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与书法文化的真情约会---孝感市书协送文化进大禹笔会活动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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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与书法文化的真情约会
             ---孝感市书协送文化进大禹笔会活动图文报道



     湖北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北大禹电气有限公司）是我国软起动调速产品创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研发生产企业之一，是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信息产业20强骨干企业、湖北省发改委和孝感市政府首推上市企业。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大中型电动机的软起动、调速节能、功率补偿、电真空器件、真空断路器、高低压成套设备等电气工程领域的高技术产品，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居国内领先水平，连续蝉联两届“湖北名牌”称号，其软起动装置与ABB、施耐德、西门子等多个跨国公司并列荣获“2007年度设计师最喜爱的十大品牌”。

       孝感市书法家协会是孝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下属艺术团体中最为活跃的社团之一,曾荣获中国书协'书法进万家'活动先进集体.
       近年来,孝感市书协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的指导和支持下,开展了一系列有良好社会影响的书法文化活动.

       为了促进明星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书法文化的交流,进一步提升大禹企业文化品位,进一步提升书法文化的社会影响力,2011年3月12日下午,孝感市书协与大禹公司联合举办<送文化进大禹笔会>活动。

      笔会活动在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隆重举行. 活动主题是<孝文化·家文化·大禹文化>.

     市政协、宣传部、文联相关领导, 市书协部分知名书法家 ,大禹公司领导及书法爱好者共约百人参加了本次笔会.

     大禹公司总经理程世国先生在笔会前的致词中说,企业要发展，必须拥有历久弥新的企业核心文化价值观。大禹公司冠名大禹，就是希望把大禹心系苍生、大爱大孝的精神植入企业文化，作为大禹企业文化的底蕴。公司创建之初，提出“产业报国、造福社会”创业宗旨，就是传承并发扬大禹这种为天下人民尽心、尽忠、尽孝、尽责的精神，现在提出 “共建和谐大禹，共享发展成果”、“家文化”、“以员工为导向”等理念，同样是大禹精神在新时代的延伸和发展，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有机结合。大禹公司将责任、忠诚、奉献等孝文化核心精神融入企业文化的做法主要是：一是亲情感化。引进亲情培育管理理念，着力营造企业“家文化”，让员工认识到企业就是自己的家。二是责任教化。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尽责任，做一个孝子孝女、慈父慈母，努力营造和谐家庭；在企业团结友爱，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三是企业通过人文关怀培育员工对企业忠诚。企业尽力解决员工各方面的困难，促进员工尽职尽责和提高忠诚度。四是通过以上措施让员工在企业中找到自豪感、归属感。正是由于大禹公司牢牢抓住企业文化建设，把传统孝文化的核心精神融入企业核心文化建设上来，才有了大禹今天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态势。

  市政协副主席,市书协名誉主席喻友安,市文联副主席刘碧峰,市书协副主席李晶文在笔会前的讲话中,都对大禹电气大禹公司秉承产业报国、造福社会的宗旨,注重企业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予以热情洋溢的赞誉,希望通过这次笔会活动,促进明星企业的企业文化和书法文化的深入交流,共同为孝感城市文化的繁荣作出新贡献.

    为了支持孝感书法事业的发展,湖北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孝感市书法家协会捐赠了六万元人民币.

     在大禹电气领导的陪同下,与会人员参观了大禹电气厂区,对大禹文化的精髓：“品、赢、和”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下午三点,笔会交流环节开始.

      书法家们激情挥毫,创作了几十件阐发大禹文化的书法精作.[见三楼起图片].

      大禹电气领导和书法爱好者与书法家们亲密互动,笔会现场春意浓浓.

赞曰
      
                              展书艺妙品文化立市别开生面   
             兴禹光伟业科技报国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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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带动“第四波经济”//转载

    从一个有机体来看待“文化创意产业”，不论是“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产业”还是“从文化中寻找创意的产业”，其中“文化”都是重点。
    但“文化”是什么？
    这么一个说来玄奥，经常有人长篇累牍地阐述的名词，有没有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
    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今年春节，倒是因为看了一部久闻其名的电影而找到一个说法。

    安东尼奥尼的《春光乍泄》（Blow Up），是摄制于一九六六年的名作。电影讲一个摄影师，在伦敦一所公园无意中发现的谋杀案。随着主角走进公园，我看到在他身后的背景中，有一个在捡垃圾的老人。这位老人不是背着什么破烂的筐子检，也不是清洁工一般戴了什么塑料手套捡。他身着雅致的衣帽，拿着根手杖，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慢条斯理地散着步，腰不弯，身不蹲地捡垃圾。他的手杖底端尖细，把地上的纸片垃圾一插一插，就一路往杖身串垫上去了。
    这部四十三年前的电影里的一个小背景，让我想到，“文化”就是对一些价值和品味的坚持。这些坚持可以体现在艺术与文学的创作上，也可以体现在我们生活和（不分行业的）工作上的每一个细节上。英国人坚持检垃圾也可以像绅士在散步的价值和品味，那就是他们的文化。

    我们的社会，长期倾向于把“文化”窄化为“艺文”来看待，其中一个影响是，每当一些我们最卓越的企业领袖要谈“文化”的时候，都经常以过于自谦的“我是个不懂文化的人”来开场。
    其实不必如此。因为凡是坚持自己价值和品味的企业都有自己的文化。不仅如此，一个以“文化”资本来带动“第四波”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

    一九八○年，艾文·托佛勒发表了《第三波》。《第三波》把人类的经济进程，划分为第一波的“农业革命”，自此摆脱原始的狩猎生活；第二波的“工业革命”，自此进入以“标准化”而形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第三波社会则是以“信息革命”为前导，从而改变所有人的工作与生活型态。
    我们进入“第三波”已经是三十年时间过去了。信息科技软硬件的进化，以及信息本身的普及与实时，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课题了。接下来如果要思考什么是“第四波”呢？

    我们不需要“文化革命”的名称，但是改变观念，把“文化”当作一种新的资本也是技术来带动经济发展，进入“第四波”的时代，却已到来了。
    把这件事情实践得很好的例子，是“苹果”（Apple ）。“苹果”虽然从最早的个人计算机开始，就展现他们独特的友善使用（user-friendly）界面与美学思考，但是越到后面的iPod和iPhone，越造成日益轰动的热潮，不是他们在信息科技上有什么突破的优势，而是他们越来越善于把他们坚持的价值与品味，当成“文化”资本使用的成果。和“苹果”竞争的人，如果光看他们使用的科技和设计上的创意，却没注意到他们是以“文化”来带动这一切，又以这一切来创造了“苹果”的“文化”，那就太可惜了。

    从前三波革命来看，每当新的一波经济登场时，并不会取代前一波的经济，反而可以为前一波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工业革命出现，农业可以得到新的面貌。信息科技登场，工业和农业都可以因而改头换面。现在，一旦我们开始重视“文化”资本，同样可以为包括信息科技在内的前三波经济带来不同的想象与发展。
    除了“苹果”之外，Google、韩国近年来的影视产业，以及最近在台湾轰动的“太阳马戏团”，都是善用“文化”资本来推动自己发展的好例子。

    因此，当我们想要有机地看待“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除了要重视“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产业”，譬如出版、音乐、表演、电影、视觉艺术等等之外，也还要重视并鼓励“从文化中寻找创意的产业”，因为这可能包含任何行业──只要这些行业愿意并能够从文化中寻找创意。
    以“文化”来带动第四波经济的说法与做法，不论别人开不开始，我们都得先着手。我们需要重视“以文化创意为特色的产业”，也需要激励“从文化中寻找创意的产业”，有很长期的策略需要，也有极短期的急切理由。这不仅涉及我们经济是否能转型与升级，甚至事关我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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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老板能成为长青树//转载


王志纲/文  

   成就长青基业是每个企业的梦想；成为长青树是每个老板的梦想。那么什么样的企业能够成就长青基业？什么样的老板能够成为长青树？

老板的成长历程就像冲浪一样，抓住一次机遇就可能冲上一个高度;但这并不意味他永远站在这个高度上，这只是一个瞬间，并不代表他的未来。老板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我高是浪高。不是你自己有多么高明，而是时代浪潮（具体可能是一次市场机遇、一次产业周期）把你推到这个高度。

企业的发展从整体来看，就是一个不断筛选、不断淘汰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单纯的马拉松比赛，而是十项全能比赛，你在某一阶段、某一项目上领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最终在总分上领先。在十项全能比赛中，有径赛、田赛各种项目；而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样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也许你能够适应某一阶段，但你未必能适应下一阶段。

前些年，有些人靠倒批文、倒土地倒来10亿、8亿，但这些钱是浮财，不叫资本。一个人倒腾的手段无论多么高明是倒不成企业家的。有人靠倒腾、靠投机赚了很多钱，但很快就被钱砸死了，因为他没有用好这些钱财的本领，更谈不上企业团队、企业文化、企业品牌。所以他的钱来如浮云，也会去如浮云。
    这些人就像土匪一样，打家劫舍，抢了很多金银财宝，连别人老婆都抢来做了压寨夫人。但他不可能抢了员外的夫人就成了员外，抢了国库的黄金就成了国王。
    真正优秀的老板不在于一时一地的招术，而在于与时俱进的生存能力和生存智慧。这种能力和智慧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不断扬弃自我、超越自我，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悟出企业发展的无形大道、根本规律。
   美的集团老板何享建的成长历程就很能说明问题。他也是一个农民，起点很低，和他同时代的老板差不多都被淘汰了，他却把美的的年销售额做到几十亿，而且打算做到100亿、甚至500亿。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美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遇险，几乎破产，但最终都化险为夷、重新上路。
    何享健是怎么走过来的呢？

