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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刘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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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0:39 | 只看该作者
课屡禁不止,反而越演越烈……呵呵,说着说着,有点跑题了,不好意思,各位。

5. 评:浑水摸鱼与浑身是胆, 2006-03-01 20:07, 潘丽瑜
对于考试我从来都是认为要脚踏实地的,浑水摸鱼的做法也曾是我所厌恶的,认为那是对广大考生极不公平的事情。但试问人生之中又有多少事情是公平的呢,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怨天尤人。如果每个人都抱着侥幸的心理参加考试的话,那么世界将面临的是一个悲剧……
其实,我最佩服的还是作者的“浑身是胆”。如果发现生活中有亏待我们的地方时,我们就应该敢于站出来争取属于我们自己的权益。也许我过去甘于忍受生活中的不平,以此来息事宁人,但现在才发现你的忍气吞声只会让别人更加的瞧不起你。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胆子也大了,呵呵。


9.大学的故事


9.1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40]

我大学学的专业是“英语教育”。我喜欢学英语。高考结束后,我最开心的是:好了,从此解放了,以后可以不学那个讨厌的数学了,可以学我最喜欢的英语了。
我高中时最喜欢英语、语文和历史。我一直害怕数学,小学三年级时遇到一位胡老师,他让我对数学有些好感,这种感觉后来又遗失了。高三时遇到一位金老师,她很善于“归纳”,高考前,我相信数学考试不会超出她归纳的模式,这使我对数学不再那么焦虑,但我对数学仍然没有什么兴趣。我所有的兴趣,几乎都与“语言和文学”有关:语文自然是语言和文学,外语也是语言和文学,历史在我看来也还是语言和文学,像小说。
拿了大学入学通知书,去大学报到的时候,我什么书都不带,就拿了一本《新英汉词典》。我的理想是,把《新英汉词典》弄明白了,就能够成为外语系一流的学生。直到今天我都喜欢看词典,里面有经典的、地道的句子。比如在解释work这个词语时,词典举的例子是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参见《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629页。)
我真的这样做了。在大学,我比较勤奋。因为我喜欢,所以也不觉得辛苦。上了大学后,我仍然像高中那样“勤奋”,却不一定是“刻苦”的类型。这里面好像有一些差别:一个人如果对某个事情感兴趣,他自然而然会努力,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努力,那叫“勤奋”。在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努力,就叫“刻苦”。一个人在中小学“刻苦学习”,还算是“情有可原”。到了大学,都“成人”了,竟然还“刻苦学习”,恐怕就没多少出息。所以,我相信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教育格言是“学海无崖苦作舟”,真正有力量的教育格言是“书山有路勤为径”。还有一句教育格言也很有力量,就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的学生把这句话作为《论语》的开篇第一句,很难得有这样理解老师的学生。孔子的这句话实际上是挑明“学海无崖乐作舟”。
学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这实在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不仅学习开心,还可以顺便拿奖学金。快要评奖学金的时候,我估计我能拿一等奖学金,我等待着拿一等奖学金。一等奖学金是250元;二等奖学金是125元。
可是,我只拿了二等奖学金。
我很不满。晚上我去班主任家里。我说:“不公平。”她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等奖,那就公平啦?”我说:“那是!”
她跟我做了一些解释。我慢慢地不那么生气了。然后她送我出门,离开的时候,她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一直很瞧得起你,你知道吗?”我说,“知道”。
第二句话:“今晚我很瞧不起你,你知道吗?”我说,“基本上知道”。
第三句话:“做大事的人从不斤斤计较,只有小人才斤斤计较,小气。以后不要做斤斤计较的小人,做一个大气的君子,知道吗?”
我答应说:“That’s all right!知道了!”
我遵守我的“答应”。从那以后,我没有为小恩小惠和别人争吵过,直到参加工作了,我从来没有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论文”之类的评比计较过什么。有些人也真没什么出息,就那么一快小小的蛋糕,那么多人像苍蝇似的围着它嗡嗡嗡地转来转去。要真有出息,自己到另外的地方买一块大蛋糕回来,一个人享用。我相信“不竞争”经济学原理,愿意用“不竞争”的方式来与人“竞争”。
我不计较什么,可是,有时候我的同学或同事竟然愿意把有些荣誉给我。(你给我,我当然要啦)。到目前为止,我总觉得我得到了很多。但我敢保证,我没有主动争取过什么荣誉。我敢保证,以后我也不会争取什么。
是不是越想得到,越斤斤计较,人家越不给你;你越超脱,越不在乎,人家倒愿意拱手相让?

赛埔评论:
1. 评: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 2005-07-19 21:53, 黄君海
厚道的人应该是在乎什么的人,也应该是会计较什么的人,如果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计较,那人还有什么主见,还有什么发展可言?人生还有什么奔头呀?如果厚道人是这样的话,那厚道就成了无出息的代言人了,我宁愿不做。当然厚道人是不会太在乎什么的人,更不是斤斤计较什么的人。这说明:要学会做一个会在乎,会计较的厚道人。我愿做这么样的一个人。

2. 评: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 2005-10-15 18:44, 心翔如风
写下我的故事,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或者说是内心的一种想法,但可能是因为一直受很多事情的干扰,一直未能付诸于行动。
从今天开始,我准备动笔梳理我记忆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的连绵不断,所承载的是我失去了的时间,我有一种“寻找失去了的时间”的冲动。我不知道我从记忆的深井里打捞起来的是不是就是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已经失去了时间,也不知道再经我的思想和文字叙述出来的,是否能还我的过去一个本来的面目。我甚至不知道,当我在叙述的时候,是否可以忠实于我的生活忠实于我的记忆甚至忠实于我的情感。但我知道的一点是,我未必可能做得真实地再现我的过去,我不会奢望,经我的回忆和文字加工之后的东西能够成为我的过去的翻版。

3评: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 2005-10-15 19:59, 卓然独秀
很有意义的尝试。个人生活史就是这样的吧。其实,写作的过程也是自我清思的过程。虽然所描述的过去可能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原始状态,但是,回溯正是一种自我的批判。它需要勇气,尤其需要正视自我。如同卢梭的《忏悔录》。

4. 评: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 2005-10-20 21:42, 周明
听刘老师在课堂上宣读他的文章比起单单在电脑上看要有意思多了,看着他在课上眉飞色舞、声情并茂地朗读,让我们一下子仿佛置身其中。课后细细回味,令人感慨万千。我的父亲也是个厚道的人,很多人都真心的对我说:你爸爸是个大好人!尽管有时候我觉得他对别人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不过,做他的女儿,我感到非常幸福!只要父母过得开心快乐,做子女的还有什么不快乐的呢?

5. 评:君子坦荡荡,小人斤斤计较, 2006-03-12 11:55, 刘良华
一直记得有一位老师提到过“寻找逝去的时间”这个话题,今天打开这篇文章,发现这个话题在心翔如风老师的评论中。
写自传,实在是在做一种类似“寻找逝去的时间”的事情。因为时间已经过去,寻找就成为一种自由回忆。
心翔如风老师担心这种寻找是否会“忠实于我的生活忠实于我的记忆甚至忠实于我的情感”,我的感觉是:自传永远只在“忠实”的近处,不可能完全忠实。类似绘画在生活的近处,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复制生活。这种差别也决定了绘画与摄影各自的价值。


9.2 Peter这个人[41]

我在湖北师范学院读书时,学校的学生大概只有3500人,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学。我对学校期望原本不高,“无论在哪里,一切靠自己”,这是我祖父传给我的基本精神。
那时学校办学条件显然不好(去年我回去时,发现那里已经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化)。外语系设在一个比较破旧的小楼里。唯一能够提醒我们“这是外语系”的标志是:学校为我们这个年级聘请了一位优秀的外籍教师Debbie。
并不是所有的外籍教师都是优秀的,但Debbie是名副其实的优秀教师。
Debbie教我们“口语”。她给我们推荐的教材是蓝色封面的“走遍美国”。里面大量地介绍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节日风情。在Debbie的课堂上,我们开始养成“准时到达”、“兑现承诺”、早晨见面一定要说“早上好”,向帮助自己的人说“谢谢”、自己犯错之后一定要说“对不起”、别人送来礼物时要“当面拆开”等等习惯。
我们寝室几乎每个男生都敬畏Debbie。我们对Debbie有那么多的好感并不是因为她是外籍教师,真实的原因是:Debbie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几乎在所有行为细节上显示出“师德高尚”的精神气质。
在我们班上,Debbie比较喜欢的人是Peter(熊比得)。据我观察,那是因为Peter在班上最厚道。在这点上Debbie和所有中国人(尤其是湖北人)几乎相同:越是自以为是的人,就越喜欢别人厚道。在我们班上,Peter是最厚道同学,Debbie最喜欢他,我也最喜欢他。我曾经反思我为什么最喜欢Peter,我的结论是:我是自以为是的人,Peter不是,他厚道。
后来Debbie做了一件事情“得罪”了我们,我们很失落。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男青年到我们班上来听Debbie上课,几个月后Debbie就宣布和这个男青年恋爱了。我们班很多同学一度为此事愤怒,至少我们寝室的男生好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谈论Debbie。一年之后,Debbie带着那个男青年去美国了。
Debbie走了,Peter还在。
Peter在我看来是个“义人”。他家里比较困难,但他好象从来不为钱的问题操心。倒是在我遇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拿出钱来请我喝啤酒。他可以拿钱很大方地帮助朋友,但他自己吃饭、穿衣一律简单。毕业那年,我们寝室很多同学都买了正式的“西服”,为实习做准备。Peter花30元也买了一件西服。可是,买回来之后,他穿了几次,总觉得那件西服穿在身上不自在,想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该用父母的钱买这么贵重的西服。”我问“有多贵重?30元钱的西服是最便宜的。”他厉声宣布:“30元也太贵了。”他让我陪他去退衣服,我恨恨地拒绝,他一个人拿去退了。
临近毕业的一天晚上,Peter很神秘地带我去萧然老师家,叮嘱我“穿上胶鞋”。我问“干什么”,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进屋后,萧然老师说:“我们去青山湖砍竹子。怕不怕?”我对这些事情比较感兴趣,立刻表态“不怕”。我和Peter各自拿一把砍刀,萧然老师拿着一支长长的手电筒,走进青山湖。
青山湖就在湖北师范学院的边上(后来划归学校了)。山里死沉沉的安静,薄薄的雾气在树干之间穿动,像是神出鬼没的地方。周围完全漆黑,手电筒只能照亮一小块地方。萧然老师自己有些害怕了,他拿手电筒不断往上空和远处照射。
这个萧然老师也太笨了,当他拿手电筒四处晃动的时候,忽然有人大喊一声:“你们干什么?站住!”我们赶紧站住。萧然老师熄了手电筒,将我和Peter手中的砍刀藏到杂草丛里。
那些人走过来,都穿着制服,他们说是“青山湖保安室”的人。
他们问:“你们来这干什么?”
萧然老师说:“来跳舞。”我和Peter赶紧跟着说:“对,来跳舞的。”
他们问:“舞场早就结束了,这么晚来跳什么舞?”
萧然老师说:“我们不知道已经结束了。”
他们看我穿着胶鞋,指着我问:“有穿胶鞋跳舞的吗?”
萧然老师说“他就喜欢穿胶鞋跳舞。”那些人比较生气,就押送我们到保安室。保安室有很多人,他们把我们三个人分开,每人一间屋子,隔离审查。
负责审问我的是两个人,一胖一瘦。胖子负责审问,瘦子只是旁观。胖子问:“你哪个单位的?”我说:“没单位。”胖子问:“你们来这干什么?”我说:“跳舞。”胖子再问“你真的是来跳舞的?”我说:“真的是来跳舞的。”其实我很想承认“我是来偷竹子的”,偷竹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的信念是:“既然萧然老师不承认,我无论如何不能说出真相。不然对不住朋友。”
胖子看我的态度,估计是不太可能问出真相的了。他开始使用他们的专业策略。他说:“坦白从宽,如果你坦白了,如果你揭发你的同伙,可以减轻对你的惩罚,如果你不坦白,如果你的同伙揭发了你,会加倍惩罚你。”
他的这个道理我懂,很多书里面讨论过这个“囚徒困境”。我对付这个困境的办法很简单:即使加倍惩罚,我也不说。不过是偷竹子,无论加多少倍,惩罚也不过是写检讨或者罚款。
胖子看出我死不认帐的决心,他放弃了审查,喝令我“转过去,对着墙,两手抬起来”。我不知道“两手抬起来”意味着什么,他做出两手抬起来的动作给我做示范。那个动作我在介绍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书里面看到过,达芬奇的“人体比例草图”就是这个样子。
我无法做出那样标准的动作,那胖子就过来踢我一脚。我还是无法做出那样的动作,他就过来又踢我一脚。我不怕他踢。
我只担心Peter是不是也在被人用脚踢。Peter是个老实人,要是有人踢他,我担心他会惧怕,他会哭起来。
我多么渴望萧然老师承认“我们是来偷竹子的”。这个萧然老师实在是不厚道。我所能想到的承认偷竹子的后果不过就是“罚款”或者只是“写检讨”。这没什么,我小学时写过很多检查,初中时也因为参与赌博写过一次检查。这种事很快就可以完成。
果然,大概一个小时后,萧然老师从另外的房间情绪激动地跑过来。他冲着我喊“说吧,我都承认了,告诉他们。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去带他们找砍刀。”
当然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眉飞色舞地把真相全告诉他们了。胖子写字的速度慢,不断提醒“慢点说,慢点说”。我说“你就快点记吧”,然后故意说得越来越快,情到深处,忽然说“就这些”。
胖子问:“就这些?”我说:“你还想知道什么?”胖子说:“再说说你以前还偷过什么?”我说:“以前没偷过,这是第一次。”胖子说:“不可能,你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我冲他大喊一声:“你才不像好人?!”胖子大概没想到我的变化会这么快,已经完全不是刚才低眉顺眼的样子。他不知道,既然我亮出了身份,我就不会怕他。刚才是“嫌疑犯”,现在我是“大学生”。虽然是“偷竹子”的大学生,但咱在同学和老师中也算是有“威望”的人。
胖子着急了,他威胁说:“你要是不说出你以前偷过什么,今天晚上你就别想离开这里。”
我赶紧说:“好,你记录吧。我以前偷过邻居的西瓜。”
胖子很开心:“还偷过什么?”
我盯着胖子说:“你以前偷过邻居的西瓜吗?”
胖子很生气,他说:“我邻居没有西瓜。”然后,他让我在“竹子”、“西瓜”等词语上面按手印。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有点委屈和惭愧。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牵着手按手印。
按了手印之后,胖子带我出去,让我上车回去。湖北师范学院保安处派了一辆漂亮的小车来接我们三人回学校。
坐那么漂亮的小车,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
在车上,我问Peter:“他们打你了吗?”
Peter说:“打了。”
我问:“他们怎么打你?”
Peter说:“他们踢我。”

赛埔评论:
1. 评:Peter这个人, 2006-01-25 09:50, 邓健林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充满了这样的转折吧。一件事,一本书,一句话都可能是契机。然而之前的一切都沉淀为生命里的养份了。

2. 评:Peter这个人, 2006-01-25 16:20, 陆桂娇
Debbie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几乎在所有行为细节上显示出“师德高尚”的精神气质。
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记下的一句话:细节决定素质,细节决定形象,细节决定成败……

3. 评:Peter这个人, 2006-01-25 16:21, 陆桂娇
我希望做“Debbie”式教师。

4. 评:Peter这个人, 2006-01-25 21:22, 徐莉
很喜欢这篇。所以说点题外话:
画画是一种表达方式。一个痴迷于纯表达的人的确容易忘乎所以、自我膨胀。我也很喜欢画画,保持在业余爱好,在选择专业时慎重地没有选择兴趣所在,如果拙劣的技巧必须成为谋生的手段我想一定是痛苦的。
读书是一种积累方式。处在积累的状态中的确容易感觉卑微、焦虑。对那种在焦虑中有某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使命感我非常熟悉。
喜欢文章中洋溢的自信、激情,觉得很难得,从中汲取一种力量和信念。

5.评:Peter这个人, 2006-03-22 12:05, 刘良华
上个星期Peter来我这里聚会。他走后,我觉得有很多话还没来得及说。
于是,今天上午就写出这个故事。希望Peter和他的爱人能够看到这个故事。
我曾经对Peter的爱人说:“Peter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信他的爱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会明白我们为什么是朋友。





9.3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42]

其实在早些时候,我已经不那么喜欢英语了。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我就开始把大量的时间用来画画。那时学校没有美术系,我和几位同学常到黄石工艺美术学校找老乡学画画。在那年,用于学画画的时间,远远超过学英语的时间。
到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大学生艺术节,我提交的水粉画获“学生绘画作品一等奖”(实际上是一位老乡起了作用)。那时湖北师范学院没有美术系,山中无虎,猴子称王。后来学校成立了绘画班,我任班长。自此绘画热情高涨,整天关在画室,有时请同学做模特画头像,或者约几位同学到“江北”(学校在长江的南岸)的稀水县的乡村去写生(那天与戴学辉师弟到江北写生时,遇到一帮敲诈勒索的小青年。师弟回到学校后到处宣传我如何勇敢而智慧地与小流氓周旋的故事)。
那段时间很安静地阅读了《西洋美术史》、《艺术:迷人的领域》等书和相关的文章,看徐悲鸿、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凡高、高更的传记或评论。对徐悲鸿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那句话印象较深。那是在大学比较美好的日子,常常做画家的美梦。
半年后,有一位师弟到画室来看我们画画。他站立良久,等到我们要离开时,他问:“我可不可以到这里画画?”我看他不像有艺术气质的人,威胁他:“先拿一幅作品来给我看看,如果有基础,就可以进入绘画班。”那位师弟比较自信,他问:“我可不可以借你的工具用一下?”
我不太情愿,但还是把画笔递给他。他坐下来,整理一下画布,查看桌上的陶罐和苹果,忽然挥动画笔,几分钟之后,就隐隐约约出现一幅光彩照人的图案。我们很多人都围在他的身边看他画画。
等他结束之后,我说:“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你来做绘画班的班长,我不干了。”
从那以后,我较少去画室,基本放弃了绘画。我一直觉得我是气量狭窄的人,看到别人的绘画水平比我高超,就再拿不出画画的激情。
多年以来一直感觉自己有画画的天分,中途又受过一些老师的激励,在同学中也曾经小有名气,做过“业余画家”的美梦。自从遇到那位师弟之后,发现那才是画画的气象,自己几乎没有入门。
从画室走出来后,我开始重操旧业,加紧学习英语。那段时间学校新图书馆落成,我经常往图书馆跑。
图书馆与画室是两个世界。
在画室,我曾经自我膨胀,得意忘形。也许艺术这东西原本就隐藏了一种使人自以为是、自我张扬的元素。
在图书馆,我感觉卑微、焦虑,在焦虑中有某种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使命感。
所有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使命感,其实是从读了一本不起眼的书开始。那天晚上我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偶尔拿起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100条建议》。那本书已经发黄而破旧,上面已经有很多人不守规则地做了笔记。整个晚上我就读那本书,直到图书馆熄灯、关门。第二天上午我没有去听专业外语课,直奔图书馆,把那本书(上、下)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另外一本书《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借出来。
我花了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去阅读那两本书。阅读《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书让我不断想象我“做教师”的生活;阅读《给教师的100条建议》使我开始想象“做研究”的生活。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无论做一个“教师”,还是做一个“研究者”,都是一种美妙的生活。
在《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这本书中,他讲了他亲手培育的“快乐学校”的故事,里面有一段文字,尤其美好:[43]

初秋,当清澈的大气中能清晰地听到每一种声响时,一到傍晚时刻我就和小朋友坐在碧绿的草地上,我让他们听了H.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苏丹王的故事》中的《野蜂飞舞》的旋律。音乐引起了孩子们情感上的反响。他们说:“野蜂一会儿近了,一会儿又远了。还能听见小鸟在叫……”我们又听了一遍旋律。然后去到正在开花的含蜜草地。孩子们听到蜜蜂的竖琴在演奏,雄蜂嗡嗡地叫个不休。这里就是那个毛茸茸的大雄蜂,时而在花上飞舞,时而落在花上。孩子们听了很高兴:这差不多就是录在唱片上的那个旋律,但是音乐作品里有一种特殊的美,这是作曲家从大自然中听来而又表现给我们听的。孩子们还想再听一听唱片上的旋律。
过了一天,我们清早又到繁花似锦的蜜源地段去。孩子们倾听蜜蜂的演奏,竭力想捕捉雄蜂的嗡嗡声,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很平常的东西,现在显示出美来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我挑选来供欣赏的乐曲都是以儿童所能理解的那些鲜明形象来表现他们在周围经常听到的那些声响:小鸟啾啾、树叶飒飒、雷声隆隆、流水潺潺、狂风呼啸等。同时我还防止他们感受过多的印象。我要再说一遍,音乐形象过多,对儿童有害无益;它可能使心绪惶惶不安,继而则使情绪反响迟钝起来。我在一个月内使用的乐曲不超过两首,但是配合每首曲子都要做大量的教育工作,目的是唤起孩子希望一再听那支乐曲的愿望,并做到让孩子每次都能在作品中发现新的美。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聆听那些在掌握初步音乐素养中具有特定作用的乐曲之间不要夹杂任何自发的,杂乱无章的印象。听过乐曲之后,孩子们应当细细听听宁静的原野,并在接受两首乐曲之间去认识大自然的美。
有一天,我们去橡树林。这是初秋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阳光下的树木绚丽多姿,秋天的小鸟在歌唱,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雁群在清澈的碧空中列队南归。我们聆听了柴可夫斯基的《秋歌•十月》。乐曲帮助孩子去感受在此之前未察觉到的周围自然界中无与伦比的美——橡树的黄叶在微微颤动,清新的空气发出馨香,道边野菊在凋谢。
孩子们情绪很高,心情很愉快,但是欢乐的曲子也引起了淡淡的愁意。孩子们已预感到秋雨绵绵的连阴天、寒风呼啸的暴风雪、夜长黄昏早的日子又快来临了。根据音乐曲调的印象,他们谈到了夏日的美好,谈到金色的初秋季节。每个人都记住了一些鲜明突出的东西,这时他们意识中的夏季和秋季的形象已是十分优美的了。如拉丽萨就说:“我跟爸爸去峡谷,山坡上是一堵大绿墙——树林、树林、尽是树林,到处都有阳光普照。不知哪里还有一只斑鸠在咕咕地叫。树林子里真美,真美……真想走啊走,让太阳总是那么明亮地照着。斑鸠咕咕叫的时候,树上的叶子好像都静下来在倾听。”
舒拉回忆道:“妈妈带我到地里去过。她跟着康拜因干活。我跟康拜因手叔叔坐在上面。后来我困了,妈妈把我抱上了新麦秸垛。我仰望蓝天,一会儿我觉着麦秸垛飘了起来,飘得很高很高。我一会儿来到一只小鸟跟前——可是小鸟还是在天上飞着——一会儿又离它远了。小蚂蚱也跟着一起飞——它们成群地唱着,迎着小鸟飞去。我就这样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小鸟还在天上飞着,小蚂蚱唱得更响了。”
我们又欣赏了一遍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觉察到孩子们已经能从曲子中听出他们记忆中感到亲切的那些不可忘怀的盛夏和中秋美的景象。孩子们还听出了新近的情景。
“我跟着父亲拉了一车干草。我躺在干草上,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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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1:12 | 只看该作者
星星在眨眼。旷野里只有鹌鹑在叫。星星变得那么近,好像伸手就能摘到,像小灯笼一样。”
这是尼娜的回忆。我听着这女孩的追述感到万分惊喜。要知道,尼娜向来默不作声,很难让她说上一句话。可是现在音乐,使她开口了。
真令人高兴,音乐使得情绪反应更加敏锐了,它唤起了由音乐形象美所引起的想像。真想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音乐的影响下去想像,去幻想。音乐能增强儿童天性中诗情的和想像的成分,这是多好的事。使我高兴的是,不论是柯利亚还是托利亚,听了塔尼娅和拉丽萨兴奋的讲述后也在那里沉思起来——他们也在回忆着什么。
音乐——这是强大的思想源泉。没有音乐教育就不可能使儿童得到长足的智力发展。音乐的最初本源不仅仅是周围世界,还有人本身,他的精神世界、思想和言语。音乐形象按新的方式向人们揭示现实事物和现象的特点。孩子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音乐从另一种角度展现在他面前的那些事物和现象上,于是他的思想便描绘出一幅鲜明的图画;这幅图画又要求用语言来描述。孩子从世间为新的想像和思考摄取素材,并用语言进行创作。
音乐——想像——幻想——童话——创作,孩子就是按照这样一条途径发展他的精神力量的。音乐旋律能唤起孩子一些鲜明的表象。它是培养理智创造力的无与伦比的手段。孩子们一面听着,格里格的乐曲,一面在自己的想像中描绘神奇的山洞、茂密的森林以及善良和凶恶的人物。最不爱说话的也想说话了;孩子把手伸向了笔和画本,要把童话形象留在纸上。音乐甚至把最消极的孩子的思维能力也激发起来了。似乎音乐给思维物质的细胞注入了一种能产生奇效的力量。我认为音乐影响下的这种智力高涨,就是思维的情感源泉。

