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一长帖/地域文化与文学

管季超.

近三年来少数民族作家中短篇小说扫描［转］

一、总体印象     高耀山（银川市文联名誉主席）：很高兴能够参加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中短篇小说审读。通过对60多部参评作品的阅读与交流，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蔚然壮观。 　　褚水敖（评论家）：原以为放到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的总体格局里，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可能会逊色。阅读之后方知原来自己的看法有误。各地推荐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可谓各具特色，尤其是其中的精湛之作，以自己的风格独特的民族性书写，反映了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与姿态各异的文化样式，塑造了一个个性格鲜明、神采鲜活、色彩鲜丽的人物形象。对于千变万化的当代生活，不少作家文思纵横，笔墨所到，他们对美丽有赞誉，对丑恶有鞭挞，对人生遭际，尤其对于心灵的动荡与宁静，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新的发现和深的思考。 　　黄佩华（广西作协副主席）：这次有机会接触并且阅读到这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各民族作家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水平。由于有的少数民族作家近年把创作目标放到了长篇小说和影视创作上，比如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鬼子等人的缺席，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在全国文学格局上，多少呈现出疲软的状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读到一些比较厚重的作品，比如土家族作家田瑛、满族作家叶广芩、藏族作家梅卓、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彝族作家吕翼等人的小说。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崭露头角且身手不凡，他们是格绒追美（藏族）、马忠静（回族）、了一容（东乡族）、于晓威（满族）、潘灵（布依族）等人。从近60部集子数百篇作品中，最突出的印象是题材广泛而有深度，涉及生命、人性、情感、心灵及苦难的篇作较多，其中反映各民族人民现实生活及生存状态的作品也不少。另一个突出印象是，大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观念、写作技法与时代是同步的。       王   山（《文艺报》专题部主任）：近年来的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一个值得关注和欣喜的趋势，就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作者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简单地叙写民风民俗、俚语服饰、传奇故事的平面化叙事套路，而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一个更深的层面表现民族精神。他们的作品往往更注重于塑造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环境下独具个性的鲜活的人物形象，积极调动各种手段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譬如叶广芩的《逍遥津》，视角独特，语言娴熟，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颇具艺术感染力。再如梅卓的小说集《麝香之爱》，文学性很强，具有独特的民族韵味，叙述手法颇具灵性。作者观察生活深入细致，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起伏不定，往往于轻松平常处显现意味甚或沉重。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当代藏族知识青年男女——画唐卡的画家、歌手等等，作者擅长对此类人物的内心世界作独到细腻的表现与解读，折射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21世纪前行的身影。作品中的文学性和民族性得以巧妙地契合互补， 对于藏民族的历史和心路历程有着别具特色的艺术呈现。 　　谭旭东（评论家）：总体看来，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文体创新和内容创新方面还是下了功夫的，这60来部作品集文采各异、体式多样，给人新鲜的阅读体验。如满族作家于晓威的《L形转弯》可以说是侦探小说，满族作家袁玮冰的《最后一只黄鼬》可以说是动物小说，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的《圆形神话》可以说是神话小说，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可以说是宗教神秘小说，佤族作家袁智中的《最后的魔巴》可以说是散文体小说，苗族作家吴国恩的《寻找诗人夏天》可以说是诗化小说，满族作家叶广芩的《逍遥津》和土家族作家田瑛的《大太阳》可以说是文化小说，作家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各种表现形式和叙述方法都有所展示。 　　二、自觉的民族性书写 　　钟庆成（四川省专业作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坚持文学的民族性书写是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发展的一条底线。“五四”以来，关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的争论一直是个热点，当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如果只剩下一个国别、族别的身份标签，那么距文学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我们知道，文学具有鲜明的个性、五彩缤纷的色调、复杂多变的情感，即便在追求人类普适价值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也因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文化、生活方式和心理特征，而具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表达方式和发展方式。从审美的角度看，差异产生美感，正式各民族独特的个性和文化，为文学提供了广阔的丰富的创作空间，因此，坚持民族性书写，是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要基点。在参评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藏族作家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作者从大山深处的村庄看雪域、看世界、看过往的岁月、看当下的进程，也窥视未来的面目。作品的写法新颖别致，在传统中融入新的时代气韵，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性。如土家族作家田瑛的《大太阳》来自湘西的独特地理与人文环境，他笔下的人物说话行事有些古怪，有些性格，既有现实意义，又有深沉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味。哈萨克族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也以一个哈萨克人的独特眼光，通过一匹外来的健壮的黑马去窥视一个民族最隐密的心灵世界。这些作品都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民族性书写，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 　　高耀山：从参评的作品可以看出，彰显民族精神，记录时代风貌，关注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已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自发意识和自觉担当。他们敏锐地提出现实生活面对的重大问题，如侗族作家隆振彪的短篇小说集《月亮地》，把偏远侗乡农村在世纪之交改革潮流中人的思想变化，生存状态，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惊叹、深思。更为可喜的是，作家们还在民族性书写的同时，极力开掘本土文化，塑造美好的心灵。他们的作品充分展现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叙事风格，而且他们的作品善于发现真善美，如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黑马归去》中，每篇人物各异，遭际有别，但都热爱生活，乐观向上，面对命运的坎坷，生活的曲折，都能够顽强地奋进，让我们真实地发现和触摸到了生活的本质，感受到了人性的力量和光芒。此外，历史兴衰、岁月沧桑，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重闪光芒。如东乡族作家了一容的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以凝重、忧郁的笔墨，抒写了西海固父老乡亲的苦难与奋斗，表现出底层民众的大苦与大乐，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洞察与对现实弊端的不平，也让读者感受到了作家对父老乡亲的崇敬与爱怜。 　　黄佩华：少数民族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似乎天经地义，但也不是惟一。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那些震撼之作几乎都是写自己的民族，包括文化、命运、心灵、性情、迁徙、风物、地理等。田瑛对土家族历史对人性的拷问，格绒追美、梅卓对藏区生活的洞察，吕翼、了一容对苦难的读解，马忠静对生命的感悟，都使他们的作品超越了自己民族本身，上升到了人类的高度，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很值得赞许。 　　谭旭东：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的书写方面之所以比较成功，我想这与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和生活经验是密切相关的。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民族性的叙述，所以他们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围绕着民族特性和折射民族特性的地域文化来展开的。