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菊初《张志公教育思想概说》评价

管季超0712

回应语文大讨论的又一理性呈献

——董菊初《张志公教育思想概说》评价

近几年争论激烈的语文性质大讨论震撼了语文教育界。而致力于语文教育研究的董菊初教授似乎一直在沉默。捧读他最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社的《张志公教育思想概说》这部力作，才深切领悟到，对于这场大讨论，董教授正是以他这部厚重的论著，又一次表示了他审慎的然而又是极有份量的回应，参与发言。这本书是他问世不久的力作《叶圣陶教育思想概论》的姊妹篇。中国的语文教育理论自孔子而今，基本上是零散的珠玑，发掘和整理这些澈金璞玉，正是对时代与历史之呼唤的回应。“三老”们凭着自己融贯中外的学养与识力，形成了自己各具特色的语文教育思想，他们的思想已成为推动我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宝贵资源。而其鲜明的实践特色和未暇整理的原生状态又使其理论体系的构建成为必须与困难。就构写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工程而论，说董教授的劳作与供献功不可没真不为过；就转型期语文教育实践所面临的困惑、期待与选择而言，说这本书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似乎还未全然揭示它的价值；联系大讨论中“仅凭一知半解的‘勇气’，搞‘拳击式’，‘拳脚相加’，出言不逊”的全盘否定论者(《张志公语文教育思想概说》P26)，以下简称《概说》)及其所造成的误区，更可见出这本书对于亟需廓清是非、弘扬理性的语文教育界，应是不可多得的严谨厚重之作。

一、思想体系的系统梳理和严谨整合

  　张志公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蕴涵于他50多年的语文教育研究实践和他的以及关于他的20多部著作中。本书著者在潜心阅读理解和系统扒梳阐析的同时，与张先生书信往返、切磋频繁，终于在对翔实资料的占有和消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本书宏阔而又严密的逻辑框架，完成了对张先生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和严谨整合。全书18章8篇。作为第一章的“导论”，着重用“六个沟通”阐发和评价了张先生的历史地位，是以下各章的基础，也是全书的总纲。第二章为“语文性质篇”，着重阐述张先生的“工具论”思想，也是张先生语文教育观、语文训练观、语文教改观、语文教法观的方法论指导，以下13章5篇条块分明、次序合理地阐述了张先生的语文教育研究成果和思想体系的主要部分。亦可以印证他的“工具论”思想。是为本书主体。16至l8章为科研方法篇，著者从哲学的高度揭示张先生形成思想体系取得巨大成果的原因，又见出思想的纵向深入。论著逻辑框架纲目编拟严整精当。“教育篇”阐述张先生语言、文学、知识三个教育观；“训练篇”从读、写、说、思四方面评价其理论主张；“教改篇”较为详细地介绍张先生对语文教育民族化、现代化、科学化、致用化的探索和研究情况，介绍时线面结合，使其理论主张和科研成果得以立体呈现；“教法篇”则分“八说”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系统地阐明了张先生的教法观。从纲目的拟写可见出著者理论思维的精深与语词提炼的纯熟；当然更可见出著者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了张先生的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所显示出来的科学态度。