读这样的文章很容易让人有“仿效”、“跟随”的冲动。我到图书馆(那时没有研究生处,招生简章放在图书馆)找来研究生招生简章。我对西南师范大学招生简章中的“中外近现代教学改革研究”这个方向感兴趣,就按照招生简章上的地址,给熊明安老师写信。
那封信很简短,大致是说:我想成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后来海南的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忘了自己过去的幼稚”。我的那封信充分地显示了我“过去的幼稚”。
好在熊明安老师宽容了我的幼稚。据我观察,这位老先生对我的这种幼稚的冲动和使命感不但不那么反感,反而击节赞叹。他的回信很简单,大意是说:“好,你来吧!”
后来我就真的到了西南师范大学。

赛埔评论:
1. 评: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 2006-01-25 09:42, 小鱼儿
我是受一位老师的影响,而对教育学发生浓厚的兴趣。并且把这个作为自己一辈子的事业,不离不弃。

2. 评: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 2006-01-25 18:08, 何聪燕
真正接触教育学是在师范的时候,那时所学的知识都比较皮毛,自己也不能说是感兴趣,只是不得已而已.为了考试、拿优秀。后来,在华师读大专的时候也学了教育学,是哪位老师教的我已没什么印象了。今天,读本科了,第一门功课就是教育学,说实话,基于以前的经验,刚开始我觉得这也还是“睡觉”混时间的,但是,经过四天的听讲,我不但没有厌倦情绪,反而觉得学到了不少有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对自己学习的态度重新定位。学好教育学,甚至其他学科,在教育岗位上做出成绩,当然,前提是能遇上一位好老师。

3. 评: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 2006-02-03 00:39, 李洁巧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爱不爱教育学,可能教育学这个名字在我脑海里定位了——沉闷。所以我很迷惘。为了追上社会的要求,我来到华师。听了课,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次短暂的学习给我带来了新的冲激,我很想把它立即运用于课堂教学中去,很想让我的学生分享我的学习快乐(我这人没什么好,就是有一副好心肠,希望别人跟我一样快乐地学习,快乐地生活。)现在再问我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因为太深奥了,我还要深入学习才行!

4. 产生不了兴趣, 2006-02-08 21:38, 微粒
可能中学教改成效不大显著,工作五年了,中学办学的弊端不断浮现:德育、择校、改变教学计划的补课、升学率、公办民用学校……太多太多了。穷人家的孩子难以分享到平等的教育资源。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家庭条件的原因我真的能感受到党的关怀,到现在也是。但是,我想转行了,我不能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总可以。

5. 评: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致微粒老师, 2006-02-08 23:05, 刘良华
感谢您的坦诚。其实我们这些人并不能改变中国教育。那些问题事关政治,而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一些教育细节上面做出一些改变。我对这些比较乐观,也因此而坚持在博客上鼓励老师们有所思考和行动。

10.硕士研究生的故事


10.1由博返约[44]

熊明安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这个人外部儒雅,待人谦和,可是内心激情澎湃,独树一帜。他的外部儒雅,待人谦和对我影响不大;他的激情澎湃和独树一帜对我比较有影响。
所谓内心“激情澎湃”,主要是指“由博返约,独树一帜”。他给我“口述”过他的“教育自传”:

我早年受父亲的影响,阅读各种小说和《药性四百位》、《医学三字经》等医学资料。曾经在《北京中医学杂志》上发表《诸疾原候论》(那是处女作)。在大学期间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学,推崇巴甫洛夫,在同学中一度有“巴甫洛夫教授”绰号。毕业留校(那时学校名称是“西南师范学院”)后在教务处工作了24年。其间,我的阅读兴趣逐渐转向历史,贪看历史书,学校曾经建议我到历史系工作(我的绰号由“巴甫洛夫教授”转换为“基辛格博士”)。再后来,我越来越感觉读书太杂,决意“由博返约”,选择了教育史学作为我的研究领域。我写过一首诗,作为“由博返约”的宣言书:
教育史学志终身,
鼫鼠之戒明于心。[45]
夙兴夜寐苦耕耘,
何愁五谷不丰登。

按照熊先生的说法,他在教育史学领域的成就,主要受益于“由博返约”。遗憾的是,早年兴趣太杂太多,“由博返约”的转换太迟。若转换得早一些,他说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所谓“独树一帜”,既指他的研究领域,也指他的研究方法。
就研究方法而言,他的办法比较奇特,可称为“不写文章不看书”
“不写文章不看书”大体可以这样解释: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去看书;如果不写文章,就几乎不看书。
“不写文章不看书”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在很多时候,即使不写文章,也还是需要读一些书的。如果仅仅为了写文章而读一些有限的“专题文献”,而不是大量地泛观博览,那么,这个人的读书的格局就比较小气。
但是,“由博返约”之后,熊老师的办法是把“写作”看得比“读书”更重要。他的理由是: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只有带着问题去阅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书读明白,才有可能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有深刻的印记,才有可能珍惜、领会书中的只言片语。
“不写文章不看书”意味着读书的时候不只是简单地“旁观”,而是深入书本的内部与作者展开一场深度汇谈。汇谈的结果常常显示为“参考”、“引用”作者的观点。而所谓“参考”、“引用”,实际上就是“使用”、“操办”。你不只是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让作者跟着你走。你在前面走,作者在后面呼喊。这就是“不写文章不看书”的状态。这种读书状态当然也需要理解作者、理解文本,但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一般意义上的“阅读理解”是“我注六经”,我战战兢兢地去参与别人的话题;“不写文章不看书”的阅读立场是“六经注我”,让作者参与我的话题,甚至逼着作者说出书中的“言外之意”。
让作者参与我的话题,实际上就是“以写带读”。我与熊先生见面的第一天,他就建议:多写文章,写多了你就会读书了。
我曾经专门和熊先生讨论他的“读书法”。我称之为“投石击水法”。
我的理解是:读书大概有两类办法:
一类是“微风吹水”,就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阵微风显然也可能使湖水发生波动,但波动的力度往往有限,只能引起表面的变化,甚至可能出现“水波不兴”的尴尬,不能发生深度的影响。
另一类是“投石击水”,就是往湖里投下一块石子,石子击水的时候会以石子为中心,荡起一轮一轮的涟漪。这样看起来好像影响的面不够广泛,但它有深度。
“微风吹水”的办法比较重视整体和系统,但它缺乏足够的深度。它的效果可能是“一米宽,一尺深”。
“投石击水”的办法虽然影响的范围有限,不够全面,但如果往湖里多投入几块石子,就可能引发整个湖水比较持久的动荡。它的效果可能是“一尺宽,一米深”。
如果一个人追求系统学习,他宁愿选择“一米宽,一尺深”的阅读方式(学习方式);如果一个人追求“问题解决”、“探究学习”和“体验学习”,那么,他可能更愿意选择“一尺宽,一米深”的阅读方式。
我选择后者。

赛埔评论:
1. 评:不写文章不看书, 2006-03-05 23:47, 心翔如风
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就我的体会,于我个人而言确实是这样的。这段时间读书读得挺苦,确实是在“读书”,可是更让我苦的是合上书本之后留在头脑当中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在与同学聊天时总会谈到这些问题。彼此共同的感觉即是这样的:只有在写作的时候,只有带着问题去阅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书读明白,才有可能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有深刻的印记,才有可能珍惜、领会书中的只言片语。

2. 评:不写文章不看书, 2006-03-06 00:21, kredarmy
“微风吹水”和“投石击水”确实是两种常见的读书方法,前者是“一米宽,一尺深”,后者是“一尺宽,一米深”。在我看来,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叫作“打水漂”——用得好的人在石头击水之后“落点”可以连成一串,功夫越深,串得越长,最后会沉入水底,把书读“深”。

3. 评:不写文章不看书, 2006-03-06 09:28, 3梁怡
这样的读书方法,对于勤奋好学的人来说,比较有效。我认为除了刘老师提到的两类阅读方式(一类是“微风吹水”;另一类是“投石击水”)外,还有一类,即第三类读书方法,也可称“不写文章不看书”的学习方式,就是读书得间法,即从阅读别人的文章中,寻找不成熟的观点或说破绽,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从而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

4. 评:不写文章不看书, 2006-03-06 21:16, 青流
伤十指不如断一指,就这点来说看书也应该是这样.有人说看小说就看《红楼梦》,看历史书就看《史记》……如果为写而看书,角度和深度肯定会与看闲书不一样。但看闲书就像欣赏浮雕,浏览是很快乐的。

5. 评:不写文章不看书, 2006-03-06 22:58, 聂林凤
我觉得还有一种读书写作的方法往往是在看了某些文章某些书的时候,受了启发或产生怀疑或批判反驳,才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和力量.就象我们现在的这些回帖也是因为读了文章而发表议论甚至写成文章.读书与写作之间的距离,相隔的就是思考和怀疑!这就是我的观点!



10.2“力行”教育学[46]

在熊老师的鼓动和怂恿下,我开始进入“以写带看”的读书生活。我写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
这篇文章原文很长,由于版面原因,发表时被压缩成一份“论文摘要”。虽然只是“论文摘要”,但也还是表达了我对“力行教育学”(或称之为“实践教育学”)的基本期待。我后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追求,几乎全部隐含在这份论文摘要式的“处女作”中。这篇文章是我研究教育的起点,也许将成为我研究教育的终点。敝帚自珍,抄录如下:[47]

我国近十年教学理论研究在取得可观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研究者少了“力行”的工夫。与之相关的还有研究者自身的素质及对环境的态度。
一、教学理论研究者必须身体力行,至少需要分出一部分人去“力行”
所谓“力行”,这里是指理论研究者较长时期地留在中小学教学第一线上,或参与更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实践。真正的教育家,应该是身体力行的教育改革家。他必须有坚实广博的教育科学理论;又有躬行改革的直接经验。既博学之,又笃行之。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看,指望中小学广大教师相信、掌握教学理论,则理论研究者必须“到群众中去”,自己在前面示范、实验,去作宣传解释,主动去推销自己的理论。“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只有事实证明了理论的实用、有效,基层广东教师才形而从之。当然,教学理论是可有一定超前性的。但理论的第一任务,毕竟是指导当前的教学实践。
二、理论研究者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
首先是建构流畅的认知结构。理论研究者需要以教学理论为中心,旁参博采心理学、哲学、历史、文学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泛观博览,以期融会贯通。其次是发展意志品质。研究者需要以精诚为志,强力而不返。要努力克服障碍,有迎拒“力行”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的心理准备,有韧性的反抗。既致知,又诚意,此二者是研究者“力行”的动力。
三、研究者必须正确认识个人努力与政策鼓励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教育科研政策是强调论文形式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作为教学理论研究者的职称评定及享受其它待遇的主要指标。由于采用“力行式”较之采用“历史式”的方法去研究教学理论在劳动量上艰苦得多,做成论文也要缓慢得多,因此一些研究者为了较快地做出“职称论文”而不得不更多地选择了“历史式”的研究。显然,对“历史式”与“力行式”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应给予区别对待,这是我国教育科研政策目前改革的责任之一。但是,研究者个人的主动努力,自下而上地形成群众的需要,这是教育科研政策改革的原动力。研究者把不“力行”的责任完全推给政策的不鼓励,而自己不主动先行,这是不客观的,也是消极的。

赛埔评论:
1. 评:“力行”教育学, 2006-03-09 23:10,周萍
我们总是在慨叹教育界的“代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力行”的方式可以架设桥梁,沟通鸿沟,您总是走在前面。

2. 评:“力行”教育学, 2006-03-10 08:48, 招巧宜
请恕我问一句:刘教授您是理论研究者吗?你较长时期地留在中小学教学第一线上了吗?您是参与了更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实践,还是指导了教学改革实践?您以什么指导教学改革实践?

3. 评:“力行”教育学, 2006-03-10 12:55, 苏兴丽
看了很感慨。很希望有多一些这样的先生。
人总是望着社会走的,我们也许本来是有这力行的决心的,但由于被美丽的东西所吸引了,就把最原本的愿望给忘记了。然后当回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是偏离了轨道。
是的,我们需要,渴望力行的先生,但有的东西是强求不来的,我们做的只能是宣传我们的理想,希望能在最大程度上去吸引人,同时引起共鸣。让他感觉到我们的好。
对于力行这个观点,我是支持的,我也希望在这个队伍里面去,毕竟,它所代表的是正确的。但,当生活与此形成矛盾时,我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不敢说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屈服生活的,这就叫生活所逼。

4. 评:“力行”教育学, 2006-03-10 16:20, 叶薏
杜威和陶行知是力行教育学的典范,然而现代社会是个文化泛滥的时代,今天当学生,明天当老师,后天当教授,有多少人思考过身体力行这四个字?即便有过力行教育学的意识,又有多少教育工作者真正做到了?力行教育学,任重而道远!如何让星火之势,成为燎原?

5. 评:“力行”教育学——致招巧宜老师, 2006-03-10 21:54, 刘良华
您的追问让我感到紧张和窘迫。
我算是理论研究者,我没有较长时期地留在中小学教学第一线上;我参与了一些教学改革实践,偶尔也指导教学改革实践;有时候,发现自己无法指导教学改革实践。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谈论我的理想。但愿有一天我能够事我的理想。


10.3 从“述评”到“批判”[48]

继《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之后,我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到两个主题上:一是“自学辅导”;二是“行动研究”。在“读硕士”期间,共发表文章30余篇:

1.    《我国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教育科学》1995年第4期。
如果说“力行”或“行动研究”是我找到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途径或研究方法,那么,这篇文章则是我找到的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个目的和主题:教育改革的基本目的或终极使命乃是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独立学习”的精神。由此,我将“自学辅导教学”或“学导式教学”定为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出路。“行动研究”与“自学辅导”一起构成我所理解的教育改革的“关键词”。
2.    《行动研究兴衰的启示》,《教育研究与实验》,1995年第1期。
受李臣之博士的影响,我开始关注行动研究的问题。这是《论“力行”之于教学理论研究》的延续。我在《校本行动研究》的前言中详细叙述了我和李臣之博士合作思考“行动研究”的故事。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重要部分。
3.    《行动研究若干问题探讨》,《教育科学论坛》,1995年第5期。
这篇文章对“行动研究”的不同类型做了比较完整的解释,文章的部分观点后来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
4.    《怎样认识行动研究》,《教育导报》,1994年第39期。
这篇文章讨论行动研究中的一些争议和分歧。对相关问题的解释直接导致我们开始思考“教研相长”的主题。
5.    《“教研相长”刍议》,《基础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李臣之博士由“教学相长”和“教师成为研究者”这两个教育口号“合成”这个主题。我只是做了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6.    《成人教育研究的新进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在思考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这个问题时,我开始注意到“终身教育思潮”。这篇文章是有关“终身教育思潮”的思考。
7.    《美国学生活动种种》,《外国中小学教育》,1995年第5期。
李臣之博士在华东师范大学复印了相关的英文材料,我们将这些材料翻译和整理成为“美国学生活动种种”。李臣之博士将它作为“活动课程”的基本材料,我将它作为中国“教学改革”的备择方案。
8.    《当今中小学教学实验的四大主题》,《教学与管理》,1996年第1期。
熊先生建议我系统思考和整理“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大体是关于“中国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历史研究报告或历史调查报告。
9.    《民国前期教育思潮的演进》,《教育史研究》,1994年第3期。
这篇文章大体是关于“中国近代教学改革”的一份历史研究报告或历史调查报告。
10.《卢作孚教育思想述评》,载杨光彦主编:《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当时西南师范大学召开“卢作孚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研讨会,这篇文章是我和熊先生合作的一篇会议交流论文。
11.《特殊效应在教学中的影响与对策》,《教师之友》,1995年第6期。
这是学习了张大均老师主讲的《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对“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比较有限,至今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的思考上。
12.《情绪不好怎么办?》,《心理世界》,1994年第3期。
这是我和张金福师兄合作翻译的一篇文章,英文材料是《研究生英语》课本上的一篇课文。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两人摩拳擦掌,打算继续合作,合作的主题是系统研究“艺术家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关于“艺术家自杀”问题。可惜这个计划后来因师兄提前毕业而终止。
13.《马卡连柯论惩罚之分析》,《教育管理》,1995年第4期。
在思考“教育改革”尤其是“快乐教育”、“愉快教育”这个主题时,我感觉人们对“惩罚”教育有某种误解和偏见。这篇文章的初衷是重新伸张“惩罚”教育的价值。我个人对这个主题一直怀有热情,也许以后会做相关的专题研究。
14.《行动研究在幼教科研中的应用》,《四川幼教》,1995年第11期。
这篇文章纯粹是为了满足发表的欲望。
15.《关于幼儿活动的论争》,《四川幼教》,1996年第3期。
这是学习了任一明老师主讲的《外国教育史》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感觉教育的秘密隐藏在幼儿教育那个地方,而且良好的“教育理论”隐藏在“幼儿教育理论”那个地方。由此,我重点研究了福禄贝尔、爱伦•凯和蒙台梭利三个人的教育思想。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我分别找到“游戏”、“生活”、“工作”三个关键词。这篇文章写成之后,我曾经集中精力关注“幼儿教育学”的问题。1996年打算报考北京师范大学的“幼儿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拿到准考证。后来急于工作,放弃了考试。1998年再次报考时,改换为“教育学原理”专业。
16.《课程与教学之关系探讨》,《教育科学论坛》,1994年第6期。
这篇文章主要由李臣之博士完成。我们当时处于合作的兴奋时期,偶尔相互挂名。
17.《影响教育实验有效性的因素及其控制》,《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6期。
这是我学习了刘电芝老师主讲的《教育研究方法》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由我和高师妹俩人合作完成。1996年高师妹到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找工作,那里要求她试讲,高师妹试讲的主题就是“影响教育实验有效性的因素及其控制”。试讲之后,立刻签约。据说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的施铁如教授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
18.《对异步教学实验影响的归因分析》,《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3期。
这是我学习了沈小碚老师主讲的《教学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我1992年做中学老师时,试用过“异步教学法”,主要采用了其中“自学—启发—复习—作业—改错—小结”的教学程序。我后来重点阅读了黎世法先生的专著《异步教学法》以及相关文章,对此项实验研究的推广和“传播”方式有较深的印象。这篇文章是从“行动研究”的视角来讨论“实验研究”的个案。)
19.《形成性评价在异步教学中的应用》,《异步教学研究》,1994年第5期。
这是我选修了刘克兰老师主讲的《现代教学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当时重点参考了步卢姆等人的《教育评价》[49]这本书。当时很兴奋,对布卢姆的“目标教学”及其“形成性评价”比较感兴趣。
20.《我国目标教学实验述评》,《教育论坛》,1995年第3期。
这是第一次正式思考中国现代教学改革中“目标教学”的经验与问题。当时对“单元矫正”策略比较感兴趣,但对有些说法如“目标之外的不教,非目标范围内的不学”并不看好。
21.《目标教学实验的几个问题》,《湖南教育报》,1995年10月13日。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目标分类”和“R-D-D模式”等问题提出质疑。
22.《合理编排座位》,《湖南教育报》,1995年2月18日。
这篇文章原文较长,发表时被压缩。主要讨论如何“使学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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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利于学生自学”。
23.《我国“自学辅导教学”的源与流》,《教育导报》,1995年5月26日。
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是希望将“自学辅导教学”理解为一种常恒的教育历史现象,将“自学辅导教学”确立为“有效教学”的基本形态。
24.《论“准个别化教学”及其两难选择》,《教育导报》,1995年6月14日。
这篇文章也还是对“自学辅导教学”这个主题的系列思考之一。我所理解的“自学辅导教学”实质上是一种“准个别化教学”。
25.《也谈紧张与考试》,《教育导报》,1995年12月8日。
这篇文章更多地显示为一种生活信念:我鄙夷庸懒的生活方式,对“紧张”这个词语有好感。这篇文章重点讨论如何在外语教学中让学生保持“适度紧张”的智力活动状态。实际上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论紧张的智力活动》的一个部分。我写出毕业论文的初稿之后,请当时教我们教育学的杨炎轩老师指导。杨老师对这个主题感兴趣,邀请我给外语系八九级学生和中文系八九级学生做讲座。我讲的主题就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演讲,我演讲的自信也从那里开始诞生。从杨炎轩老师这里我学到三个教训:第一,要相信年轻人;第二,请他人做事后应该提供报酬。他那次给了我20元讲课费,我觉得惭愧,只收了10元。为了表达我的感激,我毕业离校时,送给杨老师一本《中国教育史》[50]。第三,如果学生给你写信,要及时回信。我给杨老师写过两次信,他竟然不理我,至今也没有音信。
26.《教师从事教育科研的几点思考》,《教育导报》,1995年8月18日。
这篇文章讨论“教师成为研究者”的必要与可能。
27.《教学的语音、语调与节奏》,《湖北教育报》,1995年10月10日。
这是当时思考“教学艺术”问题时的一份习作,与吴涛合作。
28.《课程范式简论》,《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6年第1期。
这是学习靳玉乐老师主讲的《现代课程论》这门课程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
29.《魏书生“六步教学法”实验述评》,《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6年第2期。
这是“自学辅导教学”实验的系列研究之一。
30.《王阳明的课程理论初探》,《西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5年第4期。
这是学习《中国教育史》这门课程后提交的一份课程作业。受熊先生的启发,我对中国教育史上“孟子—陆九渊—王阳明”这一支脉比较感兴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王阳明的课程理论称为“减损课程论”,与朱熹的“增补课程论”相对应。后来,我将王阳明视为“明心论”教学流派的三大关键人物之一。另两位是孟子和陆九渊。[51]