比如，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就聚焦于云南佤族山区的人与事，把作家独特的生活体验以及她所理解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因此作品很有张力。她的《丑女秀姑》讲述的是一个山寨丑女人秀姑与几个矿工的情爱故事，一个苦难女人的忠诚和质朴跃然纸上。小说触及到了佤族人的人生信条、生命原则的理解，与特定的民族性格和特定的地域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因此读后给人一种刚性与硬气，让读者感受到了生命的韧性与力量。她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也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性叙述，不过，这篇作品把民族性与特定的宗教意识、神巫文化想结合，因此作品里的民族书写又多一种神秘的文化张力。另外，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集《父亲鱼游而去》，也是把草原民族的强悍、热烈、粗犷和神性的生命魅力淋漓尽致且不乏力度地展现了出来。 　　三、小说的文化与诗性追求 　　黄佩华：这些少数民族作家最值得肯定的地方，是他们创作视野相当开阔，作品题材涉及生活的各个层面。许多作家甚至跳出了地域、民族的概念，以人类的文化和尺度对作品进行精心创作，从而使作品更具世界性。 　　褚水敖：阅读少数民族中短篇小说，一个令人赞赏的艺术特色是诗性的存在。不少少数民族作家显然具有诗人气质，在小说的行进过程中，恰到好处地运用诗的语言，营造诗的氛围。一般都是因为特定的故事情节的需要，或是特定的人物情感和思想的需要升华，作者便以诗化的文字构成一种形同诗的意境，从而形成一般小说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例如吕翼的《割不断的苦藤》中的《雨水里的行程》，写到在特殊场景下儿子对于母亲的特殊心情：“路很陡，不太硬。马蹄在石头上一脚踢出了耀眼的火星子。儿子的心拧得很紧。儿子看了看前面，没有一个人。在看身边，也没有一个人的影子。到了江边，马站住了。一夜的大雨，江里的水涨了不少。原来连接两端的木桥，也给洪水卷走了。江中浊浪跌宕，让人胆寒。面对滔滔的江水，儿子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一口。儿子再次回头看走过的路，那样的路倒有些不真实起来。儿子咳了一声，说，妈，我们还是回去吧。”好一个“那样的路倒有些不真实起来”！这里，诗在前面的铺垫之后突然冲向了高潮，把儿子此时此地的幻觉般的感受与彼时彼地特别的经历联系起来，使小说需要表现的人物心境因诗的效果更为突出。再如马忠静的小说集里有一篇《女孩儿的名字，还有那管牙膏的牌子》，也出现了这样富有诗意的文字：“星星像被一颗颗摘下来在山泉里洗濯过，扣上天幕之后发出芳香的光亮。那气息，裹足了鲜花和太阳的气息，那是女孩的气息。男人的头发在女孩清空的脚步声里变黑，变得油黑，那是一碗油墨泼出去才有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女孩走的时候更黑，黑得像把星光都搬到了头顶上，男人怀疑女孩去搬星光了，搬到了，就回来了。”这种散文诗的语言，使小说的感染力大大增强。     齐丹（《民族文学》编辑部主任）：蒙古族作家孛·额勒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圆形神话》，就是从历史的维度来进行的民族性书写。如《圆形神话》中的“我”——巴达仁贵以客观的视角目睹了清末蒙古王公去北京朝见的一系列故事，达尔罕亲王旗的公爷德勒格尔达赖率队去北京向清政府尽“年班”义务，而心怀叵测的奉天省左参赞布仁特古斯则从沈阳赴蒙旗，希望说服蒙古王公们拉起一支骑兵去帮助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当左参赞与公爷在途中相遇，一番谈判不欢而散之后，双方开始暗算对方，血腥的厮杀就此展开。《布敦阿拉坦的圣树》发生在苏克都尔台吉34岁那年夏天。在俄国支持下的奉天省铁业局督办想在草原开发铁矿，草场是牧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苏克都尔采取了反制措施，引爆了用来开矿的炸药，击毙了要剥夺牧场的督办……王爷被收买后，派兵去捉拿，苏克都尔负伤逃脱，去刺杀王爷图标乌力吉等等，孛·额勒斯多数从民族历史深处挖掘题材，展示作家对民族历史的理解和民族性格的建构。 　　谭旭东：说到诗意的表达，我觉得满族作家叶广芩的短篇集《逍遥津》也是一个代表。不过，我觉得叶广芩笔下的诗意主要不是来自语言的诗意，而是文化的诗意，即作家以浓缩了文化意味的人物和事件来展现小说的艺术魅力和人性深度。《逍遥津》讲述的是旗人七舅爷一家的故事，把一个旗人家庭的兴衰与社会的变迁、历史的阵痛连结起来，而且由于作家把老北京人的性格、心态和老北京的风俗文化细腻地糅和在一起，因此给读者一种文笔老辣、内涵丰富的印象。 　　钟庆成：我也发现，一些作品在生活叙事的同时，十分重视作品的诗性表达，给人别有深意的丰富内涵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在表现手法上大胆探索，显性表征与多维的内涵相互交错，融为一体，虚实之间，巧妙结合，拓展了作品的审美空间。 　　四、深度的现实思考 　　谭旭东：这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现实性很强，一是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深度批判与深度思考，二是对苦难经验的深度挖掘。吕翼的《割不断的苦藤》就是一个把苦难叙事与现实批判有机结合的佳作，小说讲述了一个贫困山村成长起来的苦孩子辛苦，是如何走出落后的山寨，如何一步步走上副县长的领导岗位，最后又是如何由一个质朴、肯干、诚厚的人堕落成了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的故事。作家在塑造辛苦这个形象时，并没有把他完全当作官场小说里大人物来刻画，而是把他放到苦难的生活环境中去展示他那矛盾复杂的心态，因此格外具有反讽的意味。此外，这篇小说中，作家还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副县长辛苦的司机、秘书等官场中的配角的嘴脸，使小说更具一针见血的生活深度。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可谓苦难沉重的西部叙事，作家把西部底层平民严峻的生存现实粗粝而不乏关怀地展现了出来。其中的《绝境》写的是两个小伙子被骗去青海掘金，结果不但没有发财，还经历了死亡的绝望，最后一个死去，另一个也是一无所有地逃出来。它告诉我们：西部的苦难看似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实也是人为的，是人性中的非法逻辑造成的。了一容的另一篇《样板》通过一个乡村教师的视角，写出了西海固贫困山区人民严酷的生存环境和无法改变的底层苦难的生活现实，尤其是作家把西部儿童的质朴与他们无法展望的将来进行了隐形叙述，所以给读者一种凝重的悲剧色彩，让人深深叹息。 　　齐   丹：佤族作家袁智中的短篇小说集《最后的魔巴》中的《丑女秀姑》就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力作。身负极重精神压力的秀姑被马帮头带到蛮荒的矿山后，以自己的善良关切融化了矿工们粗糙的心灵，她的出现给小矿山带来了人气和温情……但矿工们一个个的因矿难死去，秀姑又在抗拒马锅头的强暴中杀死对方并自尽于矿工阿旺坟边，全体矿工为秀姑守灵寄托他们对生活的眷恋，故事以矿难使矿工们无人生还的结局，较好地体现了文学的苦难意识，感人肺腑。还有满族作家袁玮冰的短篇《最后一只黄鼬》也是一篇力透纸背的隐喻性很强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以拟人的手法，描写了一只被人称为“红毛”的黄鼬一家的遭遇。在人类以农药、化肥和猎杀步步进逼之下，野生动物生存非常艰难，“红毛”的父亲被猎杀，配偶死于瘟疫，母亲因为吃了中毒的田鼠后也中毒而死……“红毛”作为一只有灵性的小动物，尽力地对人类进行骚扰，但也难以逃脱被猎杀的命运。故事曲折精彩，将一只同人类恶化的环境进行抗争的孤独的黄鼬刻画得熠熠生辉。这样的作品不但具有环保意识，而且也有对生态道德的拷问，可谓现实性强、立意高的佳作。 　　黄佩华：潘灵的中短篇小说集《风吹雪》中的作品也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尤其是《爱到未来》《风吹雪》《灵舞》《天麻》等四篇，更是对人性的多面性揭示，同时也对时代及其某些灵魂进行了有力的反讽，显示了作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故事虚构能力和扎实的生活功底，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文字功力。 　　五、艺术期待 　　黄佩华：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离开母语使用汉语创作，这对他们无疑是一个挑战。民族之间多少会存在思维方式的差异。少数民族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难免会在结构、叙事及语言上出现一些问题和困扰，从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这方面的问题时有表露。有的作家的作品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独具一格的不多。有的作家的作品构思落套，叙述语言老旧。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文化及语言差异，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上的难度及困扰显而易见。少数民族作家欲在中国文坛上有所作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超越自我，不应只满足在本民族文学中取得的成就。其次是汲取先进文化的经验，认真解决包括创作手法、叙事模式及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再次是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更加自信，更加大气。 　　钟庆成：从这次参加评奖的中短篇来看，少数民族创作发展不平衡有待整体提高。比如，叶广芩的《逍遥津》、田瑛的《大太阳》、格绒追美的《失去时间的村庄》、于晓威的《L形转弯》、马忠静的《终极放逐》等，与当代汉族作家的优秀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这些作品不仅叙述语言上独特、老道、流畅、充满张力，而且在审美的取舍、内涵的开掘、人物的刻画上也别具新意。同时也不容讳言，参评作品质量的反差也是明显的，应该加大对一些文学发展比较滞后的民族的关注与扶助。 　　高耀山：也有一些作家文笔尚显稚嫩，驾驭文字还不够娴熟，行文走笔太过急促紧迫，故事大于描写。小说应该是“说”的功夫，应当从“小”处说起，缓缓道来，慢工出细活，仔细打磨才能出好作品。 　　谭旭东：有些作品确实值得改进。改革小说更应该把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物性格立体感表现出来，而不是简单地把“改革”理解为“好人战胜了坏人”。尽管少数民族作家写出了很多好作品，但相关的理论批评却跟不上，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来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与批评。      （本文作者系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短篇小说和理论初评审读组成员） 载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文艺报》2008年11月15日第七版

