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讲座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



时间: 2012-03-10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一）绪论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十二）

清代书法艺术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明王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展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官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象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
　　傅山与八大山人则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的遗民，傅山是绝不食清禄的，八大山人更是与新王朝格格不入。

　　 傅山（1606——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一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 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昌，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精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郁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对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看，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
　　此期亦有书名者还有郑簠（1622——1693）、宋曹（十七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鋐（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书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25年（1760年）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 郑夑（1693——1766）、李鱓（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夑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更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伊秉绶。

　　 邓石如（1743——1805）被推为“国朝第一书家”，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为基，参法隶意，是千百年来篆书的极大发展。
　　　　　　　　　　　　　　　　　
　　 伊秉绶（1754——1815）集隶书之大成，所作强化了纯粹的空间美感，削弱了用笔的节奏表现，书风古穆浑厚。
　　　　　　　　　　　　　　　　　　
清代晚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吴昌硕 （1844——1927） 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沈曾植 （1850——1922） 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康有为  （1858——1927） 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此外，翁同龢（1830——1904）、吴大澂（1835——1902）等亦有书名。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十一）

明代书法艺术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明代前期书法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 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
明代中期书法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六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五十四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副，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想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
明代后期书法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 、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徐渭 （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号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天才超逸而又愤世嫉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并且懂兵法 。自称“我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画第四”。这样一个天才一生却极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点画狼籍，不计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风雪，象烟云缭绕的远山。他用的笔法并不复杂，但整体气势汉人，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咏墨磁轴》、《题画诗》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这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诗文书画都很精通，绘画方面倡导“南北宗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谈论不休的话题：他的书法广泛学习古人，开始学唐人，后来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改学钟繇、王羲之，最后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种风格：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比较松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很疏朗很匀称。整体上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气“和“文人气”。如果说明末其他大师在于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话，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负，看不起前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赵孟頫相比，说自己平时写字随便，如果认真书写，赵孟頫的字也应该输他一筹；又说，赵孟頫的字因为写得熟练而显得俗气，他的字因为有点“生”而有秀态。的确，在境界上，他的境界更高远。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赋》，晚期的《三世诰命》；行书有《李白月下独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等。
　　与董其昌审美趋向大致接近的还有邢侗、米万钟等。
    张瑞图 （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福建晋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顺利的多，年纪轻轻就升到学界最高层，但最后却因为牵扯进魏忠贤集团而退出政坛，留下千古遗憾，晚年遁入空门，以诗文自娱，为后世留下不少书法珍品。他的书法，以露锋起笔，转折尖锐，结构上下左右错动，有跳荡之势，形成一种新奇的节奏感，似乎暗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纠结不安的心境。代表作有《杜甫球兴八首试卷》、《醉翁亭记》等。
  　明末最后两位齐名的书法名家是黄道周与倪元璐。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俘虏杀害。擅长书画，是晚明的草书大家。他的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构纵横奇肆；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显得更清健逸秀。隶书也不俗。代表作有楷书《张溥墓志铭》、草书《洗心诗轴》等。
    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曾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自成进京后，他自缢而死。是个忠臣。行草书很有自家面目：线条刚劲秀逸，结构挺拔，气魄宏大。传世作品有《行草七绝诗轴》、《舞鹤赋卷》等。
　　综观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以前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个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个性化的高峰。为清代书法纷繁复杂的局面的先导。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十）

