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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峰

白沙铺的婚礼习俗
　　白沙铺自古至清末民初，男婚女嫁普遍包办，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摇窝亲”，即儿女还在襁褓时父母托媒说合的，也有三妈（姨妈、姑妈、舅妈）子女重亲的，凡订婚的都讲究门当户对。民国后期，虽然提倡婚姻自由，然城市乡村仍然崇尚旧俗。
　　按古县志记载，婚礼有六：一曰“纳采”，又名“行茶”，又叫“说亲”。如果女方不同意，便拒绝收礼。二曰“问名”。男方写明自己生辰年月，写在“乾造”式帖内，连同衣布锦缎酒食茶果聘礼送到女方，女方将自己生辰年月填入“坤造”式帖内。男女家在红纸上写上文字互拜，叫订立婚约。三曰“纳吉”。男女订立婚约长大成人后，由男方将双方生辰帖，以金或银铸造成牌，同男方鞋样子一起送给女方。四曰“纳征”，也叫“启媒”。男方以茶食送礼，征求成亲时间，由女方应允后，男方才可以准备定期选日结婚。五曰“请期”。男方选定日期后，备上衣物锦布、金银首饰，以及凤冠霞帔、鱼肉酒食，分春节、端阳、中秋等节日行聘礼。六曰“迎亲”。女家请数名伴女，帮助装扮、装箱，举行辞祖礼，女家都嚎啕大哭，名曰“哭嫁”。男方同夜请礼宾师、乐师及亲友坐席后，行告祖礼。并按族派字取名，俗称“大号”。
　　婚日新郎身着礼服，佩戴新郎花，男家迎亲队伍20至30人，一对高照、一对大锣、一对喇叭、四面龙凤旗、一对婚轿，鸣锣奏乐去女家。但女方关门不让进屋，戏逗男方一番，过后带女婿到堂前拜祭。吃茶片刻后，男方再作揖行礼请女方上轿同归。女方经乐师三请三接来到客堂面对父母长跪不起，经亲友劝说，才起身由伴女送上花轿。到婆家门前下轿行礼，由男方礼宾师行回鸾礼，名为“回车马”。再由一对中年妇女请新娘入高堂，这叫“牵亲”，礼宾师喊礼，新郎新娘一同拜堂。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是夫妻交拜，拜毕，进入洞房，同坐帐床，男左女右，夫妻饮“交杯酒”，又名“合欢茶”。中餐为正席，主席位是女方娘家送亲来人，餐后放鞭炮散席。送走女方来客后，便进入“拜亲友”，也有叫“拜茶”，拜亲友时父母、族党、亲眷登堂领拜，赠以礼钱、拜钱。晚上摆团圆酒席，请父母双全、夫妇和顺、子女发达的中年妇女相陪，新郎新娘坐主位，客人盘闹新人，名为喝“团圆酒”。“团圆酒”后，便进入“拜茶”，俗称“闹喝茶”。这时闹房的人以出对联、点歌曲、猜谜语、说俏皮话等要求新郎新娘随即对出，逗笑取乐。
　　第二天新娘早起梳洗后，扫地进厨房。一则奉敬公婆，二则待谢亲朋。这时其家小孩接过新娘手中扫帚，阻拦进厨房，并向新娘讨要喜钱。第三天，由新郎去女方娘家拿回鞋篮子和梳头用品，名为“提油壶”。第八天新娘由娘家接回，名为“回门”。回娘家住上两天，叙说婆家情景，后新郎接新娘回家。上述诸礼，只是豪绅士宦殷实家庭所用，贫穷之户仅用小轿或步行。入赘、坐堂招夫、娶小等礼仪更简单。贫困之户，女子多，养不活或其他原因，常将女童送往婆家抚养，称“童养媳”，俗称“小媳妇”。童养媳多数不到年龄就结婚，叫“小团圆”，又叫“圆房”。礼仪一切从简，只是焚香纸祭祖，夫妇一起跪拜完事。很多童养媳备受公婆虐待、丈夫打骂、人们鄙视，其境遇十分悲惨。有的富户人家恐乏子嗣，正娶之外，还要纳妾，俗称“娶小老婆”。
　　建国后，繁琐礼节基本废除。代之以交朋友、谈恋爱、领结婚证，举行新式婚礼。虽然少数地方崇尚旧俗，但比起传统习俗，还是简单得多。现在城乡女子丧偶找对象，依法办理结婚登记，彻底废除“从一而终，寡妇不再嫁”等歧视妇女的陋习。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祭祀与禁忌
　　解放前，民间祭祀之风颇盛，家有神龛，族有祠堂，各地有庙宇。逢年过节，祭祀祖宗祈求神佛，或求逢凶化吉，或求多福多寿。解放后，祭祀者渐少，60年代至70年代，基本绝迹。进入80年代，祭祀活动在农村又开始出现。
　　祭祖宗 本县多以姓氏聚族而居。解放前，大姓多建有祠堂，供奉本族祖先木主（即先人姓名木牌）。清明霜降两个节气，合族聚祭。
　　另外，各家各户均在堂屋设有神龛，供奉有“祖宗昭穆神位”或“天地君亲 师位”，俗称“香火”。逢年过节，必备香纸，斋戒祭祀。尢以春节，元霄更为隆重。腊月下旬即开始清扫神龛，陈设祭器祭品。祭器讲究，祭品丰盛，主祭人沐浴更衣，焚香烧纸，磕头作揖，庄严肃穆，颇为虔诚。解放后，宗祠聚祭之风已绝，祭祖较前淡化。50年代后，各家以毛泽东主席画像取代“祖宗昭穆神位”进入70年代以后，一部分人家时兴挂贴各式“中堂画”。
　　祭祀神佛 解放前，信神者甚多，遇事即求神拜佛，祈求生财致富，消病除灾，乃至生儿育女。大小庙宇各地都有，如土地庙、财神庙、火神庙、龙王庙、关帝庙、观音庙、娘娘庙、城隍庙等等。饲养牲畜，需要祭祀土地菩萨，祈求保佑“六畜兴旺”，商家要把财神爷与祖先平列，早晚供奉；生男育女要祈祷娘娘菩萨。
　　禁忌 本县民间禁忌较多，常见于生产、生活之中，多为求得吉利发财。如在春节或喜庆的日子里，忌说不吉利的话，忌用不吉祥的字。如“杀”、“死”、“鬼”、“梦”之类。有些字词得用其谐音字词或言形字词取代，寓意吉祥。如称鸡蛋为“元宝 ”，因本地方言“鸡”与“罪”、“蛋”与“断”同音，“元宝”有“金银”“财宝”之意；称“舌头”为“赚头”，因“舌”与“赊”同音，有“赊财”之赚，，“赚”有“赚钱”之意；称“蛇”为“长虫”，避“蛇”与“赊”同音之嫌，“长”有“长久”之意；称“树蔸子”为“大柴”，有“大财”之意；称“寿器”为“棺材”，因“棺”与“官”、“材”与“财”同音，兆吉祥，而“寿”与“受”、“器”与“气”同音，忌不吉利：称“猫子”为“财喜”，因“猫”与同音，有“没有”之嫌。诸如此类字词甚多。