管季超.

田中禾：乡土气息　地域文化　人性关怀

来源：百度

[url=]         田中禾，1941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小商人家庭。他所出生的豫西南小县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富的文化积淀，产生了冯友兰、徐旭生、宗璞、李季等诸多文化名人。活跃在小县城乡的汉剧、曲剧、大调曲、三弦书、鼓儿词给了他丰富的文化营养和艺术熏陶。田中禾的父亲是一个忠厚勤劳的灯笼匠，在他三岁时去世。战乱频仍，父亲早逝，在一次次逃亡中长大，这一切给童年的田中禾留下了过早成熟的精神烙印，使他的作品充溢着敏感、忧伤的情调。中学时期，田中禾爱好广泛，除了文学，还喜欢美术、音乐，甚至一度想做一个天文学家。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他选择了文学创作。1958年，在读高中二年级时，他的长篇童话诗《仙丹花》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高中毕业后，他被兰州大学中文系录取。但他对大学文科的教学很失望，诸如文学史、文艺理论这些课程他在中学课余都已读过，并且早有自己的见解。1961年春天，正读大三的田中禾，为了实现作家梦想，不顾家人劝阻，毅然退学，擅自把户口迁到农村，到郑州郊区当了农民。此后，他辗转回到家乡，当过民办教师、办过街道小厂，在艰苦的生活环境里，自修完了大学学业，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坚持自己的文学追求，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1980年，田中禾被调入唐河县文化馆搞专职文学创作，把创作重点转移到小说上来。1985年，回到家乡20个年头的他，在《山西文学》第五期发表了短篇小说《五月》。它以敏锐的感觉、清醒的思考，生活流与心理流的叙述方式，诗意的文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开启了农村题材写作的新风格，受到文学界广泛好评，荣获了1985-1986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田中禾二十年的艺术准备和底层生活积累借《五月》喷薄而出，《五月》的姊妹篇《春日》、《秋天》相继问世，都引起较大反响。接着发表的《落叶溪》系列短篇、《椿谷谷》、《南风》、《枸桃树》、《最后一场秋雨》、《明天的太阳》、《轰炸》、《匪首》等短、中、长篇小说，使他荣获了“上海文学奖”，“天津文学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等多个文学奖项，一些作品以英、日、阿拉伯语译介国外。     1987年，田中禾调入河南省文联，随后担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主席。     田中禾的作品，多以故乡为背景，个人情感为题材。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厚的地域文化，人性的关怀，优美的文笔，诗意的氛围，形式上的开放、创新，构成了田中禾的艺术特色。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田中禾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可以分为两个系列，他使用着两套笔墨，在两个领域开掘自己的题材。在《城市神话》系列里，他承袭了前期创作中充沛的忧患意识和情感投放，以热忱的笔触，叙写经济大潮里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比起前期作品，这些篇章语言更精粹，形式探索和现代叙事手法更娴熟。三个中篇、四个短篇使用了七种不同的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杀人体验》以幻想意识流手法写出了一个下岗工人在困厄境遇里复杂的内心世界；《不明夜访者》以虚拟对话来揭示打工者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迷失；《诺迈德的小说》让写作者和他的作品相互交融；《进入》以三个主人公各自的自叙，勾画连缀出价值观混乱时代人性变异的图谱；《黄昏的霓虹灯》、《来运，好运！》以现代进行时穿插闪回。《姐姐的村庄》则以田园诗风格展示了田中禾白描、写实的叙事魅力。在叙述上这些篇章显示了截然不同的风格。他的另一个系列以中原历史文化为背景，《外祖父的棺材和外祖母的驴子》、《亲人（二题）》、《1944年的枣和谷子》、《六姑娘的婚事》、《进步的田琴》、《小车庄》、《第一次远行》多以忆旧形式书写时代的变迁。《出世记》、《诗人的诞生》则以一个少年的口吻，个人的人生经历，透视了四、五十年代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没有选取重大的历史故事，却真实地描绘了百年中国的历史人生。由于以亲情和个人情感为主线，读起来温润、宜人，浓浓的人情味极富感染力，一些细节常能催人泪下。     田中禾新近发表在2008年第一期《北方文学》上的短篇《何家沟的星星》，由于突出了人性的内心纠葛，把陈旧的知青题材写出了新意。     从二十世纪末至今，田中禾在思想、艺术上更为成熟，他以主要精力倾注于计划中的两个长篇系列的创作。深刻反思历史，对中国现代社会进程进行文化理解，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打方向。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他的小说与随笔相互映衬，较好地揭示了这位富于诗人气质、学者素养的作家对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当代生活的思考与理解。人性的观念，人性的关注，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理念。在中国文坛向着大众趣味靠拢的整体趋势下，田中禾坚持着自己的艺术追求，显示了清醒的精英意识。     　 [/url]

管季超.

彰显地域文化魅力

叶君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后备带头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学术专著两部。目前正在写作的《萧红传》(30万字)预计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 　　记者：站在保护、挖掘和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的角度，您如何理解“文化立省”这个概念？ 　　叶君：在当前的后现代语境下，地域差异更多表现为文化差异，地域冲突亦更多表现为文化冲突，因而，如何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尊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对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迫切、重要。 　　记者：您认为我省的文艺工作者怎样才能提高水平，创造更多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向世界水平靠拢？ 　　叶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省产生了诸如萧红、迟子建、李琦这样的杰出小说家和诗人，优秀的作家自然成了地域文化的标识。但是，与外省比较起来，我省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准还是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很多写作者视野不够开阔，文化积淀不够深厚，或是过于专注新鲜的创作技巧而少有深沉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底层的生存状态表现不力，堪称厚重、大气的作品不是太多。再就是，我认为，我省作家大多各自摸索，少有切磋和相互批评的机会，这与我省目前文学批评的沉寂显然密不可分。因而，我省作家只有在相关机构的导引下，适当为他们提供相互学习、切磋的机会，充分活跃文学批评，形成我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良性互动，或许是提高作家创作水准的可行措施。 　　记者：您对保护、挖掘和利用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资源有什么具体的设想和建议？ 　　叶君：我们首先应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出我省优秀的作家、作品，这自然有待于我省内部良好文化生态的建构，形成文学创作、批评竞相活跃的局面；其次，应该加大学术研究的力度，激发本省学者对于我省作家、作品的关注热情，由此形成学科优势，力争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水准的提高上获得双赢；其三，积极尝试将优秀的文学作品向其它艺术门类转换，如尝试创作、改编优秀的文学剧本，然后在合理的运作下，进行影视作品的拍摄。 　　记者：作为研究萧红的学者，您认为黑龙江省如何对待或者“保护、挖掘与利用”萧红这一历史文化人物的资源？ 　　叶君：2011年是萧红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认为以“萧红百年”为难得契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充分做大萧红这一文化品牌：其一，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力图以全新的视野全面更新有关萧红的研究，使本省的萧红研究站到世界领先的位置上；其二，以萧红的名义，针对全球汉语写作设立文学大奖，以此推广和纪念萧红及其文学；其三，在新创作的《萧红传》的基础上，拍摄关于萧红一生经历的电视连续剧，同时制作具有研究性质的电视专题片；其四，高水平、高质量地重新出版《萧红全集》。

管季超.

