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何为大学文化――在华东师大“华夏学子讲坛”的演讲

管季超0712

王晓明:何为大学文化――在华东师大“华夏学子讲坛”的演讲

丁佳（讲坛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光临华夏学子讲坛的现场。在第一次讲坛之后，同学们的反响非常积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讲坛休整了一段时间。所以，也是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我们就将在这里邀您再次走入华夏学子讲坛，继续关于人文，关于社会的思考。

教育从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当未名湖畔传来教改之声的时候，立刻便激起了千层浪花。北大教改的意义究竟何在？当今高等教育的体制真的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为什么一所大学的改革会引来全社会的争论？而它又会对今后的大学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在今天的讲坛之后，也许您会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王晓明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讲人。同时，我们也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副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欢迎二位的到来。跟上一次的讲坛一样，在这个的过程中，您可以通过提问和纸条的方式跟台上的两位嘉宾进行沟通和互动。在我们的王教授进行讲座之后，会尽量一一地为您作答。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老师上台，有请。

今天也是正值教师节之际，所以我们华夏学子讲坛特别准备了鲜花和贺卡送给两位以表达我们的心意，祝两位节日快乐。接下来，我就要将这里的讲坛交给两位，正式开始华夏学子讲坛的第二讲――从北大教改看我国现代大学教育，有请两位。

倪文尖：王老师，我们就开始吧。今天，说实在，我没想到场面这么壮观。在我当大学生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而且比现在要多得多。多的时候，一天一个晚上有好几场。但是，都更简朴一些，形式也更简单一些。当然，今天能够有这样一个大的场面，我觉得也说明了一点。就像我们这个题目所显示的那样，大学确实还是有文化的。从80年代中期之后，文化这个词变得越来越热门，甚至一度成了什么都能装的箩筐。我说一个最极端的例子，有人写文章，叫“厕所文化研究”。我想，无论文化这个词，已经被用成了什么样子，但是，有一点是无庸质疑的：大学应该是文化生长的地方。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学里的人，包括大学的教师，更包括大学的学生，是文化生产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前几个月，大家都知道，在北京大学出台了一个北大教改的方案。说实话，这个方案颁布之初，我也没有想到它会在整个社会，尤其在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之间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但是事后或者说今天回顾起来的话，我觉得这样一个影响确实是有它的一个必然性，就像刚才主持人――我也是主持人，我觉得她也是主持人――所说的那样，因为这背后有非常多的深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网站网络上面，已经有非常好的反应。而我觉得，华夏学子讲坛的组织者也是非常有眼光的，今天请来了王晓明老师来就这个问题谈谈他的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我们称之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鲁迅研究以及从写文学史方面都是有非常大的贡献。但我觉得王老师更可贵的，或者说是起码代表了我们华师大中文系的一个传统的一方面，是在于不仅关注学科之内的话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关心社会的问题。那么，从北大教改所引发的大学文化的问题，更是王老师所关注的一个对象。据我所知，在这方面王老师有一些思考。但他本人刚才也跟我讲，他觉得他的思考也还在进行，非常期待诸位在他讲完之后进行有深度的交流，以激活他进一步的思考。好，下面，我们欢迎王晓明老师给我们开讲，也不要鼓掌了。

