揖，曾对胡汉民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无疑需要极大的雅量。又比如民国大将蔡锷，他不仅主张“军人不党主义”(即军人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政党)，还特别关心民瘼。他任云南都督时，云、贵两省的商贾感戴其恩德，大家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尊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敬领大家的好意，却用这笔款子赈恤两省的饥民。事后，他对大家说：“君等铸我像，享受荣名，在百年千年之后，若辈哀鸿，食此涓滴之赐，当可活命无算。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这才是足以垂范千古的伟人之仁。    正由于这些湘籍的雄奇之士品德高尚，湘人才能在近代史上唱主角，执牛耳，充当火车头。
    “人类历史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伟人的历史。”英国哲学家卡莱尔先生这一毫不含糊的观点长期不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认同，但证诸古今，如合符节，很少有什么例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伟人是一面极为清晰的镜子，从他们身上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理性与疯狂、进步与反动。
    中国渴望与世界接轨，渴望富强发达，渴望成为东方的醒狮和飞龙，由来久矣。然而，怎样才能使中国猛醒和腾飞?从何处方可获致那句“芝麻开门”的秘咒?百余年来，湖湘英杰一直为这个想法生死以之。自晚清洋务运动以迄于今，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一波三折，历史提供了太多太多血泪相和的教训，这是后人不应该轻易忘却的前车之鉴。
    知人而论世，论世而知人，谈何容易!本书共收入26位湖湘英杰，他们既是本书的骨架，也是本书的血肉和筋脉。我要特别声明，在本书中，地域概念其实无关紧要。尽管那些高蹈远翥的一代天骄与湖南这方热土息息相关，但他们并不受三湘四水的局囿，在中国大擂台上，他们都是重量级的角色。
    胡适先生曾戏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捅破了薄薄的糊窗纸，可是这位文化大师仅仅留意于历史的幻影和假象，难免避实就虚。历史的某些真相固然长期遭到遮蔽，但它们不可能永久遭到遮蔽，必定会有重见天光的那一天。世间总有一些怀疑者不满于现成的结论，他们将轻装远行，用新观念的镐头掘开历史的荒冢，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做出正确的“尸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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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放湖南人出一头地”，使三湘人才喷薄激涌的景象蔚为壮观。这一放便放出许多的轰轰烈烈，放出无数的可歌可泣。孙中山曾在诔词中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湖南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第一人：魏源是中国早期洋务派中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第一人，郭嵩焘是中国外交界中仗节出使欧洲的第一人，谭嗣同是中国维新派中为变法流血的第一人，唐群英是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女性第一人，刘道一是中国同盟会中为革命断颈的第一人，陈天华是中国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陈衡哲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以极大的肺活量唱出了湖南人的最强音：“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可不是只图悦耳的花腔，而是湖南人打从火辣血性里吼出的一嗓子。我在本书中所抓的全是典型，这些超级“钻石”光芒耀眼，我们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