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宝宝]网友问：有不满体制教育、愿意让孩子在家上学或入读私塾学堂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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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一个爸爸画给女儿的画，好有爱！作者：凤舞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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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妍：中国式在家上学

张乔峰的龙学园图片来自张乔峰的博客
荡很多中国家长费尽心思为孩子选择“名牌”学校时，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身体力行，尝试主流教育体系以外的道路，包括“在家上学”。中国“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如今已拥有超过5000名会员，创办人估计，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会员多达1000人。近日，《外滩画报》走入在家上学的中国家庭，还原这种“另类教育”下孩子们的真实生活。
北大爸爸的在家上学实践
北京回龙观的一幢居民楼里，47岁的张乔峰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家庭学堂，取名“龙学园”。两间卧室被放进6张床，一个大厅被分隔成两部分，一半是孩子的图书馆，摆放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籍，以及一张供孩子涂鸦的小桌子；另一半则是一个大圆桌，那是孩子们的课桌，也是吃早午晚餐的饭桌。
一年半以前，北大毕业的张乔峰辞了职，决定把在私立学校读一年级才1个多月的儿子张洪午接回家来亲自教育。“孩子报兴趣班时拍了张一寸照，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打采。他说自己不快乐。”这成了张乔峰决定让孩子在家读书的原因。
一年半以后，另外两名同龄孩子在看到媒体报道和张乔峰的博客后，出于对他理念的认同，也把孩子送来“龙学园”，和张洪午一起上课。
在上午时间，张乔峰教授三个孩子语文、数学以及英语。他站在一块小黑板前讲课，孩子们用自己最喜欢的姿势听课，原先还都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就有人坐到地上，还有人钻到课桌底下。“我要上厕所”、“我肚子饿，想要喝早餐奶”，课程时常被孩子的“意外”打断。
在数学课上，张乔峰出了一道算术题：“小明在灯下作业。家里停电后，他按下开关五次，来电后，灯亮着还是暗着？”张洪午立马跑到自家大厅，把电灯开关按了又开，思考答案。
在阅读课上，张乔峰在网上找到一篇励志短文《飞翔的蜘蛛》，让三个孩子轮流读一遍，各自分享感受。“我觉得蜘蛛很小心，懂得保护自己。”张洪午回答。“它很执着，坚持不懈。”另一个男孩答说。“是呀，只要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张乔峰总结说。这次张洪午默不作声，想了几秒钟，突然指了指茶几上的鱼缸。“你可以，我可以，那小鱼可以吗？”
按照张洪午现在的年纪，应该在传统学校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课程，但张乔峰却没有按照传统教材来教。他自己为孩子选择读物，出数学题，英文教材采用的是台湾东西出版社的EasytoRead以及美国苏斯博士双语经典故事。
“之前的一年半属于过渡期。我计划下学期开始在外来教材基础上加入传统课本学习，一学期可以学完学校一整年教材。”张乔峰信心满满地说，“我计划让孩子10岁小学毕业，12岁初中毕业，14岁高中毕业，接着周游世界后考取美国名牌大学。”
目前，张洪午的学籍挂在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张乔峰跟学校达成“默契”，孩子不用去学校读书，但有时候，他会把学校的考试试卷拿回家，“孩子总能拿90分以上。”前不久，一位北京记者拿着北京小学四年级的英语课本让张洪午阅读，结果他毫不费力念了出来。《外滩画报》记者也让张洪午阅读了一段苏斯博士的故事书，发现他字正腔圆，美音很重。
每天下午，张乔峰带着孩子参加“男孩子俱乐部”，向专业老师学习游泳、跆拳道和手工等技能。如今，张洪午已经取得跆拳道黑带。
张乔峰说，他本身就是半个体制外的野路子：福建农村毕业，因数学竞赛保送北大物理系，其间主动提出休学一年泡北大图书馆，读唐诗宋词、名人传记，之后从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我想通过张洪午的例子证明，另辟蹊径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在跟张乔峰接触的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了他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英语还是20年前在北大学的那些知识，还带点口音。“现在原版英语教学材料很丰富，可以跟着MP3学。”张乔峰对此并不担心，“学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脑筋开窍了，掌握了学习的规律，十二三岁之后靠自学也可以。”
“自然而然”教学法
相比“龙学园”自由松散的教学环境，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家上学的“小石头”则对课堂氛围更加熟悉。
“小石头”的母亲张冬青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语文老师，父亲王晓峰曾是杂志社的一名资深编辑。2006年，他们为小女儿“小石头”找了好几所小学，但发现都不尽如人意，于是和其他三个家庭开办了一所学堂，取名“日日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家庭互助式学堂。既然是学堂，就需要规范。”张冬青介绍说，当时四个家庭出钱在一个居民楼租了一室户，聘请专业教师给孩子上课。
日日新学堂的教学理念是用“自然而然”的教育，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创办人要求学校每个学生都学习武术，这不仅可以用来防身，更重要的是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六年过去了，日日新学堂的迅速发展超过创办人预期。如今，它在北京家庭教育圈颇有名气，一共吸引240位学生以及70位专职教师。在北京北郊沙河水库旁，一栋红砖建筑出现在小沙河村村头，孩子们的嬉闹和古典音乐声一同传出。建筑门口，是一大片果树林，种着樱桃、苹果、柿子、山楂等十多种果树。
王晓峰从杂志社辞了职，全职担任日日新学堂校长，孩子见到他都特别亲，称呼他为“大车老师”。走进日日新，随处能感受到一种愉悦和自由的气息。一、二、三年级，每个班有三个班主任，四五年级有两个班主任。日日新教师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更像是孩子的知心大哥哥大姐姐。
29岁的美术老师孟祥伟，身材魁梧高大，中国人民大学油画本科毕业。上课的时候，孩子们要求他担任模特，给他画像，还要求他“一动不动”，下课后，孩子们见到这位老师，热情地扑上去，有人抱腿，有人拽胳膊，嘴里高兴地笑着叫着……
24岁的王桃荣毕业于燕京华强大学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后曾当过半年外企白领，之后应聘来学校。在和孩子的相处中，她找到了快乐。孩子们称她“桃子”，一位塞浦路斯女孩是她班上的学生，做游戏时一直喊她“老公”——原来前不久学生戏剧节，女孩扮演朱丽叶，而“桃子”则扮演了罗密欧。
厦门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的杨代盟是“小石头”的数学老师。“小石头的数学概念很清晰，存在建模的思想。而从传统学校转学过来的孩子套题思想很严重，总希望我给他公式，然后设法往里套。”杨代盟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他发现有些从传统学校转来的孩子对老师很恐惧，自信心产生很大的动摇，“当我经过时，他们用橡皮遮住自己的答案。这种对老师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在“日日新”，虽然二年级以上会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但老师们不会强化考试结果，也不会对孩子的成绩排名。逐渐的，孩子就会把考试当成自测，坦然面对。
学校的课程设置借鉴了许多国外的学校，既有20、30分钟的短课，也有1小时、1.5小时的长课。学校把语文课、品德课、社会课综合成“人文课”，另增加3门综合课：“博物通识”的任务是了解自然和科学，包括做实验；“综合实践”的任务是认识社会，“生态教育”的使命是将前两者结合。
在家上学的未来
教育专家、《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表示，当下有很多家长对学校教育不信任，一小部分家长勇敢地独辟蹊径，使“在家上学”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但这方面目前还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撑，更多人仍处在困惑彷徨中。
记者调查发现，大众主要的困惑集中在在家上学的孩子的学习成果还缺乏统一的检验标准，此外，在家上学的孩子若是转到传统学校是否存在困难，也是一大疑问。
国外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在这方面已经有良好的政府系统支持。在美国马萨诸塞等州，学生在家上学需要得到政府审批，在“全时在家上学”系统中注册后，父母可以免费领到教材。家长们会定期组织活动、聚会、交流和讨论，一旦感觉教不下去，孩子可以随时回到学校。而中国显然还缺乏这方面的官方系统支持。
目前中国家长们通过一个名叫“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交流信息，共享资料。该网站创始人徐瑞金是一名义乌商人，早年在瑞典生活，有两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位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父亲。根据徐瑞金统计，目前网站共有会员5000多人，真正在家上学人数为1000多人。
在网站首页，有一系列媒体相关报道，记者看到那些较早实践在家上学的家庭，有的孩子已经成年，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自己。
著名儿童作家、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属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如今，他成功创办“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任务是“开发”郑渊洁。
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有位来自成都的女孩蓉榕，她用3年时间在家学完小学课程，之后进入成都国际学校。2011年蓉榕被美国多所一流大学录取，最终选择南加州大学，如今她非常适应大学生活，全部成绩为A。
2007年，广东陈女士创建了一所全日制中英双语私人书院。目前该书院共70多名学生，18位不同国籍的老师。陈女士的大儿子Michael是书院里年龄最大的孩子，2012年，他拿到了具有南方哈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录取通知书。作为Michael的母亲兼老师，陈女士给埃默里写去的推荐信中，介绍了儿子4个闪光点：中英文双语优势、博闻强记，对人生的使命感，以及作为家中长子的担当和责任。
“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孩子体察人生旅程的意义，寻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为此付出努力。”陈女士说。
关于孩子们的未来，张乔峰告诉记者，他的打算是让孩子以后上美国大学；日日新学堂的张冬青则表示，学校打算逐年建设初中部和高中部，目前她的女儿“小石头”就读6年级，是学校年龄最大的学生，之后“小石头”会一直跟随日日新成长，直到高中毕业。“一旦有学生想要中途退出，考普通初中和高中，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集中的应试辅导。”张冬青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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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冰等：探访深圳版的“美国家校”

