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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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番理解 那种体恤 那份关爱
                                                  ——长者王先霈


王又平
　　　　
    王先霈，1939年7月生于江西九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现为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湖北省文艺学研究会会长。曾获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创作奖、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湖北省社科著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别看我和先霈老师同住在一个校园，也常同车外出参加各种讨论会，其实我们是很少就作家创作或文学状况聊点什么的。他是位掖得住话的长者，我是个锋芒毕露的狂客，只要我们在同一个会场，只要他的发言在我之后，总免不了要磨圆一下我的言辞的。从早些年在省作协讨论醒龙、应松，到后来在湖北大学讨论方方、一光，再到近来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讨论易飞，他都是如此。时间长了，渐也悟得，他是同作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的评论家，我是坐在自我的板凳上说话。屁股决定脑袋，那番理解、那种体恤、那份关爱，我是学不来的；只是常委屈了我，不免憋闷得慌。一个儒雅，一个张狂，要说其乐融融地交流，自然就不那么便当；何况他还是引领我为文论道的启蒙老师，多少是有些敬畏之心的。
    那还是在文革后期的华师京山分院，他从江西调到这山旮旯里来给我们这帮工农兵学员上文艺理论课。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先生上课居然从未见他携带讲稿，一会儿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儿，一会儿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烟盒，慢条斯理、娓娓而谈，其言辞之淡定，其身姿之沉稳，其理路之清晰，其论说之透辟，很快便征服了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工农兵学员或者前知青、前红卫兵，我们也视他为隐士级的传奇人物。记得我曾拿自己写的文章去请教过他的，在很谦和地听我侃侃而谈过后，淡淡问道：你文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又滔滔不绝起来。他依然倚坐在侧洗耳恭听。末了如抚琴弄弦，轻捻慢拢点拨道：好话不需多，能用一句话把你的观点说清楚，你就想清楚了。醍醐灌顶一句话，让我享用至今。现在我还常用这句话去对付写论文的晚辈后生们，坐收百试不爽之功。
    不过比之于同辈上下的哥儿们，我大概又是最能与先生随意交往甚至争执上几句的，那是因为我有拿捏得住他的地方，这就是吃。我与先生“同吃”的深刻程度或许远胜于说文论道。当年我们分住前后栋，日子过得颇清贫，有时口中淡出鸟来，想揩点油了，便下我的二楼，登他的六楼打食去了。不是说他比我富有，而是先生常年埋头于读书作文，于烹饪之道、口腹之乐向来是粗放经营的。因此年节时家中备贮的腊味、山货亦常因不屑打理竟任之风干变味。我曾眼睁睁地看到那只觊觎已久的肥墩墩的腊羊腿是如何从油光锃亮渐至于干瘪失色的——就那么挂在阳台上任凭岁月的冲刷。暴殄天物啊！吃也不能白吃，以我的厨艺换一顿美食也属于按劳取酬了。于是找了一个宽闲日子，拎了几根大葱胡萝卜敲开了六楼的门，两小时后，珍馐美味上了桌。别看先生不擅烹饪，吃起来可生猛有加。我在贵州亲眼见他中午吃了花溪烧鹅火锅晚上又吃花江狗肉，终于半靠在椅上独享“肉醉”的折磨；也听他说过如何连吃四只碗口大的红莲湖大闸蟹而从此见了虾蟹竟生戒惧之心的。这天，基本上不饮白酒的他，竟也满斟佳酿与我对酌助兴，一锅胡萝卜炖腊羊腿风卷残云般地被我俩吃了泰半。尔后先生似记起什么，歉然道，留下些等孩子们回来吃吧。从羊肉上桌到撤席是很说了些话的，至于聊了什么都付之于飞盏流觞、腊羊白汤，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只知道他对我厨艺的评价是远高于我的文学评论。某日他曾不吝评说，我做的豆瓣鲫鱼胜过他在高级饭店吃过的许多鱼！此语既出，对我的促进有如先生当年评价醒龙的《村支书》，终于感到屁股坐一条板凳上的好处，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出糖醋鲫鱼、葱烤鲫鱼、干煸鲫鱼、清蒸鲫鱼等无数作品。区别仅在于醒龙终于得了茅奖，我却连根奖毛也没看到。闹得我不时思忖，是否又该请先生吃顿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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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月与春水
