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将编修《孝感翻译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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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著名碑刻：龙藏寺碑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楷书，碑阳30行，行5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

　　《龙藏寺碑》书法宽博和谐，其用笔细劲轻松，具有流动感和轻重变化，结体以方正为主，略呈扁形，左右开张，点画精丽而有法可循，给人以清爽匀称的感觉。此碑为隋代刻碑中的精品，对唐代书法，特别是唐初诸大家的影响甚大。

　　★唐代著名书法家
      1.欧阳询（公元557-641 ）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

　　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著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其主要作品有：
     1 ）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立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 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原石久佚。此碑书法笔力强健，结构紧密。早《九成宫》一年而书，故风格极相似，但谨严有余舒展不足。元赵孟俯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清代金石家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醴泉铭》。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2 ）九成宫醴泉铭：《九成宫醴泉铭碑》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楷书24行，行49字。

　　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3 ）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十月立。楷书36行，行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4 ）张翰思鲈帖：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 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 ”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

　　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5 ）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6 ）梦奠帖欧阳洵以楷书名，其实他的行书也很出色，其中以《梦奠帖》为最佳。

　　《梦奠帖》全称《仲尼梦奠帖》，七十八字，无款，但流传有序。郭天锡在跋中曰：“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

　　2 、虞世南（公元558 －638 ）

　　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

　　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

　　虞世南传世的书迹有：
     1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

　　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

　　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

　　2 ）汝南公主墓志：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纸本，行书18行，共222 字。此帖书法温润圆秀，用笔近似宋代米芾，故有米临之说。明王世贞评此书：“潇散虚和，姿态风流，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就是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相传唐太宗临右军书法，写到“戬”字时，虚其“戈”令世南补之，然后拿给魏征看。魏征说，圣上之书惟“戈法”逼真。可见虞世南书法造诣之深了。

　　《汝南公主墓志》前几行确实与虞世南的楷书风格相一致，具备了含蓄深沉，外柔内刚，凛然不可犯的风度。可惜后半部则流于荒率，疑为伪作，不无道理。此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3 、褚遂良（公元596 －658 或659 ）

　　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

　　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凹姹* ，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其主要代表有：
      1 ）倪宽赞：《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 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

　　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2 ）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21行，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3 ）阴符经：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 字。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笔法，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雁塔圣教序》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书风格的作品，字体清丽刚劲，笔法娴熟老成。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在字的结体上改变了欧，虞的长形字，创造了看似纤瘦，实则劲秀饱满的字体。

　　4 、薛稷（公元649 －713 ）

　　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他是魏征的外甥，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

　　他书法学虞世南和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足见他“锐精临仿”。《广川书跋》说他“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成一家”。这就是宋徽宗瘦金书之所由出。有《信行禅师碑》传世。

　　其主要作品：
      1 ）信行禅师碑：唐李贞撰文，薛稷书，唐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八月立。原石久佚，仅有清何绍基旧藏剪裱本，现存1800余字。此碑书法瘦劲妍媚，下开宋徽宗“瘦金书”之先河。清吴荷屋云：“用笔之妙，虽青琐瑶台合意之作亦不过是过。”此碑明显的汲取理褚书的特色，有一种清健娟秀的风韵。尤其是竖法的微曲轻勾，纯然是褚书的面目，然于笔的起落间又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不失为唐楷佳品。

　　5 、陆柬之（公元1045－1105）

　　江苏吴县人。他是虞世南的外甥。书法早年学其舅，后学“二王”。后人称其“晚擅出蓝之誉”。他的书法遗迹传世者甚少。《绛帖》有陆字廿五字，又有行书陆机文赋一卷。其书法，赵孟俯以为“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子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者希耳。”我们看陆书《文赋》墨迹，亦如陆机《文赋》论文所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有逸气，逸笔，直追“二王”。

　　其主要作品：
     1 ）文赋：行书，前李东阳篆“二陆文翰”，沈度隶“陆机文赋，陆柬之书”，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卷流传有绪。赵孟俯跋云：“右唐陆柬之行书文赋真迹，唐初善书者称欧、虞、褚、薛，以书法论之，岂在四人之下耶。然世罕有其迹，故知之稀耳。”此卷书法多自兰亭中来，超逸神俊。有跋云：“其戈波之法，虽得虞秘书而变化不拘，自成一体，殆有逼永和遗迹者矣。”

　　6 、李邕（公元678 －747 ）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他的字从“二王”入手，能入乎内而出乎其外。李后主说：“李邕得右将军之气而失于体格。”恰道出李邕善学之处。《宣和书谱》说：“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由著。初学又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叶有道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为其代表作。他的笔力遒劲舒放，给人以险峭爽朗的感觉。苏东坡，米芾都吸取了他的一些特点，元代的赵孟俯也极力追求他的笔意，从中学到了“风度闲雅”的书法境界。他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其主要作品：
     1 ）麓山寺碑：亦称《岳麓寺碑》，李邕撰文并书，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立，在湖南长沙岳麓公园。行楷书28行，满行56字，碑额阳文篆书“麓山寺碑”四字。

　　《麓山寺碑》是李邕行楷书的代表作。笔法挺拔，气势纵横。黄庭坚评其书曰：“气势豪逸，真复奇崛，所恨功力太深耳。少令功损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此碑笔力雄健，如五岳之不可撼，历来于《李思训碑》并称为李邕的书法杰作。

　　2 ）李思训碑：全称《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亦称《云麾将军碑》，李邕撰文并书。《李思训碑》唐开元八年（公元 720年）六月立。行楷书30行，行70字。此碑书法劲健，凛然有势。明杨慎在《杨升庵集》中云：“李北海书《云麾将军碑》为其第一。其融液屈衍纡徐妍溢一法《兰亭》。但放笔差增其豪，丰体使益其媚，如卢询下朝，风度闲雅，萦辔回策，尽有蕴藉。“

　　7 、张旭字伯高，吴郡人，世称张长史，生卒年月不详。

　　他得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

　　其主要作品：
     1 ）肚痛帖：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 行，共30字。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2 ）郎官石拄记：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 741年）立，在陕西西安。《郎官石拄记》书，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3 ）古诗四贴：《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纸本，草书，写在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 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

　　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4 ）终年帖：唐张旭书。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此帖作为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5 ）十五日帖：唐张旭书。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扩展。《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合拍。

　　8 、颜真卿（公元709 －785 ）

　　唐京兆万年人，字清臣。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其主要作品：
     1 ）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额亦二，一篆书，一隶书，皆十三字。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
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2 ）多宝塔感应碑：乃颜真卿墨迹，作于天宝十一年他四十三岁时，楷书。碑文结体严密，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与他后来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而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

　　《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此碑最便于初学书法者临习，现藏于系西安碑林。

　　3 ）颜勤礼碑：大历十四年，颜真卿撰并书。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1922年10月在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所立，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宜于初学。

　　4 ）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0 字。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张晏评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5 ）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楷书，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6 ）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 ）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世剪裱本计共901 字。此碑楷书，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基本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进了。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7 ）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 ）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四面刻楷书，两面各24行，行47字，两侧各6 行，每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8 ）争座位稿：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是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后世行草书有成就者大都对此帖下过一定的功夫。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