“我很庆幸，孩子们接受的是家校教育，否则他们得频繁地换学校，影响他们成长。”——陈吴慈玲
9月1日，深圳的青少年一一步入学校课堂，开始了新的学期。而在深圳万象城的溜冰场，3个12、15和17岁的孩子仍在逍遥地滑冰，似乎对“开学”没有概念。其实，他们三兄妹是在这里上体育课，爸爸是校长，妈妈是老师，全校学生只有他们3个。这个特殊的“家庭学校”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流动，如今“漂流”到了深圳。
9月1日上午，深圳万象城溜冰场上惠瀚、恺诗和昊然三兄妹正在兴奋地滑冰，母亲陈吴慈玲在场外指导。他们的母亲就是他们的老师，兼任汉语、英语、科学、数学、历史、地理各科教师，在同一间“教室”—他们的家上课。17岁的惠瀚今年参加了美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他的成绩在美国属于顶尖的2%之内，目前正在考虑上斯坦福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
这三个孩子都没有到学校上过课，而是在家上学。不过，按照美国的教育制度，他们也相当于在学校上学，只不过是在学校前要加上“家庭”二字，即家校（Homeschool），在美国是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列的教育模式。就陈家而言，父亲是校长，母亲是老师，子女是学生。父亲负责教育资金投入、教材选取和家庭生活来源，母亲则担负教学任务和生活安排。
大儿子惠瀚从上学年龄起，他们的家校便在美国芝加哥开始运作了，而且不断流动。因为陈先生的工作地点变迁，这所“美国家校”先是流动到凤凰城，后流动到北京，再返回凤凰城，又转移到香港，一年前，一家人到了深圳。
冒险尝试家庭学校
陈吴慈玲出生于台湾，她的丈夫陈先生则出生在香港。他俩早年移民到美国，并在美国芝加哥成家立业。转眼间，大儿子惠瀚到了要上小学的年龄，陈先生为难了：是让孩子上公立学校，还是上私立学校？
在美国，公立学校不用花钱，私立学校教学质量很高，但费用昂贵。夫妻两人对教育方式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他们不希望孩子只是学会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应该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于是，他们想到第三种教育方式——家庭学校。
家庭教学的最大好处是“一对一”教学，能够“因材施教”。而且，父母亲和孩子可以经常在一起。陈吴慈玲说，“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在人生中其实很宝贵，上大学以后他们都会离家独立，去奔自己的生活”。
但是，办家校需要勇气。“我们当时想，要不就试一试家校吧！如果效果不佳，第二年就把孩子送到学校。”6岁的惠瀚结束了学前班的学习后，他的课堂回到了家里来了，第一年尝试性的家校教育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开始了。
买菜买肉也是课程
惠瀚对家校一年级充满了新奇感，学东西很快，进步也很大。让惠瀚感到新奇的是，买菜买肉都成了他的课程，他跟着妈妈到菜场，学会如何选菜，如何算钱。陈吴慈玲希望，孩子能学到整体的生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陈吴慈玲还带着惠瀚不定期参加“家校俱乐部”，这是由十多家选择“家校”教育的家庭聚会，交流教学方法，组织课外活动和竞赛。惠瀚能跟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交流、聊天，正如上了一堂与人沟通交流的课程。而且不仅是与同龄人，更多的是跟比他年纪大的孩子，还有大人。陈吴慈玲对家校有了很大的信心。
一次，陈家来了个朋友，临道别离开前很惊奇地告诉陈吴慈玲：“惠瀚太不可思议了，他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谈的都是进化论等科学话题。”那时，惠瀚才刚满7岁。经过一年的学习，陈太太发现大儿子尝试家校教育的效果还可以。于是，她决定让5岁的女儿恺诗和2岁小儿子昊然也加入进来了。


