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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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摄影书籍和有关摄影的著作
二十世纪初，随着摄影的发展和国内印刷条件的不断改善，国内出版了多种摄影专业书籍。这些专著，多是中国人自编、自译，以满足国内摄影爱好者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国内一些有影响的杂志，也刊登专文，介绍摄影技术，使摄影术普及工作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对于世界上不断出现的摄影新技术、新方法，国内报刊和杂志有时也注意加以报道。以上情况，说明摄影在中国的地位有所提高。一些有识之士不认为摄影是一种单纯的匠人手艺，而视为一种学问，一种新兴的科学技术来加以探讨。这时，不少知识分子乐于谈论摄影，写了不少诗歌来歌颂它，还出现了以摄影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些诗文在国内的流行，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摄影书籍及其作者
《照相新编》是1907年在河北唐山出版的一本摄影技术书，铅印本。作者吴仰曾（1863—？）字述三，广东四会人。同治十一年（1872）靖政府下令“挑选幼童出洋肄业”，十一岁的吴仰曾被选中，首批送往美国留学，1882年考入纽约大学。毕业回国后，任直隶道员，办理开平矿务兼办京张铁路煤矿，还担任过对留学生考试的“同考官”。曾编写过《化学新编》等书。由于他精于摄影，在开平矿务局时，利用去热河找矿勘测机会，拍摄了不少现场景象的照片。为发展矿业留下了宝贵的地质资料。《照相新编》是他精心完成的一部摄影学专著。
此书参考了阿布尼（William Abney）的《摄影入门》及《简明摄影术》二部早期流行的摄影学著作，融合作者的实践经验写成的。书分上、下二卷，共二十七节，分别详述了摄影器具，干版法摄影，冲洗底片，印像放大技术及修版、修整照片等实际问题。各段文字多配有精致的插图，使读者一目了然。书中涉及的化学药品，采用音译，后附中英对照，使之更为准确。正文以外，另附“补编”，介绍了闪光摄影，用显影罐冲洗软片等最新技术。作者精通化学，对摄影学又有很深的造诣，1906年完成此书时，他已有二十余年的摄影实践经验。
清末的另一个摄影家陈昭常评价吴仰曾对“格致之学，可谓极深研几，殚究本末”，并称赞这部书“取精用宏，深浅毕贯” ，不失为学习摄影的指南。这部书的出版，推进了华北地区摄影的发展。
《实用映相学》，周耀光著。1907年在广东出版，1911年再版。铅印袖珍本。这是一本面向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普及读物。全书分二章，先讲应用，后述原理。由浅入深，非常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书的重点是介绍便于携带的外拍镜箱和拍摄室外风光的要领，兼谈一些摄影游戏，以增加读者的兴趣。1909年该书在广东提学使司主办的“教育用品展览会”上展出，获银牌奖。
《新编摄影术》的作者杜就田，浙江绍兴人，一生主要从事图书编辑工作。曾编著多种摄影著作，他还在自己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开辟了摄影学习园地。对“五四”以前摄影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贡献。《新编摄影术》是在民国初年完成的，是当时的一本畅销书。
杜就田在自述学习摄影的经过时说：“余自幼好弄，见木匠锯木，锡工烊锡等宁观不厌……戊戌秋，八股废，余心大快，并知学空谈之文辞，不若求实用之艺术”。 于是他开始自学《格致入门》、《化学鉴原》等科学读物，自制照相机，初试拍照片和冲洗。逐渐引起对摄影的爱好。1900年后，杜就田去上海，投奔他的胞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杜亚泉，被安排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后协助编辑《动物学大辞典》和主编《妇女杂志》。这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便，开始编写一些摄影著作。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东方杂志》从 1911年第4号起，连载杜就田编著的《摄影术发明之略史及现今方法》长篇文章。后来，作者以这篇文章为基础，经过充实推敲，改名为《新编摄影术》，于1913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该书分三编，第一编：用法；第二编：溯源流；第三编：药品功用。另附中英文名称和中英度量衡对照表。这本书也是面向摄影爱好者，以介绍小型镜箱为主，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小型相机使用者）的欢迎，五年间发行八版之多。以后，杜就田又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开辟了“摄影问答”专栏，以问答方式解释摄影技术上的问题，同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文字最后汇集成单行本，取名《摄影术顾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外，杜就田还译有《柯达克摄影术》等书。
除上述书目外，1919年以前出版的摄影方面的专还有：陈昭常著《摄影术二十五章》、陈翰屏编《摄影术讲义》、陈公哲著《摄影测光捷径》、周谈编著“周氏摄影丛书”。
报刊上的摄影文章与摄影消息
1900年至“五四”运动前，国内报刊上陆续刊登了一些介绍摄影技术的文章和摄影发展动态的新闻报道。有的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内容较为系统。如1901年上海出版的《普通学报》上发表的《各色晒像法》和《照相显影配方法》，1904年上海《中国白话报》连载的《照相纸片》，北京《商务报》1904年连载的《照像指南》、《照相须知》、《放相法》等文章。这些讲摄影实用的专文，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读者普遍，影响面也较广泛。
报刊上刊登的摄影动态消息，内容侧重于国外摄影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一种知识介绍给读者，使读者开阔眼界。这类新闻，各报互相转载，传播面很广，如1904年国内各杂志报道说美国圣路易赛会展出了长12公尺、宽1.5公尺的巨幅风景照片，为“极大照相”。还报道了“无光照相”（红外线摄影）、“摄影镜之电灯”、“照相飞船”、“写真新法”、“照像印入肌肤”、“颜色摄影法”、“水下摄影”、“照骨法”、“千里摄影”（电传真）等消息，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彩色摄影、医学摄影、天文摄影、高空摄影和闪光摄影等各个方面。
摄影文学作品的出现
“五四”以前，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以摄影术发展和应用为题材的小说、弹词、诗、竹枝词、小品文等多种文学体裁。
清末科学普及小说《上下古今谈》 ，写成于辛亥年间，作者吴敬恒（稚晖），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过照相制版术，擅长摄影。小说第八回谈到摄影术，题目是：“望远镜先登荷兰市，写真术创始协南城”。以庚子事变为背景，描述一个旧官僚的眷属乘船南下避难，在船上听水手讲外国新奇事物。作者通过水手之口，讲述尼埃普斯和达盖尔发明摄影术的经过。这种形式，通俗新颖，寓科学于情趣之中，但是思想格调不高。此外，清末的一些谴责小说有时也出现一些有关摄影的情节。
《照相发明弹词》，属名义水。作者在开篇中声称：“我国自与西洋通商以来，各样技术无不遍传内地，其中以照像一法为盛。因其用途最广，所以通行最远。但是用照片的人，多只羡其法之妙，却不晓得发明是何人，今日课余无事，不免将法国答解儿发明照像的原委，细述一番。” 此种也属于介绍摄影发明史方面的文学作品。
以摄影为内容的诗歌出现较早，多为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的文人所作。如王韬的《洋径杂诗》 ：添毫栩栩妙传神，药物能灵影亦新。镜里娥眉如解语，胜从壁上唤真真”。黄遵宪《镜写真》 云：“镜影娉娉玉有痕，竟将灵药摄离魂。真真唤遍何曾应，翻怪桃花笑不言。”孙宝作《映相术》 云：“精影可怜甚，依稀即是君。此影无灭时，化作千百身”。这类诗词流行很广，不胜枚举。
竹枝词为描写市井风貌之作，触景生情，信笔写来，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描写摄影的，如成都竹枝词中描写了订婚、结婚照相的情形：“全凭媒妁订朱陈，八字和谐始结亲，人未过门先摄影，任郎相对唤真真。”
摄影文学作品出现，说明摄影在人民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显著。但是，这些作品的内容终究经过了艺术加工，因此，除了个别细节较真实外，多数情节出于虚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
二十世纪初期出版的摄影著作和摄影文学作品，反映出当时国内摄影理论方面的建树和摄影普及的程度，标志着中国摄影事业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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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照相贴册与摄影图片印刷
二十世纪初，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国内的一些摄影师，已不满足于用照相机来拍摄人物肖像，还努力寻找机会利用照片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积极扩大创作领域。此时出现了不少时事摄影作品，表明中国摄影与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为了把时事照片介绍给更多的观众，在国内印刷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曾广泛流行过一种“照相贴册”，即用裱贴的办法把编辑好的成组（套）照片制成相册。不久，印刷条件有所改善，各式各样的照片便出现在各种印刷品上，摄影画册和摄影画报也应运而生。在将近二十年内，照相贴册和摄影画册是并行发展的。
清末纪事照相贴册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照相网目铜板技术出现以前，许多国家的摄影者发表纪事照片和其它摄影图册时，都是采用把原版照片直接裱贴成册的方法。这样做，不仅为了节省印刷开支，还在于能够及时编辑发行，发行数量可随机应变，观赏效果也比印刷品好。辛亥革命以前，照片册的编辑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它是清末时事摄影和摄影报道工作崛起的产物。清末出现的各种照相贴册，内容广泛，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的片断境况，从中也可看出中国摄影者的创作技巧和技术水平。
照相贴册，按其编辑目的和表现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呈奏清廷的纪事照相贴册。这类属于官方编制的照片册，绝大多数是各省行政长官或部院大臣奏折的附件或参考件，作为文字的补充材料和形象资料。如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二十二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窃臣奉旨筹办炼铁事宜，自开办以来，历经随时上陈，并于本年二月内详晰奏陈在案……兹谨将造成汉阳炼铁全厂及大冶铁山、矿机、运道、水陆码头暨江夏马鞍山，大冶王三石煤井工程，仿照西法，于九月下旬照印成图，共为五十六幅，兹于图上贴说，恭呈御览。” 即为其中一种。
这类特制的纪事照片册，一般采用较大的玻璃底版拍摄，线条清晰，影调丰富。贴册画幅多少不等，每页均有标题或文字说明。册页用黄绫边装裱，装帧富丽庄重，封面及封套上贴有题签，上书册题及进呈人的职位与姓名，而摄影者多不署名。
《湖北汉阳钢铁厂全图》（附大冶铁矿图）和《湖北兵工厂各厂机器图》 两册，选收图片多达二百余幅，包括各厂矿机房的内景和外景以及各种机器设备等图片。也有反映雇员和职工生活状况的镜头，如“洋工程师住宅”、“司员住宅尚未竣工”、“大冶铁山分局矿工住屋”等照片。卷首有“进呈人”盛宣怀和张之洞半身像片。该照片册摄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说明那时办理洋务的清政府官员已重视用摄影的方法反映中国工矿建设面貌。
《江南制造总、分局各厂机器图》、《四川兵工厂各厂机器图》、《广东制造军械厂各厂机器图》、《北洋机器制造局各厂机器图》等照相贴册，是反映当时国内工厂各种新式机器装备的摄影集。用以向清政府汇报各地兴办洋务中军械工业建设的情况。显而易见，这几本图册是经过专门组织拍摄、编辑而成的。其中《广东制造军械厂各厂机器图》选收照片最多，分订为弹厂、枪厂、场屋全图三册。封面一角印有“羊城十八甫黎镛摄影”两行小字，是这类照相贴册中较为罕见的摄影者署名的例子。由此可知，当时广州的“黎镛”照相馆，不仅拍摄人像，也到工厂去拍现场和机器照片，并承揽各种纪事照片册的摄制。
《仓场验米图》是光绪三十一年大臣桂春等进呈的照相贴册，1905年摄制，摺式装。全册只有八幅照片。通过“火车到京”、“分段验米”、“潮淫风飏”、“迎风销袋”、“米台呈样”、“运米备验”、“卸米入廒”、“斛收进仓”等八个互相联系的环节，巧妙地表现了清末南粮北调，征收大米入库的情况。内容连贯，画面形象生动，富有独特的纪实效果。这是我国早期专题摄影报道的一种形式。当时表现军事题材的专题摄影的照片贴册有《北洋陆军迁安马厂两镇兵操照片》和《天津、保定各学堂局所照片》，为兵部尚书长庚等进呈的反映军事操练纪事册。
此外，其他专题的纪事照相帖册还有《光绪三十四年太湖秋操照片》、《户部造币厂全图照片》、《北京农事试验场全景》等册。这些贴册，除了作为政府的档案材料收存外，有些也充做向各国赠送的礼品。
第二类属于各地照相馆摄制的纪事照相贴册。这类照相贴册，是一些照相馆根据社会事件和社会要求自行编辑摄制。编成后既向官方提供，也向民间出售。题材多样，不拘一格，充分体现出早期摄影图片编辑者对外界事物的敏感和职业素养。
《京张路工摄影》，是摄于1909年的大型专题摄影集，分上下二巨册。每页裱贴12吋照片1幅。图册形象地报道了我国自行设计施工兴建的京张铁路的事迹。上册收入詹天佑等人的肖像及沿途各车站的隧道、桥梁施工和完成后情况的照片86幅；下册主要纪录京张铁路通车仪式，政府官员观礼及在南口举办庆祝茶会的情景，收入照片90幅，通观全册，具有强烈的纪实性和新闻性。为了便于大量制作，照片的标题是通过底版直接晒印在照片上。封里贴有“同生照相号，本号精究放大，时装照像铺。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门牌三千零五十二号”及“上海公兴印字馆制造”的印签。为编辑发行单位的版权页。
