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原载《青海湖》2010年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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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原载《青海湖》2010年四期）
作者：谭 岩

  

                                     一



爷爷说：

那时我的祖父还健在。他一年四季呆在县城的鸦片馆，难得回家一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住两天。

    我和父亲就住在一进大门的第一层。一边是起居室和他的书房，另一边就是设帐办学的塾室，就是现在我住的这地方。那一天，我被他牵着，过了一个天井，又过了一个天井，才见一个老头儿坐在厅堂的火笼边上，接受站成了一排的十多个孙子的叩拜。每个大厅上面都挂有一块匾，这个中间厅上的匾是镀了金的，在炭火的映照下，“忠义堂”三个字蹿动着一条条红光。

    他斜倚在太师椅上，闭着眼，手伸在旁边红堂堂的一盆炭火上烤。

    给爷爷叩头！一旁的父亲吩咐说。

祖父像没有睡醒似地打一个哈欠，又打一个哈欠，耷拉着眼皮，嘴里不停地嗯啊着，算是对来叩头的孙子们的应答。这干瘦而无精打采的老头儿一回家，全家便如临大敌，大人们走路要轻手轻脚，小孩子也躲到了母亲的背后，再不敢前门跑到后门地疯闹，如果有谁不听话，晚上哭闹，就会听见屋外的天井里传来严厉的吼叫：是哪一个小狗日的在哭？！再哭一声，看老子一枪不崩了他！

那态度，好像是对别人家的野孩子。也许我是长孙，祖父才对我稍微有些亲近。听到我的声音，坐在火笼边的祖父睁开眼，脸上也睁开一丝笑意。

过来。

我惧怕祖父，怕他说不定突然就真的掏出枪来。我听说祖父杀过不少人，且专打人的眼睛。我盯着他伸在火笼上的蜡黄的手爬上了我的肩头，像趴着一只大蜘蛛。那蜘蛛在我的肩上动了动。

小狗日的，长结实了。字还在写吗？

一旁的父亲见我的腿寒冷似地颤抖，就说：

一天一张，还认真。

没问你！

祖父白了父亲一眼，回过头来，又望着我和蔼地说：

诗背了多少，背一首我听听。

祖父对父亲的那一声吼，倒让我的双腿不抖了。我望着院门外雪地里的一丛菊花，几天前黄伯伯教我的一首诗脱口而出。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好，有气魄！不要读几句书，就越读越无用了。

祖父的话说完，家人们都望着父亲。大家知道祖父是指谁。然而父亲却像没有听见，漠然地望着天井上空飘落的雪花。

祖父扭过头去：

今儿老子有赏！老幺，把你的那个戒指给他。

老幺就是站在祖父身旁的幺婆婆。她年轻又漂亮，后脑勺上挽一个油亮亮的发髻，白白净净的脸上总是笑意，她从放在八仙桌上的红绸子包袱里一次捏出两块银元，给我们这些来叩头的孙子们发压岁钱。

幺婆婆听了祖父的话显然不太高兴，嘴呶着，朝祖父望去，祖父却往太师椅上一靠，闭上了眼养他的神儿。这幺婆婆一见，扭过来的脸就又放开了微笑，将自己手上的一个戒指取下来。

来雁儿，我给你戴上。

    她那修长的手指捏着我的手，将从自己手上取下的戒指戴在我的手指上。她的手指光滑冰凉，飘过一丝清寒的香气儿。

我不知道这一枚戒指有多么珍贵，但是我从几个婶子惊异的目光中知道这是比货郎的冰糖葫芦还要好的东西；只有父亲仍是一脸漠然，对这个上面有一颗小绿珠子的戒指并不感兴趣。

    孙子们排着队叩完了头，不敢离去，一个个静静地站在堂屋天井两旁的过道上。雪越下越大了，棉花似地从天井四四方方的上空一团团落下来，天井池子里落了厚厚一层。只有放在池子里的乌龟不惧祖父的威严，兀自在寒冷的雪地慢慢爬出一条蜿蜒的道来。

祖父又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眼泪鼻涕流了出来。

    妈的！怎么还没有来？！

    祖父将手中的茶杯往八仙桌上狠狠一顿，茶杯盖蹦起来。祖父的脾气是一回比一回大了——自然，家人们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父亲。

    快了。已派人去催了。父亲像不知道祖父的不满，仍不紧不慢地说。

    说话间那轿子就到了。

    祖父上轿的时候，扭过头来，两眼对父亲露出了厉光：

    人是各有志，可你也要好自为之！

    父亲想说什么，但那岩石般嶙峋的腮膀动了动，仍是坚闭了嘴，一个字也没有吐出来。

    祖父望见站在父亲旁边的我，脸色缓和了许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

    莫学爷爷。鸦片那玩艺儿害死人！他又拿起我的手，把才戴上去的戒指捏了捏，仿佛是怕松脱了，好好留着，会有用处。我看你的爹，怕日后只会带着你们去讨饭！

出门送祖父的家人都进屋了，只有父亲牵着我的手仍站在雪地里，目送着那两顶轿子的远去。那一年，雪下得很大，地上都是雪，分不清哪是田，哪是路。抬轿的人在雪地里踩出了一个个的大窟窿。两顶轿子越走越远，雪地上的几串窟窿也伸远去了。看着祖父的远去，父亲的脸上露出了凄色。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天，父亲已知道祖父的大限到了。

他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祖父。他知道就是告诉了祖父，祖父也不会躲避，他顶多会咧开那一个烟灰缸似的嘴，狰狞地一笑：

好，老子等着他来取这颗头！

况且，更重要的是，父亲认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祖父，那就是对朋友最大的不忠。





                                   二

爷爷又说：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对他的这个长子从来就没有过好脸色。这主要缘于我父亲倔强的性格。祖辈开创的“存仁复”药行，到祖父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曾祖父把祖父送去当兵，祖父不负厚望，曾一度当上了马弁长〈警卫团长〉，眼看仕途腾达，不料他参与盗皇陵的事发，不得不解甲归田。

    靠在军队的关系，祖父回乡后又当上了县长。他亦官亦商，武汉、沙市、宜昌等地都开设了商号，“存仁复”是当时湘鄂西屈指可数的药材商行之一。

    父亲博闻强记，聪明好读，祖父对这一长子如同曾祖父对他一样寄于厚望。他走了不少门路，把父亲“官派”到日本留学，指望父亲再次振兴门庭。然而不到一年，父亲辍学而归，只挎回一箱子书籍和一把同学赠的武士刀。他说是受不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与欺侮。父亲虽然在日本的学业未完，但日语早已纯熟，每天早起，必拿着一册日语书朗声诵读。后来父亲说那是日语版的《警世钟》、《猛回头》，他不喜欢那些观点，却钟爱那飞扬的文采。祖父在无可奈何之余，看准了日本人将在中国有所作为，又要送父亲去满洲国当翻译官，可父亲死活不从，说宁死也不愿去服侍倭寇。祖父长叹一声，只好作罢。最后要父亲接管“存仁复”商行。没想到父亲仍是不愿意，说要去学校教书，搞什么“教育救国”。这一下父子两人便闹崩了。从日本中途退学，不去当翻译，祖父虽然不悦，但说了声小子有骨气！也就不了了之；但这一次却让祖父发了火。祖父利用他的影响，给父亲所能去的学校都打了招呼，结果别人都不敢收留父亲。父亲一气之下，回到老家办起了私塾，招收覃家坪子弟，开始了他的“教育救国”实践。