  　二、建立于科学阐释基础上的理论廓清

  　当前反响热烈的语文教育大讨论引起了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见解深刻、阐述透辟的严谨之论，它们显示出来的可贵的探索精神无疑令人感佩；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喧闹之中也不时爆出不和谐的反科学的声音，诸如不顾事实的夸大其辞，缺乏科学根据甚至常识的时髦之论，仅凭个人好恶的肆意挞伐之类。如对20年来语文教育成绩全盘否定的“误尽苍生”说，如认为这些年语文教学效率不高并将其归咎于“三老，，的“工具论”，如指斥“三老”等“语言派”介入过多，说他们忽视“文学教育”等等。不负责任的摇头否定和故作惊人之语地提出新鲜口号会比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容易得多，也不难产生“轰动效应”，但反科学与理性的声音及其研究方法则会窒息科学探讨的生命，尤其是会给当前的语文教育实践带来困惑和误导。因此，著者在“导论’’中毫不隐晦地揭出：“从主观上说，本书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回答对‘三老’的不负责任的批评的，是为了澄清目前语文教学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的，是为了发扬光大‘三老’语文教育思想这一‘民族瑰宝’的。”
    “三老”教育思想中近年来受到责难最多的便是“工具论”思想了。理论界对之否定的趋势日渐明显。而我们如果将其放在实践和历史的坐标系里动态地考察，就会发现其正确性和不可否认的价值。我们也注意到否定论者转换概念后的推导及其结论的谬误，如将其转换成语文教育中的科学性从而将其与人文性对立起来，并提出“限制’’或“张扬”云云的口号。《概论》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张先生的“工具观”：从历史发展的变化中，不断揭示语文工具性的丰富内涵；从与生产工具的比较中，凸现语文工具性的本质特点；在批驳错误中，坚持语文工具性。书中引用了张先生的话，“加强语文教学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对，把它和科学性对立起来，就走向了极端”(转引自《概说》P31)从而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批驳了谬误。在“语文教育的根本原则”一目，著者系统地阐明了张先生“文道统一”的思想，明确地阐释了“文”“道”“统一”三个概念都得“现代化”的观点。其中关于“现代化的文、现代化的道、现代化的统一”的明确揭示与精彩论述，对语文教育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理解和做法也是必要的理论廓清。今天我们冷静地考察中学语文教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弊端，会发现，根本不是“工具说”出了问题，而是一些非科学的东西遮蔽了“工具说”的真正内涵，从而使我们的指导思想产生了．问题；否定“工具说”所带来的问题便是：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实践面临无所适从的困境。应该说著者对张先生“工具说”思想的分析回答了我们应有的期待。
    同样，《概论》在其第四章“文学教育观”里以雄辩的事实和言之凿凿的梳理，否定了强加给张先生的“语言派”、“忽视文学教育”的恶谥。著者将张先生跨度40年见诸多种著述的理论探索整理为文学教育“必要论”、“性质论”、“功能论”、“规律论”、“方法论”。张先生的文学教育观系统而又贴近实践。而对近50年来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目的、任务的混杂及其在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张先生不仅倾注了思考和探索的心血。而且开出了“动点大手术”的治疗“处方”：分两门课，一课两本或一本两线。2000年推广使用的文学含量厚重的高中语文新教材，正可谓张先生文学观的具体体现。著者还从张先生关于文学教育的设想与建议中总结并阐明其五个基本方法与原则：“读懂文本”达到“整体感受”；“涵咏体味”悟出“深层意义”；合理对待“五大块”；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抓住关键(培养文学素养)，带动其他(语言训练、思想教育等)”。这又与高中语文新大纲的精神不谋而合。由此笔者进而想到那些否定论者轻率的断语，那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研究”方法。
    在评介张先生的“语言教育观”时，《概论》的鲜明特点则是在正面阐述科学认识的同时，尤侧重于从理论上澄清是非，拨乱指谬。50年代张先生主持拟订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80年代又主持制定了《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为中学语法教学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当然，张先生很不满意这两套用西方形态语法来解释汉语现象的语法教学系统。但是对“语法无用论”者和“淡化语法论”者的轻率否定，张先生作出了自己有理有据的反驳。著者不仅评述了张先生对“不学语法也会说话，也会写文章”等谬见的逐一反驳，也不仅评述了张先生对“淡化语法”的质疑和指出某作家要“扭断语法的脖子”的可笑，重要的在于，他揭出张先生语法教学观的精髓之处，指出它对于思维训练和有利于其他各科学习的意义。所以，张先生说：“不是简单化的来一个‘非学不可’或‘不要学’，“正确的态度是：加紧研究，敢于创新”(《概说》P49)。《概论》在其他章节还介绍了张先生对于汉语非形态语言特性的认识和创立真正符合汉语实际的具有汉语特色的汉语语法的设想和追求，以及他的桥梁性学科“汉语辞章学”的建立。笔者认为所有这些已足以解答语法教学是否该“淡化”的困惑了。

  　三、回应实践的致用观的辩证阐述


  　一部理论著作，它对实践层面的关注程度常常和它的社会效用相对应。《概论》以独到的眼光表达了对张先生语文教育致用观的深切关注。其l3章专门阐述张先生的语文教育致用化思想。著者在引用张先生的论述指出其认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教学论的依据之后，又从教学思想的高度分析论述了解其实质：致用化，是摒弃“实用主义”，端正语文教育目的性的航标，是清除利禄主义，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的思想武器，是克服形式主义，增强语文教育实效的良方，是抑制教师中心主义，强化学生主体地位的依据。不仅如此，著者还从教育思想、教育规律和教育实践三方面阐明张先生的语文教育致用化的途径。对于张先生的致用化的“汉语辞章学”的建构，著者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并作了详细的介绍。其实《概论》全书处处渗透着“致用”的精神。著者站在理论的高度眼光却落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前沿，注重从语文教学重大原则问题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疑难问题出发，提取并阐发张先生的语文教育致用化思想。比如对“语文教法观”中“教透”说、“分析”说、“提问”说、“启发”说等“八说”的阐述，关于语言教育的计划、方法、内容和要求的详细梳理；“写作训练观”中关于开拓思路训练和“文以致用”原则的内涵、意义与落实的具体要求的条贯的梳理，等等。对于张先生的语文教育实践和探索的成果诸如关于语文教育民族化、科学化、现代化的实践与成果——例如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一条龙”构想——都给以相当的篇幅进行介绍和论述。更加值得推重的是，著者在理论阐述时尤注重以理性的精神和辩证的眼光来揭示规律和阐明原则，有的甚至深入至具体操作的层面。如“知识教育观”中知识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知识与智力、知识与语感诸种关系的四条规律的揭示；“阅读训练观”中的对汉字与阅读、“专务”与“兼务”、听说读写之间、语文知识与能力训练诸种关系正确处理的原则的辩证分析；“思维训练观”中对四个“相结合”、一个“相符合”五条原则的融合当代教育理念的规律性揭示；以及相关的操作方法、要求和原则的例举；等等。从而既“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张先生语文教育思想和观念的精华，又为当前的语文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概论》质朴的语言风格、严谨的逻辑表达与著者审慎的研究态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融为一体。也正是这一鲜明的特点，使得这部论著成为未负我们翘首以待的厚重之作；尤其是在这大讨论方兴未艾，创新之作与浮躁之论难免泥沙俱下，语文教育理论亟待甄别、清理与整理弘扬之际。

    著者曾谦称自己研究“二老”的“两论”之写作为“述而不作”。笔者以为这同时又极真实地表现了他的可贵的“深思慎取”的精研精神。著者站在理论研究的前沿，时刻关注着语文教育实践，孜孜矻矻，兀兀穷年，向语文教育界呈献了多部力作。作为一个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受惠者，笔者要由衷地表达对这部论著的喜爱和对著者学术品格的敬佩。

（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