　　9 ）自书告身：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然疑为伪托。共386 字。

　　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

　　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原迹现在日本。

　　9 、柳公权（公元778 －865 ）

　　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

　　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

　　其代表作有：大和三年《李晟碑》（石在陕西高陵），会昌元年《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石在西安碑林），《苻嶙碑》（无立石年月，柳碑中最完全者），敦煌石室藏旧拓《金刚经》，《神策军碑》等。“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

　　1 ）金刚经：是柳公权早期的书法作品，原石于宋代已被毁，现仅见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拓孤本”。柳公权早年曾广采众家之长，而且特别注意向前辈书家学习。

　　从《金刚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诸家的痕迹。《广川书跋》云：“此经本出于西明寺。柳书谓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此语基本上道出了此帖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柳公权楷书形成的过程及发展线索，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2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立，原碑久佚。《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

　　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3 ）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 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

　　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玄秘塔》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玄秘塔》结字的特点主要是内敛外拓，这种结字容易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独特的面目。

　　10、释怀素（公元725 －785 ）

　　是唐代的草书家，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都穿，秃笔成冢，以“狂草”出名。“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怀素晚年草书趋于平淡。

　　其主要作品：
     1 ）论书帖：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

　　怀素草书，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钟繇），草出张（张芝）。”但无论如何，他的草书总是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目的。而《论书帖》则与我们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他的《书帖》写得“匀稳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2 ）小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墨迹。贞元十五（公元799 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

　　明莫如中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3 ）圣母帖：怀素草书。王世贞评说：“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

　　4 ）自叙帖：《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75 厘米；126 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四字。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自叙帖》是怀素晚年草书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11、钟绍京钟绍京，唐虔州赣（今江西赣州）人，字可大。“以工书直凤阁”，唐武则天时甚为所重。他嗜书成癖，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至数十百卷。

　　宋曾巩《元丰类稿》云：“绍京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宋米芾《书史》称钟绍京书“笔势圆劲”。明董其昌说：“绍京笔法精妙，回腕藏锋，得子敬神髓。赵文敏正书实祖之。”有《转轮王经》、《灵飞经》等作品传世。

　　其主要作品有：转轮王经

　　12、孙过庭（公元648 －703 ）

　　孙过庭，精于书法，尤以正、行、草书擅长。唐张怀瑾《书断》称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劲拔刚断”。唐《续书评》云：“过庭草书如悬崖绝壑，笔势劲健。”《宣和书谱》说他：“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传世作品有《书谱》和草书《千字文》等。另有论书著作《书谱》。

　　其代表作有：书谱：是孙过庭撰文并书写的一篇书法理论文章，也是历代传颂的书法名作精品，它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孙过庭提出了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书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孙过庭的书法上追“二王”旁采意草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宋米芾评道：“凡唐草得' 二王 '法者，无出其右。”

　　《书谱》墨迹为一卷，历代均有摹刻本，真迹现在台湾。

　　13、李世民（公元599 －649 ）

　　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便是行书入碑的代表作。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他亲自为王羲之写传记，不惜重金搜购大王墨迹三千六百纸。

　　李世民“以书师虞世南”（《宣和书谱》），常与虞世南论书，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唐太宗书法师承魏晋，《书小史》称其“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晋祠铭》为其书法杰作，当时各国使节都将精拓本带回去，广泛宣传。

　　主要作品
     1 ）温泉铭：《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一九oo年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温泉铭》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
拗。

　　俞复在贴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

　　2 ）晋祠铭：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 厘米。碑额高106 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

　　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14、李白（公元701 －762 ）

　　李白，字太白，号清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出生于此。虽然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但是在历代书史专著里仍然有着记载。宋黄山谷曾经评说：“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也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可见作为唐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写意情调。

　　书法作品
     1 ）上阳台帖：《上阳台帖》墨迹，李白书。行草书，5 行，24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
台”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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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军书法何以能登峰造极？ (2010-01-06 15:07:08) 转载