《清西太后丧事录》是北京后门“瑞华”照相馆摄制的新闻性纪事册，内贴12吋照片26幅。内容是表现1908年慈禧出殡时紫禁城外一段的仪仗和纸人纸马等各种冥器，记录了封建时代帝后办丧事的奢华场面，集中地揭露出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冗繁和愚昧的迷信思想。这本照片册摄制和编辑，体现了早期照相馆摄影师走向社会，反映时事新闻的初步尝试。
《西湖各景》是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摄制的风景画册。共收有西湖风景照片48幅。宣统二年（1910）送农工商部主办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展出陈列，获金牌奖。这类风光题材的照片册，多以介绍祖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为主，颇受人们欢迎。《西湖各景》编成后，曾畅销于国内外。
清末各照相馆还发行一种单页式的照相裱贴片。虽为单页，但也配套出售，每种由十个单页组成。如广州“谢耀华”照相馆和“镒昌”照相馆摄制发行的《广州将军府邸》、《广东府台衙门、巡抚部院》等，表现了地方行政机关的建筑风貌。单页贴片，灵活多用，既可配镜框悬挂，又可装入“西洋景”（拉洋片）中演示。
第三类为工矿企业摄制的纪事照相贴册。这类纪事册是反映清末工业、交通、建设等方面情况的摄影专集。主要充作国际交往中的纪念册和礼品册。装帧讲究、华丽，文字介绍一般为中外文对照。
照相贴册《京汉铁路》 是由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承建京汉铁路的比利时公司联合摄制，内收14吋放大照片50幅，用20吋厚卡纸裱贴装订而成。装帧极为讲究，封面选用明黄色丝锦，四角饰有金属龙饰，册脊烫双龙图案，庄重华丽，是目前国内见到的尺寸最大，份量最重的纪事照相贴册。
《房山坡里高线铁路总公司》纪事册，采用折叠式，摊开形同长卷，由该公司自行设计摄制。内容反映1907年为了开发京西煤矿，官督商办的房山陀里高线铁路总公司的基本建设情况，发行目的为了招募商股，扩大宣传。全册共贴12吋照片26幅，文字说明为中英对照。图片有：公司大门、公司主事人员和守卫人员、坨里材料总厂、机器总工厂和存煤厂，各车站设施、高空索道等场面。《京师自来水有限公司》 是该公司总管理处于1910年编辑的开业纪念册，也采用照相贴册的形式。这组专题照片的拍摄水平较高，如图中《自来水公司街道上的水龙头》和《东直门抽水站的水塔》二幅照片，摄影师采取对比手法，将古老的城楼、牌坊和新接装的自来水龙头、水塔同时摄进画面，使人感到新兴工业给古老城市带来的生机和便利。画面深邃的意境，表明作者对照片表现形式的探索和创新。
中国早期照相贴册的摄制工作，锻炼了摄影者的图片采访和编辑能力，读者也从中得到许多新的知识和美的享受。
杂志插图和摄影画刊
十九世纪末，国内已出现定期出版的以画为主的刊物，内容通俗，深受读者的欢迎。当时国内还没有网目照相版，这些刊物，均采用石印，由专门的画师参照照片进行再创作，通称为“时事画”。以后，上海印刷出版单位雇用日本技师，主持照相制版。二十世纪初，上海文明书局聘用画师赵鸿雪，开始自行研究网目照相版技术。
赵鸿雪（名印），江苏无锡人。多才多艺，聪明异常，尤精于摄影。在无锡还没有照相馆的时候，赵在当地第一个置备了照相机，到处拍摄风景、人像。由于他擅长绘画，所以他拍摄的照片，光线、构图都很讲究。后来开业的惠山“宝华”照相馆，就用赵鸿雪的摄影作品放大制成广告。 赵应聘到上海后，有感于照片不得见之于刊物，便立志研究，终于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制版技术的人。
早期杂志上的摄影图片 国内杂志上出现摄影图片是在本世纪初，其中包括一些在国外印刷的中文期刊。比较常见的有：1902年出版的《外交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大陆报》；1903年出版的《游学译编》、《浙江潮》、《江苏》；1904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女子世界》、《教育世界》；1912年上海出版的《真相画报》及1915年上海出版的《上海——消遣之杂志》等。
1907年创刊的《世界》画报，由我国留法学生组织“世界社”在巴黎编印，是当时行销国内唯一的一种摄影画。《世界》由姚蕙女士主编，吴稚晖、李石曾参予其事。画报每期采用一、二百幅照片，分栏刊用。这些照片，一部分内容介绍世界时事、科学、文化等发展近况；一部分是介绍国内时事的新闻照片。如报道1905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中，市民烧毁英国副领士摩托车的情景，以及淮北地区大饥荒的照片等。《世界》画报宣称它是“东方第一次出版之美术画大杂刊”，是取材丰富，印刷精美的“五洲景物略，科学精华录，社会现象记，历史无双谱，艺术进化史或风俗改良志。”共发行了两期。但由于出版周期长，很多的照片失去了新闻性。“世界社”还编印了《近世界六十名人》画册和宣传画，随《世界》画报运回国内发行。其中首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肖像和简历。
报纸上的新闻照片 1906年以后国内日报开始刊登时事照片。北京《京话日报》于1906年3月29日第570号刊登了在“南昌教案”中被法国教士杀害的江召棠县令的遗体照片。广州出版的《国事报》于1907年7月20日发表了《粤路正式会摄影图》，8月20日发表了《女界流血者秋瑾》等时事照片。这些照片，编发及时，新闻性较强。1905年有人在论及办报方针时指出：“图画不可不多也。外国报纸，常有插入图画，加以解说。使人一目了然，意甚善也。吾国报纸亦可仿之者……图画之刊，尚于时矣。况拒约之报，其当刊之图画最多；美人虐待华工之景状可刊也，美货之商标可刊也，各华商拒约会议所可刊也，各华商之焚弃货物真景也可刊也。其余种种关系于拒约之图画，皆可刊揭，触于目者感于心。” 这种呼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愿望，表明新闻照片的宣传作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1905年公布的《商部拟定商标注册试办》条例中第四十二类“照片”一项，明确提出了摄影图片的审查和版权问题。早期报刊上采用照片的稿源，大体来自投稿和约稿。如1912年《民声日报》出版予告的第3条，即为“募集写真”，征集范围颇为广泛，规定“国内外景片及近时名人肖像。凡投赠本馆，经报纸揭载者有相当之报酬。”各报馆派人采访摄影事例，辛亥革命前已经出现，1906年秋公布的“练兵处订定丙午秋操随观规则”中，有关接待各报馆采访人员的条款规定：“大操时各报馆有陈请派员观操者，准每一报馆派笔记者一人，照相者一人随观。” 其时各报均无专人摄影者，届时多临时聘请照相馆的摄影师充任。
以上事实证明，“五四”以前国内的报刊杂志，已具备了现代报刊的雏型。摄影图片，尤其是具有新闻价值的摄影图片被愈来愈多的报刊所采用。照片已成为报刊版面有机的组成部分，从而推动了摄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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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辛亥革命期间的摄影报道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摄影报道工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摄影家在推翻帝制和巩固民主政权的斗争中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履行了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革命党人中的摄影家
喻培伦和“守真”照相馆。
喻培伦（1886—1911），字云纪，四川内江人。少年时勤奋好学，对摄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05年，喻培伦和其弟东渡日本留学。开始在东京学警监，后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初到日本时，他对摄影、音乐等艺术非常迷恋，终日不离，想将来成为一个照相机制造家和摄影家。1908年，参加同盟会，主张用刺杀等手段使清朝覆灭。次年，他被派往北京建立革命据点，准备执行暗杀摄政王载沣的任务。由于他擅长摄影，便和黄复生、汪精卫等人（均通摄影）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取名“守真”。一边经营照相生意，一边暗中制造炸弹。后由于事情败露，未得成功。黄、汪二人被捕，喻培伦出走日本，转而由香港回广州。不幸在1911年4 月的广州起义中被清军所俘，壮烈牺牲。死时年仅25岁。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表彰他的功绩，追任他为中华民国“大将军”。
武昌首义中从事战地摄影的李白贞。
李是湖北黄陂人。年轻时爱好美术、摄影。1910年在汉口开设“荣昌”照相馆，1911年加入湖北秘密革命团体“共进会”。于是，他开设的照相馆，成为联络同志，筹划武装起义的秘密据点。1911年9月，武昌起义临近时，“荣昌”还当作临时指挥部。
武昌光复后，清军南下，在多次的激战中，李白贞携带照相机亲临前线阵地，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战地摄影工作。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出入战地进行摄影工作。从战争直到停战议和，没有间断。”“战地摄影是困难的，我为了保存史迹，不惜身冒危险，自10月19日，到11月24日止，摄取了许多珍贵影片。尤以江汉雨淋山双方争夺战情形为最。可惜前一段在11月3日被冯国湾所放之火与我的照相馆同归于尽，后一段保存至抗日时期又为日寇炸弹所毁。”
潘达微和他编辑的《时事画报》
潘达微（1880一1929）原名景吾别号铁苍（又号冷残）。出生于广东番禺县的名门望族。早年弃家出走，投身革命。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同时又是一位摄影家和画家。致力于创办报刊，鼓吹革命。
1905至1908年，他在广州与人合办石印《时事画报》，针砭清朝时弊，鼓吹民主革命。后一度停刊。1909年该画报在香港复刊后，每期都在卷首增印几幅中外时事照片，如《革命女侠秋瑾墓》、《土耳奇革命运动》、《韩国革命志士安重根》等。以此号召民众认清革命潮流，推翻中国帝制。潘达微对摄影技艺造诣颇深，曾开办照相馆和组织过广东摄影团体。
辛亥革命时期，很多摄影家和照相馆对革命党抱着拥护的态度，竭尽全力给予支持。如陕西照相材料商“董眼”曾为革命党传送、散发革命刊物。 武汉“文华”照相馆摄影师鲍俊轩于武昌起义凌晨，拍摄了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照片，并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时，悬挂门前，供人们瞻仰等等。所有这些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都为纪录辛亥革命的实况，为中国民主革命做出了贡献。
一支摄影报道的专业队伍——中华写真队
“中华写真队”是“民国成立后，中山先生派剑父组织”的一支摄影报道队伍。创建人高仑（1879—1951）字爵亭号剑父，广东番禺人。同盟会员，岭南派画家，又是位摄影家。该队设事务所在广州长堤二马路。队员曾随孙中山先生活动，随时拍摄照片进行报道。并经常深入军队摄取战争进展情况，故又称“中华战地写真队”。写真队成立后，原计划出版“战士画报”，因故未行。所摄照片主要提供《真相画报》刊用。该画报主编兼发行人高翁（奇峰）为高仑胞弟，因此，中华写真队实际上是《真相画报》的摄影采访机构。画报先后发表了“孙总统解任出府之景况”、“南京陆军野外演习”、“南京战后之街市”、“南京临时政府人物之一斑”等优秀的时事摄影作品。后来革命局势变化，“袁世凯窃据政权，写真队亦因此流产。”《真相画报》仅出版17期，即被迫停刊。
民初出版的纪事摄影图册
民国初年，我国新闻时事图片的采访、编辑工作有很大进展，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协助。配合政治斗争出版了多种多样的新闻图片和摄影专集。按其内容和形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领袖像
“民立社”于1912年1月，即民国纪元之始，印制了《大总统孙文肖像》，在国内各报广泛宣传说：“总统为吾国四千年破天荒之民主。并为亚洲大陆破天荒之民主。凡我爱国同胞莫不以一见颜色为幸，同人觅得孙总统抵沪最近之照相，付印以留纪念。凡欢迎孙总统者咸欲先睹为快。现已印出，每幅定价五分。批发处上海望平街二百号民立社。” 表明了对孙中山出任总统的拥戴。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奔走革命，常常用自己的照片做赠品，流传很广，因而出现了很多复制品和印刷品。民国元年发行的《光复纪念》邮票，也采用了孙中山先生的摄影肖像 ，从而证明摄影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时事摄影明信片
民国元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带有时事性的“革命纪念明信片”。商务印书馆备有照相、制版设备，印刷条件较好，并已开始采用彩色套印技术，因而捷足先登。这套明信片分黑白、彩色二种，黑白每张二分，彩色每张三分，发行量很大，至同年9月，已发行三百余种。照片内容，如广告中说：“本馆觅得武汉、上海、南北两京、各省关涉革命照片，制成明信片。如重要人物之肖像，各省民军之战绩，民国国旗之式样。追悼、庆祝、欢迎、欢送各会之盛举。近如北京炸弹、孙总统祭明陵、蔡专使北上、京津兵变等要事。均经本馆派人专往摄影，陆续发印以付。”内容相当丰富。这种以明信片形式制成的摄影宣传品的出现，说明这时摄影不仅用于新闻报道，而且还和实用美术结合起来，使摄影作品产生了实用价值和纪念意义。为此，这套明信片的出版者又专制了匣套和纸夹，随套赠送，很受各界人士欢迎。但因是散页，不易长期收藏，所以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
反映辛亥革命的摄影专集
有《大革命写真画》和《红十字会战地写真》等数种，均为报道辛亥革命运动的时事新闻图片集。
《大革命写真画》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一套新闻图片丛刊。内容基本与《革命纪念明信片》相同，每集印有照片40至50幅，内容编排比较系统。1911年10月起陆续出版，至1912年4月出至第14集。共收入照片600余幅。画册采用横开本，漆面布脊，中英文对照。它广收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军政人物与时事照片，是一部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影集。
《红十字会战地写真》，中国红十字会编印，民国元年三月已出至第二版。该摄影集主要反映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和战地状况，内容有掩埋队、救护团、渡江小轮、各处医院、救护医车，及抬送伤兵、战地种种惨状，收入照片50余幅，用铜版精印成册。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一本反映战地医务工作实况的摄影报道专集。此外，《孙文先生东游纪念写真帖》 也用摄影的形式向国内人民介绍了孙中山1913年访问日本时的活动情况。
