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开学第一课：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家国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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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开学第一课：小学语文课本里的家国细节
文章作者：邓康延



　　一个年代的课本，散发一个年代的味道。


　　小学课本是儿童入世后由家及国的第一条路径。当我长久摩挲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老课本时，总觉得隐隐有一条线把它们连着。我手头的初小第四册课本较多，有七本，皆是各年代的七八岁孩子在二年级下学期的启蒙读物。何不就选这一百年间每十年一本的第四册第一课作对比呢？生不同时、学不同课、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各自的生存和教科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国家的成长，会有几多遗传和变异呢？


　　以此为线索又寻觅到另外七本第四册，从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初，每十年间都有一册了。这样的样本仍属偶然，每一册所反映的只是当年那一点现状，若要更科学地比较，还需广博的资料和精细的数理分析。我之解读也只能是三分感性、三分理性、三分意会。但这十四本终究是相互成列，聚拢有缘，索引着近现代中国教育的端倪和转折。


　　家国的血脉纵贯下来，就得益于源头那几捧文字。




　　第一课 《太阳》1904


　　"太阳居于空中，其体最热，故能发光，以射于地上。"


　　这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第四册出版于清末甲辰年，即1904年。


　　1905年，在各方压力之下，清廷废除科举。"四书五经"的私塾模式一夜老去，"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历史学家陈旭麓称："晚清新政中最富积极意义而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当推教育改革。"新学堂如春笋破土，这套最新教科书也似变天的春雷，应时炸响。


　　此套教科书是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最早一批教科书，影响深远。编者深知："我国仿西法设学堂迄今四十年而无明效大验者，弊在不知普及教育原理，无小学以立之基，无国文以植其本，贸贸然遽授于高尚学术、外国文字，虽亦适救时之用，而凌乱无章，事倍功半。"他们梳理以往课本的十八条不足，如"单字讲解索然无味，笔画太繁不易认识"等，逐条改善。在编写学童入门的第一册时，往往"为一课书，共同讨论，反复修改，费时恒至一二日。每课设生字四至五个，取笔画简单，使儿童脑力不伤；每课皆附插图，增加儿童兴趣"。这套书出版两三年后，有一位福建的小姑娘读到了。许多年后她回忆道："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本《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她就是后来的作家冰心。


　　在编这套书时，清廷刚发布癸卯学制，规定学堂的立学宗旨仍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如此，商务印书馆若不按规定编写，有可能不被官方采用。反复商讨后，商务印书馆还是决定顶风印行。结果，书一出版，大受学校欢迎，四五天销完五千余册，未及数月，行销十余万册。因为各地纷纷采用此书的每周十学时的最新教程，使得清廷学部所定十二学时的读经教程形同虚设。


　　在当时，爱国与守法也是教科书较难处理又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有两层寓意，腐败的清朝何足爱？苦难的祖国又如何爱？当国家在半殖民地的沉沦中，国民的爱国心又往往被朝廷所利用。编者们在共和潮流的暗自涌动中，内容上摒弃封建的纲常礼教，注重居家处世治事及农工商等实用知识，同时也不偏废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既树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凛然事迹以敌外侮，也以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及西方选举等理念来培植现代公民意识。他们主张，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一面俯身编纂小学课本，一面引进并翻译西方名著如"帝国丛书"、"严译丛书"等，敬重土地的幼苗和长天的星辰。"书籍诚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哉。"山呼万岁的帝王专制终究禁不住教育的滴水穿石。


　　至此，小学课本开始看世界、看科学、看民间社会。这第四册的第一课即是《太阳》，惯常的君子之道，已让位于知识的探寻。"有生之物，皆藉太阳之光与热，以生以长。故常居室内之人，面色多淡白。草木之生于阴地者，往往不能茂盛，皆因其少见太阳也。"


　　科学地看太阳，不把它神化为视万民如草芥的君王天子，也不魔化为后羿要射的靶子，就是明亮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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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我国》1912


　　"自我远祖以来，居于是，衣于是，食于是，世世相传。"