                                                    ——徐鲁印象



董宏猷

　　徐鲁，著名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资深出版人。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豚传媒副总经理，北京“冰心奖”评选委员会副主席。出版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世界早安》、《校园弦歌》，散文集《童年的小路》、《旷野上的星星》、《剑桥的书香》等60余部，另有长篇小说《为了天长地久》以及《沉默的沙漏·徐鲁自选集》等选集。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四届）、湖北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为英文、法文、德文、韩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等。

　　徐鲁有个雅号，叫“徐志摩”。
    这个雅号是我取的。我这么一叫，儿童文学圈内的朋友一致说好，说传神。
    不仅是二人都姓徐。也不仅是外表的清秀俊朗，玉树临风。
    徐鲁首先是诗人，这点与志摩相似。第一次见到徐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还被称为诗人，在去蒲纺诗会的火车上，那时徐鲁应该不到二十岁吧？他与华姿、胡鸿等年轻诗人在一起，像一群放飞的鸽子谈笑风生。他的诗，包括散文诗，清新，抒情，唯美，梦幻，带着淡淡的忧郁，如同挟带着清晨的露珠与青草气息的风，久久流连在少年时代与青春校园。他的代表作诗集《我们这个年纪的梦》，自然的，或者说是天然的，汇入了儿童文学的诗潮之中，然后，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整个的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是徐鲁的诗歌与散文的井喷年代。尤其是有了儿童文学作家这样的身份以后，他激情澎湃地写了大量的诗与散文诗，歌唱怀念着青春校园。但是，我更喜欢的，或者说，我觉得要特别提及的，是徐鲁的那些充满童心之美的诗篇，如同泰戈尔的“新月”，以及冰心的“春水”，那么形象地敏感着生命之初的美。包括他后来一直钟情的大自然之美，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简单的教化，而是生命本真的诗意凸现。我一直觉得，徐鲁的这些诗与散文，其实是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便更加地属于了丰富了真正的儿童文学。
    徐鲁不似志摩的，是他的低调。他不大出现在喧嚣的公共场所。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很早就准时睡觉。他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和创作，便是读书。说来有趣，我们俩经常见面的地方，是书店，尤其是旧书店。有一段时间，只要是双休日，我总会在徐东古玩市场的旧书店里碰到徐鲁。他不似我，是一个狂热的藏书者，他的读书与品鉴，化作了一篇篇一本本的书评、书话——《剑桥的书香》、《黄叶村读书记》、《翡冷翠的薄暮》、《在午夜的书房里》······徐鲁沉静地步入了读书界，成为了著作颇丰的书评家。
    徐鲁在湖北少儿出版社工作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成为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豚传媒副总经理，是少儿出版界资深的作家兼学者型的出版人。他以独特的审美眼光，策划出版了许许多多优秀书籍。为了书籍，他到过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辛勤地采蜜，酿蜜。读书，藏书，写书，出书，成为他生命中的交响曲。
    徐鲁低调，但却多情。情之一，是典雅的生活情调。无论在什么会议上，徐鲁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休闲时，一双肩包，一自行赛车，潇洒骑行。情之二，是丰富的艺术情趣。除了书评，他的画评也深得画家们的赞赏。情之三，是细腻的朋友情义。徐鲁者，山东人也。既有齐鲁侠义之风，又有江南婉约之情。一次北京朋友聚会，一美女编辑匆匆来迟，连晚饭也没吃。随后众人吼歌。喧闹中，不见了徐鲁。问之，他不声不响请那美女编辑吃饭去了，令一大帮男士汗颜。徐鲁与徐迟先生是忘年交，默默地为徐迟先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他从不张扬。徐迟先生去世后，他也不显摆。在他看来，为他人服务，为自己所尊敬的师长尽力，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他的齐鲁侠义之风，更多地不声不响地沁透在温暖的美丽的细腻与细节之中。
