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出现“专家”是思想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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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出现“专家”是思想的不幸

                         许锡良

人类社会的知识似乎也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规律。人类文化发轫之时，人们的思想与学术是不分家的，而且也不专业。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似乎什么都谈，什么都在他们的思考之列。这样的情形，据马克思说一直到德国的莱布尼滋时代或者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学派，之后就再也回不到之前的时代了。也就是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谈及任何学问了。人们读书做研究，越来越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稍有越出范围立即会有人指责其“捞过了界”。人们也不再以有思想为荣，而是以专家自居者多。思想家是狐狸，专家是刺猬。狐狸懂得许多事，专家只精通一件事。
但是随着问题的越来越综合复杂，现在又要求合作了。一个专家的知识与能力远远不能解决越来越综合的人类社会问题。但是这样的综合却不是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是由许多的专家组合成一个团队的智慧，来面对同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专家出现了，自由思考者就死亡了。专家只考虑技术细节问题，而且只是某一个领域里的细枝末节，考虑的对象主要是“术”的层面，而思想者却把任何进入自己视野的东西，都作为思考对象，考虑的主要是“道”的层面。专家承认学科的边界，而思想者却力求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来认识与思考。思想者是不承认什么学科边界的，因为世界本来就不存在这样的边界。人们之所以要分专业研究，不是世界就是那样界限分明的，而是因为人类的智力与生命所限，才想到用划界的办法来把一个异常复杂的世界分得很细，然后，每个专家就在这针尖上用足功夫，把这针尖研究透彻，每个人都为针尖提供一点东西，而无数个针尖研究者就组成了这个世界的知识海洋的来源。所以，专家的出现，是思想家死亡的征兆。不幸的是，目前中国的大学，常常以学术为借口，把思想扼杀。以培养刺猬的技术框框来束缚狐狸的思想自由。许多优秀的大脑，就是这样被那些教授们宰杀了的。
其实，“专家”是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比如大量的硕士、博士，工程师、律师、教授等等，大都可能只是“专家”，都是刺猬型的人。但是思想家却是能够博通数个领域，或者能够以最具原创的思想观点，来重新发现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是狐狸型的人，能够打通专业的界限，作天地人的全盘思考。因此，思想家只是可遇不可求的，只能是千年的水磨工夫才能偶尔出一个的，不是大学里的学术专业所能够培养的。他们的出现在人类社会是如此重要，以致于他们一旦出现，人类就会进入另一个时代。但是人们还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世界往往因为他们的出现，而改变知识的状态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近现代最典型的此类人物有卢梭、康德、斯宾诺莎、牛顿、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等等。他们往往不会是以专家的面目出现，所以许多时代，因为他们的思想并不入世，往往得不到当世的认可，所以过得非常贫穷而静寂。但是往往身后会热闹。在一个宗教的国度，这样的人有非同凡响的影响力与精神地位。比如美国哈佛仍然把校训定为：以柏拉图为伍，以亚里斯多德为伍，更要以真理为伍，并且用拉丁文来写。这其实是思想家牛顿的一句名言。在中国这样基本上不信任何宗教的国家，也有让这样的人进庙祭祀的传统，这样的人有吃冷猪肉的资格。比如孔子、孟子等。但在一个缺乏宗教的民族这里，未来的荣耀始终经不住当世的功名利禄的诱惑。许多时候，入世的热闹远比身后的热闹要有诱惑力。所以，中国出思想家就出得少。孔子一生基本上是在世俗中度过的。他的言行举止基本上没有超出功名利禄的范畴。但是苏格拉底留下的最后名言却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2页。)假如苏格拉底也像孔子那样：“子不语怪力乱神”，根本就不信任何神，那么他还会有勇气作出这样的为思想信念而选择死吗？很难料定。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境界分出了高低。中西方的思想深度也在这里分出了高低。东西方不同先哲，常常是不同文化的开端。自孔子始，在中国，为思想和学术献身的人几乎就没有出现过，倒是西洋文化进入中国之后，一群为学术思想献身的书呆子才出现了。到了现在，在中国，以思想学术为业的人恐怕都不多。人们无论是做什么，都只不过是一个准官员。随时准备抛弃思想学术这个谋利与谋粮的工具，以入仕途作为人生最终目的。在西方，思想在某个程度上是专家消灭的。但是在中国，思想却是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度与世俗传统消灭的。所以，中国缺乏思想家，同时又奇怪地缺乏专家。极其缺乏思想的同时，专门知识与技术也奇缺。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也显得相当的中庸，再由中庸变得平庸。嘴的功能最后退化为只会吃，连说的功能也废弃了。大脑当然也是可以思考的，但是“思不出其位”。也就是规定了屁股优先原理。现在人说，屁股决定脑袋，其实这个发明权应该是孔子，因为他说过“思不出其位”，思，即脑袋之功也，位，即屁股所坐也，“思不出其位”，显然就是要屁股决定脑袋，再加上“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中国人追求外在位置而没有思想精神的地位是可想而知了。因此，即使有一点点思的权利，也大多是“食肉者谋之”，老百姓“又何间焉”？因此，中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饮食业，用来满足嘴的功能，而从来没有像海德公园那样的公共演讲场所。中国人的嘴自古主要是用来印证“民以食为天”的，而不是用来自由言说自己的思想的。因此，宁可乱吃，也不可乱说。因为，乱吃虽然病会从口入，而乱说，那是要“祸从口出”的，那动辄是牢狱之灾，甚至是灭顶之灾。千百年来，中国人，实在是因为聚集了太多的聪明智慧而无用武之地，有脑袋不允许思考，有嘴巴，不允许说话，你敢说话，就连你吃饭的权利也没有了。所以为了保证有“吃”的权利，就只好放弃“说”的功能，最后，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用在了这个“吃”上了。即使偶尔思一思，想一想，其内容也主要就是以“吃”为主，因此，中国人嘴巴的功能也主要是吃。再联想到孔子说：“非礼莫视”之类，脑袋不但不能够想，眼睛也按照圣人的规定被禁止看，耳朵也规定了听的下数，行动上更是被圣人规定得死死的。一连数个“非礼”禁忌，这种传统，似乎现在出现的一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其实，发明权还是在二千多年前。
    思想其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它只不过是还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本来面目而已。人的大脑最基本的官能就是思考。但是，一旦奴性成为培养的目标，那么思想自然就列入了阉割之列。因为思想最能够承全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独立的人。西方以专家的方式来消解思想者，但是仍然给思想者留有生存的空间。中国以官本位来取消思想者，那是方法是从肉体到灵魂都给予彻底地消灭的。如果专家的出现还只是西方思想的不幸外，那么中国的官本位为特征的专制极权体制就是作为人的最大不幸了。
200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