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有一个词语大体透露了我当时写文章的基本状态,这个词语就是“述评”。
所谓“述评”,一是叙述,二是评价。既叙述又评价,这是我所理解的做研究的两道门槛。
第一道门槛是“别人说了什么”(或“别人做了什么”)。这需要有基本的文献阅读,需要做一些历史研究和调查研究。你最好将自己读到的文章或看到的事实叙述出来,叙述自己读到的文章可以叫做“读书报告”(某个专题的读书报告可以叫做“文献综述”);叙述自己看到的事实可以叫做“调查报告”(亲自观察和访问的调查报告可以叫做“考察报告”)。这时,你的读书状态或调查状态大体显示为某种“欣赏”的态度。你的读书报告是你对某些文章的欣赏;你的调查报告是你对某些现象的欣赏。
第二道门槛是“别人说得怎么样”(或“别人做得怎么样”)。如果说第一道槛需要的是欣赏的态度,那么,第二道槛需要的是怀疑的态度。你应该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怀疑或反驳,你应该对现实中的某些现象提出批评或质问。
欣赏是怀疑的前提。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而不是欣赏,那么,你可能因先入为主而误解别人,你可能“根本没有听别人把话说清楚”就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倾听是质问的前提,如果你缺乏基本的倾听态度,你的错误不止是不尊重他人,你的错误很可能是“妄加指责”、“断章取义”。
看来“欣赏”的态度是重要的。这是做研究需要跨越的第一道槛。可是,无论“欣赏”多么重要,你还需要继续往前走,你需要有基本的 “怀疑”态度。
真正的怀疑需要勇气甚至冒险,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于无疑处有疑”,相当于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
如果你只有欣赏而没有怀疑,你就可能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你可能被别人的文章误导而执迷不悟。
你所看到的任何事情或事物都值得怀疑,你可能看到了“事情”和“事物”,但你并没有看到“事实”。你如果简单地相信“眼见为实”,你就可能被你的眼睛所蒙蔽。
放眼望去,你会发现美妙的“天圆地方”状态,你会发现太阳在不知疲倦地围绕地球转动,你会发现中学生守则完全符合中学生的培养目标,你会发现小学课本完全就是你想要教的内容。你会发现很多这类事情,但你没有发现事实和真相。
不只是“事物”、“制度”是可疑的,所有的“观念”、“信息”都值得怀疑。你读了某一篇文章、某一本专著,你听了某一场讲座,看了某一部电影,你可能被感动了,你觉得那个说法那个场面太有道理了,于是,你就相信了。实际上,你只是接受了一些“信息”,你并没有获得“知识”。你如果简单地以为,只要“被感动”,就可以相信,你就很可能把“劝说”误解为“真理”。你虽然“信以为真”,实际上你被你的“同情心”欺骗了。
我不是教你抵制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我的建议是:亲自思考,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二手货”(兰德语)[52]的储藏室和他人观点的“跑马场”(叔本华语)。
为什么怀疑?古希腊哲学家说“哲学始于惊异”,这是对的;克尔凯郭尔说“哲学始于怀疑”,“怀疑时我们就站到了哲学的开端处”,[53]这也是对的。“怀疑是思想的免疫系统,它保持着思想的主权,即保持着思想自主这一绝对性,使思想免于仅仅成为心理活动甚至仅仅成为生理活动。”[54]怀疑论者的说法是:怀疑起源于对宁静的期望:“人们曾经被事物中矛盾所纷扰,被他们到底应当相信两种对立观点中的哪一个所困扰。一个哲学家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另一个哲学家告诉我们正好与之相反的东西。因此,根据怀疑论学派的看法,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研究排除错误确定真理,那么他们也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宁静。”[55]
据说,历史上已经出现四代怀疑论者:第一代是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他们怀疑的是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第二代是休谟对归纳法和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知识;第三代是维特根斯坦对规则和制度的怀疑;第四代是“后现代”对所有知识、理想、制度、伟大理想等“宏大叙事”的不信任。[56]
其实,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怀疑主义派”,整个哲学史也并非克尔凯郭尔说想象的那样惟有“近代哲学始于怀疑”[57]。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怀疑论者。皮浪是早期的怀疑论者,贝克莱和休谟是怀疑论,康德和胡塞尔更直接地显示为怀疑论者。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几乎就是“我怀疑故我在”;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就是“怀疑一切价值”。所有的怀疑论者都是对“独断论”的不信任和质疑。当这种不信任与质疑达到一定的强度时,哲学就分化为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或后现代哲学。
怀疑何以可能?
任何一种存在,必有一种相反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相反的存在也可能是合理的。按怀疑论者的说法:“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与之相反的命题”。“相互反对的论证似乎同样有力”。[58]
儿童中心是一种存在,社会中心是相反的存在;个性是一种存在,社会化是一种相反的存在;自然主义教育是一种存在,塑造主义教育是相反的存在。你能说儿童中心、个性、自然主义完全错了,社会中心、社会化、塑造主义就完全对了?
生活课程是一种存在,知识课程是相反的存在;人文课程是一种存在,科学课程是一种相反的存在;综合课程是一种存在,学科课程是一种相反的存在。你能够简单地说,生活课程、人文课程、综合课程就是原始的课程而知识课程、科学课程、分科课程就是现代的课程?
接受学习是一种存在,发现学习是相反的存在;班级教学是一种存在,个别化学习是相反的存在;惩罚教育是一种存在,赏识教育是相反的存在。你能简单地说,接受学习、班级教学、惩罚教育是保守的而发现学习、个别化学习、赏识教育就是进步的?
如果存在是合理的,相反存在也可能是合理的,那么,这就容易把人们带到一个虚无的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地方。权威没了,标准没了,你没有了依靠,你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你怀疑,然后暂时停止判断,悬置判断,提醒自己不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此似乎是对的,彼也似乎是对的。你怎么办?
这说明怀疑的意义是有限的,怀疑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不能表明你的立场。怀疑只是一种对你面对的现象、事实、制度、观念或知识等等表达你的“不信任”。
也就是说,你可以怀疑,这是你的权力,一个心智健康的人都有怀疑的权力。但是,你不能满足于怀疑,你需要从怀疑走向批判。怀疑是暂时停止判断,但你不能永远放弃判断。悬置判断的目的是做出自己的个人化的思考和整理。你终究还是要做出判断和选择。您的判断和选择对他人来说也是值得怀疑的,他人同样必须不断地怀疑和探索。但对你来说,你亲自思考了,你亲自经历了,你的判断和选择对你来说是建立在你自己的理智判断之上,你就比较“心安理得”、比较“接近真相”。
如果说“叙述”是做研究的第一道槛,你需要以“欣赏”的态度探察“别人说了什么”,如果说“评价”是做研究的第二道槛,你需要以“怀疑”的不信任态度查明“别人说得怎么样”,那么,“论说”则是做研究的第三道槛,你需要以“批判”的姿态表明“我有话要说”。
大体可以说,如果越过了第一道槛和第二道槛,你就已经是一个“学习者”、“学者”(包括“初学者”如吾辈和“饱学者”如钱钟书)或所谓“专家”(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家伙)。如果越过了第三道槛,你就已经是一个“论者”、“思想者”。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应该进入第三道门槛,你完全可以只做一个“学者”、“学术家”、“专家”,成为一个“学者”、“学术家”、“专家”也不容易。
只是在“学者”、“学术家”、“专家”之外,还有另一种做研究的态度和境界,可以称之为“政论家”、“思想者”或“思想家”。“政论者”、“思想者”或“思想家”就是专门发表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的家伙。“政论者”、“思想者”、“思想家”当然需要经过“叙述”的第一道门槛,也需要经过“评价”的第二道门槛,但他可能不会在第一道和第二道门槛那里做长时间的停留。思想者、思想家会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于“论说”(或“我有话要说”)。
比如,梁启超虽然发表过《少年中国》之类的激情飞扬的思想,但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做《清代学术概论》之类的学术研究。
比如,康有为虽然做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类的“学术”研究,但康有为的学术研究主要用于托古言志,用来表达他的理想。名义上是学者,实质是思想家。
当然,也有“学者”兼“思想家”的人物,比如鲁迅、陈独秀(偏于思想家)、胡适、蔡元培(偏于学者或历史学家)。这些人既愿意花时间谈论“别人说了什么”、“别人说得怎么样”,也愿意站出来像马丁•路德•金那样振臂高呼 “我有一个梦”(“我有话要说”)。
从“欣赏”(叙述)到“怀疑”(评价)再到“批判”(论说、申论),这是做研究的三道门槛、三个境界。其中比较困难的是从“怀疑”到“批判”过渡和转换。
怀疑和批判是有区别的。怀疑只是一种疑神疑鬼的“不信任”的心情,你并不见得有自己的立场。你对眼前的事情不那么信任,但你并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在哪里。批判却不同,批判的前提是你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和答案,你已经有自己的赞成甚至有自己具体的方案。你是用那个标准或那个方案去反对这个标准或这个方案。
真相往往在儿童中心与社会中心之间,在生活课程与知识课程之间,在接受学习与发现学习之间。
真理在“之间”,这里面有足够怀疑的空间,但你只能走“中庸”的道路。英国人罗素说:“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我记得当我还年轻时曾对此拒不接受,并报之以轻蔑和愤慨,因为那时候我崇拜英雄式的极端。”但真理并非总是有趣的,“中庸之道或许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却是真理。”[59]
“中庸”不是平庸,中庸不是庸俗。真正有力量的中庸是“叩问两端”、“极高明”,对“两极”有充分的理解,然后你根据现实条件和现实可能去选择你的立场。你一旦选择了你的立场,就意味着你对另外的立场提出你的批判。
经过了“叩问两端”、“极高明”而且充分考虑了现实条件之后的“中庸”,并不见得落实在“1/2”的处所,而往往在0.618附近。
0.618显示出你偏向一方,任何批判总是偏向一方反对另一方。如果不是偏向自然主义教育,就是偏向了塑造主义教育;如果不是偏向生活课程,就是偏向了知识课程;如果不是偏向发现学习,就是偏向了接受学习。你总得有一个基本的态度,你的态度不明显,你没有提出你的批判,你犹犹豫豫、你吞吞吐吐、你唯唯诺诺,你就无法行动,别人更不会根据你的态度做出行动。
这样看来,所谓怀疑与批判,其实一种学术的立场和学术的态度。如果你选择了学术的生活,你就得有怀疑眼光和批判精神。
学术精神会影响学术者的生活方式甚至会影响制度和实践的改造。一个有怀疑精神的学者,他很可能对日常生活中的他人也保持某种怀疑态度,他是一个多疑的人。
但是,学术和日常生活毕竟是两类活动。你可以反对某个人的观念,但你可以相信这个人的人格;你可以质疑这个人的学术意见,但你完全可以维护他说话的权力。
做学术需要怀疑,于无疑处有疑,保持疑神疑鬼地的心态;做人需要信任,于有疑处不疑。做学术需要批判,对观点甚至对制度对社会中的不公正现象提出严正的批判;
做人需要宽容,对人的弱点对人的习惯对人的不作为现象保持温和的宽容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生活习惯,每个人都有不作为的权力。你需要原谅他人的弱点,因为每个人都曾经幼稚过;你需要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他就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你没有权力改变他人的生活方式;你需要同情他人的不作为的态度,他可以选择作为,他也可以选择不作为,这是他的自由。你不能勉强、强迫他人按照你的意愿去做事。

赛埔评论:
1. 评: 从怀疑到批判, 2006-03-30 06:48, 徐莉
从怀疑到批判是一种积极的处事态度,即试图找到自己的立足点0.618处,找准“两极”之间的平衡点,然后在0.618处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读这篇感觉酣畅!

2 评:从怀疑到批判, 2006-03-30 10:25, 大熊
让人感受很深,这篇文章对我看待和认识事物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不过,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想做一篇题为《从相信到热爱》的文章,现在,不少中小学生怀疑父母,认为父母不关心自己的生活、怀疑老师,认为老师工作不是为了学生的成长、怀疑课本,认为课本上的历史事实和科学依据是不是真的。造成一些青少年不热爱父母、不热爱学校、不热爱学习……

3. 评:从怀疑到批判——致大熊老师, 2006-03-30 14:27, 刘良华
您是对的。欣赏也是重要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过欣赏与怀疑的关系:欣赏是怀疑的前提。如果你一开始就怀疑而不是欣赏,那么,你可能因先入为主而误解别人,你可能“根本没有听别人把话说清楚”就对别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倾听是质问的前提,如果你缺乏基本的倾听态度,你的错误不止是不尊重他人,你的错误很可能是“妄加指责”、“断章取义”。
这说明“欣赏”的态度是重要的。这是做研究需要跨越的第一道槛。
可是,无论“欣赏”多么重要,你还需要继续往前走,你需要有基本的 “怀疑”态度。
真正的怀疑需要勇气甚至冒险,相当于古人所说的“于无疑处有疑”,相当于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
如果你只有欣赏而没有怀疑,你就可能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你可能被别人的文章误导而执迷不悟。如果你过于迷信“眼见为实”,你就有可能被眼前的表象所欺骗,比如你可能会混淆太阳与地球的关系。
我知道,您说的“从相信到热爱”有另外的意思。

4. 评:从怀疑到批判, 2006-03-30 19:41, 沈旎
一个事物的判断是否可能投射于更多的方向,而非两极,是否存在更为复杂的多极,那么叩问的可能就不是两极,而0.618显示出的可能不是偏向于哪一方,而是创造出新的一方。

5. 评:从怀疑到批判, 2006-03-30 23:27, 卓然独秀
喜欢这篇文章,不仅喜欢它的主张和建议,也喜欢这样的叙述方式——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叙述,这在论文写作中似不多见。从内容来说,对研究生尤为有益。因为许多研究生都谈到过这样的困惑:每看一本书就觉得说得真好,很有道理,然后就没有自我了。因此,学会怀疑是一种学术的要求,也是学术的本质。
这正是一位研究者的成长轨迹。通过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关注焦点的变化、研究成熟度的变化、研究思路的变化……但有一点,对教育研究的热情不变,对自己作为研究者的定位不变,对自己通过研究而实现发展的目标追求不变。正是有了这样的设定,才有了今日的进步。



11.博士研究生的故事


11.1回到“教育经典” [60]

199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开始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工作了两年。1998年,重新开始读书生活。
上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叶澜老师给我提的建议是:多读书,少写文章,写读书报告比发表文章更重要。我印象较深的另外几条建议是:(1)说话不要偏激,不要以为偏激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重建,就不要把墙推倒;(2)如果不具备商榷的环境,最好不要写商榷的文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3)不要吵架。叶老师说她不愿意看到别人吵架。我一直觉得她的这个特点与她的一次经历相关:有一次我送她回家,在长风公园附近她看见有人牵着一条庞大的宠物狗。叶老师说“快走”。我问为什么,她说“那里有一条狗”。她解释说,在西藏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在路上行走,忽然冲过来一条狗。那条狗跑的时候并不叫喊,冲到跟前时才猛烈地嚎叫。叶老师说,那次虽然没有受伤,但从此就不喜欢狗。2004年我去拜访叶老师,叶老师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别致的小花园。我问叶老师住新房子的感受,叶老师说:就有一点不好,这地方很多人喜欢养狗。
按照叶老师的建议,我开始写“读书报告”。
第一年我所读的书主要是杜威的《哲学的改造》、《人的问题》、《民主主义与教育》和《学会生存》等几本书。第二年主要阅读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书。第三年主要阅读有关“教育行动研究”的资料。
我的“读后感”是:所谓“教育学”,其实是“教育学史”。而所谓“教育学史”,其实是对 “教育学经典”(“教育学名著”)的解释史。
人们对教育学经典有多种解释。你不能说那些解释是错的,但你也不必认为那些解释都是有意义的。那么多人提出了那么多解释,这些解释甚至相互冲突,你究竟相信谁的解释?
也许谁的解释都不可信,按照“现象学”的办法,你可以将那些解释用括弧括起来,把那些解释放进括弧里。括起来之后,你没有了依靠,就剩下自己。这时候,你成为孑然一身的孤儿,你没有了依傍,你不得不亲自去面对经典。
这种思路差不多构成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的全部生活。在上海,最大的收获是回到经典。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学)中就有一道试题:“永恒主义是复古主义吗?”
这道题目实际上已经暗示了我的博士研究生的读书状况。阅读名著或阅读经典可以视为一条永恒主义的路线。
那几年的读书生活大体可以由第一年的两份“读书报告”显示出来:

1.“哲学的改造”与“人的问题”:我的读书报告(1998年10月)
两个月来主要在看杜威的作品。9月份看的是《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0月份看《人的问题》(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现在已转入《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因为以前读过陈亚军著的《哲学的改造:从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罗蒂著的《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所以再回过头来阅读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时,比较容易理解。
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提出的观点,在今日的哲学界尤其是今日中国的哲学界很有现实意义。在谈到哲学界的转向问题时,杜威的《哲学的改造》是一部不可回避的经典著作。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书,但它表达了当代哲学的理想。
《哲学的改造》首先讨论了哲学的起源极其变化的经过。由于受宗教的影响,传统哲学将世界划分为“实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并妄自以论证超经验的实在为己任。杜威对此很不满意,建议哲学“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转向“讨论人类生活的理想和人类理智的活动所应指向的目标”。
接下来杜威回顾了自培根以来哲学领域中发生的四个新趋势:(1)人们的兴趣从永恒的、普遍的转向变化的、特殊的、具体的事物;从注意来世转向关心现世;(2)注重自然研究甚于盲从权威,以经验中的起源和经验中的利害得失做标准而判定原理和所谓的真理日益增加,而以超乎日常经验和独立于经验结果的高远的来源做标准日益减少;(3)进步的观念大受尊重,到处都有新的可能召唤我们;(4)实验的自然研究成为进步的唯一方法。在“理想与现实的已变的意义”中杜威再次提出,哲学应从“无用的形而上学和无效的认识论”转向“关心社会问题”。他所期望的是建立一种科学的人道主义理想。
《人的问题》读得慢一些,特别是在读第三部分“价值与思维”时感到杜威是在谈论类似罗素的形式逻辑的问题(其中有杜威与罗素的对话,包括商榷和不满)时,不那么容易理解。其他的内容与《哲学的改造》的主题是一致的。
杜威的在《人的问题》一书的序言“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中提出,“忽视迫切的论点和过分重视对人生事务无关系的论点的结果是:哲学逐渐为一般民众所不信任”。(杜威著,傅统先译:《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页。)“哲学应打扫其房屋并重新予以装备”。所以他建议对传统的哲学进行“改造”,改造的主要方向是从“绝对主义到试验主义”(杜威于1930年发表《从绝对主义到试验主义》一文),即从“实在的终极关怀”转向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去改善社会和人生的事务。下面主要谈杜威对“哲学的改造”及几点启示:
(1)“科学人文化”:杜威的理想
杜威的基本信仰可以概括为“使科学人文化(to humanize science)”(参见“民主信仰与教育”,第23页)。“科学人文化”的含义大致是:
第一,把科学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的和人生的事务上去”(参见序言部分:“人的问题与哲学的现状”,第7页);杜威相信“民主主义的成功的维持,严格要求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去求得和我们的物质知识大抵相称的社会知识,并去发明与利用和我们关于物质事物的技术能力大抵相称的社会工程的形式。”这里的“最有效的方法”显然是指科学的方法,利用科学来维持民主的成功。
第二,“科学的人文化”是以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精神来处理人文的问题。杜威在“对自由思想的挑战”一文中提出设问:“在道德中的原理和一般真理和科学中的是不是一样的——即这些暂行假设是不是一样的:它们一方面把过去不断经验与探究的结果集中起来而另一方面指导着进一步有效的探究,而这种探究的结论又转过来检验和发展所已用的暂行原理以便进一步加以运用?”这说明他是希望将科学探究的方法应用于道德问题的解决。接着他又解释说,“政治民主的核心是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办法来裁决社会上的差别。这个方法大致接近于用实验探究与检验的手段来影响变化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民主程序的基础就是使社会改变依赖于实验的结果;它是一种实验程序,它受暂行的原理做指导,而这种暂行的原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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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2:15 | 只看该作者
在这种行动的尝试过程中得到检验与发展。”(第126页)可见,杜威的“科学的人文化”的理想实质是用科学中“实验的”、“探究的”的方法。这种实验、探究的方法可以理解为“暗示—问题—假设—退路—检验”等“反省思维”法,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批判性思维方式”,如杜威在“对道德进行科学研究的逻辑条件”一文中所言:“从平常的思想态度转变成为科学的思想态度就是不再去理所当然地承认事物而去采取一种批判的,或探究的和实验的态度。”(第172页)
第三,杜威的“科学人文化”似可以称之为“科学的民主主义”或“科学的人道主义”(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学会生存》一书倡议 “科学的人道主义”,杜威的“科学人文化”与“科学的人道主义”似乎是一致的思路。
(2)民主及其教育上的意义
《人的问题》其实是科学与民主的问题,整本书都在谈民主与科学两件事。又因为杜威倡导科学是为了改善民主,即“科学人文化”,所以人的问题又可以视为“民主的问题”一件事(后来杜威将他的教育哲学著作称为“民主主义与教育”而不是象赫胥黎那样称为“科学与教育”,由此也可见杜威的心中是以民主为第一件事)。在杜威那里,民主就是询问他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即“必须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征询每一个人的意见,使每一个人本身成为权威过程和社会支配过程的一部分;必须使每人的需要与欲望有被记录下来的机会,使其在社会政策的决定上起着作用。当然,与此同时,实现民主主义的另一必要的特点是:相互讨论与相互咨询。并通过综合和归纳一切人的观念与欲望的表现而达到社会支配。”(参见“今日世界中的民主与教育”,第26页)
由于杜威认为民主是教育的原则,而教育又是民主的“首要工具”,所以他始终对教育问题怀有很大的热情。杜威认为,如果没有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第27页)又由于民主的内容是发展的,因而应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并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杜威认为“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本质并不是可由某一人传给另一人或某一代人传给下一代的东西,而是要根据我们逐年参预的和逐年变化极剧烈的社会生活之需要、问题与情况,去重新创造的东西。”(第29页)“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第35页)正因为民主主义的观念是变化的(整个社会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有一个“民主对教育的挑战”问题。杜威提出,“只有当学校使青年了解(杜威用了解一词来区别传闻的知识)社会势力的运动与方向,了解社会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能用的资源的时候,学校才能迎接民主主义的挑战。”(参见“民主对教育的挑战”,第36页)这里给出了两个教育的假设:
一是学校应与社会联系。杜威特别强调让学生了解社会,而不是光靠书本知识,他称之为“传闻的知识(原文为information,即信息)”。在他看来,变化的社会要求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以便学生“了解”社会种种势力极其发展方向。
二是学校主动承担改造社会的使命。杜威对学校在“改造社会”的使命问题上一直很热心,这点在后来的改造主义者布拉梅尔德等人那里得到发展。
(3)域外也有“科玄之战”
中国在1920年代发生了一场很有意义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而从杜威的抱怨来看,美国文化界也曾经有过“科学与人生观”的不同声音,而且分歧似乎还很大,反对用科学方法改进人生事务的论调也比较强劲,以致杜威大为不满。另外,从杜威所反对的观点来看,在域外发生的学科应用问题的分歧与中国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杜威指出,“在战争的浩劫、经济的不安全、民主制度的被威胁都证明有必要使道德的和理智的态度去习惯去适应于世界的改变了的形势以后,竟发生一个确定的运动,使科学态度成为现在祸害的‘替罪羊’,并认为回到科学和技术发展前的时期之信仰与实践,乃是我们的救世之路。”(见第19页)“它断言,象新近大战这样的种种灾祸是人们对于科学方法和结论的信仰之结果。”(第20页)杜威曾不满地反问:“在自然科学中通行一种方法而在道德问题方面我们将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吗?”(第124页)这与张君劢的“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等类似。(《科学有人生观》,第39、38页。)从中也可见张君劢所谓国外有人对此“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是有根据的。
(4)唯心主义实质是理想主义
杜威的书中经常出现Idealism的字眼,傅统先先生将它翻译为“理想主义”(在另外的地方也翻译为“唯心主义者”)。如“在从前的时代里,并非一切人都是理想主义者”。(第18页)而与Idealism相应的另一种翻译语词是“唯心主义”。这暗示人们所谓“唯心主义”,实质就是理想主义,因为它太重理想,对现实的障碍与条件一般不那么顾忌,所以容易脱离现实,故有“唯心”的意味。看来向来使中小学生谈虎色变的“唯心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只不过比一般人更珍视自己的理想。而在很多时候,多一点所谓“唯心”式的理想不完全是一桩坏事(在英语国家中,说某人是唯心主义可能还有些褒奖的成分,而说某人是唯物主义者,贬义的成分可能就更多一些)。我们应该走出“唯心主义”的封条模式,不要因为某学者曾经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就轻视他的学术价值,也不必因为某某学者曾经被认为是唯物主义者就轻易地相信他的学术结论。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者由于他们是理想主义的,所以他们的学术思想往往更有创造性,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更能理解生命的意义,对提高人的生命的质量可能更有启发意义。
(5)教育哲学是一般哲学的穷亲戚吗
杜威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是教育的基础”一文中指出,“教育哲学并不是一般哲学的一个穷亲戚,即使哲学家们时常这样地对待它。”(第133页)我所感兴趣的是美国的哲学家们把教育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穷亲戚是有道理的。至少在中国的情形大致是如此。所谓“穷亲戚(a poor relation)”,说明教育哲学经常从一般哲学那里无所顾忌地借用思想和术语,而一般哲学很少从教育哲学这里得到什么。其实教育哲学是可以对一般哲学作出贡献的,因为教育学科是专门研究“人的问题”的,而人与社会的问题恰恰是一般哲学的当代使命。现在人们喜欢讲“哲学的终结”,也就是指这种从“终极实在的关怀”转向人的问题与政治、道德事务的研究。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研究教育哲学的学者努力,象孔子、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雷佩鸿等人,以及国外的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赫尔巴特、斯宾塞、杜威、皮亚杰、罗素等人那样,成为哲学的“富有的亲戚”而不是“穷亲戚”,那么,教育哲学研究不但可以使一般哲学对它刮目相看,而且可以取代“第一哲学”的地位。若果真如此,教育学就可能象中国学者李泽厚发出的宣言那样,“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心学科”。(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提出“教育学将是未来的中心学科”,并指出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共产主义远景的展望,有此类似的想法。但由于当时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发展这个方面,但今天和下个世纪却应该是开始发展的时候了。参见李泽厚著:《批判哲学批判》附录:“我的哲学提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另,可在批判一书中找到原话。)