　　此册初版于辛亥革命后八个月。


　　满清皇室一直死扛着不变法、不改革的陈腐想法踯躅于"古道西风瘦马"，当终于被时势民意驱动着想改时，却为时已晚，朝野已失去耐心。武昌的枪弹洞穿了最后的皇朝，也从这弹孔处透出万千缕光芒。


　　早前几个月的1911年6月中央教育会上，清廷学部还欲借奖励和考试来控制学校青年，遭到倡导军国民教育的人民代表反对。半年后民国成立，现代教育随之奠基。1912年1月19日，中国有了第一个学校课程标准，确立男女同校、小学废除读经和废止奖励出身等十四条。教育总长蔡元培批判了晚清钦定的忠君尊孔宗旨，提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并制定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教育。针对第一项他称，武力是和社会不协调的，然在我国，"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而无以平衡其势力"。他对第二项的解读是："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缝纫及金、木、土工之中。"


　　此套书极具生命力，我所觅得的这一册，初版于1912年6月，于1922年3月已是第一四一七版。有数字表明，十年间销售达8000万册。其"编辑大意"中称："一、本书以养成共和国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所有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求好高骛远之论；二、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常识，按照程度分配；三、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四、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须之知识，无不详备；五、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国耻等，俱择要编入；六、本书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按照阳历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七、本书生字之多少、字句之长短、笔画之繁简、意义之深浅，按照程度循序渐进，以免躐等之弊；八、本书文字力求活泼，以引起儿童之兴趣；九、本书文法与语法期相吻合，力求浅显；十、初等小学不分男女，本书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共学之用；十一、本书每册均有教授法，以供教员之用。"教育部审定教案后批示："为教授书中最善之本。"


　　第一课是《我国》，那时国土还是入秋的秋海棠，不是司晨的公鸡。许多年后我们明白，一个国家或是一座城池的地理演变，都是世事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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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静听》1923


　　"哥哥讲故事，妹妹静悄悄，一面侧着耳朵听，一面睁着眼睛瞧。"


　　新教科书在袁世凯复辟后，一度遭堵。虽然袁在1901年任山东巡抚时创办了山东大学堂，1905年上书光绪建议废科举、振学校，而在1915年他以总统令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重提读经，意在复辟。商务版教科书编纂者蒋维乔曾在1914年3月2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袁氏教育部对中华、商务等不留文字的非正式通知：令各书局将教科书改易，加入颂扬总统语。谁知民众却不买账，秘密协商、共同抵拒，不让教科书成为帝王的统治工具。这需要的不只是当事者的勇气，还得益于民国已渐丰厚的共和土壤。


　　"五四"前后，文字的改革也波澜壮阔。在胡适、钱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裕藻等的实验推助下，1920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以及"推行国语以消除文、言分歧"的建议。标点符号共十二种，并规定"每段开端，必须低两格"（我搜集的最老的几册课本上有当年孩子的红点断句，可见一篇文字不喘息地读，让我们华夏民族从小头痛）。这是对数千年国语传统书写之神经末梢的触动，星星点点的标点符号播撒于文字旷野，纵横有序，景观分明，让小学生再无断句之愁。言文一致，白话文学，心口和谐，自然表达，让纸语人言、文坛世俗有了对接。胡适说："白话文学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下令改用白话作小学第一二年级的教科书了。"在中国文化界还在为"白话文与文言文谁优谁劣"争吵不休时，商务版教科书已用大量白话文课文为争论画上了句号。


　　民国学校及其学生的增加，山西可作范例。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在《人民须知》中说："国民学校的功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美式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也日增。1922年，由教育家组织制定的新学制（壬戌学制），一反民初仿日学制，采用美国"6-3-3-4"单轨制学制：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沿袭至今。新学制立下七项标准：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平民教育、个性发展、地方伸缩余地等，至今也是鲜活的理念）。此后，梅贻琦在清华大学、蒋梦麟继蔡元培之后在北京大学，均按照美国大学模式进行改造，皆有成效。


　　20世纪20年代是群雄蜂拥、新党迭兴的年月。国家好比一个刚睁开双眼的少年，满眼是路，不知往哪儿走好，反倒怎么走都是开创。各类汉子才子浪子奔波呐喊，打破了往昔的传统。