　　除夕团圆饭后，长者要用地扫帚（或粗纸）在小孩的嘴上擦一下，谓之“屎嘴不灵”，或在堂屋墙壁上贴上“童言不忌”、“百无禁忌”，意在抵消其说出不吉利的话。
　　还有“择日子”的禁忌，如“动土”（多指建房子、打地基）、喜忧事（结婚、丧葬），出门等都要择日子。喜庆多择偶日，且以选择“八”的日子最多。
　　禁忌多与封建迷信相关，无科学依据。夫、妻禁忌在岳父家同宿；女性经期或衣袋里有金属物忌入产妇房间；产妇忌到邻居家串门（谓血气冲神）；父母逝世未满“头七”的孝男孝女，忌入别人屋内；孕妇忌看新郎拜堂，忌摘瓜果；女人的衣裤忌晒在有人通行的地方；生意人忌讳女人横跨扁担；年关送礼忌用白糖；身死异地者，尸体或棺柩忌入家院；殡葬时，棺柩抬出家宅之后，亲友才送来的丧礼忌拿进屋内；孩子取名，忌与上辈人同字；孩子忌下午出门走亲戚；忌下午看望病人；父母健在，忌饭后饮酒，饮之为“犯上”，房前屋后忌猫头鹰哼叫（称它为哭鸟，叫之凶多吉少）；下午房前屋后忌喜鹊啼叫，有“早叫送喜，晚叫报忧”之说。
　　解放后，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科学知识逐步普及，迷信思想逐渐被破除，禁忌随之减少。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尖黄陂角孝感，又尖又角是汉川

意思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黄陂人的劳苦大众带尖顶的帽子；孝感的劳苦大众带有角的帽子；而汉川的劳苦大众有的带尖顶的，也有带有角的帽子。
故事来源：
真正的典故是：古时候有一个富家翁有三子，大儿子的媳妇是黄陂人；二儿子的媳妇是孝感人，三儿子的媳妇是汉川人。在一次家翁寿筵的时候三个儿媳妇准备送礼，巧的是她们准备的都是斗笠，于是，大媳妇就为斗笠做了个尖角以示区别，二媳妇就把斗笠的边就绞成花边型，聪明的三媳妇就把斗笠呢即做成了尖角又绞了花边。很得家翁赞许，分家产的时候当然就很明了了撒！所以流传了“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嘛！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剪纸成为白沙铺的民俗

　　也许因为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也许因为我们苦于贫穷又富于美感的祖先必然会寻找一条简单而经济的创造美的途径，于是，中华文化的土壤中便有了这样一株独特而珍奇的民间艺术之花——剪纸。
　　地处鄂中的孝感，是一座古老的县境。悠扬的唢呐和密集的锣鼓又在山村回荡了，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浑朴动人的民俗画卷。
　　不论迎娶的仪仗，还是新人的洞房，俯仰皆是的剪纸成了无可取代的主要装饰。在孝感人的生活中，剪纸艺术占据着何等突出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了。
　　远至晋唐时期，雕花剪纸便在孝感蔚成风俗，《荆楚岁时记》有云：“每年正月初七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翦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据孝感县志载：“十五以上亢道家，以此日为天官赐福之辰俗。或绘冠带一人，横持一纸书天官赐福粘于屏壁。”
白沙铺人绣花、做鞋、结婚、祭礼都运用了剪纸，这一风俗至今尚存。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建国前期的城乡商业中介组织与城乡交流
徐建青  
居间性的商业中介组织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商业中介组织为交易各方提供信息、买卖、定价、仓储、食宿、信贷等各项服务，可以减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市场风险，降低交易费用，在扩大商品流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建国前期，这类商业中介组织，在农村主要有牙行（还有牙人）、货栈、过载行，在城市主要有委托商行、信托公司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推动生产，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扩大商品流通方面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恢复和建立多种居间性的商业组织，对媒介城乡间工农业产品的交流，沟通各地经济联系，扩大商品市场，保证物资供求，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9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前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变化，商业中介组织也经历了曲折变化的过程。以往对于建国前期的商业中介组织关注不多，本文通过回顾这一变化过程，从一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经济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牙行业的短暂恢复及其衰落