王晓明：很高兴今天能在这样一个堂皇的地方来作演讲。我在华东师大教书，从1982年到现在，21年，第一次在这样漂亮的场合来演讲。就像倪老师刚才说的，这说明大学有文化，当然也说明大学有钱。北大教改――它现在其实只是一个人事改革的方案――的方案出台之后立刻引起社会上很大的争议。有意思的是：在媒体，特别是那些所谓的大报上，你看到的多半是对这个改革的方案的正面的评价。可是在一些所谓的小报，或者说是一些边缘性的媒体，这些报纸办的很不错，比方说《21世纪经济导报》，还有网站上面的，更多是批评的声音。在这些所谓边缘性的媒体上面的批评的声音跟所谓大报上面正面的评价，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意味深长的对比。而且这个事情出来才两三个月，据我所知，国内和海外已经有三家出版社赶着要出讨论集。这个事情还没完呢，出版社已经来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的影响力有多大。我们通常说一句话：北大无小事。一个大学的一个人事改革的草案，能够引起社会这么大的震动，就像刚才倪文尖老师说的，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北大是中国大学的旗帜。所以北大如果按照这个方案改了，那么可以想象，很快地，全国的其他大学，包括我们的华东师大，也会大致按照相似的方案来改革。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某一所大学怎么改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大学怎么改的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都知道，现代社会，教育和媒体是两个从文化方面来说最重要的部门。而大学在整个教育体制当中又占有突出的地位。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学会是什么样子，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体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关于北大教改的争论其实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先谈谈北大的教改，从这个地方来入口，来谈谈大学教育的原因。我简单地先讲一下北大人事改革的第一稿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它将人事改革的范围限定在大学教授以下的人员。也就是说，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大学的正教授们，不在这个改革的范围之内。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副教授、讲师，也就是说针对了教师当中的中青年、主要是比较年轻的教师。这是第一点，对这部分教师怎么改呢？它其实是一个30%或者50%的末位淘汰。也就是说讲师当中，按照他们的改革方案，大概会有30%的讲师最终不能够升副教授。而只要不能升副教授，在一个规定的期限之内，这个讲师就应该离开北大。而副教授里，大概有50%是不能升教授的，也要离开北大。所以它其实是一个30%或者50%的末位淘汰，很严厉的。再下面，怎么来判断讲师和副教师是否应该被淘汰呢？根据主要是两个：一个是一套量化的科研成果的统计。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写了十万字的文章，另外一人写了五万字的文章。那么对不起，就是这个写了十万字的留下来，那个写了五万字的走。至于说你这个五万字是不是精心研究的成果，他那个十万字是不是粗制滥造，这个不管，数数字。另外，就是外语。它规定每一个教授都必须用一门外语上一门课。就是说如果你不能用外语上一门课，那么你也就不符合国际化的标准。腾出来的30%讲师的位子和50%副教授的位子是面向全国，甚至是面向海外的，全世界招聘。而所有改革基本的理由就是：北大有全中国第一流的学生，但是在教师当中有很多不是全国第一流的。因此要下大力气淘汰一部分教师。

这个方案体现的思路是怎样的？第一个思路就是：中国的大学是落后了。落后的比较对象是世界一流大学。换句话说，北大自己认为，北京大学现在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远远地落后了，所以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而且，据草拟方案的人说，上面所举这些改革措施的出处，就是西方一些最好的大学。当然我也存疑，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大学会有这样的规定：每一个教授必须有一门课用外语讲。我想世界上其它国家无论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大学都不会有这样的规定。不管怎么说，他们说这个方案的样板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第二个基本的思路就是：中国的大学之所以差，是因为教师差。所以要重点改教师。第三个思路就是：教师为什么差呢？因为缺乏竞争，养懒汉，在学术上近亲繁殖，特别是缺少国际化。所以在这个方案背后，你能看到这样一些对中国大学问题的基本的理解。正是从这些理解出发，他们推出了这样一些措施。

对这样的方案，反对的意见很大。我这里简单归纳一下反对的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说：对，大学是有问题，是有差距。但是中国和世界一流大学最大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这个方案的制定者所说的这一部分青年教师当中？持这个意见的人举了一个例子，具体数字就是，北京大学有8000个教职员工。其中教师编制2600人。换句话就是，非教师的岗位有5400人。而这个2600个教师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担任从校长，党委书记到院长，系主任，各个处的处长，副处长。而另外的5600人当中没有人担任教师的工作。所以实际上，从事教学的人和从事行政管理和后勤的人大概是6000比2000。反对的意见就是说：光从这个数字来看，如果你说北大有一流的学生，而教师不是一流的，那么应该说行政管理和后勤更不是一流的，差距更大。为什么这个改革的方案不动那6000人呢？这是一个反对的意见。第二个意见是：大学不是市场，学术工作也不是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不能够用那样的末位淘汰和市场竞争、甚至用那种记件工资的方法来管理学术研究。这是第二个意见。第三种意见讨论的是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一流大学就是我自己定规矩，别人来向我学，这叫一流。现在想把北京大学变成一流大学，可是你不来创造自己的特色，而一味地想跟别人接轨，想向别人学习，那你怎么学，学得再好也只是二流。真正的一流大学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而且这一套别人承认，别人觉得你行，别人来跟你接轨。这才真正是一流。这是基本的三种反对的意见。我就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大家可以由此了解，这个方案的措施、基本思路以及反对的意见。


