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学人笔记的撰写

管季超0712

略谈学人笔记的撰写        刘永翔

    蒋寅先生旧有《金陵生小言》问世，友人傅杰先生曾加评骘，瑕瑜并举，其所褒弹，与鄙见略同。近见《东方早报》又登蒋君续作若干条，瑕瑜仍不相掩如故，读之未免枨触于怀。因思学人笔记，源远流长，时至今日，亦当有所扬弃。如何撰写，每欲有言。昔吾家休明谈诗，云“五言如四十个贤人，一字着屠沽不得”，以一字比一人，其论太苛。今论笔记，当放而至于条，以条比人，庶几其可。仲尼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早报》所载蒋作诸条，数已过三，宜可师法。兹谨借之以陈浅陋，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

一、学人笔记，宜详注出处，以明依据，庶便查考。

    学人论学，引文自多，出自何书，述自何人，均宜一一叙明。此则古代学人大致皆能做到，只是引书标明卷数的却不多。按照现在的学术规范，卷数、页码、版本均须出注，学人笔记亦不例外，自当与时俱进。版本倒也罢了，书名、卷数之注（今人著作还须注明页码）万万不可省却。其实，引书而记卷数，唐人已早有为之者，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所考。若所记系耳食之言，亦当注明闻自何人。如洪迈《夷坚志》，虽是志怪之书，荒唐悠谬，但好些篇目都注出说者名氏。这种做法值得师法。我们不能在撰学术论文时循规蹈矩，而在作学术笔记时马虎忽略。蒋君《小言》，于引文有注有不注。注者善矣，不注者则宜补之。如“杨岘”条云：

　　杨岘少从其师臧寿恭出游归，舟泊城外十余里八字桥，邻舟有命酒独酌者，视之为严可均。诘岘何自，岘以实对。严诧曰：“是村夫子也，堪若师乎？”异日杨岘叩臧先生，严氏何如人，曰：“粗能讽《三字经》。”文人之相轻若此。

　　未言出自何书。蒋君多读异书，必有所据，自惭孤陋，竟不知此条所出。记得陈康祺《郞潜纪闻》二笔卷十曾记此事，却无“十余里八字桥”六字，则定非出于是书无疑。除此条外，“吴昌硕”、“康有为女同璧”、“林散之高二适”、“已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诸条皆未标出处，读者检核无从，何以考信？

二、学人笔记，宜有所发明，以申己见，勿以抄撮自足。

　　为己备忘，自可不着一字；出以示人，若不宣己意，抄之何为？上举“杨岘”条全是他人之言。若谓末句即是金陵生感慨之辞，则《郞潜纪闻》所记之末已有“文人相轻，不意经生亦然”之语，较“文人之相轻若此”笼统之言似更为切当。他人既已言之，自当怵人我先，《纪闻》常见书，岂能未曾寓目？且题为“小言”，显非“杂抄”，己言在所必发，何得以抄录充数？《小言》中此类极多，可谓文不对题。当然亦可有例外，以此条而言，倘能搜集古今“文人相轻”百态，取典型者“捉置一处”，以广异闻，则虽不置一词，读者亦可会心一笑。可惜这里仅有孤零零的一条！

三、学人笔记，宜细核引文，力避讹脱，以防误读误说。

　　如“刘心源”条，将“《奇觚室吉金文述》”之“室”误为“斋”字；“钱仲联客厅”条，将“萚石斋”之“萚”误为“箨”字；“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条，承钱氏之误将《顾亭林诗集汇注》之名误为“集注”。其误虽不妨理解，有裨思适，但毕竟有失谨严，使人生蒋君引文皆不可靠之感。此犹小事，下面的错字就易滋误解了。