一人要同时教3个孩子，她明显感到很吃力，特别是起步阶段。惠瀚上到二年级时，一上课就不见影，跑到厨房偷吃东西，还拉上恺诗跟他一起玩。3个孩子都很好动，总也坐不住。15分钟的课得分3次讲，因为孩子们静坐5分钟就开始走神，学习效率很低。面对这样的情况，陈太太常想要放弃，干脆送孩子到公校去。
惠瀚被带到了医院进行检查，经过智商检测、知识测试等步骤的检查后，只是发现他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多动症。可是他的知识测试能力却高出了合格线许多。数学测试达到了四、五年级的水平，而科学则超过了考试的最高线。陈吴慈玲说：“公校最基本的方法是用药物来对待孩子的多动症，这样不一定有效。当时我觉得应该有别的办法可以更正他们。”
她打消了让孩子们上公校的念头，她把课程先设置为5分钟，然后再到10分钟，一步步将课程时间拉长，强化孩子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这样的效果很明显，如今孩子们都懂得有效率地去学习，可以安静读两个多小时书。
理性的“棍棒教育”
一直在家里成长接受教育，三个孩子似乎无法理解美国公校里的早恋现象。“在公校里，交男女朋友似乎成了风气，我们没有受到这些坏的影响。”漂亮的恺诗笑着说。叛逆行为或许是每个孩子在青春期都会有的表现，但陈吴慈玲却不怎么着急，3个孩子都很听话，让她省心，从没有过叛逆表现。家校是否抑制孩子们天性的发挥，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性教育是课程中的一部分，陈吴慈玲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美国公校里，到了小学六年级就会给孩子们派发安全套，这似乎是普遍的处理方法。而我的家校是会给孩子们讲课的，包括如何防止性病、艾滋病。”两夫妇之间会有分工，恺诗的性教育课是由母亲讲，父亲则是给儿子惠瀚讲。一般来说，家校有一套“性教育”的教材，一共四本书，前三本是由家长讲课，第四本教材则会给孩子自己阅读。
陈吴慈玲一家并不赞成早恋，三个孩子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倾向。恺诗甚至很讨厌男生牵她的手或拍她的肩膀。在万象城溜冰场练习滑冰时，教练觉得恺诗有条件练冰上双人滑，可恺诗却很抵触，因为不喜欢男孩子牵她的手。
惠瀚坐在旁边低头不语，问到这个话题，他腼腆地笑了。“你没有过喜欢的女孩子吗？”记者问。还没等惠瀚回答。小昊然就抢着说：“有呀，妈妈和姐姐啊。”引来大家一阵大笑。家校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连网络都是经过事先过滤了的，孩子们只能上少数的网站和玩游戏。孩子们被罩在了保护网里，家长所认为的一切不良信息都被过滤掉了。
孩子们通过教材《时事报道》了解社会，《时事报道》包括各地的新闻，先让孩子们看，然后全家进行讨论。陈吴慈玲说，“我们最主要是教给他们什么是对的，错的，不需要去经历了才能了解。他们懂得了处世的道理，并知道什么是好的，等孩子走入社会就会判断了。”
在陈家的教育方式里，也有中国传统家庭的“棍棒教育”。一提起挨打的事，三个孩子话就多了，他们笑着讲述挨打的经历。2004年在香港的时候，一家人到超市购物，昊然趁别人不注意，将一个口香糖装到口袋并带出超市。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回家后昊然最后还是“老实交代”了。按照陈家的处罚标准，昊然除了到超市归还口香糖并道歉外，还要求他交出罚款，从他整年的零花钱里扣出了一半，有300多美元。最后的惩罚是挨打，陈先生捡起那把让孩子们害怕多年的鸡毛掸子，在下手前，便如法庭陈辞般对昊然说：“你今天挨打是因为偷东西，你应该意识到这个错误。我会重重地打你屁股三下，你可以准备好抱住枕头。打完了同样可以抱着我哭。”
如此一番话后，爸爸就下手了。“我恐怕一辈子都会记住这个教训，想想那惨痛的损失，皮肉的痛苦。”昊然眨巴着大眼睛说。这“棍棒教育”的方式真有点特别。说错话了要被扇嘴巴，做错事就打手心。所犯的错误跟惩罚强度成正比，而且受罚的孩子还可以提前知道全部的过程。


三个孩子的过人表现
没有了考试的紧张，升学的压力，但三个孩子同样要与别的家校学生一起参加考试。试卷是专为家校设计的，再送往美国相关教育部门评阅打分。因此，尽管是家校，孩子们仍旧可以知道自己在同龄孩子中的成绩。他们如果愿意，也可以再转回公校就读。但是陈家的三个孩子太喜欢在家学习的感觉了。
陈吴慈玲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有所侧重的，出发点是尊重和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恺诗喜欢读文学书，也动笔写。昊然的想象力很好。她就鼓励他们多看书，在作文课上多下工夫。
在北京生活的时候，他们参加了十几个家校的活动。有次活动是创作作文集子，
三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活动要求每个孩子每周写一篇文章，再把自己的作文集中起来，编辑成册。“我发现了孩子们从未受到压制的想象力。”陈吴慈玲说。恺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叫《感恩》，“我写的是一对双胞胎女孩的故事，大雪堵住了房门，她们一家被困在房间里，已经有几天没东西吃了。雪后来慢慢化了，爸爸艰难爬出窗口铲雪，解救了全家。最后，她们学会了感恩和感谢……”恺诗流利地讲了自己作文中的故事。恺诗的写作风格很婉约，而昊然的作文却是超现代化的。他的文章围绕着战争题材来写，动用了航空母舰，还加入了特异功能饼干的想像力，故事情节惊险而曲折。
惠瀚在科学方面有过人的才能，陈太太就对他着重讲解科学课，多动手实践生物解剖。惠瀚的科学才能在美国的一次家校科学节上得到展现，他通过图片和文字，表现了中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月亮，以及科学天象变化中与月亮有关的现象，获得了科学节的最高奖。
孩子是中西文化融合体
与很多“家校”家庭不同的是，陈吴慈玲一家两三年就更换生活的地点。这是由于陈先生是电脑系统工程师，一家人随着他的工作地的变动而频繁搬家。从美国芝加哥到凤凰城，再从美国搬到中国，北京、香港等地，他们一家人都生活过。“我很庆幸，孩子们接受的是家校教育，否则他们得频繁地换学校，影响不好。”陈吴慈玲说。
如此频繁地搬家让孩子们很是不习惯。刚搬到北京时，孩子们很不理解当地的习俗，但渐渐地，他们懂得了“入乡随俗”。
在深圳生活已经有近一年了，陈吴慈玲也不知道下一站会搬到哪里。
学中文，了解中国文化是三个孩子一直都在进行的课程。在美国，孩子们每星期都到语言学校学中文。一星期一次，没有压力，学得很开心。回到国内，孩子们对中文有了独特的兴趣，还绕着舌头学起了京腔。如今，三个孩子的中文发音都很标准，他们正在努力学简体字，争取将来用中文写作。
陈吴慈玲为此想到了“第三种文化身份”的概念。她认为，这些孩子可能比中国人更西方一点，比美国人更东方一点。是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体。
一晃11年过去了，陈吴慈玲很感慨：“这十多年是孩子最好的教育时光，正需要家长的指导和陪伴。为孩子牺牲了自己的事业，我觉得很值得。等他们上了大学，我一样还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带孩子做义工融入深圳
这一家从去年11月来到深圳后，租房住在罗湖某小区，陈吴慈玲给孩子教学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以美国教材为主。不同的是来深圳一年，他们没有在这边找到“Homeschool”的家庭，所以少了很多交往和沟通。陈先生在香港上班，“香港人多，太拥挤，所以我们决定搬来深圳，地方比较宽敞。”平时只要往返深港，就是陈吴慈玲带着孩子们去与香港的Homeschool家庭交流心得。她更希望能在深圳找到Homeschool家庭。
三个孩子非常喜欢滑冰，每天到万象城滑冰训练，训练老师正是陈露和丹尼斯，经过近一年的练习，孩子们进步很大。惠瀚的溜冰技术已经达到了ISI系统的九级认证，恺诗七级，瘦小的昊然也到了八级。冰场上，孩子们认识了不少深圳的朋友。暑假期间，恺诗每周都在家里张罗着茶话会，她邀请冰场训练的小伙伴到家里，大家一起用英文讲故事，帮助提高她们的英语听和讲的能力。恺诗也可以向小伙伴们学认中文字。三个孩子会参加深圳教会青年团体，每个礼拜聚一次，一般都是一些外国朋友。平时，恺诗和昊然也会去跟老师学乐器、学唱歌。这样的生活让孩子们很充实。
在深圳刚稳定下来，陈吴慈玲想多了解深圳的情况，希望孩子能融入社会，做些义工的工作。之前在香港，三个孩子都去过孤儿院、养老院做义工。惠瀚曾参加了义工组织，到河北教当地的孩子学英文。“家校的内容之一就是社会实践，我会择时带孩子们到深圳孤儿院、养老院做一些义工。”陈吴慈玲说。（记者 陈冰 邓妍 李忠）
链接：美国的家庭学校
美国的家庭学校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孩子为受教育者、家长为主要教育者的教育形式，独立战争以后极为平常。1918年以后，各州的强制就学法相继生效，儿童教育责任的重心转向了正规学校。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危机问题被提出来以后，家庭学校的数量就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
近20年来，美国家庭学校发展迅速。1985年，美国家庭学校的学生数量约为5万名，到2002年已接近200万名，增加了近40倍。目前全美约有2%的儿童选择在家庭学校上学。
家庭学校教材的来源是多样的，据统计，67.4%的家庭说他们的主要教材是亲自挑选的，5.1%的家庭采用卫星学校的课程，1.3%的家庭采用当地私立学校提供的家庭教育项目，31.4%的家庭采用完整的课程计划(包括语言、数学、社会学、科学)。
美国家庭学校88%的教学由母亲完成，父亲只进行10%的教学，余下的2%由其他人员完成。家庭学校教学时间的安排一般比较灵活，不拘泥于学期制。一般而言，家庭学校每天的教学时间是5-6个小时。多数州的法律要求家庭学校每天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每年不得少于180天。
家庭学校每人每年的平均成本为350-400美元。研究者指出，如果家长自行设计课程，可以节约约150美元的成本，但是所花时间更多。如果加上实地活动、课外活动项目以及利用学校的设备等等，总体成本从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
晶报记者陈冰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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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画报】中国式在家上学