我今天接下来想讨论一个问题：从北大人事改革这个事情引起的争论出发，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争议给我们的大学教育，对我们大学人，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北大教改发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公开承认咱们中国的大学不行，太差了。尽管这些年来，大家私下里也好，小范围也好，大家都说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像北京大学这样，用这样激烈的改革方案来表示中国的大学要痛改前非，要洗心革面，要向第一流大学奋勇迈进，这还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而且我想我们大家会承认，也都会同意北大教改方案制定人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大学教育确实有太多的问题。跟所谓的世界最好的大学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距。这个我想大家都不会有疑问。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中国的大学差，差在哪儿？这个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看。我就从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方面――大学文化来谈。大学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就好象工厂有工厂的文化，军队有军队的文化一样，大学也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那么就从大学文化这个角度，来看看我们的大学有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的大学文化是什么样？然后和我们自己所熟悉的情况来作一个对比。当然，由整个世界现状所决定的，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大学全部都是在所谓西方式的发达国家。就拿亚洲来说，有个很著名的杂志《亚洲周刊》差不多每年要作一个亚洲大学的排行榜。排行榜里面总是排出前十名。有很多指标。其中这十名里面有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有台湾的台北大学，有印度的德里大学，也有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有汉城大学，可是中国的大学一所都没有。这还只是亚洲大学的排名。这些亚洲的大学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面，大概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之外，都不能进入该行列。所以可以想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差距有多大。可是呢，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比方说，莫斯科大学就是属于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之一。它的很多做法就和我们熟悉的欧美的很多大学不一样。比方说有一些课会连续三，四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连续不间断地上课，它的课表就是这么排的，老师就一直地讲。这点就和欧美的其他大学很不一样。所以这些最好的大学都不在中国。而且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很不相同的地方。我个人的见闻非常有限，我去过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有的时候是呆的时间长一些，但是更多的都是一些很短的访问，看书了解情况也有限，所以对那些所谓最好的大学，我所感受比较深的大学文化一定是很不全面的。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今天提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从我所了解的那些最好的大学的情况来看，大学文化有三个方面是特别突出的。