标签： 书法《兰亭序》右军王羲之传统书法书法技法理论书法艺术书法作品

    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庾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王旷善行、隶书；王庾擅长书画，王僧虔《论书》曾评：“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庾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早年又从卫夫人学书。卫铄，师承钟繇，妙传其法。她给王羲之传授钟繇之法、卫氏数世习书之法以及她自己酿育的书风与法门。《唐人书评》闩：“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今人沈尹默分析说：“羲之从卫夫人学书，自然受到她的熏染，一遵钟法，姿媚之习尚，亦由之而成，后来博览秦汉以来篆隶淳古之迹，与卫夫人所传钟法新体有异，因而对于师传有所不满，这和后代书人从帖学人手的，一旦看见碑版，发生了兴趣，便欲改学，这是同样可以理解的事。可以体会到羲之的姿媚风格和变古不尽的地方，是有深厚根源的。”(《二王法书管窥》)王羲之善于转益多师，当他从卫夫人的书学藩篱中脱出时，他已置身于新的历史层面上。他曾自述这一历史转折：“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从这段活可以看到王羲之不断开拓视野、广闻博取、探源明理的经历和用心。
　　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惜都声名卓著，王羲之自谦还赶不上他俩。传说庾亮曾向王羲之求书，羲之回答道：“(庾)翼在彼，岂复假此!”庾翼在荆州时，见人们竞习王羲之书体，不以为然，曾说：“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 (王)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但后来庾翼见到王羲之答庾亮的章草，才心悦诚服，给王羲之写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庾翼态度的改变，正是王书不断从一个层次向更高层次攀登的反映。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他的创造与发展，伴随着自我生命的发展、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如陶弘景说：“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在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论书启》)虞和也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惜，迨其末年，乃造其极。”(《论书表》)
　　王羲之志存高远，富于创造。他学钟繇，自能融化。钟书尚翻，真书亦具分势，用笔尚外拓，有飞鸟蹇腾之势，谓“钟家隼尾波”。王羲之心仪手追，但易翻为曲，减去分势。用笔尚内撅，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榻灌直下”。他学张芝也是自出机杼。唐代张怀灌曾在《书断》中指出这一点：“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二。”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钟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书学大师都能“研精体势”。沈尹默称扬道：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脚下盘泥，依样画着葫芦，而是要运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为我服务，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从博览所得秦汉篆隶的各种不同笔法妙用，悉数融人于真行草体中去，遂形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佳体势，推陈出新，更为后代开辟了新的天地。这是王羲之“兼撮众法，备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缘故。
　　王羲之既有洒脱漂亮的外在风貌，“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又有富赡的内心世界。晋代玄学盛行，崇尚老庄哲学，因此，他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当然受其影响。晋室南渡之初，他见会稽有佳山水便有终老之志。辞官归隐后，山阴道上行，山川相映发，自然有应接不暇之感。他又泛舟大海，远采药石，在他的心胸中涤除尘虑，接纳自然万物之美，去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正如《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王羲之的《兰亭》诗写道：“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水滨。寥阒天涯观，寓目理自陈。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当代美学家宗白华评析道：真能代表晋人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示的宇宙观。“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尤能写出晋人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新的灵魂、新的生命。于是“寓目理自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所含至深的理。王羲之另有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宗白华认为“静照”是一切艺术及审美生活的起点。晋人的文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论和晋人的美》)。我们正可从上述的剖析中体会和领悟王羲之的书魂。
　　《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王羲之的书法是留给人们的瑰宝，可惜的是历经天灾人祸，至今已无真迹留存。而且在羲之生前已有人作伪，加上他又有代书人，故其书迹更加真伪难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摹拓本上去窥见它“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风采。
　　王羲之的真书和唐代真书相比较，、显出两种不同的时代风貌。宋代姜夔最多会意，在《续书谱•真书》中云：“唐人下笔，应规人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我们正是从王羲之的楷书中感受到魏晋时代特有的潇洒气韵，无论是字的笔画，还是结构，各尽自然之态，似乎跳动着一颗自由的心灵，当然便与唐人受染于科举功利习气的心手大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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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又称正楷、楷体、正书或真书，是汉字书法中常见的一种字体。其字形较为正方，不像隶书写成扁形。楷书仍是现代汉字手写体的参考标准，也发展出另一种手写体——钢笔字。　　
　　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本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
　　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左图）、《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
　　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
　　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
　　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
　　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
　　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社会，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
　　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
　　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
　　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立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
　　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
　　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
　　小字为古代日用必需的书法，以前科举应试时，阅卷的人大半是先看字，然后再看文章。字如不好，文章再好也要受影响。朝考状元、翰林，尤注重书法。是故凡状元、翰林的小字，都是精妙的。一般读书，也都善写小字。如今硬笔盛行，用毛笔写小字的人不多，但用硬笔临写小楷字帖有事半功倍的明显进效，因此想写好硬笔字，不妨找本好的小楷字帖，加工练习。定能打下坚实基础，裨益终身，受用不尽。
　　小楷字帖甚多，传世的墨拓中，要以晋唐小楷的声名最为显赫。其中通常包括了魏时锺繇的《宣示帖》《荐季直表》，东晋王羲之的《乐毅论》《曹娥碑》《黄庭经》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唐钟绍京的《灵飞经》等。还有元赵孟頫、明王宠、祝允明等小楷作品的墨迹影印本也是非常好的范本。
　　锺繇书法，具古朴风格，惟传世作品《宣示表》《荐季直表》，无一确实者，多为后人传模或临作。欣赏好的摹拓本，可以想像其古雅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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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法的鼎盛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得到很大发展的时代，无论是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是大家辈出，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无不是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特别是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极大，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只有在这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才能造就王羲之这位书法艺术的巨匠。那么，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书法艺术如此兴盛呢？