    牙行业是一种古老的居间性商业组织。牙行、牙人是旧时乡村集市、中小城镇中为买卖双方提供信息、场地、撮合成交并从中提取佣金的组织或个人。在村庄里也有着许多非正式经营性的个体牙纪，一般称之为“经纪”。这些人具有某些专业经验，专门撮合某类商品的成交，如“牛经纪”、“驴马经纪”等。牙行、牙人媒介的双方通常是农民、小生产者之间或他们同商人之间的买卖。对于小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农民来说，在商业信息交流封闭和商品流通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为了实现交易，为了减低市场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一般均通过牙行、牙纪来进行。牙行、牙纪在传统农村商品流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国初期，这类旧式的牙行、牙人在各地农村市场上仍广泛存在。但是，牙行在中介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欺诈哄骗、钻营渔利、收取高额佣金、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商业中间剥削――并因而使牙行业获得了毁誉。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市场波动中，牙行的投机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更加重了人们对旧式经营作风以及商业中间剥削的痛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商业行业改组与重组中，牙行（特别是城镇牙行）与奢侈性消费行业、私营大批发商一道，成为首当其冲的被取代对象。
建国初期，私营商业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恢复时期。党和政府对不同的私商行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那些从事城乡物资交流的行业、经营大众消费品的行业，如农副产品贩运业、日用品业、药材业、文化用品业、食品业、饮食服务业等，国家通过调整各种差价、税收、经营范围等政策，保证私商的合理利润，促使其经营好转，引导其向有利于恢复工农业生产的方向发展。在1950年初、1952年初两次商业萧条时期，这些行业在多数地区是开业多于歇业。相反，对于经营高档消费品的行业及迷信品贩卖业，由于这类行业超出当时的大众需求，经营日益惨淡，已经歇业和准备歇业者都多。对此，只要业主申请歇业，一般均准其停业，并引导这些资本转向工业、手工业生产，或是转向国家鼓励的从事物资交流的行商。
     一些中间商如牙行等，凡要求歇业的一般也准许其停业。对于仍勉强维持的牙行，国家采取了排挤取代政策，通过建立公营或公私合营的交易所、农民服务所来逐步代替牙行、牙人，迫使其停业、转业。如，据1950年5月武汉市的报告，自各公营交易所成立后，牙行中停业的很多。1951年4月，江西省新淦县在改造旧交易市场的过程中，取消了牙人及佣金，同时利用其积极的一面，选择旧牙人中作风正派者继续担任市场交易员。又据1952年11月浙江省的报告，经过整顿，棉布、百货等行业得到发展，封建牙行大都倒闭了。1952年4月5日，中央贸易部发出通知，严格取缔城市行商及个体牙纪。这样，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商业行业结构性重组中，城镇牙行业即已基本被淘汰，衰落下去。但在农村集镇上，牙行、牙纪仍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在一些地区的集市贸易中还发挥着比较重要的作用。据1955年1月湖北孝感县白沙镇集市贸易的调查，除了已由国家控制了的粮食交易所外，旧式“行”（即牙行）是农民交易的主要形式之一。白沙镇从历史上形成了五种“行”：猪行、牛行、菜行、鱼行、柴行。其中猪行、牛行的交易额在农民贸易中占了大部分比重。据统计，1954年，全年该镇农民贸易交易总额为24•7万余元（新币，下同），约占整个市场社会零售总额的29•3％；其中猪行的成交额为7•51万元，占农民贸易交易总额的30•4％，牛行成交额为5•86万元，占农民贸易交易总额的23•7％；猪、牛二个行的成交额约占整个市场社会零售总额的15•9％。菜行、鱼行、柴行的总交易量也比较大。此外，该镇还有旧家具、旧服装二个委托代销店，办理农民的委托业务。1955年，该镇猪行已经进行了初步改造，成为合作社领导的生猪交易所。其他各行仍在继续经营。在1956年下半年恢复农产品自由市场的过程中，一些地区集镇的牙行、牙纪曾有恢复，但很快随着1957年自由市场的关闭，以及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贸易的被取消，牙行业最终衰落下去。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贱三爷的来历