我今天主要讲讲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学的文化是一个以独立和自主为本的文化。独立和自主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大学对于校园以外的社会、政府的态度和关系。这些最好的大学，它们有的是国立大学，比如说日本的东京大学，到目前为止，它们都还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编制。所以日本的那些帝国大学――日本有九所帝国大学，东京大学是帝国大学里最好的――帝国大学的教授是属于国家公务员，用日本的汉字表示就是“教官”。我有一次在北海道大学，它是日本的九所帝国大学之一，在我的同行进出校门时门卫要敬礼。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长官。可尽管这些国立大学，更不要说私立大学，虽然是要从社会上拿很多的钱，从政府拿很多拨款。但是他们始终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说，你这个国家，你这个社会，应该拿钱来支持大学，但是这并不等于你给了我钱，我就要听你的命令，这是两回事。这是大学文化独立和自主的一个表现。那么从学校内部来讲，大学既然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教育机构，那么在这个机构里面，地位最高的是谁呢？应该是教师和学生。师生应该是大学里面地位最高的人员，而所有的行政管理部门都是为教师和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服务的。这是大学文化自主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在那些最好的大学里，各种各样的行政委员会，比方说负责大学少数民族问题的委员会，或者负责大学教学的委员会，或者负责大学科研拨款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主体都是大学的教授。这和我们各位在大学生活里感受到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最好的大学里，如果一个学生有事找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办交涉的时候，他能得到非常好的服务。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都会非常热情，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个学生的要求。因为他们有一个观念很清楚：大学是为研究为教学服务的。而不会像我们这里经常看到的，管理人员认为自己是管你的。学生有什么问题去找管理部门，教师有什么问题，我记得以前华东师大分房子，管理房子那些人那个神气啊，教师为了分到房子还要低声下气，这简直是…… 另一个我觉得难以容忍的是，在大学里，在教师当中，在大学的各种会议场合，非常奇怪地会看到人们互称官衔。某校长，某处长，某院长，某主任，说实话，在上海，华东师大还算是好的。一般我们在系里面不会称系主任为“某主任”，如果你这样称呼，系主任会认为你在讽刺他。在上海的大学里，称官衔一般是到校长为止。可是你要是到外地的很多学校去，那是从主任开始一律都是这样称呼的。所以在大学里面，你会一直觉得好象坐在政府机关里面一样，居然到了连称呼的时候都把官衔放在第一位。这个大学的官本位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在这样一个体制下面，怎么可能会有独立自主的文化！第三个方面，表现就是学术的独立自主。评价一个教师的学术成就，评价一个年轻教师可不可以升副教授、讲师，在这个学术评价的事情上面同样应很清楚看到大学独立和自主的特点，绝对不能有行政的干预，更不应该把学术看成可以和别人交换的东西。正是大学评价学术工作强调自主性这一条，保证了最好的大学里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准。你在那些最好的大学，会觉得有一些教授他的观点我不能同意，这很普遍。可你不大会发现一个学术水准很差的人在这些大学里当教授。不象我们这个地方，即使在很好的大学，你都会发现有那么一些教授其实连做讲师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我们现在到处都能看见行政官员利用权力谋取博士学位、教授和博导职称，或把大学的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拿来作交易开学店。只要投资就能得学位，这些都是严重丧失学术自主性的表现。一个大学沦落到开学店卖文凭的地步，它的长远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事实上，这些年来，评职称也好，授予学位也好，在这些方面，中国教育的普遍降低标准给我们大学将来（包括现在）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害。所以，一流大学应该有的文化风气首先一条就是独立自主的，不受其他东西干涉的。这自主还同样表现在对待有钱人――阔老的捐款上。西方国家用税收制度来“威逼利诱”，影响一部分有钱人将财产捐给文化教育机构。在很多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确有一些有钱人愿意投资给大学用以推行大学建设。可是，越好的大学在接受捐款时越慎重。他要查这钱来的正不正，捐钱者有无污点。比如香港大老板霍应东，他后来当然是“爱国”了，可是他当年起家靠走私毒品，钱是不干净的。所以当霍应东很早提出要给香港几所大学捐款时都遭到拒绝。他捐的是数量很大的钱。大学的确需要钱，但不能因为你有钱就降低我的品格接受你的脏钱。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学精神自主性的体现。这是我认为的大学文化较为重要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学的文化一定是重精神重学术重基础学科，轻实用轻功利轻应用学科。大学总有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基础学科往往关系到社会的根本问题，关系到文化中较高的部分，而应用的往往迅速地为社会现实服务，适应市场和社会现实需要。大学里一定有这两个部分，可这两部分谁轻谁重却是关系到大学基本精神的重要问题。而那些最好的大学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楚的，他一定是重精神重基础学科重学术。举例来说，美国和英国大学的“学院”，在英文里是两个词，一个是college,一个是school 。college 其实只有两种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文学院基本学科是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如此类。什么是理学院呢？即通常所说的数理化。只有这些专业组成的文理学院才可称college，其他的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政府学院都只能称为school。区别在于，最好的大学核心部分、主干部分是college , school都是枝干。