2.“民主主义与教育”:我的读书报告(1998年12月)
这个月好象比前几个月收获大一些。在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时偶尔也翻动其它一些关于“民主”、“自由主义”、“公正”、“平等”、胡塞尔的“本质还原”、“哲学解释学”、“新教育技术”等方面的资料,且尽量将这些资料与杜威的种种“建议”联系起来;而在阅读《民主主义与教育》时,常由杜威的某些观点和思维路向而引起一种想写点东西的冲动。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对传统的教育做了整体的、创造性的现代转换。在使教育从传统向现代化迈进时,杜威选择了“民主”作为他的整个理论基调,以杜威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适合于民主社会发展的教育,作为进一步更加详尽地对教育进行分析的标准。”为了表达他的“民主”的理想,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启用了“连续性”概念(据说这个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接过来),以“连续性”挑战传统哲学和传统教育中的“二元论”倾向。“民主”的理想与“连续性”辩护一起构成了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自始至终地以“民主”和“连续性”为标准来检视传统教育的病理成分,同时指明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可行性。
有一点我很感兴趣:杜威在该书中谨慎地考察了“正规教育”及其“教材”的本原状态,并以此为立足点提出了“学校即社会”,“做中学”(在其他一些书中他进一步做了阐明)等现代教育的经典性口号。这种“返朴归真”的思维方式可以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连续性”。它是“连续性”的另一种暗示,即通过探讨教育的原初起源来为传统教育的现代性转换寻求发展的动力和根据。
杜威的用意在于披露被“遮蔽”了的社会生活与教育之间的纽带,使两者“松散”了的关系重新结盟,解放那些“冷漠的和死板的”教学,使之返回“亲切的、有生气的”童年特性。换言之,就是使所谓正规的教育“返朴归真”:关照非正规教育的某些原初性特征和精神,使一度被放逐了的学校教育回头审视社会生活的合理性因素,恢复那些隐匿在黑色的文字符号背后的本原的生活意义。
杜威的建议开启了存封已久的“返朴归真”的酒坛,自19世纪末开始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教育改革,一直散发着以“回到生活”为表征的“返朴归真”的清香。后来的“走向复杂”、“回到真实”、“探索复杂性”、“在尝试错误中学习”、“让学生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解决真实的问题”、“返回生活世界”等等,似乎都与这股“返朴归真”的清香一脉相承(包括无意识地暗合,如勃朗斯福特在提出他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时他并未受杜威的影响,他来华东师大做报告和演示他们制作的“课件”时,我曾问他的理论和演示的“课件”与杜威和后来的“设计教学”有无联系,他似乎并不知道杜威或克伯屈)。人们经历了大量的尝试之后,终于认识到“复杂的文明过分复杂,不能全部吸收。……我们称作学校的社会机构的首要职责就在于提供一个简化的环境。选择一个相当基本并能为青少年反应的种种特征。然后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秩序,利用先学会的因素作为领会比较复杂的因素的手段。”但是,当正规教育满怀信心、一往无前地使教材迈向“简化”和“理想化”时,原来复杂的情景和真实的生活所具有的积极的教育性因素也随之渐渐丢失和蜕化。由此,整个二十世纪历次“进步的”现代教育改革(“进步的”特指由教育内部发起的改革而非受政治因素或战争因素引发的改革)才轮番倡导“回到生活”(暂时作为一个假设,待查阅《学会生存》与《学习:内在的财富》等文献中的有关“建议”),努力使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让学生作为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人去解决一些尽可能真实的、复杂的来自生活的问题。近年来勃朗斯福特等人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及其“支撑学习(Anchored Learning)”理论以及中国学者当前对它的热情介绍和讨论,也无意之中表达了“返朴归真”的情结。
历来的研究者在倡导“返回生活”时都清楚“返回生活”只是使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保持某种联系,并不是使当前的学校教育向后撤退,回到完全的原汁原味的自然状态或社会生活。但是,在进退之间,保持平衡实在不易。尽管杜威明确地提出了返回的标准,认定“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在偶然的和有意识的教育模式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但历来希冀使教育接近生活的研究者,包括杜威本人,在将自己的理想交付实践使用时总是很难使自己避免处于“失衡”的尴尬境地。
走出尴尬的出路之一是引进“新教育技术”。在“新教育技术”产生以前,“学校即社会”、“回到复杂而真实的生活”等口号多少有些空想的性质。“新教育技术”的产生和相关的“教育课件”的不断开发将为杜威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理想提供某些可行的技术支持。杜威设计的“学校即社会”、“学校本身成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形式,一个雏形的社会”(第377页),将由于“虚拟网络”的出现而使学校成为虚拟的社会,“学校即社会”部分地得到实现。
但在使用“新教育技术”之后,又有了新的危机:“新教育技术”在使学生坐在电脑面前恣意赏玩、纵情“冲浪”时,存在一种被汪洋大海般的信息淹没的危险。多变的声音符号和彩色的图象符号一起构成“虚拟”的“多媒体”将取代单调的黑色文字符号再次对教育与生活的亲缘关系构成威胁。“虚拟”网络毕竟不是真实的生活,至多只是一种相对于文字符号的“虚拟的真实”,它代替不了学生真实的生活情境,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对物的直接控制和改造。就此而论,“虚拟社会”尚不如杜威设计的以园艺、纺织、木工、金工、烹饪等活动构成的“雏形社会”。
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只是对“返朴归真”和“新教育技术”以及将“返朴归真”与“新教育技术”结合的可能性感兴趣。
这段时间的读书生活自然是以看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主,我以前从未这样读过书。但因我忍不住贪看杂书,所以与杜威的“对话”还是过于匆忙甚至有些慌张。以后如果有可能,我会在读《学会生存》和《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时与《民主主义与教育》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
在读《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我隐约感到杜威象海德格尔和宋明理家学那样,也有一种想回家的怀乡情结(当然不一定对),所以我把它整理成《关于教育的反朴归真:与杜威对话》。

赛埔评论:
1. 评:回到“教育经典”, 2006-03-11 00:15, kredarmy
读经典能有超过“以一当十”的收获,甚至可谓“一劳永逸”,所以倡导阅读经典,是读书人的明智之举。
此外,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教育经典”与“教育学经典”这两个概念应当区分开来;第二读经典如登泰山,一是说它难,二是可以“一览众山小”,尽管如此,还需要把自己升至太空,可“一览地球小”。
对教育基本问题或特殊时代及阶段特有的重大教育问题进行学理深厚的系统思考的著作即可称为教育学经典,可以说没有经典的教育学,但不能否认有教育学经典!教育学经典绝不只是教学经验的总结,有的甚至跟教学经验总结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

2. 评:回到“教育经典”, 2006-03-11 00:32, 许锡良
良华兄提倡读经典,我十分赞同,而且要推广普及。多谢!

3. 评:回到“教育经典”, 2006-03-11 00:46, 心翔如风
我认为读书就是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人会纠结出现在字里行间,其实是出现在自己的意识当中。最直观的是与作者对话,与作者所生活和描述的那个时代对话,与作者那不可捉摸的思想对话。但最深层最实质的是与自己对话。我谨记我刚进入南师的时候,我的导师告诉我: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迷失自己”远比“自恋”更可怕。所以,“括起来之后,你没有了依靠,就剩下自己。这时候,你成为孑然一身的孤儿,你没有了依傍,你不得不亲自去面对经典”的方法,这种将那些大师级的思想先“悬置”起来的方法,其实质,在我看来是在找寻自己的方法。

4. 评:回到“教育经典”, 2006-03-11 14:32, 吉普赛
当我想重新寻找自己、返回自己的时候,就是我渴望读书的时候。经典——包括所有人类文化的经典,在我看来是我们人类精神的故乡,我们需要时时返回,在那里憩息、游荡、寻找……然后又带着童年的梦想、带着新生的力量重新出发。

5. 评:回到“教育经典”, 2006-03-12 08:54, 徐莉
我比较害怕写读后感,首先不大有勇气告诉别人自己读了些什么书,其次对这些文字的感受也担心失之客观公允。不过看了您的读后感觉得有启发,也许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写阅读日志。


11.2“身体教育学”的道路[61]

阅读杜威作品的直接感受是“反朴归真”。后来读《学会生存》这本书时,对其中有关“原始社会”的教育描述尤其感兴趣:[62]

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是复杂的和连续的。这时教育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才能、技巧和道德品质,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工作或游戏、仪式或典礼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学习机会;从家里母亲的照管到狩猎父亲的教导,从观察一年四季的变化照管家畜或聆听长者讲故事和氏族巫士唱赞美诗,到处都是学习的机会。这种自然的、非制度化的学习方式在世界广大地区内一直流行到今天;这种学习方式至今仍是为千百万人提供教育的唯一形式。而且如果我们初看一下当代学校林立的社会,就可以发现情况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别,因为实际上,儿童,乃至成年,都是在他们的环境、家庭和社会中,直接地、现成地吸取经验,从而获得他们大部分的教育的。这种获取的知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种知识乃是一个人能否接受学校教育的先决条件,而学校教育又反过来为学习者提供一个框架,使他能把经验中得来的知识系统化和概念化。这些观念已经长期被一种说教的、学究式的教育学弄得模糊不清了。这些观念是我们的主题思想——自觉的学习化社会这个概念的基本要素。

这是一条向教育的原始形态返回的途径,我将这条途径视为“身体教育学”的道路。
“古代教育学”的基本形态显示为亲身感觉、亲身感受和身体力行。后来由于人类对自己的“亲身感觉”、“亲身感受”发生无休止的怀疑,转而追逐“多”样的现象背后的“一般”和“本质”,导致“身体教育学”逐步向“知识教育学”大规模迁移。
(1)“身体教育学”的沦陷以及“近代教育学”的标志性事件
基始的、初始的教育实践原本是“身体力行的教育”,大量地显示为亲身感受、以自己的身体与野兽搏斗、以自己的身体与自然对抗等“身体活动”。与之相应的教育观念可称为“古代教育学”。这种“古代教育学”的核心精神是以重视身体“感觉”的“身体教育学”。
人类所居住的世界总是充满多样性、丰富性。原始人群对这个多样的、丰富的居住环境并不发生怀疑和厌恶,原始人群凭自己的“感觉”安然地、诗意地居住在一个变化多样、多灾多难、反复无常、不确定、不平稳、不安逸的世界中。
可是,在长久地与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打交道(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打交道”的活动)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发觉自己的渺小、软弱与无能为力。这种发现导致人类在整体上产生两类“自我意识”:一是“自卑感”,感觉自己渺小、卑微、软弱;二是“羞耻感”,感觉自己无能为力、陷入迷茫、看不到现象背后的本质。
人类的“自卑感”迫使人类向这个变幻无常的世界谋求妥协。人类由此而不得不向变化的反复无常的世界(主要自然世界)投诚,主动自觉地“言语祷告”和“食物进贡”。作为呼应,教育实践往往会增加与“祈祷”或“信仰”相关的宗教课程。
人类的“羞耻感”迫使人类开始“思考”、“追问”、“解释”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渴望透过这个“多样”(现象、杂乱)的背后窥见世界的“一般”(规律、本质)。人类如此地看重从“多样”中寻找“一般”,由此演化为人类永久性的寻找“一般”、追求“本质”、贬斥“感觉”的“知识冲动”。人类的所有知识活动,几乎都与这种寻找“一般”、追求“本质”、贬斥“感觉”的“冲动冲动”相关。这种“知识冲动”导致教育实践大量地减少与“感觉”相关的想象、意志力、体力以及与之相关的体育、音乐、绘画、诗歌等课程,大规模地增加“科学”、“逻辑学”等课程。“知识教育学”的流行和昌盛,一直伴随着科学知识、逻辑学知识的积累、增长,同时也导致了人类“感觉”的弱化、衰退。
在历届“新课程运动”中,与“感觉”的亲疏关系决定了不同课程门类的取舍命运和尊卑地位。唯一例外的是,在历届“新课程运动”中,哲学似乎一直在干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这个事件几乎成为后来“知识分子”的一个隐喻):它因为贬低“感觉”、崇尚“本质”而成功地策划了历届“新课程运动”,但胜利之后的“新课程”制度反而倾向于把哲学驱逐出境,原因是哲学并不能像“科学”那样帮助人们从“多”样的现“象”背后寻找世界的“一般”的本质。
哲学好像也不太在乎自己的命运,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并由此顺便引导教育实践和教育观念的改革和转换。在哲学(实际上只是轻视“感觉”的一个分支哲学)的暗示下,“身体教育学”逐步将自己的合法地盘让渡给“知识教育学”。
从“身体教育学”到“知识教育学”的转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教育大事件”。这个“教育大事件”在知识形态上显示为“知识教育学”,在时间显示为“近代教育学”。
所谓“近代教育学”,它与近代经济学或近代政治学并不见得完全同步,它只考虑知识的形态。哪个地方开始出现“知识教育学”的萌芽和开端,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已经有“近代教育学”的发生。哪个地方一如既往地延续了“身体教育学”的实践制度和“身体教育学”的观念,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仍然维持了“古代教育学”的局势。
“近代教育学”的标志性事件是“哥白尼革命”(准确地说是“哥白尼-伽利略事件”。伽利略在这件事上起了重要作业,以至于后来胡塞尔讨论“欧洲科学的危机”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伽里略)。“哥白尼革命”首次对人类的“感觉”给予无情的、颠覆性的打击,以至于“哥白尼革命”成为后来哲学和科学领域所有具有颠覆性的新发现的代名词。“哥白尼革命”曾经给人类的“感觉”带来沉重的打击,可是后来那些为“感觉”平反昭雪的人(比如康德、达尔文、弗洛伊德、杜威等)也被人们称为“哥白尼革命”。
其实,“哥白尼革命”不过是古典的柏拉图“洞穴隐喻”的一次近代“演习”和近代“操练”。柏拉图坚持认为人类的“感觉”以及“感觉”所看到的“现象”不过是系列“假像”和“影像”。柏拉图建议人们想象这样一个洞穴: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亮光照进来。有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除了对面洞壁上的阴影之外,“囚徒”什么都看不到。这些囚徒把各种事物的“影像”当做事物的本质。
在柏拉图看来,所谓“感觉”,所谓“现象”,其实不过是囚徒所看到的事物的虚假的“影像”而非真实的“本质”。人类的感觉总是为事物的假象所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人只有从“感觉”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事物的本质,获得真正的知识。
“洞穴隐喻”和“哥白尼革命”成为“知识教育学”的经典故事和辉煌案例:只有走出感觉的洞穴来到理性的太阳下面,人才能看到那照亮万物的光源和被它照亮的一切真实的事物。经过“洞穴隐喻”的暗示并经受了“哥白尼革命”的打击之后,人类对自己的“感觉”发生深刻的怀疑,“感觉”的地位自此一蹶不振,甚至自甘沉沦。
“哥白尼革命”给人类的“感觉”以及相关的“身体教育学”带来致命的打击似乎仅仅在于它更正了地球与太阳究竟“谁围绕谁转”这样一个知识问题。实际上,“哥白尼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打击远不止这些。它使人类“感觉”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体教育学”陷入永久的灾难:人所居住的地球不过是一个围绕太阳转动的比较渺小的星星,像这样的星星在宇宙中不过是一粒沙子。虽然人类可以借助“一沙一世界”来安慰自己,但这种安慰本身已经使人类承受“自卑感”和“羞耻感”的双重折磨。在这种“双重折磨”的打压生活中,“身体教育学”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身体教育学长久地沉默、沉沦之后,人类竟然以为教育的使命,不过就是为了从“多样”的现象背后追寻“一般”的本质。也正是在这种迷恋“一般”而抵制“多样”的乐观主义情绪中,人类的教育学开始一步一步由生意盎然的“身体教育学”演化为机械僵死的“知识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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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2:49 | 只看该作者
在这种“知识教育学”或“近代教育学”的格局中,“科学”几乎成为“知识”的的别名。近代科学家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差不多是说“科学知识最有力量”。近代哲学家斯宾塞在1859年发表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论证了科学知识优于古典学科的各种价值后,得出了一条经典的具有“近代教育学”意义的结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作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63]
如果说“身体教育学”主要显示为“感觉教育学”,那么,“知识教育学”则更多地显示为“理性教育学”。“知识教育学”以“理性”的名义借助于“科学”的威力雄霸整个近代教育领域。不过,“知识教育学”虽有“理性”以及“科学”为之撑腰,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它似乎过于乐观,失之盲目。
(2)“身体教育学”的复兴以及“现代教育学”的标志性事件
凡“知识教育学”流行的地方,“身体教育学”就悄悄地隐匿自己的身份,收藏起自己的声音。整个“近代教育学”几乎就是“知识教育学”的地盘,“身体教育学”处于弱势,韬光养晦,但蓄势待发。等到“知识教育学”内部发生裂变,“身体教育学”便再次浮出水面,卷土重来,成为缓解“知识教育学”危机的一个基本议案。
“知识教育学”曾经因为“哥白尼革命”而奠定了“近代教育学”的宏大体系,也再次因为“近代教育学”的内部连续发生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而催促了“现代教育学”的诞生和“身体教育学”的复兴。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成为“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由卢梭挑起事端,尔后由杜威完成。
卢梭一生漂泊不定,在40岁才意外成功,当时他参与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究竟有助于敦风化俗还是伤风败俗?
卢梭在获奖的论文中坚持人类的文明被骄奢淫逸、矫揉造作的艺术生活所败坏,人类的真诚随着生活方式变得精致文雅而丧失。由此,卢梭提出“返回自然”以此作为克服矫揉造作的法宝。他赞扬斯巴达人式的勇敢,认为“诚实的农民要比谄媚的朝臣好得多”、没有过多“书本知识”的人要比学者好得多。[64]按照这个思路,艺术与科学的复兴非但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进步,倒是败坏了人类的文明。拯救文明的基本道路是返回乡村,返回感觉,返回身体。
这篇获奖征文的基调成为卢梭本人谈论教育的一贯主题。他用独有的浪漫笔法写了一本以“返回乡村”、“返回身体劳动”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这本小说对“知识教育学”构成了举重若轻的嘲弄和打击,整个教育界为之惊动。
在卢梭看来,传统的教育实践糟蹋了人的自然本性,破坏了人的身体感觉。“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我恳求你,慈爱而有先见之明的母亲,因为你善于避开这条大路,而保护这株正在成长的幼苗,使它不受人类的各种舆论的冲击!你要培育这棵幼树,给它浇浇水,使它不至于死亡;它的果实将有一天会使你感到喜悦。”[65]
卢梭几乎成为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洲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先知”。整个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洲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成为适合“爱弥儿”生长的“感觉教育之家”。凡“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波及的地方,无一不重视“手工劳动”、“感觉经验”。一些标榜“新教育”的学校甚至将校园从城市的中心迁移荒郊野外,目的就在于让儿童在亲自动手建设校园的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感觉和经验。
受卢梭的影响,杜威在教育学词典中重新拣起“感觉”、“经验”、“感觉经验”这些意味深长的词语,认真地把“经验”(或“感觉”)与“教育”连接起来,相信教育不过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单是凭对“感觉”和“经验”的重申这个细节上,杜威就可以尊为“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不过,如果把“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功劳全部聚集到杜威的身上,也不见得仗义。杜威究竟从卢梭那里获得了多少改造“知识教育学”的勇气和智慧,尚难估计。遗憾的是,后来人们几乎普遍记住了杜威在“现代教育学”中的领袖气质,而忘记了卢梭在“现代教育学”中的教父形象。
第二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由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在各自的领域发起并完成。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那些一度自负高傲的人群自此不再炫耀自己的“高贵血统”,使那些凭借“理性”的力量而夸耀“人类是万物之灵”的人因此而不得不“善待动物”、“敬畏生命”。如果说“感觉”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方式,那么,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只能像动物那样在“感觉”中过日子。后来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这在达尔文这里差不多已经被公布出来:“猴子先于人类”、“感觉先于理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给“知识教育学”带来的另外一个震撼还在于:它迫使人接受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说白了就是“变化多样”。人类可以害怕“变化”,但不得不接受“变化”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此而言,“知识教育学”拒绝“变化”、“多样”而追求“一般”和“确定性”,就显得有些徒劳和痴狂。“现代教育学”的精神领袖杜威正式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杜威重新拣起变化、多样这些具有“感觉”意味的词语,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interaction)及其“感觉”(杜威称之为“经验”)的教育学意义。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物种的起源”的意义上使人类向“动物”返回和下降,那么,弗洛伊德的《释梦》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技术则进一步使人类的种种行为及其相关的“知识”、“理性”降落到“性欲”这个原始冲动的源头。
弗洛伊德惯常使用的词语包括“性冲动”、“家庭”、“梦”、“爱欲”。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特意从“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中找到人类的“原型”。如果卢梭找到的原型是“爱弥儿”、达尔文找到的原型是“猴子”,那么弗洛伊德找到的原型乃是“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这个原型对“知识教育学”来说构成一次重创,对“身体教育学”来说却带来重建的转机。弗洛伊德假定:男性儿童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可能对他的母亲产生性依恋心理,对父亲心怀嫉妒,并由此引起种种并发症。
如果儿童的发展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一直受“俄狄浦斯情结”的折磨,人们只要想起“俄狄浦斯情结”,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教育秘密原本隐藏在“身体教育学”那里。由此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在“现代教育学”的未来进展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力量,人们需要经常回到儿童的身体那里去寻找教育的隐秘出路。在这条路上,“儿童早恋”问题将获得某种暗示。
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隐含了“性爱与文明”的关系。“性爱与文明”使人们获得重审自己“身体”的眼光,并由此认可“感觉”的巨大而潜在的意义。它使那些一度装扮“得体”的人群自此不敢公开摆出虚饰的“体面感”。
当然,弗洛伊德对“知识教育学”的警示也还不止于这些。弗洛伊德以近于诗人或疯子般的想象力对人类发出种种提醒和警告,这些提醒和警告对“知识教育学”就意味着:人类所洋洋自得的那些“理性”并不足以解释和理解人类自身的秘密。人类之所以能够这样或者那样与世界打交道,主要在于“身体”的某些“潜意识”如“爱欲”、“性欲”、“本能”在起作用。这些一直被人压制、压抑的“爱欲”、“性欲”或其他种种“本能冲动”悄悄地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人的日常行为。“潜意识”的影响所及当然也包括儿童的学习行为。相比之下,“知识教育学”所倚重的“知识”、“科学”或“理性”不过是影响人的行为的冰山一角。冰山下面的庞大躯干并非“知识”或“理性”,而是“爱欲”、“性欲”或其他种种“本能冲动”。当这些“本能冲动”被正统的“知识教育学”所压抑或压制之后,它就会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或干扰人类的日常生活。
如果事情真的如弗洛伊德所想象的那样:人类种种美好的“理性”(“超我”状态)实际上根植于人的“动物”式的“本能冲动”(“自我”状态),那么, “知识教育学”就不得不承认:良好的“理性”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感觉”之上,这些感觉甚至包括儿童的早年“性经验”。显然,这是“身体教育学”所愿意看到的结论。
第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自叔本华开启在尼采那里草草完工(“草草完工”是说尼采的思想经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持久努力而延续至今,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
叔本华和尼采都是“理性”的反叛者和捣乱者,但他们并非头脑发热的“理性”的简单破坏。在他们两人之间,叔本华比较幸运地成为“反理性”的思想先锋(也有人愿意把“思想先锋”这个荣誉颁发给尼采),他为后人提交了“意志”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关键词。叔本华宣布:“在有意识的理智的下面,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意志。这是一种进去的坚韧的活力,一种恣意强求的意志。”[66]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如出一辙。
叔本华的“生命是意志而不是理性”的观点浸透在尼采的系列思想中。[67]相比之下,尼采虽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抢占“原创”的先机,但他在“意志”这个关键词的发挥上比叔本华更有激情、更有想象力。尼采的激情和想象力成就了尼采本人的魅力,也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理性”的反叛者。据说弗洛伊德也“深受尼采的影响”,尽管弗洛伊德只比尼采小12岁。[68]后来重视“感觉”的思想者如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无一不从尼采这里获得灵感和启示。当然,尼采本人也受他人的影响,据说“1864年,他在读叔本华的文章时也读了达尔文的著作”。
与弗洛伊德类似,尼采也找到了一个“原型”——“狄奥尼索斯”(“酒神”)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尼采推出的“狄奥尼索斯”与弗洛伊德推出的“俄狄浦斯”这两个“原型”在“身体”本能上有惊人的相似,但“狄奥尼索斯”更直接地表达对“知识”以及相关“道德”的抵制并对其进行重新估价,也由此更直接地表达了对“身体”以及相关的“权力意志”的热切渴望。
如果说“知识教育学”的故乡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那么,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恰恰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从苏格拉底这里开始,知识就高傲地凌驾于身体之上,知识成为身体的主宰。“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69]
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不仅使“身体”开始遭受“知识”的奴役,而且“知识”又衍生出一系列虚假“道德”来蹂躏“身体”。尼采发现,传统的“道德”违背了“身体”的自然本性,毁灭了生活,“阉割”了人性。西方人并不像中国的宫廷那样推行“太监文化”,但他们发明虚假的“道德”(主要是“基督教”)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它摧毁强者”,主张禁欲主义。尼采由此而建议“重估一切价值”,重新确认身体与灵魂(知识)的关系。在苏格拉底那里,灵魂与身体是二分的,而且灵魂总是高于身体,灵魂是根本,身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反驳:灵魂与身体是不可分的,灵魂并不高于身体;相反,灵魂是身体的工具。身体不仅是美德的起源,而且是一切知识和真理的起源。因此,应该“消灭道德,以便解放生命”。
哥白尼曾经站出来说话,恢复了“地球与太阳谁围绕谁转”的真实顺序。尼采站出来说话,恢复了“身体与知识谁是根本谁是工具”的真实地位。“尼采也许是哲学史上第一个赋予身体以基础意义的哲学家。”[70]当然,也有人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尤其是哲学史上,一直就是排斥、贬低、忽视身体。但是到了梅洛-庞蒂这儿,身体的纯思想含义就被发现了,被突出出来了。哲学史上对于身体欠了两千多年的债,脑袋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小。这么一个畸形的西方哲学,到了梅洛-庞蒂这儿,对身体作了一次赔偿。”[71]这样说也许有些理由,但在梅洛-庞蒂之前,尼采显然已经使这个知识界“对身体作了一次赔偿”。
从尼采开始,“身体”上升,“知识”下沉。“知识教育学”由此失去往日的骄傲,“身体教育学”开始筹划盛大的复兴运动。
复兴之后的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既向原始的“身体教育学”返回,比如关注身体力行、亲身体验,同时也开发出一些新的宣言。
从人类教育历史实践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至少在以下几个地方与“知识教育学”拉开距离:
如果说“知识教育学”可能制造一些“粗脖子”、病态的、畸形的、扭曲的所谓“人才”,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意味着关注整个身体的发展,而不只是关注脑袋的发展。如果把人才的素质瓜分为德、智、体、美、劳五个要素,那么,“知识教育学”几乎只负责“智育”,“身体教育学”并不拒绝智育,但更加关照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在“身体教育学”的期待中,德育意味着“精神教育”或“人格教育”,德育的实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永不放弃地、勇敢甚至不惜冒险地追求;体育意味着身体的力量感、意志力、野性和优美,诚如西方历史中的“投掷铅球”和“投掷标枪”的雕塑所隐含的身体形象;美育既意味着身体的健康与和谐,也意味着头脑的想象力与浪漫精神。劳动教育意味着雷厉风行的实践和高高地扬起铁锤砸碎石块的劳作。这样看来,“身体教育学”的基本宣言大体可以概括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与之相关的课程结构至少显示为文学与运动的整合:文学的文明与优雅加上体育的野性与激情,一起致力于有“活力”的“身体教育学”。
比较紧迫的问题是:现实的文学教育可能显得比较粗俗,现实的体育却显得意外地文静;文学课堂上可能看不出优雅、文明、文质彬彬,体育课堂上又看不见膂力、干劲、流汗、野性、疯狂。在这个时候,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