　　此刻，妹妹在静听哥哥讲一个年代的彩色故事。窗框镶画，挂画似真，童趣稚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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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春风》1940


　　"春风轻轻吹，吹到草地里。草被春风吹醒了，草儿青青快长起。"


　　国难当头，孩子们低头翻看的第一课却是《春风》。亡国奴原本没有春秋。


　　不是先生的错，更不是孩子的错，退一步讲甚至也不是汪伪政府教育部的错，错在故国在以往许多光阴里，风霜太烈，沉疴太重。沦陷区的课文偏中性，不讲现实、社会、家国，看似有些不咸不淡、月白风清的文字，不反日也不捧日。


　　不过，虽然"春风"打头，仍在夹缝里塞入一篇《岳飞的幼年时代》，讲岳飞随师父周侗偶然比武，三箭射出，惊了众人，周侗当即赠予两张好弓，勉励他将来为国家出力。联想起我小时候最早的爱国情结，也得之于街摊的小人书《岳飞传》。国势飘摇，忠臣勇将悲怆遭害，最能点燃少年的激愤和雄心。许多年后，我与一群远征军老兵肃立国殇墓园，听他们唱《满江红》，看他们老泪纵横，一下子明白，原来每一代人都有岳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风雨故国，学校飘零。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武一文两所大学彪炳千秋，一是黄埔军校，一是西南联大。


　　风暴旋涡中的1940年的上海，日本人操控发行的伪币五角四分可买下这一册课本。被阉割的国文，难以用母语直截了当地表达愤懑和忧伤。当一本书被隐晦或割裂了真相，这朝代的某个角落，一定会有打造这个朝代棺木的沉闷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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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卢沟桥》1941


　　"问：卢沟桥在哪里？答：在北平的南境。"


　　抚摸这一册印自我生长地陕西的马粪纸课本，我又难过又自豪。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月，三四册合订本，纸张毛糙，字迹模糊。为扫描清晰，我把第一课用铅笔描了一遍，好似把卢沟桥又走了一遍。这处当年国殇伤口，还让我想起就在2009年，我们为拍摄曾经"七七离别"又参与"九九南京受降"的远征军少校赵振英的故地，几度苦苦联系拍摄卢沟桥而不成。卢沟桥已被框进了博物馆，看桥收费，拍桥更要收费。文保部门一位操着京腔的负责人，不开票收了八千元，才让我们拍摄。旧时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说，如今的吃者和痴者又有多少？九十二岁的黄埔老兵赵老惶惑不安地在桥外等了多半天，黄昏落日时，能拍了，恰如我们的心境。遥远的桥。


　　重观历史，黑白分明。深知己弱敌强的蒋介石在1935年11月曾发表声明："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八月八日，则电告全国将士："此次战端既启，非彼灭绝，即我覆亡，决无终止之理。凡我抗战将士，必须知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更须知我不怕敌，敌即怕我。"如今两岸专家都已认同蒋介石当年最高战略的理智与正确：第一阶段，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阶段，坚持敌后游击，积小胜为大胜。也就在此册印发的前几年，数万三秦子弟渡黄河、上中条山，死抵日寇三年，当时西安媒体感叹："西北整个得以安定，皆赖我第四集团军英勇将士在黄河北岸艰苦支撑所赐……"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1939年，一七七师陕西兵八百余人于弹尽粮绝后退至一百多米高的河崖边，他们跪拜过河对岸的父老和家园后，全部纵身跳下。一川英魂。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青少年办过三十几所临时中学，教育部长陈立夫说："我们不仅要抗战，还要建国啊，所以教育不能中断。"曾有山东中学的六七十位师生走到陕西的一处白杨林子，放下背着的小凳子就上课。一个时辰后，一个中年男人提着一个蓝底白花包裹回来，打开一包乞讨来的馍馍，同学们轻声地说："校长，您辛苦了！"