　　说法一：从前有一个汉阳籍的秀才在省里（今武昌彭刘杨路一带）做大官，此人在家排行老三，人称三爷。由于汉阳和武昌相距不远，三爷老家的乡亲常有事找三爷帮忙，过去和现在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要见大官不是很容易的，所以三爷的乡亲见三爷时每次都会受到看门人的盘问，三爷的乡亲每次都回答：我们是汉阳来的，我们是见三爷的。时间长了以后，三爷的乡亲与看门的都认识了，不用打招呼也可以进去了，如果这时有人问看门的，怎么随便放他们进去？看门的就会回答：汉阳的，见三爷。后来就演变成了：汉阳的贱三爷。
　　说法二：贱三爷是汉阳人，本名叫健，排行老三，故人称健三。由于他家里很苦，所以从小就在地里爬、泥里滚，反而长得结结实实。他聪明机智、喜管闲事、爱打抱不平。
　　有一年，正是春播大忙时节，健三家没有牛耕地，他就自己拉着犁来回跑。财主刘善人想雇佣他看家护院，七找八找找到地头上，啧着舌头说：“啧啧！健三，你真是造孽呀！绳子勒进肉里，天上太阳晒，地下水汽蒸，黑汗水流的，晓得几苦哟！干脆到我家里帮我吧，有你吃，有你喝，晓得有几好。看，这是定钱。”
　　健三撇撇嘴：“就这么一点点呀！”刘善人连忙说：“好办，只要你肯到我家里来，一切都好商量。”“这个商量只怕是打不过来哟。”健三嘿嘿一笑，指着脚说：“我拉一天犁，可以耕这么大一块地，秋天就收这么在一块地的谷，你能用元宝把这么大一块地铺满吗？”
　　“么唦？”刘善人吓得舌头伸出来一大截，半天缩不回去。
　　“我说这个商量打不过来吧。还是把你的几个臭元宝拿回去吧，用盐腌起来，莫长了蛆累！”
　　刘善人气得直跳脚，恨恨地说：“健三哪，健三！你真是生得贱哪！”
　　健三大笑道：“哈哈！我就是贱三爷嘛！”
从此，贱三爷的名字就传开了，而且是越叫越响，他的故事也越传越多。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白沙铺的节日习俗　　
　　过年
　　以农历（夏历）为主，分为过小年、过大年。过小年是军三、民四、王子二十五，即军属人家过小年是腊月二十三日，百姓人家是二十四日，皇家王子则为二十五日。僧人在腊月半时，送司命贴（木版印制，是司命菩萨上天奏本的文书）到各家各户，各家自己填写地址姓名。小年晚上，在厨房里烧香送司命菩萨上天奏本，并进行祷告，祈求好运。烧夜香时全家人吃东西（必备麻糖），嘱咐小孩过年不能乱说；给肉狗子吃，教过年不要乱咬，俗称“嘱咐狗子过年”。小年左右，开始磨豆腐，腌腊肉腊鱼，炒花生豆子、打糍耙，二十八日禁打，所谓“打七不打八”，均为过大年做准备。
　　大年临近，家家都要吃年饭。有接姑娘女婿的（一般为新婚），有接伯伯叔婶的，有接师傅先生徒弟的。三十夜里（月小二十九）吃团年饭，要多煮一点饭，够吃三天，初一至初三不煮饭，家家还要贴对联，贴对联后，债主不能上门讨债。晚上守岁，初一天亮时烧香放爆竹名为“出行”，表示出门大发。天亮后开始拜年，对父母长辈称“拜年”，对同辈或下辈说“恭喜”。初二给舅父舅母拜年，初三给岳父母拜年；初四给姑爷姑母拜年，新婚夫妇这天给女方父母拜年。亲戚拜完以后，有人请春客，朋友知己，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名为“闹春酒”。
　　此外，本地还有初七放烟灯习俗，当时由于技术不高，有时放不上去，招来观者笑谑。有民谣说:“七的不放八的放，惹的老娘跑几趟，伢又哭、奶又胀，婆婆吵、男人杠，急得老娘汗直淌，看你到底放不放？” 　　
　　元宵灯会   
　　正月十五元宵节，各地要举行灯会。各家各户门前悬挂灯笼，有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圆形的、扁形的，也有扎花灯、宫灯、走马灯的，鱼龙变化，五彩斑斓。看灯的人很多，街上居民接亲戚朋友来看灯，四乡百姓上街来看灯，熙熙攘攘，游人如织。
　　玩灯的人们集合整队，首先是一对方形牌灯，一为风调雨顺，一为国泰民安；接着是4个鱼灯，意为年年有余；第三是4个瓶灯，意为四季平安；第四是4个斗灯，意为年年丰收，第五是4个吊灯，意为果实累累。
　　接着是一套锣鼓乐器。后面是腰鼓队约20人，男女各一半，全是青少年人，一边着红绿衣裤，一边着黄蓝衣裤，前后走动，击鼓舞蹈，时而为一直队，时而两队并行。
　　其后是一套锣鼓，接着是花棍舞蹈，男女20余人，各着红绿黄蓝衣裤，每人一枝花棍，3尺左右，安有铜钱，边舞边响，一人指挥，来回舞动，且舞且唱，动作齐整。
　　其后又是一套锣鼓，后面是扇子舞、秧歌舞，罗汉追狮子。大狮子，是双人舞；小狮子，是独舞。或跑或走，或伏或滚，罗汉指挥，手执云帚，穿黄色袍子，大肚子，利用狮子闹爆竹。一个大锣，一个大钱，指挥人提个灯笼喝彩，群众也随着喊，“有啊!有啊!”罗汉用云帚打狮子，狮子用口咬罗汉。
　　其后是喻老四推车，女的坐车，丑角推车，丑旦伴舞，化戏装，一套乐队伴奏，推前转后，来回舞蹈。
　　其后是蚌壳精，一女子化戏装在蚌壳中，蚌壳里安上电珠，蚌壳一开灯亮，一关灯暗，一个渔翁手提鱼网，背个鱼篓，呈撒网状，动作灵活，诙谐动人。
　　接着是采莲船，着彩色戏剧服装，做划船舞蹈，前后划动，转场划行，一个人唱采莲曲，众人应和。
　　接着是平台故事，由人推着平台，台上坐着化妆成戏剧的小孩，如《空城计》，一个孔明抚琴，两个老汉扫地，两个琴童，一个司马懿。
　　其后是踩高跷，着戏剧装，3尺左右的木高跷绑在脚上来回走动。
　　再其后是龙灯，一是滚龙灯，闰年13节，平年12节，14人舞动，身穿红或黄色衣服，头扎英雄巾，腰系红带，一个舞龙珠，龙头随龙珠左右滚动，各节依次随头摆动。
　　最后是老龙（即恐龙），也称懒龙，头高丈许，一个人撑头，两个人用铁叉扶着，也是12节或13节。
　　每次玩灯，一般是下午四、五点开始，第二天早上六、七点结束，通宵达旦，观者如潮。正月十二开始叫出灯，正月十五结束叫送灯，如因雨天等原因，也可玩到正月十九为止。 　　