    徐鲁，一颗新月般的冰心。一首春水般美丽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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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爱如山





田禾

　　谢克强：1947年生，黄州人。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诗歌》执行主编。著有诗集《孤旅》等10余部及《谢克强文集》8卷；有诗入选《新中国50年诗选》《中国散文诗九十年》等150余部诗选。《断章》获中国当代优秀散文诗集奖；抒情长诗《三峡交响曲》被诗评家誉为“为当前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成功范例”，并因之获《文艺报》2005年度重点关注作家艺术家奖。

　  我在《谢克强文集》首发式上说过：“谢克强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榜样。”这句话并不是奉承话，是我的心里话。说谢克强是我的老师，他写诗已经有四十多年，他的诗龄快有我的年龄那么长了，在中国诗坛他又是一位比较有影响有一定威望的诗人，并且在我当初写诗时还真的给过我很多指导、鼓励和帮助。说谢克强是我的榜样，他几十年如一日，对诗歌始终饱有一份热情、执著、敬畏和真诚，还有他对诗歌不断探求不断进取永不放弃的精神和认真态度，都是值得我学习的。特别是在我迷上了打牌的那段日子，他一见我打牌，就毫不留情地教训我：“你是一个诗人，诗人就要有诗人的追求，应该好好静下心来写自己的诗。你写诗很有天分，只要你把心用在写诗上，你一定能写好，一定能成功。”谢克强老师的教训虽然有些严厉，但这是一个长者对一个晚辈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爱。对这一点，我还是懂的。
    我开始把打牌当着一件开心的娱乐活动。经常三四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点小酒，唠唠家常，讲讲笑话，打打牌。打高兴了，心中的烦恼和不快的事，也都忘记了。谢克强老师开始那样教训我，我虽然知道，他是为我好。但听了之后，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我认为我打牌碍什么事了，与你有什么相干，这真是太平洋上的警察，管的宽。我嘴里即使没有说出来，心里还是有些反感的。打牌，虽然有时是为自己寻找开心，但有时正在忙事时，朋友突然打电话来，三差一，盛情难却，朋友的面子，不能不给，只好撂下手头的事，去了。谢克强老师又碰上了，这之后他很顾我在朋友面前的面子，过后就板着面孔训斥我：“我那样苦口婆心地劝你，你却一点也没听进去。你这样不听话，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了。”话虽不多，含意却很深，分量很重，对我的刺激也很大。以后打牌，我收敛多了，有时躲着他打几回，很多次都是被朋友拖上桌的。其实谢老师也知道我偶尔打一回，他见了我，再不说得那么直接了，绕着，悠着，拐弯抹角地说，委婉多了。说最近某某某打牌，把家里的存款和家业都输没了，老婆跟人跑了，什么也没有了，还欠着一屁股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跳楼自杀了。然后又给我大谈一通打牌赌博的危害，又说打牌如何耽误人，耽误事，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要有上进心。谢老师这样良苦用心地劝导我，就是一块木头，也该醒了。
    从那以后，我是真正听进了谢克强老师的话，醒悟了，不赌了。后来，我对打牌也作了反省和思考，想到打牌真的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老输钱还是另一回事，上了赌场，愿赌服输。但朋友之间还经常为出错牌或几块钱伤和气，挫伤了朋友之间的感情不说，我自己也把写作的宝贵时间给耽误了。从此以后，金盆洗手，我戒赌了。
    这些年，我不再赌了，沉下心来写诗，专心写诗，还真应了谢克强老师的话，有了不少收获。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谢克强老师，在关键时刻，他帮了我，也可以说是拯救了我。现在想来，他过去对我的教育太及时了。人们经常说，父爱如山，这里我要说，师爱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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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拙中的灵光