赛埔评论:
1.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5 21:45, 沈旎
第一,人的感觉一点点被剔除,人们耻于感觉,不屑于感觉,希望被指为理性的人,我们被什么占领了?答案是具有共性的知识,虽然它是冷冰冰的,但它给人强烈的控制欲,扩张了人类的伟大,能满足人急功近利的需要。
第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一脸坏笑。上帝笑什么,当初为了防止人类建成通天塔,把语言的的魔盒交给了人类,而人类籍它开始了自己的思考,结果人类把自己弄丢了,还自鸣得意。
第三,如何回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感觉始。如何回到以生为本,从关注学生的身体感觉开始。
第四,尊从于自己感觉的人是诚实的,一个人千万不能欺骗自己,要听从内心的意旨。
第五,身体教育学和知识教育学缺了谁也不行。不过,当前知识教育学过于强势,我们更期待身体教育学的回归。教育叙事或叙事研究关注的正是个人教育教学的体验与感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身体教育学的实践形式。

2.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5 22:01, 谢荏桐
“身体教育学”并没有沦陷,它正在卷土重来,借着一个名为“教育叙事研究”的躯体。从感觉意义的“身体教育学”到理性意义的“知识教育学”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也将会持续下去,方式是“交替地”。比如“从理性意义的‘知识教育学’到感觉意义的‘身体教育学’是一种必然”,也可以想象两者融合也将是一个必然。当教育再次蒙受悲情,“教育学”便到了不得不改写的时候:古代教育学=“身体教育学”;近代教育学=“知识教育学”;现代教育学=“身体教育学”+“知识教育学”。

3.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6 01:14, 郭元祥
感性与理性、精神与物质、人与机器的分野,一直是教育理论纷争的两端。“身体教育学”的意义在于:理解人的真实存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展开教育活动体系。

4. 评:“身体教育学”的复兴, 2005-12-27 21:19, 徐莉
第一,是否能将您的倡导归结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一次摆动?第二,您是否希望将教育的终结点从为政权服务转变为既为政权服务又尽可能地尊重每个生命个体的需求?或者干脆就是倡导将教育为人自身的发展服务做为唯一归宿点?第三,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会带来教育制度、教育管理、学校文化等许多领域重大的变革,这样的结果到底是社会发展之福还是社会动荡之祸?

5. 评:“身体教育学”的复兴——致徐莉老师, 2005-12-27 22:41, 刘良华
第一,准确地说是“返回”。我比较喜欢“返回”这个词语。我现在一直想回老家看看,一直公务在身,对“返回”这个词语就更加珍惜。
第二,人的异化不只是服务于政权,还服务于自己的理性,很多人为理性为体面而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身体而活着。
第三,大家都觉醒之后,就会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制订“社会契约”,大家按照契约来过日子。



11.3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72]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行动研究的史与思》。在考虑“行动研究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时,我开始关注“现象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研究”的问题。当时的思路是:行动研究的基本出路是教师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73]

教师的“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本”并制作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议教师既可以阅读并制作哲学文本式的教育理论,也可以阅读并制作艺术文本式的“教育理论”如以教育传记、教育个案、人种志教育报告、教育小说、教育散文或教育诗等等。

所谓“教育传记、教育个案、人种志教育报告、教育小说、教育散文或教育诗”,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学”的追求。
1994年,我开始接触“现象学”。那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有一位同学,叫赵哲。赵哲身体强壮,喜欢看哲学书,偶尔写一些诸如“毕业后我们都会走散,我去找你时,你不要逃走,做一条光身子的鱼”之类的歪诗。我以为喜欢看哲学书喜欢写诗的人身体都比较弱小,赵哲是一个例外。
在我们那一届,赵哲是聪明、好学而剽悍的学生,我们视之为“老怪物”。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一遇到他喜欢的女孩子就使劲地跟她谈论哲学和诗歌,把女孩一个一个吓得都远远地躲着他。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赵哲在西南师范大学杏园(研究生宿舍在杏园)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他常常会黯然伤神。他说他平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如意女郎的时候他的同寝室的那个人竟然把女朋友带到寝室来谈天说地而且那个男的如此猥琐那个女的竟然什么都不在乎。
他黯然伤神的时候,就有可能拐到我的寝室来找成就感。他其实并不了解我,只是因为我经常对他不以为然,说他“不懂装懂”又说“你懂的我都懂”,他就一定要找我来证明他的实力。
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特意拿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说我随便找一句海德格尔的话,就把你弄糊涂了,你信不信?我当然说不信。他就说不信你就试试看?我说你把书合上然后随便打开一页指定一行看你如何能把我弄糊涂?
他真的把书合上然后随意打开一页找出一行:“存在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74]
他问:“你说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还不明白,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存在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既然是自明性的概念,就不必解释,本身已经很明白。海德格尔自己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话,不需要解释,你竟然还要我解释这句话,海德格尔要是知道了你这样胡闹,他会骂死你。”
他很生气,发誓不再跟我谈海德格尔。
等他走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安静地读《存在与时间》,并做了一大堆零碎的阅读笔记。书是读了但没有读完,笔记也做了但经常被海德格尔的奇特的话语方式弄得晕晕忽忽的。
我对《存在与时间》有很多好感,这符合我的“好感”标准,凡是得不到的总会有很多好感。但当时感觉海德格尔的话语无法用到我的专业研究上。后来就几乎放弃了对这本书的阅读。
毕业之后,由于经常做一些事务性的、很现实的工作,比如拿发票到财务处报帐,拿电脑到设备处登记“固定资产”等等,感觉生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想象”。人好像有一种本性:做“有用”的事情太多了就想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太长久了就希望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听“日常”的话听得太厌烦了就想听一些“陌生”的词语。
于是忽然有一天开始怀念起海德格尔的书来。海德格尔的书可能没什么用,但正因为“无用”才让人感觉自由;海德格尔的建议可能太过于想象,可是人只有凭借想象才有可能把自己从现实的无聊中拯救出来;海德格尔的话语可能太新奇太喜欢炫耀甚至有些自恋,但正因为新奇才让人重新有陌生感。
当天晚上就到中山大学西门口的“学而优书店”买了一本《存在与时间》。
买回来之后也没有读多少,但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重新恢复了自由,感觉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有了一个交界的地带。
1998年,我再次进入学生生活。在上海的那几年有事没事就去逛书店,书店里不断推出有关现象学的书,我的书架上也开始有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译本。
我再次开始阅读《存在与时间》,那段时间老师要求我们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存在与时间》上。听杜威谈《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感觉杜威说了一堆大白话。听海德格尔谈《存在与时间》时,感觉就很不一样。
因为看海德格尔的书,也就很自然地开始看他的老师胡塞尔的书。
读胡塞尔的书,比读海德格尔的书更容易让人震撼。
我甚至不知道胡塞尔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从一开始就感觉受到震撼。我一直想:要么胡塞尔是天才,要么胡塞尔的书是“皇帝的新装”。
在没有看明白之前,我宁愿胡塞尔是天才。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有“怀疑”的精神。胡塞尔显然有这个精神。他比笛卡儿更加有“怀疑精神”。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会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曾经引导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今次胡塞尔的气势是再次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有“怀疑”的精神。胡塞尔显然有这个精神。他比笛卡儿更加有“怀疑精神”。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会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曾经引导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今次胡塞尔的气势是再次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现象学一再申明自己要反对“自然的观点”,也就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研究态度。但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又如此一致地关注“事实”,现象学的第一口号是“面向事实本身”,它看重的是“事实”、“实事”、“事件”。对“事实”的关注显示现象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
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的不同只在于:后者强调观看者本人的观念与观看的对象之间的“符应”、“对应”、“符合”、“吻合”,凡“符合事实”的就是被“证实”了;凡“不合事实”的就是被“证伪”;现象学与之不同,现象学更重视观看者本人的“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感觉”和“个人想象”,后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释学实际上现象学的分支)把观看者本人的这种“视角”、“立场”、“感觉”和“想象”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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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3:27 | 只看该作者
科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我看到我写的有些文件夹的标签仍然保留在那里。
当我“没事找事”做之后,当我“寻找”事情之后,我立刻发现教务处原本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此前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在寻找之前,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都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一旦没事找事,问题和事情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除了“没事找事”做之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学会“欣然执行任务”。我开始恢复我的真相: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在某个地方坐着,一副无所事事的姿态,摆出有气无力的样式,像鲁迅说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现在我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让自己闲着,不让自己无事生非;不做事则已,一旦做事,则一定兴冲冲地去做。
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做一些诸如复印开会的通知单、开会前给各个教研室打电话、大型研讨会时到机场接送专家之类的事情是浪费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发现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以前总想着“执行”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但现在我愿意把“服从”视为美德。我愿意“执行”。
第一个变化是“没事找事”做,我称之为“舍之则创”。如果没有人叫我做什么,我会寻找我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个变化是“兴冲冲地执行”,我称之为“用之则行”。如果朋友、同事或领导“任用”我做事,我会“用之则行”。
这种变化很奇妙。这以前我只要接到外出办事的任务,我就很开心,并迷恋外面的马路。比如学校的设备处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设备处办事,我就可以暂时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在教务处到设备处之间的路上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顺便看看路上的紫荆花树上的红彤彤的紫荆花。即使紫荆花树不开花,光秃秃的,只露出枝桠,也是好看的。学校的印刷厂也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印刷厂去办事(有几次是印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我就可以再次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可以顺便看路边的篮球场上的学生打篮球。如果碰巧篮球从场上飞过来,我可以伸手把球接住,我就喜欢干那事。
这以后,我虽然也愿意外出办事,长久地呆在办公室里总不是好事,但我也愿意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交接和处理。有时发现呆在办公室里也满好的。做成一件事情之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多成就感。有成就感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
这种变化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做事,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我不努力改变,我就会在教务处一如既往地孤独而郁闷。我知道,我若甘愿孤独而郁闷,我的同事或许会偶尔施舍同情。但在施舍的当下,已经“怒其不争”了。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自己,我就得忍辱负重。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
回头想象,这种主动改变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工作和创造的欢乐。享受工作的欢乐是一种美德。韦伯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就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来说,则只有当时的西欧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勤奋劳作”,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如果做教师的不能在教学中感到职业的欢乐,如果做教师的总是在学生面前呈现一脸的疲倦或者不断汇报他的苦闷,他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他何愁找不到跳楼自杀的理由?
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愿意凭借他的精神力量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说主动改变、主动适应、“能够动”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能动性”?
“能动性”曾经被滥用,甚至泛滥成灾。可是“能动性”总还是一个有魅力的词语。这个词语提醒人类:既然也属于动物,就得留守“能够动”的天性。否则,人不仅不是高贵的动物,甚至缺乏“畜生”的美德。几乎所有的畜生都是“能够动”的,就凭这点,我们骂人是畜生时,就得谨慎一些。人类需要对畜生保持必要的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使我常常有所警觉。一旦孤独而郁闷,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能够动的物体”吗?
因为能动性的遗失,我曾经穷困潦倒,至少长达一年。因为能动性被唤醒,我又恢复为兴冲冲地做事的办事员。(至多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又因为我身上的能动性的有限而脆弱,我现在已经不能写宏大的论文,只能写散漫的文章,讲课,沦落为教授,还是副的。

赛埔评论:
1.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2 17:47, 陈培思
看完刘老师的文章,我庆幸我能在不用“没事找事做”的同时,自己也能从工作上找到欢乐。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总是听到许多人抱怨:幼儿教师工作累,责任大,但在社会上却没地位!(确实是这样的,无可否定)但是,当我在孩子堆里时,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都是能动的事物,同时也感染了我,让我这位可能会动不起来的事物变成了动物,我们是互动的,这可能就是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不同吧。所以,我会保护孩子这种“动物”的本能,也会让自己变成快乐的“动物”!

2.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3 20:26, 林琳
我们要学懂如何生活,这就先懂得如何让自己改变,改变不安的现状,改变不适的环境,改变不妥的工作态度,只有改变才能更快乐。如果河水不再流,白云不再飘,世界将会是如何。有所改变才能快乐,要不如你所说:“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没有人想变成一个只剩下潦倒的动物,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3.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3 22:21, 练瑞玲
曾经害怕改变,是因为未来的日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害怕不变,同样是因为未来的日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改变总是比一成不变要好,至少我还能动。

4.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6 16:59, 邓丽俊
读了刘老师这篇文章,我感觉虽然文章写得不是很优雅,但很连贯,很有节奏感。

5.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2-01 00:17, 冯杏桂
自从上完刘老师的课之后,这篇文章一直在我脑海里,所以我也挑了这篇文章来看一下。其实每个人当然想都有事做,还要不受约束,自由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人都可以说是动物,想去动去创造去思考去奋斗。其实有好多人每天的工作不是固定的,几点起床,几时休息,几时下班,几时去哪里食饭,有很多人习惯了就不愿去改变。但他们想改变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因为他的缺乏去“动”,缺乏去创造机会,如果一个人相信会去改变到就一定行的,只要“动”起来,没有事是无可能的!
我现在也何尝每天的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固定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做到我喜欢的事,就像刘老师那样,刘老师用一年时间改变到,我一年不行,两年就一定行!做到自己喜欢的事,这才叫做快乐!









12.3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81]

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个人尤其是读书人都有“权力欲望”,那是一种希望控制他人的欲望,我称之为“希望自己说话他人听话”的欲望。那些自称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要么因为自己曾经在权力场上失意不得不归隐民间,要么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掌控权力的前提条件。
自从放弃了做“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梦想之后,我就给我自己提出一个新目标:“做某个大学的处长或者副校长”。我一直觉得自己能屈能伸,像《毛泽东传》里面说的那样“既有虎性,又有猴性”,有良好的“从政”性格和精神气质。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广州找工作,我学的专业是“教学论”,所以暂时让自己潜伏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那个地方。
我的“生涯设计”是:三年内成为科长,六年内成为处长,十年内成为副校长。像我这样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这个目标既非宏大,也不低微。
可是我在教务处那个地方呆了不到半年时,就发现我不是“做官”的质料。我隔代遗传了我祖父的“秉性刚强”的脾气,缺乏阴柔与计谋。
为了尽快离开教务处,有一段时间我故意推迟上班,提前下班,办事拖沓,一旦逮到外出办事的机会就漫不经心地在外面闲逛。
这样做的确发生一些效果:教务处的翁老师找我谈话,很婉转地威胁我说“每个新来的职工都有一年的试用期”,我说“我本来就希望调换工作”。翁老师说“没人强迫你到这里来工作,是你自己找来的”。我说“当初我对这里不了解,了解需要时间。一年的试用期是很好的制度,试用之后如果学校对我不满意可以解聘我。”那次谈话后,我就开始等待领导放行,让我离开。
后来我发现离开几乎没有希望,就开始暗自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翁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小刘啊,如果你不去读博士,我们很快就让你当副科长。”
翁老师还是不太了解我。如果是“副处长”,我可能还会有些犹豫。我对“副科长”这个职位不感兴趣。
1998年6月,我离开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其实,离开之后,也还是在追求某种权力。
如果将权力还原为“自己说话有人听”,就可以由此断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之争。学术界一度出现“学阀”,那是学者参与权力之争的极端形式。中国教育界每年的课题评审、成果奖的申报,无不充满权力之争,有时候这种权力之争显得比较激烈而丢失人格,有时可能显得温和而维护尊严。至于学术界偶尔会有人站出来抵制“话语霸权”,那倒是学术界权力之争的常态。
看来,我选择了做研究的学术生活,选择了读书并发表文章的形式,不过是权力欲望暂时终结之后的一种变形和转换。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
尼采将世界的本质界定为“权力意志”。
他们是对的。

赛埔评论:
1.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0:01, 刘良华
我经常会思考我个人的权力欲望这个问题。权利和金钱实在是很世俗的欲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世俗的欲望,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将它宣布出来。

2.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0:15, 心翔如风
如果将权力还原为“自己说话有人听”,就可以由此断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之争。
在我看来,这是话语权力的争斗。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欲望,谁也不例外。关键是看自己所处的情境能否给自己提供这样的一个供自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比较幸运的,我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教师博客为教师争夺话语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只是在思考,这个平台的作用究竟会有多大呢?嗯,思考中,只能是在思考中……

3.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8:42, 罗丽华
我觉得权利的欲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征服。无论是你想拥有政治权力,还是象刘老师所言,我只要话语的权力,实际上都是一种征服。只不过前者不但要征服人的意志,还要征服人身自由,而后者追求的仅仅是对人意志的征服。征服的欲望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为征服自然而不懈努力,到后来,不但要征服自然,还要连自己的同胞也征服了,这就是权力的由来。

4.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9:29,熊老师
人一旦没有了欲望,就不觉得活着的价值几何?而人欲望的延绵不绝,则会生生不息,孜孜以求。这是一种常态吧。

5.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12:20, 廖益
老师站在讲台,不就如愿以偿了吗?有那么多学生听课,还那么喜欢你。不需要计谋,您就按照你喜欢的做事方式,就有那么多学生喜欢您。多好!


