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季超关注张文质也有好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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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1963- ），男，福建闽侯人，教育学者，诗人，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生命化教育”的倡者与实践者，生命化教育课题总负责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明日教育论坛》和《慢教育丛刊》主编，“1+1”新父母行动发起人，入选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2007年十大推动读书人物。


一、人物简介
　　多年来致力于“生命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长期植根于中小学课堂，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创办了1+1读书俱乐部，推广1+1式的读书理念。

二、教育理念
　　1993年，受《教育评论》委托，张文质先生采访了著名哲学家黄克剑先生。黄克剑先生在对话中提出了教育的三个价值向度：授受知识、开启智慧、点化或润泽生命。从此，一种以生命治学问，以生命统摄教育，以生命成全每一个具体、健全的生命为旨归的新的教育理念开始进入中国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 　　2001年，一项命名为“生命化教育”的课题实验，正式在福建省城乡学校以及全国各地的学校逐次开展。“民间立场、草根情怀、田野作业、逐步推进”和“开展智慧、润泽生命、缔造名校、成就未来”等鲜活、虚灵与真挚的教育信念所闪耀的思想光芒与实践魅力，从此为越来越多寄希望于教育的人们所关注。近年来，课题实验学校遍布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新疆、内蒙古、山东、云南等十几个省、直辖市，而更多教师也以个体名义参与。 　　张文质先生在《跨越边界——生命化教育的一些关键词》一文中，详尽而又灵动地提炼、诠释了生命化教育的关键词。如“生命化”、“生命化教育”、"生命化教育实验学校的20条目标”、“教育是慢的艺术”等等。

三、媒体报道
　　近几年来，各级报纸对张文质先生推动的教育理念作了报道、转载。如， 　　《中国教育报》2005年5月26曾以《从这里，我们祈想生命化的教育——访＜明日教育论坛＞主编黄旭、张文质》为题就《明日教育论坛》的办刊理念对其作了采访； 　　《中国教师报》“深度报道"栏目于2007年6月20日以《教育，让生命在场——张文质谈生命化教育》为题，就生命化教育理念及课题作了报道； 　　《中国教育报》2007年12月27日刊曾以〈读书：改变你精神世界的分子结构——“1+1＞2”的民间读书沙龙侧记〉为题，报道了他所倡导的1+1读书理念，并于2008年1月3日以〈张文质：以读书推动“生命化教育〉为题，对其生命化教育理念作了报道； 　　《教师博览》(江西)2007年第l2期在封二推荐生命化教育及总课题组负责人张文质先生； 　　《海峡导报》于2008年5月9日以《教育，成全每一个生命》为题，作了报道； 　　《新世纪周刊》2008年16期刊登了对其作的《给孩子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采访实录。


四、出版著述
（一）已出版的个人著作
　　《引向黑暗之门》(诗集)（作家出版社，1997年） 　　
《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
　　《片面之辞》（中国文化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2年） 　
　《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与林少敏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教育的十字路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与肖川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
　　《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幻想之眼——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张文质教育立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包含：《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新版>、《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与林少敏合著，新版>、《我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祈祷书》《我们是怎么开展生命化教育研究的——张文质教育讲演录》四本） 　
　《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张文质家庭教育讲演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教育的心灵之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二）已出版的个人主编图书
　　《守望教育》（与陈荣艺合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 　
　《迷恋人的成长——20位教师的课堂发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轻风掠过心灵——99个感人的教育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生活在痴迷之中——20位教师的生命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永怀生命的初恋——99个温润课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一、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明日教育论坛》（第1~ 辑，截至2009年4月已出版4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 　　《慢教育》（第一、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8年） 　
　《生命教育》（实验教材）（与肖川合编，人民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生命化教育探索丛书》（与肖川、黄旭合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 　
　《闽教书香•年度教师》（第一辑、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 　
　《赢在课堂——小学语文名师经典案例》（原子能出版社，2008年） 　　
《教师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教师的爱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教育从心灵开始：名师讲述最能感动学生的心灵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大夏书系·小学语文名师课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09年。张文质、窦桂梅 主编，姚春杰 执行主编：包括《小学语文名师作文课堂实录》《小学语文名师课堂深度解析》《小学语文名师课堂成败探究》《小学语文名师同课异教》《小学语文名师古诗文课堂实录》五本。） 　
　《活着就是幸福——生命读本》（广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
（三）即将出版图书
　　1. 个人著作有《听张文质老师评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 主编著作有“年度教师丛书”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生命化教育旅途丛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图书获奖情况
　　其多部著、编图书，如《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等，入选“全国教师教育优秀课程资源”“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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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   谈学校文化


http://blog.edu11.net/space.php?uid=4&do=blog&id=290800




昨天下午参加福州鼓楼区的教育论坛，作为“嘉宾”，发言了20分钟。会场上有500多位的校长、教师以及市区教育局领导，人数构成了压力，而20分钟的限制，几乎让你很难有腾挪的空间。



可能我谈论的还是“老三篇”，先说到这所学校的会场毫无儿童色彩，可以看到成人文化对儿童的强势，然后话题转向一所学校的营造，从建筑的结构、色彩、内部空间、楼梯、厕所等等，我们都可以观察一下到底以谁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有什么特征，以成人（管理者）为特征又有什么特点。我的目的是要转向强调所谓的学校文化应该建立在对儿童和儿童特性的尊重上，必须以儿童的发展为目的，这既是回归之路，又是教育的再出发。只有教育回到教育，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教育。我忍不住说到，比较可怕的是，有人提倡“创新教育”时，所有的学校都在“创新教育”，而现在是“和谐教育”，大家都和谐了，明天会有什么新花样？学校是否应该与“政治”有区别，有距离。我接着说：“我不敢说学校文化应该去政治化，但我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后来我对自己的体会是，我无非想说明自己是个有“异心”的人而已，应该有人这样纸上谈兵，哪怕就来一下。



虽然只有20分钟，我还是准备了好几天，当然主要是一直想着这个问题，我习惯事前认真准备，现场即兴发挥。



下面是我拟的发言提纲。



我对学校文化的思考



1.    儿童文化是学校文化永恒的主题。

2.    学校所有的文化发展的交集点都在于促进儿童更好的发展上。

3.    发展儿童的核心在于理解儿童、尊重儿童，使儿童在自己的意义上得到最好的发展。

4.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文化的核心视角应该在儿童身上，所以学校首先需要以儿童的眼睛和儿童的心灵来理解与建构自己的文化。

5.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进一步说，学校文化往往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以儿童为本位的，强调儿童性，比如安全、舒适、童趣、丰富，等等。比如你会直观的想到：幼儿园色彩斑斓，小学是鲜花盛开，中学是绿树茂萌，大学是古树、常青藤。二是以儿童发展为本位的，强调普适性价值，凸显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选择性、自主性。强调儿童身心灵的和谐发展，凸显文化发展的身心灵的适应性，阶段性、个体的差异性。三是以学校的个性为本位的，一定是基于儿童性和以发展儿童为目的，突出学校的传统、优势和办学目标，文化可以借鉴，但往往又难以移植。

6.    学校要形成自己的文化，需要价值判断力，需要校长与教师的共识，需要师生的共识，需要学校与家庭的共识，需要社区与社会的支持。同时，学校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需要在坚持中一代又一代教师共同积累、维护、调整与提升。



前几年我曾接受了《中国教育报》也是这个话题的访问，下面是我的三条回答。



1、关于校园文化的理解



张文质：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一所学校、尤其是一所“老学校”一定有岁月掩藏不去的荣光。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有一次踏进一所百年老校并不宽阔的校园那一瞬间，三棵巨大的据说有八百年树龄的香樟树带给我的震惊。其实，我这种体验就是对这所学校由树木、建筑以及特殊的气息所组成的文化由衷的景仰。文化首先就是我们的生活，你稍加辨析就会发现，我们生活趣味、情调、质量、追求的变化其实就是文化品格的变化，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学校文化都不可能脱离于时代。另一方面，文化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有一个学者说，要经过多少年的跋涉才能形成一点点的历史，又要经过多少年历史的陶冶，才能形成一点点的风格，这个风格其实正是文化的写照。学校文化建设，也许更需要对属于每一所学校的“传统”重新发现、认定、弘扬。在这一方面，分歧甚多，经过无数的破坏、抛弃、误解，我们的文化也是“不成熟”的，正是这个原因，学校教育更容易陷入一种虚无、急功近利、无章可寻、无“文”可依的状态。学校文化建设应因于时代、以成全人、带给每一个人幸福与希望，校园文化核心点应该建立在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陶养、润泽与成全上，这既需要勇气、责任感，更需要一种耐心。正如日本学者佐藤学所说的那样，教育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发展越缓慢越好，在这种缓慢中才能沉淀下一些特别有价值的东西。文化建设需要的正是这样慢的心态，历史感和对未来负责任的精神。