　　文学艺术不可否认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与影响，但它更直接地受到当时精神气氛的影响。在汉代，对人们思想精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孔子的学说了。孔子是礼法社会的建设者，他创立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是人们所遵循的唯一标准。孔子提倡"臣事君以忠"，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尽力事君，"臣事君以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使臣以礼"，如果君行无道，那就无所谓忠了。自从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被汉武帝采纳后，儒学被定为一尊，君权被极大的强调，提出天-君-臣-民，天子法天而行道，有绝对的权威，对于君，对于政权要求不加任何前提地"忠"，自己要承受屈辱以至牺牲生命，为天、君而存在。孔子的道法精神是"仁"，爱人是仁的出发点，这必须建立在诚的基础上，在于真性情，真血性。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何礼？"假借名义为其私，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乡原"，孔子是深恶痛绝的，他说："乡原，德之贼也"。当时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带来豪门横行，政治腐败，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儒学成了一部分人谋取利禄的手段，成了一切寡廉鲜耻的遮羞布。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尖锐，战争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知识分子痛苦失望。
　　他们寻求解脱和心理上的平衡，于是终日醉酒吃药，裸裎放诞，追求刺激，他们思考宇宙、生命的本质，发挥个性；他们以狂狷来反抗乡原社会，反对统治者借礼教维护自己权位的恶势力。这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不顾名誉、地位，甚至杀身之祸，与虚伪的礼教社会作斗争。曹操以"败伦乱俗、讪谤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了孔融，孔融七岁的女儿、九岁的儿子都死于曹操的刀下，曹操维护伦理的虚伪性可想而知了。司马昭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罪名杀了嵇康。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奏《广陵散》，悲壮而感人。
　　魏晋风流名士反对名教到极致的程度，例如孔子的二十代裔孙孔融，曾大胆反对名教对待父母的理论，他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①孔融从生物家的观点阐述父母之情，令人想到了今天的试管婴儿，可谓妄为大胆，这是一般入难以接受的，但这种对儒家"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伦理纲常不能不说是一种叛逆。许多事实使士人对君主，对朝廷失去了信仰，更多的人再不把忠于朝廷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被强化了的儒家伦理观念的种种束缚开始松动了，他们任情纵欲，尽情享乐人生，用多种方式表现自我，价值取向由原来的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从一个规范的理论天地向感情的世界过渡，名士风流受到了崇尚。
　　不拘礼法，放浪形骸，风流潇洒，成为魏晋的一代风尚，这一时期精神得到了解放，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显示。在这方面有许多例子。根据《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温"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这里的殷侯是指殷浩，殷浩回答他的是"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走过王敦墓，叹曰："可儿！可儿！"他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晋代许多名士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例子不胜枚举。魏晋人士自我价值的肯定、个性的解放，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个人不受有形无形的束缚，个性发挥了，人格才不受扭曲，才能发挥最大的创造性，他的作品才能不因袭前人。艺术在于创造，人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心灵的选择。
　　士人们追求精神寄托，寻找哲学理论的根据，而老庄的"玄虚"正是他们所祈求的，故而老庄哲学便发展兴盛起来。
　　东晋名士们在国破家亡中逃离出来，心中充满了悲伤，但到了江左，进入一个偏安环境，他们潇洒任诞，讲究风度，追求高雅宁静的人生，留连于山水之间，投身于大自然，研习书法、音乐，享受艺术美。
　　宗白华说：晋人风神涝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棨，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散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魏晋书法的特色，是能尽各字的真态。??"晋人结字用理，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他这一段话不但传出行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人这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形容尽致。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一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人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作为东晋名士的王羲之，他的行为举止、心态品格自然打上了风神滞洒的印记，而风神潇洒的心灵又直接与他的书法艺术相联系。朱熹在《晦庵题跋》评《十七帖》中云：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从自己胸襟流出者。窃意书家者流，虽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之所以具有从容衍裕、气象超然、不为法拘的美，是由于这种美源发于王羲之的纯静心灵、潇洒风流，超然出尘的品性风格，这种美是"一一从自己胸襟流中"的《美学散步》。
    二、师 承
　　古代练习书法是出于实用和教化的需要，其中很多人是为了达到参与政治、进入仕途的目的，而作为艺术审美则是次要的，尽管在古代学校教育中书法教育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它并不是以培养书法家为目的的。文字的功用在"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谓"以书取士"是考核和选拔官员的重要科目，并不是从艺术角度选拔书法家。诚然，书法是在书写和应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门艺术，但书法艺术是较高层次的要求，学校并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所以书法艺术和写字是有区别的。早在周代把书法列为"六艺"之一，所谓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表明书法是文人之艺。进行书法的研习培养，一般平民百姓难以做到。这种书法艺术的教育培养一般都是个别教授、辅导。这就是师徒相授。早在东汉时期，识字、书写练习和书法艺术人材的培养就已分野，三国两晋时期更加明显，而且十分重视师承门户和流派。
　　王羲之少年时代向表姑卫夫人学习书法。传为王羲之撰写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做了这样的记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
　　卫夫人（272-349）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卫铄是西晋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从妹，是东晋女书法家。师钟繇，善隶、楷，唐人称她书法为"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露"。卫夫人曾带着自己的儿子李充在王家任王羲之的书法老师。李充楷书写得很好，《晋书》称他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他的书法对王羲之也有示范启发作用。李充后来成为知名的学问家和书法家，官居大著作郎、中书侍郎。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这一点与王羲之的观点相近，也许因为这一点，他曾应邀参加了以王羲之为盟主的兰亭雅集。
　　对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少人认为是出于后人手笔。沈尹默认为"这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已久，亦不能说它无所依据，就不能认为他没有见过这些碑字，显然其问有后人妄加的字样，如蔡邕《石经》句中原有的"三体"二字，就是妄加的，在引用时应该把它删去。尽人皆知，《三体石经》是《魏石经》，但不能以此之故，就完全否定了文中所说的事实。文中叙述，虽犹未能详悉，却有可以取信之处。"王羲之书法师从卫夫人是可信的。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晋中书院（侍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
　　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录了一篇《传授笔法人名》这样写道：沈尹默：《书法论丛·二王书法管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年第1 版。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卫夫人对王羲之的学习态度和成绩有高度评价，她在一封信中说："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即今楷），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王羲之渡江北游见到以前名家的书法碑版后，发出感慨，从而改弦更张，即所谓"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王羲之学书期间未曾北游，向卫夫人学习书法是"徒费年月"，有人认为是虚构的，但先学卫夫人后改师伯父王廙倒是事实。
　　王廙在司马睿出镇建康时，"扶持老母，携将细弱"，由濮阳过江南下，除了任过短期的庐江、鄱阳二郡郡守，荆州刺史外，其余时间都在建康任职，他在江南生活了十六年。王羲之二十岁时王廙才去世，在这段时间内，王羲之受到了伯父的关怀，接受了良好的艺术教育，王廙书画方面修养极高。王僧虔《论书》："王平南厚是右军叔（实为伯），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廖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廙擅长行书、草书、飞白书，而卫夫人只是"正体尤绝"。如果说王羲之"少学卫夫人"是基础训练，那么改师王廙则是书法高层次的各种书体的学习。王羲之在多种书体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这与王廙的言传身教和艺术上的熏陶是分不开的。王廙曾将索靖的草书妙品《七月二十六日帖》赠送给王羲之，使他从中原书风中吸取营养。王廙逝世后王羲之已二十岁出头了，以后他师法何人，历史上没有更多的记载，王羲之在《自论书》中说：寻诸旧书，惟钟张故（固）为绝伦，其余为（惟）是小佳，不足在意。
　　吾书比之钟、张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尤当雁行。
　　钟繇、张芝不仅是卫夫人、王廙的楷模，也是王羲之追慕的对象。钟、张的书艺在当时公认为最高水平，王羲之在研习书艺上不仅仅停留在顶礼膜拜上，而是想超越他们，建构新的书法高峰。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他自己认为，事实上也大致如此：有些方面超过了他们，有些方面与他们不相上下。庾肩吾认为就功夫而言，王羲之不及张芝，但其天然之姿胜过张芝。王羲之却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意思是说，他的功夫不及张芝，不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三、成就与代表作