13.我的教学生活


13.1我为什么想当老师[82]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到湖北黄石市“十五冶子弟中学”做英语教师。1994年在西南师范大学附中做过一年代课教师。前后加起来,我做中学教师的时间共计两年。
很早就梦想,以后做一个中学老师,或者做一个小学老师。
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我祖父的阴影下,他总瞧不起我,我在他面前比较自卑。我的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向往做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君临天下的样子,气势汹汹,他们好像没有从来不受自卑感的折磨。
我从小立志当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每次考试时总是极度恐慌,但我们的老师却“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这令我很羡慕。我希望将来也像他们那样不用担心考试,学生在比较痛苦地考试时,做老师的却可以“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
后来我真的做老师了,我开始逐步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本人一直想做领导,但总是没机会做领导,于是就站在讲台上,在我的学生面前摆出“君临天下”的姿态。第二,本人一直厌恶考试,包括厌恶现在的汽车驾照的考试和职称考试,但本人几乎每年都考别人,而且亲自做监考员。
等到真的做了老师之后,就发现做中学或小学老师并不浪漫,遇到很多困难。鲁迅写过几篇叫做《忽然想到》的文章,我也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于是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第一,不要站在讲台上气势汹汹,在学生面前最好保持一些必要的自卑感。保持向学生学习的心态,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不如学生。第二,在学生考试时,不要在走廊里摇来晃去。不要让学生因为你的存在而痛苦。
真实的困难当然不是这些。教师比较苦恼的事情是太“忙碌”。如果做了班主任,教师就几乎陷入无法克服的“忙碌”。
设想,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在一周之内,你可能要填写几十份表格,因为学生要体检,体检当然是重要的;你可能要停课组织学生去满腔热情地“大扫除”,因为下个星期有一位重要的领导要来视察学校;你得每天看着学生吃早餐,如果你不在现场,班上就可能有学生用早餐的蛋糕相互攻击;你得每天都看着学生整队出操,然后整队返回教室,要不是这样,你的学生就不会保持队形整齐,要是那样你的班级就丢失了“文明班级”的一切机会。你得处理班级里随时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教室里的学生群体中如果有那么几个定时炸弹,你得整天提心吊胆,随时会有学生被其他老师拧到你的办公室来让你训话……。我是说,如果一个语文老师或者数学、外语老师整天生活在这样疲于奔命的填写表格、找学生训话之类的生活中,你如何还能指望他/她成为有思想的教师?

赛埔评论:
1.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6:23, 林淑文
看了这篇文章,忽然想起刘老师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到婆媳关系时,他扮演婆婆的语气说:“老娘熬到今天不容易啊!”通常当婆婆的人会用当年被自己的婆婆折磨的方式继续折磨自己的媳妇……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愿望也是当老师,而且要当一个拿着教鞭指着黑板,还可以打学生的小手的老师。我觉得那样很威武。后来我当了班长,可以拿着教鞭带同学早读了。我得意洋洋,而且也终于闯祸了:我拿着教鞭打了一个同学的小手,因为他早读不读书,还说话。结果人家妈妈上门找我妈妈。

2.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6:35, 林洪图
我从小最想当的就是那些每年到村子里演大戏的“戏子”(演员)。后来,我在师范念书时,傻乎乎地跟班上的同学说起这事,没想到很多同学都说他们小时候也这样想啊。不知是怎么的,小时候在农村里,一年到头只有那儿一次可以看到热闹的大戏,戏子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他们化妆后穿得那衣服啊,别提多好看啊!我们是多么喜欢看戏啊,别的村子里演戏,晚上暗乎乎的,可很多人都兴致勃勃提着灯笼“长途跋涉”而去。当然也难免有些孩子是带有点去看热闹的,也有的是喜欢去吃“戏坪零食”的。看完戏之后,一路兴奋,几天之内,脑子里还都想着戏文呢,去山上割草时,还会自个儿大声地唱起来呢!鲁迅在《社戏》里说到的那些事,有些感觉很相通。每当村子里演戏两三天结束后,眼看着那些戏子们从村道渐渐远去,真是一件多么让人伤心的事啊。

3.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8:28, 曹舜华
我想要当个小学老师是因为我在家教的过程中目睹过学生被老师深深伤害的事件。这让我觉得,小学生年级那么小,他们一切任性的反叛几乎来自老师对他们的伤害。他们之所以变的自卑,变的不喜欢某个老师上的课,全因为老师一次无意或有意的伤害。那时,我就觉得,要想改变学生的这种任性的叛逆,应该从小学开始,因为小学的孩子就象一张纯白的纸,纸上到底会有怎样的图画,几乎全赖老师的引导。

4.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22:03, 邓健林
我小时就不愿当老师。我最想当的是占山为王的土匪的军师。
受《水浒传》影响,总想干点替天行道的事。
高中时选当老师,一是因为不知该干什么,二是因为我们没有好老师,同学也不想当老师,最后都是不想当老师的人当老师了,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不是一个好老师,但总希望能教出愿当老师的学生来。

5.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25 23:00, Liqiongfeng
我因为在高中时,受到了一次好教师给予的心灵的震动(后来学教育学才知道这是一种期待效应),于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师。以后,我也会将这些叙述在我的BLOG上。



13.2等待奖励[83]

2001年我初到华南师范大学,那年学校有一个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推荐我去参加,我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只想拿二等奖。拿一等奖对我来说没多大的必要,我总感觉我做什么都顺利,得到的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拿三等奖又有点对不住我的形象和口碑,我知道我上课效果在学生那里一直受欢迎。
参赛之后,我等待拿二等奖,我太太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不是二等就是一等。”我太太于是就和我一起等。三个月后我太太问“怎么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教务处可能太忙了。”半年后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后来遇到一位教务处的领导,我问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说“早出来了啊?”我说“怎么没人通知我啊?”那位领导看着我,慢慢说“如果您获奖了,就会有人通知您。”我说“您是说我没有获奖?”他说“我不知道,您可以去教务处看结果去。”
我真的去教务处看结果了,在那么多的姓名中,就没有我的名字。太怪了。
后来我和教务处的另一位领导同坐一辆车一起到韶关市去讲课。我在车上问他:“您说我讲课怎样?”他说“听说很好啊?”
我就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你们教务处太没眼光了,想当初我报名参加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竟然什么奖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存心炫耀自己教学有多好,我没那么自信。但有一点我比较自信:我比较喜爱干这些事情,因为喜爱,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有激情。
教学效果如何,自然与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还有比能力更重要的元素,我称之为“喜爱”的感觉,我的学生称之为“不爱我,就别咬我”。
那天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上课,其间请学生自由发言,谈论他们的教育理想。
有一个女学生发言的主题是:“不爱我,就别咬我”。她说:“这是电视剧《僵尸》中一句台词。”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对这句台词和台词后面的“潜台词”着迷。
对我来说,这句“潜台词”意味着:
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绝不做学生的班主任;如果我不喜欢学校生活,我绝不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我不喜欢教育学这个学科,我绝不发表教育学的文章。
如果不是这样,我担心我会让学生痛苦,我担心我会败坏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担心我糟蹋了教育学这个学科。
今天我到网上输入“不爱我就别咬我”,我找到这个凄美的故事:
珍珍的恋人天佑不知怎的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吸血鬼渐渐不食五谷,他只嗜血。他并不要人的命。但被他咬过的人,也会渐渐变成吸血鬼。
吸血鬼是介魔介人的异类。不能自已地嗜血。昼伏夜出的生活。行走在人类中,但又渐渐地远离人类,是那样的绝望和痛苦。
吸血鬼是不死的。他可以活很多很多年,活到所有的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死去。活到这世上再也没有一张他熟悉的面容。活到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身边没有爱人,该怎么捱过这千年万年的时光?那无边无涯的寂寞,想想都让人恐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吸血鬼,你爱她,你肯定希望把她也变成一个吸血鬼,与你相陪永远。
珍珍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要已经变成僵尸的天佑咬她一口,她就会成为僵尸得到重生。但是,她却对天佑说:“ 不爱我,就别咬我。”
多少年以前,人们遇到最到的困扰是:
To be,or not to be?
在这个时代,人们遇到的新问题是:
咬,还是不咬?
这才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

赛埔评论:
1. 评:等待奖励,2005-11-10 21:32, 刘良华
有一个道理谁都懂,但不容易做到:一个人如果得到奖励太多了,他周围一定有另外的人被他掩盖或压制。
所以我经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得到奖励太多。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虚伪。我知道不虚伪。真的。

2. 评:等待奖励, 2005-12-30 11:16, 刘良华
我讲这个故事,算是一个“教学故事”,其实也可以归入“教育自传”。
我建议老师可以多写一些“经验总结”,但要把传统的经验总结做一些改造。改造之后的经验总结应该“有自传感”。
我一直觉得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完整了,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新的方法,但这些新方法不是玩花样,而是对传统方法的改造。
比如叙事研究、教育日志、教育自传等等可以算是新方法,但几乎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从传统方法的框架中找到原型。这些新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改造。

3. 评:等待奖励, 2005-12-30 13:37, 周淑华
会不会有“咬了以后才产生爱”的可能呢?很难说。其实有时候,人会不太清晰自己究竟“爱”什么?

4. 评:不爱我,就别咬我, 2005-12-30 22:20, 子墨
第一,刘老师说到教育叙事的“自传感”,我想起五四时期的文学写作,郁达夫等浪漫抒情派作家就曾提出要把文学写成作家的“自叙传”,“自叙传”不等于自传,而是作者将自己赤诚地暴露在每一篇作品中,所谓暴露指的是将作者的心境、情感、认知真实地透露出来,所以每一篇作品都体现着作家个人的人生情感体验,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状态。相对于更加注重虚构的文学写作而言,教育叙事确实更应该能够将教育者的个性与人格呈现出来。
第二,这就对教育叙事的策略(方式)问题提出了高于一般讲故事的要求。因此,叙事策略是否也值得研究呢?叙事策略是文学叙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样,教育叙事必然要进入写作环节才可能实现原初设定的各项宗旨,比如传播教育道理、教育真理等等。
第三,从上述种种回应看,教育叙事已经面临读者阅读理解的问题,即读者反应的问题。这些不着边际或者说无法进入阅读期待的“理解”,是否也说明叙事策略的重要性已经是值得探讨的了?

5. 评:不爱我,就别咬我, 2005-12-31 05:32, 徐莉
我和学生聊他们最讨厌的老师,领先的答案是:爱发脾气或者脾气暴躁。有趣的是,我的同事中有些人性子是挺急的或者为人比较严谨(我认为算脾气暴躁的高危人群),可学生却表示说很喜欢他们。我请他们说原因,他们告诉我:他(她)关心我们,对我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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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4:03 | 只看该作者
爱需要表达,也需要体会。这是我常常对自己和学生说的话。就我对学生的理解,低年级的部分学生对老师的情感是否真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可到了中年段和高年段,他们对教师是否真心喜欢他们是非常敏感和在意的。教育的前提是“爱”,如果爱,那么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会被以“爱”作为前提来解读,一切不完美在他们那里都是充满善意和情感的。



13.3“了望教育”[84]

2003年9月—2004年1月,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2000级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讲授《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
我很感激教科院的管理者让我上这么一门课程。这大概是中国大学里唯一的课程。其他学校好象很少有叫做“教育研究概论和行动研究”的。记得我最初报的课题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但院里的管理者知道我对“行动研究”感兴趣,于是创设了“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这么一门课程,而且是必修课。课程的名称虽然有些拗口,但我个人很喜欢,毕竟是我自愿申报的结果。
沾了自愿申报的好处,我在上这门课时,感受了种种自由和责任。我总想着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有所收益。
在谈论“教育研究方法”时,我比较喜欢就具体的“教育事件”来谈论“教育研究方法”。这与那种专门讨论教育研究方法的讲授有些异样。我个人认为,专门谈“教育研究方法”是有困难的。有些中小学的校长以为请大学的专家到学校做“教育研究方法”的讲座,就可以让中小学教师学会怎样做教育研究。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其实,“教育研究方法”往往只是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可以考虑的途径,“研究方法”与“教育改革”有内在的连接。如果仅仅掌握了某些“教育研究方法”而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就几乎无法做“教育研究”。真正的教育研究总是先要有某种教育的道理、教育的假设、教育的改革策略等等,然后才是“选择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方法与教育道理的关系也就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只有教育“真理”与教育研究“方法”构成某种呼应关系时,才有发生“教育研究”的可能。
于是,我建议学生围绕两个基本主题来学习“教育研究”:一是“行动研究”,有时也称“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这关涉“方法”问题;二是“有效教学”,这关涉“真理”问题。二者相互照应,一起构成“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
在上课过程中,我要求学生重点做两份作业:
一是“我的教育自传”或“我的成长故事”,这有些类似“调查研究”,是学生调查自己的成长经历,然后撰写调查研究报告。我希望学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能够领悟“教育”与“受教育”的意义。此类叙事文章构成《了望教育》的第三辑。
二是有关“有效教学”的文献研究或调查研究报告,我要求学生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注意以“教育日记”、“教育手记”的方式提交一份报告。当然也可以有“另类”写作。这些文章构成《了望教育》的第四辑。
在没有进入“赛埔学院”(cersp.com)之前,我一直是采用编辑《了望教育》的办法来发表学生的作业。2005年5月进入“赛埔学院”之后,《了望教育》停刊。但直到今天,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资料室仍然保存了几期《了望教育》。但愿多年以后这些学生返校时能够看到他们编辑的杂志和他们的作品。

赛埔评论:
1.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14:22, 李华
把“教育研究”这个原先高高在上、中小学教师难以攀登的高山还原到田野、还原到课堂、还原到身边、还原到内心,让“教育研究”变得那么真实可靠、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脚踏实地……谢谢!

2.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14:23, 赖香
我觉得回忆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假如两份作业任我选的话,我想我会选择用日志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教育自传,从今开始写的,呵呵,写日志的同时偶尔回忆较好。等到我们教育实习时,我想还真可以考虑写有效教学的调查研究报告。

3.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20:36, 从容淡定
刘老师布置给学生的两份作业很有价值。《校本教学研究》也是由“叙事研究”和“有效教学”两部分组成。我曾让课题组的老师做过这两份作业。他们留给我很多有益的资料。开始他们不会写,我让他们读《校本教学研究》,受到启发后,教师很容易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文章。

4.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23:19, 刘楚江
“教育常识”和“教育研究方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刘老师布置的两份作业很有考究,值得借鉴:一是“我的教育自传”或“我的成长故事”,这有些类似“调查研究”,是学生调查自己的成长经历,然后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二是有关“有效教学”的文献研究或调查研究报告,我要求学生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注意以“教育日记”、“教育手记”的方式提交一份报告。当然也可以有“另类”写作。

5. 评:“了望教育”——致从容淡定, 2006-03-16 00:10, 刘良华
感谢从容淡定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写《校本教学研究》这本书时,的确是这个思路。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叫《问题还是方法》。所谓问题,是指“什么是有效教学”、“什么是一个好老师”或“什么是一所好学校”等等教育常识和教育道理;所谓方法,是指实现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研究方法。


14.我的同事


14.1骆驼的样子[85]

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上班时,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位姓古的老师。我在教学研究科,古老师在教材科。
古老师年长了,脸上有老年斑。话不多,几乎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讷讷的,语速缓慢。
他常年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衣,偶尔发现他穿白衬衫,就有喜庆的感觉。有一次教务处一起到华泰宾馆聚餐时,古老师就穿了白色的衬衫。
他走路的样子比较特别。看着地,耸肩,个子不高,步子却大。他好像只有一条腿用力,我每次看他走路时,就会想起“抖动”、“怂恿”、“奋勇前进”这类词语。
有一次下班后我坐在学校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很专心地观看古老师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比较喜欢看古老师走路的样子。我知道做这些事情很无聊,可我常常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那时我经常做的另外一件无聊的事情,就是观看一些老年人在图书馆前面的门球场上打门球。我想我要是老了,绝不打门球,没意思。可是,又有什么是有意思的事情呢?就这样无聊地想这些无聊的问题。
古老师总是准时上班,几乎没有例外,每天几乎都在同样的时刻打开他的办公室的门。我有时上班也很早,但不如他那样很稳定地一如既往地早。有一段时间常常是我第一个到教务处,他第二个;有时他第一个到教务处,我第二个。教务处有一个专用的小水池。水池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我拖地板前要拿拖把到水池去湿水。最初他看见我时,一般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等到我喊“古老师好!”他就慢慢地说:“小刘——,早晨!”我每天都会喊“古老师好!”他每天都说“小刘——,早晨!”按说,在我喊了“古老师好”之后,他直接回应“你好”或“早晨”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先喊“小刘”,然后再喊“早晨”。后来听多了,我也就习惯了。
广东人有见面说“早晨”的习惯,相当于西方人说的“morning!”有时到了中午,人们见面了还是说“早晨”。我上班时每天都会听到多次的“早晨”,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古老师的“小刘——,早晨”是最柔和、最美好的。再后来,古老师改变了打招呼的策略,只要见到我,远远地,我还没来得喊他,他就喊:“小刘——,早晨!”
我猜想古老师一定不知道,每次听到他喊“小刘——,早晨”时,我就高兴得像见到自己的祖父(古老师看上去和我祖父的年龄差不多)。
除了负责学校教材的“供销”之外,古老师每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教材科的一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准时地“送”到财务处去保管。第二天上班时,第一件事就是很准时地把那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重新从财务处“接”回来。因为有古老师的忠诚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每天就跟着古老师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小铁皮箱子好像是教务处的“小金库”。里面装了一些现金和票据。教务处工作人员的月末奖金和年终奖金就从那个小铁皮箱子取出来。我初到广州时,几乎身无分文。教务处的领导让我向教务处借点钱作为生活开支。张处长问我借多少,我说“两百吧。”她说:“要不先借五百元。”那天我拿着借条去找古老师,古老师很认真地看了借条之后,拿钥匙打开那个小铁皮箱子,从那个小铁皮箱子里拣出五百元递到我手里。
后来我好像很少见到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估计与那几年各个大学兴起取消各个院系和处室的“小金库”的风潮有关。
在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的日子里,我常疑惑教务处的领导为什么让古老师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在我看来,管钱的事应该由一位比较“精明”、“敏锐”的人来做。古老师显然不是那种“精明”而“敏锐”的人。每次看到古老师提着那个小铁皮箱子很小心地从教材科“抖动”、“怂恿”、“奋勇向前”地走到财务处时,我就感到教务处的领导不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古老师来做。这不妥当,不适合,至少古老师不适合出现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就我所知,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做事的人多数有精明、敏锐的精神长相。古老师的脸上写满了安静、保守、与世无争,甚至显得有些自卑。这两种长相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不协调?
不过,有几次我到财务处“报帐”时,顺便做了一些观察。财务处的人对古老师倒是蛮客气的。古老师去的时候,就说:“我把箱子放到这了?”那里就有人招呼:“好,您就放到这吧。”
我和古老师交往其实不多。有时临时需要拿几本教材,我就到古老师的办公室去。偶尔想在科室之间串门时,我第一想去的地方是资料室,因为阿丹在那里,阿丹是年轻漂亮的女士。第二想去的地方就是教材科,因为古老师在那里。古老师是年长的男士,他即使没有别的魅力,至少是那种只要你一见到就会感到有很多安全感的男人。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他的身材如何伟岸,而是因为他的厚道、忠诚。现代人普遍追求智慧、敏捷、效率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够让人感觉厚道、忠诚?
古老师的办公室在一楼,比较暗,常年阴冷。办公室里总是显得很拥挤,像个杂屋间。但只要有古老师在那里,就感觉那里是一个适合居住和适合聊天的地方。
和古老师聊天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到教材科时,还未进门我就会学着粤语的腔调大声喊:“古老师——”。他就调头招呼我:“小刘——,坐一下!”
我有时就听他的话坐下了。可是坐下之后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一般在那里坐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是站着。有几次经过古老师的办公室时,我就在门口大声地喊:“古老师——,在干什么呢?”他就回答:“没干什么!坐一下。”我就告诉他:“不坐,有事呢。”
后来我开始在他的办公室寻找谈话、聊天的主题。有一次我找到的主题是一幅挂历。我说:“啊,很漂亮!”他就说:“漂亮吗?送给你。”我说:“那不行,这是你们办公室的财产。”他补充说:“我还有啊,在柜子里,你要不要啊?”我说:“要!”他问:“要多少?”我说:“越多越好。”那天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拿了两幅挂历,另外他还送我一个台历。
另一次找到的主题是他的办公桌上压在玻璃下面的“照片”。我说:“啊,古老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他说:“是那次教务处的人出去玩的时候的集体合影。”我说:“啊,你那个时候穿的衣服很时髦!”他很认真地反问我:“我还时髦?”我说:“对呀。很时髦。”他说:“你才时髦呢。”我说:“对,我也时髦。”我发现跟古老师聊天时,总是很轻松,不需要掏心掏肺的。
古老师做事显得比较慢,他写字尤其慢,从不追求速度。有几次我到他的办公室请他开发票,他先在空白纸上打草稿,然后转移到正式的发票单据上。无论打草稿还是写正式的发票,他都照例慢慢地来。一笔一画地为每个字负责,快要写满一行时,他就另起一行,绝不让某个字挤在一行的后面。写完之后,整个发票单据上的字就显得很有分寸。
古老师像一匹可靠而有韧性的骆驼。骆驼有很多美德。骆驼的所有美德在古老师身上都有。
照尼采的说法,骆驼是人原形,也是人需要恢复的第一原形。
除了骆驼之外,人还有一个原形,就是狮子。
以后再谈狮子和狮子的美德。

赛埔评论:
1.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6-19 15:35, 潘险峰
人的幸福感产生于在熟悉的地方寻找、发现美丽的风景。人若努力做一个很高尚、很不平凡的人很困难,放下架子,找回点纯粹动物本性可能也就高贵了!
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返朴归真,的确是美好而不易的。

2.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6-30 07:03, 外事王寒
很欣赏这种白描的写法。

3.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7-19 21:41, 罗冬梅
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而内心分明有一股气流在涌动,不是感动,而是触动。古老师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不太为人们所关注,而刘老师却能放慢匆匆的步履去观察、去欣赏,这是古老师的幸福,也是刘老师的幸福!我羡慕。

4.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7-20 20:38, 林洪图
很美的一缕夕阳,骆驼的样子在古老师的身子重叠在一起。记得我也写过一两篇有如熟悉与不熟悉老师的形象,吴老师,还有赖老师,但是都没有把握的很好。
像古老师这样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还是依稀可以找到,而如刘老师这样经常“很无聊地看着一些物事出神”的人,如今在我的身边已经很难找到了。我所生活工作的地方,完全就像个工厂,就像是知青那一代人描绘的下放农村的地方,所以每次当读到莫言,路遥,史铁生等写知青艰苦的生活时,我的印象倒是特别的深。
文字很细腻,很有书生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着老师味,一点点。

5. 评:骆驼的样子, 2005-11-21 14:25, 谢易
有研究精神的人确实不同凡响,把这么一个古板的“老头子”(恕我不恭)描写得这样生动有趣。


14.2看窗户的老师[86]

有一种教学机智,我称之为课堂教学中的“现场感”。
“现场感”意味着这个老师既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又经常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抽身出来,抬头观察、阅读他面前的学生。如果一个老师从来不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不是一个真诚的、有思想深度的老师;可是,如果一个老师长久地沉湎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而忘记了他面前的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坏老师。
具有“现场感”的教师总是善于从教学的现场捕捉调整教学的信息。如果一个老师善于从现场捕捉调整教学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一讲到底,他的教学也依然是一种对话教学或互动教学。如果一个老师不善于从教学现场捕捉教学的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满堂提问,他的教学也仍然是一场独白。
善于从现场捕捉信息的老师,他总是能够从学生的脸上读出他的困惑,他能够从学生的眼神中读出他的智慧,或者,他能够随着学生身体语言的波动而调整教学的节奏。
智慧的教师总是很细心地观察、阅读学生的现场反应。这种现场反应甚至不需要等到正式的练习或测验,已经提前表达了他们的理解或不理解,很完整地显示了他们的喜欢或不喜欢。
于是,一个教师是不是善于评价,是不是做到了“反馈与矫正”,有时不在于他让学生做多少道练习或多少套测验,而在于他心中是否有足够开阔的空间容得下他的学生。
心灵开阔的老师我见到过,而且不少。
我也见到过不开阔的老师。
1992年我在湖北一所“子弟中学”教英语。
学校有一位周老师,教化学。个子很高,又英俊,很受学生喜欢。但这个老师有个毛病:上课时,他从不拿正眼看他的学生。好好的一个人,一旦上课,就牢牢地盯着右边的窗户:上课——,同学们——,今天学第三章……。
有一天上午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听周老师上课。他点学生回答问题时尤其特别。
他问:“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学生不说话。
周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用左手的食指指着教室中间的某个位置:“好,你说!”
教室里很安静。周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用左一动不动地手指着教室中间的那个位置:你说,就你。
很奇怪,居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
全校老师都知道周老师有这个毛病,有位姓戴的年长的女教师和周老师提起过这件事,但周老师只是说,“哦——哦——”。后来不了了之。
人们常常讲教师要有个性。也许在周看来,这是教师个性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学生喜欢他,他就更不在乎。
其实他不知道学生是在乎这件事的,很多学生在周记里写了这件事。但学生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让周老师改掉这个毛病。
我有一位朋友,学心理学专业的。她说这个事其实好办。办法很简单,但管用:她说,可以在教室右边的窗户那里挂了一张美女图象!
周老师后来究竟是坚持看窗户,还是看学生,我不知道。我只在那所中学呆了一年。
每次我和朋友讨论周老师的“看窗户现象”时,朋友们常常说这样的老师是特例,不具有代表性。但我以为,这样的老师恰恰很多。
“看窗户”的老师确实不多,但“不看学生”的老师却不算少。如果一个老师上课基本不看学生,那么,这个老师究竟在看什么?就值得思虑。
2002年,我指导华南师范大学的十几个本科生到中小学去实习。实习结束后安排了专门的实习总结会。
在总结会上,一位学生总结经验说:我最初上课时怯场,每次走上讲台,就浑身发抖。后来我的一位师姐教了我一招。那位师姐说:“你每次走上讲台时,千万不要把你的学生当学生,你就想象你的面前是一堆土豆,那样你就不会怯场。”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用了这个办法。他说:“用了,很管用。我后来慢慢真的就不那么怯场了。”
我现场提出一个结论,虽然是玩笑的语气,但已经有些不满。我说:“你原来怯场,还算是一个心里有学生的、善良的好老师。现在你不怯场了,却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土豆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讲课时目中无人,这个老师就不见得是在教学。他在干什么呢?这个人在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有什么不好?
自言自语的人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有强迫症。

赛埔评论:
1评:评价的秘密, 2005-07-19 03:11, 段举成
“在教室右边的窗户那里挂了一张美女图象!”嘻嘻,这个方法也不见得有效。你贴在右边窗户,他不能再看左边吗?或者你就是贴满了墙壁,他被迫看着学生了,一个心里没有学生的老师,讲课时照样是目中无人的!