　　端午龙船竞渡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有在澴河开展龙船竞渡的习俗。利用当地停靠的货船，在船头扎龙头，在船尾扎龙尾。一个小伙子身穿短衣，头扎英雄巾，腰系红色或绿色飘带，手执小旗在前面舞旗，一老舵手在后面掌舵。这是决定胜负的人，他因势利导，借着水向、浪势或风势搬舵，在最后面的也能划到最前面。船两边各有四至八人用桨划行。船上有锣鼓助威。口令一下，各船努力划行，从某地到某地，先到为胜，依次排名。第一名赏酒20斤、肉20斤、黄瓜2担、雄黄1包；第二名赏酒10斤、肉10斤、黄瓜1担、雄黄1包；第三名赏肉5斤、酒5斤、黄瓜20斤、雄黄1包。另赏包子、粽子，不分名次，每人各5个，还有芝麻绿豆糕。用鞭爆接到指定的料棚（卖木材的棚子），欢歌畅饮。第四名为负者，无颜见江东，各自溜回。
　　龙船竞渡时间以河水涨起来为准，一般是五月初至五月半这段时间，后来陆路交通发达了，澴河渡船逐渐减少，竞渡就再也没有开展过。　　
　　七月半放灯   
　　农历七月十五，这对城里人而言似乎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在广大乡镇（包括以农业为主体的县城），这一天却比春节还重要,白沙铺有七月半放灯习俗。农历七月十五，当地称为“鬼节”，传说是死去的人回阳间的日子。
　　每到七月半，白沙铺人都要准备好纸钱，烧给死去的亲人们，比过清明节还隆重。譬如，除纸钱外还要备好交通工具———纸船，晚上放入穿镇而过的小河中，送亡灵回“家”。 纸船可以在集市上买，也可以自己做。一般都很小，先用篾条扎架，再用纸糊。稍大的，就需用一块泡沫塑料作底板。也有人做得很大的，“远洋巨轮”一般，几个人抬到河边。所有船上都点有蜡烛，夜晚放入河中，便成一片灯的海洋，在白沙，这就叫“放灯”。
　　“放灯”这一活动早已超越了它的原始意义，成为白沙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是孝感北部一道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与其说人们是在思念对死去的亲人，更是对安宁与幸福的向往和享受。　　
　　中秋赏月   
　　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中秋之夜，民众要举行赏月活动。一般在月起时开始，至偏西时结束。
　　主人在堂前（庭前）摆上桌椅，围桌而坐，端上茶水，摆上几个盘子。中间放一“月光”(糕点，圆形，七寸盘大），四周佐以月饼。有冰糖的、清真的、苏式的、广式的。有条件的也摆上时令水果，如石榴、板栗、枣子、白果、花生等。亲朋好友一面品茶吃点心水果，一面赏月讲讲生意，话话桑麻，更有文人雅士吟诗作对，相互唱和，三五相聚，其乐融融。　　
　　重九登高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民间有登高游览的习俗。
　　是日，人们邀约朋友，三五成群到山上登高旅游。或背小孩，或偕伉俪。老翁老媪扶着拐杖，谈谈笑笑漫步登山；少男少女蹦蹦跳跳，嬉戏追逐竞跑上山。有的带着菜肴糕点，提着香烟美酒，庙里也有人临时做些小生意，卖些炒菜、烧烤、卤菜、水饺、包子、玩具，还有香茶、开水、香烟、烧酒等物。秋高气爽，野菊飘香，深林鸣鸟，足下清风，满目苍翠。游人或在寨中，或在庙前，或在庙后，或在山顶，或在半腰，随地而坐，开怀畅饮。品清茗，喝佳酿，唱楚戏，吹长笛，触景生情，吟诗作对，谈情说爱，介绍生意。有微醉而归的，有蒙蒙大醉的，有清醒如初的，有围观嬉笑的。各有所获，各有所乐。月影西斜，游兴渐薄，人们逐渐散去。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解放前白沙铺的花、布行与染坊杂记
白沙铺地处孝感城三十余里的澴河西岸，1924年前，商业十分活跃，河上经常行驶的载重货船百余只，来往停靠在南渡口，殷院塘和东门楼等三个码头。白沙铺距京广线上的陆山、花园和肖港等火车站较近，便于把白沙的货物转运到孝感、汉口以及其他各地。水陆两便的交通，曾为白沙铺的商业带来了一度兴旺的景象。
白沙铺东西南北四条街，每逢集日，棉花、土布交易热闹非凡。白沙铺购销棉花、土布的行庄不少，自购自销的大花庄十二个，代购代销有花行八个，最大的棉花行庄要数：张元兴、胡兴顺、彭恒大、两益等；东街的陈元龙、陈元大、杨隆聚，南街的和顺德，北街的陈万顺，这几家有的兼设布庄、布行，为“三元客”（山西、陕西的买主）和“红庄客”（湖南的买主）收购大批土布，为武汉、上海的纱厂收购大量的棉花（主要是皮花）。如“三元客”恒通，通过花园的彭协盛与白沙的杨隆聚挂钩设庄收购9﹒2寸宽，4﹒8丈长，重1﹒5斤的府布；汉阳黄顺记通过白沙的胡兴顺设庄为湖南客收购宽1﹒5尺，长2﹒4丈，重1斤的“红庄布”。这些庄客带着银两，同汉口“立丰”、“守康”等几个大钱庄共摺子（存款摺）写银票流通白沙。以杨隆聚布庄为例：每逢集日，布庄分工有条有理，管事的坐镇指挥，进庄的看质论价，帐上的飞珠挥毫；发庄的，清点钱票；照场的前后走动防火防盗；“挑号”的依质分类，挑挑比比；“送号”的把分类出来的布匹送到各个等级房屋；打卷的在等级房内将32匹布捆做一卷，要求卷卷一样重。当时，白沙铺商统计过花、纱布日营业额高达三千余银元。但一些行庄在贸易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扣秤压两，进花按18﹒8两为一斤计算，到武汉售花按18﹒3两为一斤，在家汇总成本按按18﹒4两为一斤计算，平均每斤压秤四钱左右。二是用加码秤冒充全平秤：当时秤的种类很多，度量衡极为混乱，有全国统一的全平秤，16两为一斤，曹平秤比全平秤100斤大一斤，曹发秤比全平秤100斤大2﹒5斤，折平秤比全平秤100斤大5斤，库秤比全平秤100斤大8斤，全平秤最小。花商经常用加码秤冒充全平秤，诈骗农户。三是退行佣（手续费）：在发庄时按4﹒5%扣下，再抽“小号”（专用看花评级的补助费）又从中再扣除0﹒5%。四是在各种钱币兑换中，七折八折从中获利。