2、关于校园文化建设



张文质：美国的著名教育家鲍耶曾经谈到过：对任何学校而言，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最为重要。建设学校文化如果没有共识就难谈建设，没有对职业的认同感、甚至忠诚度，没有合作性的伙伴关系，所谓的文化往往只可能写在墙上，印在文件中，根本难以践履。因此在我看来，既看重物质形态的文化，更为看重生命形态的文化，尤其是校长、教师，他们身上所凸显出来的文化是最需要审视与变革的。所以建设校园文化要从培养人的核心价值与核心素养说起，我认为校长和教师都需要有更强的“范本意识”，正是这些范本深刻地影响着学校的文化形态和品位。



3、关于校园文化中的问题



张文质：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曾经说过“晕校”现象。就是由于学校过于严苛的竞争、管理、压制所造成的。毕业多年之后，只要一经过学校，哪怕是从学校墙外走过，仍然会产生眩晕感和恐惧感。我们现在的学校最缺少的就是人性的温馨、对每一个人细致的帮助与充分的肯定。管理主义盛行，很少能够考虑每个孩子的需要和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动辄辱骂、批评、打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是很难有一个健康、自信、平等与民主的心态的，加上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孩子们的童年早早就被剥夺，生活极其贫乏、单调，你说他们怎么能对未来充满信心呢？灰色童谣表达的是灰色童年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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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给孩子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


2008年05月28日
世纪周刊


　　对话嘉宾：张文质

　　生命化教育倡导者

　　《福建论坛》执行主编

　　访谈动机：

　　死亡究竟是什么？汶川大地震后，无数孩子懵懂地直面着这个残酷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里，“死亡” 二字一直是一个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的教育忌讳，有意无意中这忌讳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心理惯性。在“六一”这样一个本该是全世界孩子尽享欢乐的日子里，灾难提醒我们：补上死亡教育这一课。

　　问：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锐利地击穿了我们教育中一直以来危乎殆哉的堤防，那即是：中国学生从小学到大学课堂上一直被学校忽视了的应有的“死亡教育”。

　　答：虽然我们每天都从媒体上看到为数不少的人自然或意外死亡，但我们却已习惯性地避开这一事实，很少有在这方面的感同身受的内心体验，哪怕思索，或者想象。我们的学生，包括相当部分的成人，一旦面临死神，许多时候除了恐慌，就是慌不择路。事件警醒我们，让我们不得不直面死亡这一话题。

　　问：中国人忌讳谈死，大人们在对孩子谈起死亡话题时，要么闪烁其辞有意敷衍，要么就是诸如化蝶高飞、破茧重生之类的美好童话。在这种教育下，孩子对于死亡很难有一个正确、科学的认识。

　　答：是的，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避讳死亡很有关系。这次震后救灾我们看到：日本救灾队员在未能成功救援后仍对死者进行了一个非常庄重的默哀仪式，像这样的方式我们是很缺少的。人的肉体死亡后尊严并没有死，他的精神通过文化仍在延续。面对死亡，我们的表现恐怕是有问题的，庄严、肃穆、哀切可能都缺乏，我们缺乏对死亡的敬畏感。所有的死亡都是个体的事情，活着时你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已经死去的又无法告诉你死是什么过程，但所有的个体都最终走向死亡。

　　但这次的“国家哀悼日”表现出了对死亡的敬意，从视角上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从原来的对所谓伟人的死、崇高的死，为理想而死的关注，转变为对普通人的死的尊重和珍惜，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很好的死亡教育。

　　问：面对死亡这个课题，我们是不是更需要长期的甚至是纳入正常教育课程内的死亡教育呢？

　　答：我正在对一些山东、上海、福建的一些中学生进行调查，涉及的问题有“你有没有想过自杀”或“有伤害自己的想法 ”。调查结果是，想过自杀的人占的比例是20%，有身体自残或伤害的超过了20%，而这个结果父母是不了解的。我们在一些学校做调查的时候，有些学校还把关于“死亡”等项目给删掉了，在回避，他认为这种调查存在诱导倾向。学生们对亲人的过世有的是麻木，有的是无知。学校对这个问题很多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学校的死亡教育空白。这些都使得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生死观教育基础，这会影响到一个健全的人生观的确立。

　　我们传统教育里对死亡是不够重视的，对生可能要比死重视一些。我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崇尚英雄主义，“人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谓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重于泰山”，普通人的死亡长时间被忽视。我们怎么看待死亡，怎么看待偶发性的或是自然灾害里的死亡？所以，这次汶川大地震后，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我看到有老师在博客上写：有的学生在默哀三分钟的时候笑了。实际上是孩子不理解这种形式，同时也不理解“别人的死亡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都跟我们的死亡教育欠缺有关。

　　问：地震让孩子感到了恐惧，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感到了无助和迷惘。我在担心孩子们怎么面对家人的死，尤其是那些孤儿。

　　答：是这样，巨大的灾难对孩子的刺激是很大的，他们对灾难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而且灾难是瞬间的，状况是极其悲惨的，这对于幼小孩子的接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这种震惊感、无法接受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

　　问：学校的死亡教育该由谁来讲？讲什么内容？目标是什么？

　　答：首先要让孩子明白生命是从哪里来，去往哪里，生命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是基本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必死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一个珍贵的旅程，要让孩子爱惜生命，即便这个旅程可能短暂或是美好或是艰辛，但生命存在的价值都很珍贵，告诉孩子不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在这个旅程中怎么善待生命都值得结合日常生活跟孩子讲解。教育者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从过去对死亡错误的理解中走出来，要让孩子树立一个信念：生命比所有的一切都重要，是最可贵和值得珍惜的。

　　另一方面，对预防意外伤害的教育我们现在做的也不够。对孩子的成长，目前的状况是整个社会都很狭隘地集中在对孩子知识的授受上，对生命意识的教育非常有限，因此一旦有灾害发生，孩子往往惊慌失措。

　　问：除了学校教育，家庭内的死亡教育是不是也很重要？

　　答：家庭教育可能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的一环。在升学压力下，学校对这个环节的教育提升空间是很小的，所以，家庭更应该担负起对孩子死亡教育的责任。

　　问：如果家里有亲人死亡，孩子要不要参加追悼会？

　　答：应该让孩子参加。让孩子感受家人离去大家对他的哀思、怀念的意义，让他感受虽然亲人离去，但他的精神价值通过家族纪念还在延续。让孩子感受家里的每一个人对其他人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让孩子懂得敬重生命，懂得每个人都是家族生命链条里的重要一环。但很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对死亡的哀悼过于喜剧化了，把一个本该很庄严的事情弄得很滑稽或粗糙。

　　问：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会让学生思考：如果生命只有3天，你怎么安排、最想做什么？还让孩子们给自己写墓志铭。在中国，死亡教育开始了吗？哪些地区经验值得借鉴？

　　答：相对于他们，我们的“死亡教育”很欠缺，孩子们除了直观地从生活中接受一些死亡实例的感性教育外，就很少有正规的死亡教育。也有一些学校会带学生去殡仪馆看看，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台湾，死亡教育已经深入到医院、幼儿园、殡仪馆，教育生者要对亡灵有敬重感，不能有不当的言语亵渎。台湾的生命教育课程一直在被积极推广，从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里面就把生命教育作为重要一环，重视程度很值得我们学习。包括这次马英九的就职演说里都谈到了对教育问题的几个思考，一个就是“怎样健全人格”，因为有健全人格的人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生死观，人的生命比一切都重要。

　　问：这些年青少年自杀案例数量越来越多，有什么新变化？

　　答：从我现在的调查来看，学生普遍对前途感到担忧，升学压力非常大。孩子的睡眠也很不足，到了高中，能睡7个小时就很不错了。睡眠不足不仅是对一般身体的伤害，而且会导致精神性的伤害，比如更为悲观急躁、自我调节能力的丧失等。在这种信心削弱的焦虑、亲子沟通不理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孩子们又得不到及时的心理疏导导致自杀数量越来越多。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确立起一种观念：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珍贵的，每一个孩子的失败对社会和家庭而言都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我个人更愿意看到的是，在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发生后，我们怎么理解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里，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很大的挑战，人们的精神文化有时显得很粗糙，我们的教育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改变我们的教养，改变我们的文化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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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质：以读书推动“生命化教育”
2008年01月03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张文质：《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明日教育论坛》和《慢教育》主编

    ■回放

　
　近年来，张文质的“生命化教育博客”越办越火，目前的访问量已经接近350万。他在上面撰写或推荐了3600多篇文章，现在每天的访问量接近1万人次，评论数已达到6万条。