这种区分体现在很多方面，大部分博士课程都集中在college里，school里很少。哈佛大学一年约毕业500个博士，从school毕业的大约100个，400个都在文理学院，教授位置也是文理学院多，师生比例也是文理学院小得多。区分同样表现在经济学系和商学院里，经济学系属于college，研究经济学理论，而商学院培养，最典型的是MBA，它是硕士课程，教你一套大学毕业后实用的技术。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学文化的特点。在教育办得比较好的国家，通常还会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在它最好的大学中间，会有那种完全没有别的school，只有文理学院的大学，举两个例子，一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我第一次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那里的教授向我介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学校没有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若要讲学生毕业工资，这三个学院的毕业生，医生律师 CEO，工资最高，可普林斯顿坚持不设这类学院。普林斯顿在美国大学排名总在第三四位徘徊，是小型的学校，但也是最好的学校。同样，在东京郊区，也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做一桥大学。我们讲起来知道在日本的大学里面东京大学、庆音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可你到日本去，你说是一桥毕业的学生，别人会很尊敬你。这也是个很小的学校，他只有文科理科，没有应用型学科，可他在日本大学排名很靠前。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社会当中追求现在眼前利益的永远是主流，古代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是这样，这是社会的通常情况。可是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若真想比较好地生存下去，一定不能仅仅依靠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来维持。如果社会只有对现实利益的追求，而无其它的关怀，社会是非常脆弱，很难长久维持的，一定要出大问题的。所以，一个社会若想好好发展，他一定要在对眼前利益的追求之外，还有对长远利益的思考和关照。举一个简单例子，根据一些经济学家（我记得是英国的）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大发展，在全世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来，大概是400年时间。在这400年中，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创造了巨大财富。因为资本主义的原则很简单，即考虑投入与产出关系，怎样用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可以说资本主义是非常注重效益关注现实利益的体系。可根据这些经济学家测算，40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把整个人类在数亿年间积累起的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了40%。如果社会全被象资本主义这样的追求现在利益的冲动所控制，而没有对现实利益之外的更大范围的思考，没有经济学家来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消耗了人类多少不可再生的资源，没有对消耗了子孙后代多少宝贵财产的思考，那么这个社会的可预见的将来就会发生更大的危机。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可持续发展，就因为社会有那么多力量那么多人在思考除了眼前利益之外的其他更长远的问题。所以,一个社会在考虑满足当下的功利性需要的同时,一定需要有对人类根本目的的思考。而这些思考，主要就表现在人文学术和自然科学当中的基础研究当中。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所以要有大学,就是为了在社会追求眼前利益的主导潮流之外，创造另外一个精神的同时也是物质的空间，用这个对于长远利益的关照，对于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用这个空间来制衡人类追求眼前利益的巨大冲动,以此维持社会平衡,使船不至于倾斜得过于厉害而翻掉，此即社会需要大学的原因。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1980年代开始,先是欧洲,后是北美和其他地方的第一流大学都采用一种教学方法,规定大学里所有学生不论是哪一个系科的，都必须修一门叫做“经典阅读”的课后，才能拿到文凭。这个课有一张书单,各个大学不一样，有三十、五十或七十种。其中列出了所认为的最重要的人类经典著作,从《荷马史诗》、古希腊的历史著作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小说，马克思、佛洛伊德的著作,诸如此类。不管什么专业,文学或计算机都须修此课。而这些课通常由非常好的专业教师来讲,讲课也很简单，领着大家读这些作品，然后讨论。如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不会像文学系那样讨论俄国文学的历史，而仅仅是读小说本身,带领学生来考虑小说写了些什么东西。此课会为一流大学普遍采用,背后有一个基本判断,即人类生活中有些重大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在3000年的文明史中始终存在，古希腊人面对,今人同样面对。而所谓经典即人类杰出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富于特色的回答。它所以能成为经典，就是由于其回答富有启示意义，值得一代代人反复地重温,加入到讨论中去。所以要重读经典，就是要通过这些经典触及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些现代人面对的问题，除了我们的工资今天两千明天三千，除了我们的房子三室一厅还是一个TOWNHOUSE，除了我的老板是否喜欢我愿意提拔我，除了这些现实问题之外，我们的生活之中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比如说人的忠诚、背叛，人和历史的关系，人与人沟通的问题，人的爱情、友谊、想象力等是更重要更深刻的问题，所谓经典，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那些大学通过这一课程树立了一个标准：今天作为真正的合格的现代人，应该这些对人类最重大问题有基本的了解，而这个就是大学文化应该在那些在大学里度过人生重要时刻的年轻人心中培养起来的意识。这是我讲的大学文化的第二个特点。