立足潮汕人文精神的发现与重铸：陈跃子谈小说

人物简介：陈跃子，1958年出生于广东澄海。长期从事宣传、文化、新闻工作，在新时期潮汕乡土文学创作上20年坚持不断探索和实践，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在省内外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在文学理论学习、研究上，着重于潮汕地方文化、风土人情对于潮汕文学的观照方面的研究并不断渗透进文学创作实践，形成自己的“乡土文学观”。 　　自1988年在广东《岭南民俗》发表中篇小说《情敌？哥儿俩》以来，先后在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120余万字。其中一批作品先后获“全国第二届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广东省首届期刊优秀作品一等奖”、“广东省第十一届新人新作奖”、“汕头市文艺基金一等奖、个人成就奖”。出版有长篇纪实小说《韩江骄子》、中篇小说集《女人是岸》、散文集《渔家客宴》等。 　　现为广东省作协会员、汕头作协理事、澄海文学社顾问、《澄海报》总编辑。 　　南方网讯  曾在博物馆呆过8年之久的陈跃子除了把玩过每一件馆藏文物，更披阅了大批的潮汕文献史籍。仅《澄海县志》他就收藏了若干版本。同时，他又因为参加文物普查而走访故乡的每一个村落，爬过每一个山头，还是粤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建筑遗址——澄海龟山汉代建筑遗址的最初发现者之一。因为撰写长篇纪实小说《韩江骄子》而潜心研究过潮汕的近现代史，深入调查采访过许多革命老区和革命前辈。采访陈跃子，便是缘于他从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到现在，一直把侨乡，把海与岸，把潮汕风物作为文学的主体，在着力于地方风土人情的写真的同时，注意对潮汕这一方水土文化积淀的展示，注重对潮人生存状态的揭示，追求作品内涵的丰厚与境界的空灵。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的百姓，一方水土滋润着一方的人文景观。陈跃子的小说，不仅刻划了人物的独特性格，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孕育着小说人物的潮汕这一方水土的风土人情，如龙舟、海滩、大海、雁鹅、大宗祠、小洋楼、工夫茶、猪头鬃等等，更致力于小说载体蕴含着意境的深邃与广阔性。生在潮汕，长在潮汕的陈跃子，以其对潮汕这一方水土的深沉感情和对潮人文化的独特感受，写出一系列充满潮味的中篇小说，在审美上把人与环境作整体的文化观照，充分展示了潮人与大海相依相成的文化品格，展示了潮人文化品格中独特的内在意蕴。这样一位以乡土为载体的作家，对潮汕文化有着深刻而真实的体会，对于如何在打造文化大市中发展汕头的文学创作更有着独到的见解。 　　“潮汕是一块可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土壤” 　　陈跃子认为，潮汕是一块可以出大作品大作家的土壤，潮汕缺的是福克纳这样的作家而不是“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潮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文昌盛，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有自己的语言、音乐、戏剧、菜系、功夫茶、工艺品，民情风俗和文化心态更有其鲜明特征，构成独具华彩的潮汕文化。而且随着千千万万潮人在国内各地和世界40多个国家（地区）的发展与传播，潮汕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现象。对于新世纪的潮汕作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继承的问题，要提高自身的文化品位，就得多做了解、熟悉、研究潮汕文化的工作，要勤学饱学，才具有分析比较的能力，才具有自知之明和审时度势之功力，才能在潮汕文化的观照下，创作出与时代合拍、与潮汕大地网络版的现实契合，有思想深度和历史价值的小说来。 　　寻求潮汕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契合 　　“相对闭塞的潮汕农民对急剧转型的社会形态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这种在转型时代所显示的精神矛盾，是文学作品应该关注、表现的对象。”陈跃子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潮汕加快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下，作为潮汕作家，研究和总结潮汕文化显得特别重要，寻求潮汕文学与潮汕人文精神、时代精神的连结，不能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表层面，而是追求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那是立足于对潮汕人文精神的发现与重铸，无论什么题材都能实现与时代的精神连结。 　　提升乡土文学的品格 　　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陈跃子对乡土小说有着深厚的感情与独到的把握。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评论家丘峰认为他的潮汕系列乡土小说写出了潮汕厚重的历史和具有热力的现实生活，是潮汕沃土上产生的潮汕乡土文学。谈及潮汕乡土文学，陈跃子认为近年来潮汕作家颇有收获，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和潮汕人既有人情味又富有挑战性的特殊的文化意味，是特殊的地域人文环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有其独特的生活内涵和传统的文化精神。对于处在大变革大发展时代的潮汕作家来说，不仅要表现这一时期潮汕大地的轰轰烈烈，潮汕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更要推动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的前进，不断提升乡土文学的品格。（

管季超.

民间的魅力

段崇轩

手边有两部关于晋西临县的新书。一部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李秋香先生编著的《古镇碛口》，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以碛 口古镇为中心的周边村落的地理位置、建筑群落、商号遗址等等。透过这部书，我们依稀感受到了这方黄河古镇昔日的辉煌历史，这一带人民曾经上演过的悲壮活剧。但正如著者在《后记》中所写的：研究报告完成了，内心却留下了“痛切”的“遗憾”和“危机感”。当年那些“大商人的发迹史”，各种商号的“经营”，以及这一带的“民风民俗”等等，却早已烟消云散，无从记录了。“我们国家好像还没有提倡、支持和组织过系统调查记录几百年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史。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无法知道，或者只七零八碎地知道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是怎样生活着并且创造过多么光辉的文化成就的了”。 　　就在陈、李两位先生深感“遗憾”的时候，其实有一部书正在印刷厂印制，这就是刘维颖皇皇40万字的长篇小说《水旱码头》（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部书正是要表现碛口古镇“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历史及独异的民俗风情”，“力图将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民情融入叙事之中，以突显地域文化特色，在末世文化与地域风情相交织的氛围中，抒写古镇人的奋斗史，情爱史”（《水旱码头·后记》）。当然，陈、李两位先生所谓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史”，是指一种考古式的发掘记录，而刘维颖所描述的是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想象性再现。二者不尽相同，但又殊途同归，他们共同追寻的，都是碛口古镇昔日的真实的社会生活，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当年的生存状态、命运变迁等等。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它把握的是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精神和人们的本真生活和精神世界。从这个层面上讲，也许作家的把握和描述更逼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史”。刘维颖是土生土长的临县人，20世纪70年代曾在碛口镇工作过七八个年头。他凭借自己对那方热土的挚爱与谙熟，再现了古镇从清道光至同治40余年的风云际会、世事沧桑，描绘了黄河、湫水河热烈拥抱下的以碛口为中心的周边村落，那独特的人文历史与民情风俗，塑造了晋西商人在大清国走向腐败衰落时期的命运遭际、精神苦旅以及他们的情爱生活。这是一幅真实的民间生活长卷。 　　民间社会作为一种相对自在的社会形态，它的精神和思想资源是什么呢？是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和渗透在人文历史传统、民间文学艺术、民情风俗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但这种地域文化同时也积淀和体现在该地人们的精神、情感和个性之中，而这正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山西人共有的个性特征，就是山西地域文化所结出的果实。但由于山西地域的复杂和差异，山西人的文化性格也变得多姿多彩起来。晋南人不同于晋北人，晋中人也有别于晋西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地域文化现象。《水旱码头》塑造了盛、李两大商业家族一系列人物形象，以及围绕这家族的许多普通人物，其中有不少人物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深长的思索，究其根源就在于作者发掘和表现了人物身上的一种地域文化精神。 　　山西历史文献对本土的民风民性多有这样的描述：“刚悍”、“倔犟”、“耿直”等等，这无疑是山西人共有的地域文化性格。但晋西商人身上的“刚悍”性格，似乎表现得更强烈、丰富一些，如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达目的的奋不顾身，面对强权和丑恶的抗争精神等等。小说中的盛书璞，出身商业世家，但却一心要走苦读求仕之路。但当他亲眼目睹了科举考试中的行贿受贿黑幕后，悲愤地说：“大清国都要完蛋了，还做什么官？”决然罢考回乡，并做出让儿子弃学经商的选择。后来三府衙门的贪官污吏们打着种种幌子，威逼乡民交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盛书璞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扮演了一场“为满清下葬”的悲剧，自己却身陷囹圄，被判斩首。盛书璞是一个单纯、正统的读书人，他深知自己的“百无一用”，经商不甘，仕途无门，但他却有一个黄河儿子的正直和良知，“以卵击石”在所不顾，表现了碛口人坚贞、勇敢、刚悍的地域性格。作为盛氏家族的族长、碛口镇商会会长的盛书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人物，他维护封建婚姻，狠心地拆散了弟弟、侄儿的美好婚姻；但在背地里却一次一次地玩弄无辜的女性，显示了丑恶的人性。他在经商活动中，也常常耍奸取巧，甚至与官府勾结，从中牟利。然而在商场上和家族治理中，却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大胆果断和勇于开拓。依靠他，盛家在乱世中才有了主心骨；依靠他，碛口镇的商业经济才有声有色。这是一个强者形象。最后他为了营救亲兄弟耗尽家产，备受屈辱，在返乡途中坠马而死，享年五十，给这一刚悍的形象平添了一抹暖色的人情之光，使形象显得更加丰满有力。在小说中，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商人，还是普通百姓，亦或三教九流，往往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刚悍、坚毅性格，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精神，成就了碛口古镇从清初到民初二百多年的商业兴盛与社会的全面繁荣。 　　《水旱码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作者依凭他对民间生活的熟悉，浓墨重彩地展现了碛口古镇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民情风俗。这不仅使小说增加了可读性，有了一种土色土香的地方韵味，同时显示了这一方土地人文历史的悠久和地域文化的深厚。作者对民情风俗的描写几乎是全景式的，概括讲一是商业活动民俗，二是婚丧嫁娶礼仪，三是民间生活民俗。此外，作者还真实地描绘了古镇的乡土建筑、历史传说、民间文艺、地方小吃等等。所有这些民情风俗的描写，不仅使小说具有了醇厚的艺术韵味，同时还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 　　刘维颖已经意识到了碛口古镇的地域文化、民情风俗是一份巨大的宝藏，并原汁原味地再现在了他的小说中。但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在表现这种地域文化和民情风俗时，显得还不够自觉和理性，常常停留在就事写事的层面上，缺乏一种理性的审视和升华，还不能把这种地域的东西有机地融入整个小说的事件、人物、主题之中。这是需要作者深思的。 　　如果说陈志华、李秋香二位先生的调查报告《古镇碛口》，就像黄河岸边那座巍峨精美的黑龙庙大戏台的话，那么刘维颖的长篇小说《水旱码头》，则宛如戏台上那生龙活虎的连台好戏，阅读这两部书，你就走进了古镇、历史和民间。