元代书法艺术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了各蒙古部落以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统一了整个中国。统一之后，元朝的统治深知：在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十分注意文艺教化。重开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复兴儒学；同时也大兴宗教，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这些，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温雅平正、复古求新的元初书法
　　书法发展到南宋，因为延续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响——热衷于表现书法家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而南宋书法家一方面没有北宋书法家那样的才情，又没有深厚的技法功底，因此南宋书法渐渐地走上末路 。这时候，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学书法应该避开唐宋，要向更远的晋朝书法大师学习，并身体力行地施行。最终，赵孟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代表书家
　　◆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世孙。这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却做着异族朝廷的官，虽然地位很高，实际并不受重视，心里很苦闷，只是一味地吟诗作画。他是中国文艺史上少有的全才，大概只有宋朝的苏东坡、清朝的董其昌可以和他相提并论。除书法外，他还擅长绘画，精通文学，通晓音律，熟谙道释。是他，最先将“诗、书、画”三绝合为一体。不仅如此，他的家族中也出了不少艺术名人：他的妻子管道升、他的儿子赵雍都精通书画，他的外甥王蒙是著名的“元四家”之一。
　　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和行书。传世的楷书名作有《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仇锷碑》等；小楷有《汲黯传》等；行书作品不少，如《洛神赋卷》、《赤壁二赋帖》、《定武兰亭十三跋》等。他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很工整，四平八稳。温和、典雅是他书法的主要特色。虽然他对晋人书法下过很深的工夫，但晋人书法中精妙的用笔，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或者说，他将晋人笔法的精微之处大大加以简化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这完全是他深厚的学问、修养所致。
　　他的书法成就和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不仅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邓文原、鲜于枢纷纷以他为榜样，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清代的刘墉、乾隆帝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整个元朝书法，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庇荫之中。可以说，他是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再中国书法史上第三个影响深远的大师。
　　◆鲜于枢（1257——1302），一说（1256——1301）。字伯机，号困学民、直案老人、直奇老人、虎林隐吏等。河北渔阳人（今天津蓟县），居住在杭州。与赵孟頫有“南赵北鲜“之称。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草。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他的执笔方法很有特点，使用独特的回腕法；喜欢用狼毫，写字强调骨力。的确，他的行草书骨力劲健，真力饱满。行笔潇洒自然。赵孟頫对他很推崇，说：“我当年同伯机兄一块学草书，伯机超过我太多了，极力追赶也赶不上。现在伯机死了，大家都说我书法写的好，不过是在没有佛的地方称尊罢了。”如果说赵孟頫的字骨少肉多的话，那麽，他的字骨多肉少。虽然他学的是唐朝人怀素，但他的字里，更多的是元朝人的东西：无论是笔法的丰富性，还是节奏的复杂性，都比怀素有所简化。这一点大概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吧。
　　他的代表作，有《王安石杂诗卷》、《进学解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苏轼海棠诗卷》等。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家”的是邓文原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元史》上说他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书法风格，尤其是行书，很象赵孟頫。章草很有个人特色，与古人皇象、索靖的质朴相比，他更流利矫健。代表作有《临急就章卷》等。
　　此外，柯九思、虞集、揭傒斯都曾在奎章阁任职，从事鉴定书画的工作，不仅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书法也都称雄一时。柯九思书法学欧阳询，结构紧密、姿态峭拔，有时还有写经体、汉简体的笔触，显得很有古意。代表作有《独孤僧本兰亭帖跋》等。
二． 元中后期书法的变奏
　　 元代中期以后，江南爆发了农民军起义，还有关于帝位的宫廷斗争，社会开始不太平了。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书法面目都有极大的影响。象杨维桢的粗头乱服，倪瓒的尖峭冷逸，都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时局的曲折反映。
代表书家
　　◆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他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他的书法取法很高，来源于汉晋，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从他的作品《游仙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可以看出。
　　大画家吴镇、倪瓒也可以说是这个系统的代表。
　　◆ 吴镇（1280——1354），字仲奎，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他的草书很有成就，用墨湿润秀逸，笔调轻盈潇洒，独树一帜。
　　倪瓒的楷书下笔尖峭，速度悠缓，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情调，冷冷的、幽幽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典型的隐士形象。他们的作品大多题在画上，更是相得益彰。元亡后入明朝做官的危素书法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如元初的耶律楚材，中后期的康里巎两人。
　　◆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辽代的宗室，是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也是元初推行汉文化的中坚人物。如果说赵孟頫等人是受晋唐书法影响，那麽，他的字主要受惠于离他不远的宋人：点画比较粗率、缺少文人气，倒也表现了蒙古人纵横草原的豪情。