映社会生活的摄影专集和照相贴册
这些画册和照相贴册，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为主，分门别类地收入了一些不同题材的时事摄影作品。如1914年4月由上海教育杂志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学校成绩写真》，用96幅照片反映了国内各省废除旧学制，兴办新式学堂，改革中国教育的潮流。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报道辛亥年间，哈尔滨地区发生瘟疫，防疫队进行防疫治疗工作的现场实况。
除了印刷发行摄影专集外，民国成立后，华北地区的一些照相馆依然摄制编辑了许多照相贴册，如《逊清隆裕太后葬仪照片》（1914年摄），《北京举行黄兴、蔡锷追悼大会》（1919年摄），《天津水灾纪念全图》（1917年摄）和《津埠附近被水情况》（1917年摄）等。所用照片，都带有很强的新闻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摄影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中国留学生，海外华侨及大批华工，被派往欧洲参加作战。其中一些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曾携带相机，在各个战场进行摄影采访，拍摄了大量新闻照片向世界各报投稿，成为受人称赞的战地摄影家，显露出中国人的摄影才干。
郭承志是活跃在欧洲战场的摄影家之一。据说郭承志“在美曾获化学硕士学位，欧战云起参加行伍。莅战摄成重要照片刊布海外各大报纸和杂志，彼邦人士推为摄影名手。返国后创中华照相馆于上海南京路。”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业余摄影工作者已开始跻身于世界新闻摄影报道的行列，并以其出色的成绩赢得了摄影界的好评。当时，不仅有活跃在欧洲战场的中国摄影家，在国内还出现了报道欧战的专门的画刊。
1916年7月创刊的《诚报》是国内专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型摄影刊物。编辑所设在“伦敦丝土兰米耳否巷古来香厅”油上海“别发图书公司”发行。每月出两期。《诚报》每期为对开二张，全篇均为有关战事的新闻照片。照片尺寸较大，每版排1至6幅，有时还横跨两版刊出特大照片，极为醒目。照片内容除广泛报道战事外，还报道了中国参战人员在前线的活动。先后刊出《中国留学生游历西欧战地》、《在法国从事军事工作之华人》、《华兵进入天津租界…》、《中国与德奥宣战》等30余幅照片。这些生动的形象，给中国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还编印了一些摄影专集，现见到三种：
《欧洲战影》。欧洲战纪社编辑，上海中华书局1914年12月发刊，16开精装本，收录照片348幅。编者在《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以灌输世界知识，吸收战事教训。以引起国人图画美术思想为宗旨……。”“除搜罗外国新流行之各种战事画片外，并委托赴欧观战员，随时在战地摄影，故所刊之图多系外间从未经见者。”在这些图片中，包括《俄皇以摄影示从征军士》、《军用照像鸽》等，这些照片耐人寻味，是富于知识性的优秀作品。
《欧战写真画》第一集。1915年12月初版，翌年8月再版。江都张英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全集48页，照片123幅。其中包括交战各国元首、领袖像57幅，战事活动照片66幅。这些照片有助于人们开扩眼界，增进对国际事务的了解。
《中华民国八年俘虏起居写真》，报道了中国收容战俘的情况。1919年由“俘虏情报局”编印珂罗版印刷，分上、下二册。上册刊登北京海甸、西苑两个俘虏收容所及俘虏医院中战俘生活的照片105幅，下册刊出南京、吉林、黑龙江、海伦四个收容所战俘生活照片137幅。读者从这些照片中可以了解大战期间德、奥、匈等国俘虏在中国的生活和治疗情况。文字说明为中英文对照。
上述图片和影集的出版，有力地证明，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新闻摄影工作已有所发展，介绍国内外时事，开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事业方兴未艾。此时，中国的摄影工作者和图片编辑者，已经和正在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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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风光摄影与戏剧摄影的兴起
在时事摄影发展的同时，中国早期的摄影家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尝试，其中以风光摄影和戏剧摄影发展较为迅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风光摄影
中国幅员辽阔，山川壮丽，名胜古迹多不胜收。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给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提供了广阔的创作天地。十九世纪末，上海“格致书院”的博物院就把中国的“山川胜迹”拍成照片，陈列悬挂，任人参观。 一些外国人，如较早来华的欧洲旅行摄影家汤姆森和斯克莫克等人都在中国拍摄了不少风景题材的摄影作品，介绍给世界人民。此后，外国摄影师接踵而至。据《申报》1874年报道：“汉口万寿宫毁于兵燹。同治纪元鸠工兴建，阅五年落成，门楼檐瓦用兰描白磁镶嵌铺复，淡雅宜人。月初有法人携照相机摄影多帧，以留纪念。” 在古迹游览区，中国早期的照相馆也注意到这方面题材的开发。同治年间，已有人把武昌黄鹤楼拍成风景照片，向市间出售。徐寿、付兰雅译《色相留真》的序言中提到的“现在肆中所出售好山水之片”，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清末“西洋景”盛行，专有操此业者走街串巷，向市民歌唱演示。先是用的外国风景画片，由于来源有限，群众也司空见惯，于是艺人开始使用中国风景照片。据阿英考证，“光绪以后，有一种用照片的，两面全是一尺二时的照片，着色，加木框。一张一张平行推动着看，一套照片用至二十四张之多。 ”这些风景片，内容不断更新，全部是由各照相馆拍摄的。
清末民初，各地出现了照相摊和风景画店，专门出售各种风景照片，供人们观赏。另外还摄制了象《西湖各景》 、《浙江西湖风景》 、《浙江西湖胜景》等风景摄影集，颇受好评。这些影集的出版，进一步激发了摄影家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一些以风光摄影见长的业余摄影家。在著名人士张元济、黄炎培、蒋维乔、袁希涛等人的倡导下，摄制出版风光名胜影集，一时成为热潮。民国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这方面的影集和各种印刷品，荟粹了许多摄影家的创作成果。
商务印书馆首先出版铜版印刷的《西湖风景画》和《中国风景画》两部风光影集，继而用套色印刷了每辑六张的彩色风景明信片，包括《直隶名胜》、《北京名胜》、《山东名胜》、《苏州风景》等各地风光。同时用珂罗版精印了“中国名胜”摄影丛刊，到1919年共出版了《黄山》、《庐山》、《普陀山》、《西湖》、《避暑山庄》、《泰山》、《衡山》等十余种，均采用中英两种文字说明，便于世界范围内流通。1915年，商务印书馆将这套丛刊重版精印，由“中华民国游美实业团”作为礼品带往美国。同年，又加印作为“第二次远东运动会。纪念品发行。
这个时期出现的风光摄影作品，尽管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但内容甚为丰富，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风光摄影作品的流传，对激发人民热爱祖国河山，提高群众艺术鉴赏能力，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戏剧摄影
中国戏剧照片（包括戏曲和演员的便装照），很早就开始流行了。清朝末年，广告手段还不发达，各照相馆都争相摄制戏剧照片和演员像，悬挂门前，作为“幌子”借以招徕顾客。清中叶以来，中国戏曲（尤其是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处于上升阶段，许多演员名噪一时，如清末京剧表演艺术家程长庚、梅巧玲、谭鑫培、杨月楼、时小福等艺人早已久负盛名。光绪年间，画家沈蓉圃曾画了“同光十三绝”演员肖像画，引起社会上的极大兴趣。各地名伶也成了时常光顾照相馆的客人。照相馆为演员拍照，常不取报酬，拍好后大量洗印，向市间出售。清末民初，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京剧流行，戏剧爱好者增多，戏剧照片大量涌现，销售流传很广。1897年，上海文人孙宝在日记中写道：“买得伶人‘三盏灯’者映像携归。此为余所目赏而心醉者。”北京戏照更为流行，甚至皇宫中也收藏了不少。
现在可见到的较早的戏剧照片，除了外国摄影师的作品外，有1894年田际云、朱素云、路三宝中年的合影，1898年王瑶卿等。反串溪篁庄”剧照，及1905年谭鑫培、杨小楼接的“定军山”剧照。1904年，上海发行的《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是专门提倡戏剧改良的刊物，每期卷首也都刊有戏剧照片。
民国以后，戏剧照片的种类样式逐渐增多，除传统戏剧外，又出现了曲艺、杂技、电影、文明戏等内容的剧照。如1913至1914年闻一多等人演出的《革命军》、《打城隍》等新戏，也拍了剧照。说明中国戏剧艺术改革和发展的同时，戏剧摄影的内容和题材也在不断变化。
早期的戏剧照片，内容丰富多彩，但由于当时摄影技术条件的限制，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局限。尽管如此，由于剧照能“使仰慕其盛名者，能有一些微音容貌之追寻 ”，所以群众还是欢迎的，并出现了许多戏剧照片的收藏者和研究者。
第七节 艺术摄影的萌芽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近八十年间，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先是用以留取容貌，纪录现实。后来认识到，摄影还可作为新闻报道的工具来传播消息。摄影的多功能性得到了国内人民的推崇和赞赏。但是，用照相机所产生的“作品”能否成为艺术？则是中国早期摄影家们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多种多样摄影形式的登场
“五四”运动前，摄影园地出现了新闻、风光、戏剧等新题材的摄影作品。表现单调的摄影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无论是照相馆的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力求作品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
照相馆的摄影师，在不断更新布置的同时，推出了“分身像”和“化装像”，力图让照片更富有“戏剧性”。这两种形式的摄影，曾经风行于国内。
“化装像”是创作者按照一定的意图或概念，让被摄对象穿上有特点的服装，扮演成各种身份的“角色”，按照一定情节摄成照片。扮演的角色，种类繁多，有神话故事中的人物，社会各阶层中的典型形象，理想中的人物形象等。由于名目繁多，这些照片的艺术效果，良莠各半。宣扬封建迷信或封建因果关系的化装相如“慈禧扮观音”、“化装大小鬼’等则完全是一种即兴的游戏，毫无意义。“袁世凯化装渔翁”则借照片给人以“引退”的假象。这些作品，思想格调很低，有些甚至是反动的。另外一些作品，如当时照相馆摄制的“红灯女子”化装相，则起到宣传反帝反清，鼓舞人民的进步作用。
“分身像”，如鲁迅先生幼时在家乡所见，“较为通行的是将自己照为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着坐着的那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已图’”。
清末民初流行的“分身像”，除象鲁迅说的那种用二张底片合成的办法制作外，有的照相馆则采用二次或多次遮挡曝光的办法。这些照片表现了摄影师和暗房工人娴熟的摄影技法。
我国早期出现的各种化装像和分身像，表现出不同的人生哲理和寓意，也批评了一些社会现象。但是这些作品所表现来的主题思想，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因此弱削了摄影艺术表现的现实意义。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闻照片，创作水平有所提高，出现了一些具有现实意义，思想性强，表现形式新颖的优秀作品。1905年拍摄的《淮北饥荒》（二幅），表现了村头难民和发放放粜米时的难民二个场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中一幅通过画面前景中饥民一双双抢粜米的手，刻划出受天灾折磨的淮北难民流离失所无衣无食的凄楚境况，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1911年拍摄的《汉口华界被清军焚烧之惨象》和《汉口民军与清军交战时炮弹坠屋发火》两幅时事摄影作品 ，作者运用全景表现了战火中的场景，作品构图匀称，影调富于变化，逼真的现场气氛，使人有亲临其境之感。1913年《真相画报》刊出的《宋教仁被刺后》，反映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被人行刺事件，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新闻性，而且在摄影技巧上也很成功。恰当的拍摄角度，严谨的画面构图，较好地表现了被害者在医院候诊时的场景和一个革命志士的形象，非常感人。作品渗透了摄影者鲜明的立场和同情感。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风光照片中，少数作品在形式上也有突破，如《真相画报》刊出的《杭州西湖北望图》，采用了横幅大接片的形式，如同一幅长卷，以体现西湖风光自然而优美的布局。作者说：“此图摄影时，系由此而南，自愧沧海遗珠，不能吸收全景。复再摄一图，系由南而北，境界略有移易……。”反映出摄影师在拍摄角度上力求创新的愿望和所进行的试验。
对摄影造型规律的探索
事实上，每个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自身素养所形成的审美情趣。中国早期的摄影师在利用外来的摄影工具时，完全是按照传统的美术法则在构图。香港的中国摄影家赖阿芳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和汤姆森谈话中提到：“外国人总希望避免平直，那不是我们的风格。”中国的风格是，被拍照人“必须是平视看镜头，照片上人要正面，两只眼睛，二只耳朵……不希望脸上有阴影，因为影子会掩盖脸上的某一部分。 这种艺术见解，在早期中国的摄影师中带有普遍性，明显地受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早期摄影使用日光，为了避免过高的反差，多应用散射光，拍出的照片，类似国画的效果。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说，严重破坏了生活的真实。所以中国最初的摄影，只是附庸于传统的肖像画，或者说是它的代用品。