管季超.

试论普通话全民文化与方言地域文化的关系

作者：湖南衡阳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袁星新

摘要：现代汉语方言由于传承了自古以来汉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民情而在语言的内涵与运用上永远优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但却无现代汉语普通话保证人们之间在信息交际、交流中顺利沟通，进而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语’文化圈”的功能。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在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进行归类，进而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整理而定下的一种汉民族语言的全民性标准用语。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根就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丛林，是汉民族语言各种树木的最大归类，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亲。     关键词：民族语言  普通话  方言   文化     任何民族、社会都有一幅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文化、政治图景，它经由包括历史语言文化和现当代语言文化等各类媒体话语在内的各种机制的强化、包装，形成某种统治性的文化秩序，从而产生与这一秩序相符的占统治地位的意义规范来。在客观存在的支配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同意义群，有的被同化吸收，有的则在“无意义”的幌子下被放逐。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对原始社会的语言解码，索绪尔、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罗兰-巴特对现代神话的符号学分析，都强调符号、语言、文化在阐释世界中的特殊功用。①全球化语境下，信息时代掌握最新发展语言交际、交流工具的人们对这套阐释序码有着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各类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的运用上，创作者、使用者、表演者和受众者用心良苦，颠覆得较为彻底，使得语言的歧义性、丰富性、多质性与传统语言文本、话语言说的单一和枯瘦形成强烈的对比，语言文本文字的张力与话语言说的动力呈现透明的诗意。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一定是与其民族、地域文化的具体语境相联系的：中华民族中五十六个不同的民族、不同阶层的人们、不同地域的人们、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们在不同的阶段、同一阶段，在如何表现、表达汉民族语言时 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追求、审美追求、个人诉求和地域经济诉求.因此在各类文本的语言使用、创新的风格上也有着不同。我们知道，各类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中叙事、抒情、象征等话语之间的生成转换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们也同时隐含意识形态的特定编码。我们要做的是：通过“阐释机制”进行“解码”，挖掘出语言形式中所隐含的“政治无意识”之文本深义。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对现代汉语方言俚语等“亚文化”或“次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呈现出一种“亚文化崇拜”的心理倾向，这种“亚文化崇拜”的心理倾向恰恰“加强”并“巩固”了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对自己“正统”与“权威”的认定。就像西方民族语言文化对非西方民族语言文化的“自在预想”一样，这种收集散落在不同地域民间的传承悠久地域特色文化的“上古雅语”,既拓展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话语空间，又满足了现代汉语方言言说者固有的地域文化与自然群体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给现代汉语普通话主流话语之外在各个不同方言地域的“上古雅语”“正名”。     不过，相对来说，现代汉语方言这种“上古雅语”并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传播的范围极其有限，流通范围一般只集中在一定的地域，话语权的掌握也只能是有限的自然人群。夸张点说，只要走出三里以外，操持各种方言的人们彼此之间就无法进行沟通。虽然以生动来讲，现代汉语方言由于传承了自古以来汉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风俗、民情而在语言的内涵与运用上永远优于现代汉语普通话，但却无现代汉语普通话保证人们之间在信息交际、交流中顺利沟通，进而形成“全球化语境下的‘华语’文化圈”的功能。这是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在对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进行归类，进而在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在全球化语境下，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整理而定下的一种汉民族语言的全民性标准用语。因此在中华全民族范围内，继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大力推行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今天，现代汉语方言的局限性是显然可见的。时下社会文化中的方言文化流行（例如方言小品、小说、室内剧和相声的火暴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化词汇的流行），以及随着信息时代而诞生的“时兴方言文化”--网络语言文化对地域方言俚语的借用，其实正是它的创作者、表演者、使用者和受众者在语言的追求上有一种方言地域文化“反现代化“的倾向。但不管怎样，它毕竟还是在追求不同地域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通畅，是对地域特色语言文化的一种弘扬，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这是对汉民族语言正常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催化。     在当代不同地域、网络无国界之信息即时交际、交流的过程中，现代汉语各种方言一直在地域自然人群、网络人群和具有华文底蕴的世界华人之间构建出地域认同的方言文化圈。每个地域方言文化圈的自然人群、网络人群和华人生活或聊天都会使用共同的方言语音、语法和词汇。如“偶灰常灰常生气乐”（我非常非常生气了，福建话发音）、“就酱紫”（就这样子，台湾话发音）、“偶是东北淫”（我是东北人,东北话发音）等。现代汉语方言的这种呈局部性地在一定地域、时空范围内的强势流行，其实正是部分方言人群在语言运用上对传统语言（当然包括了方言）运用向现代汉语普通话进行归类发展的反叛精神走势的一种表现。这种反叛是一种群体式的反叛，它显示了“集体”成为对抗的动力，因为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文化作品的创作者、表演者、使用者和受众者清楚地知道：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欢悦本身就是对语言权力的消解，是对语言政治禁忌的远离和漠然。它在强化方言文本和话语言说秩序的同时，也强化了方言人群日常生活的本身；它在解构传承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崇高理想之宏大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时，也巩固了地域方言人群自我意识的内在本质。它将现代汉语普通话从各类纸质书写和话语言说的特权中解放出来，重新交回到地域方言自然人群的手中，地域方言自然人群拥有这种权力，并试图用国家推行现代汉语普通话这种他们认为是所谓的政治霸权话语以外的民间方言文本与话语言说组成独特的生存空间。此时的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具有方言地域与自然人群自己的社会幻想：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先于历史、回归生活本身，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获得的既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又是“语言关系”的透明度。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一种语言控制另一种语言，所有的语言都自由自在的循环。②     不过，任何东西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否则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滥用”。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现代汉语各类地域方言在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中的随意泛滥和地域性的自我为尊，它的“实用主义”由于“拜金主义”、地域经济优越性、地域经济贫穷性而导致的叛逆性等刺激所产生的危害在于：当传统汉民族语言中的方言文化的局限性影响和阻碍汉民族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发展和演变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功能，更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时，也许因为方言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内涵，他们就看不到方言地域文化特色内涵所存在的局限性本身对现代汉语普通话发展和演变及在此基础上的提高人们之间信息交际、交流的功能，更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时的影响和阻碍，而用放大镜去看那些方言地域文化特色内涵中的所谓的“有用的成分”。而一些传统的“方言卫道士”则以此作为他们拒绝、排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借口。     其实“语言运用”这种在本质属性上进行的同一民族语言内部传承主流文化的主体语言现代汉语普通话和代表一定地域传统文化的分体语言现代汉语方言之间的“打压”与“抗议”、“抑制” 与“反叛” ，说明了“语言”的选择和运用对于人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确定自己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甚至在宇宙中的身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里的欲望表达是接近各种文化信息交流的征兆之门，因此，讨论传统的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体系基础上，经过对语音、语法、词汇的科学归类整理而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意义以至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允许、保留方言等各种分类语言的意义和威严与地域方言内在本质上的“打压”与“抗议”、“抑制” 与“反叛”不能忘记两个基本条件：即“全球化语境下”各种文化信息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和它的受众对象。这两个条件构成了特定的文化信息交流话语和其他文化信息交流话语有关联意义的文本/语境，以及显文本/隐文本之间的关系。③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一直都被其使用的人群对其进行“互涉式”解读，也就是对古今，中外乃至近当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语言文本与话语言说进行渐进式的互动比较解读。不同地域方言所传承的地域文化在渐进追求语言的统一标准并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规范标志下向中华民族文化进行归总的大统，说明汉民族语言在其自身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的进行延展和拓宽，具有“历时”的深度，是一种“成长的民族语言”。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进行单一的直向式发展，而是在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多向发展以及包容中华五十六个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归类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吸纳、衍生不同民族语言，从而促使汉民族语言的包容性、兼容性、衍生性更强，以此达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社会主流文化而把握中国特殊语境下的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使得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具有“共时”的广度。     汉民族语言在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不仅仅是以现代汉语各类地域方言为底蕴，具有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语言的“个体”与“小我”的发展和演变基础上，进行中华民族“大我”的归类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从而使得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具有“中华性”。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与世界上其他民族语言，尤其是与以英语为首的西方民族语言进行广泛的交流、达到借鉴、吸呐、包容和衍生之效能。建基在现代汉语八大方言基础之上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正是因为具有现代汉语不同方言所不具有的这些功能，使得汉民族语言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的拓宽、延展，并随着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强大，催生了世界性的“汉语学习热”，进而形成了世界“华语”文化圈，突显了汉民族语言的世界性，保证了汉民族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国特殊语境下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具有一种立体的“厚度”。     汉民族语言中，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续，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各类方言的继续；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将来，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各类方言的将来；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过去，各类方言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过去；汉语言民族对自己语言文化的根有着深深的眷恋，他们对蕴涵着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民族语言有着无比的深情。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所在地域的自然人群对自己所讲的方言的感觉，就好象方言是一棵树，一旦扎下根来，他们就不要移动；现代汉语普通话好象是树叶，一旦从树上跌落下来，就不知道它的根是属于哪一棵树。其实这正说明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根就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丛林，是汉民族语言各种树木的最大归类，是中华民族语言之亲。现代汉语各类方言所在地域的自然人群正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语言的“根”，“根”在哪里，所以他们才在刻意的保留中去“寻找”，而“田野调查”和“时间空间化”都是实施这种“寻找”的具体而又最佳的策略。④     总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语境下，汉民族语言的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在内涵上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疆域的。由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其文化构成元素具有渐进式的内容和形式上的拓宽与延伸，因此其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一种随着时代发展，在地域相对集中又向不同地域散开而又最终归一基础上的颠覆与愈合、解构与重建、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受制与宰制、地下与公开、潜流与主流、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商业与政治、传媒与权力等隐性结构的深度模式或“文化秩序”。这种文化的复杂性恰恰说明了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着的汉民族语言既有着自己民族特色的内在“界限”，又有着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之“无涯际”的可塑空间。建基在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之上，以现代汉语八大方言为语言底蕴，通过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对汉民族语言语音、语法和词汇进行科学归类整理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就是汉民族语言建设、运用、发展和演变的必然走向。 注释：     ①参见孙绍谊《通俗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评述》，载美国《倾向》杂志，1995年总5期，页121     ②参见Roland  Barthes ,  “From Work to Text”, in Image Music,  Text, (trans.) Stephen Heath,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77),页164     ③参见 Samir  Amin,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97)     ④参见Leung, Laifong,  Morming  Sun—Interviews with Chinese Writers of the Lost Generation,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 E. Sharpe, 1994),页187 参考书目：聂茂《民族寓言的张力》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M