　　王羲之是我国书法史上"古今莫二"的"书圣"，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冠绝古今"、"登峰造极"的水平。
　　王羲之不仅创造了妍美流便的书体，而且是一位多产的书法家，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最被尊崇的有自撰自书的《兰亭序》和抄写的古代文论、经文，如《东方朔画赞》、《乐毅论》、《黄庭经》等。此外，他的尺牍书占了很大比例。根据褚遂良撰《右军书目》统计，正书五卷四十帖，草（行）书有五十八卷二百六十余帖，据《右军书记》著录有四百余帖，就编辑入卷的作品数量而言，在历代书家中是不多见的。由于战争、灾祸被毁和崇拜者带人坟墓殉葬的作品还不在其内，其作品的总数远远超过上述的统计数字。
　　我们现在所见的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几乎全非真迹，都是响拓勾摹本和别人的临本。这给我们研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带来很大的困难。不过古人留下的勾摹本、临本、不少是出于高手和著名书家，很多书作保留了王羲之原作的基本面貌，结合前人考证和文献，进行除伪存真的综合研究，以求得实事求是的结论，也是可能的。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历来评价很高。梁武帝萧衍曾说："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李嗣真《书后品》说他："若草行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唐人书评》说："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僵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王羲之的书法："收敛而不失于拘束；脱易而不失规矩：温柔而不伤于软缓；躁勇而不过于剽迫；孤疑而不溺于滞涩；迟重而不使之蹇钝；轻琐而不染于俗吏"，表现出"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和个人的喜爱。在唐太宗的皇宫收藏中王羲之真迹有三千六百纸。唐太宗还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他得到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后，曾命弘文馆冯承素、汤普彻等人响拓了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唐大宗称赞王羲之的书法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靠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元代赵子昂说："大王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书法能达到雄秀极难，从美学角度来看，雄力壮美，秀为柔美，同时兼有两者之美几乎是不可能的，"秀"必须有很高的修养，"雄"必须有胆量和骨气，既要有灵气又要有朝气，力和美才能在书法作品中同时显现，只有王羲之才能做到。羲之书法又有人用"雄强"二字概括评论，雄则生气勃发，强则神理定足，故能茂能密。书法的"雄秀"，"雄强"都是极高的水准与要求，一般人是望尘莫及的。欧阳询曾下过这样结论："尽妙穷神，作范垂代，腾芳飞誉，冠绝古今，唯右军王逸少一人而已。"王羲之的书怯博涉多优，精于多种书体。《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尤善隶书"。这里所说的隶书实际上是指正书和楷书。南朝宋羊欣认为王羲之"博精群法，特善草隶"。唐张怀瓘《书议》分"真书"、"行书"、"章书"、"草书"四门，然后将历代书法家视其擅长列入其中。在上述四门中都列有王羲之。历代评论家总是根据他本人的见识和审美观点来鉴定书家作品，众说不尽相同。综合上说，再根据传世书作，认为王羲之精熟楷、行、草书体并将这三种书体提高到崭新的水平，为学术界所公认。
　　楷书古称真书。工羲之学真书成绩卓著，令人赞叹，卫夫人在《与释某书》中对她的学生王轰之的楷书曾作过高度评价。南宋姜夔《续书谱·真书》云："古今真书之神妙，无于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王羲之的楷书地位很高。王羲之在楷书上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变古形"。楷书书体是在隶书嬗变过程出现的，这种书体早在汉简书迹中就出现了变形。东汉民间已开始流行，三国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砾不断加以研习，使之完善。并得到社会的承认。范文澜说：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魏钟踪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的书法境界又自创新境。??有人认为，"右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创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钟繇的楷书还保存不少隶书的形态，"左右波挑"纵向的笔画较短，不少字态呈横方形，笔画之间结构尚未定型，结体尚不够紧密。王羲之师从卫夫人，学钟繇笔法，后来又跟王廙学习书法，王廙也是师法钟繇的，所以他们的楷书均属钟繇系统。王羲之"变古形"自然是对钟繇的楷书风貌而言的。王羲之的楷书比起钟繇来，面貌大为改观，笔画趋于规范，结构配置已基本确定，其纵向笔画挺直多向下引出，一改钟繇楷书字体横张为纵展风貌，结体匀衡大方，王羲之对原有楷书笔法作了改造，形成"内擫"和"一拓直下"的特征。就横而言，王羲之楷书在提笔处有按笔，收笔处不着重折笔重按，在运笔速度上缓前急后，笔画趋于简化明快，道整匀紧。笔法上的改变使字的体态也与以前不同。王羲之的楷书"潇洒纵横，何拘平正？"有"魏晋飘逸之气"。从字形看"身"字纵长舒展，"地"字横向偏长、"国"字偏方，笔画多的字如"变""藏"字偏大，笔画少的字如"一"、"二"、"三"、"日"、"口"偏小，并不死板地追求通篇每个字宽高相等，按照字的自然姿态安排点画，能"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王羲之所写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
　　乐毅论
　　《乐毅论》书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348 年），是王羲之抄写古文的得意之作，被誉为"王书之冠"。
　　《乐毅论》系三国时期魏国夏侯玄为对战国时代燕国名将乐毅攻打齐国被猜疑，结果离燕仕赵的事件而撰写的评论文章。传说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证官奴即王献之。传说这幅小楷原书丹千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大宗裒聚王氏父子墨迹，惟《乐毅论》是石本，其后随葬入昭陵。后来陵墓为温韬所发，此石已破裂。北宋时高绅加以整理，但最后一行仅存"海"字，故拓本称为"海字本"。南宋越州石氏刻本即据此上石，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一七中说："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衷聚二王墨迹，唯《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本朝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力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赏见之。时石已破缺，未后浊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越州石氏本榻本。汉魏小楷如钟繇的《宣示表》由于隶书的影响显得拙朴宽厚，《乐毅论》则有清逸舒展、峭拔遒媚的韵味，很少见到隶书的笔意成为一种成熟的书体。唐代褚遂良《晋右将军羲之书目》认为王羲之小楷第一，"笔势精妙，备尽楷则"。通篇天头、地脚基本齐平，稍有参差，纵画垂直，横画略显右耸，字体有长方、正方、扁方，随字而变但不失匀称，严谨中有变化。《乐毅论》大多以中锋行笔写出，顿挫分明，冲融大雅，方圆适中，自然平易，毫无造作之态，留意运工，特尽神妙。为严峻的唐楷开了先河，是学习正书的范本。隋代智永曾说："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
    黄庭经
　　小楷《黄庭经》传为王羲之永和十二年（356 年）所书。褚遂良《晋右将军羲之书目》有著录。我们今天所见的《黄庭经》是后人的临本和刻本，真迹早已不复存在。《黄庭经》是魏晋时期流传的道家养生修炼之书。此书分内景经和外景经。外景经在东晋葛洪《抱朴子》中有著录。南朝梁陶弘景《论书启》云："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審犹得存否？"由此可知南朝时将《黄庭经》作为王羲之的重要作品。
　　《黄庭经》的艺术成就历代评价很高，柳宗元《笔精赋》云："水散幽纵，《黄庭》宗之是也。"《临池诀》云："或藏或露，状类不同。"清代梁楠《承晋斋积闻录》云："《黄庭经》字圆厚古茂，多似钟繇，而又偏侧取势，以出丰姿。""字紧结，较《道德经》更古。""字有紧处，有疏处，无不各极其妙。"《黄庭经》从结字上有较明显的左轻右重的现象，形成敬侧之势，左撇、左竖的左半字较细短，右捺右竖的右半字较细长，字形啊娜多姿具有运动感。用笔舒展，颇有"今意"。每个字不规整划一，字的大小悬殊比《乐毅论》大，这样便构成了字与字之间的形态对比，给人一种节奏感。《黄庭经》纵行清晰，但无横列，字与字之间的联结错落有致，书写比较自由，如行云流水，轻灵飘逸。从章法结字和用笔上讲都富有变化，但又很和谐统一。《黄庭经》骨肉兼备，刚柔相济，质朴秀美，丰腴含蕴，后人常将它作为小楷范本学习，故有"初学黄庭恰到好处"之说。东方朔画赞《东方朔画赞》（365 年）又称《像赞》、《画赞》是王羲之小楷书名作。此书迹未行有"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书与王敬仁"十五字。陶弘景在《论书启》中曾提及此作。诸遂良在《右军书目》中著录工羲之书迹，将此帖列为正书第三卷。
　　《东方朔画赞》原文作者是西晋夏侯湛，《文选》卷四七引臧荣绪《晋书》："夏侯湛，字孝若。谯国人也，美容仪，才华富盛，早有名誉。与潘岳友善，时人谓之'连壁'。"东方朔（前154-前93），西汉文学家，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字曼倩。他聪慧过人，"寓目能诵，过耳则谙于心"，性格诙谐滑稽。后来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包世臣《安吴论书》在评论南唐所刻的《画赞》时认为："一望唯见其气充满，而势俊逸，逐字逐画衡以近世体势，几不辨为何字，盖其笔力惊绝，能使点画荡漾空际，回互成趣。"《书法正传》则说：《东方朔画赞》，笔圆静而劲，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长耳，盖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辈或随时用一人笔法??
    行 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有人说它是楷书的连笔字。不真不草，没有特殊的规定，书写时随意运笔，从容不迫，是一种最自由、最流便的书体，直到现在人们都在广泛使用。
　　行书，钟繇称"行押书"，有口诀认为："行笔而不停，著纸而不刻，轻转而重按，若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永存乎生意也。"行书，相传为后汉刘德升所创。其实，任何一种书体归于某一人所创，往往是不大可能的，行书早在汉代就在民间流传，早期的行书如今在简犊文书中还可以见到，行书是隶书实用书写逐渐发展而成的。刘德升在整理发展行书方面功不可没，刘德升"字君嗣，颖川人（今河南禹县），恒灵之时以造行书著名，虽已早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根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记载："（三国）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今大行于世。"刘德升的学生钟繇、胡昭后来都有很高的名望，他们为行书立法是很有权威性的，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士大夫的重视，原先仅在民间流行的行书经过专家们的加工整理和提倡，正式与篆、隶、楷三种书体并列，登上了大雅之堂。