　　◆ 康里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色目康里部人，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字也写得爽利干脆，用笔速度较快，往往在最后一笔用力一挑、或一顿，这样难免显得有些刻露——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试卷》、《述笔法卷》等。
　　纵观元代的书法，大致有如下特点：
　　主张复古。以赵孟頫为首的书法家，认为书法应该学宋以前的东西，宋代书法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不值得效法。因此，元代书法一直笼罩在晋唐古法之下，没有重大进展。倒是元末的书法家能够放开胸襟，写自己之想写，发自己之想发，为明代草书大家的出现开辟了新声。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此时书法的特征之一。 元朝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了汉人，而在文化上被同化、被反征服，之后相互交融。少数民族书法家有辽代的耶律楚材，蒙古的文宗、顺帝，还有色目人康里巎。元朝政府还设置了奎章阁等文化机构，这些，对书法的发展无一有着很大的作用。
　　书体的全面复兴与“诗、书、画”的结合。元代书法家在重视复古的同时，还重视各种书体的修养。赵孟頫就是个典型代表——只要看看他的《六体千字文》就知道了。象章草，自从魏晋以后就很少人写了，而元代却出了一大批章草高手。至于篆书和隶书，水平倒不是很高——即使是赵孟頫。但他们毕竟做出了努力，意义也正在于此。
　　诗、书、画的结合也是由赵孟頫开始的。这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不仅如此，元代一些书法家还热衷于篆刻，文人自己动手刻印，既篆且刻，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王冕开始的———这翻开了篆刻史新的一页。此后，印章成了中国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诗、书、画、印成了后代书画艺术家必备的修养。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继承上，它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 ，取法很高，对古典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九）

宋代书法艺术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尽管如此，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
宋代法帖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后刻帖的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等。《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太宗即位后，才开始书画作品的收藏，购置古先帝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称为《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五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各家的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 "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受到"二王"的影响。但是，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毕竟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所依据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并非原作，而是赝品。
　　直到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宋代的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陈思的《宝刻丛录》、洪适的《隶释》、《隶续》 都是宋代有代表性的金石著作。金石学的兴盛反映了宋人对古代铭刻的兴趣，这对书法和篆刻艺术有一定的影响。
代表书家：
    宋四家，即宋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合称，被后世认为是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另一说，“蔡”原本应该是蔡京，后人不齿其为人，所以把蔡京换为蔡襄。
苏轼（1037-1101)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代表作有《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醉翁亭记》等。
　　其主要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罗池庙碑、赤壁赋、丰乐亭记、黄州寒食诗帖。
1、黄州寒食诗帖：
　　纸本，25 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 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 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 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 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 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 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黄庭坚(1045-1105)
　　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后世称他黄山谷。《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 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我们看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   
其主要作品有：　花气熏人帖、黄州寒食诗卷跋、李白忆旧游诗卷
1、花气熏人帖：
　　草书，纸本。黄庭坚的草书在“宋四家”当中应该说是水平最高。他“学 草书三十余年”，从张旭、怀素处窥到了笔法的堂奥。后人评价他的草书 高于他的行楷书。此帖第二行还斤斤于行草之间，似觉拘谨，从第三行开 始便洋洋洒洒，一任自然，于点画亦不大注意，而极得天然之妙。
米芾（1051-1108）
    在书法方面，他在宋四家中虽同为"尚意"，但更多的属于传统"尚法"派，恪守晋法，自题斋号为"宝晋斋"。崇尚"二王"，深得二王父子笔意，尤其擅长临摹，人称其字为"集古字"。同时他提倡在二王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平淡天真"的意趣。
　　宋四家中以米芾行书成就为最高。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根基，尤得力王献之，又参以唐代颜真卿、李邕、徐浩及初唐欧、褚笔意。米芾在广临前人的基础上，善于化古为新，集众家之长，成自家面目。其特点是运笔迅疾，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用笔中侧锋相互配合，有"八面出锋"之誉，自称"刷字"。字的结体错落有致，章法疏密相间。传世书迹很多，行书以《蜀素帖》、《苕溪诗卷》流传最广，还有《珊瑚帖》、《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等。草书有《论书帖》、《元日帖》等。
　　米芾的书法受到同时代人及后代人的极高评价。苏轼说它"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也说："文章书如快剑斫阵，强驽射千里"。宋孙觌说："南宫……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
　　米芾之子米友仁，人称"小米"，与父亲一样精于书画，精于鉴赏，其书承继父风，逼似而稍温雅。代表作有《吴郡重修大成殿记》及《北门帖》、《文字帖》等。