摄影是最能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结缘的艺术形式。对摄影造型规律和表现方法的进一步探索，应该首先摆脱传统的中国绘画的美感形式的影响。1906年摄影家施德之提出：“佳士写真，由来已旧。况复泰西照相法出，而韩魏丹青膛乎后矣。顾士人论像，贵白而不贵黑。不知白为光，黑为阴。非阴不起白，非黑不浮。骨骼高耸，精神外露，必籍黑以施其巧，倘白太多，则像与纸平，焉能浮凸。” 这种见解，不仅认识到摄影作品应注意光线效果，利用影调对比来突出物体的立体形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绘画论和摄影造型规律的某些带根本性的区别。
有些摄影家虽受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影响，但又有所变通，主张摄影不光是纪录事物的外形，还应该表现内在的气韵和意境，即所谓“精神”。如精神未到，“即光色鲜明，存储耐久，而凹凸不显，若绽而浮，若浓而淡，对之索然而无神气。” 这就是说，无意境的作品，即使技术上无可挑剔，其艺术价值也是有的。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摄影家的作品已和美术家的作品同时出现在一些刊物上，如《真相画报》就是美术、摄影兼容并收的政治性文艺刊物。《真相画报》是岭南派画家所办，这派画家吸收东洋绘画的画法，不拘一格，讲究革新，在提倡新画派的同时，也颇注意摄影这种年轻的艺术形式。但是，画家们也提出，摄影不能代替绘画，因为“摄影乃是机器的，其影象通过凸镜面留于感光版，人之眼活，决不能为此”，所以“摄影万能之说不可不废也。” 这种见解，指出了视觉感受和照相机镜头的差异，强调艺术创作的主观性，认为摄影只能刻板地记录镜头视野之内的景象。
摄影不能代替绘画，摄影也不能摹仿绘画，摄影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907年李汉桢在《实用映相学》序中写道：“将留存天下名胜之境，奇怪罕有之形，英雄豪杰之真象，惊天动地之奇迹，使之毫芒毕肖，令遇目者有心旷神怡之趣也，其惟映相之事乎”。这段话不仅表明了人们对摄影作品审美价值的发现，也初步认识到了摄影的艺术特征。这种新的认识，加深了摄影作者对作品艺术功能的重视，同年出版的以摄影为主的《世界》画报声称它是“美术画”之刊物。于是无形中以艺术形式出现的摄影作品也被群众接受了。早期出现的艺术摄影，曾称为“美术摄影”。
“五四”运动前夕，美术摄影逐渐从旧的照相行业中游离出来，以新的面貌出现在群众之中，各种题材和形式的摄影作品也发展起来。1918年天津博物院成立时展出了“人种、风俗、古迹、风景类、苗人、台湾番人，北极极下人，美洲红人诸用具及各地之装饰风景， 豕喙、文身、雕题、巨尻诸民族摄影。”这些照片，单单依靠照相馆的摄影师是难以完成的。当时，随着摄影在国内的发展，一部分摄影师已从照相行业中脱离出来有了更多的机会拍摄风景和新闻照片。
旧中国照相业的摄影师，深受中国封建经济的束缚，到“五四”运动前，照相馆中的摄影师渐渐为学徒出身的下一代所代替，这些人多数文化水平较低，艺术修养也较差，又受着职业的限制，作品难免带有匠气，即使创作出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也得不到艺术界的公认。摄影技术不断改进，供业余爱好者使用的小型相机在中国大批行销，使国内出现了许多业余摄影家。这些人中，知识分子比重加大。很多人抱着“将文艺当做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目的开始了摄影活动。这时，郎静山、黄振玉、陈万里等一批后来成为优秀摄影家的知识分子都拿起相机，加入了摄影者的行列。中国摄影队伍成份的变化和文化运动的影响，加速了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进程。预示着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如果说十九世纪末是中国摄影技术的启蒙时期，那么，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摄影事业已初具规模，摄影师的创作从纯技术中开始解脱，作品的题材比前期有了较大的扩展，表现出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某些作品逐渐呈现出艺术的属性。在摄影表现形式的探索上，虽然大多数作品仍然沿袭传统绘画造型概念，但是，随着作品内容逐渐广泛和主题的不断深化，确实也出现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摄影师审美趣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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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五四运动至七七事变时期（1919——1937）
第一章 新闻摄影
从五四运动到“七七”事变的十余年间，中国新闻摄影事业随着国内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新闻摄影界涌现出许多新的事物，如报纸摄影附刊，摄影团体与机构，摄影记者等。对推动新闻摄影业务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起了巨大的作用。以《良友》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画报，多重视时事摄影，大量刊登社会、政治性照片，报道国内外的时事新闻。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反映自然灾害、战争、劳动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照片。这些摄影作品记录了我国新闻摄影工作者和其他摄影者的成绩，构成我国现代史的一面镜子。人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英勇不屈，在黑暗势力重重压迫下不断奋斗、抗争、前进的足迹。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时期的新闻摄影也带有某些消极甚至反动的成份，但主流是积极的。
第一节 报纸摄影附刊的兴起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创刊的《点石斋画报》是石印的旬刊，随《申报》附送。经常针对时局，配合《申报》的国内外报道，发表有关时事的新闻画，有的揭露清朝的腐朽统治，有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图画附刊。手绘时事图画，描绘事物难以真切，多带有主观成份。因此，尽管有其新闻性的一面，但还不能构成正式的新闻报道。到本世纪初，铜版照片出现于报端，于是一种崭新的形象性新闻手段便脱颖而出。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照片只是不定期地、零星地在报纸上出现，直到五四以后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时报《图画周刊》 ——我国第一个报纸摄影附刊
当时在上海《时报》工作的戈公振，首先看到新闻照片对报纸工作的意义，他鉴于欧美报纸多附设图画附刊，很受读者欢迎，又能增加报纸的销路，遂决意在国内创办摄影附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1920年6月9日，我国第一个报纸摄影附刊——时报《图画周刊》在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下问世了。
时报《图画周刊》为四开版面，用铜版印刷，每星期日出版，随《时报》附送。第一期正面刊出铜版图16幅，除1幅美术作品、两幅漫画外，其余皆为新闻照片；背面4幅，有2幅是新闻照片。其中有《上海圣美丽学校之跳舞》、《世界最长之人》、《日本普通选举之情形》等。有一幅题名《官府号运舰之下水礼》的照片，是6月3日在江南造船厂摄的，距该刊出版日期只有6天，可说是最新消息了。
戈公振在《图画周刊》发刊《导言》中谈到该刊的宗旨时说：“世界愈进步，事愈繁琐；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必籍图画以明之。夫象有鼎，由风有图。彰善阐恶，由来已久。今国民敝锢，政教未及清明，本刊将继文学之未逮，一一揭而出之，尽画穷形，俾举世有所观感，此其本旨也。若夫提倡美术，增进阅者之兴趣，又其余事耳。”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戈公振创办摄影附刊的本意，他强调指出摄影图片应起“彰善阐恶”的作用，其它方面都是次要的。在那个时候能提出如此深刻、正确的见解，是不寻常的，表明戈公振具有过人的见识和作为一个报人对国家社会抱有的责任感。
时报《图画周刊》（亦称《图画时报》），以刊布新闻照片为主，兼刊美术摄影作品。该刊摄影图片分为六类，一是时事照片。这类照片，如一种特别集会，需是临时发生的、不常遇到的事情。不过要极其迅速，以在报纸上没有揭载过的为限；二是风景照片。这类照片，不拘于名胜古迹，凡是有美术价值的，尽管它是一花之微，一羽之细，都表示欢迎；三是学校照片。包括文化运动，体育，游艺，以及教育上种种新建设的照片；四是艺术品照片。目的是提倡美术，灌输赏鉴艺术的知识，介绍国内外美术家的最近作品及其小影等；五是名人照片。这类照片不拘男女，但需是国人所知名者。要求是最近所摄，以报纸上没有揭载过的为限；六是风俗照片。这类照片，以异乎寻常的为限，不拘种类。从这里可以看出《时报》的选稿标准和充实的内容，对新闻照片的要求尤其严格，强调迅速及时，不用他报已发表过的照片，使读者感到新鲜。由于它能保持这种特色，在读者中逐渐赢得了声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一度中断印刷，不久又同读者见面。至1934年5月20日已出至第1000号，直到“八·一三”战事爆发后才被迫停刊，是我国报纸摄影附刊中出版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
戈公振于1914年进时报馆工作，从校对、助编、编辑，一直擢升为总编辑，对《时报》的革新做了许多工作。他对摄影极为重视，由他创办和主编的《图画时报》在我国新闻摄影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报纸摄影附刊的蜂起
时报《图画周刊》创刊后，很受读者的欢迎，报纸铺路亦随之扩大。毕倚虹看得眼热，就办了一个《上海画报》，当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画报对此作了报道，使这个在惨案后不几天创刊的画报一出版就得到社会上的好评。从此掀起一股“画报热”，各种名目的画报、画刊纷纷出场。在新闻界更是不甘寂寞，有条件的报纸纷纷步《时报》的后尘，于是创办摄影附刊遂成为一种时髦的事情。
从二十年代中到三十年代初，短短几年内，摄影附刊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不断涌现。据粗略统计，约有数十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在北京市，日报有《京报》的《图画周刊》，《晨报》的《星期画报》，《世界日报》的《世界画报》（周刊），《民报》画刊，《新晨报》的《日曙画报》，《华北日报》的《华北画刊》，《平报》的《平报画刊》以及北平晨报社编印的《北晨画报》（后改名《北晨画刊》）；晚报有《北平晚报》的《霞光画报》，《时代晚报》的《时代画报》，等等。上海报纸的摄影附刊，继《图画时报》之后出版的有《天民报》的《图画附刊》，以后又有《新闻报》的《图画附刊》，《申报》的《图画周刊》，《时事新报》的《图画增刊》（三日刊），《晨报》谢图画晨报机周刊），上海版《大公报》的《星期影画》等。南京有《中央日报》的《中央画刊》，《京报》画报、《天津有义大公报》的《每日画刊》，《商报》的《商报画报》（周刊，后改三日刊），《东方日报》的《东方画报机半月刊）。杭州有《东南日报画报》、《杭州民国日报画刊》，沈阳有《东三省民报》的《沈水画报》，武汉的《武汉日报》和《扫荡报》都有随报附送的图画周刊，等等。
报纸摄影附刊，无论是随报附送或单独出版，大都是以刊登新闻照片为中心的综合性画刊，与一般的画报偏重美术或某一专业有所区别。在形式上多为单张散页，有的出若干期后才装订成册出售。普通画报出版周期较长，一般一月一期，即使刊登时事照片，也不如报纸摄影附刊迅速及时。这是报纸摄影附刊能够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摄影附刊大量涌现后，对时事照片的需求迅速增加，这就不能不在各方面加速新闻摄影事业的进步。
《京报》、《申报》与《世界日报》的摄影附刊
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北京是全国报纸摄影附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1924年12月26日，《京报》社长兼总编辑邵飘萍创办的京报《图画周刊》出版，开创了华北地区报纸出版摄影附刊的先例。这是《京报》附设的第5种周刊，由北京图画世界社编辑，通讯处设在东四九条35号。创刊初期，由冯武越担任编辑兼摄影，后来他离开京报馆到天津创办《北洋画报》去了。
京报《图画周刊》创办初期为16开张，每星期出版一期，随《京报》附送，不另收费。后来改为4开4个版，定价本市4分，外地5分。京报社出版。地址随京报迁往前门外魏染胡同35号。“本刊发行之主旨，乃注意国民常识，且以开拓少见多怪者之眼界，而批评讽刺，亦即寓于优美的写真图画之中。同时本刊既为《京报》之一部分，凡时事之以写真图画报告者，亦可以补《京报》篇幅之不足。”（京报图画周刊《发刊弁言》）邵飘萍是民主革命的忠诚战士，他在《京报》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淋漓尽致的揭露与抨击，表达了国民大众的心声。他在京报《图画周刊》发刊词中提出“开拓少见多怪者之眼界”，表现了他鲜明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风格。1924年底和1925年初，在孙中山莅京和逝世时，京报《图画周刊》都出了专号或专刊，如“热烈欢迎孙中山先生来京专号”，“沉痛追悼中山先生特号”，“中山先生出殡纪念专刊”等，表示对孙中山先生的景仰和对革命事业的支持。邵飘萍由于坚持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立场，为反动势力所不容，1926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京报馆被查抄，画刊也被迫中断。
1929年1月13日，京报《图画周刊》复刊，除继续刊登时事政治照片外，兼及教育、艺术和生活等方面的题材，并注意披露社会的黑暗和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从复刊第8期起，特开辟“旧都社会写真”照片专栏，每期刊登一幅反映北京市井生活的照片，至第107期共刊出100幅。其中有《关东糖摊》，《检柴》，《卖杂碎》，《补鞋》，《磨刀者》，《抬粪夫》，《洗衣妪》等。每幅照片下端附以短文，加以评说，语多幽默讽刺，述劳动者的辛酸，鸣社会之不平。京报《图画周刊》连续报道城市贫民的生活，反映民间疾苦，这在当时出版的画报、画刊中是极为罕见的。