　　这册陕西课本未印定价，应是免费发放。在版权页印有好似对联的两行字："读过这本书的人，要照这本书所说的切实做去；读会这本书的人，要拿这本书转送他人、转教他人。"这本合册共有四十课，其中三十课与抗日有关，恰与上海沦陷区的上一册形成巨大反差。有的书，在后世是史，在当时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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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检查卫生》1950


　　"星期六下午，大家正在玩耍，突然卫生股长吹起哨子，要检查卫生了。"


　　解放了，很多书店一统为新华书店了，民办和私立教育渐被取消了，社会办学的传统中断了，教育由国家垄断和包办了。语文课本出版也渐归入一个出口，好管理、易宣传，说一不二、一大二公。


　　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明确的新教育方针是："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上世纪50年代执行苏式教育体制，不断强化教育的政治属性，知识分子渐成被改造的对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实施幼儿教育从儿子做起，对婴儿进行了八百多天的连续观察，拍摄了八十六幅照片，看一个儿童的生长与发展。针对几千年来死读书、教死书的陋习，他提出享誉一时的"活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教会人"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到了50年代，则因其受美国杜威理论影响而遭到批判。待到平反昭雪，几代人都老了。


　　陈鹤琴的命运是不是与他的名字有所暗合？焚琴煮鹤，斯文扫地。


　　这一册的第一课《检查卫生》很是斩钉截铁，针对性地批评几种人但不点名，收敲山震虎之效，手和脖子脏是个模糊概念，可达人人自危又自省之效果。比较起民国课文里讲卫生的谆谆劝导，这掌权的小小卫生股长，在纸上铿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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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在延安中央医院》1961


　　"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天，到中央医院去看关向应同志。"


　　封面是胖乎乎粉嘟嘟的孩子们在拔河。其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如今正式出版的史料已不再讳言，可见社会进步）。当然，没必要让孩子们承担那么多，只是不画这么剧烈消耗热量的封面会不会更贴近些现实？


　　那年我三岁，不识"饿"字。外婆后来告诉我，老与小在食堂各领一碗稀饭，我按住她的手，喝完自己的又喝她的。外婆是笑着说的，我却为自己的"人之初、性不善"想哭。衣食缺，礼仪缺；教育缺，品格缺。


　　这册第一课《在延安中央医院》，说的是毛主席去看患病的关向应，护士看到了领袖的和蔼可亲可敬。第二、第三、第四课也都是歌颂毛主席的，第五课是列宁。四十篇课文里有二十三篇讲革命故事和政治道理。


　　此册有一课讲美军占领下的台湾人民的悲惨生活，让我想起近年在一次两岸三地文化人的聚会上，一位大陆中年人对台湾中年人说：我们的小学课本里讲要把你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对方一愣，继而大笑：我们的课文也这样说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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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林副主席指示》1970


　　(作者搜集到的课本这两页缺失）


　　这一册的封面是红小兵、地球和太阳。这里的太阳是伟大领袖，和清末第四册第一课的太阳不是同一个太阳。


　　1970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流到了中段，历经了"炮打司令部"、批斗"地富反坏右"、百万学生"大串联"、同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两派往死里武斗，然后是"批林批孔"、"上山下乡"。那时中学生都入"红卫兵"，小学生都入"红小兵"，豪言壮语都入中小学课本，毛主席是红司令。从1966年"文革"始，政治批判和群众运动一度使教育中断，学生要"学农学工学军"，老师要下放"五七"干校。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校老师甚至教育部长随时都可能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押到台上挨批斗。我所上的西安南关小学有两位老师自杀，我也心颤着挤进去看了那位在厕所上吊后被放下来的老师。那是我童年的第一堂死亡教育课，影响世界观至今。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在用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化、人格养成之时，它与国家功利主义的价值相结合，并且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中逐渐抽取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内涵和价值，使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知识之教、技艺之学，使学校名正言顺地成为培养标准化工具的教育工厂。"1970年应是"政治教育"的峰，一二十年后另一个"应试教育"的峰也顺势突起。这几十年间的中国教育就夹在这双峰驼背上跋涉，苦了数亿孩子。