　　王羲之的行书是学王廙的，王廙宗钟繇，所以王羲之的行书风格是变制钟繇行书而来的，其代表作有《兰亭序》、《姨母帖》、《孔侍中帖》、《丧乱帖》。关于钟繇的书法，王僧虔《论书》云"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行书是也。"当时铭石书皆用八分，由于钟繇最精于隶书笔法，所以铭石书为最妙。在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钟繇被列为隶书门，这充分说明钟繇精熟于隶书。钟繇虽然对行书的创造倾注很大的热情，为其笔画规范尽力很大。但这种新型的书体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尚不完善，钟繇为行书立法很大程度上停留于"破"，"立"的成分相比之下较少。钟繇作行书带有较重的隶书笔法，即所谓"隶味"。
　　王羲之对于行书体态笔画加以全面改造，摒弃了某些隶书特征，使之面貌一新，显得清新华美。这种书体受到了朝野的青睐，人们争相仿效。
　　王羲之行书的笔画体态有一种生动的欹侧之势，"纵不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字与字之间有如唐大宗所形容的"烟霏露结"的映带关系，即所谓"状若断而还连"。将草书引入行书，行书。草书相间是王羲之行书的新特点，字的形体富有变幻，侧锋用得较多，运笔迅速，笔势连贯流利，形体简略。
　　兰亭序
　　脍炙人口的《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是王羲之书法艺术的代名词和象征。它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显赫的地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历来被认为是最为纯正典雅的行书范例，被历代文人书家所效法。《兰亭序》是王羲之与朋友在悠游之余乘着酒兴用茧纸（麻纸的一种）、鼠须笔信手写成。日后王羲之想再写得好一点，然而"书百数十本无如祓禊所书之者"。自己也叹为不可企及。书法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是有其偶然性的。在一特定的氛围、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艺术效果，有时再重复一遍很难再现原来的面貌。《兰亭序》是在兰亭聚会后即兴创作而成的，那时可谓是"四美具"（即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难并"（即佳宾、贤主），是最佳创作环境和心态，千载难逢，日后王羲之再重写所以达不到原来的艺术水准。
　　《兰亭序》的别称很多：晋人称《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记》、宋代欧阳修称《修禊序》、蔡襄称《曲水序》、苏轼称《兰亭文》、黄庭坚称《禊饮序》、宋高宗赵构称《禊帖》。还有称《兰亭》、《兰亭集序》。
　　《兰亭序》是王羲之自撰自书的作品，它是一篇杰出的散文，又是一篇著名的书法作品，王羲之对此书此文颇为得意。
　　唐太宗曾以他的帝王之尊收集王羲之的字画，唯独没有《兰亭序》，根据线索，此作藏于浙江永兴寺辨才和尚处，传说派萧翼前往赚而得之，成了唐大宗的收藏。后来随唐太宗一起入昭陵殉葬。
　　关于《兰亭序》的流传情况，唐代刘饨《隋唐嘉话》有这样的记述：王右军《兰亭序》，梁乱出在外，陈天嘉中为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献之（陈）宣帝。隋平陈日，或以献晋王（隋炀帝），王不之宝，后僧果从帝借拓。及登极，竟未从索。果师死后，弟子僧辩得之。大宗为秦王日，见拓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及知在辩师处，使萧翊（翼）就越州求得之（一作"乃遣问辩才大师，欧阳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帝崩，中书今诸遂良奏："《兰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于昭陵。
　　《兰亭序》，我们现在见到最好的是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的临本，以及定武刻本，当然还有些其他的好本子，正如古人所说"兰亭无下拓"，这是比较而言的。《兰亭序》对后世影响很大，研究者很多，评价极高。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大或小，随手所如，皆入法则??"《兰亭序》章法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纵成行，横不成行，这是考虑纵向阅读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整体严密，避免呆板。如果纵不成行横成行，不但阅读困难，而且显得杂乱，字体也不是依框格而写的，一般上下结构的字偏长，左右结构的字偏宽，笔画少的字偏小，笔画多的字偏大。字的长短扁方书写时比较随意。梁武帝说《兰亭序》为："龙跳虎卧"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兰亭序》字字精妙，运笔跌宕起伏，一气呵成。包世臣说："《兰亭》神理，在'似敬反正，若断还连'八字。"《兰亭序》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其中有七个"不"字，二十个"之"字形态各异，无一雷同。诚然，将同一个字写成许多形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王羲之为避免"状如算子"、"一字万同"的艺术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兰亭序》中的字左右顾盼，互相呼应，映带左右，长与短，粗与细，收与放，藏与露、疏与密，虚与实，??变幻迷离，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形式美的法则，一幅书法作品过于统一，整齐划一，那必然刻板单调，如果是过于变化，使人服花缭乱，也没有什么美感可言。只有既有变化又很和谐统一才能得到良好的艺术效果，给人以美感。书法作品要做到既和谐统一又富有变化，其分寸的把握极为重要，有人说："大王之《兰亭序》字既精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大长，亏一分太短，极有分寸，直无遗憾，变化多端，尽如人意。"
    草 书
　　秦代因时常有战争，原来的篆书写起来很麻烦，故出现流便的草书，赵壹认为草书"起秦之未"，许慎认为"汉兴有草书"，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大量草书真迹可以证明。在汉代，草书的使用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东汉未年草书已经兴盛，其代表人物要数张芝了，他有"草圣"之称。汉代草书有两种，一种是具有浓厚的隶书笔意的章草，即所谓"隶书之捷"。这种草书以独字出现，字与字之间不连贯，有严格的法则，这种草书为旧体；另一种为新体，即所谓今草，这种草书，书写比较自由，笔势连贯，很少保留隶书的笔意。张芝章草、今草兼能，三国两晋的书家皆以张芝为宗师。
　　咸康七年（341 年），朝廷出于某种原因，由王允之接替王羲之江州刺史的职务，同时将王羲之召回建康，拟委以侍中或吏部尚书职务，王羲之"皆推辞不就"。他闲居江州七年，在这期间他潜心于书法艺术，故名声大振。一时间人们争相仿效，就连庾翼的儿辈也不例外，学习王羲之书风。庾翼在荆州得知后勃然大怒，在致部下的书中说："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逸少书。"瘐翼自幼学习张芝草书，崇拜其书体，西晋书法学卫瓘，索靖，因推崇正统的张芝书体而名重一时，庾翼的章草正合时尚，所以颇受欢迎。庾翼称王羲之的行草是粗野鄙俗的"野雉"，唯有章草才是正统的"家鸡"。王羲之的草书也是学张芝的，王羲之的章草写得很精采，《晋书·王羲之传》云：尝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音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夫，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王羲之对章草与今草进行了认真研究，发扬两者的优点，摒弃了两者的不足之处。今草比较狂放，一笔连贯好几个字，不容易辨认学习，但它有流畅纵逸的优点。王羲之采用连续贯通的办法，保持今草的优点。章草有较浓的隶书笔意，书写也还较繁复，故不为王羲之所取，但章草不像"一笔书"那样难认难学，字的个体意识强。王羲之吸收了这一优点，发扬了单字的结构美。至于章草的较多波挑，则不在所学之列。王羲之改制过的今草，流畅遒逸，与章草的字字独立巧妙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具有极高艺术性又易于普及的新体今草书体。王羲之的今草书无论在用笔和结构上既合乎法度又富有变化，"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抄，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有人说王羲之草书如有墙壁一拓直下，气象宏伟。王羲之的草书，大多是尺牍书，都是率意而为，不加修饰，自然天成，随机应变，顺理成章，整篇书作，生动隽逸。今草书写起来迅速快捷，一气呵成，文字上下呼应，婉转妩媚，既快又美，故很快"大行于世"。王羲之的章草书作传世的仅存《豹奴帖》一件，今草书作以《十七帖》、《破羌帖》、《丧乱帖》（行草）最为著名。
　　破羌帖
　　《破羌帖》因第三行有《王略始及旧部》一语，故又称《王略帖》，此外还有《桓公至洛帖》、《桓公破羌帖》之称。
　　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说"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片时废书也。??《桓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桓温的收复旧京洛阳是永和十二年（356）八月，帖中云"桓公至洛"，所以书作所写时间经推断是在当年的秋季，当时王羲之已经辞官归隐了，但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对于摧破羌贼，感到由衷的喜悦，《破羌帖》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振奋的心情。
　　《破羌帖》共九行八十一字，结字峻美，笔意练达，笔法人神，骨肉相宜，"草书比之正书，要使画省而意存可于争让向背间悟得。"《破羌帖》中的"破"。"禽"仅用两笔写出，笔画简略而形态俱存，特征明确。第一行和最后一行都有一个"今"字，但书写不同，第一行"今"字前的一字是"洛"字，笔画较硬，故"今"字，肉较多，写得较软。而最后一行的"今"字，考虑前后两字的用笔形态，故第一笔写得较硬，以两笔完成此字。这是基于章法和字与字之间对比关系考虑的，"画省"是总体要求并不是一概而论。如果每个字都平均对待笔，画极省略，势必通篇稀稀朗朗显得松散无力。《破羌帖》中的"虞"、"摧"则保留其较多的笔画以便与其他笔画少的字形成对比。
　　"草书尤重筋节，若笔无转换，一溜直下，则筋节亡矣。"《破羌帖》许多字筋节刻画都非常精采，"贼"字第一笔画近似乎直角笔、力劲健，笔势的转换穷极变化，"求之"两字垂笔特长，连笔而书，气韵生动。"适"字为断句的最末一字，字体稍大，有横断截流之势。
　　丧乱帖
　　《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并裱于一轴，为白麻纸本。此帖中唐时流入日本，现藏日本皇室。其释文为：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奈何奈何！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顿首顿首。关于此帖的写作时间目前无处查考，研究家们根据帖中所说的"先墓"、"修复"作出考证推断。王羲之家的先墓在何处，韩玉涛认为"先"不是指王羲之的父亲，他父亲的墓在临川，"先墓"而是指他祖父及以上人的墓，这些墓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述在"临沂都乡南仁里"。"先墓"初"离茶毒"，韩玉涛经过分析认为发生在晋室渡江前后，"再离荼毒"只有一次，即在永嘉十二年。
　　琅玡临沂的先墓是由燕军"荼毒"的，而荀羡斩了王腾之后即"修复"，所以断定《丧乱帖》是永和十二年八月所写。
　　王玉池根据《宝晋帖》中的《旧京帖》（又名《先墓帖》）推断"先墓"在"旧京"，即西晋的京城洛阳。永嘉五年六月刘曜陷洛阳后掘西晋许多陵墓，《丧乱帖》写于陵墓修复后。王羲之逝世前收复洛阳只有一次，即永和十二年桓温打败姚襄进入洛阳，并及时修复陵墓，故王玉池认为《丧乱帖》写于当年的十月前后。
　　《丧乱帖》是人们熟知的名帖，为唐代响拓，摹填水平极高，反映了真迹的精神面貌。