文/周一妍 摄影/孙涛

当很多中国家长费尽心思为孩子选择“名牌”学校时，一部分人已经开始身体力行，尝试主流教育体系以外的道路，包括“在家上学”。中国“在家上学联盟”网站如今已拥有超过 5000 名会员，创办人估计，真正实践“在家上学”的会员多达 1000 人。近日，《外滩画报》走入在家上学的中国家庭，还原这种“另类教育”下孩子们的真实生活。

2013 年 1 月，张乔峰给他七岁的儿子张洪午和另外两个假期来到家里的孩子上课。这位 47 岁的北大毕业生放弃高薪工作，专职在家教孩子的行为受到社会热议 (1/6)

早上 7 点半，张乔峰带着儿子和另外两个到家里补习的孩子晨练，“老鹰捉小鸡”培养孩子的灵活机动性

为了教孩子，张乔峰购买了大量儿童教育书籍，他说他常常是“现学现卖”

日日新学堂的校长王晓峰、张冬青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学堂在果园内、院子里种竹子，孩子们在嬉戏日日新学堂设计处处匠心独具日日新学堂提倡启发式教育，美术老师给孩子们画孔雀以引出另一个提问
北大爸爸的在家上学实践北京回龙观的一幢居民楼里，47 岁的张乔峰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间家庭学堂，取名“龙学园”。两间卧室被放进6张床，一个大厅被分隔成两部分，一半是孩子的图书馆，摆放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籍，以及一张供孩子涂鸦的小桌子；另一半则是一个大圆桌，那是孩子们的课桌，也是吃早午晚餐的饭桌。
一年半以前，北大毕业的张乔峰辞了职，决定把在私立学校读一年级才 1 个多月的儿子张洪午接回家来亲自教育。“孩子报兴趣班时拍了张一寸照，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打采。他说自己不快乐。”这成了张乔峰决定让孩子在家读书的原因。
一年半以后，另外两名同龄孩子在看到媒体报道和张乔峰的博客后，出于对他理念的认同，也把孩子送来“龙学园”，和张洪午一起上课。
在上午时间，张乔峰教授三个孩子语文、数学以及英语。他站在一块小黑板前讲课，孩子们用自己最喜欢的姿势听课，原先还都坐在椅子上，一会儿就有人坐到地上，还有人钻到课桌底下。“我要上厕所”、“我肚子饿，想要喝早餐奶”，课程时常被孩子的“意外”打断。
在数学课上，张乔峰出了一道算术题：“小明在灯下作业。家里停电后，他按下开关五次，来电后，灯亮着还是暗着？”张洪午立马跑到自家大厅，把电灯开关按了又开，思考答案。
在阅读课上，张乔峰在网上找到一篇励志短文《飞翔的蜘蛛》，让三个孩子轮流读一遍，各自分享感受。“我觉得蜘蛛很小心，懂得保护自己。”张洪午回答。“它很执着，坚持不懈。”另一个男孩答说。
“是呀，只要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张乔峰总结说。这次张洪午默不作声，想了几秒钟，突然指了指茶几上的鱼缸。“你可以，我可以，那小鱼可以吗？”
按照张洪午现在的年纪，应该在传统学校学二年级第一学期课程，但张乔峰却没有按照传统教材来教。他自己为孩子选择读物，出数学题，英文教材采用的是台湾东西出版社的 Easy to Read 以及美国苏斯博士双语经典故事。
“之前的一年半属于过渡期。我计划下学期开始在外来教材基础上加入传统课本学习，一学期可以学完学校一整年教材。”张乔峰信心满满地说，“我计划让孩子 10 岁小学毕业，12 岁初中毕业，14 岁高中毕业，接着周游世界后考取美国名牌大学。”
目前，张洪午的学籍挂在北京一所私立学校，张乔峰跟学校达成“默契”，孩子不用去学校读书，但有时候，他会把学校的考试试卷拿回家，“孩子总能拿 90 分以上。”前不久，一位北京记者拿着北京小学四年级的英语课本让张洪午阅读，结果他毫不费力念了出来。《外滩画报》记者也让张洪午阅读了一段苏斯博士的故事书，发现他字正腔圆，美音很重。
每天下午，张乔峰带着孩子参加“男孩子俱乐部”，向专业老师学习游泳、跆拳道和手工等技能。如今，张洪午已经取得跆拳道黑带。
张乔峰说，他本身就是半个体制外的野路子：福建农村毕业，因数学竞赛保送北大物理系，其间主动提出休学一年泡北大图书馆，读唐诗宋词、名人传记，之后从北大社会学专业毕业。“我想通过张洪午的例子证明，另辟蹊径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在跟张乔峰接触的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了他的局限性，比如他的英语还是 20 年前在北大学的那些知识，还带点口音。 “现在原版英语教学材料很丰富，可以跟着 MP3 学。”张乔峰对此并不担心，“学习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旦脑筋开窍了，掌握了学习的规律，十二三岁之后靠自学也可以。”