京报《图画周刊》从创刊至1926年4月，约出版60余期，1929年1月复刊后至1936年6月，出复活358期，前后总计4百多期。是北方刊行时间较长的著名报纸摄影附刊之一。
《申报》的摄影附刊创刊于1930年5月18日，在上海少数几家有影响的大报中起步较晚。该刊的出版主要应归功于戈公振，当时在《申报》工作的戈公振在建议创办《申报》画报的意见书中说：“本报为中国唯一大报”，“倘有图画增刊，不仅增加声价，扩广销数而已，且将为国家光荣有进一步之努力焉。”于是，由戈公振建议创办并由他主编的申报《图画周刊》就面世了。《申报》的史量才与中国照相版公司订立合同，《图画周刊》由该公司用影写版印刷，图片质量较好，清晰美观。当时中国报刊插图多用铜版，影写版印刷首先试用于《东方杂志》的插图，报纸摄影附刊采用影写版，申报《图画周刊》是第一家。
该刊篇幅，为全张的二分之一，每逢星期日出版，随报附送，逢元旦及节日，即扩大为全张，内容方面，除名画家的山水、人物之外，余为摄影作品，主要是“时事照片”和“学艺照片”，新闻性比较强的照片有《梅兰芳赴苏俄演剧》、《赛金花六十时寓居北京小巷中》、《苏联版画展览》、《最近由港来沪之革命耆宿万烈》、《史量才被刺在沪殡仪及遇害处》、《上海文化协会欢迎离国十年之郭沫若及救国会七君子》、《北平学生之救国运动》、《日人在绥之特殊机关松田公馆》等，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邹韬奋评论说，戈公振先生主编的申报《星期画报》，是“目前我国各日报中星期画报最为精彩的”画报。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暂行停刊，时已出至81期。1934年3月15日申报《图画周刊》复刊，更名为《图画特刊》，对开半张，每周发行两次，星期一、四出版。1936年1月15日，《图画特刊》又改为每周发行一次。1935年10月，戈公振逝世，他大约编了200期左右，以后由摄影家胡伯洲兼任画刊编辑工作，直至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时停刊，共出版265期。
北京《世界日报》的摄影附刊《世界画报》，是北京的日报中创刊较早的摄影附刊之一，原为《世界日报》的一个版，1925年10月10日改为四开单张，间日出版；从11月出版的第13期起改为周刊，每逢星期日出版，凡系直接订阅《世界日报》者，按期附送。主要刊登“时事照片，美术摄影，中西名画，游艺装束，学校生活等照片”。该刊的编者认为“新闻”是定期刊行的画报的生命，所以“对于新闻材料，又特别注意，不偏于本埠一隅，使读者除消遣外，能从画报里得到一些知识。”据统计，该刊从1929年4月至6月（第180—192期）共刊出摄影图片279幅，其中新闻照片206幅，占73%。这类照片有《交通博物馆四月一日起开放》，《华北球类比赛特刊》，《丁香社表演＜春天的快乐＞之一幕》，《北平第一师范院三一八烈士范上融纪念碑成立之纪念影》，《五三纪念日赴太和门参加大会之民众鸟瞰》，《女子网球赛上周在慕贞球场比赛，右图为第二师范院球员发球之姿势》；此外还有反映3月31日北平自行车竞赛，蒋介石抵武汉，燕京大学师生、北平艺术学院美术系学生旅行十三陵、长城等内容的照片。这些照片主要为本埠新闻，侧重学界，以及少数名人、名媛的活动。《世界画报》对学术研究，科学考查和大中学校的照片，一有机会，就尽量刊登，如《北平戏曲专科学校专页》、《陕西地质调查写真》等各种专题照片。国际时事、风情、趣闻亦偶有记载。一版中心照片大都为青年女性，如女学生、女明星或要人妻室，有时则以风光摄影代之。新闻照片一般不上头版。镜头主要对准中上层社会，遇有重大政治事件，往往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九.一八”事变后，该刊第309期以三个整版刊登日军侵占沈阳暴行照片18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揭露和谴责。其中多数照片是由一个姓张的人提供的。据说这些照片来自沈阳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在为一个美国人冲洗底片时，看到这些照片非常重要，很难得，就多晒印了几张，留了下来。可见它是来之不易的。
《世界画报》设有“摄影研究栏”，专登美术摄影作品及有关摄影的文字材料，聘请“留德摄影专家杨心得君担任顾问”，公开解答读者关于摄影技术上的疑难问题。至1936年12月出至第573期，1937年8月北平沦陷后停刊。是北方报纸摄影附刊中出版时间最长、期数最多的一个刊物。先后担任《世界画报》编辑的有禇保衡、林风眠、萨空了、谭旦同等人。本埠新闻照片，大都由该刊记者摄影，与他报概不雷同。
报纸图画周刊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当时新闻界有识之士认识到摄影图片已为报纸所不可少，因为它真实可信，一目了然，能引起读者美感，不仅能提高报纸身价和扩大销售，且对“国家光荣”也是一个贡献。欧美报纸极重视摄影报道，“英国报纸每日有图画一大页”，“美国报纸每星期日有印刷甚精之图画增刊”。我国先进报人不甘落后，为祖国争光，奋起直追。《时报》的戈公振首先起步，其它各报履其后尘，报纸摄影附刊乃形成百花争妍的局面。摄影技术的普及，各大报馆铜版部的建立，摄影通讯社的出现，摄影记者的增多，都为摄影附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摄影附刊的创立与发展，对新闻摄影事业也是一个促进。所以，这个时期的报纸摄影附刊在我国新闻摄影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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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闻摄影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产物
五四运动期间，报刊采用照片的数量迅速增加。后来画报盛行，报馆多设编辑之职，仅一二人而己，有的编辑在编务之外兼摄一些照片，而设专职摄影人员者屈指可数，画报所需照片基本上依靠外来稿件。在报纸方面亦有类似情形。报刊所需照片，仅依靠照相馆供给，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专门供应新闻照片的摄影机构便应运而生。
早期的摄影通讯社
我国最早建立的新闻摄影机构是“中央写真通讯社”。戈公振在 1926年脱稿的《中国报学史》一书中说：“数年前，北京曾有人组织‘中央写真通讯社’，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费十元，其材料颇合报纸之用。”这家通讯社成立的年代大约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因为在 1920年1月4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报》上已经刊有中央写真通讯社的广告，并且说：“如蒙惠顾，请与本周刊广告科主干禇保衡君接洽”。禇保衡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从这段记载可以断定，这家通讯社是由北大学生发起和建立的。禇保衡后来拍过许多新闻照片，编过画报，是二三十年代新闻摄影界活跃人物之一。中央写真通讯社的活动也多限于学界。1921年6月9日出版的上海；《时报》，曾刊出该社提供的题为《北京学界之大请愿》的一组照片，有全景、中景和特写镜头。每幅照片均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其中一幅是这样说的：“北京中小学以上男女学生数百人，于本月三日举行大规模之巩固教育运动，向国务院作最后之请愿，遂演成教育界之惨剧。此图系各校代表在天安门雨中之会议。”这次教育界的“索薪”运动是由北京大学进步教授马叙伦等领导的。6月3日北京上万名教职员和学生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马叙伦，被军警用枪柄猛击，头部受重伤。这组照片就是记录这一事件的，马叙伦受伤住院的照片也刊登在同一天的《时报》上。
中央写真通讯社的照片质量很好，也很及时，正如它自己所说的”消息灵通，真相明析”。但是由于当时多数报馆缺乏照相制版设备，订购者只有少数几家，不久，这家通讯社就停办了。
后来，在上海又出现了一个“摄影通讯社”，其章程规定，照片稿分为时事、装饰、风俗、风景、名人、艺术六类，每一类又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照片按级论价。其中时事照片的订价为甲级5元，乙级3元，丙级1元。在六类摄影图片中，甲级和乙级以时事照片的价格为最高，这可能与新闻照片摄制不易和意义重要有关。这家通讯社只拟定了章程，因经费不足，一直没有发稿。
二十年代后期活跃于上海的新闻摄影机构为“中国摄影学会新闻部”。该会发起人林泽苍在谈到新闻部设立沿革时说：“中国摄影学会因鉴新闻照片之重要，预料将为各报竞争之焦点，且能摄有新闻价值之照片者又寥寥无几，故特增设新闻部，广聘国内外摄影记者，专采新闻照片，供给本埠及国外各种报纸及杂志之用。”
中国摄影学会新闻部大约成立于1927年，部址设在南京路20号，同年开始发稿。除向国内及国外的报纸和杂志提供“国内紧要新闻照片”外，还代收学会会员的照片，负责转送给各种报刊。据中国摄影学会会刊《摄影画报》1928年7月2日报道，北平会员国振裕、天津会员周诵先拍的新闻照片，经新闻部分送国外、本埠中外日报以及《东方杂志》、《良友画报》等刊物，均已采用。新闻部为扩充业务，曾登启事招聘本埠特约摄影记者三十余人，为加强这一工作，特请禇保衡、林雪怀二人驻会办公。该部还向社会提供摄影服务，如用户发现“紧要新闻”，可电话通知新闻部，该部当即派员前往摄影。
二十年代后期活动的摄影机构，还有首都摄影社和济南像传摄影社，像传社发稿较少，首都社到三十年代还在继续供给新闻照片。
摄影机构大发展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我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关内步步吃紧，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民众关心国是，渴望目睹时局的演变，报纸、画报和时事性刊物都加强了摄影报道，许多会摄影的人，顺乎时代的潮流，纷纷组建摄影机构，到三十年代初期已达数十家之多，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如东北新闻影片社、中国新影社、新闻摄影社、中国新闻摄影社（中国社）、北洋新闻社、新声摄影社、焕章新闻社、民觉社、国际社、亚东摄影通讯社、江西社、华东社、华北新闻摄影社、国民社、武汉社、长江摄影社、津东社、民声摄影通讯社、南中国新闻社、民众社、东北摄影社、全球社、中国摄影社、绥远通讯社、中联社、世界航空新闻社、中外新闻社、嘉兴社，燕清社、西北新闻社、时事社、绥东社、湖南时事新闻社、广西社、广西民众社、远东社等等。
这些机构的业务范围有所不同，一类是专门摄取和提供新闻照片的通讯社，如中国摄影社；一类是既发文字新闻稿又发时事照片的新闻机构，如中外新闻社等。从地区分布来看，不仅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文化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建立了新闻通讯机关，就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长沙、唐山以及比较落后的绥远、广西等地也组织了新闻社，发布新闻照片。有的通讯社如“南开新闻社”和“燕清新闻社”则是高等学校的摄影爱好者组织的，活动范围很小，只限于供给学府新闻和师生活动的照片。“焕章新闻社”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焕章姓倪，在天津鼎章照相馆供职，他到处活动，以焕章社的名义向报刊投寄新闻照片。
东北新闻影片社和国际新闻摄影社
在众多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发稿较多、影响较大的是东北新闻影片社和国际新闻摄影社。
东北新闻影片社（简称“东北影片社”），成立较早，至迟在1930下4月即开始供应新闻图片稿。社址设在沈阳，专门发布东北地区的所闻照片。北平《世界画报》、《北晨画刊》以及上海等地的报刊，都采用过它的稿件，如《张学良就任东北航空司令后全体官佐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光景》、《华北学生徒步旅行团摄影一张》等，说明虽较空泛、拖沓，但都有一定的新闻性。
据《沈水画报》称，在三十年代初，东北新闻影片社是“全国唯一照相通信机关”这个说法言过其实，当时还有申报新闻摄影社，首都摄影社等摄影机构在活动着。尽管如此，却也说明东北影片社在当时有相当的声誉。该社除供给东北新闻照片外，还承摄印制各种电影片，出赁东北时事照片。东北影片社业务范围较宽，经营品种多，这是它与单纯发布照片的其他大多数摄影通讯机构的一个显著区别。
国际新闻摄影社（国际社），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属下的一个新闻机构，1933年10月成立于南京。第一任社长为黄英，次年黄英逝世，社长职务由罗毅苏接任。国际社在上海设有分社，先后担任分社社长的是向慧庵和梁雪卿，摄影记者有焦超、蔡述文。该社团系官方机构，消息灵通，拍摄了不少政界要人和各类时事照片。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国际社迁到武汉，1938年撤消，前后经营了五年，这在中国的新闻摄影机构中寿命已不算短了。
除上述独立的摄影通讯机构外，少数报纸和画报也建立了自己的摄影组织，如申报新闻摄影社，时报摄影部，良友新闻摄影社，西京日报摄影部等。这些机构除了供给本报新闻照片外，还向全国报刊发稿。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摄影机构
外国人插足中国新闻界为时已久，各大通讯社在中国都有派驻机构，本世纪二十年代又在中国办了一个摄影通讯社——万国新闻通讯社，向国内外提供关于中国的新闻照片，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闻界有一定的影响。《良友画报》创刊初期，就采用万国新闻社提供的时事照片。据《良友画报》第3期披露：“本报图画照片材料，多蒙万国新闻通讯社供给，此后关于万国时事照片全由该社负责采集，除在大陆报登刊外，只在本报发表。”万国新闻社活动时间较长，直到“七七”前夕还在发稿，摄影记者有美国人范济时（Ariel L．vargei）和黄海升、雷荣基等人。1930年《申报》成立新闻摄影社，聘王小亭（即黄海升）任主任，王即离开了万国新闻社。
我国的新闻摄影机构，大都活动范围较小，仅限于供给本埠或本地区的时事照片，只有少数单位有派驻记者或临时派员赴外地采访。这些民间团体，一般人员都很少，组织松散，资金短缺，常常入不敷出，加之时局动荡，生活没有保障，其中多数维持不了多久就自生自灭了。但是他们所做的贡献，保存下来的大量时事照片，已经成为二三十年代的重要历史文献，留下不灭的业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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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摄影记者