　　如“明画家顾正谊”条云：

　　明画家顾正谊，号仲方，华亭人，明世祖时以国子监生仕中书舍人。工诗画，画宗黄公望，有园林邻锦江，自号亭林。诸联《明斋小识》卷四称堂叔祖庚藏其画一册七幅，系临摹诸家，高逸深远，绝不犹人。而惜其名不传于世。顾嗣立《元诗选》三集王良《追和唐询华亭十咏·顾亭林》云：“顾公读书处，乃是林塘居。竹树久凋谢，红翠何稀疏。鱼鸟非昔游，风烟尚遗墟。身灭名不朽，流闻千载余。”殆即其人欤？

考“明画家顾正谊”至“自号亭林”一节，即撮引自诸联《明斋小识》卷四，但“明世祖”，原文作“明世庙”，指庙号为世宗的嘉靖皇帝；“锦江”，原文作“濯锦江”，这是华亭县的水名，又名濯锦港（见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六、卷十一及《嘉庆松江府志》卷九）。如此一误再误后，又继之以三：将“王艮”写成了“王良”。“良”字诚良，奈非其名何！据顾嗣立所作小传，其人字止善，且扁所居曰止止斋，《周易·艮》：“艮。止也。”名、字相应，当是“艮”字无疑。检寒斋所藏《元诗选》，正作“王艮”。“名者，实之宾也”，“必也正名乎”！短短一段，地名、人名俱在当正之列。这些舛误，若非粗枝大叶，则必如宋人所谓，“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

四、学人笔记，宜略加考订，以求其是，勿想当然轻加断语。

　　仍以上条为例，既已说顾正谊是明画家，不知何故又引《元诗选》中咏“顾亭林”诗，说“殆即其人欤”，好像又把“顾正谊”的时代划到元朝去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大概是把“世庙”抄成“世祖”，朦胧恍惚中不是把“世祖”认作元世祖忽必烈，就是看成明太祖朱元璋了。想来后一种情况可能较大，因为元末明初，称元人可，称明人亦无不可，安知顾正谊不是元末明初人？蒋君脑中大致就是这个逻辑吧。殊不知《元诗选》明载王艮卒于至正八年（1348），年七十一，距元亡（1368）尚有整二十年。若顾正谊果系由元入明者，则显为后辈，且为后死者，如此则安得尊之为“顾公”，且预言其“身灭名不朽”哉（其实，“身灭名不朽”与“惜其名不传于世”明显矛盾，不知何故，蒋君当疑而不知疑）！检明李绍文《云间人物志》，其书卷四恰有《顾亭林正谊传》，将顾归入“嘉靖至万历三十八年人物”，如此则去明初远矣。绍文是顾正谊婿绍箕之弟，记其姻家，安得有错？原蒋君致误之由，乃坐淆王艮诗中地名为人名耳，此真古人所谓“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考北宋唐询有《华亭十咏》，所咏为该地名胜，第一首就是咏顾亭林，自注云：“顾亭林湖在东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顾亭林，相传陈顾野王居此，因以为名焉。”（《绍熙云间志》卷下）宋梅尧臣、刘攽、王安石皆有次韵之作（见《宛陵集》卷四十四、《彭城集》卷四、《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三）。蒋文所引王艮诗也是追和之作，诗中的“顾公”指顾野王，不是顾正谊。巧的是，不巧的也是，明代的一位顾姓画家和明清之际的一位顾姓大儒都以这一地名为号，遇此三字，孰为地、孰为人，就不得不以语境为辨了。蒋君博极群书，偶未检方志、宋诗，惜哉！

　　至于顾正谊其人，并非如诸联所说的那样“声销影灭”，生前身后都颇有名气，他是云间画派的创始人（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徐沁《明画录》卷四），董其昌于其画“多所师资”，“其游长安，四方士大夫求者踵接。得其洒翰，如获拱璧焉”（姜绍书《无声诗史》卷四）。其昌称其画“初学马文璧，后出入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无不肖似，而世好其为子久者”（《画禅室随笔》卷二）。袁宗道题过他画的山水（《白苏斋类集》卷一《顾仲方画山水歌二首》），钱杜称他为“吴淞派中之矫矫者”（《松壶画忆》卷上）。内府藏其画多幅（见《石渠宝笈》卷四、卷十二、卷三十九），乾隆皇帝还曾御笔题诗，咏顾正谊的《开春报喜图》（《御制诗四集》巻三）。其画如今为许多博物馆所珍藏，也在拍卖会上高价成交。顾氏身后红得很，“不传于世”，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五、学人笔记，宜自加检点，勿以未成之稿示人。