    他的编辑小组每周要从30万会员的“成长博客”中精选各类佳作，每周四晚上准时推出《成长博客周刊》。这份电子刊物已经推出将近70期，每期的文字量均在15万字左右。另一份面向“生命化教育博客群组”的《旅途》周刊则在每周五晚上出刊，每期字数在5万左右，现在已有50多期。这两份电子刊物被刘良华教授誉为“最专业、最用心的教育电子刊物”。令人感佩的是，张文质工作团队的成员，如林高明、郑华枫、徐玉烟、许玉兰、孙明霞、彭清亮和参与“生命化教育网”工作的落风、乱虫、尚飞、子虚、游刃、春杰、海滨、黄瑞夷、吴礼明等人几乎都是主动请缨的教育工作“义工”。大家精心编织着这个时代的“教育集体记忆”和“文化字典”。

    2006年4月，张文质首创性地在博客上开展教育专题的在线讨论，几乎每周一次，天南地北的朋友们聚集在“生命化教育博客”，就各种与生命、教育、文化相关的主题展开热烈的互动，比如在主题为“关注教育中的女性叙事”讨论中，评论总数达到1093篇，访问量为3400人次。

    2007年，更大的惊喜来自于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李华老师的“一闪念”，这“一闪念”衍生了精彩的“1+1读书俱乐部”：立足于网络，同时又有面对面交流、自学与共读、读书与教育实践、读书与写作、读书与家庭教育、读书与生命成长……在张文质的推动下，“生命化教育课题”学校和研究团队迅速从福州发展到全国各地，黄克剑、钱理群、孙绍振、余岱宗、林少敏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戴耘教授先后到俱乐部进行义务讲学。目前“1+1读书俱乐部”成员已读的书籍有：帕克·帕尔慕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佐藤学的《静悄悄的革命》、刘良华的《教育自传》、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以及张文质本人的《幻想之眼---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现在已开始研读第六本书---钱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传》。

    作为教师“博客生活”的积极推动者，张文质无论走到哪里，总会问询、了解教师的博客生活状况。他乐于为建博客、写博客、积极改变自己教育思维和生命状态的教师捐书，他送出自己写作的或主编的《幻想之眼---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唇舌的授权---张文质的教育随笔》、《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以及《生活在痴迷之中》、《永怀生命的初恋》和《福建论坛》、《明日教育论坛》、《慢教育》等书刊不下1000册。他的口号是“生命不息，送书不止”，在他看来，“不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当你向朋友赠送书籍时，你心中一定怀着美好的期许与憧憬，你就成为了美好文化的一部分，有可能还是特别温暖的那部分。”

    张文质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书包，里面少不了一本“正在读的书”和一本“随时可以写作的笔记本”。他阅读、摘录，同时绵延无际地写下每一个自以为有价值的闪念。他认为，“人的精神需要不断处于书籍与生活之中的‘流亡’状态，这样才不易于落入俗套、僵化和各种各样的陷阱，才能始终保持聆听、沉思的状态。只有强健而自由的思想，才是我们生命最后的依赖。”

    ■获奖感言

    不久前，我在杭州闫学老师那儿看到她的新书《教育阅读的爱与怕》，其中提到“中国教育报2006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我还没来得及详细了解，居然也加入了这个光荣的团队。

    也许，我更愿意、也有勇气说自己是个读书人。我生命中最主要的姿态是和一张桌子、一本书有关的，当我能回到这样的生活，心就会安静很多；坐到桌前才能凝望得更远，甚至还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可贵。

    2007年，我仍然像一个勤勉的农民。读书，完全是个人的事，没有谁能够代替你；演讲与讲课，首先也是体力活，你必须用心、尽力。

    我所坚持并使之不断延拓的生命化教育研究秉持的就是民间立场、草根情怀，只有你自己的生命在场，才能使工作成为对生命有所助益、有补于世道的一项事业。回首过去的一年，虽然我不知道收获的是什么，倒也不觉得太愧疚。

    2007年12月24日，雨后的福州冷了一些，像是冬天了。四处是过节的氛围，手机里不停地都是祝福的短信，我也比平时更早一点回到家。我给远在悉尼的女儿挂了电话，问候她第一个真正有异国情调的平安夜，同时也告诉她我成为“推动读书十大人物”。我喜欢从她的声音里听到惊喜。


    ■读书建议

    读书对我而言是极自然的，我甚至可以很夸张地说：如果不读书，我还能做什么？阅读既然是对生命诗意的填充，也只有它才能帮助我们日渐一日地认识“我到底是谁”。

    也许，这样的认识不见得有助于我们显得更年轻、更美好些，但是阅读本身却总是一种对意义的追寻，对困难生活的消解。我们只有通过一本又一本充满“极端主观性、偏见和真正的个人癖好”（布罗茨基语）的书，才有可能汲取某种力量，从而摆脱俗套、宰制和恐惧，达到生命的宁静、丰富和平衡。

    反正我知道，你读的书越多，越无法容忍陈词滥调、虚伪和各种各样的压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你也只能把难以遏制的阅读嗜好作为自己的返回之路了；要不，你还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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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孩子一旦失败，你就很难有办法弥补”

——《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新书访谈



访谈时间：2011年6月28日

采访者：陈文芳

受访者：张文质



陈文芳：张老师你好！近几年来，你写了不少教育著作，差不多每年都会出一两本新书。就我的了解，以前你出书的时候，都很少在博客上做宣传，但《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这本书上市前一周，你就已经开始在博客上做宣传了。为什么这一次要花这么大力气来宣传自己的新书？



张文质：确实，以前书出来时，我都只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做一个小告示。这一次，我是前后发布了4次消息。因为我确实很希望更多的老师读到这本书，并向学生的父母们推荐这本书。

从图书进入市场开始，我一直都在关注这本书的销售进展情况，当然，任何一个作者都希望自己出的书能引起关注，也都希望书能卖得更好一点。但是，我对《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这本书的关注还不仅于此。家庭教育——就像我这本书里所说的——仍然是教育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纷纷扰扰的社会，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培养孩子的价值观，现在学校教育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症结，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家庭问题。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根部，根部如果腐烂了、变质了、扭曲了，出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学校是很难纠正的，甚至，连微小的改善都是很不易的。

这些年来，就像一些朋友跟我开玩笑所说的一样，我的研究是从高中到初中，从初中到小学，从小学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到家庭，看上去好像是节节败退，其实，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回到生命成长最初的、最重要的阶段。我特别想呼吁全社会一起来关注家庭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培养孩子要从源头抓起。

我们关注学校教育，就会发现，孩子身上的很多问题，比如品行、学习习惯、自信心、承受挫折的能力，等等，这些方面要是出了问题，根源一定是出在家庭，出在亲子关系，出在早期对孩子的培养和引导上。我们很多的父母，都只是把精力放在关注家庭财富的积累、社会地位的提升上，对孩子具体的成长关注十分缺乏，尤其是孩子在3岁之前，6岁之前，9岁之前，这些成长的关键期，特别缺乏细致的关注和引导。当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麻烦，或者犯一些错误的时候，父母又缺乏耐心，缺乏用一种温和而细致的方式去正视他，帮助他。

教育的冲突往往表现在亲子的冲突上。最近社会上发生的青少年恶性事件，我们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很多还是在家庭教育上出了问题。为人父母，如果在孩子早期成长的过程中对他的教育出了问题，结果是很悲凉的。我在《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这本书里，就谈到这么一个观点：父母一生积累的财富，孩子可以在一天时间把它消耗殆尽；父母一生积累的好名声，孩子也可能在一件事情上，让你毁于一旦。所以，家庭教育怎么重视都是不过分的，况且，我们这几代人对家庭教育的关注一直不够。

现在有一些父母开始重视对孩子的培养，但又出了偏差。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孩子的学业上，忽视了他的品行教育、习惯教育，忽视了他的自信心培养，忽视了他的与人相处、合作能力的教育。教育还是要从常识、常理、常规，这些最基础的地方做起，这些都是绕不过去、也不能绕过去的。

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碰到一位年轻的妈妈，跟她聊起孩子的话题。她告诉我，孩子从一岁多起，就让他在电脑上玩游戏，现在孩子才三岁多，但已有了两年的网龄。我真的难以想象，这样无知的父母，孩子长大以后会有多大的麻烦。







陈文芳：就目前的图书市场来看，家教类的书已有很多，特别是一些具体的谈家教方法、育儿方法的书，好像销量也不错。相比而言，你的这本《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主要的优势在哪里？



张文质：说实在，你现在到网络上去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跟以前的情况相比，今天家庭教育的书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讲，现在家庭教育的书太多了，但我的感觉是，还不够。这些年来，真正好的、能够产生广泛、深刻影响的家庭教育图书还是很少。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家教类的图书都有两种偏差。一种是前面谈到的，我们特别关注怎么培养成功的孩子，把孩子送进哈佛啊、清华啊、北大啊这类话题的家教书很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过于把学业上的成功放在第一位。另一种偏差是，把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方法做得非常细碎。在我看来，家庭教育最核心的还是要做好怎么成人的教育、真善美的教育、走正道、做正确的事情的教育，家庭教育要帮助孩子从小立下美好的人生志向。这样的书还是比较缺乏的。