    祖父听说了，十分恼怒。但是他虽能决断一县之事，却难于理清一家之务。

    父亲正在开讲他自编的《新千家诗》，那几个衙役又来了。

    得罪了，覃大先生！

    那役头对父亲一抱拳，接着往身后一挥手，几个衙役就走进来，什么也不说，动手就在塾室里呯呯嘭嘭砸起来。学生们吓得紧围着父亲站成了一圈，看着一张张书桌被掀倒，凳子被砸成两半，笔砚摔到地上，教室里一片狼藉。

    得罪了，覃大先生！覃老先生发下的话，在下不敢不从。

    一干衙役拍了拍手，走了。

    祖父对父亲办私塾的愤怒，就是派人来砸父亲的塾室。但是那衙役一走，父亲就又请来木匠，把塾室整理一新。桌子凳子全是用的新木料，刨光之后能看见深嵌在里面的清皙的纹理，像奔涌着的血脉。父亲用瘦长的手指抚摸着条脉涌动的桌面，刚毅的腮帮动了动，吐出两个字：上课！

父亲面对新漆的油亮的黑板，拿着粉笔的手颤动着，久久不能写下一个字。突然那手像得了灵气似的，在黑板上如龙狂舞：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最后一笔，似要将黑板戳穿；而重重的一个感叹号，就像钢刀滴下的一滴血。父亲丢了粉笔头，开始讲谭嗣同。

    变法，总是要有人流血的。流血，自我谭嗣同始！这就是做人的骨气！父亲讲着戊戌变法，讲着讲着激动起来。

父亲的私塾，不是只讲四书五经，语文、算术、音乐，他都教，对于历史，他更是倾注了心血，常讲的是商鞅、勾践、燕丹等救国救乱的英雄。他讲得慷慨激昂，台下的学生常像看把戏似的个个张大着嘴吧。

    祖父派人来砸了父亲的私塾，但并没有砸掉父亲办私塾的决心。几次交量的结果，最终是祖父默认了父亲的行为，只是那家“存仁复”商行也因祖父的衰老而日渐萎缩了。

商行的进项越来越少，父亲的私塾却越办越大。他所收到的学生束脩之单薄，还不够为他们添置笔墨纸张，但这低廉的学费和父亲的名气却招来不少的学生，来听父亲讲课的，常常从室内一直坐到天井的过道上去了。

然而父亲却成了家族中的叛逆，成了亲戚朋友背后议论和绕道回避的对象，他也不愿和其他人来往；和他来往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同学好友，影响了他的一生和覃家命运，父亲要我称他为黄伯伯的那个人。





                                    三



爷爷接着说：

黄伯伯中等个儿，圆脸，小眼，见了我，两眼就笑成了一条缝，有时还把我抱在膝上，用他的胡子扎我。

    只要黄伯伯一来，父亲紧绷的脸就松开了笑意。或者给学生布置两篇作文，或者叫我们背诵诗文，一面吩咐家人烧火作饭，去拿出别人送来的什么好吃的，要款待黄伯伯，一面就拉着这位好友，两人肩并肩进了书房。黄伯伯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能写能唱能弹，还能作诗。那一次，黄伯伯喝着酒，看见大门外有一只雄鸡站在石凳上鸣叫，就把我抱到他的膝上，说：

    雁儿，伯伯给你作一首诗。

黄伯伯手中的筷子在桌沿儿上敲了几下，然后望着大门外的那只鸡，一字一顿地念道：



    鸡鸡鸡，红冠百纳衣。

    低头进凡笼，昂首报天机。

   

父亲和黄伯伯从小一起读书，后来共同考进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是现在的武汉大学。有一年的暑假，他们俩回家后走乡串户，联络一帮年轻人成立了乡俗改良会，反对妇女裹足，反对抽鸦片烟，反对吃请喝酒，反对一切旧的习俗和富人腐朽的生活方式。他们带着一帮学生，浩浩荡荡，一路走一路唱，后面跟着一群小孩，十分热闹，惹得大家纷纷出门来看稀奇。走到人户多的地方，就搭一个桌子跳上去演讲，说一些大家似懂非懂的新名词，然后带着一帮学生去大户人家收缴鸦片枪，这事些哄动了乡野。传到祖父的耳朵时，祖父正躺在鸦片馆里抽烟。

他妈的，胡搞！

祖父啪的摔了鸦片枪，起身就叫了一顶轿子回村。

祖父回到村里，叫人把父亲“请”了回来，当即给他约法三章：不准参与赤化宣传；不准再与姓黄的小子来往；不因再搞与读书无关的事。自然父亲是一件也不答应，祖父便把父亲关在屋里“读书”，同时派人传话给父亲的那个同学黄柏涛———就是黄伯伯：如果停止乡俗改良会的活动，覃家愿意承担他的全部读书费用。祖父先前认为黄柏涛“是个人才”，又是与父亲发蒙就在一起的同学，他的上省立师范学校，祖父赞助了大部分学费。没有想到传话人回来说，黄柏涛听了祖父的话，当即表达了不屈的决心：即使把家里的两亩田卖了，倾家荡产，也要继续乡俗改良会的活动！从此，他和祖父就成了敌对的阵营，你死我活的敌人。

    黄伯伯与父亲之间，说着说着就像吵架，争吵声有时盖过了塾室里的读书声，同学们都停下来，伸着头探望着，并不懂他们说的什么武装暴动，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教育救国等等新鲜的名词。但是到黄伯伯告辞离开时，两人又有说有笑了。

黄伯伯来的最后一次，俩人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父亲仍是像往常样，把他送出门，默默地走在他的身旁。黄伯伯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旧袄子，肩上挎着一个沉甸甸的布口袋，脸上长满了因繁忙而无暇修饰的胡须，但是一双眼依然炯炯有神。送出了大门，黄伯伯说，我走了。父亲说，好。见父亲仍跟着，黄伯伯摸一下我的头，对父亲说，外面冷，你不送了，把孩子冻坏了。父亲说，好。仍是牵着我的手送着黄伯伯。已是隆冬了，路旁的一些树光秃着枝杆儿在寒风中抖动。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些人，赶着一头牛，扛着一柄犁，衣着不整，却精神抖擞，背上还插着大刀，手里拿着长矛。他们是农会的人，是去为村里的困难户耕板田的。近来，时时出现一些外村人，有时种田，有时上操。他们一边走一边唱，唱得五音不全却很洪亮：