　　作者对读者应当负起责任，不能把半成品示人，须知读者不是人人都能DIY的。如“已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即许总、许结教授尊人）”条，不知何故，未具其名。即使撰文时偶有遗忘，问许氏昆仲自知，何至稿定时尚付阙如？今为蒋君代劳，做一下填字游戏，补上“许永璋”三字。又如“刘心源”条，记其生卒年为“？-1915”，生年未悉。其实这在工具书中一索即得，今据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刘的生卒年为1848-1917，1915不过是另一说而已。顺便说一句：蒋君说刘“官至广西按察使”，其实他入民国后还担任湖北民政长、湖南巡按使。刘寿林等所编的《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于此一笔未漏。工具书的编纂者真是功德无量，但这功德却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

六、学人笔记，论及前人，不当肆为苛责，宜抱同情的理解。

　　《论语·卫灵公》云：“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为人处世，当有平恕之风，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细思易地而处己当如何。而《小言》则反是。如“钱仲联《梦苕庵诗话》”条讥已故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注顾炎武诗集，收入钱仲联所为补笺而没其名，又采汪辟疆批注亭林诗遗墨，虽未没名而汪氏遗墨以此而不能印行。“千帆师为予述此事，愤形于色”。我认为，这两件事当区别看待。采钱笺而不注其名，现在看来当然不妥。但个中之由可能多种多样，事物之复杂有时令人难以想像，安知其不与《小言》之不标出处者隐情相同耶？如果我们也因此而对蒋君横加“欺生”、“杀熟”的罪名，想来他也会大呼冤枉的。其实，前辈没有今人这样的学术规范和版权意识，章学诚曾说过：“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老辈学人受此影响甚深，如蒋君的两位太老师就是如此。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即大段抄录李渔的《窥词管见》而不言所自。汪辟疆先生本人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就有许多录自他人著述而不加说明者。门人王培军于《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中举出多例。如汪氏合评宋伯鲁、李岳瑞、陈涛云：

秦中近代以诗名者，有宋芝栋、李孟符二人。芝栋官侍御，仪度冲和。诗则沉着绵丽，翛然意远。亦以风骨高骞，丽而不失于缛故也。……孟符水部，熟于晚清掌故，尝草《春冰室野乘》，言皆有据。其人襟怀散朗，诗亦蕴藉如其人。惟俊伟之概，不能以博洽掩也。尚有三原陈伯澜孝廉者，亦能诗。俊朗豪迈，如见其人。……伯澜，大儒刘古愚弟子。
　　即取自狄葆贤《平等阁诗话》卷一：
　　陕西有两诗人，一醴泉宋芝栋侍御伯鲁，一咸阳李孟符水部岳瑞。宋仪度和雅，诗以沉着绵丽胜；李襟期萧散，诗以俊伟博洽胜。
　　三原陈伯澜孝廉涛，乃秦中大儒刘古愚先生高足，与余相识有年，而未见其诗。近得其《沪江病中秋感》数首，乃乙巳岁君将作岭表游，卧病沪渎旅邸，述羁愁边事者。诗云：（略）。豪迈俊朗，俨肖其人。

　　又如汪评张之洞云：

　　广雅尚书诗，才力雄厚，士马精妍。至使事精切，坡公、亭林外，无与抗手。

　　即采自《近代诗钞·张之洞》所引《石遗室诗话》（单行者无此条）：

（广雅）相国生平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古体诗才力雄富，今体诗士马精妍，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在南北宋诸大老中，兼有安阳、庐陵、眉山、半山、简斋、止斋、石湖之胜。古今诗家，用事切当者，前推东坡，后有亭林。公诗如……诸诗，用事精切，皆可以方驾坡公、亭林。