在各种各样矛盾、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的困境中，我们怎么来帮助孩子？怎样来细致的引导孩子，逐渐地让他形成一个开阔的理解力、良好的行为习惯、热爱生命的意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素养？这样的书也是很缺乏的。我们这个社会很容易被所谓的成功学的迷魂汤给灌得忘乎所以。

其实，我特别想写的教育书籍就是给普通家庭看的书——即所谓的平平常常的孩子，怎么样让他活得更自信、更有乐趣、更有人生的梦想。我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正常的人、健康的人、有快乐体验的人、能从平平凡凡的人生中体验到人生的满足感、快感与乐感的人。这也是我一直关注家庭教育的用意所在。







陈文芳：你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只有性格好的孩子才能成功”，这里的“成功”是个什么概念？



张文质：我特别强调家庭要培养孩子一个好性格。这里的“成功”，实际上还是说，这个孩子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平衡人际关系的能力，包括自我情绪调节的能力，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各种挫折的时候抗挫折的能力，这些素养，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品格力”，或者“平衡力”。一个人，无论他从事什么工作，身处什么文化背景，身处什么区域，这些素养都很重要的。拥有这种素养的孩子，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在自己原有的家庭、社会提供的有限的资源基础上，就能够生活得更好，成长得更顺利，有一个更开阔的人生的视野，能够获得更多的快乐的体验，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美好、很值得。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陈文芳：在《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这本书里，我还看到一些令人好奇的观点，比如“孩子不自信，带他运动去”，运动与自信心的培养和建立有什么关系呢？



张文质：实际上，一个身体强健的人，在某一些运动中能表现出个人的才能、长处的人，总是会比其他人多几分自信。能够通过流汗、剧烈的竞争和对抗获得成功感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表现出更强的自信心。另外，通过运动，人能分泌出一种生命态，这种生命态本身就是很愉悦的，就是一种最良好的精神的回馈，我相信这种精神的回馈也会增强自我对身体与自身能力的感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如果身体比较弱，跑一百米都会感觉很累，通过锻炼，有一天，他能够把一万米都跑下来，这种快乐的激情体验肯定是很美妙的。每一个有运动习惯的人，应该都有过这种类似的自我体验。







陈文芳：除了提倡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你还特别注重孩子劳动意识的培养，你甚至在《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一书中提出“缺少劳动意识，容易导致人格破产”，你能不能把这个话题详细谈一谈？



张文质：一个孩子不喜欢劳动，没有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得到回报，得到社会的承认，他长大后就会有大麻烦。这个问题在《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一书里已经有过一些比较详细而具体的阐述。

实际上，劳动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产生责任感，产生对劳动价值的最大的肯定，产生对生活中各种困难的理解力，以及承受困难的心理能力，这是一个践履的问题。没有这个践履，跟他谈劳动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都是抽象的。很多事情，你没有去做，只处于想象当中时，就很难对它有正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通过劳动，孩子可以得到正常的回报。获得一种价值反馈，会使得他产生对自我生存能力的自信心。有了这样的自信心，所谓的“人格破产”是不容易的。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任何环境下生存下来，活下来，他就不至于去逃避、啃老，甚至乞讨……

我们可以从大量的事例里面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实际上表现在每一个人对自身劳动的态度上，“自身劳动”也包括吃饭、洗澡、打扫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些“小事”。一个人在自身劳动的态度上是病态的，他对社会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就很难建立起来。从家庭来看，我们的误区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前面不断提及的问题，父母对孩子成长的关注都放在学业上，对他所有的鼓励、评价，都只以学业为标准，这样的社会很容易崩溃。一个社会最可怕的还不是考试至上，而是考试至上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今天青年少自杀事件频发，孩子从小就经常陷入人生的绝望与失败感当中，与我们很少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劳动素养、劳动能力，以及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很多的美好体验有很大关系。

我们今天的教育，尤其是孩子13岁之前的教育，是最成问题的。13岁之前，孩子玩的时间太少，闲暇时间太少，自主选择、自主游戏的时间太少，从童年开始，孩子的生活就非常逼仄，目标单一，孩子既不能观察大地，更少仰望星空。一个人童年过的不快乐，童年就对自己的人生失去期待，就觉得苦海无涯，这个人怎么可能长得好呢？这个人怎么会有趣味？怎么会有幽默感呢？怎么会有对未知的想象力和期待呢？





陈文芳：近几年来，你在家庭教育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多精力，做了更多细致而具体的研究。三年前，你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家庭教育著作《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就你自己的感觉而言，《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和《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有什么不同？



张文质：总体来说，《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在培养孩子真、善、美等大的价值观方面，更为清晰、更为明确，这本书涉及到睡眠、饮食、交往、零花钱、上网、看电视、运动、劳动，等等很多具体的问题，对孩子的成长有一个更全面、更细致的关注。也可以说，这本新书在方法论上更明确，就像网络上有人评价的那样，《孩子是父母最大的事业》抓住了当今很多父母在培养孩子时所遭遇的共同难题，很细致、很有耐心地给予了观念上的指导和方法上的帮助。







陈文芳：在这本新书里，你最想跟人分享的观点是什么？



张文质：我最想跟人分享的就是——这也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教育孩子一旦失败，你很难有办法弥补；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期，你要再想对孩子教育有所作为，悔之已晚。蒙田说了，万物都有自己的季节。培养孩子，真的要像卡尔威特说的那样，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然后持续地、耐心地做下去。不是说这样做就会有多大的回报，至少，我们会少很多的遗憾和痛苦。

管季超0712

“至少下一代还是有希望的”——张文质在洪塘中心小学谈生命化教育

2011年1月24日上午9点，生命化教育倡导者张文质在宁波市江北区洪塘中心小学做了题为《重新回到生命化教育》的报告会。

在轻松、明亮的报告厅内，张老师先从会场的布置谈起，慢慢“寻找说话的感觉”。我记录了一些“片面之词”，为了阅读的完整，我对部分句子做过加工，希望你能从中感受一下现场。



在不同的场所、跟不同的人谈生命化教育的时候，为什么每次谈的不一样？

进入一个学校的空间，跟进入其他空间，有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语境里谈生命化教育，有很大的差异。

很多时候我们总希望一下子就把事情做完。

生命化教育倡导大家先不去说很高远的东西，先说身边的事情，先说日常化的生活，先说自己的孩子。很希望教师能够：比较有钱；身体比较好。

讲教育，能不能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位校长，到一个学校就任，能不能统计一下，一年之后，生病的老师有没有减少？

有一个校长，到任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希望我在任的时候，没有老师英年早逝。

教育，我们要考虑生命成本。

为了学生考的更好，为了拿到某个荣誉……，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对教育理解的误导，是对生命理解的误导。

殚精竭虑、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当机立断，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有可能都具有某种集权主义色彩。

我们所有的成功都是可耻的。

第一次到二甲中学，就想：教育要是从源头开始，回到孔子，回到苏格拉底，就很好谈了。但我们今天能够这样谈吗？

我们国家的两种病态：领导得病，全民吃药；这一次吃药把病治好了，下一次生病，查找原因，病因却在第一次吃的药上。

国家每出台一项决策，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在中国，教育的改良不是简单的对立、简单的对抗，不是期待某一种教育思想取代另一种教育现实。在中国，不可能替代应试教育。

不乐观的预测：你和你的孩子都要生活在应试教育的时代，到孙子辈可能会好一点。按着我的思路，要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能变得更好一点。茨威格说，某种意识形态的改变，需要一百年。

现状越来越糟：我们对教育的无力感越来越强，对变革的期待越来越弱，认命的心理越来越强。

朋霍费尔说，“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的命。”从积极的意义来理解，应试教育是我们的生存处境，我们更多的应该思考的是，在应试教育时代，我们怎么做老师？

生命化教育研究和学院派的研究不同：在评价方面，学院派是一年一次，主要看发论文做课题的数量；对一线老师的评价，是“一天三次”。所以老师需要身心健全，才能抵挡这种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学校里面校长还强调比较，而不是以包容的心态对待教师和学生，在这样的学校生存就变得很糟糕。

应试教育里有一种潜在的种族主义倾向：某一些人是高级人种，某一些是低级人种。

在应试教育中，人们很难理解人的差异性，很难理解人成长的阶段性，很难承认人成长的差异。生命化教育提倡的是尊重差异，尊重个体性。

电影《莫扎特》以一个宫廷乐师的视角讲述了莫扎特的一生，学而知之的人碰到生而知之的人很要命的。学而知之的最高境界是“头悬梁锥刺股、学海无涯苦作舟”。讲这个电影，并不是让我们去寻找天才，而是让教育回到每一个个体，去面对那些有缺陷的非天才儿童，如何让他们成长得更好。