“自然而然”教学法
相比“龙学园”自由松散的教学环境，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在家上学的“小石头”则对课堂氛围更加熟悉。
“小石头”的母亲张冬青是北京一所高校的语文老师，父亲王晓峰曾是杂志社的一名资深编辑。
2006 年，他们为小女儿“小石头”找了好几所小学，但发现都不尽如人意，于是和其他三个家庭开办了一所学堂，取名“日日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家庭互助式学堂。既然是学堂，就需要规范。”张冬青介绍说，当时四个家庭出钱在一个居民楼租了一室户，聘请专业教师给孩子上课。
日日新学堂的教学理念是用“自然而然”的教育，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创办人要求学校每个学生都学习武术，这不仅可以用来防身，更重要的是锻炼孩子的意志品质。
六年过去了，日日新学堂的迅速发展超过创办人预期。如今，它在北京家庭教育圈颇有名气，一共吸引 240 位学生以及 70 位专职教师。在北京北郊沙河水库旁，一栋红砖建筑出现在小沙河村村头，孩子们的嬉闹和古典音乐声一同传出。建筑门口，是一大片果树林，种着樱桃、苹果、柿子、山楂等十多种果树。
王晓峰从杂志社辞了职，全职担任日日新学堂校长，孩子见到他都特别亲，称呼他为“大车老师”。走进日日新，随处能感受到一种愉悦和自由的气息。一、二、三年级，每个班有三个班主任，四、五年级有两个班主任。日日新教师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更像是孩子的知心大哥哥大姐姐。
29 岁的美术老师孟祥伟，身材魁梧高大，中国人民大学油画本科毕业。上课的时候，孩子们要求他担任模特，给他画像，还要求他“一动不动”，下课后，孩子们见到这位老师，热情地扑上去，有人抱腿，有人拽胳膊，嘴里高兴地笑着叫着……
24 岁的王桃荣毕业于燕京华强大学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后曾当过半年外企白领，之后应聘来学校。
在和孩子的相处中，她找到了快乐。孩子们称她“桃子”，一位塞浦路斯女孩是她班上的学生，做游戏时一直喊她“老公”——原来前不久学生戏剧节，女孩扮演朱丽叶，而“桃子”则扮演了罗密欧。
厦门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的杨代盟是“小石头”的数学老师。“小石头的数学概念很清晰，存在建模的思想。而从传统学校转学过来的孩子套题思想很严重，总希望我给他公式，然后设法往里套。”杨代盟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他发现有些从传统学校转来的孩子对老师很恐惧，自信心产生很大的动摇，“当我经过时，他们用橡皮遮住自己的答案。这种对老师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
在“日日新”，虽然二年级以上会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但老师们不会强化考试结果，也不会对孩子的成绩排名。逐渐的，孩子就会把考试当成自测，坦然面对。
学校的课程设置借鉴了许多国外的学校，既有 20、30 分钟的短课，也有 1 小时、1.5 小时的长课。学校把语文课、品德课、社会课综合成“人文课”，另增加3门综合课：“博物通识”的任务是了解自然和科学，包括做实验；“综合实践”的任务是认识社会，“生态教育”的使命是将前两者结合。

在家上学的未来
教育专家、《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表示，当下有很多家长对学校教育不信任，一小部分家长勇敢地独辟蹊径，使“在家上学”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但这方面目前还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撑，更多人仍处在困惑彷徨中。
记者调查发现，大众主要的困惑集中在在家上学的孩子的学习成果还缺乏统一的检验标准，此外，在家上学的孩子若是转到传统学校是否存在困难，也是一大疑问。
国外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在这方面已经有良好的政府系统支持。
在美国马萨诸塞等州，学生在家上学需要得到政府审批，在“全时在家上学”系统中注册后，父母可以免费领到教材。家长们会定期组织活动、聚会、交流和讨论，一旦感觉教不下去，孩子可以随时回到学校。而中国显然还缺乏这方面的官方系统支持。
目前中国家长们通过一个名叫“在家上学联盟”的网站交流信息，共享资料。该网站创始人徐雪金是一名义乌商人，早年在瑞典生活，有两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位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父亲。根据徐雪金统计，目前网站共有会员 5000 多人，真正在家上学人数为 1000 多人。
在网站首页，有一系列媒体相关报道，记者看到那些较早实践在家上学的家庭，有的孩子已经成年，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自己。
著名儿童作家、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郑亚旗属于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如今，郑亚旗成功创办“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任务是“开发”郑渊洁。
美国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有位来自成都的女孩蓉榕，她用3年时间在家学完小学课程，之后进入成都国际学校。2011 年蓉榕被美国多所一流大学录取，最终选择南加州大学，如今她非常适应大学生活，全部成绩为 A。
2007 年，广东陈女士创建了一所全日制中英双语私人书院。目前该书院共 70 多名学生，18 位不同国籍的老师。陈女士的大儿子 Michael 是书院里年龄最大的孩子，2012 年，他拿到了具有南方哈佛之称的埃默里大学录取通知书。作为 Michael 的母亲兼老师，陈女士给埃默里写去的推荐信中，介绍了儿子 4 个闪光点：中英文双语优势、博闻强记，对人生的使命感，以及作为家中长子的担当和责任。
“教育的意义在于帮助孩子体察人生旅程的意义，寻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为此付出努力。”陈女士说。
关于孩子们的未来，张乔峰告诉记者，他的打算是让孩子以后上美国大学；日日新学堂的张冬青则表示，学校打算逐年建设初中部和高中部，目前她的女儿“小石头”就读 6 年级，是学校年龄最大的学生，之后“小石头”会一直跟随日日新成长，直到高中毕业。“一旦有学生想要中途退出，考普通初中和高中，我们也会对他们进行一些集中的应试辅导。”张冬青表示。
声明：本文由《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转载请保留）拥有版权或由内容合作伙伴授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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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去比不去更无聊的地方？
by 禺谷