　　《点将录》中抄袭石遗者尚有许多。既抄其观点，又袭其词藻，却又在《录》中贬抑其人，不遗馀力，刻薄者难免有“蠹生于桂而还食其桂”之讥。换了今人，遭此“剽贼”，遇此攻击，岂止会“愤形于色”，我看非对簿公堂不可。

　　至于蘧常先生采汪氏遗墨事，既未没其名，亦未全抄其稿，我看不出过错何在，也不知他究竟犯了著作权法的哪一条、哪一款。若出版社因手稿已被人引用而不想影印，“咎”在出版社，“愤”当加于其上，岂能殃及池鱼？

　　还有，我不明白的是，既已知汪氏有亭林诗批注，后来整理《汪辟疆文集》时，何以不予收入？即使原稿难寻，不是可到王氏汇注中去辑佚吗？须知辑佚正是当今的显学之一。若谓不能搜得其全，则集中残稿亦复不少，此又何说耶？

七、学人笔记，虽以考辨议论为主，亦不妨稍吐隽语，但切忌拾人牙慧。

　　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虽以考辨为主，但其书卷十八《治生》条，在引了《清波杂志》和许鲁斋两段有关治生的议论后，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两联骈语：“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故井上之李，甘于弹铗之鱼；五侯之鲭，劣于墙东之侩。”酷似晚明小品中语。

　　《小言》中也有这样一条：

　　郑板桥尝刻一印曰“徐青藤门下走狗”，沈祖棻先生尝戏言愿为晏小山丫鬟，予则愿为黄仲则书僮，为磨墨钞诗。

　　据袁枚《随园诗话》卷六，板桥所刻印文当为“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九字，蒋君漏去两字，未免有失板桥郑重具名之意。这也不必说了，还是谈谈这一印文的修辞意义吧。板桥此语，形容自己拜倒青藤，可谓无以复加。既有此辣语在前，馀语效颦，便总觉奄奄无力。莫砺锋教授近有“愿为东坡身前一小吏”之言（《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23日），恕我直言，亦为鲁卫，而赘以“身前”二字，造语尤拙。窃谓皆不如在引板桥印章后加一句“予于某人亦然”，或干脆用一句大白话“我对某人无限崇拜”为佳，免遭笨伯之诮。而可与板桥印文相比的，平生仅见张问陶《船山诗草》卷五所记的两个名士金孝继和马灿对张氏所说的倾倒之语：金愿化作绝世丽姝，为船山执箕帚；马赠船山诗，有“我愿来生作君妇，只愁清不到梅花”之句，致船山戏吟“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为答。男子而欲化身为女子，为所崇拜者作妾，则其颠倒拜服为何如耶？不过自我意识若过强，不肯“自我糟蹋”至于此极，就决不可能造出板桥等人那样的惊人之语。

　　此外，有考板桥印章当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者，亦有以板桥尺牍为证驳之者，这一问题卞孝萱先生当最有发言权。蒋君则宜加小注说明有此二说，并述取舍之由，这才符合学人笔记的规范。顺便说一句，若就修辞而论，我倒是赞成蒋君所取的“走狗”的。“牛马走”自司马迁用后早已淡化为一般谦辞，远不及“走狗”来得新警，令人一见便不能忘。

八、记轶事当以原创者为主，述自他书者须有所论议方可。

　　以前读《金陵生小言》单行本，其中《儒林外传》一卷，专记学人轶事，可惜绝大部分系辗转稗贩，非第一手资料，读者早已熟知，因而无甚新鲜感。此番所记，除程千帆先生对王蘧常先生不满一事为蒋君独家报道外，其他皆取诸他人。如“钱仲联客厅”条，我不知在报章杂志上读过多少遍了，更何况蒋君对“拜石”的解释还漏掉了钱仪吉（衎石）、钱泰吉（警石）两兄弟。不过，若能进一步对仲联先生在笺注、宋诗、考订三方面的成就作一评价，汝南月旦，语不在多，以蒋君直言无忌的性格（这点和不才相类），不管是褒是贬，那都是能开人心智、值得一读的。