何享健的突出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善于用人。前不久，在与胡锦涛总书记谈话时，何享健曾经颇为精辟地概括了他的用人思路，他说：“70年代，我们用的是北滘人；80年代，我们用的是顺德人；90年代，我们用的是中国人；21世纪，我们用的将是世界人。”
    透过用人思路的演变可以看出何享健与时俱进的特点。早在90年代初，何享健就率先引进了一位博士。善于用人、敢于用人，使他的眼界更开阔，从而能够接受更多的新知识、新观念，更好地与时俱进。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与时俱进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本领支撑何享健不断冲浪走到今天。
    有些人能够踏着一个又一个浪头不断前进，而有些人却是随着一个浪头起来，却被另一个浪头打下去。那些被幸运宠坏的人，最后一定会被幸运消灭。
    一个老板究竟能走多远，不在于他的起点有多高，甚至也不在于他的知识水平、他的智商有多高，最要紧的是要有大胸怀，有大胸怀才会有大追求、大视野，才会与时俱进、不断成长。否则迟早会被时代浪潮所淘汰。
    在广东就有这样一类老板，以他们的知识和智商原本可以长成大树的，但是他们却宁愿当浮萍，不愿当大树。最典型的就是段永平，先是帮助小霸王成就霸业，随后自己当老板，创造了步步高的辉煌。如果他踏踏实实做企业，是完全可能成大器的，他却通过投机网络股，大赚一把，然后跑到美国当寓工。他可以说，“广东不是我的家”，但美国就是他的家吗？
    在广东还有另一类老板，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因为不能与时俱进而成为迷途的羔羊，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只能原地打转。比如就有这么一对兄弟俩，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困惑。过去兄弟俩一直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但近年来，却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当企业的销售规模达到5亿左右，兄弟俩做了这样的分工，哥哥做外围开拓，弟弟做内部管理；一个成了空军，一个成了陆军，在眼界上就有了差别，一个相对开阔，一个相对封闭。前者成功的完成了从工厂主到企业家、再到资本运营家的观念转换，但后者却仍然固守着工厂主的思维。于是矛盾就出来了。哥哥希望聘请高水平的职业经理人，而弟弟说，你从门口把他请进来，我就从窗口把他扔出去。这种胶着状态已经几年了，没有高层次人才来提升企业的能级，企业只能原地打转。
    这类“迷途的羔羊”不仅在广东有，在全国也不在少数。他们迷失在哪里呢？
    这就涉及对企业之道或企业本质的理解。作为企业家，你是仅仅为了解决个人的富有、富贵、包括家族两三代的衣食无忧，或是移民加拿大、美国？还是有更高的追求？既然历史把你从一个农民或一介书生变成企业家，就要致力于打造百年老店，不仅为自己、为家族创造财富，还要肩负起富国富民、造福社会的责任。
    一个老板如果一旦确立这样的理想，他就会千方百计做根基，建设企业文化、确立企业哲学、完善企业机制，然后海纳百川，不断创新超越。面对很多问题他就不会困惑、不会犹豫；比如职业经理人该不该用？从打造百年老店考虑，这是绕不开的一道坎，即使遇到挫折，也要放手使用。光靠自家人，企业是做不大的。而在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上，必须有壮士断臂的勇气，舍得给，放水养鱼，才能留住高水平的人才。如果不从战略上考虑，可能就是另一种思路——职业经理人毕竟是外人，保不准会吃里扒外，不如用自家人保险。这就是小贩思维。现在，珠三角老板普遍面临这一困惑，他们就像狗咬住自己的尾巴一样，在原地打转。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其前景堪忧。

二是要懂政治、懂国情。
    国情和政治是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如果不懂政治，逆政治而动、逆潮流而动，就是有100亿也会被消灭。万润南、禹作敏就是这方面的反面教员。
    在这方面浙商比粤商做得好。鲁冠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在经营上，他起点很低，但在适应中国国情、适应政治气候上，他堪称“老狐狸”。如果他像禹作敏那样张狂一点，就不可能成为常青树。尤其是他对企业改制外部气候的把握可谓炉火纯青。如果他改制早一点，就会触犯共产党的大忌。他憋了二十年，终于憋到共产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改制，他就通过和平演变把企业资产变成自己的资产，把集体企业变成家族企业。早了，他就完蛋；晚了，他没机会；此时改制可以说恰到好处。像这么聪明的企业家还有不少，如横店集团的徐文荣、TCL的李东生等，都是在合适的政治气候中通过合适的方式实现了个人的巨大价值。

三是懂文化，尤其是要懂中国文化。

企业的竞争说到底是文化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家必须首先弄懂中国文化。这种文化说到底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具有民族共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它是由几千年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形成的。一个人如果不能顺应这种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很可能与这个社会、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在这方面，手机狂人万明坚的教训是很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含蓄内敛，而万明坚却恰恰相反。
    最容易犯错误的是哪一类老板呢？就是那些被产业周期、行业周期或某种机缘捧上天的老板。这类老板就像有的香客到峨眉山看佛光，难得一见的佛光偏偏让他给碰上了，他看到自己像如来一样出现在五彩祥云之上，于是兴奋得发狂，就扑向佛光去拥抱自己，结果摔死在舍身岩下，让狼吃掉。很多一时成功的老板，最容易犯的就是这类错误。（根据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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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与文化人


   王志纲/文

文化人的两个层次

关于文化人有多种界定方式，但可能有两个层次。第一种文化人是靠文化而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吃文化饭的。第二种文化人是为文化而生的，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化人，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应该是韩愈所讲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其最高境界则是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所做的一切已超越了生存的需要，而是为了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前进。这是我所称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

文化人可做的三件事

人们对我的了解只是靠给企业出谋划策吃饭，作为学者与商业结合得很成功。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我开拓这种生存方式是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探索一条路——就是第三种生存。出淤泥而不染，在获得自尊、自立、自强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在这种前提下你至少有三件事可做。第一，给文化、给知识张目；第二，引导老板从庸俗走向高雅，从而培养一种高尚的商业文化。第三，用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理念开启民智，强健民魂。

商海深处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

知识分子下海，刚开始的时候，是在浅海，或者只是一个滩涂。有劲用不上，还被挣了大钱的老板们嘲笑：“什么知识分子？不就是写字的人嘛。”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打架他打不过劳改释放犯，吃苦他吃不过进城打工的农民。又苦又累又狼狈。当市场经济进入大浪滔天的深海时，知识分子终于可以蛟龙入海了，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科学的知识和智慧。

商业与文化的力量

商业与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商业的力量是刚性的，也是短暂的，它的本质是金钱、是功利；文化的力量是柔性的，却是长久的，它的本质是对心灵的呼应、是对精神的感召，它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当两种力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时，其能力则大得不可估量。

文化人的毛病

在中国做事，切忌假、大、空，好高骛远，中国很多文化人毛病都犯在这里。激情似海，想法太多，不懂得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结果呢，常使英雄泪满巾。

让市场给自己落实政策

市场经济是公平的，它最终会给经世致用、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文化的市场化

     文化人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以市场化的方式运作文化，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验多彩的人生，还可以把新的观念、新的信息带入现实中，以帮助那些因财富骤然升值而文化品味相对欠缺的商界人士，提升文化品格，创造文化价值；同时，获得正当的物质回报，构建文化人应有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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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观点：老板成长的三种境界


老板成长的三种境界 -------- 小老板做事，中老板做市，大老板做势

  我认为，一个老板、一个企业家、一个商人，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只要生下来，最终的目标都是要长大成人，不管他当初如何小，都渴望能像李嘉诚那样成为江湖枭雄、一方霸主。

  任何一个企业家，在不同阶段考虑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兴奋点也是不同的。如果错位了，一定会适得其反；如果在不同阶段把每一个节点都把握好了，即使犯点小错误，也不至于彻底地灭亡，以后还有机会发展起来。下面我们就分别谈谈老板进化的三个阶段。

  小老板做事

  小老板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事情做对、做好”。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一步一个脚印地把事情做好，这是最要紧的，其他的不要过多地考虑。看准一个方向之后，脚踏实地去做事。如果你的服务比别人周到，产品质量比别人的优良，做事更加勤奋，一般都会成功。这个阶段，主要是要加强产品力（包括服务力）。

  研究、观察中国企业家进化的过程，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遗传密码”或“文化基因”的神奇作用，只要你了解了一个老板的密码或基因，那么就可以预测其未来发展的路径。什么是老板的“遗传密码”或“文化基因”呢？一般而言，它是由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共同造就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大凡最终由小老板成长为大老板的人，在其还非常弱小之时，其眼界、气势、想法、观念就非同寻常。

  碧桂园的老板杨国强现在已是中国房地产界响当当的大老板，但他成为开发商却是被逼的。十年前，作为包工头，他承建了顺德一个别墅群，因楼市死火，甲方无法按期给他这个乙方酬劳，不得已杨老板就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从包工头变成了开发商，并倾力打造了他的第一个项目——顺德碧桂园。面对一片死气沉沉的烂尾楼盘，他却雄心勃勃，按十年、二十年来规划自己还在襁褓中的企业。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中国房地产界的李嘉诚。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在运作碧桂园项目时，他就做了一些当时看来很“虚”的事情，如CI系统的引进——中国房地产第一家、凤凰飞舞LOGO的设计、“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广告语的选定。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碧桂园还在用。由此可见，杨国强打造长久、强势品牌的眼光和毅力绝非常人可比。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老板，在品牌问题上，朝令夕改，文无定法，变来变去。这说明其掌门人看得不远，因此企业往往就走不远。

  杨国强不仅在大势上有长远眼光，而且做事非常勤奋。一件小事就能说明问题。碧桂园位于顺德境内，社会治安始终是业主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让所有的业主完全放心，杨国强要求保安在整个社区巡逻，五分钟必须到哪几个死角，绝对不能误事。他担心保安不按规定时间巡视，居然自己拿了个秒表，躲在树林后面，一蹲就是三四个小时，忍受蚊叮虫咬，硬是抓住了几个保安，有的是五分钟过一点儿到，有的是六分钟才到，他按规定对这些保安进行了处罚。通过类似的事情，碧桂园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说法——杨老板有三个特点：第一，说一不二；第二，注重细节；第三，无处不在。现在十年过去了，这个企业俨然成了中国的巨无霸。