清早起，拖着犁，

耕田来种地。

耕种田，产白米，

为着革命吃，

防止饿肚皮。



农会的人见了父亲和黄伯伯，路过时都点头哈腰的：

覃大先生！黄委员！

望着那些衣冠不整却精神焕发的农会会员，黄伯伯的脸上是欣慰的笑容。那些人走远了，黄伯伯才回过头来对父亲说，我不是有意要与他老人家为难。只要是这种身份，谁都是革命的对象。父亲似是没有听见，望着那一队远去的帮工的农民，脸上毫无表情。一直走到村口的那棵大树下，父亲才说，我不送了。天阴沉沉的，铁黑色的树枝在寒风中呜咽。黄伯伯用他温暖而粗糙的手摸一下我的脸，算是告别，然后又拍一拍肩上沉甸甸的口袋，对父亲说，这一袋钢洋算我们借你的，等革命胜利了，我连本带息一起还！父亲略略叹口气：保重。

    就在父亲送走黄伯伯不久，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波及到几个县，起义的总指挥就是黄伯伯。作为本县最大的军阀和土豪，我祖父被农民自卫队杀死在县城的鸦片馆里。

父亲为祖父在家里设了灵堂。一方漆得黑亮的柏木棺材停放在两条结实的板凳上。高大的棺椁，长长的棺身，像爬在堂屋里的一个怪物，而那两条板凳就像怪物的四只脚。天冷，家人们到了后半夜都回各自的房了，只有父亲跪在祖父的灵前，不停地把一张张的烧纸往灵前冒着火苗的瓦盆里放。父亲在那里烧了一夜的纸，也在那里跪了一夜。到天亮，码了半头屋的烧纸全烧完了，屋里全是烧纸的烟味儿和飘动的灰烬，片片灰烬从天井飘向空去，像一阵黑色的蝴蝶。人们来出灵时，父亲还在一张张往那灵盆里烧纸。看着火苗卷过手里最后的那一刀黄裱纸，黄裱纸变成了枯萎的黑色灰烬，这才手撑着地站起来。可还没有迈动僵硬的腿，就一下昏倒在地。

祖父的去世让我们如释重负。我们感到高兴，因为过年如何的疯闹，也没有人站在天井厉声吼吓了。有时望见手指上那嵌着绿珠子的戒指，我不免会想起与祖父最后一面的情景，仿佛他仍在耳边说：

好好留着，会有用处----





                                  四



爷爷缓缓地说：

祖父死了，厄运很快降到了父亲头上。

    祖父在世时，虽然都知道父亲与“共匪头子”交往密切，但是碍以祖父的情面，都不敢把父亲怎么样。祖父一死，他们就对父亲下手了。

    黄伯伯的头像被贴到了村子的大树上，到处是搜捕他的通缉令。他们抓不着黄伯伯，就把父亲抓去了。

    父亲这一去就被关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家人用了大量的钱财，托了祖父生前的好友，层层打通关节，父亲才被放回来。

    父亲虽然回来了，可是在家族中却戴上了“不孝”和“交友不慎”的帽子。

在监狱里关了一个多月，本来就不太健康的父亲，身体更差了。那长袍穿在瘦削的身上，如同挂在衣架上，一走一荡。讲课时，也是不停咳嗽，额上一阵阵冒汗，时时要停下来，用衣襟擦拭，擦得脸上满是粉笔灰，讲台下的学生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觉得好笑，可是父亲自己并不知道，严肃地敲着黑板说：

集中注意力！

    父亲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时祖父还三天两头地找妾，父亲却执意不肯续弦，一是他对母亲的怀念，同时也是对祖父旧生活不满的反抗。祖父去世后，父亲似乎失去了反抗的对像，突然意识到起居的不便，当有媒人找上门来的时候，父亲便同意找一个伴了。

    父亲看上的对象是同村开丝绸行的王富贵的二姑娘。

我们家门口有一个大碾子，人们时常来借碾磙碾谷碾米，用一块布将一头黄牛蒙了眼，拿一根小树枝赶着黄牛不停地转圈儿。有人碾米时，那姑娘便站在那里跟人说话，手里纳着鞋，眼却时时望一眼父亲的塾室；没有人来碾米，便一人远远地坐在那碾磙的石凳上，手里纳着鞋垫，脸微微向这边的窗口偏着，一两只雀子落到她的身旁，啄着沾在碾磙上的米谷杂粮。父亲讲着讲着，望着了那坐在窗外的姑娘，望一眼，又望一眼，下边的学生就会好奇地顺着父亲的眼光朝窗外望去，当然感兴趣的是那些在碾磙旁啄食的鸟儿。父亲发现了就收回目光，大了声音说：

看黑板看黑板，念！

于是浪似的读书声又涌出窗去。

父亲的字写得好，学生的家长，还有那些村人，过年时都喜欢来讨一副对联。二姑娘也站在人群的背后，拿着自己备好的一卷红纸，脸上红红地望着父亲写字。有钱人家的姑娘也有识字的，只不过念书念到一定的程度，家人就不再让她读了。姑娘读书是为人家读的。父亲教我们练字时，二姑娘也会在家里写几张大字，拿来请教父亲，父亲自然要指手划脚地说一通，那姑娘听父亲讲话，眼望着那些字，父亲讲完了，她还望着那些字，突然意识到旁边的人没有了声音，脸突然就红了，两眼抬起来飞快地扫父亲一眼，夺过父亲手上的字就跑开了。

二姑娘常常来，村里就有了闲话。有一次父亲对她说，你以后就不来了吧，你喜欢写字，我这里有几本字贴，你拿去照着练。那姑娘本是微笑着的，听父亲这么一说，就低下了头，手中不停地绞动着那一对粗黑油亮的辫子。慢慢的一滴亮光落到辫子上。父亲有些无措：这这——二姑娘站起来，擦一把眼，紧紧抿着嘴，走了。

二姑娘从此果然不再来了，但不久，媒人却上门来，丝绸老板要为其二姑娘来提亲。媒人偷偷对父亲说，那二姑娘可喜欢你了——可父亲却一口惋拒：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到这件事，再说，我一答应，那些闲言碎语不就成了真的？

空闲的时间，父亲时常要把二姑娘写的字拿出来，一人对着看，并用手指当笔，在那字上面顿，挫，撇，捺，然后又看着那些字，叹一叹气。

    一晃几年过去，不知什么原因二姑娘仍然没有出嫁。她再也不坐在窗外面的碾磙上纳鞋垫，有时从我家门口走过去，也是低着头，从来不抬头朝门里看一眼。倒是父亲望着她从门口走过去的身影，嘴里念着的读书声渐渐就低了，直到那个影子看不见，才又突然高起来。然而这一回，媒人带来的消息是她的父亲王富贵坚决不答应。媒人回话时说得吞吞吐吐，父亲却感到十分奇怪：前两年王富贵亲自上门来提亲时那么热心，几乎到了哀求的地步，事隔不到两年，为何变化这么大？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媒人才透露实情：

    我一说，那姑娘就捂着嘴哭了，她是一直在等你！可王富贵说你“通匪”，被官府捉进去坐过牢的，把姑娘嫁给你，不放心----

    那时，正四处搜捕共产党，杀革命党人的消息天天传来，残忍的手段令人谈之色变。我家虽不是共产党，但在村人们的眼里，和共产党没有什么两样，父亲就是被当作“共党嫌疑犯”抓去坐过牢。谁愿意把自己的姑娘眼睁睁地往“火坑”里推呢。

