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死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被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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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死后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被人记住？


                        许锡良


如果一个人死了，他希望以怎样的方式被人记住？一个人如果经常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他必然不会满足于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这个问题曾经唤醒过著名的数学家哥德尔，使他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质量。那一次，他在维也纳大学听教授讲课，教授就问过他这个问题，当时他确实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让他惊呆了，从此后，他就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终于成就了世界一流的数学家，成为爱因斯坦身边唯一有能力与他交流对话的人，他的测不定原理，在当今各个学科里的运用之广，渗透之深，简直无与伦比，所谓杰出人才，不唯要有超群的智慧，还要有及时的唤醒。

   其实每个人都将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有人在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临终前才思考这个问题，却已经是晚了。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他的一生将会过得充实而精彩。他就不会满足于眼前一点所谓的成功，也不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拼死拼命地去争夺，使尽各种各样的手段与心思。人在活着的时候，是很难认真审视自己的价值的。可惜，我们总是常常因为年轻，而想不到这个问题，或者我们因为总被要求服从听话而放弃了自己的思考。每个人都要独立站出来担当与负责，别人怎么说并不能够代表你的生命就应该怎样。开放社会尤其需要你用自己的生命，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与立场。

现在就想想，如果自己某一天突然就不在了，那么，你留给世人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要不朽，但是，你一定会留在你的亲朋好友的记忆里，一定会留在你的同事及你的邻人的记忆里。也许他们不会留下一个完整的你，但是，他们的记忆碎片的总和一定是比较接近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你的。

    一个人被以怎样的方式被人记住，表面看来是别人的事情，其实说到底还是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在世时，他的活动，他的所作所为，他留下的文字与著作，他的音容笑貌，都会或多或少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一个势利之徒，也许不会太关心自己在死后被人怎样记住。因为那对他来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关键是他在世时，能够获得多少利润，获得多少享受。人是不能够活两辈子的。但是，对于一个思想学者，知识人来说，就远非那样简单。一个学者在世时弄到过许多钱，其实意义都不会很大。因为一旦去世了，就什么都不会再留下来了。因此，我就想到了英国的罗素，罗素是思想大家，也是著名数理逻辑学家，文学家，他与自己的老师怀特海合著了一部巨著———《数学原理》。有一次罗素做梦，看到自己的《数学原理》，被大英图书馆当成垃圾被清理出来了。他惊了一头大汗，醒来原来发现是梦。如果这个梦想变成真实的，那么，就是对罗素一生最大的否定。他作为一个数理逻辑家，作为一个有开拓精神的学者，其价值与意义就被彻底否定了。
   在西方，一个学者是非常在乎自己能否在自己死后，自己的著作还活在人世的。但是，中国似乎并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中国人，即使是学者与知识人，恐怕也因为受到唯物论的影响，而变得急功近利，变得世俗功利了。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在世时的功名利禄，而不是自己的著作有没有可能传世。因此，他们为了功名利禄而不断地出版著作，发表文章，不过，不幸的是，几乎全部是短命的，因为知识与思想总是与世俗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那些专著，远比自己的肉体生命要短暂得多。著作死得比自己要快得多。对于一个学者的使命，西方人是清楚的。他们的学术思想竞争，也与我们的大不相同。

我们注重的是看得见的成果，至于那些垃圾文字能否入乎人心，那是不重要的。因此数量成了绝对命令，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可以代替人们的心灵阅读。也代替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其实，我们是不大思考这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在学术思想园地，没有中国人的位置，也不必顾及中国人的声音。因为，中国至今仍然是无声的中国。中国有什么不高兴的呢？那种不高兴与一头公牛显示自己的蛮力也没有什么不同。重要是的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要有自己的精神家园。要有充实与健康的精神生活。我们其实是活得非常类型化的。我们没有生命的个性，一切都是按照线性逻辑在比较着。地方与地方在比，单位与单位在比，人与人在比。幸福是比较出来的。他人痛苦的增加，就是自己的幸福指数的增加。大家在死的时候，别人记住你的方式就是：这个老家伙，终于死掉了，把位置占了六十年呢。因此看老贼出殡也就成了一件特别开心快乐的事情了。

   到此，人生了无生趣。你愿意以怎样的方式被人们记住你呢？假如你还相信人是有精神与灵魂的话。大家都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或者对我们的人生境界的提升会有点好处。

2009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