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泉根: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创作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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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根: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创作演变  　　


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表现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的“十七年”儿童文学，到向成人文学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范式不断靠拢的“文革”中儿童文学，再到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走向“强调”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最后到新世纪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新格局，新中国六十年儿童文学走过一条不寻常的路。

　　王泉根，浙江上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着有《王泉根论儿童文学》、《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十余种着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十年了，六十年中国儿童文学是与中国社会文化、中国当代文学同步发展演进的，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与艺术规律。概括地说，六十年儿童文学前三十年折腾多，后三十年成效大，六十年儿童文学在不断探索中积聚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与十分宝贵的经验，限于篇幅，本文拟就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观念、作家原创与出版两个方面作一透视，以期探折六十年儿童文学的深层次变化。
　　
　　思潮与观念：成人中心主义到儿童本位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是：成人文学是成年人之间的文学活动与精神对话，而“儿童文学则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即儿童文学的创作、传播（包括编辑出版、批评研究、推广应用等）主体是成年人，而其接受、消费主体是处于启蒙、成长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儿童文学从根子上说是由成年人主宰、生产、指导的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体现成年人目的、目标、意志与理念的文学，因而这种文学与成年人如何理解、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也即“儿童观”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儿童地位、权利、生存状况，也就有什么样的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化选择、审美追求与艺术章法。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一切儿童文学现象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规范着儿童文学，这就是成人社会的“儿童观”。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儿童观经历了传统社会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救救孩子”“儿童本位”——共和国成立后的“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新时期的“儿童权利”“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等阶段。六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思潮与理论观念的演变、更新，正是围绕着“儿童观”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在历时性的轴线上经历了三方面的挑战。
　　
　　首先是成人中心主义的挑战。共和国建国伊始的“十七年”（1949—1966），由于方方面面对儿童和儿童文学的重视，当代儿童文学曾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主要是1950年代）。作家团队中既有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金近、贺宜、包蕾、郭风等一直关心儿童的现代儿童文学老作家，又有鲁兵、圣野、洪泛涛、葛翠琳、任大星、任大霖、任溶溶、邱勋、萧平、袁鹰、柯岩、徐光耀、孙幼军、金波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50年代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创作基调青春、乐观、清新、向上。张天翼提出的儿童文学要对儿童“有益”和“有味”的两个标准，陈伯吹提出的着名的“童心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主体观念与审美走向。
　　
　　但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随着当代文学政治挂帅、“中心任务配合论”尤其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等思潮的急剧膨胀与干扰，儿童文学被迫突出成人中心主义，向成人文学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的范式不断靠拢，消解以至铲平为儿童服务的根本艺术属性，造成如同茅盾在60年代初所批评的那种“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尴尬局面。“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正是当时工具论文学观在儿童文学理论的突出反映。这一尴尬局面的彻底化解一直要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以儿童为主体”，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儿童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将儿童文学从以成人意志、成人功利目的论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贴近儿童，走向儿童，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正是在“儿童本位”的旗帜下，后三十年儿童文学才能出现“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要为儿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童年情结”、“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等等一系列执着于儿童文学自身本体精神的学术话语与基本观念的探讨和建设。从整体上说，改革开放以来，后三十年儿童文学经历了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作家创作）艺术个性的三个阶段，但其核心则是回归儿童，让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并参与少儿精神生命世界的建设。“走向儿童”是后三十年儿童文学高扬的美学旗帜，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增强了作家的使命意识、人文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进入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以后，中国儿童文学面对的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网络时代传媒多元的双重挑战。这一挑战至今依然检验和考验着儿童文学的现实姿态与未来走向。关于“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讨论，关于儿童文学的典型化与类型化创作应面对不同年龄层次儿童的观念，关于儿童文学阅读推广中的经典阅读、分级阅读、亲子阅读、班级阅读的策略，关于儿童文学利用语文教学改革多渠道（课程资源、课外阅读、校园文化建设）进入校园的举措，关于儿童文学对接儿童影视、动漫、图画书、网络文学等多媒体形式的探讨，以及知名作家配合出版社纷纷走向孩子们中间签名售书、演讲儿童文学等方式，正是儿童文学应对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双重冲击和挑战所采取的积极策略与冷静理路。事实证明，儿童文学界的这些举措和行动都是实事求是、行之有效的，诚如曹文轩在前不久“全国儿童文学理论研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商业化、网络化也可以成就儿童文学，“巨大的发行数，不正是凭借商业化而得以实现的吗？凭借或是利用商业化，不是也能将优秀的儿童文学送到更多的读者手中吗？”孙建江说得更为透彻：“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儿童文学无法回避市场：对于创作者，市场意味着读者；对于出版者，市场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市场本身并不可怕，市场可以催生一批又一批的低档次作品，市场同样可以孕育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关键在于，是无条件一味迎合市场，还是按照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市场。”显然，在今天市场经济、传媒多元的环境下，儿童文学工作者需要承担起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更为艰巨的真正对儿童负责、对民族和人类下一代负责的文化担当和美学责任，需要更为清醒地把握和坚守先进的科学的符合时代潮流的“儿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