九、学人笔记，宜有定见，勿作游移；亦勿抱成见，妄议古人。

　　蒋君说：“前人注诗，每举字句似古人者指为袭用，其实甚可疑也。其真脱胎者，或竟无蛛丝马迹之可寻。”此言甚善，但却能知而不能行，在“明人之诗多模拟唐人”条，又自蹈其失，效尤学舌，凿凿然言明人某句袭自唐人某句了。如说王恭“鸟外明河秋一叶，天涯凉月夜千峰”脱胎于韩翃“星河秋一雁，砧杵夜千家”、“几处移家惊落叶，十年归梦在孤舟”，脱胎于李端“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又在“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条说王昙《焦山夜泊》诗之一联“大地星河围永夜，中江灯火见南朝”吞剥老杜“三峡星河影动摇”、“永夜角声悲自语”之词语。

　　此举不但自相矛盾，其所指证亦荒谬绝伦。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就因为诗中用了古人用过的字眼，就武断地说整首诗或整联均是生吞活剥？这样做，非逼得诗人去生造词汇不可。蒋君所举诸例，别的不去说它了，举其尤謬者。如王昙之句，所用“星河” 与“永夜”这两个词汇并不出现在杜甫的同一首诗中，“三峡星河影动摇”，出于《阁夜》；而“永夜角声悲自语”，出于《宿府》。按照这样的推理，我们还可指控王昙此联尚有“吞剥”李白或白居易的嫌疑。因为李白有“长吟白雪望星河”（《和卢侍御通塘曲》）、“永夜达五更”（《过汪氏别业二首》之二）之句，白居易也有“耿耿星河欲曙天”（《长恨歌》）、“小酌酒巡销永夜”（《雪夜小饮赠梦得》）之吟。准此而推，真不知能罗织出王昙为这两句诗曾“打劫”过多少人家呢！再演绎下去，以蒋君为例，平素喜谈“过程”，爱说“年轮”，那这两个名词就是他的“禁脔”、他的“专利”了，别人再提，不管其意何指，都系剽贼无疑了。天底下有这样的逻辑吗？其实，自从黄庭坚提倡“无一字无来处”以来，不管哪个诗派都恪守这一原则，无论是蒋君所潜心研究的王渔洋也好、所无限崇拜的黄仲则也好，所用的词汇没有一个不是古人或前辈曾经用过的。何止诗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现在说话、写文章也依然如此，还不敢忘记小学时代语文老师的谆谆教导——“千万不要生造词汇”呢。

十、论文谈艺，宜八面而观，多方而虑，不宜一途而取、一理而推。

　　如今流俗论诗，皆标榜创新，贬斥模拟，凡创必佳，凡袭必劣，不但古人用过的词汇是“贼赃”，古人用过的句式更是无可抵赖的“罪证”了。这个似是而非的论点，想不到也被蒋君全盘接受，而且变本加厉，走火入魔。这回他又把新例子套入老公式，道：“明人之诗多模拟唐人，公然剽窃者往往改唐人诗一二字即为己句。”在该条指出郑作《除夕》诗“十年江海客，孤馆别离人”一联，显系脱胎于戴叔伦《除夕（按当作“夜”）宿石头驿》“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批评其味“愈薄”，总结说：“明人之学唐皆此类也。”

　　且不论郑诗是否脱胎于戴句，所异是否仅一二字，其味是否“愈薄”，姑就改前人句为己诗这一现象而论，其实，何止明人，唐人早就这么做了，戴叔伦本人也早就这么做了。蒋君明知戴的名句也是脱胎于梁武帝的（按武帝《子夜四时歌·冬歌》云：“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并在《戴叔伦诗集校注》202页中拈出，但却一句也不谴责戴叔伦的“公然剽窃”，未免持双重标准矣。