2评:评价的秘密, 2005-07-20 20:44, 林洪图
知道了很多知识,并不想知道的,如今似乎很自然地进入了脑子里,以后在什么时候(谈话或评课或写作其它时候)中可能会很自然地运用出来。评价-赏识与激励、关心并帮助、反馈与矫正。还有《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里的关于“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反馈与矫正”等。也许是“亲其师,而信其道”吧,我喜欢这样说话的教授,一些教育理论的词语这样讲出来,就容易接受了。

3. 评:评价的秘密, 2005-10-21 21:12, 周明
乍一听到这个故事让我捧腹不已,可是仔细一想,我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嘛!记得刚登上讲台的时候,我的心里紧张,不敢正视学生,眼睛也总是看着天花板或者是看着课室后面的黑板,如此这般过了好多天。

4. 评:评价的秘密, 2006-03-22 23:34, HOLLAND
老师得爱是源头,分成赏识与激励、关心并帮助、反馈与矫正,这三条支流,滋润学生的心田。我愿意这样解读评价的秘密。

5. 评:评价的秘密, 2006-03-23 21:26, 曾翠芳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与别人交谈时,我也更愿意看着他/她的眼睛。看不见他/她的眼睛,我会难受,也难以明白他/她说话的意思。



14.3大人不计小人过[87]

2001年10-11月,我带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本科生到顺德去实习。按照规定,我得和学生一样住在实习的学校,不到周末是不能回家的。
实习快要结束时,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领导要来看望实习生。胡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明天大概10点钟到学校来,你在那儿吗?”
我说:“当然在。我等你们。”
可是当天晚上我却回家了,因为上海的陆老师来了广州。我可以对陆老师说“我在带实习生,不能回广州。”但我说不出口。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广州见陆老师。那是个好人。
第二天我早上七点钟起床,我相信我一定能在10点钟之前赶回实习学校。
先坐车到地铁口,然后乘地铁到“芳村”,再坐巴士到实习学校。
9点钟我接到胡院长的电话。他问“你在哪儿?”
我问他:“你在哪儿?”
他说“我已经到了你们的学校。我在学校门口。”
我说“没想到你那么早就来了,我在学校附近,你等我一会,大概15分钟我就过来。”
15分钟过去了,车一直堵在路上,前面有两个司机在吵架。我给胡院长打电话:“很抱歉,我还要等会才能到。要不你先进学校,学生他们住在二楼。”
半个小时后胡院长又打电话过来:“你究竟在哪儿?”
我说“就在附近,堵车了,你进去了吗?”
他说“门卫不让我进去。”
我很紧张,竟然让胡院长大人在校门口等了我将近一个小时。这位院长大人也是,他的长相可能看上去就不像个善良的人,所以门卫不太放心让他进学校。
  我赶到实习学校时,胡院长已经进了学校,在学校的花园边等我,他的身边还有刘书记。
胡院长问:“你昨晚是不是回广州了?”
我说“是。”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你就可以坐我们的车一起来,你那么蠢?”
我解释说:“除了抱歉,我无话可说。以后绝不做这样的蠢事。”
中午胡院长他们请客犒劳实习生。
我平时很少喝酒,那天我连续喝了很多杯。喝酒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一句话: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小时侯我在外面闯祸了,母亲就上门向别人赔礼道歉。道歉的内容无非是“请您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还有一句话她是一定要说的:“大人不计小人过。”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这个句子可以有多种翻译,我看“大人不计小人过”是最好的翻译。
后来我的一位学生说,还可以翻译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0:09, 徐莉
看到您的教育忏悔,突然想到自己在学期初说、写给自己的话:“忠实而认真的记录”。
这个学期,我为每个班的活动进程建立了独立的记录本,活动中由我或者学生轮流来记录。这里有学生讨论纪要、有活动主题的进行状况,我们每次活动的基本流程……

2.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3:08, 敦杰
教育忏悔好。忏悔就是教育。忏悔要能动人心弦,促人自律,就要亲切平实、诚意正心,既自知之明,又推已及人,这就是刘老师教育忏悔时让人感到可爱的地方。

3.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3:49, 刘良华
感谢诸位对“教育忏悔”这个主题的关注。今天我上课时讲了这个故事,快要结束时,又念了这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的“理由”是:忏悔意识的直接后果是“感恩意识”。从不忏悔的人,大体不会有真实的感恩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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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4:37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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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教育忏悔, 2005-10-12 22:25, 心翔如风
今天在刘老师这里,第一次看到,说真的,确实是第一次,看到以“教育忏悔”为主题的内容。第一眼看到这几个字,我头脑中蹦出来的是西方基督经常说的:你忏悔吧……
以前,我一直在和老师们交流,以“追寻教育的遗憾“为主题,搜集了一些稿件。可惜,一直没有细致编辑。我一直觉得,教育的遗憾是一个很好的主题,通过追寻一些过往的,但是又不可能真正去补救的情境来反思来自我拓展,不失为一种促进自我发展的途径。
这,是一种内省……很真很深的内省。

5. 评:教育忏悔——致沉郁老师, 2005-10-17 00:07, 刘良华
我们那位院长的确大气,否则我那样糟蹋他就会惹祸。
我起初叫他胡院长,后来叫他老胡。再后来直接叫他的名号。
我这样做有点类似“黔之驴”里面的老虎德性。
这里面也有我的追求。我与人打招呼时,一般不轻易带上某个人的官职。比如胡院长、刘书记之类,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直接喊“胡”或者“刘”。
我要是觉得某个人很可爱,就会喊“姓胡的”或者“姓刘的”。
如果你姓朱,我就会先喊“朱老师”,等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改称“朱”,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亲切地喊“姓朱的!”
那是多么美妙的称呼。
卡耐基说“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是听到有人清晰而完整地叫自己的姓名。”
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是湖南人叶茂林博士冲我猛喊一声:“姓刘的!打球去。”





15.我的学生

15.1教育忏悔[88]

1992年,我在一家中学做英语老师。
班上有一个姓胡的学生。最初他对我的英语课很感兴趣,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课堂上睡觉,或者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班主任告诉我说:这孩子和校外黑社会的小青年混在一起。很麻烦。
我开始留意这个学生。
秋游的那天,我特意叫他跟我一组,他很善于烧烤,带来的肉和鲫鱼又多,很快成为我们组的中心人物。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第一次发现他很有组织能力,整个上午都在指挥谁把鱼放到这边,谁把肉放到那边,谁应该把鱼翻过来,告诉谁的肉已经烤好了,谁的肉还欠火候。
下午返校的途中,他一直跟着我。快要经过他家时,他要求我一定得到他家去坐坐。
我不愿意去。他却很坚定地邀请。一脸的虔诚。
我估计他家一定是很富裕,或者属于比较豪华的那种。要不然他不会如此坚定地邀请我到他家去。
我决定到他家去看看。
经过一条煤渣路,来到一个棚户区。前面有一条走廊。我以为经过这条走廊,就可以到他家了,没想到经过这条走廊时,他说:刘老师,这就是我家。
我惊呆了。他的家就是一条很窄的走廊。他的三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姐姐都在家里。听说是老师,她们赶紧站起来,请我坐。
我的到来显然太唐突。我叫住那位姓胡的同学,我说:“走,我们一起到学校去看看。”几乎逃了出来。
一路上我很烦闷。感觉做了一件蠢事,似乎很不礼貌地窥探了别人的隐私。
当天晚自习由我照看。我准备找这位姓胡的同学谈话,希望他能够在我的英语课上表现得好一些。当时我心里好像还有一个念头:希望他做一个男子汉,能够承担起改善家庭环境的责任。
其他同学都准时进了教室,他过了很久才从后门溜进来。
我很不满,带他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如果你长期这样混下去,你对不住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你爸爸妈妈以为你在学校读书,却不知道你经常在校外胡闹。你这样对他们,不公平,他们还不如养一只狗。
我太急噪,说话失了分寸。他很反感,当场就给我脸色看。转身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改英语作业时,发现他的作业本里夹了一个小纸条。他在纸条上面给我留言:“我早就知道我是一条狗,但直到昨天晚上,我发现你也是一条咬人的狗。”
我当时年轻气盛,想冲到教室揍他一顿。后来总算冷静地坐下来。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生气。
几天后,一个学生家长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点名要我去接电话。
他问:“您是刘老师吗?”
我说“是的”。
“您真的是刘老师吗?”
我说“真的是。”
他说:“刘老师,我感谢您。”
“您谢我什么呢?”
他说:“我儿子自从上了中学,没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孩子好。只有您说我儿子好。”
我很紧张,问他:“您的孩子跟您说了什么?”
他说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跟他说了学校的事情。
他的话让我很难受。
什么事呢?前一天下午我下课后往办公室走。教室在三楼,办公室在一楼。办公室前面有一个篮球场,也可以打排球。
从教室到办公室要经过一条走廊。经过走廊时,有一个学生跟在我后面。拿着一个篮球,边走边拍打。
走廊很宽,但比较暗,地面又有很多灰尘。他拍打篮球时,地面就升起很多灰尘。
我很累,也烦。向他吼了一句:“干什么呢?”
他有些惭愧地看着我,说:“打篮球。”
看着他这样的表情,我不好再骂他。改口说:“哦,打篮球很好。”
回家后,他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打篮球很好。
这个学生姓胡。
这件事令我一直比较惭愧,对这些事的回忆与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忏悔。
我比较惭愧的另一件事是动手打学生。[89]
那天晚上陈小红老师临时有事,请我代她照看初二(3)班的晚自习。
我教初中一年级一班和三班的英语,很少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打交道。但据陈老师说,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是认识我的,因为前几天晚上,学校童校长邀请我给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家长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怎样做家长》。有几个家长回家后就打听那个“矮个子男老师”是谁,学生回学校后就做调查,原来那个“矮个子男老师”就是我。我立刻在学校变成小有名气的人物。
我也没有把我自己当作等闲之辈,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名人”。当时我已经拿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把我当“研究生”看待。
老实说,我来照看这个班的晚自习,学生们应该有大驾光临的受宠感才对。
大步迈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巡视教室,然后找个凳子坐下。又觉得坐在那里有些不自在,起身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语:
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这句话用汉语说就是:请保持安静,如果有问题,可以问老师。
我还是更愿意用英语写出来。在我所能够讲出来的外语句子中,我对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这几个句子比较有把握,这似乎是地道的外语。在陌生的学生面前提出几句地道的外语句子,这是荣耀的事。好像也不只我一个人喜欢干这种事,凡是外语系毕业的人,大都有这种习性,有这种优越感,总想让陌生人知道自己是“懂外语”的人。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外语水平不错,平时会积累几句自认为地道的外语句子,一逮到机会,就扬眉吐气地说出来。
写完这两句外语句子后,再转身坐在讲台上,看着学生。学生的表情果然有微妙的变化。
学生开始看书或者做作业。
照看学生晚自习比较容易,只需要坐在讲台上,装出比较威严的姿态,并不需要讲课。学生在下面忙忙碌碌,我可以坐在讲台上悠闲地看我的闲书。要是做教师的人只需要这样“守望”着一群学生,并不需要气揣吁吁地讲课,也不需要精疲力竭地批改作业,这个职业就成为真正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可是,那天晚上如此美妙的想象由于一个男学生的挑衅,立刻转换成为一场噩梦。
那个学生姓刘,我认识,是当地著名的初中生。他本人经常被他的外语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我们外语组的老师都认识这个学生。他的妹妹在初一(1)班,是我班上的学生。
其实从我进入教室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关注这男孩。我虽然故意不看他,可一直在观察他的动静。如果他今天敢惹事,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教室里那么安静,忽然有人发出“弹舌头”的声音。对这种事情我很熟悉,我做学生时是做过这些事情的:一是和同学比“谁的手指弹得最响”(拇指和中指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二是和同学比“谁的舌头弹得最响”(舌尖和上颚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
做这种事情并不可耻,但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做这种事情就令人无法容忍。
我走过去,小声提醒他“不要这样!”
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转身离开时,他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很愤怒地转身,威胁他:“你再这样?”
他看着我,竟然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迅速出手,猛烈地抽打在他的脸上。
他暴跳起身,使劲地抓我的衣服。他说:“我要把你杀了!”坐在后排的学生冲过来,有人按住他,让他坐下。
我令他“出来”。带他到“政教处”,交给“政教主任”处理。
我回到教室,教室里很安静。坐在后排的有一个学生,他并不看书,用手托住下巴,远远地望着我。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外语组办公室时,几位老师告诉我:“刚才家长来了,说他的孩子的脸被你打肿了,家长扬言要打你。我们几个老师都在骂家长教子无方,我们一致说这样的学生就应该打。”
我坐在办公室里,很长时间无法安静。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一(1)班的外语课。我走进教室时,第一眼就看到那个男孩的妹妹。我几乎无法用心上课,一直感觉教室后面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那几天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讨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学生拿着郑渊洁的童话书质问老师(有一期《郑渊洁童话》谈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
对我来说,打学生究竟是否违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种“失败感”。
如果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无法容忍。打人有时几乎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
可是,学生为什么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那天,那男孩为什么在我面前那样放肆?我做错了什么?
这件事情一直成为我教师生涯中的一件丑闻。即使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即使别人不记得,我自己会一直记得。
直到后来我读《论语》,读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我才有所领会:“我做错了什么”。
所有的错误,皆由一个细节开始:当陈老师告诉我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是认识的时候,当我在黑板上写下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的时候,错误已经开始酝酿。
你若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必追求他人的关注。你若追求他人的关注,他人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你看成是对你的蔑视和挑衅。
人不知而愠,大体是所有暴力的根据。

赛埔评论:
1. 评:老师说我很好, 2005-10-22 23:05, 谢敏仪
好文章!赞美和鼓励是一种美德!不过,环境通常会使我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吝啬。特别是在这个暂时还表现得较为“急功近利”的社会,不合主流的赞美或鼓励常常会被人曲解。

2. 评:老师说我很好, 2005-10-22 23:21, 谢荏桐
我最讨厌科任老师故作正经地走过来:你们班某某学生没得救了,总是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一听就反感,不是对是我班的学生而反感他的话,而是对他看不到学生另一个正面感到气愤。

3.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 2005-11-16 16:48, 丑老鸭
记得在上幼儿园时,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大概6岁,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几乎是生活在幼儿园,所以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也很调皮,很令老师头疼。记得老师常说:这孩子又丑又坏。我感觉被羞辱的无地自容,经常深夜在棉被里痛哭。白天里,我更恨老师和这个环境,我更加倍地与老师作对。而一旦我继续犯错误,老师会对我两种惩罚,一种是不让睡觉,一种是把我绑在树上。我不愿在诉述这种看似另类的教育叙事,但历经多年的坎坷和沧桑,我真实感觉是;作为老师能赏识,宽容,尊重,幽默比课本知识传授更重要!

4.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致丑老鸭老师, 2005-11-16 18:17, 刘良华
我一直认为教师是一个“高危职业”。它可以成全一个孩子的一生,也可以损害孩子的一生。
可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奇妙:它的行为原本是损害了孩子,可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偏偏振作起来,成为一个有强力意志的人。
幸亏教育还有这样的特性,否则,那些曾经受了教师损害的学生,就会成为永远的伤者。

5.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 2006-03-11 00:17, peter
记得读小学时,那些调皮男生经常挨打,有一次,老师的教鞭都断了,全班同学都很震撼!初中时,班主任又是经常打骂男生,可怜的男同学们,我发誓自己当老师后绝不打学生。现在自己转眼作了六年的老师,没打过学生,可是学生反而骑到了你的头上,自己的自信在一天天丧失。听一个朋友说:他们的小学老师懂功夫,第一次上课时,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他一掌打倒了一排桌子,自此,学生都是又畏又敬。


15.2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90]

凡是听我讲课的学生,我在第一节课都会提出我的要求,我的要求如是:
你可以选择不听课,申请免修。申请的程序是:提交一篇或几篇你的作品给我看,让我知道你是一个“怪才”。
如果你选择了听课,你得守住几条底线:
第一,不迟到,迟到五分钟算迟到。如果迟到了,你可以进教室,但我比较仇恨迟到的人。你也可以不进教室,可是呢,每旷课半天,就扣2分。做老师的人喜欢用分数来吓唬学生,如果你来到大学这个地方却“不学无术”,我也会动用分数来吓唬你。
第二,上课不要喧哗,比如同桌之间讲话、接听手机。我所理解的“没修养”的人有两个恶习,一是迟到,二是喧哗。
第三,如果你既不迟到,又不喧哗,大体就守住了底线,但你最好不要在我的课堂里“读书”或者“打瞌睡”。我认为那样是对我的侮辱。我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说:“我讲得那么好你都不听,你也太笨了。”这句话大体是对的。孔子一生光辉,但因为骂有些学生是粪墙和朽木而留下污点,其实,我也想骂同样的话。
第四,我的课程基本没有考试,由听课状态和平时作业折合为课程成绩。我的作业常常在我的博客“教育叙事研究”(http://xushi.cersp.com)上面进行。

赛埔评论:
1.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14:43, 沈旎
第一,规则是社会活动的保障,它一方面制约了我们,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就像玩游戏,要先把规则定好,不然没法进行下去。
第二,在上课之前把要求讲清楚,是对自己也是对学生的尊重,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平等,是比较好维护的。
第三,要求不可以多,不可以摸棱两可,应该钉是钉,铆是铆,便于记忆与操作。

2.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17:14, xierentong
我可以证实,刘老师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曾是他的大学学生。
遇到刘老师之后,我开始大胆起来,大胆到敢下一个论断:我以前所遇到的老师都是固守传统的传统老师。

3.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23:19, 子墨
林语堂在台湾师大上课,第一节课就让慕名而来的学生翘首等待了三十分钟,林教授才夹着个黑色的大皮包姗姗来迟,学生一见心想大作家果然为学生着想带了这么多材料来,为其辛苦也就不计迟到之过了。但见教授把包打开,哗地倒出一大堆花生在桌上,并挨个倒在学生桌上,然后笑咪咪请大家共食之。学生不敢轻举妄动,但教授已自顾自开吃,在一些学生带领下,大伙儿热烈地剥起花生,一阵吃声和笑声过后,教授正色道:花生又名长命果,你们吃了我的花生,希望今后长记性别忘了我的上课时间。一节课就此结束。日后,不论林作家教授是双脚架在讲台上还是坐在讲台上,他妙趣横生的讲课总是吸引了满教室的听课者。

4.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6 17:51, jiahuiliang
看了刘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马上决定我以后也要“克隆”来用一下。但我不知道,刘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生交过证明他(她)是怪才的作品。怎么按照作品去评判有没有达到免修的怪才标准呢?