  我们工作室有一条策划法则叫做“车头车厢”法则，讲的是竞争策略的选择问题。所谓“车头”，就是做行业竞争者的领头羊、做市场的领跑者、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当然并不是任何企业都有资格选择做车头。而所谓做“车厢”，就是做追随者，跟在行业领跑者的后面拣便宜，领跑者筚路蓝缕，闯出一条血路，追随者就在这条通路上毫不费力地快速前进。当企业规模尚小、老板也还只是个小老板时，一定不要不自量力、好高骛远地去做火车头才做的事，而应该做一个单纯的火车厢——追随者。

  做火车头还是火车厢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取决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与能力。

  中老板做市

  企业由小到大，慢慢发展壮大起来，已经跨过挣扎求生的阶段，闯过了“鬼门关”，小老板也成了中老板，对他来说，这时仅仅能把事情做好已经远远不够了，他还必须懂得如何开拓市场。

  也就是说，中老板在此阶段，最要紧的是做市——市场的“市”。如果他不懂市场，不懂市场竞争的策略和手段，埋头拉车不看路，很可能会在偶然中获得成功，在必然中被消灭。我见过不少这样的老板：有很多人，在某一行业中偶然挖到第一桶金后，还是按照原有的路径一门心思走下去。当市场重新洗牌后，他的企业就可能于瞬间灰飞烟灭，身首异处。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个时候，中老板要把企业工作的重心放在市场营销、品牌运营方面，要狠下力气，成为行家里手。

  广州星河湾的老板黄文仔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像许多老板一样，他也经历了从小老板、中老板到大老板的进化。我们来看一下黄老板是如何做市的。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黄文仔主要从事贸易活动，经营钢材。凭着广东商人天生的、敏锐的生意头脑和善战能力，他很快就挖到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积累，成为广东有名的“钢材大王”。随着时间的推移，黄老板发现，做贸易虽然能迅速地获得暴利，但却很难维持长久。要想永续经营，必须转做实业，所以他选择了木材加工，做胶合板。

  就这样，黄文仔从流通领域转向了实业领域，流通资本也就变成了产业资本。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中国的装修市场风起云涌，市场对板材的需求量非常之大。当时，一般人做板材通常都是从国外进口木材，然后简单地加工成胶合板，再卖给装修商。但黄文仔的做法与众不同。一跨入板材行业，他就投资数千万元建起了花园式的厂房，购买了先进的设备、设施，无论是产品的质量、价位，还是企业的规模、服务以及信用，都比他的同行们高出一个档次。由此，可以想见黄老板的板材生意做得多么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了五年左右的板材生意，黄老板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小，利润也已经越来越薄，因为行业门槛太低，没有什么进入壁垒，跟风者太多。有些后来者的投资规模比他的还要大几倍、十几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的企业为了生存下去，无所不用，关系、勾兑、阴谋、阳谋、回扣、低价，长枪短炮统统用上，企业利润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决定转行。

  他注意到了当地发展最快的两个人——碧桂园的杨国强和奥园置业的郭梓文。对于他们的底细，黄老板很清楚，当年他已经开上奔驰的时候，他们都还是不起眼的小老板。为什么短短几年工夫，这两个后来者居然都风光起来了？是什么魔力让他们快速成长？看来他们从事的房地产这个行业有搞头。经过一番考察，黄文仔决定进军房地产业。于是，他利用优良的人脉关系在广州的海珠区做了一个旧城改造项目。该地产项目花了黄老板很多的心血，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可最后的效益并不理想。

  后来，黄文仔又在广州番禺的南庄，即后来的华南板块，凭着商人天生的敏感和直觉圈了上千亩的一块地，但因心中无数，迟迟不敢贸然开发。他的一个优点是非常善于动脑筋、想问题。海珠项目之后，他开始反省，如果说房地产行业的空间不大，为什么杨国强、郭梓文他们却能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鸟枪换炮？如果说这个行业大有可为，为什么自己却出师不利？自己在哪方面做得还不到位？杨、郭两位老板的成功有什么共同特点？他发现，原来在他们二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机构——王志纲工作室。几经周折之后，黄文仔终于找到了我们，双方一拍即合，于1999年底开始了合作。

  当时八大地产商云集华南板块，黄老板是初次进入地产业，没有品牌，市场如何认他？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要创造品牌，即按照品牌运营的目标来打造星河湾。这个项目是房地产大盘时代的经典之作，也是新时期地产行业的里程碑。我相信，在今天的中国，只要是从事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人，不可能没有听说过这个上千亩的大盘，连号称“中国地产旗舰”的万科都不得不承认星河湾是中国目前房地产业的样板项目。我还记得在2001年星河湾登台亮相之后，在《深圳特区报》主持的地产大盘研讨峰会上，万科的一位副总还不无感叹地说，第一次踩盘星河湾时的感觉是震惊——楼盘开发居然可以这么做！楼盘居然可以做得如此的美轮美奂、无可挑剔！

  随着这个项目的成功，星河湾横空出世，一下就成了中国地产业的强势品牌，企业的规模与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星河湾的市场品牌确立之后，北京的有关部门当年就诚邀黄文仔北进，希望在首善之区的京城再造一个星河湾。经过近四年的潜心运作，黄老板准备在2005年推出美轮美奂的现楼实景。黄文仔对我说：“北京星河湾，也许不是中国最大的，但一定是中国最好的。我到北京来就是要考状元，榜眼、探花都不要！”

  几个月前，北京的有关部门出面组织了许多专家、学者，把星河湾的操作案例编辑了出来，准备推荐给京城的房地产老板们学习，这在中国房地产历史上可能是第一次。现在北京的星河湾还没有亮相，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估计明年闪亮登场时，肯定会在整个中国引起轰动，从而开辟一个新的时代。那时，皇城根下的民众才知道什么是世界级的房地产精品。

  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中老板做市”是企业家进化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步。小老板要进化为中老板，做市是前提，是基础。只有市场品牌树立起来了，企业才可能更上一层楼。

  在这方面，浙商做得比粤商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论地缘优势、血缘优势，甚至政策优势，粤商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最早大面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也是“珠三角”的广东人。但是随着开放力度的加大，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广东独占外贸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以前中国的产品进出口，就像打排球一样，当时全国的球都托给了广东这个二传手，广东再将球传给香港地区这个扣球手，于是全中国的球就由香港地区扣向了美国、英国、法国，扣向了全世界。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地区，也催肥了广东。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游戏规则变了，中国的开放格局由原来的“打排球”变成了“踢足球”，即谁有本事盘球过中场，谁就可以直接射门——世界市场之门，上海踢向了欧美，青岛、大连射向了日本和韩国，东北踢向了俄罗斯。

  先天优势远不如粤商的浙商，就是在中国游戏规则变革的大背景下，通过做市场、做品牌，很快崛起的，并且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大家想一想，今日之中国，从衬衫、西服、皮鞋等日常用品，到电子、通讯、网络等高科技产品，有多少是广东的品牌，又有多少是浙江的品牌？据统计，目前浙江的知名品牌数量全国第一。
                                                                                                                                 -----本文摘自王志纲老师《丙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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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板做势

  企业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强，老板已经从“蝌蚪”完全地变成了“青蛙”，小老板经过生生死死、风风雨雨的磨炼，终于从中老板变成了大老板。作为大老板，除了懂得做“事”与“市”之外，最重要的是做“势”——趋势的“势”，形势的“势”，态势的“势”。

  《赢周刊》关注的重点是成长中的中小企业，而目前国内的主流媒体关注更多的则是大老板、大企业，如联想、海尔、华为、TCL、中兴等，这无可厚非，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国家队”，要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世界角逐。

  一个企业成长为大企业，要经过层层竞争、筛选，老板也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苏格兰有句谚语：“对于一艘没有航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对中小老板来说，这个问题固然重要，但它也许并不是生死攸关的，你只要甘心当“车厢”，跟着前面的大哥、二哥、三哥跑，凭借自己的灵活、迅速，他吃肉、你喝汤，生存通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板一旦成了老大，成了行业的领跑者，这时候，如果还靠经验、感觉就不行了。要想保持优势地位，必须靠自己去找准新的航向。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与老板的战略规划就生死攸关了。

  这时，大老板必须了解、熟悉中国宏观的经济大势、区域经济趋势以及行业发展态势，具备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也就是说：大老板必须具备战略思维能力；必须具备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懂得资本运营，懂得产业与资本的整合。他不仅要精于有形资产的经营，而且还要长于无形资产的运作，从而紧扣时代的脉搏，引领市场潮流，呼风唤雨，成为与时俱进的“火车头”。

  广东的TCL可以说是本土企业的常青树，其之所以能一步步地做大、做强，与掌门人李东生不无关系。我发现，李东生这个人不仅极富战略头脑，而且深具国际眼光。2000年，李老板力排众议，斥重金聘请了原担任IBM中国区总经理及微软中国区总裁的“打工女皇”吴士宏，让她出任TCL集团董事副总裁兼信息公司总经理，此举时至今日仍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像李东生这样的企业战略家，这样做绝对不是为了作秀，为了吸引媒体的关注，否则他就太浅薄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中国家电行业竞争的日益白热化，李老板已经深深感觉到TCL必须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否则前途堪忧。他花大力气、大价钱聘请“誓把国际的企业带进中国，也要把中国的企业带进世界”的“打工女皇”吴士宏，就是想借助其IT网络背景，在传统家电与信息技术之间搭建一个全新的企业平台，从而实现新的跨越。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直线下滑，网络泡沫很快破灭，李、吴二人的计划也就心照不宣地草草了结了。

  但是李东生毕竟非同凡响，在战略规划上他棋高一筹，因此，尽管传统产业与信息平台嫁接的梦想破灭了，但TCL却冒出了一个“巴山鬼才”万明坚，其统领的手机事业部正赶上中国新一轮的全民手机消费热。正因李东生的这一着妙棋，手机在这几年居然成了TCL最主要的利润来源，填补了企业的亏空不说，还帮助企业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真可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家电行业的领跑者长虹，就是在这种大洗牌的背景下被TCL超越的，即便是睿智如张瑞敏者，在这一轮的企业竞争中，也没有像李东生那样成为赢家。