                                                       何存中印象




吕志青

　　何存中，男，1953年出生于湖北浠水县。黄冈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主任。中国作协会员，湖北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北作协文学院连续五届签约作家，文创一级。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多万字。十多部中篇小说被多种选刊选载。有中篇集两部，长篇三部。曾获文化部创作二等奖、湖北省第二届五个一工程奖、湖北省第四届和第七届屈原文艺奖、湖北省第四届文艺明星奖、2007年度军旅文学奖、第四届湖北文学奖；多次获《长江文艺》和《芳草》年度小说奖。

　　在省作协文学院的一帮签约作家中，何存中和我都是从第四届开始签约的，一直延续下来。每届两年，十几年匆匆而过。十多年间，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两次见面的机会。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议组织者常常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个房间。这样的安排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俩都是鼾声如雷，此起彼伏，一来一去，构成另一种对话体。这也恰似我俩各自不同的写作。尽管互不相同，但我一直对他怀有莫大的敬意。他的作品既扎根于现实，又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从内在精神到文体风格都显出一种浓郁的令人羡慕的中国气派，其叙述极富汉语言文字所独有的韵律感和节奏感。恰如他的外貌，朴拙而又富于灵性。或者说，从朴拙中透出来了一道灵光。
    几年前，存中在《芳草》上发表了一部长篇《沙街》，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的胡世全看了，连夜给他打了个电话。老胡事后对我说，“没想到，看他憨头日脑的样子！”“憨头日脑”是宜昌土话，也就是“憨头憨脑”的意思。老胡的言语中明显流露出意外和惊喜。这说明，写作的确不是一种以貌取人的行当。
    老何不擅言谈，加上他的普通话里又夹杂了浓厚的地方口音，有时会显得相当含混。有一次，他反复对我提到一个字眼我怎么也没法弄明白，后来他只好在床头柜上的小纸片上写下来，那是“叙事”两个字。的确，他不善于口头上的“叙事”。但是，对于写作，他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领悟。比如有一次他谈到小说时说了几条，其中有：事件，趣味，意义等等，谈到人物，他说了“对位”两个字。在这些十分简短的三言两语中你能感觉到他多年的修炼与领悟。有时，他的谈论也会纠缠在一堆含混的词语中，正如某些思想家一旦开起口来，往往结结巴巴语不成句。我想，在那个时候，除了口头的表达，更多的还是与思想生成的一般规律有关：在我看来，许多真知灼见往往没有漂亮的外表，因为它不是被人们说得滚瓜烂熟了的话语。
    还是让我们来看他的文字吧：“老太问山秀，他是谁？山秀冷笑一声说，娘，他，你不认识吗？他就是你的学生，往日剧团会翻几个跟头的工夫呀！他嗓子像个鸭公，饰什么都不行，就会翻几个跟头。唱武戏跑龙套，他一个掉猫几个小翻出山门很像回事儿。那时候他做梦想剧本要是不要唱词光翻跟头该多好，那就全是他的戏。老太说，啊，我记起来了，有这个人。”《画眉深浅》）真的棒啊！
    读存中的作品，需要宁静的心态，需要不急不躁地细细品味。读他的作品也让我想起他那有几分粗重、甚至粗笨的身躯，让我觉得在那里面似乎还藏着一个眉目清泠的秀才。存中另一个让我感动的地方是他对于文学的真诚，当他谈到某个作家的作品时，他显得真诚而直率，没有虚饰。有时,　坐在会场座位或餐桌上的老何心里有点不快活了（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啊），那时，他就会嘟嘟哝哝地发出一些含混的、谁也听不懂的声音。这时，含混对于他又是多么好的一种掩护啊。——有关这些，存中的读者并不一定知道，但是，对于他的许多作品，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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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淑女”



黄大荣
　　　　