由于白沙周围盛产棉花，也带来了农村纺纱织布的发展。一般农户都备有弹花弓槌、纺线车、织布机，一到冬春，纺纱织布的繁忙景象随处可见。白沙铺附近曾流传过这样两首民谣：“王田观（村名）九条巷，鸣鸣叽！不断亮。”又云：“清明前后，白布面路。”
白沙的农户把纺纱织布当做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曾有“机三口”之说。每一织户，有弹纺的、织布的、买卖花、纱、布的，各司其事。南街的和顺德，东街的杨隆聚就是白沙铺最大的官纱销售站。他们一买纱，就是几十箱或几号船。其商标有：“立马牌”，“狮球牌”、“月光牌”等，均为武汉纱厂的商标。买卖棉纱分做两季，春庄一过，就开热庄。白沙铺从武汉购回官纱卖给农民织布，用正搓纱（细）做经，反搓纱（粗）做纬，很受本地农户的欢迎。
白沙铺是有名的土布、棉花的集散市场，那时，外商的西洋花布（法国竹、俄国彪等）东洋花布（日本产白布），相继源源来到白沙铺争夺市场。西洋布质密而厚，价贵；东洋布质稀且薄，但价格贱，人们喜欢本机布，（本国机织白布）既厚又白，耐穿。其布有10斤头的，有六斤头的，有五斤头的，一般长10丈，宽2﹒6尺。
白沙土布生意的繁荣，带来了印染业的发展。其靛染料来自云梦陈家沟一带，白沙铺以陈姓为主，操作靛染业最早，在南街家家开靛行，故称“靛行街”。当时最大的靛行有：寿春朝；最大的染坊有肖荣记、张天咏、程永兴等。几百口染缸，常年作业不断线。印染有一套过硬的土技术：靛叶收割后，用西山（德安府的）石灰水浸七天，折缸后用“搭笆”翻缸，沉淀后逼（滤）水，再用火灰吸干即成靛。搅缸后再看颜色；黄色无病，绿色有病，有病加适量的酒和“姜黄”药。染青、兰布，将布放入盛有胶水的（木青胶、或牛胶）的靛水缸内揉后，从缸内取出，再用锅蒸。这样，所染的布不褪色不走胶。多染则青，少染则蓝。土花布有：扎花染布、印花布等。如果用蓝、青线子织花布，可以织成各色、各样的花布；如芦席片、蚂蚁上树等。此外，还自制不花钱的漂白布。由于方法简便易行，花钱少，以后发展到家家农户自种靛叶，自设染缸染布。
一九三八年日寇侵占孝感后，对白沙铺一带，实行经济封锁，严禁食盐、食糖、煤油、花布等输入白沙。1940年，日机十余架次对肖港狂轰滥炸，1942年又出动坦克、骑兵，向白沙、沙子岗进行“扫荡”，把一座轰动一时的“小汉口”践踏得破烂不堪了。以致工商业衰败，土布和棉花行庄相继关门停业。

（陈平阶  陈国灼  口述   陈健民整理）

刘少峰

“进士匾”的疑惑
远自秦汉开始，匾额就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宫阙王府、园林名胜、名人宅第、民居店铺等诸多的建筑物上，都悬挂或镌刻着标示名号、涵盖功能的匾额。在众多用途的匾额中，有一类是褒扬彰显功名的科举匾。从隋炀帝设立科考制度开始，在此后一千四百多年的岁月中，历朝历代无数的文人士子都必须经过寒窗苦读，通过科举考试，最终才能踏上仕途之路。科举制度成为历代帝王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从这种褒扬功名的科举匾上，我们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对功名的渴望，以及对科举考试的重视。
白沙铺的进士匾长2米多，宽1米多，匾的正中题有两个阳文大字：“进士”。70多岁的老人陈华文告诉笔者，这个匾挂在他的大伯陈恩堂的家里，离悬挂的地方3米远的地方还建有一个大照壁。照壁，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部分，是建筑在大门内的屏蔽物。古人称之为“萧墙”。因而有萧墙之说。明朝时特别流行。从前，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有鬼来访，修上一堵墙，以阻断鬼的来路。另一说法是，照壁是中国受风水意识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称“影壁”或“屏风墙”。风水讲究导气，气不能直冲厅堂或卧室，否则不吉。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面置一堵墙。为了保持“气畅”，这堵墙不能封闭，故形成照壁这种建筑形式。照壁具有挡风，遮蔽视线的作用，墙面若有装饰则造成对景效果。照壁为我国经典建筑形式四合院必有的一种处理手段。
据他说，这个匾是他的先人陈灼增中进士得到的嘉奖。但笔者考之《孝感清代进士名录》中，没有发现他的名字，却发现了高燮曾的名字，而高燮曾家与陈家又是姻亲。陈恩堂小时失怙，没有父亲，就到舅舅家里读书，那里正是高燮曾的湾。笔者推测，这个匾可能是从高家湾传过来的。后来，陈恩堂去世时，由于家穷，只好用这个匾做了棺材。至于这个匾究竟是奖励谁的，还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考证。
（陈华文口述 刘少峰整理）

刘少峰

居住禁忌

汉族作为一个农耕民族，不仅注重房屋的居住功用,而且将住房与“家”的兴衰命运紧密相联。每一个家族、家庭都希望自己能够发展壮大，光宗耀祖。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们便在住宅的建造上大作文章，设法选择有风水龙脉、神灵保佑的区域建房。“相宅”就成为人们的一大选择。