  在此背景下，TCL开始做势，果敢地选择了一条品牌化、国际化之路。以前广东尤其是东莞的许多企业尽管规模不小，但从事的都是“三来一补”或贴牌生产（OEM），就是借肚皮给人家“生孩子”——老外出品牌、出订单，而我们出技术、出生产、出劳动力，结果“娃娃”生出来之后都跟了别人的姓。由于没有“名分”（品牌），没有自主创新的能力，生下的“孩子”谁也不认这个“老妈”。而李东生的高明之处则是反弹琵琶，反过来借老外的肚子“生娃娃”，与法国一个品牌公司开展合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TCL借船出海，很快就走向了世界。这就是大老板做势的手法。

  与李东生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另外一个大老板，就是联想的柳传志。几年前，联想曾雄心勃勃、信誓旦旦地要成为中国的IBM，要率先带领中国的企业走向世界。为了壮大声威，联想还调动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强势媒体向全中国、全世界告白。当时的联想为此还做了很多定性及定量的规划。做完这个战略规划，雄心勃勃的柳传志就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的两个得意弟子——联想的杨元庆与神州数码的郭为。但今年年初，联想已经承认这个规划失败了。柳传志这个老帅不得不从二线再次走到一线来。

  柳传志毕竟是中国一流的战略家与企业政治家，尽管原有计划因各种复杂的原因落空，但联想系统、弹性的战略规划能力在此危难之时却开始大显身手了。正当不少人对柳大帅的联想冷眼旁观之时，不曾想其居然在短时间之内咸鱼翻身，做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用32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或者说联想与IT界的蓝色巨人IBM整合在了一起。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今后的世界犹如自然界的食物链一样，任何产业都有一个经济生态链，有做高端的，也有做低端的。上游你做不了，可以做中下游；高端你做不了，可以做低端。钟表行业如此，IT行业也是如此。正当联想准备向世界PC机老大的目标进军时，原来的世界老大IBM发现PC行业在自己的产业体系当中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成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IBM来说，要强化自己的龙头地位，必须剥离PC业务，以便腾出更多的精力、财力，往高端走。这就像一个人正要买二手车，而另一个人正想卖二手车一样。于是联想与IBM一拍即合，各得其所。这也是世界经济分工和产业链转换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

  通过这次整合，联想获得了三个方面的效益：

  第一，获得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收购完成之后，全世界的媒体，特别是美国的诸多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等，都在头版报道了这一事件。其目的似乎并不是想告诉人们这个企业并购案多么成功，而只是想告诫世人：“黄货”来了，“狼”来了，“中国狼”来了。这是个指标性的事件，而光凭这点，就可以证明柳传志的收购非常成功，具有示范效应。

  第二，联想获得了一个国际平台。这是他辛辛苦苦多少年、花多少亿都做不到的，现在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地做到了。

  第三，联想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运作，一下子就跻身于世界500强的行列。不仅如此，在中国所有处于第一方阵的企业家中，柳传志是第一个真正功成身退的人；张瑞敏还在苦干；任正非的接班人还不知道是谁，担子还扔不下；长虹的倪瑞丰、三九的赵新先，只落得个黯然收场的结局。与这些老战友们相比，战略家、企业大政治家柳传志的确应该说是笑到最后的人。

  大家知道，目前正泰已经走出国门，冲出亚洲，正准备进军世界。为了配合集团高速发展的态势，正泰的老板曾请了很多战略专家对企业进行战略规划，没想到越搞越糊涂，最后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仅用了四句话就概括出正泰的战略，这个聪明人也是我的一位朋友。我问他是哪四句话，他告诉了我。今天我就利用这个机会与在座的诸位分享一下，因为我认为这四句话不仅非常符合正泰的实际，而且也符合目前正准备走向世界的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的实际。

  第一句话，本地出产。这句话很好理解。大凡做企业，天时、地利、人和总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珠三角”的企业，还是“长三角”的公司，起步阶段肯定是本地出产。这个阶段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老板刚刚从“蝌蚪”变成“小青蛙”。

  第二句话，上海出品。所谓“出品”就是研发、营销。企业规模慢慢做大之后，必须在强化内部管理的同时，集中企业的优势兵力建立企业的营销渠道，塑造企业的市场品牌。这个时候国际化的“大上海”自然是最优的选择。这个阶段企业规模已经扩大，老板已是中老板，“小青蛙”已经变成了“大青蛙”。

  第三句话，北京出名。在中国，大凡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智慧超人的政治家，大企业家不仅懂得战略规划，而且还懂得生存智慧。一个企业的产值已经做到50亿~100亿元，如果不与政治挂钩的话，肯定会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去南美，据说带了一百多位老板，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客户。回来后，他们告诉我，以后的外交就是经济外交。国家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随行，充分说明了企业家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的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市场化。企业家与国家领导人出访，不仅可以发现很多合作机会及空间，而且近距离地与领导人接触，也能增进双方的认识和了解。仔细研究华为的海外战略，不难发现其海外市场的路线图与中央的对外交往政策惊人的一致。所以，要在北京出名。

  第四句话，美国出击。通过占领美国这个市场制高点，迅速地走向世界。联想与IBM的携手合作正是这一句话的精彩脚注。

  “小老板做事”、“中老板做市”、“大老板做势”，当小老板时，的确非常辛苦、非常劳累，这是躲不掉的，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你亲自去做，你必须亲力亲为，员工才没有懈怠的借口。但到了中老板尤其是大老板阶段，你就要学会超脱了。碧桂园的杨国强、华为的任正非是我见过的最辛苦的老板，但听说他们现在也学会打高尔夫球了，这说明他们开始超脱、潇洒了。我比较喜欢打高尔夫球，中国的大部分球场我都去过，经常有很多企业家跟我一起打球。关于高尔夫球，我有一句话在江湖上流传很广。我说，任何一个像样点儿的企业，董事长都应该打高尔夫球，他不打高尔夫球，说明企业不正常。老板不超脱，整天陷在事务中，搞得下面没有人做事。但是总经理不能打高尔夫球，总经理打高尔夫球会把企业打垮。那总经理打什么球呢？他可以打网球、打乒乓球。当然，这是个笑话，不必太认真。但是只要企业能做到10亿元以上，董事长、掌门人一定要学会潇洒、学会超脱，脱离企业具体、繁杂的事务，否则就不可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不可能有机会与他人交流、沟通与对话，也不可能有时间学习市场运营、品牌整合及资本运作。总之，董事长不超脱、不潇洒，就不可能做好“市”、做足“势”。这也是企业管理的辩证法之一。

  以上是从“外”或“毛”的角度讲中国老板的进化之路。如果从“内”或“皮”的角度来看，其进化之路应该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阶段、三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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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生存法则

摘自 《丙方的观点》/文

  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可以说，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这二十年的风起云涌，我真有《三国演义》中所说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沧桑之感。从改革开放之初占尽天时、地利而崛起的广东万宝电器的邓绍深，到“中国饮料大王”李经纬；从胶东农民企业家中的“蓬莱八仙”，到一度名震中华的大邱庄庄主禹作敏；从“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军人物”中关村四通的万润南，到“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牟其中；从巨人奇迹的缔造者史玉柱，到爱多神话的创造者胡志标，我或同他们打过交道或曾长期近距离地观察过他们。当他们因种种原因或落败或退出江湖的时候，社会上无一例外地都是从经营方面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对照与他们同出于沼泽而今终于功德圆满的少数幸运者，我得出的结论则恰恰相反，他们大多并非输于经营，而是死于不能适应“生态环境”，不能随“生态环境”调整并使自己进化，而幸存者则相反。我看不出后者在经营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辈的“绝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们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智者与大师。若论企业生存之道，“功夫”同样在“诗外”。

  今天，在中国企业家即将从无章可循的大泽时代进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时代之时，回顾发生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剧，翻看一幅幅现代生存学的画卷，我尝试着梳理出中国企业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则，抛砖引玉，以期能唤起人们对开发这笔珍贵遗产的重视，若然，将不枉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时代。



  生存法则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回顾短短二十余年中国企业家的生存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国有企业的风云人物大多销声匿迹，他们或壮志未酬，或抵挡不住59岁的诱惑，或改弦更张；乡镇企业的龙头老大也纷纷变脸；真正存活下来并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营企业的弄潮儿。不是因为三者的素质有什么先天的差别，只是环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结局也因此不同罢了。

  究其原因，国有企业的运营者，他们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门的经济官员，或是不知为谁而战的财产支配者，他们终归是“圈养动物”，习惯把企业领导这一职位当官来做，而非依市场而行。与之相对应，乡镇企业的企业家好比“放养动物”，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则好比“野生动物”。当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觅食之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在同一个平台上角逐，孰优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经济学家中的“制度学派”，由此找到了论证“制度安排”重要意义的几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则是更为中国化的：国有企业是史前恐龙，乡镇企业是经济怪胎，民营企业则是先天不足、后天可畏。这句话是我十二年之前说的。之所以能说准它，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常年混迹于中国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南方这个大泽中，见了太多龙、蛇的缘故。上述现象，社会学家们把它归结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生存法则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

  商海无涯，人生无常。最后活下来的企业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趋利避害的人。这些人不管来自何方，手段如何，但内心都信奉“以实力论英雄，以财富打天下”的信条，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润最大化。正是这种对利润的执著与无尽的追求，其潜在的机警、灵敏与狡诈才会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因此，凡成功者，其骨子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败者，大都有意无意地违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

  古语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在中国几千年重士抑商的等级社会里，锱铢必较的商人一直为人们所鄙视。尽管明清以来，商人可以用财富来博取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好感，但他们终归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也难免落得个辛酸的结局。