财富的差异不是最重要的差异，健康的差异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基础教育是未经筛选的教育，是未经分类的教育，当我们面对着生来就残疾、智障的孩子，教师就需要更有同情心，更有包容力，更有爱心。

教育中的经验经常被人忽视，对于教师而言，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个有经验的老师，看到学生就知道他问题出在哪里，知道怎么鼓励他，怎么跟他交流，知道怎么去保护他，才不至于在保护的同时伤害他的自尊心。

在教育中，哪些错误可以忽视，哪些错误需要及时提醒，哪些错误需要跟父母沟通，这些都是需要把握的。

教育要做的是“雪中送炭寒天送温暖”，而不是锦上添花的。教育要想到时刻去面对很多的麻烦，而不是想到去面对少数的天才。

教师的选拔，理应把选拔权力交给校长。如果交给教育管理部门，就会出麻烦，现实却是如此。

教师可能应该成为一个优雅、充满耐心、充满爱心的人。



生命化教育实验没有申请正规的课题，在学校参与的过程中，也没有评估。生命化教育实验只是源于一种价值认同，然后大家以自己的方式，共同来做“属于你”的生命化教育。

更多的考虑的是教育能不能“有所”改善，能不能“有所”突破。

让老师一起来读书吧，让老师一起来相互听课吧，一起来讨论吧。

“大道是相通的。”某一个教育理念，不在于它的道理多么深奥，而在于坚持。

这个课题不是他律的，还是自律的。强调教育更多的成为一种自律性的行为。

生命化教育提倡教师变成一个读书人，变成一个耐心的记录者。每天记录教育中发生的问题。

过去的日子，到哪里去了？我们教书教了这么多年，是不是更有智慧了？有哪些教育对孩子是有启迪的呢？让教育变成反思性的。

所以，教师往往需要视野的开阔，知识的丰富，情趣的多样；教师往往是个杂家，是个对知识有好奇的人。

在目前的情形下，有作为的地方不多，但能够有所作为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让自己在有限的情形底下，“有所”觉悟，“有所”提醒。

一些老师觉得生命化教育是个遥远的理念，比较切近的地方要怎么做？“一个人睡好了，看世界的眼光都不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的人，生命一定是有规律的。长的像教师，生活的也要像教师。

曾经给一个老师的三条建议：“休息好，多喝水，在不需要大声说话的时候，尽量小声一点。”

让别人舒服，自己心里肯定舒服。

生命化教育倡导从小处做起，从个人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但又不会陷入一种琐碎的事务，因为它总是处于一种批判性的状态。

无论孩子犯什么错误，都不能当众批评孩子，要给孩子留一点自我改善的空间。

好的学校文化，就是让人很自如的在里面生活。让人生活其中，非常熟悉，完全忘记了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老师应该让学生产生知识的折服，道德的肯定，情感的依恋。

教师要有对职业的认同感。“越早有职业认同感，越有利于你在职业上的成功。”

佐藤学提出的改变学校的两种方式：拍下上课录像，课后研究；推开窗，教师之间相互倾听。

让自然的常态的教学升华为自觉的教育追求。

最可怕的是，学业的失败导致人生的失败。老师要伤了孩子的心，这种伤害仅次于父母的伤害。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对孩子的评价，往往决定了他的终生。

有时候，教育最可怕的事情可能是，辛辛苦苦的做罪人，起早摸黑的做坏事，而自己还不知道。

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有价值理念的独到选择。

教育有时候还可以这么悲观的理解：我们这一代没有希望，至少下一代还是有希望的。



中午休息的时候，张老师在郭校长办公室里谈起一个话题，他说：“不要去谈爱国、爱校、爱家，而是要谈国爱我、校爱我、家爱我。”

下午两点，在充满书香的小型会议室，洪塘中心小学的二十来名老师参与了“开启智慧 润泽生命”——与张文质、凌宗伟校长的生命化教育对话活动。大家就一些教育教学中碰到的具体问题，共同分享，共同交流。下午的讨论活动一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管季超0712

教育就存在于生命之中(完整）
                                   

                                     张文质

1
一个温和的人在思考自己的温和时，也有一种隐约的不安：温和是一种谋利的伎俩吗？如果不是，温和显然是一种文化的弱势，远离力量、激情和锋芒，甚至有一种缺乏想象力的意味在里面。所有的对比，在这个时代，都使人容易向往自身拥有一种强大的能量。我们是经常坐卧不安的一群人，不是因为睡眠不佳，而是，我们总是要个不够，太多的匮乏和匮乏造成的可怕的经验，让我们永怀饥饿和对饥饿的恐惧。当我们试图把握自己时，我们既是含糊的，又时常有一种你意想不到的锋利。我们会说，这样的迷惑不解也不时困扰了心灵的安静。

温和不单是一种文化品格、一种教养，像人们常说的礼节、风度，温和可能也是某些人与生俱来的东西。谁知道呢，“他就是那样”，他身上总是有着最大的关于个人性的秘密。的确，人所以成为人，你可以找到无限多的依据，说得明了一点就是那些普遍的人的属性。

说起来正是这样的对人的信心，使我们把探究人变成了一种科学，变成了日常工作，今天这也已成为常识。但是有时某种消极的思想，仍会强调，对人的某种个人性的无知是必要的，这样的无知或许也是一种尊重，也有助于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自己，由此他就可能同时发展了自己。过量的追问与好奇，也会引起很多的不安，也会使人对自己产生一种被动感：似乎我非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不可，非得敞开与接纳不可。尼采说：一个被完全理解了并被归纳成一种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是死的。我更看重的，则是某种心灵与生命的神秘性、不可知性，因为只有如此，它才是有欠缺的、不完备的。或许它时时能够从中变得鲜活，它是从自己的不完备中汲取了滋养，它有属于自己的成长的空隙。

总是只有少数人，既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又具备了普遍的辽阔的对他人对其他事物的关怀，这样的判断不是从统计数字中得到的，而是我们“想一想”大概就能知道了。不管怎么说，所有优良的品质都是让人心生敬意的，甚至心生感慨的。所谓的敬意来自于我们对高处和远处的仰望，我们总是多少知道一点优质人生对一个人构成的吸引力。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心生感慨呢？我常常要把某种奇迹首先归功于命运。正因为太多的不可解、不可思议、无能为力，造就了生命不同的样貌和差别，我们接受并试图在理解这样的各不相同时，就不单只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完全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生活在命运之中，我们把命运作为了理解的前提和构造世界的依据。我们生命中便有了一种自见力，这种基于爱和怀着爱的幻想的自见力，或许有助于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再创造。



教育就存在于生命之中，我们大凡可以从生命中听出、看到或者描摹出教育的某种形象、态度和形式，同时我们也是从自己的生命中印证、参照、校正这些所谓的教育的。比这更困难的是，生命从来就依存于具体的时代，生命又总是个体的、动态的，教育也因此而变得灵动不居，复杂异常，所以任何简单、呆滞的言说总是容易被引入歧途，任何“深信”也总会惹上麻烦。教育中的爱既是质朴的，发自人的本心；又是被激发出的，明察秋毫、深思熟虑的。教师在从事这样责任重大的工作时，既需要原初的端正，更需要用心的、持续刻意地使自己“变得”更有这样的爱的智慧。



同时，我们始终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自我提升并非在真空或比较纯净、“最适合教育”的状态中进行的。可以肯定的是，教师也需要成长，教师的成长总是更困难。教师既是引领者，他所有的行为势必要特别谨慎、自觉才行；另一方面，无论我们怎么自觉，也都难以使我们变得更有自知，更善于自变，而不断添加的各种复杂的压力，只会使教育工作变得更为麻烦，更难见成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到教育，会马上想到教育是难的，教育是一种麻烦，无力，无用甚至教育本身就是反教育。



说教育是慢的艺术，已经饱含了对教育的信赖与祝福。但是，就是这样“消极的积极”，其实也难以在喧嚣的时代，引起更多人对教育审慎的思考。在持续的匮乏和独断论盛行的时代结束之后，人们会普遍丧失从容与耐心，这几乎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能够做的最为重要的，往往就是最为简单的工作：从头开始学习常识，传播常识，践行常识，一点一滴地使自己变得正常一点，让我们从饥饿、恐惧、贫乏、仇恨中渐渐挣脱出来，变得更有理解力、更有包容精神，也更从容一点、耐心一点，想来已经善莫大焉了。