最新的调查显示，艺术类、音乐类课程和课间休息的消失会给学生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目前美国有四千九百万的学生回归公立中小学，但是许多舆论认为，这些小孩的校园生活更加枯燥无味了。他们为了准备日益增多的考试而减少了社科学习的时间。学校方面，由于财政紧张还有联邦政府所拨的预算减少了1/10的原因，已经开始慢慢削减音乐、艺术和体育课程的开支了。
著名的教育历史学家、教育考试评论家丹妮·里威奇在一封写给学术沙龙的邮件上面提到：“语文、数学越来越受重视意味着学生们会花更少的时间在那些不需要考试的课程上，如艺术、科学、历史、社科等，这些学科得到的资源也会更少。”
自称是教育改革运动支持者们认为：要保证教育质量，用学习成绩评估教师的表现是唯一的方法，而把重点放在语文和数学是为了提高差生们的成绩。
尽管如此，资优生和差生的成绩差距还是很大。有（存在激烈争议的）证据表明，学生难以腾出更多的时间进行创作。2007年一份教育政策调查发现，自从政府2002年开始执行“不让一个学校掉队”的措施之后，44%的小学从那时起减少一些无需考试的科目的课时，而每个需要考试的科目的教学时间也平均减少了32%。
语言共核组织即将发表的研究表明：在这个秋季，中小学出现了更多戏剧性的变化。尤其是小学里面，教学改变没有走正式的渠道，一个老师可能教所有的科目。
“接受调查的教师对于这种课程与科目收窄的政策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令我们惊讶，尤其是这种收窄不但在中学出现，现在连小学的情况也越发严重，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琳　门逊，语言共核组织的执行董事、美国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人文基金会副主席、前美国企业研究所成员说。
领头羊教育机构的调查员、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安迪 罗瑟汉姆则反驳说，课程缩小的问题并非如外界描述的那么天花乱坠。对这个问题的指责在于它的教学质量而非课程测验。同时他也质疑CEP的研究方法，并指出，2009年美国政府问责局的一份调查发现，只有7%
的教师上报说在2004-2005以及2006-2007学年度美术教学课程有所减少。
罗瑟汉姆说，“我们现在争辩衡量的标准在哪里，但真正的问题却是学校的容纳量。我们在勉强学校做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课程收窄的推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这使得这个现象不能很明确地和“不让一个学生掉队”措施区分开来。甚至说，普通学校的艺术和音乐教学资源匮乏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
不管怎样，百无聊赖的学生现在只是做做笔记，但却不去上课，尤其那些对色彩没概念的学生，对艺术课程更是避之则吉。2011年2月，一份青年联合会的报告发现，无聊是驱使费城学生逃学的最显著原因，因此，只有63%的学生能在6年之内大学毕业。那些参与调查的学生用一个很形象的词“逼出（校门）”来形容年轻人是如何被无聊打败的。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温习、准备考试，这让人觉得很枯燥。”一名21岁的费城学生罗密欧 罗德里奎兹说道。他换了很多间学院还换过一个导师。“坐在那里一直地看书，而老师们每年都是问一样的问题。”受调查的年轻人抱怨，有太多的考试要准备，却太少的课外活动来调节放松，也没有什么艺术科目和职业培训提供给学生参加。
改变是从上层开始的。“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措施是乔治布什“钦点”的教育政策----要求学校要在阅读和数学方面要取得适当“年度进展”(AYP)，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停办学校。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设立的最高奖助金竞争把重点都放在了阅读与数学的科目上，并拨出大笔款项鼓励每一个州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和老师的业绩评估捆绑在一起。
美国的各所院校的教学重点现在可谓是“主次分明”。2009的联邦恢复法（激励机制）为美国政府提供了约莫34万2千个教育工作职位。
由于只有20亿美元和390亿美元的基金余留，政府开始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如果州和联邦政府的资助没有大的提高，那么削减还会继续下去。
根据一份由美国政策与预算优先中心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从2008年起，超过29万份区域性工作被淘汰，其中的19万份是去年淘汰的。24个州的学府（占全国学生人数的2/3）都不同程度地削减了费用。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纳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削减幅度超过20%。国家教育预算以“低收入学生优先得到资助”的政策分发到大部分的州，预算的削减使得那些贫困学生占多数的州遭受到“重创”。可以说，穷苦人家反而成了枯燥校园生活的受害者。
在那些表现最差的学校，通常是穷学生最多而白人最少的学校，他们已经对标准化考试取得AYP已经绝望了。相反，表现好的学校则会在考试前的准备阶段举行全校性的动员大会，过后就挂出大大的横幅来庆祝他们的AYP成绩。
“我们举行很多动员大会去激励那些考PSSAs的学生，但是，坦白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罗德里奎兹 说.
各校校长们都已经明确了：分数放在第一位。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各级主管，都必须把数学和阅读作为学术成就和学校业绩的衡量标准。各种职位由原来的公开透明转为暗箱操作。
“这份调查不够准确，”里威奇认为，“大量的证据表明，富裕地区的学校各个课程仍保持均衡，但是贫困区域的学生就有可能被迫聚集到更大的课室一起上课或者被迫参加一些味同嚼蜡的课程。”
支持者们其实是在捍卫一个心酸的必需品而已。

“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如何让小孩顺利从高中毕业，并且有机会进入大学。” 凯莉 森图里拉说，她是一个洛杉矶特许公立学校教7年级数学和美国男校教科学的老师。“如果我是一个7年级生，要我在修一门额外的数学课程来为日后的代数课程做准备，和在修一门艺术课程里面做选择，那么我会感到巨大的压力如果我不选前者。”

数学与阅读联系是否能消除（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分歧仍存在争论。最近，亚特兰大和费城的欺骗丑闻也暗示了某些测试的分数也许是形同虚设。与其更换科目，学校方面更希望加强他们的监督手段----尽管并不怎么有效。
鲍勃 彼得森,30岁，是一名来自密尔沃基、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他认为现在那些贫困区域的小孩最需要的是全面的教育。
那些父母没有经济能力的小孩才是最需要接受全面教育的一群，因为他们在课余时间和暑假没有地方可以去。----彼得森是一个活动家，最近刚刚就任密尔沃基教师教育协会的总裁。

里威奇说，“如果要裁员，那么艺术和人文学科的老师就是第一批要走的人。而且势必要决定哪些科目是必要的、哪些是可减少的。显然，考试科目必须留，其余的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图书管理员解雇了；美术、音乐老师被解雇了；考试预算不能碰了。”
根据一份2010年美国国家艺术教育基金会的研究发现，有些美术课程自2002年起一直都有不错的进展。不过一些美术老师对于”不让一个小孩掉队“的政策却持有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抱怨说，人员和基金减少了，老师的工作多了，学生也被拉去补课和做考前准备了。2011年6月艺术教育中心最新发布的研究发现，纽约在2006-07学年度失去了135名美术老师，大约有23%的学校没有具备执教资格的美术老师。

科学类课程曾被总统奥巴马在2011年国家国情咨文中形容是”开启美国繁荣大门的钥匙“，但是目前也深受其害。科学系老师抱怨说，他们正面临着教学实践减少的危机，也被限制参加全国性的科研活动。
”不太实际“的那些科目就更惨了，像人文学科，有可能会被拉到小学，而不出现在高等学院里。”
看来，人文教育工作者和其学生们只能一路跟在往前狂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朋友的后面了。“斯坦利·费舍说，他是人文学科的捍卫者。
学生的苦闷情绪只能从午休中得到缓解----然而这长期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休息方式如今也被校长们挤到了每日课程的最后几分钟。一份2005年教育部门发布的研究发现，每个学生平均每一个上课日只能休息26分钟，贫困区域的小孩休息的更少。
连幼儿园都发现小朋友的玩耍时间正在减少。在幼儿园，连一个5岁的小孩子都在忙着做数学试卷，而没时间去玩过家家，角色扮演和画画。2009年一份美国儿童联盟发布的研究发现，洛杉矶和纽约幼儿园的小朋友每天玩耍的时间是30分钟，而看书和做数学的时间竟然是玩耍的6倍！
“许多的文件和研究都表明了玩耍对于小孩子的健康发展和学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现在连玩耍这一项内容也渐渐被早期教育占据了并取代了。我们认为，这种改变对儿童以及整个国家的前途来说都是可悲的。”
他们警告：“幼儿园很快就会成为另一个灾区。”
转自：译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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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宪：在家上学 新式教育的试验田

“身处当下文化沙漠中的我们，就是一帮文化的、教育的难民。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为了孩子和自己的救赎，还要硬着头皮搞新教育”

本刊记者 徐丽宪 发自北京、大理

45岁的张乔峰决定把6岁的儿子张洪午带离学校。

张乔峰不能忍受传统教育在他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毒害，再在张洪午身上延续。“所有的学习都是以伤害我们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的。”

他希望张洪午未来做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洪午离校后，张乔峰在家创办了学堂“龙学园”，自己教张洪午。

早在1945年，李慎之就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开设《公民》课。他是中国20世纪思想界最重要领军人物之一。

2003年，李慎之去世。晚年，他念念不忘，希望在中小学校启动公民教育，编一套公民课本。他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张乔峰的龙学园只是“在家上学”形式上的延伸。2010年，在浙江经商的江西人徐雪金创办“在家上学”网，让更多中国家长可以为孩子的教育权自由选择。一份数据显示，目前实践在家上学的孩子达到了1.8万。

“不是跟传统教育有对立性，应该是一种互补的教育方式。”张乔峰说，“政府应该给理想一点时间，而我们也应该给政府一点时间。”