选择地址，俗谓“相地”，就是对客观事物环境的取舍，可谓建筑的前提。在汉族民间，农耕生产对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有着强烈的依赖，渐渐地，便赋予自然高度的精神象征意义，认为自然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导致人命运的吉凶祸福。因此，在建筑上，选择好的地基就显得十分重要。
宅基地的选择有许多禁忌。《阳宅十书》云：“南来大路直冲门，速避直行过路人，急取大石宜改镇，免教后人哭声顿。”“东西有道直冲怀，定主风病疾伤灾，从来多用医不可，儿孙难免哭声来。”“宅前有水后有丘，十人遇此九人忧，家财初有终耗尽，牛羊倒死祸无休。”这些禁忌在民间建宅业广为遵守。如在江苏扬州江都县，盖房“主要避讳两种地方，一是大路直冲着房子的地方，当地人叫‘路箭’；二是有河道直冲着房子的地方，当地叫‘水箭’。箭能射杀人，在这种地方盖房子，易遇到意外之祸，是不吉利的，所以一定要避开。”(《扬州采风录》)又据明朝《营造门》说：凡宅宜居官观仙居侧近处，主益寿延龄，人安物阜。不宜居当冲口处，不宜居塔家、寺庙、祠社、炉冶及故军营战地，不宜居草木不生处，不宜居正当流水处，不宜居山有冲射处，不直居大城门口及狱门、百川口去处。这是明代人建房宅选地基的要领，是以求神伤、避鬼祟、躲战乱，图清静、多生殖、恐讼争等等为准则的，这些都迎合了民间的普遍心态，百姓会争相仿效。
选址除了以上的禁忌外，还有一个大的禁忌便是“太岁”。《论衡•难岁》对此有记述：“移徙法日：‘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假令太岁在子，天下之人毕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实，早在《苟子•儒效》中就有关于“太岁”的记载：“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东南而迎太岁。”但太岁到底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总的看与岁星(即木星)关系密切。当时的勘舆家(占卜建筑吉凶之人)以为太岁为对应于天上岁星的地上凶神，可以根据岁星的位置推测地上太岁所在的方位，如在太岁方位兴工动土，便会掘到蠕动的球样的土块，建、徙宅者应当避忌，否则遭灾。这种土块就是民间常说的太岁土，无怪有谚云：“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尽管王充极力驳斥此种“俗说”，汉代以后仍有关于太岁土主凶的记载。《酉阳杂俎•续集》卷之载：“莱州即墨县有百姓五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肉随填而出，丰慎弃之。经宿，长塞于庭。丰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存焉。”太岁土实为一种白膜菌，只因当时无力解释才附会出太岁凶神的臆说。
选定住宅地基之后，再由风水地师以其对外的环境、天时的观察、诠释来决定整栋屋宇的朝向。若屋主人未请地师，则由大木师傅定向。风水中称这种决定住屋朝向的方法为“向法”。
定方位要顺势，忌逆势，根据自然地形、地貌、水流方向。气候特征等决定“大向”，即大致朝向。一般规则是坐北朝向的“负阴抱阳”格局。一些特殊的村落则因禁忌、避煞、自然条件的限制的要求而朝东或西。方位上的禁忌不是很严，最忌的是地势上南高北低，看上去极不顺眼，俗话说： “前(南)高后(北)低，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北)高前(南)低，主多牛马。”实际这是顺乎自然，人们都是把房院建在山南水北的阳处，而不会建在山北水南背阴地里，出门就蹬山爬坡也是很不方便的。主房建毕，要在四周增建房屋亦有禁忌。《论衡•四讳》曰：“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详。”所谓西益宅就是宅地向西边扩大。对此，《风俗通》亦以为是，并进一步解释日：“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有《礼记》曰：南向北向，西者为上。”这是说南北向的房屋，西边为尊长的住处，不能添建房屋。

随着住宅朝向的确定，门窗的方位也被确定。门是内外空间分隔的标志，是迈入室内的第一关口，中国人历来重视各种门的处理，风水更是对其投以深切的关注：“宅之吉凶全在大门……宅之受气于门，犹人之受气于口也，故大门名曰气口，而便门则名穿宫”。“地理作法全籍门风路气，以上接天气，下收地气，层层引进以定吉凶。”(《相宅经纂》卷一、二)民间一般立门于南、东南及东三方，俗谓“三吉方”，又以东南为最佳，俗称青龙门。对照传统民居的大门位置，多与此说相合。古代门向的禁忌与住家的姓氏相关。《论衡•诘术篇》云：“《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及《无何集》云：“角家门不宜西向，宫家门不宜东向”等，便是这种古俗信仰的例子，这一迷信近代已不习见。
门向禁忌更多的是涉及到门外的环境。在浙江金华，“旧时正门如果正对别家屋栋、墙角、山头、岩石等，认为是大不吉利的，必须祈求虎神相隔。”(黄子奇《金华虎俗》)俗信以为，凡人家门前有西池，为哭字头，不祥；西边有池，为白虎开口，不吉，皆须忌之。天津旧时盖房，忌讳自己的屋门正对着别家的门、窗和山墙，说是“窗户对着门，不打官司就死人。”“门对门，尽死人”。尤以门小者更遭其害，俗话谓之“大口吃小口”。若不能避，需于各自门内垒影壁墙，以挡避邪物侵袭。门口正冲小巷及邻家房前兽头也不行，俗以为不吉，要设法破解。门还忌正冲房檐滴水，俗话说：“房檐滴水滴门帮，一年之内死一双；房檐滴水滴门口，不伤大口伤小口。”