二姑娘铁了心，执意要嫁给父亲，别人谁也不嫁；但是王富贵却因父亲“通匪”而坚决不准这门婚事。不久王富贵就为二姑娘找了一个盐商，逼二姑娘出嫁。在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二姑娘投了沮河。

二姑娘死之前，来找过父亲。那是一个阴雨天，接连下了几天的雨，沮水发了洪汛，坐在屋里，还听见洪水轰隆的流动声，满河漂的一河黄水呼啸着冲进远方的雨雾。正是放学的时候，多日不见的二姑娘出现在碾磙前，打着一把红色的油纸伞站在细雨中，睛望着远方那一条浊黄的水流。那一把红纸伞在阴暗的雨天里如同一树盛开的桃花，鲜艳夺目。

看什么看！？父亲的教棍在黑板上拍得啪啪响。这几天父亲的脾气很坏。父亲心高气傲，平生第一次提出要求却遭到别人拒绝，而拒绝他的竟是从来没有正眼瞧过的王富贵。

学生们都走了，二姑娘才打着伞进屋来。她把伞收了，放在门旁，伞上的水流下来，淌在地上，像写字时慢慢划着的一长撇。父亲正擦着黑板，头也没有回，二姑娘也不做声，垂头坐在塾室的凳子上，绞着那条长辫，盯着自己的脚。脚上的一双布鞋早被雨水浸湿了，黑色的鞋邦上沾着新鲜的黄泥。父亲背对着二姑娘擦黑板，然后又背对着二姑娘磕着擦板上的粉笔灰，粉笔灰沿着黑板的边沿坠如落花。

    我通过“匪”，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二姑娘一下抬起头来，望着父亲继续擦着黑板的背影，一双大眼漫出泪水，亮光一闪，落到了地上，从屋檐滴下的一串清亮的雨水，在地上撞得粉碎。她突然站起来，跨出门，捂着眼冲进了雨中。她坐的地方留下了一包布包的东西，竖在门口的一把伞也没有拿。一直扶着门框站着看的我忙冲着雨中的背影喊：

二姨，东西，伞！

那捂着脸的背影愣在雨中，但只站了一瞬，当她听清是谁在喊她的时候，竟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中。

我本能地认为，二姑娘留在板凳上的一包东西是送给我们的，因为前两年，每每她家做了好吃的东西，做的豆饼，烙的饼子，她都会悄悄包两个给我和父亲送来。我打开那个布包，里面是一双双绣花的鞋垫，有大人的，也有小孩穿的，大人的鞋垫都绣着字，隶书，楷书，孟体，赵体，各种字体。我认出那些字是“覃”，“楚”，“贤”。这是我父亲的名字。

    以后再有说媒的上门，父亲就说：如果是说别的，就在这里玩，如果是要给犬子找一个后妈，哪您就走吧。从此再没有媒人登门。

    祖父死后，家境日下。“存复仁”的牌子还在，但是已没有多少的进项；经营“存复仁”的二伯父，本事没有祖父的大，吃喝嫖赌抽却样样比祖父厉害，祖父一死，更是有持无恐，很难见他拿钱回来，倒是找他要帐的要到家里来了。一家几十口人只有靠收田稞过日子。

    最后，沦到了卖田的地步。

   



                                        五

    爷爷长叹一口气说：

    那一年的冬天，父亲发疯样的卖田。卖了田，父亲总要到城里住几天，然后又回家找买主卖田。

    父亲的卖田，引起了家人的强烈不满。只要父亲一出门，婶子们就会聚到一起指指点点说：

    看着老实，其实跟他老子一样的货！

    不是么！总是想女人想疯了，没有人敢嫁给他，就去城里找妖精。

    这一畈田，迟早要被他送到窑子里去！

    家人的不满，终于带来一场大乱，婶子们告到了族长那里，要在覃家祠堂里对父亲以忤逆罪重罚，还扬言要将父亲从《覃氏宗谱》里除名。那一天，在婶子们的怂恿下，门口围了许多的族人，有两人还抖着绳子，准备来捆父亲。我一直认为父亲是温温尔雅文文弱弱的，直到那时我才看见父亲钢烈的一面。人们正要涌进屋，突然见父亲从书房里拖出一把钢刀，几步跨到大门口，说：

    谁敢再上前一步，就如同我的手指！

    父亲把一只手放在那石门槛上。那只手手指细长，苍白，却骨结分明。人们正不知父亲要干什么，只见他另一只手飞起一刀，砰的一声，父亲放在门槛上的一截手指像一道白色的闪电，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飞落到人们的面前。落到地上的手指还跳了几跳，吓得人们忙往后退。青蓝色的石雕门槛被砍掉了一块，露出了白色，像森白的骨头。

    父亲放在门槛上的手慢慢沁出血来，霎时那血像一条红彤彤的蛇，沿着门槛飞窜而下。

    人们惊呆了，他们没有料到父亲会来这一招。父亲忍痛举着还在滴血的手，提着刀，对那站在人群前面的几个老头儿一抱拳：

    伯父们请回吧。我覃楚贤不会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儿！

     几个婶子见状，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

    天哒老爷呀，这怎么得了啊，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父亲把刀往门槛上一拍，火星四射：

    都给我起来！进屋去！丢人现眼！

    几个婶子看见了父亲手中带血的刀光，立刻从地上爬起来，低着头各自钻进屋了。

    然而那田仍然是要卖的。已是傍晚，买田的人还没有走。父亲吩咐家人弄了饭，点上了灯，请客人吃着，自己却趁着暮色从后面的侧门出去了。父亲的手还没有好，他用一根绷带吊着。我放心不下他，便偷偷地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了沮河边的那一畈田中。父亲走着走着，像突然被绊倒似地跪下去，压低了声音恸哭起来。原来父亲是来看这几块即将被卖出去的田的。父亲跪在那里，脸紧贴着那又湿又冷的田土，呜咽着，我躲在田埂下，似乎也感到了那田地痛苦的颤动。

    祖宗啊，孝义不能两全啊！

    除了我，没有谁知道父亲的痛苦。在夜色中，父亲压抑的哭声惊起了一只夜飞的鸟，在田野的上空盘旋。

    来买田的人已吃好了饭，用牙签剔着牙，单等父亲在契约上签字。

    覃大先生，身上怎么这么多泥巴？

    噢，不小心摔了一跤。

从田里回来的父亲提起笔，要在契约上签字。可是手抖着，怎么也写不好。父亲丢了那支笔：

雁儿，再给我拿支毛笔来！

    父亲拿到了银票，就又匆匆往县城去了。

    父亲这一去，又是要十天半月了。私塾里除了我天天在那里坐，背诵父亲布置的文章和一天必练的两页大字，已没有学生来。有时也有学生的家长牵着学生走来，还没有进门就探着头喊：

    覃大先生！覃大先生在家么？－－噢，还没有回来。这学生耽搁这么多天了－－

    听到了喊声，几个婶子露出脸来了。她们指着父亲的住房，脸上是一脸睥睨的神色，指指划划向来人说一通。学生的家长听了，同情地叹一声，摇了摇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覃大先生怎么变成这样－－

    没有了读书声，也没有了学生的家长来，婶子们又成天躲在天井里面的房子里打牌，这空荡的塾室便显出无限的寂寞。课桌上已有一层灰了；那黑板上还没有擦掉的几个字，也是缩头缩脑无精打采地蹲在上面，灰尘已盖得辨不清它们的面目了。