让孩子回家

“龙学园”位于北京回龙观一幢居民楼里。2011年在这里租房后，他把儿子张洪午从学校带到这里。

当年9月，张乔峰为张洪午找了一家“还算不错的私立学校”。没多久，张洪午在学校里拍的一张照片让他觉得“孩子不对劲”。“照片里孩子双眼无神，无精打采，回到家也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张乔峰觉得是现在的教育体制，让孩子变得如此苦逼。经过了解才知道，张洪午在学校基本不能看课外书，长时间被关在屋子里。每到中午就需午休，这是好动的张洪午最难受的时间。“不管你愿不愿意，老师都要求孩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哪怕你根本就不想睡觉。”

张乔峰心里很焦虑，他认为这种教育会把孩子毁了。“批量生产的教育，对产生高级人才很不利，有些孩子的天赋很好，但就是不能适应传统的教育模式。”

此前，他就从一些朋友那儿了解在家上学的情况，他觉得凭自己的智商，自己在家教孩子是完全可以的。

23天后，张洪午离开学校。张乔峰的理由是，平庸、单一的学习方式还可以理解，至少在课余时间可以帮孩子补过来，但在孩子心里留下的创伤，是很难逆转的。

在这二室一厅的房里，客厅一分为二，一边摆放书籍和孩子的游戏场地，一边摆放一张桌子——供孩子吃饭和写字。书柜里摆放着《哈佛家训》、英语名著等书籍。

在一面墙上，写着张乔峰认为孩子最需要具备的几个素质。他把德行、修养放在了知识前面。“不要让孩子变成知识的机器，身心健康才最重要。”张乔峰说，“每天让孩子有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的运动。”

一年后，有两位同龄孩子的家长出于对张乔峰教育理念的认同，把孩子送到龙学园，成了张洪午的同学。

张乔峰对孩子的教育不仅局限在家里。他会让孩子适度参与自己在外面的一些事务，比如，带孩子去租房，引导孩子建立人际交往的规则。

在不久的将来，张乔峰会搬离如今租的这个二室一厅。“已有人投资，租一个更大的场地，带更多的孩子。”

如果说张乔峰的扩张还只是一种理想的话，距离龙学园几十公里的“日日新学堂”则早已奠定了在北京家庭教育圈里的名声。

“日日新学堂”位于回龙观小沙河村的一个果园里。果园平常都是由学堂里的240位学生和70位专职老师，以及部分家长参与打理。

张冬青2006年创办了这个学堂的前身——带孩子在家上学。这一年，张冬青的女儿5岁。

张冬青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名老师。这样的身份，让她深深明白“应试教育和人的成长是相违背的”。“人生的目的就是高考，考上大学后就算完成任务了，就要挥霍一下青春，却失去了求知的欲望。”张冬青说，“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

为女儿小石头（化名）找了好几家幼儿园，发现都不如人意。于是，张冬青产生了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带的想法。没想到，她的这个实践得到了身边3个家庭的响应。就这样，4个家庭组成了一个学习互助组，在居民区租了一套房子，请专业老师给孩子们上课。“那时候还没有下决心辞职，只在有空的时间参与。”

一段时间后，张冬青“感觉孩子的天性就一下子解放了，带来的变化有些喜人”。

当年底，孩子增加到了9个。“我们总是愿意看到孩子可爱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孩子的弱点，我们会花很多钱求助于教育机构修正孩子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对孩子往往求全，希望孩子是完美的，孩子内向了希望他活泼，孩子好动了又希望他稳重，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却要孩子做到。”张冬青觉得，造成传统教育功利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来自家长。

两年后，最初和张冬青一起办家庭互助教育的另外3位家长都把孩子重新送到了学校。她认为，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就越来越有考试的压力，他们怕孩子以后竞争不过受传统教育的孩子。

“他们经常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让孩子成为自己的面子，将自身附在孩子身上，控制孩子的成长，这个标准是完全出于功利的，是以社会价值标准为坐标的，是以成功为指标的，孩子个体的价值在我们的意识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张冬青说。

“让孩子自然成长是最好的方式。”2008年，日日新学堂迎来快速发展，张冬青决定辞职，专心打理学堂。

在日日新学堂，孩子也会进行一些考试，但这个成绩不会被公布，也不会进行排名。在学中文时，日日新学堂的老师会以讲故事的方式去让孩子接受一个个文字。比如，一个“名”字，老师会告诉孩子甲骨文、隶书、楷体等多种写法。

张冬青把12岁之前孩子的教育分为3个阶段。4岁之前为养蒙（指的是孩子从初元状态逐渐觉醒的过程）阶段；4至7岁为养正阶段；7至12岁为养德阶段。

她最反感的是传统教育里的“告密”。“有很多学校规定课间孩子不能到院子里玩，如果发现谁违规了，就鼓励同学去告诉老师，这样的学校不是育人，而是毁人的。它培养了一种专门发现别人错误的习惯，这是阴暗心理的温床，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依赖老师权威，这个行为的实质是奴性人格和告密人格。”

回归传统与坚守在家

在北京的张乔峰把张洪午带离学校后不久，广州的章友彩却不得不重新把孩子送回学校。在此之前，她的孩子童童（化名）经历了一年的游学时间。

章友彩很早就意识到传统教育的问题，但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她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学校。她能做的，就是尽量给孩子找一家好点的幼儿园。

章友彩说，其实身边很多家长都有跟她一样的想法。“大家都知道传统教育有问题，但都认为改变不应该从自己开始，都期望别人站出来，改变得差不多了，觉得有效果才站出来开始。”章友彩说，“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实验品。”

在一番比较之后，章友彩为童童选择了中大幼儿园，过去一打听，因为要交十几万的赞助费，不得不打了退堂鼓。退而求其次，选了另外一家幼儿园。

去幼儿园没多久，章友彩有些不能忍受了。“第一课就是让孩子学会规规矩矩，把手放在桌上不动。”章友彩说，“学校应该让孩子彰显个性，而不是扼杀。”

她对传统教育的流水线生产深有感触。她觉得，基本上就是统一教育，“把班上的几十个人化成一个人，这样更容易完成教学目标。很少有老师真正去关心孩子心理的需求。”

有一次，章友彩去学校参加公开课，她发现所有的家长都特别喜欢让孩子表现。还有一次，老师提问让孩子回答，有一个孩子不愿站起来，他父母气得在背后狠狠拧了孩子一下。看到这些，章友彩很难受。

但最终让她下定决心带孩子回家的原因是，课外作业严重影响了童童的正常休息和成长。

其实在传统教育内，老师的处境也很尴尬。老师自己都不喜欢教材里的东西，但不用教材上的东西，学校又不允许。课本外的东西无法体现在应试教育的成绩上，家长又不乐意。

种种现象让章友彩感叹“命运的可控性太小了”。

回到家后，章友彩教童童最多的就是国学。但考虑到孩子的未来，她又不得不教孩子英文，为了形成一种学习的氛围，她家里的电视台只有一个英文频道。

慢慢地，章友彩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孤独。于是，她带着孩子游学到了新式教育的圣地——大理。大理于新教育而言，最强大的一个要素就是多元，在这里，可以遇到各个行业里优秀的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实验新式教育的家庭有一半在大理。

一年后，童童主动提出希望回到学校。“看到别的孩子都上学去了，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有一点社会人的概念了，要找同伴。”章友彩同意让7岁的童童回到学校。