明徐?《笔精》卷三《唐诗蹈袭》条指出，“唐诗往往蹈袭六朝人语句”，所举诸例除戴叔伦此联外，还说：

　　郎士元“暮蝉不可听，秋叶岂堪闻”，则吴均“落叶思纷纷，蝉声犹可闻也”。髙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则庾信“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则何逊“云岩际出，孤月波中上”也。

　　再扩大到文，王勃《滕王阁序》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句式也是套自庾信《马射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王观国《学林》卷七《滕王阁序》）。

唐人如此“蹈袭”前人，蒋君却一无谴责，却把矛头对准后人，我不明白，何以唐人则可，明人、清人则不可？如果认定模拟必劣，则上举唐人之作亦当一概归入恶札；如以其为妙，则必得承认蹈袭也可成为佳作。鄙意则向来认为，诗文的优劣并不仅仅在意，最主要在于表达。钻石与木炭虽同属碳元素，却因两者分子结构排列的不同，价值有天渊之别。

　　蒋君可能会辩护说，我没说脱胎古人必然不好，我所拈出的是脱胎得不好的。如果真是这样，那“明人之学唐皆此类也”这句话分明抹倒有明一代，何以自解？脱胎得好的，蒋君未举，不过我想戴叔伦句在该算一例，至少蒋君一无贬语。再看蒋君认为脱胎得不好的：上举王昙诗，除了词汇盗窃杜甫外，蒋君还进而揭发其句法脱胎于杨蟠《金山》“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言不知其“究何足取”，而仲联先生“许为笔力扛鼎”。鄙薄之意溢于言表。

　　持论如此之苛，千古诗人无所措其手足矣！其实，即使王昙真的套用了杨蟠的句式，也不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杨氏此联原本不佳，说的除了空间还是空间，以致被王安国嘲笑为“庄宅牙人语也，解量四至”（《后山诗话》）。而王昙句则迥乎不同：“大地星河”，包围的非空间而竟是“永夜”，“中江灯火”，照见的非今世而乃是“南朝”！今古泯界，时空合一，设想奇特，得未曾有，擅夺胎换骨、点铁成金、青出于蓝之妙矣，真诗中射雕手也。仲联先生许为“名句在唐、宋之间，可谓健笔扛鼎”，的确是老眼无花。其实，以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歌中，类似的创作方法触目皆是，蒋君如此鄙视，岂不是要把宋诗一笔抹杀了吗？那又为什么对王士禛的一度提倡宋诗大加肯定呢（见蒋君所著《王渔洋与康熙诗坛》26-54页）？张茂先我所不解矣。

　　以上皆从《小言》中生发而出，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还当感谢蒋君之文的起予助我。但覼缕至此，自觉辞费。其实，只要一句话，学人笔记以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为法即可。其书体例之善、涉猎之广、考索之精、树义之高、文字之妙无疑已前无古人。钱先生是社科院文研所的前辈学人，遗泽尚在，对蒋君来说，更是取则不远。不过这番话说了也等于白说，听说蒋君对此老甚为不屑，曾说其书有“取巧之嫌”，今可以电脑取代，其诗则“有南宋江湖派的浮滑”，评价如此之低，想必不肯在他老人家跟前做小伏低当书僮的。如今蒋君读书日多，电脑日精，技道两进，眼界更高。但不知是否“吾眼有神，吾腕有鬼”，笔记中却屠沽日多，贤人日少，一言以蔽之曰“率”。取以与钱公所著相较，令人有“卧百尺楼上”与“卧君于地”之感。唯一可比的是，二人的著述，命名皆谦?之至，一称“管锥”，一称“小言”。但《管锥编》以小见大，名实相副；而《小言》则意在扬学海之觯、发诗史之微、伐艺林之山，大哉言乎！名实不相副矣。有人说，过分的谦虚即是骄傲，不值得仿效。所以这里我想反其道而行之，稍微“大言不惭”一下，来个“卒章显志”：如果我也写学术笔记的话，《管锥编》的博大精深诚不敢梦想，但相信只要持之以敬，操之以勤，量之以恕，守之以谦，《小言》中的那些“大缺陷”是完全能够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