在我国新闻摄影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出现了摄影记者。随着事业的发展，记者人数不断增加，到三十年代，摄影记者队伍已初步形成。从工作性质来看，摄影记者有业余的、专业的和特邀摄影记者三类。其中职业摄影记者产生的较晚，人数较少。以其专职，故有较充裕的活动时间，产品较多，有的成为新闻摄影界的著名人士。
摄影记者——一种新的社会职业
我国早期报刊上的照片，多不署名，1907年在上海创刊的《神洲日报》打破了这个陈规，多次刊出李少穆拍的署名新闻照片，有的报刊史学家认为李少穆是我国报纸上有姓名可考的第一个职业摄影记者。武昌起义时，原在汉口开照相馆的共进会会员李白贞在汉阳前线从事战地摄影，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是我国最早从事战地摄影采访的记者之一。民国初年，高剑父组织“中华写真队”，随孙中山活动，并派员随军摄影，部分新闻照片刊登在《真相画报》上，这个写真队实际上就是一个官方新闻摄影机构，其成员履行摄影记者的职责，专门从事摄影采访工作。
我国第一个正式新闻摄影机构，是“五四”运动时期创立的中央写真通讯社，它为我国报刊开辟了一条新闻照片来源的新渠道。这个通讯社发布新闻照片，不署个人的名字，无论它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没有摄影记者一事是匆庸怀疑的。
但是“摄影记者”这个名称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一些。清朝末年，称摄影记者为“照相者”。例如 1911年10月清廷陆军部在河北永平举行演习，准许京、津、沪、汉四地报馆“公同各派主笔记者二人，照相者二人”前往采访，这“照相者”即指的是摄影记者。当时各报馆尚未设专司摄影的人员，报馆需与照相馆合作才能获得新闻照片，所以在一个长时期内，摄影记者的大部分工作是由照相馆的摄影师承担的。《真相画报》上有些照片注明为“本社记者摄”，但也无摄影二字。1926年上海《天民报图画周刊》刊登启事，以现金征求新闻照片，并招聘“特约摄影记者”。它说国内外摄影人员均可应征，但须寄最近新闻照片二次，合格者则下聘书，酬金从丰。这说明当时报纸对时事照片的重视，同时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已涌现出一些能从事新闻摄影的人才。“摄影记者”一语大概也是在这前后流行起来的。
特约记者因系兼职，或本埠或外地，联系诸多不便，除报馆函约某项摄影题材外，多根据自己的意趣猎取新闻，时间上既无保证，又不能全力为报馆工作。因此后来报馆乃自设专职摄影记者，以便及时获得紧要新闻的照片。
我国报纸之有职业摄影记者，比较可以肯定地说是在二十年代末期。1926年，戈公振在谈到摄影记者问题时说：“我国报馆，尚未知养成此种专材，故多与照相馆合作。”戈公振当时任《时报》主笔，并潜心于中国报学史料的搜集与研究，对报界情况相当熟悉，他的论断是有根据的。同年冬，上海《新闻报》照相制版艺徒马赓伯，受命拍摄孙传芳部下砍杀一名逃兵的镜头，披露于报端，画面恐怖，引起读者的震骇。从此他在《新闻报》开始了作为一名摄影记者的生涯。1928年《时报》聘请郎静山、蔡仁抱二人为摄影记者。他们到处去拍摄，每天可拍各类新闻照片一二百幅，报纸只刊用三五幅。这是中国报界聘用摄影家任专职摄影记者的开始。在这之前的1927年初，《时报》已建立起规模宏大的照相室，由唐僧（镜元）主持其事。此后，《图画时报》上不断刊出署名“时报唐僧摄影”的各种照片。因此，唐僧可以说是《时报》实际上最早的摄影记者。
不久之后，《新闻报图画附刊》创刊，第一期刊登启事，招请摄影记者，每埠一人，“专任摄取有关新闻性质之各种照片”。应聘为之工作的有鉴英、祁学章、霁明、魏守忠等人。这件事说明专职摄影记者已满足不了报纸对新闻照片的需求，特别是外埠新闻照片须依赖特约摄影记者供给，因此采取了二者相结合的形式。这时其他报纸也陆续增设摄影记者之职，《申报》还建立了新闻摄影部，除供给本报照片，并对外发稿。
职业摄影记者发源于上海，到二十年代末已成为一支活跃的力量。当时的报人张友鸾评论说：“吾国报纸，近年亦知图照重要，故略具规模之新闻社，必皆设立摄影制版部。上海以《时报》图照为最佳，《申报》、《新闻报》之制版部，亦甚完备。而年来摄影记者之专门人材亦辈出”。北方的一些大报、画报和通讯社也先后配备了摄影记者，如北平《世界日报》的魏守忠，《晨报》的宗惟赓，天津中外新闻社的方大曾等，都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在其他一些地方，如西安的《西京日报》、杭州的《东南日报》等也都有了自己的摄影记者。到三十年代，我国摄影记者队伍已逐步形成，他们的活动，对发展我国的新闻摄影事业起了重要作用。
摄影记者工作
摄影记者的工作紧张，有趣，且富有意义，有时更需“冒险”精神。有位摄影记者在谈到自己对摄影工作的认识时说，摄影记者可以“多见”、“先觉”，是一种有趣的职业；摄影记者“用镜头忠实地摄映出活动的景象，或用镜头来暴露苦难民众……的剪影，使读者知道奋发，知道替沉沉酣睡的被压迫同胞表示同情。”这种观点代表了多数记者的看法。报馆的摄影记者一般人数都很少，承担着繁重的采访任务，工作十分辛苦。上海《时代画报》是个八开本的大型刊物，每期出三十二页左右，只有一个专职摄影记者，该刊所用摄影图片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自已拍摄的，其活动力之旺盛与工作之劳苦于此可见一斑。
当时新闻照片大都为名人肖像、合影一类，即使是现场摄影，也多半是摆好姿势照的，真正是现场“猎取”的镜头则很少。国民党第二届执委会第四次全会召开时，中委何香凝、陈果夫等，皆不愿意照相，看到照相机即转过头去避开，只是由于摄影记者的耐心和机智，才终于捕捉到何、陈的照片多幅，而他们并未察觉。这是我国二十年代“抓拍”摄影的一例，比德国人沙乐门创造的“堪的”摄影还要早四五年。但是抓拍只在不得已时偶然用之，没有上升为理论，形成一种自觉的摄影方法。
为了得到重要的材料，记者有时不得不冒险去工作。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时，万国新闻社记者王小亭在济南摄影，曾受日军监视，他不顾危险摄取日军暴行的镜头，其中有被日军惨杀的我同胞的尸体共10余幅，这组难得的新闻照片后来刊登在《良友画报》第26期上。当时北伐军中有一个人在济南事件中，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摄影，撞入日军防线，被扣留，后来在济南又被日军包围，他急中生智，脱去军服，换上山东平民服装，逃了出来。
著名摄影记者
在二三十年代的摄影记者中，王小亭是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 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摄取了大量有历史意义的新闻照片，建树颇丰。
王小亭于1900年生于北京，早年任职于英美公司电影部，做了两年摄影师，是中国人投身于新闻电影界之鼻祖。1923年，随美洲探险团赴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考查，历时两年多，他“渡漠越岭，饱受风霜，始得将此地风土名胜，拍成影片。”返沪后，受万国新闻通讯社的聘请，任该社摄影记者，作美国摄影师范济时的助手和中文秘书。他在蒙古和新、藏一带拍摄的部分照片，发表在《良友画报》第4期，题为《王海升探险记》。不久，北伐战争开始，王又奔赴前线摄影。1929年5月，参加迎榇宣传列车摄影队，从南京到北平，沿途摄取盛大隆重的迎榇活动。同年，发生蒋冯战争，他赴河南前线拍摄了反映这次战争的《西北战事真相》。后来，王小亭受聘《申报》，任新闻摄影部主任。1931 年该报派王小亭、刘硕甫为川边旅行纪者，到西昌、雪马屏峨一带少数民族地区采访。“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到东北锦州前线摄影。察哈尔、绥远、热河等地也都留下他的足迹。王小亭的摄影作品很多，散见于《良友画报》、《申报》、《世界画报》、《时代画报》、《北晨画刊》、《战事画刊》等很多种刊物。梁得所主编的《大众画报》从创刊号起，连续刊载王小亭的专题摄影《中国游记》，每期一个专题，其中有《三峡天险》、《蜀道难》、《贡噶雪山》、《男惰女勤之打箭炉》（即康定）、《失去的热河》、《北平印象》等，内容博大精粹。至第12期续完。他用对比手法拍摄的《世界最胖女人》，被举为“新闻摄影佳作”。“八一三”抗战开始后，他在上海火车南站拍摄的一个小孩坐在被炸毁的月台上大哭的照片，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美国在1855至1960年间发表的最优秀的新闻照片之一。照片发表后引起国际反应，美国对日本杀戮无防御能力的男女老幼一事提出抗议。这就激怒了日本人，诬蔑他的照片是假的，并悬赏通辑他，王小亭被迫携家逃到香港。有人在谈到怎样做一个“新闻摄影家”时，指出：“富有新闻知识而摄影技术又复精明，能于最短时间供给照片且具有……新闻摄影十项知识者，方为合格。目下吾国此项人才极缺，万国通讯社黄海升君则其一也。” 王小亭的出色摄影业绩，使他在二十年代即享有盛名。1981年3月9日，王小亭在台北逝世，终年81岁。
国际新闻摄影社社长黄英，广州人，出身于富裕人家。在学生时代，16岁那年因参加革命党的秘密活动，被官厅拘捕，险些遇难。后来，他开了一家洋行，自己做大班，把生意交给一个外国人管理，因经营不善，两年就倒闭了，他把行里卖不出去的摄影机扛回家去。虽然做生意赔了本，但从那个外国人那里学会了照相和拍电影，为后来从事新闻摄影工作创造了条件。当时有人请他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拍新闻记录电影，因为他有“开末拉”。于是选择了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军校门口拍了蒋介石从里边走出来的镜头，回去冲出来一看只有16英尺，不能放映。这是他对新闻摄影的第一次尝试。黄英爱好戏剧，有表演才能，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到黄埔军校演出时，校方认为剧情很富于革命精神，受到器重，被留在学校里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当时他是军校“血花剧社”的演员，一面沿途为民众演出革命戏剧，一面随军拍摄战事影片。他摄取的汀泗桥战役一组照片，引起《良友画报》编辑的重视，认为类似这样好的新闻照片是“稀少可贵”的。他随军活动，沿途摄影，拍了几百幅照片，这些照片后来被收入《北伐画史》，是我国现代史上一部有价值的新闻图片集。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广州家里，他不愿过养尊处优的清闲生活，一心想做新闻摄影工作，于是跑到香港，做了摄影通讯员，租借一家汽车公司停车房的一角作为栖身之地。后来他曾对友人说，在香港“那几个月纯粹新闻记者生活，是一生最穷亦最乐的一段。”以后，他到了上海，继续从事新闻摄影活动。在沪不久，又到南京中央宣传委员会任职，负责电影工作，1933年10月创办国际新闻摄影社，翌年筹建中央摄影厂，对中国新闻摄影做了不少工作。1934年10月24日逝世。
魏守忠是北方著名摄影记者之一，1904年生于北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摄影，在一次学校举行的运动会上，拍了不少比赛照片，这是他对新闻摄影的第一次尝试。二十岁时，开始给报纸、杂志投稿。其初，冲卷、印片都委托王府井南口王兴照相材料行代做，后来为争取时间，尽快寄出照片，就在家里装了一个小暗室，自己动手洗印。他工作勤奋、出色，几年后受聘为《世界日报》和《晨报》的摄影记者，又任职《新光画报》做编辑工作。他在谈到他初进报馆的情形时说：“他们把我找去，每月给以少数固定的车马费，然后再以刊用照片多少付给稿费。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月进入《世界日报》刊用照片结算，就超出老板预想的数目，他大为不满。”当时许多报刊，如北平的《世界画报》、《日曜画报》、《霞光画报》、《新光画报》、《安琪儿画报》、上海的《良友画报》、《时代画报》、《中国学生》、《申报图画周刊》、《中华画报》、天津的《北洋画报》、《常识画报》等都曾刊用过他的摄影图片。他涉猎广泛，消息灵通，是当时“旧部名摄影记者”之一。魏守忠献身新闻摄影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贡献殊多，对事业有一种执着的追求精神。
当时活跃在新闻战线上的摄影记者，除了前面介绍的以外，还有上海《时事新报》的吴宝基，《申报》的俞创硕，《时报》的唐僧、张有德、《新闻报》的马赓伯，《中国学生》（画报）的张源恒和杨端午，《大众画报》驻北平摄影记者司徒光，北平《晨报》的宗惟赓，天津中外新闻社的方大曾等。经常向报刊提供新闻照片的有李尧生、赵澄、楮保衡、丁宝全、黄启荣、田野等。一些美术摄影家和照相馆也都兼摄新闻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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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新闻摄影学理之研究
随着报刊上刊出的照片不断增加，影响亦愈来愈大，逐渐引起新闻学者的注意。1923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在我国报学专著中第一次提到新闻摄影，邵飘萍在这本书中把“写真”列为新闻记者必备的技能之一。他说：“外交记者探索新闻亦宜精于写真术，……将影片与新闻同时送诸报社。”他是我国最早倡导新闻记者应会摄影的新闻学者。邵飘萍还对英美报刊使用新闻照片的情形进行了考察，对国内同行也是有启发性的。
著名报人、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对新闻摄影极为重视，他先后创办了两个报纸摄影附刊，并首先把新闻摄影作为新闻学的一部分，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与研究，作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从此以后，新闻摄影在报纸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有兴研究的人愈来愈多，于是新闻摄影就正式作为一个学科，在新闻学理论领域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以致在后来出版的许宇新闻学著作中都不能不对新闻摄影刮目相看了。到三十年代初，更有人以“新闻纸之插图”为题，辟专章进行讨论，分别就“插图之种类”、“插图之新闻价值”、“富有生气之照片”、“图画或相片之搜集”和“相片之选择”等项作了说明，在研究工作上深入了一步。
此外，在报刊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新闻摄影问题的论文，如《新闻与图照》（张友鸾）、《画报与新闻摄影》（刘凌沧）、《新闻摄影》（胡泊洲）和《新闻摄影概论》（毛松友）等。这些文章就我国新闻摄影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评述，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新闻摄影的特征
新闻摄影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自有其本身的特征和优点，否则就不能存在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国新闻学者和报刊工作者，首先把照片和图画进行了比较，认为我国近代报纸一向重视图画，但是图画描绘事物“未必与真相相符，犹是一病耳。”毛松友说，新闻照片“是一个真正的写实工具，可以把当时的情形，很忠实地显示在阅者眼前。”所以，自从照相铜版问世后，于图画以一大革新。在新闻报道方面，自从时事照片产生后，图画便退居次要地位。