大学文化第三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学文化和社会主流、时尚一定是对立的,即社会上、大学校园以外流行的是什么,那么和在这些最好的大学校园里面的潮流风气一定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举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事情。如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萨达姆军队攻占科威特，联合国授权美国攻打伊拉克。当时在中国舆论是一片声谴责萨达姆,认为他的确欠揍.可我在加洲大学落杉矶分校(UCLA)访问，跟国内感觉不一样。当时老布什隔几天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当时电脑网络并不普及,在UCLA的草坪上我看到一群群的教师学生在听收音机，表情非常凝重。非但看不到举国同仇敌忾拥护战争的气氛，恰恰相反，我在校园里感受到了对这场战争正义性和神圣性的深刻怀疑和坚决反对，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更明显的情况是，9.11事件后以及紧跟着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我很惊讶的看到，美国举国上下几乎就是一个声音。芝加哥大批的白人青年，挥舞国旗，开着汽车,冲到南郊黑人穆斯林居住地区，揿大喇叭挑衅,种族猜疑，种族歧视和爱国热情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因为在课堂上表达了对战争的尖刻否定，很多家长写信请求开除该老师，结果造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教师因政治见解不一样而解聘，引起很大震动。即使在这样的气氛里，美国社会当中发出最强烈的反社会主流的声音来自大学，尤其是最好的大学。哈佛大学被认为是培养美国未来精英和政治统治者的学校,而且哈佛有相当多的学生认为美国未来是他们的。而在哈佛校园里学生扎起帐篷，公开抗议，最直言不讳的批评都来自于大学的部分教授。在欧洲、日本、印度、印尼这些地方最好的大学里――他不一定是整个世界里最好的大学，但他往往是该地区最好的大学――总不断回荡着对社会流行思想的反抗与批判的声音。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学里越弥漫着浓厚的反资本主义的左倾气氛。在那些最好的大学里，特别是基础文理学院里，很难看到公开跟社会主流唱同调的教授,大部分教授总是怀疑的批判的，他们教学生如何以怀疑、审视、疑问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这我想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大学人总不那么听话?总不那么容易跟着潮流走?因为他们见多识广。大学是集中人类全部知识的地方,社会生活当中没有哪个地方象大学这样集中了人类最多的知识。所以当美国中部地区居民――也许是善良的人，那里地广人稀、经济较为落后、交通四通八达，绝大部分是白人，如德克萨斯――狂热响应布什总统的号召,把伊拉克人阿拉伯人想象成恐怖分子的时候，东西海岸的最好的大学里的大学人总用怀疑甚至嘲笑的眼光看待布什总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样。在中西部农业地区的美国人也有乡镇图书馆、电影院，可规模较小，大多是实用的书和流行的书，电影院里也是好莱坞流行卖座大片。他们看书很少，大部分知识来源来自流行杂志电影电视等,接受信息的渠道单一,而不像最好的大学里师生虽然也看这些东西，但他们还看别的，他们看大量的书。他们收听各种各样的独立的电台，他们看流行杂志以外的杂志。就是看电影，在那些大学周边的电影院不但放流行卖座的电影还放映许多不卖座的，美国以外国家的电影，而且大学的学生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课程。正是这个见多识广，造就了大学人总是要问为什么是这样，他总是要想想你说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明明还知道另外的事情。当布什和他的宣传助手们把伊拉克的情况描述得非常片面的时候，这些大学里的人，他们还知道伊拉克的另外的事情：知道伊拉克的历史；知道伊拉克人为什么会这样；知道阿拉伯人为什么会这么仇恨美国人；知道那些出身富有家庭的阿拉伯人为什么自己的性命都不要，要到美国去跟你同归于尽。他们知道很多别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不会轻易的被一个流行的宣传，流行的舆论所左右。这就是大学文化的魅力和它的价值所在。