　　这一册里的二十二课皆为"革命"。封二封三是毛主席语录，扉页是毛主席像。编者希望小学生既学习革命生字，又领会最高指示。


　　戏剧性的是，第一课《林副主席指示》两页被书主人、约八岁的北京孩子扯掉了。因为书印出一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外逃苏联坠毁蒙古，所以，未被扯掉的目录上标题也被打上了叉。不知林副主席的指示是歌颂毛主席的"四个伟大"，还是题写"大海航行靠舵手"？期待哪天找到一册全本解开谜团，毕竟那段时光逝去得还不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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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伟大的友谊》1979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他们合作了四十年……"


　　那是个好年头，国家开始调头。报纸上广为宣传的词是"拨乱反正"。"四人帮"倒了，高考恢复了，科学大会开了，用运动整人、写大字报、打小报告不时兴了，到处都在平反、改正、恢复。粮肉油布烟酒肥皂自行车缝纫机虽还需凭票购买，却能察觉出，产品供应和阶级斗争都不那么紧了。


　　1977年，高考恢复。教育这根线一提，全民族都活泛了，人人都有了希望、机会、未来。《人民日报》后来披露，当时印高考试卷的纸张无着落，是邓小平果断下令，先征调原准备印领袖文集的纸张。翻了天覆了地的气魄啊。那一年我也有幸从下乡插队的广阔天地考入西安矿院地质系七七级，和我一同改变命运的有几十万人和几十万个家庭，连带着几亿人的向往。从此，大学、中学、小学都俯身向课本、知识、考题致敬。


　　这一册的特色是部队宣传部门专为部队子弟所编选，三十一篇课文中二十四篇仍饱含着时代政治的烙印。头三篇是：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的友谊》打头，朱德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相接，随之一首毛主席的长征诗，布局颇具时政平衡。最后一篇杂文《乔、桥及其它》写道："'四人帮'比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疯狂地推行法西斯文化专政，恨不得用'钳口术'封住天下人的口，恨不得再来一次'焚书'浩劫，烧尽载有他们丑史的书刊。"全书有关军人、军事的七篇，有关科学、科学家的七篇。有特色的一篇课文是描写打越南的《激战二三〇高地》，从抗美援越到惩越的自卫反击战，孩子们会看到世界的多元转换和变化多端。


　　这一册无定价，或许是因军供学校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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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春天来了》1981


　　"冬天过去了，微风悄悄地送来了春天。"


　　上世纪80年代被许多人缅怀留恋。我的一个哥们儿，就让别人闪开，先让他歌唱80年代。那是多么宽厚又尖锐的年代。快速发展的经济正把各类票证送入古玩收藏市场，文化出版的开放包容让伤痕文学、星星画展、新诗大赛、西方进口影视百花齐放，也让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破茧蝶变。这一轮万物复苏的策源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场，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81年广州一个七岁孩童小颖入学时，发现语文书第一册的彩色扉页和姐姐在1979年读过的第一册不一样了。姐姐的是华国锋主席的头像和毛主席的语录"你办事，我放心"，自己的画页是小同学和迎新老师在校门口相互问好。那时课本的前两页才有彩印，是时令标志。


　　1981年年底，我们这届大学生毕业，十多年来的头一拨，供不应求，人人都分配了单位，工资也比同龄人高出一截，证明知识确有力量和含金量，倒逼着家长们去为儿女争取重点小学、中学。正常教育长期受抑的国民迅速聚拢在考试主义和学历主义的麾下，基础教育也成了升学考试的婢女，考试成了核心，应试也就应运而生。"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唯分为大的势头，很快就超过了"文革"时狠批的"文革"前十七年的阵势。一百八十度扭转时代的人，被时代又扭转了一百八十度。


　　此册《春天来了》打头，三十六篇文章不再说些儿童弄不明白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思想。慢慢复苏的是人生的道理、生活的趣味、自然的写照。这些课文与1940年以《春风》打头的课本有相似之处，却是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生态。


　　冰融了，泥软了，芽绿了，春天光着脚丫跑过天南地北，落户在这一册里，那是自然季节和社会心态的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