  20世纪末叶，尽管其间有几次的反复，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势所趋，伴随“金钱拜物教”的日盛，社会的聚光灯越来越多地投向了企业家，财富运动滚滚而来。这时，涌现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记了自己应有的商人定位，或过早现了形，最终难免会以悲剧结局。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生存智慧的绝佳写照。知人者，即知晓这是谁人之天下，这是何样之社会，这是怎样之环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谁，有多少斤两，即便红帽加顶，黄袍加身，也要头脑清醒。

  殷鉴不远。我曾经同四通的创始人万润南打过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当时的中关村。在当时的中国民营企业中，恐怕无人能望其项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请教过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看法，其谓“南方的市场经济是从地里自然长出来的，北方的市场经济还得经过扫盲、移植、播种”的宏论令我叫绝。遗憾的是，万润南纵有雄才大略，没在经营上翻车，但他却一时头脑发热，犯了“把水中的月亮当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非常时期站错了队，最后只能流亡海外、销声匿迹了。在商不言商，乃商人之大忌！

  不幸搭错车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这位通过倒飞机而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满腹的宏图大略。可悲的是，当这位有着浓厚政治情结的狂想家忘情于脚下的时候，却早已“梦里不知身是客”了，因此，其结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长恨水长东”。



  生存法则之三：审时度势，和平演进

  深谙生存智慧并巧妙地将之运用到企业中去，最终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过于联想的柳传志了。

  柳传志天生是一个商人，当初他进入中科院，我想这应是社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学术）”的结果。但是种子总归要发芽。1984年，当柳传志从中科院下海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讲，叫做“憋得不行”。龙归大海，谁也不曾想到他这纵身一跳，十几年后竟跳出一面中国IT行业的旗帜来。

  联想可谓是中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富有研究价值的活标本，但其中的奥妙，西方人搞不懂，声名远扬的哈佛大学商学院也搞不懂，他们的兴奋点是企业管理、产品分销等此类的专业话题。而柳则含蓄地将其总结为“屋基理论”。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屋基理论”，正是柳的生存智慧之所在。盖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须得熟知水性。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纵观联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可谓耐人寻味：其一，联想所谓的高科技其实是从贸易开始的，创业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业资本可以短、平、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另外，从高往低走，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并且路会越走越宽。其二，产权改革。柳所精心设计的由内部分红权到股权，再到香港上市的产权之道在今天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城府的选择。出头的椽子先烂，在早期产权的演变中，任何一道坎出点儿差错，都会酿成意想不到的后果，而柳传志却绕过来了。其三，媒体曾经盛传一时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冲突，但其背后是两种生存力量的角逐，是活脱脱的一个现代版的“洪杨之争”。想当初，天王洪秀全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设计了东王杨秀清代天父传言之神话，按时下时髦的话来讲，不过是为了“整合要素”。不曾想，这个烧炭佬后来竟真把自己当成了可以凌驾于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致洪天王最终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鱼死网破，酿成千古悲剧。“道不同不相与谋”，所以，柳倪之争是迟早要发生的，而实力的天平显然也偏向了柳的一边。于是，尽管倪光南使尽了手段，但终归奈何不得早已做大的柳传志，其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柳传志历经艰辛，竟能逃过此劫，比洪天王更技高一筹。其四，柳传志不无潇洒的平稳交接。今日，当其兴之所至地布道于四方，悠悠然信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时候，俨然已功德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柳传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个“忍”字，而这种忍，其实是一种最好的等待，一种对耐力的考验。说他曲线救国也罢，说他审时度势也罢，都无非是再一次验证了中国自古就有的“以柔克刚”、“大智若愚”的大学问。既坚持不断革命论，又揉之以革命发展阶段论，柳传志驾驭联想之船“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成功实践，完全是一部中国革命史在企业运营中的翻版。就韬略而言，柳传志是个“懂政治”的企业家。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更是无处不在比“讲政治”。

  所以，我更喜欢这样评价柳传志的发展史：他在地狱里打了一个滚，在淘到真经之后，又回到了天堂。



  生存法则之四：深藏不露，与时俱进

  在生物圈中，动物大多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们称之为“变色龙现象”。他们身体的颜色可以根据季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可以巧妙地掩护自己，达到求生的目的。究其原因，乃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然。

  这一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亦深有同感，在时代的变迁中，他们大多戴过各种各样的红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其实，乡镇企业这些年来走过的路亦是如此。

  提到乡镇企业，不能不说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为农村改革楷模的鲁冠球。这位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活化石，刚刚完成了从集体企业到家族制企业的“和平演变”，而当《福布斯》把他评为“中国巨富”、当人们终于明白万向集团姓鲁时，不禁吓了一跳。

  与鲁冠球几乎同时起步的农民企业家——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曾经达到的威望与口碑让前者望尘莫及，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南有深圳城，北有大邱庄”的说法。他那“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名言曾一度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诠释得令人拍案叫绝。我曾问他，若从政可为何位？他十分轻松地答曰：可为公卿。就政治谋略而言，其言并不夸张，但就为人处世含而不露而言，此君则差矣。由于认识不同、方法不同，后者自以为凭经济实力就可以成为一面旗帜，就可以“老子天下第一”，结果小河沟里翻了船。从昔日的改革楷模、明星企业家沦落为阶下囚，最后郁郁寡欢地死于医院之中；而鲁冠球则凭借娴熟的政治、经营智慧，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求生，继而又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历经周折而不倒，一直扮演着党的“好孩子”之角色，最终取得了政治荣誉与经济收益的双丰收，一路成长为中国乡镇企业界屈指可数的、跨世纪的常青树，并且，还一不小心登上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

  同在乡镇经济的一棵树上，却结出两种不同的果子，其原因不能不归结为生存智慧的精通与否。



  生存法则之五：头脑清醒，莫把偶然当必然

  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发轫之时，到处都是待开垦的处女地，机会很多，由此，也造就了一批敢于喝“头啖汤”的人。当别人还在睡梦之中时，这些人已经开始大把大把地收获了。

  我认识一个身价上亿的老板，其墙上挂着的座右铭是：贵在大胆。早期，这种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甚至不惜走私、造假发达起来的老板不在少数。然而，大泽风云转瞬即变，也许是成功与财富来得太容易了，企业家倘若因投得一时之机，错把偶然当必然，而不能根据情势之变迁及时地调整策略，那么，他离栽跟头也就不远了。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牟其中正是这样一个在偶然中成功、在必然中灭亡的例子。1991年，牟其中倒飞机的成功，也许正是其失败的开始。用中国的轻工物资去换苏联的飞机，这种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贸易，数额巨大，又欠缺信用中介，操作环节繁杂，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一般头脑清醒者想也不敢想的疯狂事，牟其中却硬是把它变成了现实。难怪当时的人们认为他是神，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如此，其后的失败是迟早的事了。

  其实，其芝麻开门式的奇迹，皆因巧遇苏联的顷刻解体，不要说资源，连国土都要重新划分。那时苏联国内局势的空前动荡，才使得俄罗斯人决心冒一次天大的风险，对明天摸不着头脑的飞机掌控部门一咬牙：“再不冒险，以后恐怕连冒险的机会都没有了。”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飞机先期飞抵中国，牟其中以此拿到了第一笔资金，并由此启动了所有的交易链。牟大胆成功了！正应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虚构的故事要讲求逻辑，而现实的故事则不必顾忌逻辑。”牟其中硬是用“空手套白狼”的手法把4架图-154换了回来，从而演绎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业传奇。

  既然空手可以倒来飞机，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一个偶然的巨大成功从此膨胀了牟其中的革命理想，其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一会儿想在满洲里搞一个东北亚经济区；一会儿想发射卫星；一会儿想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口子，让印度洋的暖流进来，把西藏变成江南；一会儿又谋划着在地球上建几个硅谷。

  我同牟其中先生打过交道，他确有广阔的思路、宏大的气魄、惊人的口才，若去做经济学家，绝不逊于时下中国学术界窜红的“京城四少”，但他搭错了车，只称得上是一个“搭错了车的时代枭雄”。



  生存法则之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稳定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起来，由此催生了一个个暴利的故事，很多人借此完成了原始积累。

  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同时二者也充满了博弈。因此，很多企业家都同时具备政治头脑，深知该如何与政治跳狐步舞，既讨得政治力量的欢心，又不缺物质上的实惠。没有政治资源支持，事业很难做大；但过于依靠政治资源的支撑，也不免会在市场中翻船。故凡成功者，大多是在政治运营与经济运营之间走钢丝的能手。不善经营者，或者热情过度拥抱政治者，往往没有好结果。这如同滑雪，两脚之间如何平衡确实是一个大学问。

  当初，倪润峰以企业家中唯一的中央候补委员之威，率领长虹集团高歌猛进时，大有“旌旗蔽空”之势，让人颇生“固一世之雄也”之慨。坦率地说，倪润峰与他同时代的国有企业掌门人们相比，与那些急功近利、落袋为安、鼠目寸光的企业家们相比，无疑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市场意识及产业意识的优秀企业家。从军工转为民用，从官员转为企业家，从国有资源的管理者变成市场拓展者，倪润峰都很成功。他一度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可以兴风作浪的时代巨人，在偏僻的山区创造出了“绵阳奇迹”、“长虹神话”。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奇迹过多地依靠了特殊国情下的政治之手与特种资源。这种攻城略地的手段与方法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只求规模的最大化，置市场与效益最大化于不顾。短短数年，生态环境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社会渐以市场为主，而非以政治行为和长官意志为主。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规范竞争、制定规则。而随着中国进入WTO，大家必须遵循共同的竞争规则，竞争的公平化、透明化筛选出的定是那些按自然生存法则打拼出来的、生命力强健的企业与企业家。

  面对市场经济的野狼群，习惯于“圈养”的园中狮，若不历练自己的捕食本领，那么，其昨天的优势可能正是今天的劣势，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能及时地适应从“圈养”到“野生”转化的企业，在放归大自然之时，难免会成为被群狼撕碎的病狮。