　　此帖书写的主要内容是"先墓再离荼毒"，"高"通"罹"，遇难之意，先墓遇到极其残酷的灾难，引发了感情的波澜。起初情绪尚能控制，比较平静，字势凝重，工整。当写到"号慕摧绝"、"哀毒益深"时，悲痛与愤慨的心情难以抑制，便"痛不欲书"了；写到"痛贯心肝"时已"意不在字" 了；写到"痛当奈何奈何"时便逸笔草草，连笔而书。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行入草的全过程，正如韩玉涛在《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中所说："中国一切书体中，只有草书是最抒情的。??无病呻吟，不能做草；情不浓郁也是写不好草书的。这个道理，在《丧乱帖》，又一次获得了证实。"从《丧乱帖》中可见雄强、浓郁的右军风骨，书帖的前两行有雄强、浓郁之美，后六行这种美被惨淡之美所代替了，这是由于感情变化使然，韩玉涛的论述是很有见地的。
　　笔者认为，在书法上由行入草并不难，但如何处理，这并非单纯的感情的驱动和摧化所能奏效的，《丧乱帖》由行人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痛当奈何奈何"，"奈何"两字写得很草，但只有前面一个字的大小看上去并不突兀，然后随着情绪的变化，草的成分逐步加大，到了最后两行已不见行书的踪影，全部变成草书了。观其全幅显得和谐统一。从表面看，王羲之信笔而书，并没有预先在布局上刻意安排，但以他的功力和修养一出手就包含许多成功的因素，这就是所谓的"功到自然成"。情况正如庾肩吾在《书品》中所说，在王羲之笔下："或横牵竖掣，或浓点轻拂，或将放而更留，或因挑而还置，敏思藏于胸中，巧态发于毫钻??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凝神化之所为。"然而，对于王羲之来说，他虽有高深的修养和功力，如没有一股激情（浓郁的感情）也是不会产生这一珍品的。但对于一般书法家来说，感情不管怎样急剧变化，也不会挥笔写出传世之作，辩证法就是如此。
　　《丧乱帖》有些字有明显的倾斜之势，"势如斜而反直"，如"荼"、"当"，但颇有分寸，不失平衡，险峻疏朗，拙中生美，使人感受到一种大家风范。
　　王羲之许多帖都属便条一类，或记述生活琐事，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而《丧乱帖》是一篇通过追述往事抒发自己情感的优秀小品，这篇小品文理兼优，短小隽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四、造就书圣的主要因素
　　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工具和载体，而书法则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故尔每一位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书法大家如刘德升、蔡邕、钟繇、张芝等都与汉字本身发展规律相联系，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他们的积极贡献又反过来推动汉字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前进。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的成因与贡献，自然也离不开社会对汉字的要求、前人成就和艺术发展的需要。文字的发展趋势是由繁到简，字体逐渐从多异到规范统一，便于书写。
　　而作为艺术品的书法，其发展趋势追求点画形态和结体的多样化以求艺术效果的多样与统一。使人们在实用中得到美感享受，但它不是复古，追求繁杂。先秦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相应下发达，文字的发展比较缓慢，甲骨文--金文——大篆，虽然文字的结构形态有了一定的变化，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象形面貌，笔画复杂。小篆奠定了汉字方块的基础，书写不像以前那样麻烦而且便于在竹、木片上进行刻画。但它笔画粗细一样，比较刻板。汉代，由于盐铁加工及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商业、贸易日益兴旺，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要求文字简洁，书写方便，让更多的人掌握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纸发明以后，文字的大量书写不再依赖刀刻，为文字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汉代的隶书将横、竖、点、撇、捺等笔画进行整理规范，并在横画上进行装饰，这就是所谓有的"蚕头雁尾"的文字美化，不过笔画的波磔写起来很费事，从整体看，文字也比较呆板。
　　于是东汉时期正、行、草相继问世，有的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刘德开创造行书，蔡邕在隶书、张芝在草书、钟繇在正书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书法艺术都有很高的价值，王羲之以他们为师，继承和发扬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造，把书法艺术导向全新的领域，是书法史上另一座独秀高峰。
　　梁武帝萧衍云：逸少学钟势巧，及其自运意疏字缓，譬犹楚音夏习不能无楚。
　　张怀瓘《书断》曰：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广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
　　由此可见王羲之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不是囫囵吞枣，是通过"自运"和"增损古法"来进行的。综上所述，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字本身发展的规律，也为"书圣"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如果脱离了特定时代，我国不可能出现王羲之这样伟大的书法家。"时世造英雄"，英雄是时代的产物。书圣在东晋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在东晋时代，"书圣"这顶桂冠落在谁的头上？当然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造就一位大书法家，光有大环境还是不能奏效的，必须有很好的小环境，对于学习研究书法，王羲之周围的小环境当时是很难相比的。王羲之出生贵族大家，书香门第。他首先不用力一日三餐发愁，不必为生计劳碌，生于这种家庭的人容易饱食终日，不学无术，或者成为骄横跋扈的纨绔子弟。然而王羲之充分利用家庭的优越条件，刻苦学习，研习书法，正如他自己所说："务斯道，废寝忘餐。"在王羲之的家人中不少是书法家，父亲王旷善隶书、行书；从伯王导工行、草，他将钟繇的《宣示表》真迹赠送给王羲之；族伯王敦《宣和书谱·草书二》称其喜颠草："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岳父郗鉴有《灾祸帖》存世，有人评论其字丰茂宏丽，刚决不滞。王羲之自小生在这样的书法世家，耳濡目染，受到艺术的熏陶，加之伯父王廙、表姑卫夫人等名师的因材施教，这也是王羲之书法艺术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记得有一位在美术学院校执教多年的教授曾这样说过："艺术教育有其特殊性，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三分是从老师处吸取，七分从同学那里得到。同学、同辈之间的相互观摩切磋，往往使人进步很大。"这位教授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同学之间水平相近，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大致相同，他们在学业上、艺术上可以相互启发与促进。
　　卫夫人的儿子李充，以及王羲之的其他同辈，他们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练习书法，讨论研究技艺，自然进步很快。
　　王羲之从弟王洽书法上颇有成就。王羲之曾与他"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于世。"②王羲之还与庾亮、庾翼、谢尚、谢安、谢万等交往甚密。他们出生于书法世家，收藏丰富。郗鉴之子郗愔、女郗璇书法水平都很高，直到王羲之娶郗璇为妻，王羲之的书法并不在他们之上。虞愔《论书表》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未年，乃造其极。"王羲之处于书法艺术氛围很浓的环境中，高手如林，你追我赶的竞争态势，自然有利他书法水平的提高。
　　中国书法与中国绘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运用的工具材料相同，理念相通，两者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在中国绘画史上，先秦诸子的所谓"河图洛书"，往往作为书画同源的先河与依据。①从书法史上，我们可以得知许多画家同时也是书法家，画家必备的造型能力，使其成为书法家创造了有利条件。原来是一位书法家后来成为了一个画家的也不乏其人。近代吴昌硕是一位书法家，三十余岁才进行绘画创作，但凭借他古气盘旋、朴茂雄健的书法功底，使他的作品格调大大高于一般画家，故成为中国画的泰斗。
　　"积学可以致远"是很有道理的，绘画基础对书法有促进作用，而绘画对书法的仰仗尤为重要，一幅意境隽永、高雅清新的中国画往往只因"狗爬田"的题字，而大煞风景，归于失败。
　　王羲之在绘画上下了一番苦功，绘画训练达十五六年，作品有人物鸟鲁，特别擅长画鹅，具体作品有《对镜写真》，这可谓是最早的自画像了，可惜这些画作仅见于记载，今人无法一饱眼福了。画人最难，没有一定的造型写实功底是不敢染指的。书法绘画同属于造型艺术，它们有共同之点。正因为王羲之有扎实的造型能力，年纪不大就很快熟悉传统的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造。王羲之在绘画初期受益于伯父王廖的辅导，王廙是西晋未东晋初著名书画家。唐张彦远说："晋室过江，王廖书画为第一"。王廙在自己的绘画作品《孔子十弟子图》上题款赞扬王羲之：余兄于羲之幼而歧疑，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余画孔子十弟子以励之，嗟尔羲之，可不勖哉。
　　同时他教导王羲之说："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吾余事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欲汝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王羲之遵循伯父的教导，在传统的基础上吸取别人的长处，不断地进行创造。
　　王羲之不仅是一位书法家，而且文学造诣很高，是一位文学家，他的《兰亭序》文采飞扬，是文学的经典之作，他的文学修养无疑是他成为书圣的重要条件。
　　王羲之很晚进入仕途，后来又早早地辞官退隐，看似坏事，但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便因祸得福，有更多的时间放浪山水，倾心钻研书法。郝经对王羲之作过这样的评论："自放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遒媚，出奇人胜，不失其正，高风逸迹，邈不可及，为古今第一。"③明代解缙书评："大王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王羲之闲居后如孔子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王羲之辞官后神逸心旷，从容不迫，纵情山水，刻苦学习，效法张芝池水尽墨。他热爱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终于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王羲之毅然变法，锐意创新，使他的书法艺术发生了飞跃，如果没有充裕的时间作保证，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王羲之天资聪颖，自小酷爱书法艺术，四、五岁未曾读书前就能写一手好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加痴迷书法，他的进步使他的老师都感到惊奇和激动。"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十九岁时就很受当时周顗、王导、王敦等名人高官的器重，他三十岁时社会上就出现了"王书热"，足见他书法才智过人。历史常有这样的天才人物，青少年时代脱颖而出，才华横溢，以后便沾沾自喜、懈怠满足起来，故而昙花一现，以后便无声无息了。王羲之一生对艺术执著追求，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不断地创新改体，立志超越前人、超越同辈、超越自我。经过几十年奋斗与努力，他的书法艺术终于在东晋一枝独秀，在书法史上独领风骚。