    王芸 ，1972年生于湖北沙市。中国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集《穿越历史的楚风》、《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等四部。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逾200万字。两度入选“年度中国最佳短篇小说”。曾获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七届屈原文艺奖“优秀人才奖”等。
　　　　
    她身量娇小，简静少言，细声细气的，一说话就脸红。报社朋友说她，做人低调，做事严谨，编的版子非常干净，从不背后道人短长，从不去娱乐场所，戏称她是“最后的淑女”。王芸让我把这五个字删去，因问何故，她红着脸说，“人家要笑的。”
    上天待王芸实在不薄，家境与教养，学历，职业，一个理解并支持她的家庭，她事事圆满；文学禀赋与对文学的痴迷，竟也一身兼备。她是为写作而活的女子。她不慕荣利，十年前的前十年间，几乎没发表什么，却是饱读无厌，专心操练她的文字。她把现代书面语、古汉语、方言口语、俚语，融于一炉，锻造她的文字之剑。方块字如善舞的精灵，在她的妙手下婀娜多姿。磨剑十年，自是出手不凡，新世纪进入创作爆发期，她连续十年丰收，获得200万字作品。足见功夫在诗外，也见证了她摒绝外界浮躁喧嚣的沉着，内心的执拗与坚韧。
    王芸先以散文名世。写散文，她练就了几副笔墨。记山川游踪，笔情恣肆，意境宏阔；写楚地人文，典雅华贵，奇诡沉雄，直追屈宋骚赋之精神；忆亲朋故旧，温茂幽微，如歌如诉，婉而成章。她的散文，题材宽泛，风格迥异，却有一以贯之的优长：语言是她的，源自她的发现、领悟和感受，极少因袭陈言。
    王芸的第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时间寻找长久的爱情》，是她转向小说写作“过渡期”的结集，留下了她勤奋操练、多方实验的足印。让她一举成名的《日近黄昏》，如一尊线条简洁苍劲的雕像，属于经典的现实主义。《悬爱》探讨婚外情，女主人公精致，成熟，优雅，对待丈夫生活中的另一个女人，罕见的宽容；她的气质令人惊叹又深为扼腕。《女孩从门镜外走过》，构思技巧圆熟。门镜偷窥者设定为一个伤残的、下岗的中年男人，门镜外却是花季少女。写来有层次，有波澜，正侧虚实，相得益彰。小说直抵人性深处，极具痛感。《祈福》以一场车祸，将一群底层人物结集在一个场面中，运用生活流手法，尽写他们的生存情状。乱哄哄的场景，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纠结心理，跃然纸上。《梦中被脚步声惊醒》则完全由人物的内心独白连缀而成，流畅而富有韵律。作为书名的那篇，写三个时髦女子的爱情故事，洋洋洒洒，文字行云流水，不时跳出几句俏皮，几句深刻，调整着叙述的距离感，而说故事的人就站在你身边，一副潇洒自若的神情。稳健扎实的实验，成就了她之后小说创作的一路高歌。
    王芸是有抱负的作家。她在拓展小说题材领域，也在拓展阅读面，读历史读哲学，读闲书杂书，操练思想。尤其历史，对于70后作家隔膜已深，“补课”势在必行。她懂得，诚如一位学者所言，“最精彩的莫过于淡泊者的内心世界”，因此宠辱不惊，淡定自若。不过，OK厅之类的休闲场所，也不妨去领略一番，以备为文之需；至于“淑女”的雅号，不仅不能删去，对于作家，还至贵至尊、千金不换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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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千里烟千里路 湖北日报讯 王晓英 　　千里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近5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爱情豆豆》等7部，《和棉花一起》等诗歌、散文小说类文集3部。《爱情豆豆》获2004年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第一名。 　　千里烟曾经跟我说过一件事。那是2004年冬天，为了写作长篇小说《爱情豆豆》，她去北京当保姆体验生活。因为经济拮据，她住在狭小潮湿的地下室里，每晚午夜下班后，坐公车回住地。有个午夜，她正在等车，突然遭遇两个劫匪。为了和劫匪争夺手机和背包，她的脸上、手上被劫匪打得鲜血直流。在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时，她突然发现墙上贴着的一些宣传单可以作为写作素材，便不顾一切地摸出笔，在小纸片上抄起来……她全然忘记了要为自己讨个公道，急匆匆地返回住地，在阴冷的地下室里，把被子裹在身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开始创作……     这就是长篇小说《爱情豆豆》背后的故事。这部小说在2004年新浪第二届原创文学大赛中荣获第一名。领奖台上的千里烟笑容灿烂，眼神和嘴角带着孩子式的顽皮，全然找不到一丝辛酸和颓废。这就是千里烟。