  有另外一种人，虽然不太懂政治，却能应对自如、收获颇丰。奥妙何来？据他们的经验，叫做“听党的话，当好孩子”。当政策上刚开了口子时，要当仁不让，赶紧地成为试验的先头兵，最大限度地获取资源，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占了先机，笨鸟先飞；二是即使以后政策关了门，自己也占足了实惠，而别人却没有机会再重演旧事了。所以，这种走钢丝的方法看似不加选择，其实却反而是最安全、最实惠的。

  不知这种生存智慧能否被称为“大智若愚”，但它的确不失为一个博弈的良方。



  生存法则之七：任人唯亲，情有可原

  目前，随着中国民营企业的逐渐做大，家族企业、现代企业之争不仅是学术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更是民众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家族制企业“任人唯亲”、“唯血缘是举”的做法似乎成了众矢之的，不少人甚至宣称，其如果不改弦更张、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入关之后，必定会被狼吃掉。

  道理如此简单，连平民百姓都知道，可为什么充满生存智慧的中国企业家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呢？做大、做强、做好，难道不是他们的目的吗？跑步前进、纵深发展、直捣黄龙，难道不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吗？难道他们不知“发展才是硬道理”吗？

  近几年，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企业家，方知在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重庆摩托大王尹明善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企业家，现代企业制度所崇尚的理论与思想其不可能不知；家族制管理会限制、影响其企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他也心知肚明。而他的产业如此庞大，那他理应早实施现代的产权与管理制度了。孰料，他不仅是坚定的家族化管理的拥戴者，更宣称保持家族化50年不变。

  经验来自教训。创业初期，正当他欲大展宏图之时，他最欣赏、信任的一个徒弟却要离开，他满腹疑惑，不知就里。徒弟临行时告诉他，他的皮箱里装满了公司的机密文件，想要回，须用100万来赎。闻此言，尹好似五雷轰顶，遂愤而告官，结果官司打了5年，期间花费的心力、精神、金钱与时间，可想而知。从此，他得出了“家族企业的管理在中国应该是50年不变”的结论。

  老板们的事业日益壮大，我问他们，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他们的回答简单而平淡，“没有安全感”、“这个社会太缺乏安全感了”。

  创维集团老板与其销售总经理发生争执，后者愤而率一百多名营销兄弟投奔高路华，并与前者就佣金提成之事对簿公堂；广西喷施宝董事长王祥林与其聘请而来的总经理王惟尊，短短数月之后，“蜜月”便走到了尽头，原因不是经济纠纷而是刑事犯罪，因为王祥林状告王惟尊“职务侵犯与商业受贿罪”，而王惟尊却说王祥林造假账、欺骗投资者。黄陆之争与二王之争，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不宜评说。不过，深谙中国国情、置身大泽之中的企业家们，却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攘外必先安内。否则，其高歌猛进之时便是老窝被端之日。

  正因如此，企业家族化不但没有减弱之势，反而愈演愈烈，妙招迭出，且不乏实效。姑试举一二：

  其一，王员外招亲。为确保自己的万贯家业不付之东流，利用女儿钓金龟婿也就成了一条捷径。经过一番严格的考核与竞争之后，入选者大多品行端正，更不乏留洋的MBA，通常是千里挑一的知识精英。

  其二，红粉兵团董事会。有些企业家，雄性激素比较发达，因此，在事业扩张的过程中也就不乏女人的身影。而女人一旦有了寄托的平台，也通常是不让须眉的，很快便会成为打理家族资产的生力军。与社会上流行的CEO相比，她们更让企业家放心，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倒戈的，并且这种奇特的格局在管理成本、决策效率上也要比常规手段好得多。于是，这些企业家便利用红粉们争宠好胜之心、同性相妒之理，频频施展“政治”攻略，上下其手，平衡控制，一举数得。

  这些好似天方夜谭的故事之所以在真实的社会中存在，并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源于中国企业家们生存环境的特殊与残酷。在一个几乎无规可循、无信用可言、无强力保障的转型社会中，对他们而言，任人唯亲是风险最小的选择，打虎还要亲兄弟，何况是执掌基业！如果环境改善了，他们何尝不愿用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方式来发展企业！



  生存法则之八:善做长线,跑马列拉松



  张瑞敏可谓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欲破解张瑞敏创造的海尔之谜，自然离不开对山东文化的梳理。

  短短十几年时间，张瑞敏居然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做成了一个年产值高达四百多亿元的巨无霸，也难怪会有那么多的国内外机构与组织颁奖给张瑞敏。

  海尔为什么能成功？在海尔起步之初，广东的家电企业早已借地利之便先行一步，开始北伐之旅。可是，为什么今日真正成气候的却是后来居上的山东海尔，而广东早期的家电骄子们都已经灰飞烟灭了呢？为什么在国有企业日渐式微、纷纷改弦易辙的今天，偏偏是身为国有企业的海尔能一枝独秀呢？另外，同为国有企业的海信，为什么也能蓬勃发展呢？除了经营、管理、品牌塑造、团队协作、企业文化运作成功之外，还有没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呢？

  对文化情有独钟的我，看来还是要在文化中去找寻海尔成功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山东采访时，听说有上百个百万乃至千万富翁，居然带着辛辛苦苦赚来的全部家产“投奔共产党”。既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风声，又不是将功赎罪的浮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违背初级阶段“人性”之理的举动呢？于是，我找了几个当事人了解情况，以解胸中之惑。原来，他们的万贯家财并非是上缴了国库，而是归了其“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村落，作为条件，他们本人自然成了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长。表面上，企业的所有权属于村里，但财产使用、掌控大权却牢牢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从此，坐镇一方，富贵兼有。在我细细地走访、调查之后，发现这些人皆有一个特点：因家庭出身或其他原因，他们长期以来与官位无缘，虽则富了，但在本地，他们却并非是万众景仰的权威，始终感到压抑、卑微。

  后来，我多次踏入胶东大地，发现深受孔孟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在其价值理念中，重贵而非富。在其眼中，有了富不一定贵，有了贵也不太在乎富（其实富是贵的必然的、顺带的结果）。难怪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哥一定要带领众梁山兄弟接受招安，这也是那些老板们愿意以富换贵的深层文化原因。而一向务实的广东人则不然，在其价值理念中，富是第一位的，有了富就有了贵，没有富来支撑的贵是不让人羡慕的。

  深受“重贵轻富”的鲁文化传统影响的山东人，形成了讲信义、讲忠诚、讲荣誉的性格，担当得起大事，并且也容易抱团。有句话说：“山东人在正确的路线下是模范，在错误的路线下也是模范。”因此，只要有个好头，不愁山东人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梁山泊的108条好汉，也印证了山东地域性格的特点。广东则恰恰相反。广东商业文化发达，商业历史悠久，民众比较崇尚务实、善于捕捉机会，且大多特立独行，天马行空，崇尚个体之卓越，看轻群体之荣誉，“白耗子，黑耗子，不被老猫抓住就是好耗子”之高论就出自广东。

  具体表现在企业运营上，山东人做企业是自觉地在跑一场马拉松，从一开始就做长线，胸怀大志，着眼长远，故海尔能够以“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精神来自我激励，长期不懈地坚持品牌战略和其服务理念，最终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而广东人做企业则更像是一场百米赛跑，目标就在眼前，追求短、平、快，甚至是不捞白不捞，因此广东的企业常常是弄潮的好手，遍地开花，但似乎也很难长大。

  特殊的地域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极强的价值认同感，山东人所特有的对模范效应的推崇与追随，使海尔的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感、荣誉感，向心力极强，管理队伍也非常稳定。而广东企业的管理层则动荡不安，人人都想做老板，炒更、跳槽乃家常便饭，故人才难留，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一句话，在深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企业文化中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上，广东的企业是难以望山东海尔之项背的。

  同时，当海尔的规模逐渐扩张、品牌效应日益风生水起之时，山东的政治、金融、管理等资源都迅速地向海尔集团倾斜，从而使其无后顾之忧，能够高速地发展。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资源配置效应颇有点不计成本的战时共产主义味道，其优势是可以迅速调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集中力量，打一场歼灭战，从而达到独步当代的目的。但其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养儿不算饭食钱”，企业荣辱成败全系于一人身上的企业文化，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海尔的成功，是文化的成功；张瑞敏的成功，也是山东文化的成功。正是山东人这种与生俱来、代代相传的价值观与文化观，造就了今天的海尔奇观。

  与善跑马拉松的海尔相比，广东企业更像一个十项全能的选手：一会儿推铅球，一会儿掷铁饼，一会儿投标枪，游泳、跑步、跳高……忙得不亦乐乎。于是，鱼虾满谷，繁星满天；潮涨潮落，死死生生。也许天然具有“私有”倾向的广东企业注定要走一条荆棘丛生之路，也许其颇具个性的做法，会让他们中的不少企业家更容易昙花一现，但是一次次的毁灭、一次次的自我否定之后，他们最终会更接近市场经济。广东的企业家们或许要为他们的想法与做法付出沉重的代价，如一次次的企业解体，一次次的二次分配，在其付出代价的同时，最终也会沉淀到一个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机制或平台之上，从而打造出更具市场适应能力的百年老店。



  生存法则之九：孔雀开屏，交易成本最低

  张朝阳提出的“眼球就是注意力，注意力就是经济”的观点，一时之间，点醒了很多企业家的媒体意识。在大众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一是可以满足自身的明星癖，二是可以省去不少的广告费，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看到万科的王石今天爬山，明天跳伞，后天摇身一变又成了摩托罗拉的形象代言人。相比之下，皇城根下的地产明星潘石屹则灵巧得多，笑脸盈盈，直言自己已基本娱乐化，早已乐在其中了。你说他是刘晓庆，他反而说自己是章子怡，奈其如何！