此外，新闻照片通俗，明了，不受文字的隔阂，易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宣传作用比文字新闻更具广泛性。戈公振在建议创办《申报》摄影附刊的意见书中指出：“图画为新闻之最真实者，不待思考研究，能直接印入脑筋，……且无老幼、无中外，均能一目了然，无文字深浅、程度高下之障碍。故本报欲使销路及于妇女儿童以及工农各界，非有图画增刊不为功。”胡伯洲也说，好的新闻照片，能在一瞬间摄得某一事件的真相，“令读者如身履其境”。这些论述都是很中肯的。
这些见解虽然极是，但还停留在问题的表层。摄影门类很多，如纪念摄影、美术摄影等，新闻摄影既然是新闻摄影，与其它摄影究竟有何不同，怎样才能保持其独立的品格，这个问题不解决，新闻摄影就难以健康地向前发展。早在1926年，戈公振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指出：“新闻照相，在取得一事之要点，与普通照相之专供纪念者不同。”这就在新闻摄影与普通照纪念相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新闻摄影的特点，使读者认识到，新闻照时与单纯纪录人们五官相貌的纪念照片有所区别。
十年之后，胡泊洲对什么是新闻摄影，作了如下的概括：“凡时事性质的照片，或与时事有关的一切照片，刊登于日报或杂志上者，是为新闻照片。”这个定义，对新闻摄影的本质和基本特征作了比较全面、准确的表述，从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分析了新闻摄影与营业摄影和爱美摄影（即美术摄影）在“性质”上的不同。指出营业摄影的目的在于金钱，必须迎会顾客的心理。爱美摄影则不论事物巨细，即或一草一木，只要作者认为有特点或有所感觉，即可得一佳构。他说：“新闻摄影则不然，摄取的对象，为临时发生的事故及与公众有关之种种事物，种种活动，真实性与时间性，二者有同样之重要。”作者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新闻摄影的三个要素，即新闻摄影的对象必须是临时发生的事情或与公众有关的种种事物，而不是随意摄取一草一木或出于纪念拍张人像就可以充作新闻照片的。二是新闻摄影必须真实，没有真实性的照片不能构成新闻照片。三是有时间性，过时的照片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报刊也不会采用。这段话，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新闻摄影的基本轮廓，使新闻摄影工作者有规可循，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二十年代末，把新闻学中“新闻价值”这个概念引进新闻摄影领域，加强了新闻摄影的理论色彩。林泽苍在《增广摄影良友》一书中说：“新闻摄影，最要之点，在于有‘新闻之价值’，若缺此要素，则报馆必弃之而不用，而摄影者受时间与金钱之损失亦无所取偿矣。”关于什么是新闻价值，他解释说：“新闻照片最重要之点，则在其能表现其当时新闻之紧要情形或动作’，此即新闻之价值，谓之摄取新闻照片之秘诀亦无不可。”这个论点丰富了新闻摄影的内涵，对人们正确认识新闻摄影和增强照片的活力是有帮助的。当时拍摄新闻照片，流行摆好姿势照相，呆板而僵硬，把活的场面表现成死的东西，失去了现场感，新闻性也大大削弱。提出把表现新闻的动作作为新闻摄影的要点，有助于改善新闻照片的质量。当然，新闻价值不仅仅表现在照片有无“动作”上，其含义要丰富得多，但是即使在其某个方面有所见地，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后来有人对新闻摄影的特性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新闻照片应含有“故事性”，否则，必遭失败。洛恽在《新闻照片的性质及其摄法》一文中说：“一张新闻的照片必须讲出一个故事”，但是不止于此，还必须真确的渗出戏剧，因为“戏剧是新闻的要素”。因此，在摄影时须借用戏剧创作中的“隐微”或“夸张”的方法。新闻照片一般都用夸张的方法而很少利用隐微，因为隐微是通过含蓄表现对“一个行为的讽刺或暗示”，读者不易察觉到。而应用“夸张”的手法，却可以在照片中‘加重题目中一个显著的特征，丢去了其余的一切而得成功”，这就要采取“近距的镜头”，很少情形是例外的。作者在这里提出了拍摄特写新闻照片的方法，指出特写照片可以把“于故事并无关系的事物”排除于镜头之外，突出对象的特征。洛恽还谈到与此有关的摄影构图问题，他说照片的“平衡”与“角度”也很重要，但是职业的新闻摄影家在拍摄时，决不能为了得到画面平衡和良好的角度而牺牲事物的故事性和特征。此外，照片故事必须“真确”，不可虚构。作者对新闻摄影性质的论述只强调一个故事性，在摄法上只提出近距一途，即所谓夸张摄影，缺少层次和一定的深度。特写照片这个术语当时尚未出现，作者主张的夸张摄影，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这也是有意义的。
新闻摄影与报纸的关系问题，不少报人和学者都有所论述，前面已经提到，这里再作些补充。这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出新闻照片可以‘印证新闻”，给读者以具体、正确的印象。二是在文字报道中刊入新闻照片，能使“新闻的内容益臻翔实”，补文字记述之不足。三是有助于活跃报纸版面，调剂读者口味，“盖新闻纸若连篇累牍，尽载呆板文字，……读之足使人厌倦。若使稍加插图，不惟可使纸面调和，且足为新闻之注解，而使读者增加无限趣味。”四是新闻照片不仅可以发挥上述效益，起辅助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新闻照片本身还可以构成独立的新闻。当时已经有人说：“图画者，无音之新闻也。”胡伯洲则明确指出：“新闻摄影，有时亦能单独表现新闻。”实际上，在我国报纸上早已出现了消息照片，说明报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认识到新闻照片的这种功能，但是直到三十年代才对这方面的经验做出理论上的概括，用明确的语言指出新闻照片亦能单独表现新闻，这就突破了长期以来那种认为照片只能做文章插图和报纸附庸的框框，把新闻摄影在报纸上的地位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新闻照片终于可以和文字报道并驾齐驱，交相辉映，各展其长了。从而把新闻摄影理论研究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论新闻摄影采访
新闻摄影采访工作有何特点，怎样访摄新闻才能获得成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随着实际经验积累日多，摄影采访理论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郑景康在《摄影记者要抓住机会》一文中说，要想做好新闻采访工作，“摄影记者第一步就是熟悉当时的情形、节目”，了解事件的演变程序。指出这一点极为重要、记者照此去做，就可以成竹在胸，统筹全局，避免顾此失彼，在慌乱中漏掉重要新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摄影采访工作中基本的一环，郑景康能提出这个问题，表明他的先见卓识，对摄影采访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新闻摄影受着新闻价值的制约，只有能体现出新闻价值的照片，才可能为报纸所采用。林泽苍认为，欲得到新闻之真价值，颇非易事，全在于摄影记者之有无“新闻学识”及“充分的经验”。新闻价值的含义极广，非三言两语所能言明，并且每因境地而异。为了解释什么是新闻价值，怎样表现新闻的“动作”，他以“卖糖花”为例，举出两幅同一内容的照片加以对比，说明什么叫有新闻价值，什么叫没有新闻价值。在会场义卖糖花，卖花者一般是来回走动，劝人购买。其中一幅照片拍的是卖糖女排成一列，面对镜头“提篮呆立”，是为失去了新闻之价值，是“不足取”的。另一幅则捉住了当时卖糖花的情景，画面上卖糖女笑容可掬，左手提篮，正在劝男宾认购；众人姿态迥异，有的意欲付款，有的正把捐物交与其伴，右侧之男宾目睹此情此景，面带诧异。这幅照片可说是“会场写实图”，读者虽未亲莅现场，亦可知其情形之一斑，“是即所谓有‘新闻价值’之照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解，深入浅出，有助于摄影记者和新闻照片投稿人领悟新闻价值的奥秘．以及怎样去摄取真正的新闻照片。
摄影工作者们还提出记者在摄影采访工作中，不可以一般地完成报道任务为满足，应力求扩大报道题材，注意摄取与新闻有关的其他镜头。例如采访某种集会，只求摄得当时的团体照片或主要人物，就算完事，“对于其他重要而有趣的新闻，全不注意而坐失良机”。19这就丰富了摄影记者的报道思想，使他们的思路开阔起来。
摄影记者在采访时，不仅要拍摄别人拍过的镜头，做到别人有的照片我也要有，而且还要摄“我有而他所无”的镜头，这样的照片最受报馆的欢迎，因为它可以成为“本报的专列品”。20提出了在新闻摄影领域也要有“独家新闻”的意向。郑景康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鼓励记者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他说，摄影记者“遇事须镇定不乱，随机应变，能在各种环境中，得到与众不同的材料。”“有时有许多重要的地方，是其余的摄影记者所不注意者，自己抓住这种地方，就可以出奇制胜”。这些见解都是经验之谈，一针见血，对摄影记者克服因循守旧，发挥独创精神，以及在竞争中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干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怎样才能做一个开拓型的摄影记者，立于不败之地呢？毛松友总结说：“一个摄影记者，须有灵敏的头脑，活泼的眼力，聪明的耳朵，健全的体格和向前的勇气，然后才能够得到他所要摄的照片，……才能够构成自存一格的风范。”这是一个较高的标准，但也不是高不可攀，谁能够先做到这一点，就要看记者本人觉悟的早晚，修养的高下和磨练的程度了。
摄影与绘画相近，摄影记者除了要善于表现新闻的要点和动作，还须具有“美术的涵养”。同一新闻对象，因光线和取景位置不同，可以摄成各种不同的照片。欲求得照片有趣，不呆板，必须注意“构图”方面的问题。如“镜头的角度”，“对象的配列”，“画面的均衡”，“适宜的透视”，“色调和反差度”以及“直、横、弧”结构的运用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当时的新闻摄影工作者已注意到美术修养和构图知识对摄影记者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原则，虽未能结合实际详细论证，但是已经指出了方向，摄影记者应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问题就比较清楚了。
对新闻摄影的批评
当时的报人和画报编辑及与摄影关系密切的人，对新闻摄影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研讨，提出各种见解，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发展中的一些脉络。
中国新闻摄影史之研究，在新闻学者中以戈公振为最早。戈公振研究了中国报纸最早刊登新闻照片的时间问题，他说：“光复之际，民军与官军激战，照片始见于报端。”即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报纸上才出现新闻照片。这个说法虽然未免失之真确，却流行了很久。直到1936年胡伯洲还在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论断。他说，辛亥年八、九月间，武昌起义时的新闻照片，有好几幅在《申报》上披露，“故我国之新闻摄影，可说与革命军同时崛起。”他们的贡献，是较早地对中国新闻摄影史作了考察，提出一些重要的史料，可惜未能深入下去。
《大众画报》总编辑梁得所，在谈到中国画报的取材问题时，也涉及到我国新闻摄影的起源问题。他说，早在辛亥前数年出版的《时事画报》就开始刊印铜版照片了。梁得所指出，《点石斋画报》之后十余年，摄影和铜版传用于中国，便有“高奇峰先生等所办的《时事画报》和《真相画报》，印刷上自然还幼稚，而所载除一部分美术绘画之外，多采照片，发表清廷败政革命牺牲的真相，介绍世界科学进步国际见闻亦很有系统。”2这个说法更接近于实际情况，对早期新闻摄影史的探索前进了一步。
在二三十年代涌现的报纸摄影附刊，也引起报人的注意，不少论著都有所记载和评介。“民国九年，《时报》创办的《图画周刊》，注意中外大事，印以道林纸，是为我国有现代画报之始。近北京《晨报》亦发行《星期画报》，注意时事与艺术，皆取材严谨，足以引起国民之美感。”《申报画报》“注重国内外大事及艺术，篇幅加一张大报。《新闻报画报》，则注重社会新闻照片及妇女儿童，篇幅较《申报画报》小一半。”在谈到报纸摄影附刊的作用时，张友鸾说摄影附刊“一面予阅着以艺术的修养，一面画刊照片又可应时移作新闻纸上之用，盖一举而两得也”南京《京报》刊行不久，适值安徽省建设厅长张秋白被刺，该报即将木刻张氏照片印出，熟悉的人都认为照片不像本人，然而当时南京其他报纸没有一家刊登张氏的照片，于是《京报》顿为社会人士所注意”。后来该报创办摄影附刊，在内地也有些名气。”此实读新闻纸者兴趣上最大的接收，凡新闻社固不可不注意及也。”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报刊上的新闻照片对广大读者有何等的吸引力。
二十年代，我国报业所用新闻照片，主要依赖于照相馆，照片之旁注明“某某照相馆摄”。报馆方面不付稿酬，照相馆方面则得到广告的作用，二者互相利用。照相馆摄影员谙熟于室内人像摄影，拍新闻照片大都为外行，对于新闻价值茫然无知，成功之作较少。梁得所在回忆当年画报摄影情况时说：“新闻照片应为画报重要材料，当时就几乎没有一个人有心去摄”。只有翻摄转载外国画报上刊登的外国记者摄取的中国时事照片，等国人看到时，事情已过去一两个月，“新闻照片已变成历史照片了”。到三十年代，摄影记者逐渐增多，报界新闻摄影的力量逐步从照相馆转向摄影记者和业余自由投稿者。但由于酬金较低，使新闻摄影工作缺乏吸引力。二十年代一幅新闻照片的酬金，约自5角至1、2元不等；在1932至1933年间，《世界画报》录用一幅照片，付稿费5角。“凡事皆与经济有关，摄影记者摄得一幅可用照片，消费甚大，所得报酬，有时不偿所失，这是常有的事。”再则，我国缺乏健全的摄影通讯社，摄影记者稀缺，地位不为人所重视，亦缺乏竞争心，等等，这些都是影响新闻摄影发展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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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新闻摄影教育
我国学校中之有摄影课，始于清末。但是在大学新闻系开设摄影方面的课程，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
平民大学首开照相制版课