总之，这一类关于门的开向、方位的禁忌多是为了避免“气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民间有一简便的方法便是在门边置屏墙一堵，或直或曲。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气畅”，因而屏墙多是不封闭的，如入口处的影壁等，使得内部空间还呈现与室外相融合流通的意向。
汉族民间在讲求自然地形之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相邻建筑位置及向度上的相互关系。总的要求是合乎情理，忌背合，即忌与众人的屋向相反。风水称与众向相反的建筑为“众抵煞”，有“烦恼皆因强出头”的说法。对于屋前空地(称作地台)，不能两边低而自己独高，只可人高而略低，过低又不可，这正是中国“中庸”、“平均”思想在建筑上的表现。
在大门前忌种大树；在树种选择上，风水认为：“东种桃柳(益马)，西种桅榆，南种梅枣(益牛)，北种奈杏”。又“中门有槐，富贵三世，宅后有榆百鬼不近”，“门庭前喜种双枣，四畔有竹木青翠则进财”(《相宅经纂》卷四)。河南开封一带流传一种“宅忌”民谣：“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桑与丧字谐音；“柳”指父母死后，送殡多用柳枝作“哀杖”、“招魂幡”；“鬼拍手”是指杨树，多植于基地，其叶迎风作响，似人拍手。民间还有“屋后不栽槐”的说法。据说古时有尊槐之风习，槐于古代是吉祥、长寿和官职的象征，因而民间禁忌植槐于屋后。河南一带禁忌在院内种植楝树，以为楝子为苦豆，兆主人食苦果。南方沿海一带忌在房屋周围种芭蕉、香蕉，俗信易聚鬼，或令妇女得血疾。《无河集》说：“有指草木言者：如宅东有杏主败；宅西有李主淫；槐主富贵；芭蕉，招祸之类是也。”这些禁忌，貌似无稽，若考察这些不同树种的生长特性，可知其中颇有科学道理。譬如槐树喜光不耐荫，适宜种于住宅南面。榆树速生，枝叶繁茂，种于宅后有利于防风、御寒。特别有意味的是榆树具有极强的吸附毒气、烟尘的性能，种于宅后能够净化空气保护环境，故有“百鬼不近”的说法。房子建好后，要考虑室内的陈设和使用，这方面也有禁忌。在天津，立柜不能对着床。河北一带，有糊窗禁忌。据《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说，秋后农家糊窗，如果在十月初一以前糊好，必须在窗上一角留一小孔，等过了十月初一这一天后再补。据说酆都城到七月十五日把鬼放出来，散在各二十五都不能出远门，更不能在外住宿，山东有些地方忌双日出门，说“要待走，三六九”。假如已经选定了一个启程的吉日，但旧时忽然发生了不良的兆头，如，小孩跌了跤，大哭不止，失手打碎茶杯之类，则至少须延期一日，不然，很不吉利。前面提到的杨公忌，是专门避忌出行的日子，据《无何集》云：“世俗多畏杨公忌，谓不宜出行，皆未悉其原委，故为所惑耳。今按其说，乃是‘室火猪日’。其术元旦起角宿，依二十八宿顺数，值室即为杨公忌。”按这样排列下来，杨公忌应当为：正月十三、二月十一、三月初九、四月初七、五月初五、六月初三、七月初一、二十九、八月二十七、九月二十五、十月二十三、十一月二十一、十二月十九。相隔均为二十八天。这些日子都是禁忌出门离家的。至于杨公何许人也，考之不详。
出门在外吃饭，有许多禁忌，如不要先喝汤，不要端着碗喝汤，要用匙，不要泼了汤；不要失落了筷子，不要打破了碗。又“出门千里，不吃枸杞”。枸杞为补肾强壮药。这条禁忌谚语含蓄地告诫男子出门要注意控制自己，忌沾花惹草，寻花问柳。“落店”睡觉时，不要铺着芏子睡觉，不然，会沉迷不醒。不要起床的时候站在床上，而且无论什么时候，不要站在或坐在人家的门槛上，主人家不高兴这样。
在山路上行走时，若有人叫自己的名子，不能答应，也不能回头看，俗以为这可能是鬼魅在试探。人名为人体的一部分，若答应了，灵魂便为鬼魅所逮，人将遭不测。行路时，还忌讳遇上殡葬的，借以为不吉利；或将衣帽脱下，扑打数次，以为破解，谓之“散晦气”。在山里，旅行者最忌遇见瘴气。远看着山头有烟似的、雾似的东西蒸蒸而上，这是瘴气发生了。抽叶烟是一个避瘴气的法子，还有其他有强烈气味的东西，也可避瘴气。
农耕民族多有一种恋“家”的心理积淀，出行即意味着暂处，等到十月初一再收回去。如果十月初一前糊窗不留孔，就会把鬼糊在屋里了。据《台湾风俗志》说，瘟疫鬼的居所，依旧时不同，常在室内各处，如中庭、东西壁下，床上、床边下、灶前、堂前等等，如果不知瘟疫鬼何时正在何处，乱动乱撞室内东西，则会受其祟患，染上疾病的。
汉族民间十分看中建灶。河南一带旧时忌讳火门(锅门)朝东、西、南三向。大门朝东西，犯了“烧东西”的忌讳；朝南也不可，只有朝北方好。俗话说：“向南烧，燎太阳；向北烧，无祸残。”又说“扭南烧北，金银大堆。”其实，朝北立灶，是按照风势的特点确定的，并非虚妄。
居住禁忌除了上述的以外，还包括许多内容。譬如对于迁居，汉族就颇为忌讳。民间有“人搬穷，火搬熄”、“人搬三道空，火搬三道熄”之说。这是由农耕文化的特点决定的，农耕民族主张“安居乐业”，迁徙是家业衰败的表现。万一不得不迁，又忌正月、九月迁屋，以为是凶月迁屋不吉。迁居时，汉族认为“搬家先搬灶”，灶王爷与家谱要选迁移到新居处，其后才能搬别的东西。居住禁忌在农村现在仍有流行。
（刘少峰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