《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为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所写的一篇颂词，全称“故司隶校尉楗尉杨君颂”，刻在陕西褒城褒斜道南端石门隧道西壁之上，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书体为汉隶，刻书二十二行，满行三十一字。1967年因在石门所在地修建大型水库，乃将此摩崖从崖壁上凿出，1971年迁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至今。
　　《石门颂》摩崖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他与略阳《郙阁頌》、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全文共655字，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东汉顺帝时期司隶校尉杨孟文上疏请求修褒斜道及修通褒斜道的经过。 　
　　此摩崖书法古拙自然，富于变化。每笔起处以毫端逆锋，含蓄蕴籍；中间运行遒缓，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通篇字势挥洒自如，奇趣逸宕，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杨守敬《平碑记》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张祖翼评说：“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海》封面“辞海”二字，就取自于《石门颂》。



《兰亭集序》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是不是讲要超越乐与悲，达到从容淡定？先看看文章的具体内容：第一段传达的是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创造的文化的高度融合后产生欢畅感、满足感、幸福感；第二段传达的是由这种幸福感转瞬即逝而产生的生命苦短的痛惜之情；第三段传达的是由古人、今人、后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由幸福感转瞬即逝而产生的生命苦短的痛惜之情）”的必然命运而产生的对人生（生命）的更大的痛惜之情。细细体味三段内容，可以触摸到王羲之对人生（生命）无限珍视的怦然跳动的岑寂之心。怦然跳动是情感的激越，岑寂是思虑的清醒而悲凉。两者在“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中高度统一。有感于此，积极事生的读者会产生更热烈的生命激情，消极遁世的读者会加速冷却生命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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