蔡襄（1012－1067年）
    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世称"蔡端明"。蔡襄楷、行、草书皆能。"宋四家"中，他年最长而居末，因此有人认为"苏黄米蔡"之"蔡"，原指的是奸臣蔡京，因蔡京祸国殃民，而以蔡襄代之。但蔡襄书法宋人皆奉为第一，尤为欧阳修、苏东坡所推崇，苏东坡认为他"本朝第一"。他的书法由唐溯晋，楷书得力于颜真卿，行书得力于虞世南，又兼有欧阳询、褚遂良、徐浩等人之长，形成和平蕴藉、端庄婉丽的风格。讲究结构，运笔严谨，很少放纵之笔。传世书迹很多，楷书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行书有《澄心堂帖》、《自书诗卷》等。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他政治上昏庸，艺术上却颇有才能。精通音律，擅长书画鉴赏，他建立了翰林书画院；命工匠摹刻《大观太清楼帖》，精妙在《淳化阁帖》之上；他命书画院的书画博士将历代著名的书画家资料和古代钟鼎彝器，整理成三本书，即《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
    他在书法上最大的贡献，是创立"瘦金书"，又称"瘦金体"。这种书法是由薛稷、薛曜兄弟而上溯褚遂良发展而来，其特点是：笔画瘦直挺拔，结体内紧外展，顿挫分明，收放有致。这种书体介于行、楷之间，代表作为《楷书千字文》。同时他也擅长行草，有《草书千字文》、行书《蔡行敕》流传至今。赵佶第九子宋高宗赵构也善书。擅长草书，风格圆转飞动，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等。
    张即之（1186-1263）字温夫，号樗寮，南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进士。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出自颜真卿门户，擅长楷书和榜书。
张即之的楷书结构严谨、端庄。行书则用笔枯硬，近于刻露，毫无温润典雅之感。有人称之为"宋书殿军"，也有人说他的书法说明了宋朝书法的穷途末路。传世作品有楷书《汪氏保本庵记》、《大字杜甫诗卷》等。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八）

隋唐五代书法艺术

    公元581年，北周隋王杨坚建立隋朝。唐代从617年李渊称帝至907年，此后便为五代十国简称五代。隋唐三百余年，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重要时期。隋及唐初，书法艺术呈现出颠峰状态。下启宋元明清，众多的书家，莫不取法于唐人。而隋代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刻。沙孟海先生说：“隋代只有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唐代书风上乘隋代，将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朝楷书与南北朝楷书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碑帖中别体较多，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不象南北朝欹斜奇。五代时，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朝"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隋代书法
　　隋代的书法，上乘南北朝，下启唐代，书风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兼有东晋南朝书法的疏放妍妙，北朝书法的方整遒劲。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二王的书风开始盛行。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法书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智永， 陈、隋间的书法家。晋王羲之的后裔。名法极，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称“永禅师”继承祖法，书艺精湛。所书《真草千字文》有墨迹本和刻本。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隋文帝（581-604在位）时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宋陈思《书小史》称其“善正书”。《启法寺碑》为其代表作。
　　传世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隋碑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记和刻经。其中以墓志、造像记为多。《寰宇访碑记》所载有百种。沙孟海先生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中，将隋代的书法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
　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碑出来，以《董美人》 、《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
　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书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
　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下开禇遂良，‘二薛’。