以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一下我个人所体会最深的大学教育、大学文化的最重要的三个特点。当然还有许多很重要的方面，我不一一说了。就从我刚才很简单的讲的这三个方面，大家结合我们自己的亲身经验，我们现在每天的感受，一定能够感觉、能够看出我们今天中国大学的校园文化在哪些地方与世界一流大学有非常大的差距。

而就从我刚才所讲的这三个方面，再回过头来看北大的教改。我想大家也会同意我的这个看法，就是北大的这个人事改革的方案，它对于大学的差距的诊断是不准确的，而它开的药方里面则更是含有大毒的成份。所以，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中国的大学，确实需要重大的改革，而且这个改革必须非常的迫切。因为我们今天――我刚才讲的，中国大学这些年来，包括以前的许多问题结合起来，中国大学教育状况的恶化已经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正在为此而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改革，前提是首先这个社会――特别是我们身处大学当中的人，我们自己要明白、要看清楚：我们大学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尤其要明白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大学。是要用办大学来拉动内需呢？还是要用办大学为市场服务？为培养现实所急需的技术性人才？还是说我们办大学，社会需要大学是为了社会的长远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的整个的素质，包括或者说首先是人的精神素质的提升。一定要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我们大学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我就简单说这些。（演讲内容到此结束）

倪文尖：非常感谢王老师精彩的演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立场鲜明、态度果敢的演讲。我觉得王老师所讲的一些东西，其实也并不复杂。但今天我看看台下还是有一些大学的新生，我觉得如果能在刚进大学之初听到这样一个关于大学文化的讲座的话，可能或者说我希望能够对他的大学四年产生比较有价值的影响。刚才讲座的组织者希望我承担一个工作，那就是对王老师的讲座报告作一些阐释。我想，其实王老师的这样一些发自肺腑的态度鲜明的言论，好像不大需要阐释。因为，其实他是诉诸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当然咱们虽然身在大学，但是大学其实并没有围墙。这些年来社会的变化也时时冲击着我们的内心世界。坦率的讲，在这个时代，单纯做一个书呆子可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要听明白王晓明老师的意见其实是不困难的，困难的是要理解他这样讲内在的一些视野和意图，甚至可以说是一些焦灼的、困惑的一些东西。刚才王老师所讲的一些问题――关于北大教改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从看法、主张的角度而言，甚至可以说并没有特别新鲜的见解，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场景之中，它所起到的文化传达或者说精神熏染的作用恰恰是我们看类似甘阳先生、钱理群先生、李零先生、张旭东等先生的文章给我们的震撼是不一样的。王老师刚才从三个方面谈到了他对大学文化的理解。我觉得特别是第一点――独立自主为本，这样一种大学精神是特别重要的。王老师最后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问的是：人类为什么需要大学？其实，我觉得它可以转换为一个与我们每个人更相关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要来到大学读书？我觉得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看法，那就是对所有的言说要采取一个“why”为什么的态度。可能在很多朋友来到这个会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没有想到王老师对北大的改革持的是这样一种立场。为什么？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词了。就像过去“革命”是好词，现在最好的词除了“改革”还有“绿色”之类。在某种意义来讲，改革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而王老师他问了一个why，问了一个为什么。简单的说就是：谁的改革？怎么来改革？同样，我觉得其实我今天的角色有些多余。我相信大家如果要贯彻落实王老师的精神的话，应该对王老师的言说问一个why：一定对吗？为什么？我觉得，我跟王老师多年的学习和交往，王老师是非常欢迎深度的甚至是激烈的讨论的。我也希望我今天可以更好的利用这样一次机会通过在座诸位的逼问或追问，让王老师内心的一些思考可以在这样一种堂皇的文化氛围里面被激活出来。

刚才主持人已经给我一些提问的纸条。坦率地讲，比我想象的少。但这不要紧，我们先从这儿开始――

第一张纸条是这样的：

“王老师，北大的改革引起巨大的争论。那么是否意味着北大不改革，我们这所学校就只是观望而不改革。经济改革并不是从大城市开始的，一般的学校是不是反而应该走在改革的前列？”这是不甘落后派的看法。

王晓明：“因为现在这个讨论的分歧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从具体的策略上来考虑，如果你改革的思路是对的，的确有的时候是可以采用边缘突破。比如说如果在北大，在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中心地方改革很困难，那么可以在一些比较不那么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先来改革。比方说，在这次改革的讨论当中，很多人就是老是问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动那六千人，而要来动这两千人？或者换句话说，你即使是动这两千人，动教师，那么为什么你不动教授而要来动副教授以下的？这不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吗？当时北大制定方案的人，他后来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当然不好说我这是“拣软的捏”，他就说那另外的六千人不是不动，而是先动两千人当中的这一部分人，取得了经验以后，再动那六千人。作为一个技术上的考虑，他这样一个说法也不一定就是全无道理。有的时候做事情的确是要讲点技巧。你说你一开始就是骨头先啃硬的，当然说明你是好汉，但有时候你可能会不成功。但如果先从边缘入手，由易后难，未尝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但这里的分歧点并不在这些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在于：你这样不动教授，不动那六千人，你的真正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是真的觉得中国大学的关键首先是在那六千人，在那个整个的管理体制，而现在动不了它，我只能从容易动的地方开始呢？还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不能动的，咱们就不动它了，先找可以动的动，把他们动好了就算了。这个才是根本的分歧所在。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也不在于具体的策略上怎么考虑，这都是比较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今天中国大学的最重大的问题――那些阻碍中国大学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败坏今天中国大学的最重大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关键是在这点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倪文尖：“王老师，他这个问题还隐含着另外一个意思。他就是说经济改革不是从大城市开始的，走的是从农村包围城市。我想他提问还有一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华师大先搞起来，改一改？”

王晓明：“如果华师大真的能像当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那样，率先包产到户。那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好的，我也很希望咱们学校起一个先锋的作用。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说能这么做的话，那我们所有的在座的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是个希望，咱们可以共勉。”