    难道真的像婶子们说的，父亲是到县城里找妖精们去了？于是我想起祖父在世时，那给我们发压岁钱，给我戴戒指的幺婆婆来。年轻，漂亮，充满欢乐。如果父亲是去找那样的“妖精”来给我做后妈，我会坚决支持他！只可惜那二姑娘死了。我心中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写完父亲叫我临的贴，从塾房里溜出来，来到村口那棵大树下，盼望父亲的归来。大树上还贴着一张被谁撕去了半边的白纸，白纸上画的人我一眼就能认出，那是黄伯伯。这是搜捕黄伯伯的通缉令。自从黄伯伯的人杀了我的祖父，父亲就跟黄伯伯断绝了来往。听说，黄伯伯已被捉到了，从武汉押进县城时，身上捆了绳子，颈项里也系了绳子，被人拽着在街上走，身上还缠满了鞭炮，一边走一边炸，炸得身上皮开肉绽，分不清哪是血，哪是鞭炮的红纸屑。寒风呜呜地从那长满枯枝的山岗吹过来，吹得这古树也吱吱呀呀地响，像是人的惨笑声。贴在树上的黄伯伯只望着我不说话，远方的山道在阴冷的天空下灰暗着，不见父亲回归的身影。

    直到过年，父亲才一脸灰色地从县城回来。见父亲的脸色不好，家人什么也不敢多说，更无人敢问他去干了些什么。吃饭时，父亲无来由地说：国民党如此腐败，迟早要倒台！家人听了更是噤声，婶子们望一望门外，生怕有外人听见－－这分明是共产党的宣传啊。

    在沉闷的气氛中，春节到了。

仍然是一排摆了三个桌子，一大家人围坐一起吃团年饭。在大家动筷前，照例要举行一个仪式。各种菜肴都摆上了桌，火锅里炖得咕咕响，冒着诱人的香味儿。椅子围着桌子摆得整整齐齐，但是大家都不敢落坐，只是站在椅子的背后。上坐的位置，摆着一把祖父生前坐过的大圈椅，圈椅前的桌子上放了一个空碗，碗上架一双筷子。父亲拿着酒壶，倒了一杯酒，恭恭敬敬举着，说：

爹，孩儿不孝，请饮了这一杯酒。

按以往的习惯，如果请亡人团了年，在一起“吃”了饭，上坟时就不必再摆供品。可是这一年，父亲祭祀完祖父，大家刚坐下身子，父亲又匆匆忙忙地拿了一个大碗，把桌上的菜一样挟了一份放进去，又盛了一大碗饭，放进一个篮子里。别人一碗饭还没有吃完，父亲扒了几口就丢下碗，提着篮子出了门。

婶子们看着父亲出门了，瘪了瘪嘴说：

老家伙死了，这也知道孝敬了。

    家人都道父亲是去给祖父上坟，可父亲出了门就不见回来，直到吃晚饭，也不见他的人影。

    总又是被哪个妖精勾去了。

婶子们撇着嘴说。





                                    六



爷爷继续说道：

那年的正月下了一场大雪，地上像是铺了一层大棉套，小伙伴们在雪地里打雪仗，兴奋地叫喊，扔出的雪球在头上飞来飞去。一不小心，我被一个孩子推下沟去，裤子全浸湿了。穿着厚重冰冷的湿淋淋的裤子回家，惧怕父亲的责备，慢吞吞蹭过他的身前，可是父亲对我一走留下两个脚印的浸湿的衣裤视而不见，他坐在塾室的门口，失神地望着天井，大片大片的雪花在他眼前飘落。

这是正月的初二，按规矩是要给外公和几个长辈拜年的父亲，这一整天哪儿也没有去，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发呆，写毛笔字。饭熟了，喊他吃饭，他也像没有听见，临着贴，写了一张又一张。

吃饭时，婶子们一边望着父亲的房子，一边咕咕哝哝。原来，黄伯伯昨天被县保安大队处决了，他的头挂在城门上示众；父亲虽然为祖父的事情不再与黄伯伯来往，但在心中仍把这个同窗当作自己的知己，朋友。他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可以和他对话的人。现在，这唯一的人死了，父亲自然会感到伤心痛苦。

祖父死了，黄伯伯死了，二姑娘死了，他的恨，他的爱也一同死去了，父亲对一切事情都淡漠了，讲课的时候也没有了原先的激情。可是还有一人能引起他的热情。

隔一段时间，总见一个白胡子老头上我们家来。佝着背，背着一个大背篓，里面装着几把还是新绿的筛子，簸箕，手里也还提着一串竹刷子。父亲望见了，忙迎出门去，一边把那老头儿背上的背篓接下来，靠在门旁，一面对我说：

叫黄爷爷！

    黄爷爷来了，父亲的脸上也有了笑意，指挥着家人做这做那，给黄爷爷安排好吃的，还要把黄爷爷拉进书房说好长时间的话，看着那亲密的劲儿，那是他和我祖父，他的亲爹老子也是从没有过的。吃了饭，黄爷爷临走，父亲总要把一把钱塞进他的衣袋里，黄爷爷不肯要，两人就举着钱推去推来。这时父亲就说：

大伯，这是我买您筛子簸箕的！

黄爷爷说：

你才买了的，哪儿用得这么快！那些东西我拿到街上去买。

父亲见拗不过，就低声说：

柏涛不在了，我就是您的儿子。儿子给的钱，您不能不要吧？

    先前的几亩田，已被黄伯伯卖掉办了乡俗改良会；黄伯伯去世后，他一家人的日子更艰难了。黄爷爷当篾匠编篾活儿，终是难糊一家人之口，父亲便常周济他们。但是我们的家境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在一大家人的吃穿用度面前，父亲常为手头拮据而发愁。在黄爷爷去世的那一年，他又带来两个和我岁数大小的孩子，进了门，就要孩子俩给我父亲下跪。

    这两个孩子，若不是你，我怎么也养不活。黄爷爷说着，转身对两个孩子：这覃伯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以后，你们就改姓覃，管覃伯伯叫爹。

    这怎么行！快起来快起来！

    父亲一手一个，忙把俩个孩子拉起来，有些生气地对黄爷爷说：

    伯父您这是干什么？！换了柏涛，他也会这样做的！

父亲像往常一样安排家人留他们吃饭。当黄爷爷带着两个孩子走时，父亲是一脸的歉意：

伯父，楚贤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走得这么快，两个孩子出门，我竟----

你平时给得还少吗，我有！

父亲对我说：

雁儿，你过来。

父亲拉起我的手，望着我手指上那枚戒指，又望着我的眼。我从父亲的眼中看出了商量，请求，和歉意。我用力点了点头。父亲笑了，拍了拍我的肩。祖父给我的这枚戒指，我一直戴着。几年过去，手指明显粗了，戒指已凹了进去。我帮父亲扒下那枚戒指，身上挣出了一身的汗，取下那枚戒指后，我的手指红红的烫了似的生疼。