唐代书法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历代盛称的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汾阳）人，官至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是魏征之甥。从魏处获观所藏虞、禇书法，临习精勤，遂以善书名世。其书得于禇者为多。唐人说：“买禇得薛，不失其节”，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其弟薛曜与之同一师承，但更纤细，是徽宗“瘦金体”的前源。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为《信行禅师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石已久佚。唯清代何绍基藏有宋孤本，现已流入日本。
　　唐代书家林立，众派纷呈，固然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唐代君主大多数能书，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世民（597-649），李渊之次子，对文化很重视，对书法大力提倡，如在“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书学右军，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右军。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可以称上古今帝王书法之冠。《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其存世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等。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声名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的书法。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为韩愈同姓叔父，官至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传世碑刻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心经》等。
　　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
　　唐代帝王善书者除唐太宗外，还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他是睿宗第三子，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工书法。唐玄宗工隶书、行书，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唐代的隶书成就远逊于汉隶，工于隶书的除唐太宗、徐浩外，还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隶书四大家。
　　李潮，杜甫的外甥，在唐开元年间以隶书享名。
　　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书法家有初唐的孙过庭及盛唐的张旭、怀素、贺知章等著名的书家。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
　　敬客为高宗时人，河东望族，史迹无考，以《王居士砖塔铭》而称于世。铭是高宗显庆元年，灵芝撰，敬客楷书，明万历年间出土，后石薄而裂为七，藏合阳县官库中。此铭王昶认为是石。当时翻刻很多。翁方纲说：“此刻书法全得禇意，唐揩之最精者。禇书之妙，乃在上通隶古，旁证欧、虞。后有作者，未免失冲和之度。此刻婉润秀整，虽已开后人法门，尚未失河南规矩。”
   

　　 五代书家
　　◆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为"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七）

南北朝书法艺术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南朝碑刻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的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此碑与东晋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爨龙颜活了六十三岁称“大爨”，爨宝子活了二十三岁称“小爨”），齐《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为最著名。前者是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后者刻在山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另外，还有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

北朝碑刻

　　北朝指当时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政权。由于北朝不禁碑，因此，其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彩，北魏初期书法方劲古拙，仍保留着隶书的笔画，《太武帝东巡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都属于风格雄强一类。439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达到高潮，书风随着起了变化。北魏帝王提倡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大兴，因此，造像碑也大为兴盛。这些造像、造像碑大多有题记，书法艺术保留至今的也非常丰富，著名的龙门石窟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宝库。龙门石窟书法以《牛橛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最著名。后世选择龙门造像题记有：“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等名目。
　　在太和以后又出现了象：《张猛龙碑》、《敬使君碑》、《曹恪碑》等著名的碑刻。北朝的碑刻书法艺术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北魏碑刻书风大体上可分雄强、秀丽两大类。前者以《张猛龙碑》为代表，后者以《敬使君碑》为代表。北朝的摩崖石刻著名的有北魏的《石门铭》、《论经书诗》等，北齐的《泰山金刚经》、《天柱山铭》等，因山凿石，书写常随石势而成，又因石质不同，镌刻也有所不同。
　　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出现了《元简墓志》、《刁遵墓志》、《张黑女墓志》、《刘玉墓志》等各种不同风格的墓志书法艺术。北魏以后的墓志书法渐趋疏宕平整，北魏的茂密浑厚的风格已渐趋消失。