倪文尖：“王老师刚才讲大学文化讲了三点，接下来我想我可以稍微补充一点。下面的一个纸条好象和我的想法有一些可以沟通的方面。我觉得大学文化中，学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学生文化在我感觉来讲，也不要讲得过分的玄奥。我想说一个意思，那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太辛苦、太累，想的东西太多，青春的气息和烂漫的热情没有了。我觉得这些是大学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你刚才提到人生或者说人类具有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有一个字眼轻轻带过了：爱情、友谊诸如此类。那么刚才我说这些是为了下面有这样一个纸条，它这样说：‘其实我们学生对大学的建设也非常有参与的热情，但是沟通的渠道是否少了一点呢？’这个问题问得太简单了，我觉得不要王老师，我可以回答，确实太少了！我都觉得太少了。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下延伸一点。不是少了一点，而是太少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我们学生比较策略的多一些渠道？”

王晓明：“我想讲一点我自己读大学时的情况。我是大学恢复高考以后的77级的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2月进华师大。当时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校园里面很多地方还是稻田。因为文革那个时候强调“农业学大寨”，把整个操场都翻掉以后种麦子。所以我们进大学以后的第一个暑假的劳动是在校园里面割麦子，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氛。当时我们华东师大新派来了一位党委书记，这个党委书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老干部。而当时大学的中层的行政管理的这一层干部，基本上都是文革期间上去的那些人。他们或者出于思想观念的原因，认识上比较糊涂，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对新来的党委书记的改革――比较尖锐的改革，首先把大学弄得象大学的样子――是有抵触的。所以就变成了“剃头担子两头热”，我们学生很起劲，党委书记等最高的领导很起劲，可当中这一大层推不动。怎么办呢？当时的党委书记想了一个法子，他就在全校的每一个班直接找一个学生担任代表。当时华东师大有多少个班，就有多少位学生代表，而这些学生代表是直接跟他联系的。他每个月开一次会,把这些学生代表请来,就在现在这个办公楼的小礼堂里面。他往当中前面一坐,学生代表也坐好,各个处的处长全部找来。就听这些学生代表说,说食堂怎么怎么不好啦,宿舍卫生怎么怎么,课程怎么怎么,所有的问题。我们77级那一届人数很多,中文系那个年级一共150个。学生当中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4岁,因为是10年没有考了。学生当中有一部分胆子也是很大,有社会工作的经验的,而且确实敢讲。所以每一次这样的会开得都非常热闹。我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代表,但是我们这个学生代表每一次去开会的时候,我们都先到他的房间里面跟他讲,然后大家讨论，所以他是真的把很多同学的意见带到会上面去。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制度,上下夹攻,这对学校的改革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回想起那个时期,也就是80年代的初期和70年代的晚期,那个时候的华东师大真是充满了一种生气勃勃的景象。学生真的是感觉到,我是这个学校的主体。今天，我只是华东师大的一个普通的教师,今天好象也没有领导在场，我希望也相信今天的华东师大的中层干部不至于象当时那个时期的那样顽固不化，但是我的确希望同学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包括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尽量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的确很重要。因为我们中国很多时候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经常会这样感慨,哎呀，这个事情搞不好的,没有用的。好象就说你一定要有把握,这个事情我说了,一定有效才说，无效或者说我觉得它无效我就不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做一件事情,说一个话,它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其实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有的事情当时看上去好象是轰轰烈烈,结果却是没什么痕迹；而有的事情当时好象是被粗暴的顶回来了,受到挫折了,可是你的声音发出去之后,会在相关的人那里留下你的影响,它可能在以后的什么时候突然之间成为一个各项因素当中的一项因素跟其他的因素一起发挥出某种作用来。所以我非常赞同鲁迅的一句话,他引用的是孔子的一句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或者用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说叫“死马当作活马医”。鲁迅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战斗,我“不期速胜”,不期望迅速的胜利,甚至“不期必胜”。我们现在小到一个班级,一个小组,一个宿舍,大到一个学校,一个国家,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努力,都应该以鲁迅先生的这样一种精神为榜样。就像鲁迅先生他另外一句话说的：“什么事情你没有做过,你怎么知道一定不成功呢?”

    倪文尖：“条子来多了，我终于找到一两个问‘为什么’问得比较激烈的。第一个：‘王老师，你所阐述的大学文化的特点三中说，与社会主流相对。那么在中国，国家社会上一致反恐保和平，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下面，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情况下，我们大学该反对社会上的这种主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