5.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致jiahuiliang老师, 2006-01-26 20:30, 刘良华
几乎每次都有“怪才”学生,有时候是在课前提出来,申请免修。有时是在课后“补救”,他有事不能来听课,他有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一般不会接受,可是如果他提交一份有分量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申请免修的补救办法。
这样的补救办法在程序上并不规范,但做老师的人可以动用自己的专业权利做一些规范之外的补救和补丁。


15.3学生的精神[91]

2001年秋,我给华南师范大学01级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教育概论》。
这个班的学生出奇的对学习怀有热情。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听课方式是“老式”的、“传统”的,甚至显得有些“不成熟”,比如很多人约好了似的很整齐地望着老师,很像后来一位老师告诉我的“朵朵葵花向太阳”。这很容易让站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感到虚荣心得到满足,尤其是我这样长期讲究虚荣的人。
不过很遗憾,我讲到激动时,他们仍然保持他们老式的、传统的、近于不成熟的听课方式,从不鼓掌。我心里有时不免会抱怨,这孩子们怎么知道听课而不知道鼓掌呢?
坐在前排的往往是那些比较自信一些的女生,她们是班里学习最认真、投入、充满期待的学生。男生坐的位置往往靠后。我最初对这些男生不太满意。当我对这些男生不那么满意时,我会琢磨是否因为我是一个男老师的原因。这种状况后来却有变化。
有一个男学生,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话不多,听课好象容易走神,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甚至学期末的考试也没让他紧张起来。那天我和“小龙”老师(读博士期间我们曾经是同学)去监考。在路上“小龙”老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普遍讨厌《教育学》,上这门课很辛苦。我调侃说:“那要看是谁给他们讲课。我班上的学生就不讨厌教育学。”没想到试卷发下去之后,我和小龙老师在走廊里核查准考证时,那个男学生竟然问:“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考?”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意思。”
我很恼火,他让我在“小龙”面前丢了面子。我令他跟我到教室外面的阳台去谈话。那次考试的地点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三课室。课室的外面正好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阳台。
我说:“刚才我还在吹嘘我的学生如何喜欢教育学,你让我很没面子”。他说:“我不是故意的”。我问:“你为什么不想考试呢?你不参加考试你会毕不了业的”。他说:“不毕业也可以的”。
我很惊异,问他:“你喜欢什么?”他说:“计算机”。我问:“你想转系吗?”他说:“我试过,但有困难。”
就冲这些话,我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喜欢的男学生。不只是有个性,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拥有智慧。好像班里有几个女生也喜欢他,喜欢他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男生,人长的比较帅。我向来认为长得帅是男人的悲剧。据不完全统计,长相好的男人多没出息(这样的人多不努力)。
但是,后来他用他的忧郁的眼睛和他的忧郁的作业(我规定他们每个月交一份课程作业),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难道忧郁的男孩就一定深刻吗?说不准。但至少他是那种有灵气和才情的学生,以至于在我惯常鼓励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考外校(我的感觉是报考本校的研究生是“留级”,而且留三年)的研究生时,我破例地怂恿他报考本校。我觉得这样的学生不留校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遗憾。现在大学老师招研究生时,一不小心就招来一个无能鼠辈,这使研究生招生几乎成为一件风险事业。但如果一个大学老师能够招到他这样既有灵气又有才情的学生做研究生,会收获“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而幸福感。
尚有一男生,上课经常缺席。我曾经对学生说,“只要你们在做有价值的事,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每个月要交一份读书报告,让我知道你在读什么书。”我的这个建议大概只对这位学生有效。他果然“放纵”自己,来听我的课时我感觉他是在鼓励我,不来听我的课时,我总是尽量设想他一定在做另一件比听我的课更有价值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他拥有“多元智能”中的几种智能。他的发型(我后来理发时也变成了不到一寸长的短发,是模仿他的发型)、他的表情、他的反抗和叛逆,他的作业所显示出来的怀才不遇,已经足以让我在期末考试时忍不住给他不低的分数。
其实根本不是“不低”的分数,而是“很高”。我估计班上的同学没有人会反对,谁都知道那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估计班上同学不会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班上学生每个人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上。我给学生打分的原则是,除了最优秀的之外,其他都差不多。我交上去的学生成绩总是让管理者不放心,有一次姚老师在我交上去的试卷上写了“分数集中在85-90之间,建议提高区分度”。他的疑问是:“学生的分数怎么没有拉开距离,怎么没有呈正态曲线分布呢?”我解释说,我的学生都差不多,没天才也没有笨蛋。他,“那学生的分数怎么都那么高呢?”我就说,我的学生都比较聪明都比较努力所以成绩都那么高。管理者还是不放心,说“总得有成绩比较低的学生啊?”我着急了,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名师出高徒的故事”,于是姚老师就不再理我了。姚老师是好人,他只是笑,并不反对。我讲课时在学生那里讲过这个故事,此后“名师出高徒”的故事在很多人那里流传。
所谓考试的“区分度”,其实是为了淘汰和选拔用的。大学生选择我的课,目的是为了达到某个水平。大学生的考试是比较典型的“水平”考试,为什么要提高区分度?
我一直很感激那些管理者,他们虽然早发现我这样的老师的问题,但他们好像并不反对我的做法。有些制度明明是错的,我们无法期望管理者立刻改变它。但如果管理者与教师合谋去对付那样的制度,那样的管理者也就是好人。
我希望有人和我一起合谋来抵制大学生课程考试的区分度。我至今亦觉得我的做法是对的。大学里总是有老师拿点名、不及格、补考来威胁学生听课。我向来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大学的老师。我曾经扬言:“给学生59分的老师是坏老师。”有人找我论理,我补充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改卷除外”。还是有人不服气,说学生就只有59分怎么办?我说要么是出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要么是改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
我这样自以为是的人自然不屑于做一些诸如点名、让学生补考之类的事情。我相信学生是愿意学习的。没有人不愿意学习,学生只是不愿意学习那些令人乏味的东西。老师讲课精彩,学生自然愿意听课;老师讲课邋遢,却用点名的办法来逼迫学生听课,那是掌握了话语霸权之后的知识强暴。
就我所知,我的做法让学生很感激。当然最感激的是那个男生。后来我查看了他的成绩册,那个学生有一门学科的考试成绩不及格,需要补考,另几门学科的成绩很低,只有我主讲的那门课是高分。我为这位学生感到惋惜,也为我自己的行为举止感到很骄傲:你说,是不是只有像我这样有个性的老师才会容忍甚至欣赏这样有个性的学生啊?
第二年我开选修课,这位男生竟然报名。这着实让我不理解。但很快他又走他的老路去了,比如经常缺课,偶尔捎个口信,说今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来。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这个学生:我给你们上必修课时你都不听我的课,为什么我开选修课你却来报名?
没想到他说:必修课很多人必须听你上课,你开选修课时我担心选你的人太少你没面子,所以我要来捧场啊
19#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5:12 | 只看该作者

这话让我感动了好几天。“这孩子”虽长相粗糙,却善良、心细、侠骨柔情,有如此浓重的“感恩”情怀,竟然牵挂我的“面子问题”。只是他也太小看我了,他不知道我开选修课时,是从来不为选修的学生人数太少而操心的。
我喜欢有个性的学生。这个班的很多学生即使没有别的,至少有个性,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这个班用他们的精神气质,在延续大学的使命。
所谓大学,是一个让这里的人因此而自由、独立、有精神气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生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她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某个学科,他/她都不得不努力学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看什么书,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学科,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领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一个男孩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女孩,这样的人,将来必没出息,必沦落为无能之辈。
后来有中小学老师问我: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算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在中学或者小学,他还是好学生吗?
这里面当然会有些差别,可是人们似乎夸大了这里面的差别。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才是“研究性学习”,现在中小学生不是也开始“研究性学习”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才有可能“自学”,现在中小学教师不是也开始鼓励学生“自学”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才有“选修课程”,现在中小学不是也有“选修课程”的尝试了?尽管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在很多地方只是一个摆设和说法,但毕竟已经有大量的中小学开始给学生提供了真实的“课程的选择权”。
给学生提供“课程的选择权”,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我预料(实际上是梦幻或想象),现在大学的课程管理制度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小学的样式,甚至中小学也可能像大学那样由原来的“年级制”改换为“系所制”:中小学分设中文系、数学系、外语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政治系、历史系、地理系,或设置某个领域的“研究所”。这种管理样式可以称为“系所管理制度”,中小学原来的管理制度可称为“年级管理制度”。
“系所管理制度”给中小学老师带来的变动并不大,不过是由原来的语文组、数学组、外语组变成了现在的中文系、数学系或者外语系……。但对于中小学来说,“系所管理制度”取代“年级管理制度”将导致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比如小学生或中学生在入学时就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系所。选择之后基本稳定,但中途允许申请“转系”。
进入某个“系所”并不意味着“文理分科”,并不意味着学生只学本“系所”的课程,而不学其他课程。各个“系所”开设共同的必修课程课程,比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这是中小学的传统课程制度的延续。必修课之外,各个“系所”提供大量的具有“系所特色”的选修课:中文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中文特色”的课程,比如《散文欣赏与创作》;《文学批评》、《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等等;外语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外语特色”的课程,比如《英美文学欣赏》、《BBC与VOA新闻》、《英美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等等。
这些“系所特色”课程制度听起来有些浪漫,实际上也不是异想天开的幻想,所谓“系所特色”的课程制度也不过是中国教育界多年来所倡导的“校本课程”的另一种说法。校本课程制度的初衷是在国家课程之外另外增加一些时间让学生学习他们喜爱的课程,如此看来,“系所特色”课程几乎是校本课程的类一种陌生化的说法。
一旦实行“系所课程制度”,每个学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自己最喜爱的学科,而且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自己亲自选择的“身份”,原来的“我是某年级的学生”的自我介绍方式将转换为“我是某系的学生”;同学之间就由原来的“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关系转换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关系;参加“校运会”时,他们由原来的代表各个班级参赛就转换为代表各个系所参赛。
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制度可能会导致学生过早地偏科,“高中分文理科”制度尚且受到非议,这样“系所课程制度”更加不可思议。弊端当然会有,也会涌现很多新的危机,但问题也许并不严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可以浪漫到什么程度,依然有想象的空间。

赛埔评论:
1. 评:学生的精神, 2005-09-27 19:49, 高哥
看后我挺感动。毕竟,大学教师能够这样地理解和欣赏学生,为数不多。个性需要张扬,个性需要我们去为它撑起一片天空。

2. 评:学生的精神, 2005-09-27 20:34, 王荣
我对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我之所以能坚持学下来,是因为我个性比较强,比较好面子。
其实我都曾经想过要退学回家,重新再考一年,但是最终我还是没勇气也没骨气这么做!基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就特别同情那些和我一样的学了自己讨厌的专业的人,这种被专业选择的结果往往是使人一生痛苦。

3.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02 23:11, 刘良华
我理解王荣同学的心思。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然后就想办法转系。有的转成功了,有的没有转成。就我所知,想转专业而没有转成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原来的系所中自学或旁听了别的专业。这样的学生实在不少。但愿王荣同学是这样的形势。
第一次进入大学时发现自己所选择自的专业恰好是自己喜欢的,这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真正出色的人,常常是第二种类型中的人:在某个系所,但学了别样的专业。即使像外语、计算机这样很专业化的学问,真正的高手常常潜藏在“别的系所”。
不是我乐观,如果命运让我重新来一次,我会在乎我正在学什么专业,但不会太在乎我现在属于哪个系所。

4.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17 15:31, 罗琴
读了您的这篇文章我深有同感,“系所制度”有他的优越性,它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学生能够选择他所热爱和需要的东西。我有幸在大学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我觉得我的大学是轻松的、愉悦的、充满激情的。如果现在的基础教育也能让学生享受到学习的快乐,丰富自己的灵魂,完善自己得人格该有多好啊!

5.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20 16:56, 蔡厚财
虽然你说这是一个幻想,但我倒觉得“系所制度”有它的生命力,起码它的内涵还是不错的。外国不是早就在中学实施学分制了吗,低年级的学生只要有水平,一样可以选择高年级的课程。现在的高中也在搞新课程改革,也要算学分,虽然还不成熟,但经过起初的青涩之后,我想改革会成熟起来的。最多那时还是叫“年级制度”,但内核已经是“系所制度”了。


教育自传选读


16.“遥远的高三•八班”

16.1公车上书[92]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16.2十三棍僧[93]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郑滨在地理课上出了个“火山灿灿山有火”,号称绝对,我在化学课上对了个“王水汪汪水中王”,总算给化学老师争了一口气。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入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鳞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疾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戚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
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
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于”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大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16.3不敬师长[94]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倍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做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做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
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惟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
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瞬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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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3-26 07:26:09 | 只看该作者
,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
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做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
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17.体验“唇舌的授权”


17.1 教育故事

2002年3月,一位朋友建议我读张文质写的《唇舌的授权》,据说“很有趣”。几天后我在广东教育学院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
我大致花了两天半的时间读完这本书。读这样的书确实“很有趣”,因为它是“随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张文质教育随笔”。可是等到我连续几天读完这本书时,却感觉由“有趣”而渐致“沉重”。这本书是用有趣的、精致的、诗意的笔法,讲述古老的、沉重的、忧伤的教育话题。
张文质在他的“教育随笔”里记了很多“教育故事”,他喜欢用“喜剧笔法”讲述悲情故事,有时只需三言两语,故事就完成了: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好的同学。有一次,一位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95]

我已经听了三次《我的战友邱少云》,我几乎不得不这样,我关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到邱少云的国际主义与英雄主义:邱少云心中想的是“朝鲜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烧身的烈火不算什么,现在正是“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教师让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个小胖子前两天刚在教室的门上被同学卡断了一个指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还裹着纱布的他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当时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全班同学和所有听课者都开怀地笑了起来。老师又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这样想吗?”小胖子低下头说:“我当时想一只手指头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用。”时代总算在这里迈开了小小的一步。(第112-113页)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第193页)

张文质写人的故事很传神,他用的技术也仍然是三言两语,比较克制。他写余文森写得尤其有声有色(第163-164页):

我的朋友余文森,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写了100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反正他能写。……余文森,独到的本事很多。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摆弄一些小例子,有一个小例子是这样的:某一天,我的外甥女(你要相信确有这样的外甥女)在教师节前夕花了整整两个晚上时间做了一个工艺品,在教师节这一天送给她的数学老师,老师正坐在讲台上看书、抽烟,很冷漠地说:你就放在这儿。甚至头也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就把烟灰弹在这个纸做的工艺品上。这个故事促使很多教师深思为师之道。余文森已经是讲教育理论的名家了。在诺大的福建省他讲过百多场,听众也真是不计其数。前年,我主持某项教育活动时,也曾请他讲过。讲演相当精彩,结尾尤其精彩:猛地一敲桌子,"好,结束!"嘎然而止。



17.2 个人教育史

除了将别人的故事之后,他也讲自己的故事,张文质叫它“个人教育史”。他说: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又说: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
当他开始思考他的奶奶和父亲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自传(第82-89页):

是写作促使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促进我的“思”。写作使我的记忆复苏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畏”比“敬”多得多。他身体强健,有力气,容易动怒,从记忆的源头(几岁?)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时常因各种“错误”被打,父亲、母亲、祖母,有时还有其他亲戚,次数最多,打得最疼的是父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生了我了,还要打我?”问得母亲直落泪。父亲在粮食复制品厂工作,早出晚归,全家人的“一口饭”问题每天都在困绕他。我想不起他教过我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和人打架,如果别人打你,你就朝他肚子打一拳。”这个方法我从未尝试过。另一次,他教我怎么才能把屁股擦干净。还有一次,那时放假了,我天天去钓鱼,他教我怎么炒做鱼饵的米糠,那天我只钓到两条小鱼,我觉得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2岁时,妹妹就出生了,母亲和祖母经常说你已经是当哥哥的人了。我便真的开始当哥哥了。我几乎记不起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苍白、矮小、怯懦的孩子。母亲说我一岁多时,非常会说话,聪明过人,但当我上了小学时,完全不是这样的孩子。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惟恐多病的母亲突然死掉,惟恐哪儿又犯了错误又招来一吨饱打,惟恐邻居的孩子和我作对,一群人一起叫我“海贼”(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称呼呢?)。我还害怕学校,第一天上学时,是堂姐带我去的,老师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和“1”字,我都不会,惊恐地让堂姐帮我写。她说等她自己的写完再帮我,我恐惧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老师说你应该去上幼儿班,就让堂姐把我带回去。后来老师把情况告诉我父亲,还是要我上幼儿班,我又大哭了一场,死活要读一年级。一个月以后,我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还为我的第一次“抉择”感到骄傲,觉得我挺有志气。他们不知道仅仅是我对另一种羞愧、无力承受而已。我喜爱各种人物的自传,很多传主童年的记忆是很早开始的,而我童年的记忆几乎就是从上小学第一天才明晰起来。我想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智力而言,很多是天份。这样说有自大之嫌,但我想起毫无希望与变化的幼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么早就噩梦缠身,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的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定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代,你只能平时在这里住,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辛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他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咯噔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17.3 教育忏悔

在《唇舌的授权》中,有一些故事可以看作“教育忏悔”。
1989-1990年张文质在福州八中高一(3)班任班主任,同时上语文课。他上课、当班主任都很尽心,表现出色,受到学校、同学们及他们父母的赞扬,班级也被孩子们誉为笑声最多的班级。但是他说,“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自己的几件丑行”(第168页):

1.对上课捣乱,批评之后仍不改正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当时郑树和全班同学都吓坏了。
2.有一次考试考不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林清玄的话:没关系啦,人生海海!黄碧英同学做值日生时,在下面加了一句:胡说八道!第二天早读,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黄碧英哭着上讲台,向我道歉,我仍生气地不予抚慰。
3.期末,班级被评为“先进”,要拍集体照,队伍怎么也排不起来,我大吼一声“你们都是蠢猪”,就是忘了吼一声“我更是蠢猪!”……

后来他把这事讲得很细致,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自己打败了”(第279页):

到期末时,学校评选我班级为校先进班级,全班喜气洋洋。按惯例,先进班级要拍集体照,同学们穿得漂漂亮亮,来到操场。排列位次时,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摄影师喊几次还是排不成队。我只好亲自出马,又喊了半天,同学们仿佛完全陷于相互交流的快乐之中。我突然气极了,脱口而出:“你们都是混蛋!”话音未落,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很快拍完了照,我没有回到班上。当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早读时,我对大家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夜晚。上个学期,我上课时对捣乱不止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滚出去!后来我在班上向郑树和全班同学诚恳地道了歉,大家也原谅了我的粗暴。这个学期我努力做班主任工作,班级起色很大,有些同学说年段其他5个班级加起来的笑声也没我们班多,我心里挺得意。没想到,昨天我那样对待你们,我感到被自己打败了。我心灵深处仍然有很可怕的力量没,有时它控制了我。要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老师,道路是多么漫长,但愿我还能走下去!”

1999年的某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做老师时,班上的那些容易被“遗失”的“中间状态”的学生(第120页):

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即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处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你看,这样的书是不是很值得阅读?
那天下午读完这本书,我接到一个电话。我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张文质。”我觉得奇怪,就追问“您是谁啊?”他再次重复说:“我是张文质。”我说“不可思议。”他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他我这几天一直在读他的《唇舌的授权》,刚刚读完。他也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听说过福建教育界有“三个剑客”,张文质是其中之一。但我和这个人几乎没有交往。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他对我的了解也不多,他说他曾经读了我的书,想和我联系,从别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于是那天下午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奇:一个读者刚读完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竟然会给这位读者接通电话。
从那以后,我就跟人讲,去读张文质的书吧,只要你一读完,他就会给你电话,和你谈话。
你当然不必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倒愿意相信:读书是有缘分的。一本书好不好,除了书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
读一本书,就是和这本书展开一场谈话,谈话的双方是否能够发生心领神会的阅读效应,这是需要很多缘分。
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会接受你的邀请,远道而来,与你会面。这种会面是否能够心心相印,也是需要缘分的。读一本书,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你一生的精神陪伴,他会守护你的一生,成为你的精神守望者。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精神守望者?这难道不需要缘分?


18.“我的教育故事”

18.1被老师体罚后立志当一个好老师[96]

我小学时候成绩非常糟糕,从来没有在语文与数学这二门课上同时及格过,而且还经常在班里摔跤,在全校出了名,终于熬到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不让我在班里呆下去,要我留级。我留级了,但是留下去的时候,下一个级的班主任看了我的成绩与表现评语说,不能在他班上,因此我又留了一级。我就是这样连留了二级,并且是找到校长来说情班主任才勉强把我留了下来。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一次上课的时的一件事。上我们数学的教师是一个下放知青,可能是被发配到我们这穷困山区吧,每次来上课总是带着一肚子的火。他来为我们上课一个学期,没有哪个小孩不被他打过,特别是男同学,这个教师全都打过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教师从哪里学来的,他要我们男同学每个人都到山里取一根小山竹鞭来送给他,要我们每个人用镰刀削得精致一些以后送给他。我们以为教师都喜欢这样的山里的礼物。我们都非常高兴也非常认真地做好了送给他。没有想到他收到以后小山竹鞭以后就向我们宣布,如果谁违背课堂纪律他就用谁送的鞭子打谁。我就是班上最早受到自己做的鞭子惩罚的学生。第二天这个教师就用鞭子使劲地抽打了我的一下背部。一条鲜红的血印十几天都没有完全消退。我爹妈并没有为这个事去找过这个数学教师,反而说我没有认真听讲老师才会这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次老师又要举鞭子向我打来的时候,我敏捷地躲闪开了。这个老师恼羞成怒,就向我猛地扑来,我总结上次的经验,就向外跑出教室,老师追来的时候我又跑向校外,远远地看着老师是否还在追我。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好像没有人在追了。我才在校外门口坐了下来歇一会。我这时看见了我同班的二个男同学,正要向他们打招呼呢,他们突然把我抱住,大声喊着:“邓老师,邓老师,我们抓住了这个捣蛋鬼”。这时这个高大凶狠的男老师从教室里跑出来,很快就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提到了教室,一进门就是狠狠地把我向教室前的墙上一甩,我当时只觉得眼前直冒金花,面额头上一个小鸡蛋一样大小的包立即就起来了,然而这个教师还不放过我,又命令我向全班同学跪下,我不跪,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的额头上、膝盖上、手臂上都处是深度擦伤,头一直在嗡嗡直响,天旋地转。我看不清同学们究竟是怎样看着我被挨打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大我几岁的姐姐,在高我几个年级的班上课,不知道是谁告诉她了,老师在打我,就匆忙跑过来了,边哭着哀求老师不要再打了,边用弱小的身体去挡住老师,可是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姐姐就抱着老师的腿大声地向我喊着:“弟弟,快跑啊!”我全身是伤,双腿的膝盖全破了,直流淌着血,也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爬起来就向外踉踉跄跄地跑出了教室。一直到了很远很远才敢回头看老师有没有追出教室。看着没有再追出来,我才放慢了脚步。我哭了。直接回了家,家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头痛,四肢麻木无力,四周充满了恐惧的气氛,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原来这样可怕。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到晚上吃饭时候吧,我爸妈才从田里劳动收工回来了。看见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被打得一身是伤,以为我与同学打架了,我看见爸妈回来,内心里再也抑制不大哭起来。我把老师打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向爸妈说了。当时爸妈还以为我不认真读书,才让老师这样生气。开始还怪我没有认真学习才惹老师生气的。我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我爸妈才想起应该带我去见见这个老师。在校长面前我们一起见了这个教师。这个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我太调皮了,却始终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我知道那个年代里是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里的教师大多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们把失败的人生与阶级斗争的怒火全都撒在了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身上。自此以后,我对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都保留几分警惕,都是与这次经历有关。
这次因为我多处受伤而有两个多星期没有能够去上课。去医院看,医生说只是外伤,没有内伤。我爸妈才放心了。不过我爸妈还是要我听老师的话,不要让老师为难,多么朴实的中国传统农民啊。这件事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此以后我的性格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内向,这样的内向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乃至我中小学时多年不见我的同学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时还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一个一年里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人,与我参加工作之后的形象简直就是完全不同。这个世界不仅不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里: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个老师,去教那些像我一样的儿童,不打不骂那些即使是调皮的学生,而且还与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讲故事。小时候的我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感情是细腻的,这个世界其实在我眼里看得很清楚。这是埋在我幼年心里最早的要当老师的种子,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道路就因为这件事真的就这样决定了我的职业途径。我后来不是因为像有些歌曲所唱的那样,对老师觉得有多高大才去当老师的,我心里想着的是有多少像我当初一样的学生没有像样的老师来教。我想我如果当老师一定会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我会知道学生为什么喜欢调皮,我也会知道调皮的学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学生。在老师的冷眼里,埋没了学生多少丰富的内心世和对社会的多少美好向往。我要读师范我要当老师。这个念头一直保留着,一直到现在。无数的选择,都没有动摇我的这个信念。幼小时期埋下的种子原来是这样根深蒂固,这样牢不可破。











18.2 两次终身难忘的表扬[97]

如果我的小学教育就这样的话,我对世界认识就可能完全是消极的、黑暗的,我可能这一辈子真是再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但是,我还是遇到了好老师,是这个老师把我内心世界的黑暗点亮,让我体会到作为人的自豪和自尊。一个右派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分到了我们这所村级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我所在的班上教我们的语文,那时已经是四年级了。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人,瘦高的个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活泼开朗,写得一手好字,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见他的歌声,他每节课上完了总要找出一点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说如果我们学得快,故事就多讲一些,所以我们上他的课就特别认真,没有说话之前就是一副笑容满面的样子。我们把上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因为他每次只有半节课来讲生字词之类的教学内容,然后就是给我讲故事,或者叫我们一首歌,那时能够教的只有革命歌曲,但他歌得非常有感情。那年大约已经是1976年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已经打倒了“四人帮”,在教一篇临时编进小学课本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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