  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家们大都喜欢抛头露面，亮相于镜头前，行走于舞台，布道于四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其一，企业家与媒体的亲密关系可以用经济学上常用的“交易成本”来衡量。在商言商，企业家骨子里终究是商人。当其通过媒体曝光而获取的广告效应及无形、有形的收益远大于他因此所支出的成本时，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其二，“醉翁之意不在酒”。与有实力的企业家相比，张扬的多是“在路上”的老板，其想通过媒体效应膨胀其资产，夸大其实力，潇洒其人生。所以，就需像孔雀一样频繁地开屏，虚张声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获取更多的机会。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越是喜欢作秀的企业家，越是喜欢曝光的企业家，越有可能是泥足巨人、稻草英雄，南德、巨人、三株、爱多、秦池、亚细亚等都是如此。

  其三，压抑太久，个性偏好。古人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久以来，官为首、商为末，商人在社会上毫无地位可言，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商人们从未获得过像今天这样尊崇的地位。扬眉吐气的企业家们在获得丰厚利润的同时，自然也想过一把明星瘾，尤其是那些天生的侃爷和具有自恋情结的人，毕竟这个世界上真正看淡名利的人太少。

  孔雀开屏，虽然可能使交易成本较低。但要提醒那些喜欢在媒体上亮相的精英们的是，任何一个企业或个人的品牌，除了知名度，还有美誉度和忠诚度，三者应该是层层递进的关系。知名度虽然可以凭借一时的“炒作”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美誉度和忠诚度却来不得过多的泡沫，需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最终还是要看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和经营管理的能力。

  孔雀开屏，固然可以引来大众的目光，但如果一不小心露出了自己难看的地方，或是自身后继乏力、青春不再，以往种种的作秀与言论，就不仅只是闹市中的昙花一现，而且还会倒过来成为媒体倒戈相向的“钢鞭材料”。君不见，爱多胡志标沉沦时，曾发出“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警示；巨人史玉柱更有“媒体搞死民营企业的八种方法”的陈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都曾是媒体的宠儿。道理很简单，企业家毕竟不是演员，市场业绩与利润才是他们真正的生命线。



  生存法则之十：大巧若拙，大象无形

  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其名其姓鲜为人知，其走在街上，就像是一个朴实的老农，给你留不下丝毫的印象。这位企业家对内、对外都恪守三条原则：不曝光、不上镜、不见报。他没在公开场所布过道，也没在媒体上亮过相，更没有接受过记者的正式采访，但他的身家财产却已高达十数亿元！

  其实，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有一大批这样的企业家。许多人认为他们默默无闻、行事低调。岂不知他们就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鲸、沼泽中的强健大鳄一样，其利齿足以咬破媒体巨人的喉咙，双爪足以撕裂秀场英雄的胸膛，此外，他们还有一个任何东西都可以消化的肠胃。

  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低调、沉默的企业家身上，大都有如下特质：

  其一，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实力派，是真正的财大气粗者。他们的实力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再通过作秀来夸大或炫耀其财产。他们深谙“财不露白”之真谛，屡尝“装憨得顿饱”之甜头，在这个险象环生、捉摸不定的大泽中，沉默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手段。

  其二，这些企业家大多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在模糊不定、混沌未明的非常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因此，其原始积累难免“血腥”。他们不想公开自己的发家经过，也不愿粉饰或装扮其坎坷历程。他们相信“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真英雄”。

  其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不太擅长言辞，自然也就没有作秀、表演的天赋与冲动了。他们实乃真正的本色演员。公开表演，闪亮登场，极有可能降低他们的社会形象，“偷鸡不成蚀把米”，何苦来哉？干脆不吭声，不仅省去了麻烦，而且还制造了神秘感，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何乐而不为？一方面的欠缺，更强化了他们另一方面的机能，他们大多深谙商场之“道”，运作起来更是游刃有余，而且凭借其雄厚实力，足以摆平一切。外界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圈内却有口皆碑。

  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在商言商，天经地义。有实力的人，财不露白，表现为不事张扬的谦虚；没有实力的人，拼命地张扬实力，以便获取更大的实力。有实力的人，靠实力说话，用实力摆平一切；实力欠缺的人，尽力地虚张声势，包装自己，也可达到唬人的效果。兵行险道，以虚驭实者多为“艺高胆大”之人，虚与实转换得好，大多是奇才；而不事张扬者，可能更是大泽中的卧虎、蛟龙。

  深藏不露，对处于特殊国情环境下的企业家们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修养德行的问题，更是一个生存甚至是经营策略的问题。无所谓高尚还是卑下，只有成本高低、利大利薄的问题，本来嘛，企业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身！

                                       ----- 《丙方的观点》出版日期：200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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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添彩禹光生辉-------书法人和大禹人一次春天里的真情约会.


书法肯定要写字
但
绝不仅仅只是写字
书法
是一种文化
历千载而不衰
博---大-----精------深

大禹是做软起动产品的
啥叫[软起动]
程总尽量通俗地给俺们讲解了
俺还是似懂非懂
想想也对,要是一说就懂
就不能叫[高科技]了

大禹人除了能生产高科技产品
也生产着[文化]
独----具----特-----色
的企业文化
俺对这种文化所知甚少,很是感觉新鲜

俺宁愿将这次[笔会]活动
看作两种[文化]的一次暖春里的约会,一次真诚的对话

所以,帖首文题改为了
<书艺添彩禹光生辉-------书法人和大禹人一次春天里的真情约会.>


书法家们有真情有激情
[送]给大禹人的
是用墨线分割平面空间后的上好宣纸
大禹人大气
回赠的是印钞机上取下来的专用纸
都正是对方所需要的
挺好

这种约会/对话
挺好的
希望以后
与更多企业更多地进行
旭日阳刚<春天里>最好
<甜密的夏天>给力
<秋思>不错
<冬天里的一把火>也挺棒

书法艺术进入企业现场
将使企业文化更丰满更温情
企业的慷慨赞助
将为传承国粹发展书艺事业增添活力
http://www.xgrb.cn/bbs/read-htm-tid-10736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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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赞助艺术？--------------------------------------------------------------------------------


一、楔子
　　谁都知道艺术品是精神产品，而不是生活必需品。个人日常生活消费属于私人的事情，不能进入公共领域和历史，而艺术品是人们在温饱，甚至是富有之后寻找精神交往和沟通的方式之一，所以也就进入了公共生活领域。为个人日常生活费买单用只能叫消费，而为艺术品的生产，流通，保管，展示而付帐，则叫赞助。在历史的长河中， 没有艺术赞助的历史，往往是苍白沉闷压抑而不堪回首的历史，艺术赞助风行的时期，往往是安定，富有，创造力充沛，幻想可以自由驰骋，理想可以实现的历史。谁赞助了艺术，谁就赞助了历史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惠特尼(左)在格林威治艺术家村

　　从公共赞助来说，国家政权赞助的艺术为后人留下了辉煌的故宫，雄伟的金字塔，以及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艺术殿堂的珍品。从私人赞助来说，18世纪在扬州因为贩卖盐而积累起巨大财富的商人们收藏了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的大量作品，19世纪巴黎的新资产阶级支持了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开启了现代艺术的先河。而在现代国际社会，赞助艺术变得体制化和多样化， 赞助艺术的功能更为社会化。例如资助展览，收藏艺术家的作品，建立艺术基金会，成立艺术博物馆等等。欧美日本大大小小的非赢利性艺术博物馆的运营费用主要不是来自政府拨款，而是来自各种各样的民间赞助。

　　目前中国的各个城市纷纷投资建立艺术博物馆和美术馆，但政府的决策可以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个亿来盖一座艺术馆，但政府肯定又拿不出每年成百上千万的运营和管理费用。所以民间赞助变得格外重要，否则，就会重蹈中国工艺美术馆变成百盛购物中心的覆辙。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支持，民间赞助艺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缺少艺术赞助的尴尬
　　手头有一份资料，成立14年之久的吴作人美术基金会一直靠出售大师的作品来维持自己的运转。2002年3月，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的“吴作人和他的朋友一吴作人精品暨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接受捐赠作品展”看起来是一次老中青画家喜气洋洋的聚会，但它背后苦涩的事实却是成立于1989年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支撑了13个年头以后举步维艰。基金会秘书长商玉生先生说，他们不想总靠卖吴作人先生的画来维持基金会运转，还是希望能把吴先生的画更多地留给国家，留给大的博物馆，所以才希望通过卖掉画展上部分作品筹集资金。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的困境引起了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众所周知，国外发达国家的艺术基金会、学术基金会主要是企业赞助来支持的，特别是大的企业都非常重视对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的投入，比如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




派吉•古根海姆和画家厄恩思特

　　在中国为什么很少有企业赞助文化艺术事业？据商玉生先生介绍，国外企业赞助文化艺术事业是因为国家通过减免税收实行相应的鼓励政策。我国虽然也有类似政策，但除了个别教育、慈善、红十字会等捐助项目免税幅度很大外，更多的公益捐助项目上，企业只免去应纳税额的3%，这个力度比较小，不足以鼓励企业赞助文化事业。商玉生先生强调：“对于公益事业免税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它相当于国家把自己的税收拿出一部分给予公益事业，把企业、民间、个人的资金吸引到公益事业上来，是一举两得的事。”

　　另一份是寄自多伦多的“电子城市艺术节”的宣传材料，在致谢的封底，印有花花绿绿的40余个Logo图标。 这些赞助机构包括企业，航空公司，酒店和传媒公司。而且根据赞助的多少，分出金、银和铜三类。所以，这个艺术活动的组织者找到充足的赞助资金，所以邀请40位包括笔者在内的，来自世界26个国家的艺术家和学者参加展览和论坛。之所以会有这么多机构愿意慷慨解囊赞助，一是因为赞助公益事业是有效的是社会形象宣传， 二是因为，赞助艺术活动等公益事业，可以得到政府的免税，而后者是最为关键的。

　　同是艺术事业，在海外发达国家就办得十分红火，在国内就很可怜而寒碜。在当代全球化的商业社会，商业机构的赞助艺术机构和艺术活动，并获得国家减免税赋的鼓励，这已经是一项“国际惯例”。