在教师的职业本分中，思考力一定会放在至为重要的位置。我们生于“这个时代”，我们从事着帮助一个个生命变得更为美好的工作，思考却往往使我们无法快乐。这个神圣的职业，充满了无数难以通融、穿越的悖论。也可能，解脱与超越总是更了不起的。我们不妨就用意于使自己更丰富、更开阔一些吧，一望无际的光辉意味着什么呢：赞赏性的工作，专注的体验引起的忘怀，人生在忙碌和惊讶中过去了。



不过，很多时候我会从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状态的思考中，突然领悟到自己的不安全感。有趣的是，这样不安全在我身上并不是持续存在的。因此我并不长陷于惊慌与紧张之中。即使这样，我仍然知道自己的麻烦所在。我一定受过很多的刺激，有过令人沮丧的童年，我从阴影中走到光亮之下，我生命的底色是灰暗的。

“改变”是一个消极的词，当不适应、不顺利、不自然时，这个词就出现了。如果说到教育，更恰当的词应该是“保持”和“复归”。我以一种天真的想象力，去想像人性中有一种最好的东西原先在人身上是存在的，只有这样说时，那两个词才显得格外有价值。由此持续推导下去，我紧接着要说的就是在教育中总是包含着无条件的爱，这是教育的依据和原动力。它不是注入和强加的，它是一种在自我发现基础上的用心培植。它植根于信仰，并成为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不会急于找寻任何的辩护词，对自己的生活，任何的辩护又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用一种嘲讽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也愿意始终生活在自责之中。说起来，有些领悟也是早就出现了，自责不是一种情绪，而是，我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我大概是诗人聂鲁达晚年诗歌中写到的“总是自己”的自己，无论出发与回溯，最后一定是回到“自己”。我所有的力量都与这样的专注有关，所有的歧途与局限也始于这里。我无法摆脱的困扰中，有一条是这样表达的：我一直是“晚年中国”的病人。这个晚年中国越来越多地让我产生末日感，末日不是突然到来的。末日不是“人皆有死”，而是没有出生的人也死了。所有的记忆、眷恋、想象同样毫无例外地突然湮灭了。正像一位极端的思想家所说的那样，今天“不应该死的人是很少的”，“但他们却死了”，而“大多数人”仍活着。这既是事实，也是末日化生活中一种普遍的景象。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词典里从未出现过“应该这样”之类的说辞，我也真不知道自己所受的是什么样的言语训练，我最为热衷的工作始终就是“自我偏离”，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我更愿意始终保持对自己的怀疑，我在自己的内心居无定所。

当夜晚到来时，思想者的乐趣不过是窗户、灯光、练习写字的本子。看着自己的字迹，我常常会怀疑自己白天所承担或者以某种方式承诺的责任，我不大可能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时代的“先到者”，当然我也并没有任何理由与可能“晚到”。有时，我明白一些事实，一些不可改变性，它就是“只能这样”，这不是一个陷阱，这里更像适合我们睡眠的地方。我即使说知识是无用之用，我都已经对知识做了夸大。

这些矛盾根植于可怕的心灵。翻来覆去的态度使常识也变得不可靠。当你试图驳斥这样的言辞所造成的虚无感时，很容易被激怒，因为这里所呈现的只是幻象，而不是事实。价值当然隐藏在无数的事实之中，但是你已明白，所有的寻找都是徒劳的，这是一个只会引人陷于歧途的时代，这个时代未来比过去死得更早也更难堪。

我必须是怯懦的——我常体验到生命这样丧失勇气的存在感。

2
这个国家最有天分、最具革命性的思想者为传播常识以身犯险，以至于完全被噤声。这又成为一种对生活的简单认知。他们的敌人却已蜕变为毫无面目的利益共同体。也只有在利益之中，谎言不断地自圆其说，并获得一种更有效地钳制思想的利器。今天我们所有的恐惧不是首先源于此吗？我们甚至在越来越甚的恐惧中，内心也变为腐败、晦暗，找不到生命因为对远方的瞭望而理应能够得到的光明。一个民族往往会因为现实无限堆积的窘迫而使历史上无数的先人都不得安宁，他们仿佛也成了负债人。于是我们生命中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空洞，既被历史抛弃，又带着历史的原罪进入其实毫无希望的新生活。

当我明确表达一种沮丧时，我心中是有过缅想的。不复存在，丧失，出现意外，不能如期而至，悖谬，类似的体验转化为散乱的思想的结晶体，时间久了，你又会说这又有何益呢，在何处曾经确证过碎片般生存的价值？你说到理解时，就是理解吗？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视线从时代、从人类，逐渐收回到自己，这样的理解力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一种失败的标志。那些最优异的思想者想必也是极度自恋的。他最终总是以自己来构造对世界的想象。可惜，在今天，几乎找不到有如此生命强度的人。也只有那些极罕有的人，能够耐心地为真理而活。剩下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难以被发现与接纳的，一个异乎寻常的存在。

一个不像是麻烦的麻烦，今天我们无须任何的说辞就足以把自己放置在为所欲为的状态，这又是一个好的时代，只有不断更好的时代。因为众所周知的理由就是匮乏、恐惧必然导致创造力的丧失，当创造力丧失成为普遍现实时，我们就无需为创造力承担任何的责任，放任自己，半睡眠状态被描绘成了某种相互模仿的时代性的精神特质。“很脏，很乱，很快活”，“唯一的罪恶就是不能过得比原来更好”。任何浅薄的谎语都能派上大的用场。我们的教育就开始于这样严酷又有效的训练。

有时，离奇的矛盾几乎要压垮了一个人，那是一个倾听先哲声音又注视着自己脚下的人。他也是一个未完成的人，一个半成品。首先他对自己的“成人”，就抱着最大的怀疑。这种怀疑引发了对生命和文化的虚无感，这一点也无可指责，因为它就是一种普遍状态。“不寄希望于过去，更不寄希望于未来”，这样的“现实感”会使人蜕变为一个“活物”，最强大的力量都用来去感受和“生成”现实，依势而活，活得不三不四，因为生命中早就失去了真气。由此，你也可以明白，我们多么容易服从了现实的残暴统治，从个人的有限性和无力感中得出现实的不可改变性。所有极端的统治，都渴望着时间的胜利，时间摧毁了耐心和激情，时间宰制了所有的想象力。

因此，在所谓的“渴望”中，有一种不为人知的荒谬，“渴望”免不了倒向虚无。时间太强大了，时常它总能用最快捷的方式扑向你，使渴望变成了无望，变成了凌散，变成了“原来如此”。

而我信赖的思想者哈扎拉尔，由此而感慨说：“绝望之为绝望，是在于它的停止状态。在那里仿佛一切都到头了。”生活中需要有一种回转的艺术，“真正的绝望是对生活的绝望，你有时会滥用了对思想的信赖”，哈扎拉尔不关心谁能活得太久、谁最终能够得胜，“所谓的伟大，其实就是进入绝望又能够从绝望中逃脱的艺术。”“所有极端的思想家都不可能活在世俗的荣耀中，思想的纯度正好与生活的欢愉度成反比。”哈扎拉尔说自己不想成为教诲者，尽管这是巨大的诱惑，他对自己的描绘是愿意在于世无补中“自成一格”，“这一格”大概也包含了对肉体欢愉的某种敬意。

哈扎拉尔还有另外一个见解是他愿意反复阐述的。“一个人最难的是如何穿过自己内心的黑暗，这样的黑暗之丰富、庞大、坚硬都是难以想象的。人所有的命运感、奇怪的挫折、离奇的体验以及生活中所有的丧失都会凝聚成生命中最奇妙同时也可能是难以化解的心灵的障碍。人的任何反常反应都可以在此找到因由。”我前文谈到的“自见力”，我一定说得太轻易了一些，其实人才是自己最大的蒙昧和歧途。人是自己的反面，人必须有引导者，大多数人会把这个引导者概括为：宗教和大自然。



3
这些都是多么灰暗的词汇：沮丧、懒散、冷漠——现在我探究的不是这些词如何成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写照。如果我思考，就会有深深的纠结和疼痛感，我用一种还原的方式审视自己的状态，我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伪善者。

这里说的已经是一种过去时，尽管一切远没有终结。伪善谋取的首先就是某种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其实更让人惧怕的状况是，这是根本无从选择的必然，看看我们的学校，看看从头开始的被宰制的生活，所有精心的算计都转化成了细密的控制与规训。我们甚至越来越丧失精神的被侵犯感，精神的沦落同时导致活力的消失，可控制、可操纵、可役使，目光逐渐转入所谓的个人私生活领域，一个人一旦脱离对社会的关怀，以及由自身命运而引发的对人的普遍命运的忧思，人就穿上了坚硬的与世隔绝的铠甲，人成了一件消费品，一种“无害”的草本植物，一个无个人性的活物——同时，与之相伴的是更严重的社会危机，一个精神麻木的社会，腐败、堕落定会日趋严重。那么，反过来，一切又成为每一个人的危机。