南朝名家


　　南朝书法的主体与东晋相似，以贵族阶层为核心，其书风也主要继承东晋流风，爱妍薄质，尤其推崇王献之书风，南梁时贬低献之、褒举锺繇，情况才发生变化。
代表性书家有： 　　
    羊欣（370～442），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人。官至中散大夫。幼学书，得舅氏王献之之法，兼善隶、行、草书，见重于当时，为献之之后书名最重的书家。时谚有云“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相传献之书中风神较弱者，往往为羊欣所书。袁昂《古今书评》曰：“羊欣书如大家婢作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著有《采古来能书人名》。传世有《笔精帖》。 　　
    王僧虔（426～485），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四代孙，王珣孙。宋时官至尚书令，入齐，转侍中。少时即善书，宋文帝以为胜献之。梁武帝尝评其书“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齐高帝萧道成曾与僧虔赌书，问：“谁为第一？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存世《太子舍人王琰帖》，四行，32字。体势方扁厚朴，用笔沉稳工致，韵意苍劲老到，恭谨而端丽。著作有《论书》、《笔意赞》等。 　　
    王僧虔之子王慈、王志，书名虽不高，但却有墨迹传世。 　　
    王慈（451～491），字伯宝，琅琊人，官至冠军将军，东海太守。书迹有《尊体安和帖》、《汝比帖》、《柏酒帖》，皆存于唐摹《万岁通天帖》中。书风洒脱飘逸，较小王更为放纵，值得重视。 　　
    王志，字次道，累官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书作有《一日无申帖》，笔势险峻，结体严谨。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六）

魏晋书法艺术

    魏晋时期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公元420年东晋结束，共200年。公元220年，魏王曹丕在洛阳自立，国号为魏。刘备、孙权公元221年、222年分别在成都、建业称帝，国号分别为蜀、吴，史称三国时期。三国之后为晋代，又分为西晋、东晋。
三国两晋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序化的道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到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尽管后来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擅长篆、隶、章草，但毕竟是个别的，只是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而真、行、今草，已为上下所接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交往，同时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风尚，作为雅俗共赏的标准。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著名的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时代。
   一、三国时期书法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 《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

荐季直表
    二、两晋时期书法
    晋人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 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 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
　　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


伯远帖


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

    三国时的刻石
    魏蜀吴三国鼎立，只有四十五年的历史，三国石刻承东汉余绪，然而，立碑之风衰竭。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当时葬礼过繁，曾下令禁止制造石兽、碑铭，自次以后，碑刻减少，但并不因此而完全绝迹，仍旧有不少重要的碑刻。如魏的《上尊号奏》、《受禅表》、《范式碑》等，吴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蜀无石刻流传。在这些碑刻中大多数是隶书体，然而与汉碑不同，其实正是行楷书逐渐取代了隶书之际，隶书中楷书笔法成分加强，在这些典章巨制的碑刻中也能够透出消息。自魏至明，再也没有写出汉碑隶书的风韵，然而，三国时的魏隶其飘逸拓展不及汉隶，然茂密浑穆、整严浓丽，却为两晋南北朝隶揩的渊源所在。

魏晋木简、写经
    属于魏晋时代的木简，大多数是从古楼兰遗址，所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为斯坦因等及我国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先后在楼兰故址及其周围的地区内发掘出甚多的木简。
   这时的书迹与前代的简牍书比较，就是带有波折的隶书，几乎完全灭绝，而行揩、行草、草书为多。从其遗迹中可以充分证明现代传世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宣示力命、陆机平复，以及王羲之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证。魏晋时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于是灵魂不散、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佛教得以大为流行。开窟造像、镌刻铭记和颂扬佛教的丰碑应时而起，写经祈福的活动盛极一时，这些活动客观上给书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外，北魏龙门造像铭的镌刻、规模巨大的泰山《金刚经》等，也都给书法艺术发展史留下珍贵的遗迹。