父亲拿着那枚戒指，对站在黄爷爷身后一个瘦弱的孩子说：

军儿，来----

父亲又拉起那孩子的手，正要给他戴上去，黄爷爷却一把抓过那个叫军儿的孩子，扯在身后：

这万万不行！这么贵重的东西---

父亲苦笑着说，

这年头，人命都不值一文，还有什么贵重不贵重？再说，孩子出远门，不防备个万一怎么行？

那个戴着戒指的叫军儿的孩子走时，因瘦而显得深凹的大眼一直望着我。我们是陌生却友好的伙伴，每次来我都按父亲的吩咐带着他们玩。军儿最小，也最聪明，但是他却很少开口说话，像个哑巴，不像他的那个哥哥，说起来没完没了。军儿很会玩，春天他会折下柳枝，用小刀截取一段，然后用脚来回踩几下，脚下就会滚出一个柳皮筒儿，含在嘴里一吹，就会发出嘹亮的声音；冬天也能砍一截竹子，做一个喷水的枪来。但是他的眼中却消失不了丧父的哀伤。军儿留下了他的柳笛和竹枪，带着我的戒指和他的哀伤走了，走下那个山岗时，还回过头来望着我，似乎是想说什么话。我看见他的头一点点儿沉下山去。

后来父亲告诉我，黄伯伯生前得罪了人，现有人有要找麻烦，要铲草除根，黄爷爷只好带着他们去逃难。

有一天课堂休息的时间，我们正在院场里提着一只裤腿子玩“斗鸡”，突然听见天上传来嗡嗡的声音，抬头一看，天边飞来了一大阵“鹰子”，密密麻麻的，越来越大，把太阳都遮住了，终于看清不知是些什么的怪物，上面印着一个圆粑粑。这些远看像鹰子的怪物飞得很低，身子一歪，竟然把我屋上的瓦擦了几口下来，在地上摔成了碎片。后来才知这是日本人的飞机。飞机苍蝇似的嗡叫着飞过屋顶，我看见了飞机里的驾驶员，戴着帽子，蓄着八字胡，飞过屋顶时扭着头望了我们这些正在玩耍的学生一眼。大家都从屋里跑出来，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怪物，站在院场里兴奋地望着这些怪物一架架地从头上飞过去。有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还抱着孩子站到稻草垛，碾磙上，那些高的地方，指着飞机向怀里的孩子指指点点；只有父亲从塾室里跑出来，对着站在高处看稀奇的人们焦急地大喊：

快下来快下来！趴下，趴下！

然而飞机的哄鸣淹没了父亲的声音，沉浸在看稀奇的兴奋中的人们也没有注意他来回奔跑的身影。

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武汉，生活在深山腹地的人们并不清楚山外的事情。武汉战场正在吃紧，这些飞赴武汉前线的飞机，无暇顾及我们这些看稀奇的百姓，也让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知的人们躲过了一劫。

然而人们很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武汉失守，日军向中原推进。那是一个豌豆花开的时节，风一吹，一地的豌豆花就像落满了蝴蝶。早已过了年后走亲戚的时间，可田道上却突然出现了一路路的肩挑背驼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一问，才知道是逃难的。对这些逃难的，父亲常常留下他们吃饭，一边打听前面的战况。

烧光了，都烧光了啊！回答的人一脸灰暗。

那一天中午，一家人正在吃饭，突然门外面有人一边打锣一边喊：

快跑啊，日本鬼子已到了关口垭了！

关口垭离这里不到十里路。父亲一听，放下碗就说：

快，都到后山去！

大家在山洞躲了一夜，那一夜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回到村子时，不少人一见自己的家就咧开嘴哭了：

我的妈啊，叫人怎么活啊----

一幢幢的房子都化为灰烬，有的檩子被烧得黑黑的，还在冒烟。奇怪的是，我家的房子却完好无损，完完整整地立在那一片废墟之中，虽然门口的院场上全是杂乱的马蹄印和一堆堆马粪，屋内也一片狼藉，可是那些雕花的门窗一扇也没有拿去作柴禾。

为什么大家的房子都烧了，而我家的房子完好无损？后来就有人传说那烧村的日本鬼子指挥官与父亲是同学，所以没有烧我家的房子。对这种传言父亲不可置否，仍一心办他的私塾。

然而父亲的私塾最终是办不成了。接下来的是抗战，是内战，几年过去，战乱结束，全国解放，工作队进了村。

父亲成了被专政的对象。他不仅教不成书，还要面临一场痛苦的抉择。





七



爷爷接下来说：

从我记事起，别人从来没有称呼过我父亲的名字，都是恭恭敬敬称他“覃大先生”，他的名字反而被遗忘了。但是现在曾被人们遗忘的名字，却成了罪恶的代名词。

覃楚贤，老实交待你的问题！

覃楚贤，你要向人民低头认罪！

覃楚贤----

二伯父已只身一人逃往台湾，当兵的三伯父不知是死是活，还有一个四伯父从小就有神经病，祖父已是死了多年，这覃氏家族的罪恶总要有一个人来承担。

覃楚贤，把你的田契交出来！

土改工作组的组长姓王，是从部队上下来的转业军人，生得高高大大，说话也高声大嗓，动不动就要把这个抓起来，那个捆起来，很威风。这一天，他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我们的家，其中的一个人摊着文件夹，还没宣读完有关土改的政策，他就迫不及待地下了命令。

父亲曾为抗日的胜利欢欣鼓舞，扼腕称快道：历来灭我中华者都不得善终，这倭寇罪有应得；也曾为新政府的成立兴奋不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总算，你黄伯伯在九泉之下盼到这一天了。面对这刚刚建立的新世界，面对让他倍感兴奋的新事物，沉寂已久的父亲又感到了自己思想的活力，他有太多的想法想找个人倾诉了，可是二十年已经过去，他把自己封闭得大久太深了，也没有一个像黄伯伯那样的人，可以推心置腹，可以来争来吵，他听说工作组进了村，那组长还曾是部队上官职不小的干部，曾几次起心想去拜访，可是一见那王组长的盛气凌人，他就彻底打消了心里的念头儿，又沉默了。

面对工作组的批手画脚，父亲漠然无语。他接受新政府的一切主张，配合工作组的一切活动，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寻找着工作组要没收的东西。当他从箱子底儿翻出又一卷儿发黄的田契，摊到桌子上的时候，那对茫然的双眼突然一亮，像一下记起了什么，就要伸手去打开那张田契。

看什么看！？还舍不得是不是？拿来！

一直警视着父亲的王组长发现了父亲的异常，敏捷的大手一把抓过了过去。这王组长用两手一摸，又一摸，见那一卷田契是瘪的，有些失望地说：

我还以为里面夹有金银财宝呢！

父亲茫然地望着到了工作组手里的田契，轻轻的一声叹息如飘过的一丝微风：

那比金银财宝还要贵重－－

王组长带着一行人卷着地契出门时，突然又踅回身来。

听说你家里还藏有日本鬼子的武器？交出来！

父亲不解：

什么武器？

什么武器？！战刀！王组长做指挥冲锋状地比划了一下。

哦，那不是战刀，是我的一个同学送的纪念品。

都还不是一样！反正是日本鬼子的东西。交出来！



覃家祠堂已被改成村小学，学生们都集中到那里去读书，父亲的塾室已空无一人。他梦想的教育救国原来是既救不了国，现在又眼看糊不了口。他常常一人坐在塾室里，听着那从祠堂传来的朗朗的读书声，望着寂寞的大雁飞过天井上的天空。