她的《爱情豆豆》和她的人一样，充满浪漫情怀、阳光色调，反映出当代青年面对现实、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开拓自己新生活的心态。 我以为，《爱情豆豆》中的许豆豆就是千里烟的写照。     从认识千里烟起，我似乎就一直和她在告别。确切地说，她一直和自己在告别。从蔡甸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她始终没有放下行囊歇息。某学院副处长、出版社编辑、某文化公司副总经理……越来越令人羡慕的平台和光环，也未曾留住她的脚步。她的灵魂似乎一刻也安分不下来。她不断地打破束缚自己前进的种种世俗诱惑，执着地追寻一种看似虚无的东西——理想。她用文字写出了滚滚红尘中的人性之光、奋斗之歌。她那闪烁着亮色的作品延续了武汉文学积极向上、格调明朗的传统——从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方方的《大篷车上》到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我是太阳》……这些作品中，都明显贯穿了一条主线：努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哪怕是带有种种缺憾的美好。     千里烟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生命人文意识。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和母亲的情人》是部探讨爱情，情欲，道德，家庭和责任的小说，也是部催人泪下的好小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是两个城市中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构成的故事。在涉及两个家庭和三个人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情感纠缠中，她展开了对人性、婚姻家庭与道德责任的思考和追问，充分挖掘出了女性生命存在的内在力度，具有浓厚的充满魅力的新女性气质，人物在她的笔下得到了复活。“文学应该触及心灵、深入心灵、震撼心灵”。千里烟在一次作客新浪时谈到自己的文学观时，如是说。     千里烟，就是这样一个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以文字为生活路径的理想主义者。她对自己的作品一直都不满意。这就注定了她的行走。每一次出发都意味着重生，她在文字里一次次地涅槃，跋涉在她的千里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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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一缕阳光就是温暖
                                                      陈旭红印象



湖北日报讯 何存中
　　　　
    陈旭红，1970年出生于湖北浠水。现于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工作。2008年短篇小说《人间欢乐》和中篇小说《世界原来如此美丽》，被《小说选刊》和《短篇小说年选》转载；2009年中篇小说《白莲浦》，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和《中篇小说年选》转载；2010年在《长江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亲和酒》，在《青年文学》发表中篇小说《遥远的纺车》。
　　　　
    认识陈旭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她是夏元明的小老乡，她的父亲与夏元明熟。她父亲见女儿爱文学就让夏元明指一条路，夏元明将陈旭红带到我家，我那时候在浠水县文化馆当业务副馆长，编馆办刊物《二月庐》。那时候她写散文也写小说。
    小小的一个女子，初中毕业，却阳光，却内敛，却浪漫，却坚定。初为人妻，没有工作，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相夫教女住在路口小镇上。后来我调到黄冈市，与夏元明到她家谈她写的小说。二楼简陋的集体宿舍，收搭得干干净净，透着温馨。出身农家的陈旭红，那时候写散文，写小说，完全不是为了什么稿费，或出人头地，是为了内心的光芒。那时候小小的陈旭红，为了生存，也为了理想，只身一人闯过西藏，因为西藏是她灵魂的向往之地。她写过《菩提是棵树》，写过《我的西藏高原》，那雪峰闪在晨光里，雄鹰飞在蓝天下，那里面的人物有着雪水的纯净，有着裸岩的雄浑。这些小说和长篇散文后来发在我编的内刊上，叫我为之向往。后来她就写小说，写《遥远的纺车》，写《世界原来如此美丽》，写《思富垸》，当然还有许多。这些小说都取材于世俗生活，用她的眼泪和欢笑，写人们的人性的光芒和精神的向往。我就知道这小女子与众不同。