我们普遍深切地经历与承受着这一切，同时更加顺从地理解自己生存的处境。伪善已经不是什么罪过，所有的屈辱都似乎能获得某些补偿。权力为巩固自己的利益而疲于奔命，所谓的主流与正统逐渐成为谎言的代名词。据说上海世博丹麦馆的墙上写着：我们不祈祷，因为我们彼此信任。我们要写下的则应该是：我们不祈祷，因为我们谁都不相信。在社会秩序与人和人彼此关系中，不相信成为首要的考量。一方面，权力制造和利用了不信任，同时权力也从不信任中开始坍塌，它必须不断加大各种维持、防范、修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透入这些表象，我们则看到这一切实际上是一种恶的循环，一种崩溃的日渐加剧，谁也无法预见它的未来。恐惧和冷漠成为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关键词。

我所体验到的不就是来自自身与这个时代的呆滞吗？我们一心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既是守夜人又只适于这样无尽之夜。我仍想在说出感谢的同时，继续自己没有任何意义的缅想。



曾有位朋友问我“当你写不出文字时，你会怎么办？”他关心的大概是像我这样沉思默想的人一定要找一些文字的事来做。其实沉思默想才是我最大的事，所有这样的工作都只是一种习惯。现在我已经做得不大好了，我说的太多的话已经漫延开了，我也时常受这样的生活支配，仿佛把自己交给一个我畏惧的对话者，我对他一无所知，同时又在空气里寻找他所给我的启示。我正受到他的一些恩惠。

我越是无法清晰地把握自己所喜爱的事物，越是要持续地思考这个可能的存在，去经历聚精会神后的疲倦，感受生命日渐衰老带来的茫然和失落。一个人的幸福完全来自于他自身，他对幸福的期待，他服从事物内在原则的能力，他能够使自己变得毫不犹豫，服服帖帖，他的坚定、明确与阔广。

我发现自己一直置身于失败与无所归依的循环之中，在微小的事物中我可以体验它的诗意，却无法使自己建立某种信任，我太在意与生俱来的沉重了。每个时代，人们想到自己所过的日子，表情都会有点虚张声势。

管季超0712

教育，让生命在场

——张文质谈生命化教育
本报记者  茅卫东

    张文质：生命化教育课题的倡导者、研究者，《明日教育论坛》主编，《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执行主编，《慢教育》丛刊主编。长期植根于中小学课堂，关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与教师的成长。
    主要著作有《唇舌的授权——张文质教育随笔》；《保卫童年——基于生命化教育的人文对话》；《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词》；《教育的十字路口》；《幻想之想——一个教育者的内在冲突》；《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等。主编有全国第一套《生命教育》实验教材、《生命化教育探索丛书》、《生命化教育丛书》、《中国最佳教育随笔》第一、二辑等。
    个人博客 http://blog.cersp.com/34964.aspx

    教育是慢的艺术，立竿见影的教育常常就是对教育的反动

　　中国教师报：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说，这些年冠之以“某某教育”的提法不下数百种。您倡导的“生命化教育”是一个什么概念？
　　张文质：我一直在避免直接回答什么是“生命化教育”，因为读解的同时，可能会把它开放的意涵给限制了，我们应该把一个新理念放在尽可能更开阔的理解领域去探索。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表达的话，就是：把对儿童的理解、关爱、信任、成全，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体现出来；它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上的表达和理解，它必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这就是生命化教育。这个课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它必须具有实践的可能性和勇气，即你必须去实践、去推动、去尝试，才能知道什么是生命化教育。
　　生命化教育的理念，它本身就需要用一种生命的方式去直面教育的现实，去理解教育的困难；同时，用这样的生命在场的方式成全的不仅是受教育者，每一个教师也将因为自己的生命实践而不断地去确认自己工作的意义，确认自己存在的价值，从而不断获得生命本身的丰富感、满足感和成就感。

　　中国教师报：您能更为详细地介绍一下生命化教育的内涵吗？
　　张文质：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说吧。
　　首先，生命化教育是对可能更健全的生命的成全。
　　对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都具备了更健全发展的可能性，每一个生命个体都内在地蕴含了这种更健全的可能性。生命化教育就是要培植人对生命的珍爱，要让每一个人都有过更有尊严的生活的意识，引导人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期待。

　　第二，生命化教育是随顺人的生命自然的教育。
　　我对教育有一个理解：勤未必能补拙，扬长远胜于避短。生命化教育是要把人的禀赋中属于他个人的、别人不可替代的、有他独特性的、“内在而真实的力量”培育出来，对一个人生命中不存在的能力不要抱奢望。
　　生命化教育坚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善端。好的教育，就是要随顺人的善端，让人美好的潜在特质尽可能地发挥出来，把人从自然状态引导到应然状态。这也就是著名的哲学家黄克剑先生经常提到的一个教育终极目标：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
　　这一切，当然都要用自然、恰当的方式来达成。生命化教育也强调方法，但强调的是方法要随顺人性，方法要针对生命的个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方法一定是开放的、灵动的、因人而异的。也可以说，这样的教育智慧一定来自于教师对自己工作的不断深入的反思。教育的智慧也来自于教师的责任，来自于他对教育持久而专注的思考。

　　第三，生命化教育是个性化的教育。它肯定人的天性，肯定人的独特性，在每一个人身上寻找最佳突破口。在强调个性的背后，其实就意味着教育需要对人的各不相同的特性的由衷尊重。这种尊重落实到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几乎就可以看出教育确实是一件艰难的、费力的、复杂的工作。所以它本身也只能是“慢的”，操之过急与妄下断智都可能使教育变得粗糙、生硬与武断，立竿见影的教育常常就是对教育的反动。所以对每个生命的耐心、包容、理解、成全，其实也就是教育所应有的最基本的立场。

　　第四，生命化教育是人的心灵觉悟的教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策略和方法，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觉悟，最重要的就是人生意义的觉悟。人从混沌未开、浑然未觉的状态里逐渐地看到人生的方向，看到人生的可能性，看到追寻的目标之所在。第二层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价值在哪里，我们也仍然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觉醒。另外一层更重要的就是在人生旅途上我们努力把自己真正地成就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真正的教师，我们身为学生和老师，我们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不断地去充实自己——更少的私欲和羁绊，使自己的工作不断成为心灵之需和幸福的源泉。
　　也正因为如此，在生命化教育课题实验中，我们重点不在于给教师作具体的教学指导，而主要是理念的传播，鼓励教师的实验与自我反思，用完整的生命观来看待课堂，看待每一个学生，不断在生命的相遇过程中提升自己的教育智慧与境界。

　　第五，生命化教育是一种范本教育。
　　这里我还是引用黄克剑教授的表述，他提出：“生命化教育是以心灵之觉为它的韵致所在的，因此，它的主导途径便不在于逻辑思辨或道理上的条分缕析，而在于通过范本的直观达到心智的开悟。”范本教育强调直面生活，直面经典，“所谓直面生活，是用他自己最情愿的方式把亲历亲记的生活感受说出来。所谓直面经典，就是直接去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读这些作品就是跟一个又一个范本照面，跟提供这些范本的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照面，照面是无言（道理上的那种言）的，却是神交的，神交的过程就是接受范本教育的过程。这种直面生活，直面经典的教育是受教育者的生命始终在场的教育，换句话说，是生命化的教育。”

    个人是最有意义的，他的教育认同感的确立，他的心态、行为方式的变化一定能够带来虽然有限但却是真切而积极的教育影响

　　中国教师报：您上面所说的内容，似乎可以说就是教育本身的目标和意义所在，生命化教育是一种新的理念还是教育的回归？新课程改革也强调基础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生命化教育它与新课程改革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张文质：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存在着返本开新的特点。古今中外，教育的研究者都试图找到最有助于促进儿童发展的方法，很多教育理论也总是要回到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与成全上来，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一种“返本”。但是任何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教育思想，肯定又是与时代精神相通、与时代需求相适应的。虽然它的表达方式看起来可能是“旧”的，但它却能唤醒人们“新”的热情。生命化教育也是如此。

　　基于我们的民间立场、草根情怀，我们更为强调的就是要直面历史、直面现实，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与独立抉择。面对中国今天教育的深层处境，生命化教育主张的是“被动的主动性”（佐藤学语），或者说是“消极”的教育变革，也就是从能够改变的地方开始，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累积进步，有所作为。

　　我们很难干预也无意于干预学校的生存形态，但是，面对教育现实，作为有责任感的教育研究者，我们也有自己的回应方式。这种回应方式首先意味着教育的变化是可能的，所有的努力一定是有意义的，只要我们对自己努力的目标不过于急切，我们就能够找到更为恰切的推进教育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具体的教师个人。我相信，个人是最有意义的，他的教育认同感的确立，他的心态、行为方式的变化一定能够带来虽然有限但却是真切而积极的教育影响。其实这点说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我们相信人性的美好、生命的美好，只要我们仍然葆有积极的建设者的态度，你就能够感受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变革者。