“五四”时期，报纸上的新闻照片较多，人们对新闻照片的兴趣和认识都提高了，摄影开始成为报纸工作的一部分，于是摄影作为一门知识被列入新闻教育的一项内容。1923年，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正规新闻教育机构——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成立，该系设置的课程比较齐全，规定主修新闻系的学生四年中所修课程为47种，新闻业务有新闻学概论、速记学、新闻采集与编辑、广告学、新闻评论、新闻事业发达史等科目；此外，在第二学年还没有“照相制版术”课程，每周授课一学时。开设此课的目的在于给学生以必要的照相制版基本知识，因为当时少数大报已设有照相铜版部，其他各报已有朝这方面发展的趋势，所以制作铜版照片乃日益成为报纸工作的一部分，该课虽不是出于培养新闻摄影人材，但与新闻摄影的关系至为密切。
从“照片”到“新闻摄影”
1924年，燕京大学在文学院内设立新闻系，课程计分四类，在第三类特殊新闻学课程中有“照片”一项。以后又开办过“报纸图画”课。曾任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的黄宪昭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概况》一文中谈到“报纸图画”课的任务时写道：“‘报纸图画’研究报纸之插图，在现代报纸上之地位及功用，特别注重画报编辑方针及安排图画等方法。”二十年代末期以后，设有制版部的报馆增多，报纸摄影附刊和画报亦甚风行，怎样使用照片插图和编好画报，亦需要专门知识。燕大新闻系开设“报纸图画”课，注重报纸图片工作和画报编辑方针的教学与研究，培养具有摄影图片知识的新闻人才，正是适应了社会上的需要。
平民、燕京大学的摄影教育，仅限于报刊图片编辑与制版知识的灌输，尚未及于摄影技术的讲授，把摄影技能和如何拍摄新闻照片列入课程的，以上海的复旦大学为最早。该校于1929年建立新闻系之初，即将“照相”列为必修课程之一。顾执中创办的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后改为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很重视新闻摄影教育，其课程门类较多，把“新闻摄影”列为四门重点课程之一，这在当时新闻校系中是罕见的。在民治讲授新闻摄影的是摄影专家杨霁明。杨为电影摄影师，曾任上海《新闻报图画附刊》特约摄影记者，抗战时期，民治新专在重庆复校，由长城摄影公司的靳吉甫教摄影。
新闻摄影教育落后之原因
当时一些新闻校、系的图片课和摄影课，很不稳定。常常是因人设课，教师大都是兼职，如果校方物色不到合适的师资，这门课就不开了。有的校、系负责人对新闻摄影无兴趣或不予重视，摄影课便无形中取消。许多学校，摄影器具匮乏，学生无实习机会，大都靠眼和耳去获取理论知识，不能动手去做。整个新闻摄影教育落后于实际。这些都和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文化落后以及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关。那时的新闻摄影教育是相当可怜的。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新闻摄影史实告诉我们，发展我国新闻摄影事业，须密切注意国外的动向，吸收其先进而又有益于我的成份，加以发挥创造，使之适合于我同的国情，不可闭门造车，夜郎自大。新闻照片有特殊的要求，不同于其他摄影，对摄影记者应加以专门训练，使其具备一个真正摄影记者的素质，这是提高新闻摄影水平的根本所在。当时在这方而没做什么工作，是新闻摄影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理论研究有所建树，对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对当时的实际经验总结不够，许多问题有待深入；在实践方面更缺少奖掖优秀摄影记者和优秀新闻照片的实际措施。新闻摄影是一种社会事业，一国社会制度的优劣，教育程度的高下，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对新闻摄影工作有直接的影响。新闻界的主观努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的进步与发展需要一批有识之士的开拓、提倡和推动，否则在同样条件下也不会有所作为。这些都是历史经验，值得每个热爱新闻摄影工作的人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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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摄影艺术团体
二三十年代是我国摄影艺术从萌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的时期，在摄影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短短的18年中，我国许多中上层知识分子掌握了摄影技术，他们把照相术从照相馆中解放出来，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摄影创作和研究工作，组织摄影社团，举办摄影展览，出版摄影书刊，把摄影推上艺术舞台。业余摄影艺术爱好者组织的社团，在我国艺术摄影的开发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对摄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摄影艺术团体产生的背景
摄影术从19世纪四十年代传入我国后，经过近70年的传播和发展，不仅照相业有了相当的规模，已逐步向中小城镇普及，而且统治阶级已开始利用照相作为传递讯息和进行宣传的工具了。社会上也出现了照相贴册和以摄影为主的画报、画册。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专制制度，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使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都想利用摄影作为宣传工具，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摄影的发展。
摄影机具的改进和感光材料性能的提高，使摄影技术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掌握，摄影的题材也扩大了。我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掌握摄影技术，不是为了开照相馆做生意，而是“或在旅行，见名山胜迹，摄之以供他日卧游之助；或遇事切要，摄之以登于书报，传众同观；近而家人妇子，时摄一影，留为他日纪念，以贻赠后人。”欣赏、宣传、留念，这是业余摄影者学习拍照片的动机和目的。到二十年代中期，铜版印刷和小型相机都逐渐推广，摄影作品逐步具备了最真实、最迅速、最通俗的形象传递工具的品格，被报刊杂志广泛采用。不仅如此，“曩日表现美感情绪之技术，是诗歌、绘画、音乐、雕刻、建筑等。自从摄影术进步后，除于记事与工艺或其他学术上有相当效用外，亦能用以表现美感情绪。有美感情绪，复加以精深摄影技能，以完成美之结构，此即世人所指之美术摄影。”摄影术的进步和掌握摄影术的人的增多，为艺术摄影的产生和发展，为摄影艺术社团的兴起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爱国的政治斗争，而且也是影响深远的革新文化、解放思想的运动。它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的束缚，在寻求救国的道路上，提倡科学和民主，思想界迅速引进和传播了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体系和思潮。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空前活跃，各种形式的学术团体，文艺社团，研究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出来。
摄影艺术社团，就是在这种时代气候、社会土壤、技术种子都成熟的条件下，应运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主要摄影艺术团体
北京光社
北京光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业余摄影艺术团体，它于二十年代初举起摄影艺术的旗帜，开拓艺术摄影的道路。它活跃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社员不足30人，活动时间不到10年，但却以卓著的创作成绩和论著，揭开了我国艺术摄影发展的帏幕，把摄影推上艺术的舞台，做出了开拓者应有的贡献。
北京是我国的故都，著名的文化中心，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早在1918年以前，就在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们学习了摄影技术，经常相约到刚开放不久的皇家禁苑中去游览、拍照，互相交流摄影技艺，观看外国的摄影书刊。相聚多了，也有人提议组织照相同志会，但没有正式组织起来。
1919年，北京大学的摄影爱好者，由黄振玉（黄坚）和陈万里倡议，在校内举办了第1次摄影作品展览。以后每年举办一次展览，到1923年冬，大家觉得有发起组织一个团体的必要，于是由陈万里、吴郁周、吴辑熙等在一起商议，订立简章、征收会费、订阅摄影书报，正式成立摄影组织，定名为艺术写真研究会，这就是我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团体——光社的前身。当时会员只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益舒、王琴希、吴辑熙等七八人。会址设在达智营，不久又迁到平安里陈万里的住所。会员都是在北京大学任职的，组织起来以后，“不断的开会讨论、研究，互相观摩作品。在当时七八人的力量虽是脆弱，七八人的呼声虽属微细，七八人的成绩尽觉幼稚而无一可观，不过依科学的立场，从事于研究摄影之团体，艺术写真研究会，可以说是首先发难的陈涉了。”后来，由于多数人觉得这个会名太长，于是决定改名光社，对外称北京光社。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都加入了光社，社员发展到20多人。它已不再是北京大学的摄影组织，而是名副其实的北京光社了。1927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南京政府的成立和南北统一，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也忙于“正业”，无暇兼顾“业余”，社务活动逐渐减少直至停顿。而全国业余摄影活动的中心，随着政治经济局势的变迁，渐渐在上海形成。
光社的主要活动形式是举办摄影作品展览会和出版摄影作品集——《北京光社年鉴》。光社成立不久，即于1924年6月14日至15日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董事会举办第1次社员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社员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一年一次的公开展览一连举办了5次。
第1次影展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们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
第4次影展（1927年10月8日至11日）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16开本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第5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两本年鉴是我国最早的摄影艺术作品选集，对扩大摄影艺术的影响和保存早期摄影艺术作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作用和价值。
光社是我国率先倡导艺术摄影（二三十年代又称美术摄影）的团体，他们为摄影艺术的诞生大声疾呼，鸣锣开道。他们批驳了摄影不是艺术，学习摄影是艺术的低能儿等等论调；论证了摄影可以成为艺术和如何成为艺术的理论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摄影艺术“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而已；最重要的，在能表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这是陈万里针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摄影只能机械地复印生活，而另一些人则一味模仿外国摄影作品的情况，提出摄影艺术要个性化和民族化。这不仅是与“五四”时代要求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与爱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艺术理论上也完全是正确的。在1927至1929年，刘半农连续发表了《半农谈影》、《北京光社年鉴》第1、2集序言等文稿，为我国二三十年代摄影艺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摄影是不是艺术，摄影作品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这当然不能只依靠理论的论争来解决，决定性质的是要拿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来。光社把自己的作品公开陈列在公共场所，让广大观众来品评，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举。他们的作品充满诗情画意，如直接以诗意入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刘半农摄）、《藕花落尽见莲心》（王琴希摄）；咏物寓意的《老气横秋》（图为桔树，老焱若摄）、《横行一世》（图为螃蟹，王琴希摄）；表现劳动生活的《一肩风雪》（老焱若摄）、《努力》（程知耻摄）；酷似绘画的《淡烟疏雨》（郑颖荪摄）、《仿炭画》（周志辅摄）；借景抒情的《齐向光明中去》、《在野》（皆刘半农摄）等等，以及许多构图新颖，意境含蓄、深远的风光、花卉、风土人情、静物照片。这些作品，展现在只见过当时照相馆呆板照片的二十年代的观众面前，不能不使人感到耳目为之一新，情感受到震动，甚至为之陶醉、倾倒。当时北京、天津的许多报刊、画报，争相刊登这些作品。上海《时报》主笔吴灵园（笔名万时）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光社影展的作品。使这些作品激起的感情的波浪，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漾开。促使“非职业的摄影，有一日千里之势，同时社会方面，对于摄影的眼光，也起大变化”。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光社，以它的业绩闯出了摄影艺术创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