    三国两晋时期的书法家
    三国、两晋时期的留存至今天的墨迹大多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的书法家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用笔挺健、朴拙。 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钟繇、韦诞、皇象、卫恒、索靖、陆机等，并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　　　　
　◇ 钟 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师曹喜、刘德升、蔡邕，工篆隶、行草，尤以楷书擅名。有《荐李直表》、《贺捷表》、《宣示表》、　《力命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众帖中。
　◇ 韦 诞（179-253），字仲将，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擅长各种书体，尤精题署。《四体书势》谓"魏氏宝器题名，皆诞书"。
　◇ 皇 象（生卒年不详），字休明，三国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善篆隶、章草，时有"书圣"之称。传为皇象作品有《急就章》，今有刻本流传，《天发神谶碑》传为其手书。
　◇ 索 靖（244-303），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姊之孙，亦擅章草，传张芝草书而变其形，传世有《出师颂》、《淳化阁帖》刻有《七月》等帖。
　◇ 陆 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擅长章草，有真迹《平复帖》传世，此帖曾在《宣和画谱》中著录，此帖和流行后世的刻帖中的一般章草不同，与王羲之的草书也不同，由此可以窥见西晋草书的真貌。流传至今的东晋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王羲之及王氏一门书家，为书法发展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早年学卫夫人，草书学张芝，真书学钟繇，并博采秦篆、汉隶及六朝碑版之长。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的书风，创为妍美流便的新体。有"书圣"之称，书法特点是奇而正，雄而逸，健而美，无一偏之弊，其书真迹无存，传世作品散见于宋以来所刻的众帖中，墨迹也多为唐人双钩填之摹本。保存至今的有《姨母》、《寒切》、《二谢》、《丧乱》、《孔侍中》、《初月》、《快雪时晴》、《兰亭序》、《上虞》、《十七帖》、《乐毅论》等。其中《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盛誉。
　◇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自幼从父学书，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与父并称"二王"。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芝、王羲之的书法衣钵。并一改当时的古拙之风，用笔英俊豪迈，饶有逸气，赢得了"破体"之誉。存世的墨迹有《鸭头丸帖》；小楷有《洛神赋》刻本，因残存十三行，故也称《十三行》。另有《中秋帖》、《地黄汤帖》、《廿九日帖》等，其中《中秋帖》为《三希堂法帖》之一。
　　与二王同时代的书法家还有卫铄、王珣等人
　◇ 卫铄（272-349），字茂漪，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世称卫夫人。师承钟繇，尤善隶书。因王羲之少时曾从其学书，所以卫夫人书名传之久远。传世楷书八行在《淳化阁帖》，及书论《笔阵图》，大概均为好事者为之。
　◇ 王珣 (350-401)，字元琳，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他和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乃族兄弟。珣之书法行书尤佳，传世作品有《伯远帖》。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五）

汉代书法艺术

    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２０年）继秦而兴，西东汉之间有一个短暂的新莽时期，历时４００年，经三个时期：西汉（前２０６年～公元８年，刘玄又于２３年～２５年一度为帝）、新莽（８年～２３年）、东汉（２５年～２２０年）。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经济，后来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力强盛。
　　汉承秦制，初用篆书，后来篆书呈现出衰落的趋势，隶书得到蓬勃的发展，并在东汉进入鼎盛时期；草书（章草）在汉代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一种字体；楷书和行书也开始萌芽。石刻和简帛为汉代书法的主要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扩大。两汉时期的人们，充分利用这种种有利的因素，对文字本身的美和书写中可能获得的美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使书法艺术呈现出繁荣昌盛的形势，创造了大批经典作品；同时，汉末时期理论家们的思考，也成为保留至今的最早的书论著作，在书论史上影响深远。
一、汉篆
　　汉承秦制，小篆是重要的应用文字之一，东汉以后才逐渐被隶书取代，但在许多特殊的重要场合仍然被使用着，因而两汉对小篆书来说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期。其书迹遗存主要有：碑刻、碑额、铜器铭文、砖文和瓦当、墨迹等。
　　１、碑刻
　
　　严格意义上的碑刻，在西汉时还没有出现，因此西汉时期的篆书石刻，都不以“碑”称名，如《鲁北陛石题字》、《况其卿坟坛刻石》、《上谷府卿坟坛刻石》、《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墓画像石题记》、《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中殿刻石》等，数量不少，但形制比较简单，不过风格也较为多样。前三种体势较开阔，但还是相对典型的小篆；第四种出于新莽，瘦硬而不失婉转，具有独特的意味；后面几种则间或夹杂着隶书的形意，显然受到了隶书流行的影响。
　
　　东汉以后，碑刻大兴，而小篆的地位已经被隶书取代，因而小篆碑刻并不多。代表性的有三类：《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正茂密，笔划圆劲；《袁安碑》、《袁敞碑》，体势宽博，与秦小篆的严正不同，用笔浑厚，与秦小篆的婉转不同，一般认为，这两碑是小篆的新开创，代表了汉代小篆的新风格。《祀三公山碑》，体兼篆隶，单字撑满字格，而通篇布局错落，是一种极有创造性的写法。