    写了十年，于是就有了《人间欢乐》和《白莲浦》。这两篇小说取得了成功，让文学界认识了陈旭红。人们以为陈旭红是一夜冒出来的，殊不知十年辛苦不寻常。陈旭红身为女子，活在生活最底层，早年失学，学历不可谓不低，没有工作，生活不可谓不苦，要说在日子里她看到的可能是屈辱、丑陋和卑微。但是她有一颗向善之心，在世俗的日子里追求阳光，追求温暖，追求和谐，这构成了她小说的精神世界，实现了审美的超越。
    日子里的陈旭红是个完美主义者，到她家做客，谈小说，或者谈感觉。她的家始终是干净的，窗明几净，有鲜花插瓶，有笑容侍座，一杯茶，一道菜透着人间的温馨。就在刚过去的2011年端午节前，我和夏元明到她家做客，也是谈创作，那天中午我们就在她家吃饭，她用她父亲送来的“秧蓄米”煮饭给我们吃，喝的是稻花香的酒，她做几样菜，不是大碗大碗的，而是精致的盘碟儿，桌上一摆，那就叫感动。那天我喝了不少，就在半醉之间，不胜酒力，提前离席，朋友们还在喝，我歪在客厅的沙发上。久晴无雨，那时候天就阴了，窗外云起了。我就有诗。诗云：“稻花香，秧蓄米，三盘四碟好料理，人生难得几知己。一口干，不准痞。端阳闹在纱窗外，燕子飞来绿云起，好醉微风细雨里。”个别句子经过朋友润色后，一致通过。
    咳！有朋友经常相聚，意气相投，谈文论道，不亦乐乎！
    咳！世之为世，善为传道传人之本，无善人类早就灭绝。走过黑暗的人，有一丝光明入眼，即为幸福。饱尝寒冷的人，有一缕阳光在身，即为温暖。我知道旭红之心。但是我希望旭红笔下之“善”，不只是单纯，不只是向往，因为善是五味俱全的。应该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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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的笑容是他的标签                                                    走近诗人张执浩 湖北日报讯 阿毛 　　张执浩，1965年秋生于湖北荆门，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杂志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和《撞身取暖》，中短篇小说集《去动物园看人》，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等3部。作品曾入选百余种选集（年鉴），并获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十月诗歌奖等。2007年被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中心、《羊城晚报》等媒体评为当代（1986-2006）十大新锐诗人之一。 　　我的记忆里没有第一次与张执浩见面的原件与备份，我不知道这第一次淹没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哪一次诗歌盛会中。按他自己某次说到的，似乎我们是在80年代末的某次武汉高校的诗歌大赛的领奖台上认识的。我大脑库存中所搜索到的最初图像记忆是90年代初，我和他、剑男、江南等几位校园诗人在武大的一次诗会后的合影。长发飘逸、面庞清俊的张执浩，嘴巴上留着醒目的短胡子。但比那短胡子更醒目的是他的嘴角少年般纯洁真诚的笑意。在很多人看来，长发飘逸是诗人张执浩的主要外形标签，但在我看来，少年般纯洁真诚的笑意不但是诗人张执浩的主要外形标签，更是他作为诗人的内部肌理和精神气质。     当短胡子剔掉，文字里的刀剑、工地代替“糖纸”和“苹果”的时候，甚至头发日渐稀疏、面目渐显沧桑的中年岁月，张执浩的那份纯洁真诚却依然洋漾在嘴角、浸湮到他的文字里。所以，我曾经在与诗人朋友的闲聊中说道：“粗庸不洁的话语或字词，在张执浩的唇齿间和句子里，也有一种纯洁的、独特的光芒。”他纯洁的、独特的光芒不是后天的修为，而是一种天赋之资，因此我认为张执浩是一个天生的诗人，生来就是诗人的那类人。他的后天修为，只是敏锐与智慧顺理成章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优秀的诗人。     很多时候，张执浩说出的不是普通的句子，而是他作品里的诗句；反之，很多时候，他写出的不是特别的句子，而是他脑子里的深刻之见、嘴里的惊人之语。这样语言中的张执浩与文字里的张执浩保持着纯粹的真实与一致。正是这种纯粹的真实与一致，使他总有一种纯洁的、独特的光芒。     随岁月而不减的纯粹与真诚，同随岁月而递增的白发与智慧一起，不断成就着张执浩和他的诗。从“天才少年”的《糖纸》《苹果堆》，穿过“哽咽着吟唱”的《美声》，走过《内心的工地》，再到《高原上的野花》……张执浩始终很清醒很真实，他不但敏感地发现了诗歌中、生活中、生命中的诸多问题，而且也迅速准确地找到了答案。