当然，章友彩认为孩子的社会化也不一定非要去学校完成。她的理想是，在未来建一个6个家庭左右的社区教育模式，让孩子在生活中清楚规则怎么去制定，明白秩序是怎么建立的。

同样是在家自己带孩子的四川人吴刚已经整整坚持了7年。如今，他和孩子卷卷生活在大理租住的一套2层小楼里。

2006年，10岁的卷卷离开学校，在家跟着父亲学习。两年后，吴刚带着卷卷迁居大理。

现在，卷卷的每天都很规律：“上午健身、读中国古代经典；下午学一会英语，再吹一会萨克斯，剩下两三个小时打打游戏，或者出去环着苍山或洱海骑车。早饭前晚饭后，他还会站一会桩。”

17岁的卷卷，回头再看刚离校时的状态，他觉得是“从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解脱出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完全释放了我的人性，在寻找真正的自己”。

搬离四川后，卷卷跟同学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间隔，也有思想上的距离。有一次，卷卷回家跟同学相聚，在饭桌上表达了对时事的看法。一同学立马告诉他“不能批评政府”。

吴刚说，卷卷从小就会寻找逻辑的一致性。“如果逻辑不一致，他就会怀疑，从学校退学，也是他发现老师教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样。”

“在观念上表达的东西，落实到行为上却是相反的。”吴刚认为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对什么是现代意识的人没有充分的认识。”

吴刚说，我们想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却想通过儒家道德去达到，这在文化上是冲突的。“从人的角度讲，人性的本能是博弈，通过规则来完成人的利益，儒家是靠道德层面来约束人性达到一个人为的平衡，这样的结果一定让人失去创造力。”

吴刚觉得传统应试教育完全剥夺了人性的博弈。“他们习惯了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观、观点灌输给我们，不需要我们去思考，只要照做就好。”

虽同在大理，但吴刚却刻意跟别的在家上学的家庭保持距离。“还是有一种文化中心主义，一谈到教育，就是谈怎么学知识。过去的教育塑造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然后我们又把这种理解延续到孩子身上，而对于什么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是没有正确认识的。”

游学

当章友彩还在畅想时，宋夏艳早已在大理创建了她的社区共建教育。

2010年，宋夏艳放弃在广州一家外企任总经理的工作，带女儿希希来到大理，尝试给她一种新的教育。

宋夏艳说，希希可能是那种天生就不适合传统教育的人。希希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不喜欢去学校去学校里，她是经常被老师罚站的对象。

宋夏艳于心不忍，就跟希希的班主任商量给她的作业减负，并带着她一起去听了广州华德福学校的几堂课。这个源自德国的非主流教育方式一下子打开了宋夏艳的视野，她顿时觉悟，“这就是一直想为女儿找的教育。”

随后，她给希希报了华德福学校，但因为排名的先后顺序，希希进华德福学校要等一年。

宋夏艳开始在网上搜索其他的类似的教育机构，无意中看到了萧望野在大理创办的那美学校在招生。萧望野曾在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服务的学校工作了7年。

赴大理之前，宋夏艳也经常苦恼自己的幸福指数很低。她的不幸福感源于传统教育对她的影响太深。“我职场上很成功，但总感觉少了很多东西，至少精神上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36岁了，还很糊涂，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宋夏艳说，“体制教育只教了一半——知识给我们，另一半——情感、人性却被有意剥夺了，体制教育不希望打开我们情感和精神方面的东西，这就是原因。”

宋夏艳不想让希希重复她这样的人生。那美学校倡导的灵性教育深深吸引了她。她辞掉工作，带着希希从广州去了大理。

但那美并没有给希希留下很美好的印象。一开始，学校一直只有6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希希发现一个7岁的男孩子经常欺负另一个女生，站出来打了男孩。老师让希希回家反省，宋夏艳听完希希的诉说觉得很沮丧，“体制内学校的感受又回来了。”

宋夏艳开始反思，“封闭的小环境里，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很难释放压力，开放的社区才具备孩子成长需要的多样性。”她没有让希希再回那美，开始在家上学，并着手创办社区教育。

宋夏艳接下了那美学校留下的大木屋。大木屋二楼是学习场地，楼下木工房、陶艺房、音乐室、茶艺室等，用于培养孩子的感知能力。与此同时，她还租了几亩菜地，希望未来让孩子参与。

2011年10月21日，宋夏艳在豆瓣网上创建“大理蔬菜教育社区”。她希望更多的家长参与到这个社区共建中，她在网上写下：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在半年的空档期之后，我醒悟过来。 如果真心地想要了解孩子、想要帮助他们，没有办法等待“被救赎”。 应该集合起来，自主创办一所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先进的学校。这所学校不是一所简单概念的“学堂”而已，而是一个真正融入生活、力透生命、给每一个成员都带来深刻的人生改变的家园。

一个月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河北、四川6户家庭一同来到大理，入住宋夏艳免费提供的小院。从此，宋夏艳便成了菜妈。

2012年5月，来自北京的候候和妻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阿斯根迁入大理，和菜妈联手投资建设两所亲子游学客栈，用于接待全国来大理的为孩子寻找新教育的家长。

两家客栈以年龄段来区分孩子。宋夏艳的只入住10岁以上孩子家庭，10岁以下的则入住候候的客栈。目的是“用各自家庭的气场营造社区氛围”。

宋夏艳看着几百个家庭来来去去，深深体会到父母望子成龙的焦虑。“他们都知道传统教育有问题，就到处去找能跟传统教育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但一段时间后又对新教育百般质疑。”

“还是父母太功利了。”

相信未来

选择在家上学，尽管很多家长在实践中有方式上的困惑，但对于孩子的未来，他们都表现出了乐观。

“在家上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美国。在获得合法地位之前，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合法化。

一份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在家上学已经成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种教育方式，在家上学儿童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现已占适龄上学儿童总数的3%。美国大多数高等学校承认“在家上学”的孩子获得的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的成绩。

张乔峰认为，在家上学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一个趋势。“网络获取信息很方便，要什么学习方法都可以找到”。

他甚至觉得40年后，中国未来的顶尖人才大部分会从在家上学这个群体里的孩子中产生。“这是个性化的教育决定的。”

张冬青的丈夫王晓峰说，日日新学堂教给孩子的东西将让他们终身受益，毕业之后，日日新带给他们的影响会在生活中慢慢显露出来，健全的人格、强大的意志力和好的学习方法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吴刚觉得，现在早已不是一离开体制就没法生存的时代，选择的多元化，可以让孩子的未来更自由。



“教育就是文化传承的实践，而身处当下的文化沙漠之中的我们，就是一帮文化的、教育的难民。我们能继承的文化资源如此之少，但是为了孩子和我们自己的救赎，还要硬着头皮搞新教育。”吴刚说。

菜妈宋夏艳则认为，孩子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如果想在国内上大学，可以通过社区报名去高考，如果不想在国内，那完全可以去国外。”

张冬青觉得，不仅仅是新式教育，传统教育也应当承担起培养孩子新人格的责任。“如果建立不起人的自我价值，个体意义不被推崇，人就符号化了，人民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变成一个政治术语。个人淹没在人群里，熙熙攘攘、庸庸碌碌，在等级中挣扎，在比较中痛苦，或者安于现状，抱残守缺。”

“建立儿童的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是我们的追求。”张冬青说，“让我们从尊重儿童开始。”。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丽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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