管季超.

小说与中原文化——与大象无形的文学探讨

文 / 白衣天使

我最为钟情的还是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只是大块的时间太少。中篇小说《雅鲁藏布江边的军营》是小说处女作（载《莽原》2003年增刊）。短篇小说《说也说不清楚》是我写的第二篇小说（在河南省周口市文联《文苑》季刊作为头题并且配发孙玉亮的评论刊出）。当初，我没有信心，怕拿不出手，更没想到能发个头条。 我所生活的豫北新乡市不缺作家诗人，缺的是评论家。朋友们鼓励我多写写评论，我也就不自量力写了几个评论，发出来以后，反映还可以，我就继续做下去了。 中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北中原的地域文化与豫东文化（汴梁文化）均以中原文化为母体，既有共性，又有差异。能够在文学作品中，记录或者反映出来的确是我们应该做的有益的事体。在这方面孙方友、张晓林等，是我甚为关注的。你将八部中篇小说构成一个暗合“汴京八景”的作品集，展示一幅当代汴梁生活画卷，我尤为叹服了。汴梁文化具有深厚文化的底蕴，的确是能够产生优秀文学作品的地方。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引用或者使用方言，是许多不成熟作者刻意追求的。依我看来，更多的要在地方文化、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氛围的营造上多着笔墨，不要局限于使用了许多方言、俚语就是特色。要更注重地域文化基础上的语言的表达。既 可以运用方言俚语，以增加地域特色。反映出汴梁文化的特色以及开封人那种豪爽豁达、风趣幽默的性格。更应该在语言表达中，提升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冯杰在《散文》2004年第1期上发了一个比较长的散文《一些北中原词汇的延伸》，写得很好，做的是北中原文化的文章，占了5个页码（16开），如果能够找来不妨一读。    在我读过你的作品中，去年获得《莽原》新作家奖的散文《酒》与中篇小说《店铺》是我最欣赏的。的确，你是以一种平民意识去写的。我赞同你的关于“作为作家要为小人物竖牌立传，要深深地同情弱小。写他们或她们的生活与奋斗，也写他们或她们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写出他们或她们的艰辛与不易，写出他们或她们的志气和做人的骨气。尽管他们或她们也不是什么完人也不是至真至善的人，但是，他们或她们是真实的人，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社会底层中的人，发掘出他们的真善美来”的观点与思考。

管季超.

       方言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保护方言即捍卫文明

　　说到方言，有些很耐人寻味的问题。说方言到底算不算一种“土”的标志，这个问题是不能简单回答的。想想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广东话的那种飞黄腾达的地位，就不好以“土”不“土”来评价方言了。
谁也不会忘记，改革开放后，粤语歌一度成为中国亿万青年的“心声”，最早大约是从8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的主题歌开始，随后是大量香港歌星的感召，广东话居然成为一种特有的“音乐语言”！
一时间，全国人民心荡神摇，原来被贬为“嘎嘎”的粤语，怎么听怎么“来劲”，似乎突然觉得人类的很多微妙复杂的情感，只有用广东话才能“到位”。多少怀着歌星梦想的青年，拿着粤语磁带，苦练广东话，在各种聚会或卡拉OK上能高歌一曲粤语歌，颇能惹人青睐，人气立即攀升。
究其理性原因，当时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最“先进”的地方，香港成为发达和财富的象征，广东、深圳、海南是大陆现代化的前沿和希望，无数仁人志士“下海”一搏的首选……在这种强大的话语霸权暗示下，越来越多的北方人，悄然地在口语中掺进广东口音，比如本来能分清平卷舌的人，硬是改换门庭，把“是不是”说成“四不四”，本来圆滑流畅的口语，一定要变成一字一顿、口型夸张的广东普通话……那几年，普通话在广东话面前，颇有些自惭形秽的感觉。
如果反思一下，古代广东曾经是中国的边陲，甚至是犯错的官员的贬谪之地，那里的语言，被诬称为“蛮语”，当时谁会想到，这种语言，居然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时过境迁，今天广东话的辉煌似乎有点过去——人们在方言上，常常是“势利眼”，随便看看中国喜剧、小品语言的走向，就不难看透人们对语言的态度了。早年，说相声多用天津、唐山话逗乐，但90年代后，东北话小品崛起，变成今天小品和闹剧的专用语。这种殊荣，恰逢过去20年东北现代化进程严重滞后，从引以为自豪的全国最大的工农业基地，蜕变为需要“扶持”、“振兴”的“老区”……所以尽管小品闹剧横行天下，叫人乐不可支，但很少有人学说东北话，学了也是为了搞笑，没有广东话那种严肃性。因为东北昂首挺胸的气势已成过眼烟云，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东北人的形象，也从豪放热情、刚健质朴的“建设者”，变成自嘲自讽装傻充愣的“活宝”角色了。
看来经济总是基础，没有发达的经济，方言也就只能当笑话。
深刻理解这种方言的兴替处境，便于深入探讨方言的本质。方言本来没有优劣之分，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只要有条件获得开发，都会产生惊人的文化力量，但人们通常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到方言的丰富的内涵，仅仅根据语言之外的东西——比如经济发展等来衡量语言，这种肤浅的认识，包含着巨大的危险，仅仅因为一时一地的“发达”之类的考量，而丢弃了或破坏了种种重要的文化价值。
没有一种宏大文明，是悬在半空的。听一听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看一看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帝国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方言，不仅是语言，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管季超.