三、赞助艺术，成就历史
　　当然，在海外发达的商业社会，艺术的商业赞助的法律保护机制也是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法律没有建立之前，封建宫廷和贵族家族是艺术的赞助人，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二百年的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美第奇家族是许多艺术大师们的赞助人，罗马和佛罗伦萨的许多名垂青史，让后人留恋忘返的建筑，雕塑，绘画和壁画都是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下，由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郎基罗，拉斐尔等人完成，因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艺复兴文化。 纵观美帝奇家族作为艺术赞助人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资助人也受到人文风潮的影响， 从而把资助艺术作为宣扬家族甚至个人财富与博学的手段。白手起家的美帝奇家族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上帝的关照和自强不息的奋斗，这也给他们身为成功人士的自豪，而这种对人类本身的自信与骄傲不正是人文主义所宣扬的精神吗？人们有理由认为没有这些被称为赞助者（patrons）的人物，就没有文艺复兴，就好像没有那些天才艺术家就没有文艺复兴一样。文艺复兴的产生绝不仅仅是艺术家和文学家天赋与努力的结果，他们的背后还有一群被称为“资助人”（patron）的英雄。因为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主要的艺术赞助人，所以他们也就赞助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波洛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纽约取代巴黎成为世界当代艺术中心的原因之一，是纽约人对现代艺术的赞助大大超过巴黎。两位著名的女赞助人为奠定纽约的艺术中心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位是派吉•古根海姆，索罗门•古根海姆艺术博物馆的建立者之一， 一位是惠特尼•宛德比尔特，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建立者。

　　派吉•古根海姆赞助艺术的资金与1912年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有直接的关系。她的父亲本杰明在这场悲剧中遇难，这位矿业大王的死只为女儿留下很小的一部分遗产，因为她结交太多的艺术家男朋友而“有辱门风”。但这五十万美元的遗产在1912年也使她成为亿万富姐。20-30年代，她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学习和收藏现代艺术，尤其是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前夜，艺术家和画廊主纷纷打点行装准备逃亡的时候，她以极低的价钱收藏了一大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包括毕加索，布朗库西，杜尚，莱热，康定斯基，布拉克，达利，米罗，玛格利特等。1941年，她带着作品回到纽约，在57街建立了自己的画廊世纪美术馆。50年代初，她又资助原来是油漆工的波洛克，使他成为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一部电影〈波洛克〉中讲到这个故事。20年后，波洛克的每件作品在艺术市场上以百万美元计。派吉的个人藏品成为以她叔叔索罗门•古根海姆的名字命名的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的主要精品。她不仅积累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艺术品，而且是无价的美国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她也成为艺术赞助的典范。




晚年的派吉•吉根海姆

　　惠特尼•宛德比尔特（1875-1942）是一位居住在纽约的雕塑家，美国航海业和铁路业巨头的女儿和金融家哈里•佩因的妻子。但她热中艺术，不愿意人们将她的艺术和地位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她艺术生涯的早期，经常以匿名参加展览。成年以后做过雕塑，公园和公共碑设计。但她又十分沉迷于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式艺术家生活。1913年， 她赞助了在美国艺术史上著名的纽约“军械库展览”，第一次向美国公正大规模地介绍美国和欧洲的现代艺术。以后几年，她又成立的惠特尼艺术工作室和艺术俱乐部， 为无名艺术家创造交流和展示艺术的条件。她不仅大量收藏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而且赞助艺术家去欧洲留学。1929年，她将自己收藏的500件艺术精品，包括著名艺术家爱德华•霍珀的作品，甚至连同建立美术馆和作品保养维护的所需费用一起捐献给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希望美国新兴的现代艺术在美国最大的艺术殿堂中有一席之地。但大都会美术馆的保守负责人和董事会竟然拒绝了惠特尼女士的捐赠，理由是“美国的现代艺术没有收藏的价值”。1931年，惠特尼•宛德比尔特在格林威治建立了自己的艺术博物馆，专门收藏和展示20世纪的美国现代艺术，并建立惠特尼美国艺术双年展，成为最为著名的美国全国美展。

　　这座博物馆位于纽约上城麦迪逊大道的富人区，与大都会美术馆和索罗门•古根海姆相比邻。今日成为人们领略美国现代文化和艺术魅力的最重要的展示中心，参观者无不为这些美国现代艺术和文化的赞助者和奠基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感动。因为她们用自己的远见，真诚，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实际的行动成为铸造美国现代文化和艺术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位赞助美国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三世。作为慈善家的约翰洛克菲勒不仅建立了资产在数亿美元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而且出于对亚洲文化艺术的崇敬，他在1956年资助建立了亚洲协会，负责亚洲地区与美国在学术，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 其中有美术馆，专门展览亚洲的古代和现代艺术。1963年，在他的倡议和鼎力资助下，又成立促进亚洲与美国的艺术交流的基金会，亚洲文化理事会，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个基金会资助了三千多名亚洲艺术人才，涉及电影，音乐，视觉艺术，表演艺术等领域，极大的促进了太平洋两岸的艺术交流。

　　最近几年，中国的许多优秀艺术家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例如电影界的陈凯歌，音乐界的谭盾，舞蹈界的金星，文慧，以及美术界的栗宪廷等。洛克菲勒家族不仅曾经是美国经济强大的象征，而且因为大力赞助艺术与文化，也成为美国文化艺术赞助体制的重要象征。战后美国现当代文化的兴起与美国的赞助人和对美国当代艺术赞助体制分不开。

四、当代艺术赞助的现状
　　目前在国内的当代艺术赞助刚刚起步，主要有私人赞助，机构赞助，公共赞助和海外赞助等四种赞助方式。私人赞助主要包括收藏艺术家作品为主的购买，赞助画册，赞助展览。随着一些人财力的增强，他们看到了当代艺术可观的投资前景，纷纷从当代艺术画廊，拍卖会和展览会上收藏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机构赞助主要是商业，企业等单位看中当代艺术的先锋和前沿性，希望通过赞助当代艺术展览来提高机构的知名度。实际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软广告行为。在介绍企业市场推广和营销策略的宣传册中，都将赞助艺术等公益活动作为行之有效的推广策略之一。例如1999年，上海星月家具商城邀请全国60多位艺术家，参加在商城举办的《家：当代艺术提案》的展览，曾经轰动一时。房地产大亨潘石屹的每一次举动，都少不了艺术家的参与和艺术展览或者活动的相配合。 一些企业甚至通过建立美术馆和自己的艺术收藏来达到提升企业形象的作用，例如天津泰达集团的泰达美术馆，成都的成都现代艺术馆等。公共赞助主要来自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和收藏。 例如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国家美术馆目前也经常策划和组织当代艺术展览，同时会收藏展览会上的精品。

　　然而，现阶段，国内当代艺术赞助主要来自海外。首先发达国家一直有收藏当代艺术的传统，其次，大陆的当代艺术在海外十分走红，成为许多收藏家和博物馆追捧目标。最后，从国际艺术市场的行情来看，中国当代艺术的价位普遍偏低，而且不象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存在价位饱和与真假难辨的情况。中国当代艺术价位会随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这是各国当代艺术市场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西方的收藏家纷纷来到中国，购买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品，从而赞助了年轻艺术家的艺术事业，例如瑞士前驻华大使希克收藏了大量中国当代艺术精品，在他的藏品库中，中国有才华的艺术家无一漏网。国家有关部门看到了这一情况的潜在危险，目前正投巨资来收藏当代艺术品，例如中国美术馆的收费从每年几十万元一下子增加到每年五千万，力图挽回中国当代艺术流失海外的被动局面。

　　尽管如此，中国当代艺术赞助的体制还远远没有形成，公共美术馆的运行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行政拨款。而这些行政费用往往只够日常开支和人头费。组织艺术研发的费用则需要从各方面筹集资金。但传统的美术馆体制没有市场推广和融资部门和专业人才。所以上海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每次举办三年展等大型活动时， 寻找赞助一直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么大型的有广泛影响的艺术活动都难以寻找到赞助，何况前文提到“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靠卖画维持生计的困境和许多美术馆靠出租展厅度日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
从当代艺术品市场来看，收藏者主要来自海外。据在北京红门画廊经营当代中国艺术11年之久的布朗华莱士介绍，来画廊收藏当代中国艺术品的中国人几乎少得可怜，尽管他经手过的艺术品达数千万的成交额。北京的几个大型拍卖公司，例如嘉德，太平洋，中商盛嘉，翰海等的成交中，当代艺术只占有很少的份额，而且通常是油画，而摄影，综合材料，装置，雕塑等则更为少见。这一方面是收藏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意义不甚了解，另一方面也与文化机构对当代艺术的回避政策有关。国家的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很少想社会公众展示当代艺术，主流媒体也很少反映艺术的状况。

　　从美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来自本国的对本土的现代艺术的赞助及其体制的形成，是美国建立自己的当代艺术形象的根基。而在日本，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日本的当代艺术在世界各地展出，试图建立自己在全球当代文化舞台的新形象。而韩国也通过社会各界和政府赞助的光州当代双年展和文化交流基金会的运作来提升当代韩国的文化新形象。当代艺术的成熟也往往标志着社会现代化的高度，因为当代艺术的成熟与社会化的必要条件是经济发达，科技进步，制度运转完善和鼓励创新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当代艺术的发展水平也往往和一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水平保持对应关系。

小结
　　总而言之，在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积累，人们逐步意识到建设自己的现代文化和当代艺术的重要性，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开始推出向国际化靠拢的，以推介国内外当代艺术多元化为宗旨的国际艺术双年展。各城市也纷纷建立美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当代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国家也应尽快建立艺术保护法等鼓励民间投资艺术品和文化建设。制定一系列政策，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们通过赞助艺术，宣传和推广现代艺术，来培养和提高人们健康的当代审美水平。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精品，而这些艺术精品又浓缩了一段历史。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历史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会产生精彩的当代艺术，而且也需要一切热爱艺术，追求高尚生活情操的人们去赞助艺术。赞助当代艺术，也就赞助了当代社会的文明进程，也赞助了我们身处其中的历史。
(作者 北京酱艺术中心艺术主持 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