　　生命化教育强调个体，强调每一个个人，强调每一次的相遇，强调过程，它是一种可实践的理念。我经常感念的是朱熹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做事情要“宁浅勿深，宁小勿大，宁下勿上，宁近勿远”。有了这样一种心态，我们的生命就能变得更为从容，更有耐心。

    教育是服务，建立在对个体差异的理解与尊重的基础上，教育需要生命在场

　　中国教师报：任何一种教育理念都不能仅仅停留在表达和理解的层面，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来。您似乎很强调生命化教育的实践性，那么您对生命化教育实践性的强调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在里面吗？
　　张文质：为什么要提出自己的教育理论，有什么样的教育诉求，这是每一种教育理念都要回答的核心问题。生命化教育是对可能更健全的生命的成全，强调实践性也就是强调生命的在场，其核心就是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有“具体的人”，要与这个“具体的人”不断地进行对话。只有在这样的对话中，你才能发现差异，同时明白理解与尊重差异是多么的重要，这其实就是教育的前提。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只注重学生最后的考试结果，看重班级的平均分，却看不到学生个体间的差异，看不到教师工作的艰难与独特，这样的管理模式简单而粗糙，从哪里能谈得上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个体呢？

　　中国教师报：生命化教育，听起来像是一个励志性的理念，那么，在教学中怎么贯彻、体现这个理念呢？
　　张文质：其实，所有有价值的教育理念一定都是在对人性尊重的基础上，对所有生命个体内在热情的激发。生命化教育理念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内在的温度，感染、启迪了它的探索者，使他们能够持久地围浸在自己探索与创造的激情之中。我相信，正因为我们强调对个体差异的理解与尊重，强调教育的生命在场，所以就必然会更看重教师个体的经验与智慧。好的教育就是一种服务，它强调的是教师在生命的相遇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教育姿态，努力理解学生，并采取灵活的教育方法为一个个具体的学生服务。特蕾莎修女曾经说过，“信仰的果实是爱，爱的果实是服务”，而这样的服务一定会因为个体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而千变万化。

    教育的艰难和生命的差异不是你带上几个锦囊妙计就能解决的

　　中国教师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课题？一路走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文质：我们是从2001年开始这个课题实验的，我们从走进一所学校开始，从与一个教师的对话开始。今天，福建、广东、海南、内蒙古、新疆、黑龙江、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山东、河南、云南等地，都有我们课题的实验学校，此外还有更多地区的教师以个人的方式参与了我们生命化教育课题的实验。
　　说到困难，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教师的素质，也不在于校长的教育观念，因为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我们要共同变革的。中国基础教育今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严酷的教育现实。我走了很多学校，发现这些学校基本上处于这样三种状态：检查团要来了、检查团刚走和检查团正在学校。滔滔不绝的各种检查与评比，使学校丧失了起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校长们很被动，根本静不下心来思考教育，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每天听两节课的校长现在完全是不可能了。教师要潜心课堂教学也很难，他们时常要被各种检查与“荣誉”所困扰，而处于浮躁与焦虑状态之中。这样的处境对学校的伤害很深，同时也在为功利化的教育推波助澜。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今天更多的基础教育学校尤其乡村学校仍然相当贫困，对他们的帮助与支持可以说是甚为微薄，这种责任的缺位所造成的后患仍没有引起足够的思考。生命化教育正是在各种困扰之中，用心而坚韧地扎下自己的根。我们也应该诚实地说，并不是付出努力都能够有收效，我们不生气，也不泄气，更不会放弃。

　　中国教师报：生命化教育课题实验很少给教师作具体的教学指导，这会不会陷入一种虚无？就像以往有些教育实验，刚开始时大家都很兴奋，一段时间后，慢慢平静下来，最后无疾而终。生命化教育会重蹈这种覆辙吗？
　　张文质：生命化教育没有具体的操作模式，而是大家共同探索、实践。你去听课，其实就是走进教育的现场、生命的现场，教育的艰难和生命的差异不是你带上几个锦囊妙计就能解决的。生命化教育理念看重的是教育理解与教育现实相遇时的顿悟，在这里，谁也不是先知先觉者。而且，生命化教育课题实验重视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努力，而不是组织化的课题机构，它也没有所谓的团队核心，我认为自己只就是一个倡导者与召集人。我觉得，在今天的文化背景下，我们都要特别警惕每一个人身上的集权倾向，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独裁者。
　　为了避免轰轰烈烈走过场，我们更强调理性思考，学校思考怎样选择发展道路，教师思考如何对自己的、对孩子的一生负责，大家一起走进课堂，共同探索、提升对教育的认同，激发对教育的热情。这两年来，我们尤其强调对教师个体的关注，以民间化的立场努力构建“教育思想共同体”，注重个人教育的实践，通过“1＋1读书俱乐部”、“网络在线讨论”、“博友专业研讨”等互助的方式，促进教师的自我认同，打破教育探索者、先行者的孤岛状态。在生命化教育课题团队中，我们既是合作性的同事，也都是对“伟大事物”的探索者和分享者。

    哪怕只影响了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也不会虚度此生

　　中国教师报：您对生命化教育的前景很有信心。
　　张文质：现在，整个社会都很功利，教育也不例外。急功近利其实也就是对未来的茫然与恐惧，所以只想拼命抓住当下的一根救命稻草。
　　教育是慢的艺术，教育改革也是如此。生命化教育更强调个体的价值，我相信，在教育工作者队伍里，会有更多觉醒的个体，而教育变革也由此变得更有可能。人性的光辉或多或少地在每个人身上闪耀着，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是有善端的。这也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坠入更可怕的深渊的原因所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反省自己心中的信仰，反思自己精神状态出现的问题，同时不断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教育变革是很困难的事，生命化教育走进学校也不容易，但是，这几年，校长、教师的精神状态在发生变化，共鸣越来越强烈了。比如我们的“生命化教育研究”博客自2006年初正式建立以来，点击量达200多万，评论数达4万多条；生命化教育群组自2006年7月创建以来，点击量近3000万。
　　对我来说，人生的价值就是在对职业、对事业的认同中，努力使教育工作真正成为自己的命业。从事教育工作总是有意义的，哪怕只影响了一个人，我相信，我们也不会虚度此生。记得有一次，我到广州讲课，课后，主持讲座的校长流着泪说：“听完讲座，我明白以前对自己的孩子过于苛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要对孩子好一点。”我想这就是对生命的一种觉悟，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就是在这样的每时每刻的“悲欣交集”之中吗？

    张文质教育小语：
    1. 在现行体制之下，所谓的“好教师”往往是心肠比较硬的人。那些个人心性与教师职业要求严重矛盾的教师，往往特别的痛苦。
    2. 在竞争剧烈的环境中必然人人自危，彼此间充满敌意，真正的合作、惺惺相惜是不可能的。
    3. 好教师从来就不是靠培训造就的，更不是靠检查、评比、竞赛造就的，好的制度加上自我期许，才是好教师成长的必经之路。
    4. 对生命的热情，对知识的热情，对未知的探究的热情，是教师成为教师的奥秘所在。“热情”应成为教师的第一品格。
    5. 如果没有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关注、尊重、宽容，我们怎么能说我们所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呢？
    6. 教师不仅不能用言语伤人，还要警惕习惯性的“用眼睛杀人”；不仅要学会等待，还要学会忽视，大题小作，甚至视而不见。
    7. 任何人的成长都是一生的事，所谓“恍然大悟”，从来就没有在儿童身上发生过。儿童改正不了自己的错误，儿童不断重犯同样的错误，这些也许都不是儿童的错，或者可以说儿童只能这样犯错。
    6. 教育需要的是持久的关注，耐心的等待，需要的是潜滋暗长潜移默化，“立竿见影”往往是有害的，甚至是反教育的。
    7. 以我有限的学识和遭遇所获得的判断，我厌恶“轰轰烈烈”的教育，那不是教育。一切“轰轰烈烈”背后都充满了露骨的功利取向，都可能导致对教育的扭曲。
    8. 今天谈论教育，要丢掉幻想，避免虚拟，甚至也很难勾勒未来，你是不能等着各种条件改善的那一天的，能够以更健康积极一些心态做力所能及的改变，已经善莫大焉。
    9. 任何有意义的变革都是在人内心发生的，教师需要为自己心灵的自由预留开阔的空地，教师也应该为自己优质的生活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所有进取的努力都可能意味着一种自我救护、一种有助于提升生命的自我期待。
    10. 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秉持这样的信念：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生加以培养。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对家庭承担的最大的责任，同时也是对社会做出的最基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