              《百年散文》：地域文化符号与民族文学景观


　　近两三年来，当我在异乡的行走中，倍受南方“香山文化”和“珠江文化”的感染时，当我沉浸书海，深受历史文化和文学名著的熏陶时，当我漫游网络，感知社会快速发展和时代持续进步时，我都会为我漂泊的灵魂寻找故乡的根。这根是什么？就是武陵山脉的一缕清风，就是清江河畔的声声山歌，就是吊脚楼头丰收的年景，就是一个个永远也讲不完的关于祖先的传说和勤劳勇敢的乡亲，以及他们永无止境的追求……这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于本土文化的探寻由来已久，只是远离家乡故土以后，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从思想认识来说，文化根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迷恋。
　　几乎是在一种寻觅与渴望之中，邹先红先生主编的《百年散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给我带来了惊喜。尽管这本书是家乡建始文学创作散文品种的一个集合，但我从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本土文化的直观反映，也是本土文化的提炼和升华，还有与区域外大文化的融合、发展。可见，出版者将《百年散文》纳入“中国建始文化丛书”系列是十分有道理的。
　　县长王金维先生在《百年散文》序言里提出，“我们要充分挖掘、整合利用积淀丰厚的文化资源，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精品，加快打造‘文化建始’，使我县尽快实现由文化资源大县向文化强县的跨越。”很明确地意识到文学艺术的文化内涵，并赋予文学艺术以文化使命，这本身就说明了《百年散文》已具有的文化意义。在这里，我始见“文化建始”一词，这是令人兴奋的。当然，“文化建始”一词可能并不是第一次见诸书面，我想它最早应该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建始近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在异乡未能读到，无法确认。现在，“文化建始”一词什么时候出现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研究“建始文化”，就像广东大张旗鼓研究“珠江文化”、中山旗鼓大张研究“香山文化”一样，让“建始文化”服务“文化建始”。“建始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1700多年以前三国时代建县之始，如果以“建始直立人”为源头，那将更为古老更为久远。“建始文化”对应于珠江“水文化”而言，可以称为“山文化”，对应于香山“商业文化”而言，也可以称为“资源文化”，其生命、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独特的形态和风格，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蕴涵着巨大的开发潜能，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研究。
　　我之所以把《百年散文》看成文化符号，是因为它的作者运用艺术的笔触和真挚的感情记录了“建始人”的起源，以及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变化过程，还有山川风物、民间习俗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等等；是因为它的编者既从艺术出发又从文化出发，全面展示了建始人民的生活风貌、道德理想、行为习惯和价值追求。《百年散文》不仅亲近着自己的每一寸土地，还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它将目光从历史扫向现代，从山村扫向世界，将外面精彩的东西（文化）移植到建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移植到建始人的心里，使建始在自己扎实的文化根基上走向新的发展历程，这既是建始文化的生长，也是建始文化的延伸。
　　散文因其真实、直诉的特征反映生活，我们从《百年散文》里窥见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行为模式、语言符号、价值观念等等，都深深地打上了建始文化的烙印。它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建始文化的丰富多彩，所以，《百年散文》是一本“文化”的书。
　　既然书名称为《百年散文》，那么，它肯定又是一本“文学”的书。在建始文学史上，据几个版本的《县志》记载和笔者所了解，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只有少量诗文存世和著名作家韦君宜享誉文坛，直到80年代以后，一批本土作家逐渐成长起来，才有一些个人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陆续出版，但仍缺乏建始整体创作成果的全面总结和检阅。现今，《百年散文》开了先河，为建始文学竖起了一座里程碑，同时展示了当地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晶。《百年散文》的顺利出版，既得益于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也得益于主编邹先红先生的热心倡导和巨大付出，还得益于编委蔡楚女士、曾传华先生等的艰辛劳动和无私奉献。
　　作为一部散文集，首先在稿件编选和内容分辑上就体现了散文的审美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情感到心灵，从风物到理念……自然灵动，一脉相承。“在大地和炊烟上”、“爱因崇高而美丽”、“偷窥历史的缝隙”、“我带着村庄上路”、“一生一次的歌舞”、“不朽的是风和雨”、“语言从温柔开始”、“伪装成的旁观者”、“骨头里的那盏灯”、“丰盈秋收的梦想”，这些分辑标题，语言极富张力，寓意深刻，层层推进，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大散文，一部文化大散文。
　　正如著名作家李传锋在总序里所说，“《百年散文》荟萃了建始的散文精品，其中有大家名篇，有新秀佳作，充分表现了建始的文化底蕴，同时展示了斑斓多彩的文学成就。”纵观《百年散文》所收录的作品，作者众多，题材广泛，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样，抒情、叙事、写人、描物、说理，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据我所知，作者中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省作家协会的大约10人，包括韦君宜、李传锋、叶梅、刘川鄂、黄光曙、陈步松、谭功才、吕新琼、郑开显等，还有大部分为州市级作协会员，以及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土家族、苗族、回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作家作者所占比例超过汉族作者，有写小说的，有写诗歌的，有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有专门写散文的……还有教授、博士及书法家、电视导演等，体现了建始的创作阵容。所选作品不少早在省级、国家级文学期刊上发表，还有的被选入中国年度优秀作品选集。我深感荣幸的是，在选录的100篇作品中，有20篇首发于我曾主持编辑的报纸副刊。透过《百年散文》精选的一篇篇优秀作品，我们既能熟知社会历史，感受民族风情，也能领略地域文化风采，激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能窥视外面世界的精彩，从清江到长江，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国到外国，视野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百年散文》还有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那就是“语言从温柔开始”，可以看出，这一辑是女作者专辑，展示了建始女作家们的创作实力，特别是那些来自女性心灵深处的声音，让人灵魂震颤。
　　从《百年散文》里读到李传锋的作品《常忆京都夜话时》，让我想起一件往事。那是1987年冬天，成立仅几个月的县文联组织了一次文学笔会，我有幸在笔会上认识了李传锋老师。那天，作家李传锋、诗评家赵国泰、评论家王国华、《长江文艺》小说编辑吴大红等到建始游醒狮洞，我与几个作者也随了去，李传锋就在醒狮洞讲了他与王愿坚的师生情，也就是《常忆京都夜话时》的部分内容。当时就给我们这些建始的作者很大鼓舞。如今，《百年散文》收录的这篇作品，对我们的创作有更多的启示，特别是王愿坚写给《今古传奇》的经验之谈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的：“……任何一个作家或艺术家，自己思想上有了，才能奉献给别人。因而，加强作家的人格修养是很重要的。光辉的事业是需要光辉的人去从事的，要想使作品高尚，就要让自己的心灵高尚。”
　　《百年散文》中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自己的思想”，反映了自己的“心灵”，有的大气磅礴，有的隽永典雅，有的挥洒自如，有的情意缠绵，有的清新明朗，有的婉约内敛，有的娓娓道来，有的如歌如诉，有的直抒胸意，有的托物言志……可谓百花争艳，千姿百态，亦可谓百家争鸣，异彩纷呈，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建始文学的美丽风景，那些源于心灵的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激荡着我们的灵魂，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审美享受。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建始文学发展的希望。
　　无论是从文化的视角，还是以艺术的眼光来全面审视《百年散文》，它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我没有理由苛责它的不足。我知道，编者花费业余时间编辑出版这样一本厚重的书是多么不容易呀。捧读《百年散文》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邹先红和蔡楚等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就是心灵高尚的人，他们就是从事光辉事业的人，他们的追求是完美的。我作为编委在遥远的南方未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而惭愧，现在，我只能把这本“文化”的书、“文学”的书、“民族”的书当作自己的珍爱，并郑重地向广大读者推荐。

管季超.