在这些发现、认识问题及解决问题与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始终葆有少年的纯粹与真诚、尖锐与不合作、玉石俱焚的勇气，更有老父亲的苍老透彻、无奈和解、爱与悲悯，所以，他既是“白发苍苍的少年”，更是“披头散发的老父亲”，纯洁真诚，涕泪横流……     我承认我每次读到《高原上的野花》时，老泪纵横——     “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 的确，当年那个在“糖纸”里捧出纯洁和真诚的少年，“幻想一首终极的诗歌”替他“生养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婴”愿望已经达成。——这个愿望由《高原上的野花》这首诗达成，由《高原上的野花》里那个“生养了众多的小美女”的老父亲，——那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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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武汉文坛常青树                                                     全才管用和 湖北日报讯 任蒙 　　管用和，1937年生，湖北孝感市人。当过教师、文化馆干部、专业作家。1956年发表美术作品，次年发表文学作品。现已出版诗集、长诗、散文集、画集等作品26集。发表绘画作品300余幅。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30多次。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文学创作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经常阅读管用和的作品，读他的诗集《欢乐的乡村》和《公社大地》等等，还读到了他曾经引起诗坛风波的那首《绕道》。那时我作为一个军中的文学爱好者，他作为一个活跃在省城的诗人，可以说，他以作品影响着我在文学初始阶段的蹒跚学步，只是他并不知道。有个日子，我从未向他提起过，我也记不起具体是哪年哪月哪天，只记得那是在夏季，一个年轻朋友约我到武昌的紫阳路去走访《长江文艺》编辑部。当我们即将走进那座老房子的院落时，碰到了管老师，那会儿他四十出头，刚刚从编辑部出来，一手拎着包，急匆匆地迈着大步，好像有人等他。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他急着要离开，转过身还在说“我读过你不少诗，好好写啊，”边走边甩起一支健壮的胳膊。他当时说的很可能是随口话，肯定不记得，可我记忆很深，还从中受到过鼓励。     那个时期的管老师，处在他创作最活跃的年龄段，本地报刊上到处是他的作品，外地也不少。发得最火的是他的《露珠集》，是许多精短片断组合的系列散文诗，每段一般一二百字，暗喻一个哲理，语言十分简洁，但很多段落有情有景，文字高度诗化。《露珠集》是个总名，每篇的内容不同，我记得他连云南《个旧文艺》这样的地方小刊也发过一些，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每见必读。后来，我听说他结集出版了，便向他索要，可他说出版社配送他的样书一来就被大家“抢”光了，这件事一直让我遗憾。     几年后，武汉作家协会成立，我是第一批会员，管老师做了副主席。那会儿曾卓等老一辈作家还处在盛年，还有延安时期的“老格子”，他是作协班子里年轻的小字辈。记得开大会照全体合影时，他自己爬到后面的高凳上站着，作协虽然没有那么多规矩，但仍然看出他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谦谦君子。从那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多了，虽然我们交谈的都是创作方面的话题，几乎没有涉及到工作和人生这样的内容，但我对这位厚道温和的前辈作家早已熟悉了，内心怀有由衷的敬重，他对我也有一种无须言语的了解和信任。大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曾多次动员我调往市文联，去主持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因为他的举荐，文联主席池莉向我表示过欢迎的善意，文联党组的主要领导连续三次找我谈话，但我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本单位的意见，放弃了那次机会，可我一直对管老师和文联领导心存感激。     进入晚年的管老师，出远门时常见有老伴陪着，缓慢而均匀的步伐里更能显出一种悠闲和淡然，笑容也更加和蔼，看上去更加平和朴素，有个外地文学青年形容他就像一个从村头走来的老人。我向他介绍说，这个老头儿可不平常，是作家队伍里少见的“全才”，诗歌、散文、随笔、小说，音乐方面的作词谱曲，还有绘画和书法，他全占了，并且在多个领域取得公认的成就，例如他创作的歌曲曾上过央视春节晚会，他作为作家中的书法家是颇受大家赞誉的。这些年他以绘画为主，山水，国画，到老年还进入了一个艺术新境界。去年，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画集，受到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