从外面传来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某人在土改中被划成地主，被没收一切财产；某人被划为反动分子，在公判大会现场镇压－一家人在提心吊胆中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过了几天，工作组一行人在那王组长的带领下，又来了。

你那天在地契中想找什么？

不想找什么。父亲淡淡地说，

不想找什么——？！

王组长高深地笑了笑，呶了呶嘴，工作组的一个人就从夹在腋下的绿帆布包中拿出一张地契来，摊到八仙桌上，慢慢展开。

地契中压着一张字条。天长日久，那字条已经发黄，而那放字条的地契中间已压成一个凹槽。

这是什么？王组长严肃地望着我的父亲，手指着那地契中的字条。

父亲伸直了身子，两眼直直地望着那张字条，似一下沉浸在难于言状的往事中，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字条被工作组的人小心展开来。我好奇地凑上去，只见上面写着：



                楚贤兄如晤：父母给了我第一口食，你给了我最后一口食。今为革命捐

          躯无憾，唯兄之情今生难还！

                                        黄柏涛    戊辰除夕



黄伯伯就是黄柏涛！看了这张字条，我猛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一幕，那年年三十父亲不是去给祖父上坟，而是给黄伯伯送断头饭去了！

你说，这是什么？

王组长厉声喝问。

你不是看见了吗，字条！从往事中回过神来的父亲，显得有些激动。他盯着那字条望了一阵儿，转身乞求似地摊开了手掌：能还给我吧？

还给你？字条？这是革命文物！

王组长的嗓门儿提得更高了。

说！你怎么会有先烈的笔迹？

父亲的脸非常难看。他不想解释，更不想回忆痛心的往事。他仍低声乞求说：

还给我吧？

这是我头一回见父亲如此对人低声下气。

不可能！

你们要的是地契，这又不是地契，怎么不可能？

自从工作组进门以来，一直很耐心地配合着的父亲，表现出了极度的躁怒。

你要把与黄柏涛烈士的来往情况老老实实写一个交待！

王组长说完，卷起那夹着字条的地契扬头而去。

覃家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合作社，人们高兴地排着队，扛着工具到地里劳动，人人的脸上是晴朗的笑脸，到处是一片晴朗的歌声，但是覃家大院成了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合作组合不到我们，互助队也助不到我们。村头祠堂改建的小学来了年轻的新教师，教了大半生书的父亲已无事可干；婶子们走在村子里不再是趾高气扬，见了人总是挤出一副小心又难看的笑脸。父亲，这个全家人的主心骨，成天不说一句话，整天沉默着，要不就关在屋里一临一天的贴。大家提心吊胆地等待着末知命运的判决。就在这阴沉的气氛中，有一天却突然出了太阳。

那是一个秋日的正午，不知是谁家的鸡下了蛋，在大门外咯咯地叫着，将高远的秋天叫得更加寂寞。

覃大先生，覃大先生在家么？

突然而来的声音，让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除了那些老人，那些受过父亲恩惠的人，在无人的时候偷偷地叫一声大先生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父亲直呼其名了。面对这覃家弯被土改的头号对象，不是出露出一种终于可以平起平坐的优越感，就是远远地见了避之不及，唯恐被牵连到什么。

心思重重的我正低头扫着院子，突然就听见了这明目张胆的呼叫声。我惊愕地一抬头，一行人已来到了我面前，打头儿的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问话的正是他；他旁边跟着一个小伙子，牵着一匹白马，还有工作组的王组长也跟在后面。王组长见了我，对那个中年人说：

张书记，这是他的儿子——

那个中年人望了我一眼，目光一脸的慈祥：

你叫覃归雁吧，你爹在不在家？

正说着，父亲出现在门口。

这就是覃楚贤。王组长忙对那个中年人说，又指着那中年人对我父亲介绍说：

这是县委张书记。

张书记伸出了一只手：

覃大先生，久闻大名！

父亲没有去握那伸来的手，只是不失礼节地抱拳于胸，略一揖道：

岂敢。屋里请。

听见一声马嘶，我转头望见了那个牵马的小伙子，正把马系到场外的碾磙架上，他腰上的短枪套吊在腿上，露一点儿红绸须在枪套外面。见客人已进了门，我忙收回好奇的目光，放下手中的扫帚，去刷洗茶具。

那张书记并不在意父亲的冷淡，进了门，眼睛就在四下地观望那些雕花的门窗，赞叹说：

果然覃家大院名不虚传！

我把茶端上去，张书记呷了一口茶，然后放下茶杯，面对父亲正色说道：

覃大先生，我们工作组的同志工作方式简单，态度粗暴，我替他们向您道歉！说着站了起来，就要向父亲鞠礼。

慌得父亲忙从座位上直起身来，伸手去拦，可那张书记却反客为主，不由分说地把父亲推坐到椅子上，让父亲坐定了，才一字一句地说，覃大先生，就算不为我们工作组的人道歉，我也要替柏涛同志，向您致谢！

从不见流露过什么感情的父亲，竟被这意想不到的一躬一下鞠得眼圈儿泛红，起身去拉张书记重新坐下，激动的泛红的眼皮儿不停眨动，似在强忍着什么，又似有千言万语；最后是长叹一声，自责地说：

可惜啊，没能把他救出来——

在接下来的谈话里，主客之间便融洽多了，父亲一改先前的冷漠，热情起来。两人感叹唏嘘了一番后，张书记便诚恳地说道：

覃大先生，现在国家百废待兴，很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我有一个设想，新建的县第一中学想请你出任校长----当然，以大先生的学识还是委屈了，贵公子－－张书记扭过脸来，望着站在一旁端茶递水的我笑了笑，听说小伙子也是能写会画？随我到县里当秘书吧——张书记的那个警卫员把马拴在场子的碾磙上，坐在门槛上擦拭着手枪，听见张书记说到这里，便祝贺似地抬起头来，望着我。我感到脸有些发烫：啊，新的生活将展现在我的面前，这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将过去了！

父亲一旁默默地听着，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脸上也无我想象的应有的喜色。只听张书记又说：

覃大先生，由于时间太长了，很多当事人已经去逝，所以请大先生把与柏涛同志交往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我们来定性也好有一个依据——以大先生对我党的态度和做出的贡献，是完全可以划为开明绅士的——听说大先生对时局也有不少好建议啊。我们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还请大先生理解才好！

坐在八仙桌另一边的父亲听到这里，扭身对张书记端起茶杯，客气地说：请用茶——





八



爷爷继续说：

张书记的到来，使我们一家人一直压在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我们不是人民的敌人，也不是被扫地出门的专政对象；多年前的谜终于解开，父亲变卖田产，到县城一去十天半月并不是去逛窑子找女人，而是去营救他的好友，人民政府的大功臣黄柏涛。家人的脸上有了笑容，多日来低着头走路的婶子们重新挺起了腰杆，与人说话的声音又变得高昂起来。