陈骏涛/殷惠芬和她的石库门世界

——殷惠芬《石库门风情画》序

黄河文学

对殷慧芬，我也是先见识其作品，而后结识其人的。 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殷惠芬的小说经常出现在上海的《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上，读了她的几篇小说，我便读出了一个文笔优雅、描写细腻、叙事流畅、十分谙熟上海市民社会风物人情的女作家的身影。我不是上海人，但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半，虽然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郊外的校园里，但也免不了有一些到市区探亲访友的机会，对上海石库门（老弄堂）人家的家居特点、生活品性多少有一些了解。我总觉得，殷慧芬笔下的石库门人家几乎就是生活中的石库门人家的复制——也就是有些评论文章讲的“原生态”的展示，像极了，有这样复制能力的作家，一定是对那种生活熟透了的缘故。殷慧芬创造了一个石库门世界，就其作品融入上海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的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情感命运艺术地呈现于世方面，她的文学成就应该是可以与王安忆、程乃姗等女作家相匹配的。因此，当九十年代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出到第六辑的时候（那已经是世纪末了），我想是应该请殷慧芬在这里亮亮相的时候了，于是，便有了殷慧芬的一本小说集《吉庆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的问世。从这以后我才开始与殷惠芬有了一些联系。 那时侯殷慧芬已经出版了长篇小说《苦叶》《苦屋》《苦缘》三部曲，和刚刚发表的《汽车城》，中短篇小说集也有《欲望的舞蹈》《纪念》《屋檐下的河流》出版，再多一本小说集对她来说是无关大局的事，但她对加盟《跨世纪文丛》还是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殷慧芬很认真地配合我们的工作，特别把《吉庆里》《欢乐》《焱玉》等几部中篇近作收入其中，遂使这本中篇小说集有了新的面貌，在同辑的几本小说集中，殷慧芬的这一本是比较有分量的，我和出版社都感到很高兴。殷慧芬还推荐了一位青年记者、编辑张英跟她对话，这篇题为《倾诉和聆听》的对话录，就作为“跋”收入到她的《吉庆里》中。张英是个很敏锐、很有眼光的年轻人，对殷慧芬的作品很熟悉，文笔也好，这篇对话录写得既实在又到位，是一篇了解殷慧芬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追求的好文章。 从那以后，从文到人，殷慧芬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但我们始终未曾谋面。一直到2002年秋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性别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她。那天她好像是专程从嘉定到上海市区来的，并且热情地邀约我去嘉定她的新居做客。为了殷慧芬的热情，也为了能体味一下殷慧芬所极力推荐的她的新居的景观，会议结束以后，我和一位年轻朋友一起去了嘉定。跟喧闹的上海市区相比，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恬静、优美。殷慧芬把她的新居布置得素雅、简洁、温馨，一如她本人。连午间我们就餐的那家饭店，都显得那么安逸和雅致。只有到了这里，我才能真正体味到殷慧芬为什么不选择市区，而是选择远离市区的嘉定作为自己的居所，这与热爱写作、追求淡泊平静的殷慧芬的性格是如此之合拍！ 那一年，正值我三十三岁的大女儿刚刚离世不久，我还没有完全从对女儿之死的悲痛和思念中超拔出来，那天饭桌上不知怎么地就把话题转到了我女儿的事上，殷慧芬和她的先生楼耀福都表现出真切的关怀。后来殷慧芬还给我来过电子邮件，没有使用“节哀”一类的烂熟的用语，而是对我女儿之死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惋惜之情，并对我和我家人的悲痛表示深切的理解。在几次电话中她都真诚地邀请我和我夫人到嘉定小住一段时间，虽然我至今都未能践约，但我从这件事上也能感受到在殷慧芬身上所固有的那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 在殷慧芬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中，这种悲悯之心和关爱之情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她写到那些底层人物的时候，她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们，而是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一种小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就像她自己所说那样：“我对我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善恶观来臧否他们，我总是理解和尊重他们，并努力深入他们的内心寻找他们生存的理由。” 她坦言，她自己就来自底层，出生在石库门老街一个很平常的上海市民家庭，自己也做过工人，“我对这个阶层的人很熟悉也很同情，现在我自己的生活要比他们好，但我的感情天平始终是倾向他们的，这里有我的亲人，也有我的朋友，我觉得没有这样的感情，也就不会有我的小说。”（《倾诉和聆听——殷慧芬访谈录》，以下引文，均出自此文。） 这些话很朴素也很实在，是理解殷慧芬石库门小说的一把钥匙。殷慧芬把她小说中这种对市民阶层的充盈的感情简称为“市民气息”，“正是这样的市民气息，这样的平常生活构成我人生的基础”。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上海普通市民一种情感上的深深依恋和投入，是决不可能写出像《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焱玉》等这样一些对石库门的风物人情一往情深的作品来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喜欢我们的弄堂，我们的房子。”——《屋檐下的河流》中的小主人公的这一段内心独白，实际上也是作者本人的心声。在这些弄堂、这些房子里，世世代代住着上海最普通的平民，正是在他们身上，积淀着百年上海里弄文化的精粹。 殷慧芬是一个很善于编织故事的作家，她总是在小说中从容不迫、娓娓动听地叙说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把读者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不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是蹩脚的小说家，但只会讲故事的小说家却不一定是高明的小说家。殷慧芬的小说之所以高出一筹和耐人寻味，就在于她从来不以编织故事为终极目标，而是以表现人类情感和人性好恶为终极目标。殷慧芬说：“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探索人类情感的。从少女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所有的人，他们的情感缠绕着、攀沿着岁月的大楼，装饰着我们的城市，也充盈着我的小说。” 从最初的那些短篇开始，到中期的那个“苦”恋三部曲，一直到她最后出版的长篇小说《西郊别墅》《与陌生人跳舞》等，殷慧芬的小说都与“情”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她的小说，不避讳写情欲和性欲。“苦”恋三部曲已经写得很放松了，但多少还有一点忌讳，因此她运用了一种充盈着优雅的诗意的文体，以区别于言情小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的《纪念》，这种忌讳似乎被打破了，她一开始就把故事推到了高潮：“他们先是在地毯上，后来就来到了床上……”不高明的小说家可能把这个故事写成俗而又俗的三角恋游戏，但殷慧芬却着意于梳理主人公情感的演变轨迹，探寻人类原始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在现实中最终湮灭的前因后果，纪念——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最终成了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牺牲品。这场欲望和情感角逐的游戏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湮灭的？从这当中又能引发出什么让人思考的问题？一个通俗的故事当中，却包容着耐人寻味的内涵——这就是殷慧芬的高明之处。 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时期以来，中国的一些优秀小说家创作了一批被称为具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组成了一幅幅各自独立又彼此相通的小说世界，如汪曾祺的“高邮”系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系列小说，李锐的“吕梁山”系列小说，刘恒的“洪水峪”系列小说，苏童的“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周大新的“南阳小盆地”系列小说，陆文夫、范小青的“苏味”小说，王安忆、程乃姗的“海味”小说，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等等。作为具有浓郁的上海地域文化风情特色的殷慧芬的石库门小说，亦当属于此列。无论是从阅读欣赏的角度，还是从研究批评的角度，这些作品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对殷慧芬的作品，除了九十年代读过的、收到《吉庆里》里的那八个中篇小说以外，本世纪初，我还看到过她的三部系列长篇《汽车城》《西郊别墅》《与陌生人跳舞》，此后，殷惠芬因罹患目疾，难以写作，我也没有看到她的新作。《汽车城》虽然曾获得过好几个重要的奖项，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但若就我个人的喜好，还是觉得她的写石库门底层市民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小说，文学成就要更高一些。我甚至觉得，像《屋檐下的河流》《吉庆里》这样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如果后世人不知道什么是老上海的石库门的话，让他们看看殷慧芬的这几篇小说，就会有一个形象而具体的了解的。现在殷慧芬的这部系列小说集——《石库门风情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所创造的石库门世界也将被更多的读者所认知。这对于因视网膜脱落，几乎不能读书写作的殷慧芬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慰藉，而对于喜爱地域文化风情的文学读者来说，也将是一个喜讯。我在京城特草此小文，郑重地向读者举荐，并也借以祈愿上苍降下福音，还给殷慧芬一双复明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