我也沉浸在对未来生活憧憬的兴奋中。想起辞别时那警卫员对我祝贺的一笑，我就激动不已。人们对我父亲又敬重起来，连工作组的人见了父亲，也是一口一个“覃大先生”，甚至有人在背后称他为“覃校长”了——

按工作组王组长的话说，是被划为地主“扫地出门”，还是被人民政府尊为开明绅士家庭，对覃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可是这上天入地的重大关口，就是要父亲写出那个与黄伯伯交往的材料，让人民政府拿去定性的依据。

然而在一家人的期待和喜悦里，父亲的脸色却一日比一日沉郁，人也变得焦躁起来，练着练着书法，突然就摔了毛笔，在书房里烦躁地踱去踱来，时而又停下脚步，长久地凝视着大厅上那块镀金的匾额，望着匾上那暗淡无光的“忠义堂”几个大字，不知他在苦思冥想些什么。那段日子，他明显地憔悴了，胡子常常忘记了刮理，衣服也忘记了洗换，对容貌向来肃整的父亲，竟有些心不在焉，蓬头垢面了。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可那至关重要的材料，父亲却一个字也没有写。窗外的山脉渐渐脱落了秋色，一天天变得枯黄；田野里的树木也一天比一天凋零，露出了光秃的枝杆，残存的几片树叶，像几只蹲缩在树枝上的寒雀。

一天早晨起来，我见父亲的书房还亮着灯，走进去一看，见父亲头耷拉在书桌上的手肘上睡着了。入睡中的父亲，一手抓着自己篷乱的头发，似还在理着什么混乱的思绪，近日来突添了无数皱纹的脸上，也似凝结着许多化不开的苦恼。吹灭了桌上的煤油灯，转身看见桌下扔了一地被揉乱的纸团儿，我好奇地捡起来，展开一看，只见上面都只写了一行字：“我与黄柏涛同志〈同志被划掉〉”；“我与黄柏涛先生〈先生被划掉〉”；“我与柏涛兄弟〈兄弟被划掉〉”。除此之外，纸上再没有其它的字迹。我不知道，向来做事果决无所畏惧的父亲，为什么只是一篇举手之劳的小文章，让他如此踌躇苦恼？

工作组的人来过两次，但都空手而归。他们说，材料若再不写出来交上去，土改就要结束了，覃家将被划成地主，覃家大院也将作为地主的财产而被没收。家人急得个个恨天祷地，父亲却像无动于衷，成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临贴，看书，那份紧攥着全家人命运的材料却不见他写出半个字来。

急得嘴上起泡儿的婶子们不敢当着父亲的面流露出她们的怨言，便一天几遍鼓动我去劝父亲，赶快把那要命的东西写出来。我进出父亲的书房，总是把墨给他磨好，纸给他铺在桌上，父亲却视而不见。我也盼着能早日过上新的生活，也和那警卫员一员，精神抖擞，志气昂扬，走到哪里都若人眼目。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把那砚里干了的墨重新磨好，铺开了纸张，拿起一只毛笔，劝父亲说：

要不，您说，我来写－－

我想，这材料早一天交上去，我就能早一天到县里去当秘书，早一天见到那个警卫员，早一天过上我日夜期盼的新生活。不料父亲听了我的话，啪的摔了手中的书，接着一声断吼：

你知道个什么！！

我吓得浑身一颤，手中的笔掉到了地上。这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我唯一一次发脾气。幼年丧母，父亲对我一直是宠爱有加，突然见他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我吓得不知所措，愣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见我被吓成那样，愤怒的父亲张了张嘴，终是什么话也没有说了。他长叹一口气，站起来，用他那断了一个指头的手捡起地上的毛笔。笔尖上沾了灰，他便一点一点地像捉蚂蚁似地摘去那灰尘，一边理着豪尖，一边说：

我知道你的想法，也知道一家人的想法。我也有想法啊，办学，是我一生的宿愿，可是---父亲的脸色一时变得异常痛苦，长呼一口气，抑扬难平的胸腔起伏着，仿佛一种巨大力量的波涛在他胸中涌动。不是所的事情都能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啊。父亲说完，昂望着大厅上的“忠义堂”，昂望着天井上的那一方青天，自言自语吟诵道：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德乎？恩乎？父亲慢慢地摇了摇头。

交材料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那一天，王组长又带着人来了。

大先生，材料写好了？

一次又一次的无功而返，王组长已经不耐烦了，要不是那张书记临走前对他的一再叮嘱，他就只差要喊捆人了。他说他是看在先烈的面上，看着那一张字条的面上，才对父亲一忍再让；什么大先生！不就是个土豪、恶霸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私下里，他冲着下属拍着桌子。

这两个月来，父亲又消瘦了许多，眼深陷下去，颧骨凸起来，仿佛突然间老了；只有那高高的额头，仍是太阳一样一片光洁的亮光。工作组进门的时候，父亲正在临贴，还来不及收拾桌上那摆了一桌的一叠厚厚的字迹。听下属说，这让人捉摸不透的家伙老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什么，就是不见要他写的材料。莫不是记的变天帐？出于警觉，跨进门来的王组长探头望过去。可这写的是些什么玩艺儿？既不是变天帐，也不是要的材料，满纸的什么“忠”“义”“孝”“节”！他眉头皱起来：

那材料---

父亲坦诚地说：很抱歉，我没有写。

王组长一听，再也忍不住，一拍桌子：

覃楚贤，不要不识抬举！我可不是张书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三番五次，你仍是不写，是不是想与人民为敌？！

父亲望着那拍在书桌上的手，仍心平气和地说，岂敢！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做同胞的敌人――

那么，你当初帮助我党，出发点何在，难道没有所图？

父亲叹了一口气，话语更是语重心长：我是帮助过黄柏涛。我与黄柏涛是学友，是同窗，情同手足，对手足兄弟的帮助难道非要所图！？

父亲停了停，又说：我们对救国的道路是有分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同学情谊－－

王组长打断我父亲的话：

覃楚贤，我再问你，黄柏海涛烈士杀了你的父亲，你为什么还要营救他，照顾他的家人？

柏涛的人杀了我的父亲，我跟他断绝了来往，是为了尽父子之间的“孝”；他被捕入狱，我不惜倾家荡产营救他，是为了尽兄弟之情的“义”－－

不仅那位组长，连自己的家人也被父亲的一孝一义搞昏了头，人人张大了嘴巴；而我似乎已明白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父亲举笔千钧，难于去写这个大家都期盼的一段文字。只听那组长又一拍桌子，桌上的砚台跳了起来，浓浓的墨汁泼散开来。

说的好听！！你保存烈士的手迹，难道没有存私心？我最后一次问你，你是写还是不写？

一家人都围在天井两旁，这个时候人人都把嗓子提到了喉咙眼儿上。父亲的一句话将决定这一个家族的命运，大家的命运，二婶因为太激动，竟两腿一软，滚进了天井里。父亲望了家人们一眼，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脸上漫过矛盾又痛苦的神情，可也就只一刹那，他的目光越过了家人，望着四四方方的天井上，那一方高远的天空，坚定明朗地说：

君子坦荡荡。如果说是为了一己之私，那，这个材料我就更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