　　２、碑额
　
　　篆书与隶书相比，毕竟是古老的字体，有其特殊的意义，因而在东汉隶书碑刻大盛时，其碑额却有许多是采用篆书书写的。其中代表性的有：《泰室石阙铭额》（阳文）、《少室石阙铭额》、《景君碑额》、《孔君碣额》、《郑固碑额》、《孔宙碑额》、《孔彪碑额》、《韩仁铭额》、《尹宙碑额》、《王舎人碑额》、《鲜于璜碑额》（阳文）、《华山碑额》、《张迁碑额》、《赵宽碑额》、《白石神君碑额》、《郑季宣碑额》、《樊敏碑额》、《赵菿碑额》、《仙人唐公房碑额》、《尚府君碑额》等。





　　碑额要求有较强的装饰性，因而碑额篆书往往与一般篆书有较大的不同，概括而言有：首先，由于碑额位置相对狭小，许多碑额篆书的整体布局必须因势利导，随形布势，因而章法比较奇特；其次，这也必然影响到单字结构的处理，往往或长或扁、或方或圆，有时又互相穿插，同严谨的秦篆相比，显得活泼多姿；再次，有时受到隶书的影响，笔划常有隶意，相对丰富得多；最后，有的作品为了突出其装饰性，采用了缪篆体势或类似韭叶的笔划，别具一格。
　　３、铜器铭文
　
　　汉代已经不是青铜器的兴盛期，但是青铜器物的应用仍然比较广泛，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其上铭文，多为器名、使用地点、铸造年月，以及工匠的姓名和器的重量等。近人容庚《秦汉金文录》中收集有大量这类铭文。其成字方法多为契刻，风格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笔划均匀，字形端稳，有的接近规范的小篆。如《寿成室鼎》、《长杨鼎》、《黄山鼎》、《安成家鼎》、《南陵鐘》、《池阳宫行镫》、《竟宁雁足镫》、《成山宫渠升》等的铭文。另一类，体势不受小篆格局限制，笔划随意自如。如《云阳鼎》、《杜阳鼎》、《湿成鼎》、《永初鐘》等的铭文。总的来看，无论内容还是书写，都比较简略，无法和前此的铜器铭文相比，但在“简 ”中也形成了特色。


　　新莽时期有些例外。王莽复古，试图恢复小篆，因而其间出现了不少制作精美、书写严谨的铜器铭文作品，如《新莽铜量》、《新莽铜衡桿》、《始建国铜方斗》、《始建国铜撮》和《始建国尺》等。布局整齐规范，结构方严刻厉，笔划瘦劲挺拔，《新莽铜量》尤其具有代表性。
　　４、砖文和瓦当
　
　　汉代瓦当文是古代篆书的一束奇葩。以圆形瓦当为常见，一般中央有一乳突，周围用线等分为四。瓦当文记录建筑物的名称或是祈颂吉祥的语句，虽然简短，但由于其形制特异，篆法也极具异彩。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善于随形布字，文字围绕圆心进行安排。因而常常省改变形，将文字简化或夸张，充分发挥篆书圆曲笔划易于伸展、收缩的特点，创造了既有很强的装饰性又不失篆书本性的新风格。


　　汉代砖刻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出土的为最多。它与瓦当相似，但砖面近方，无需作太多的变形处理，因而文字往往于典型小篆近似，只是更为大胆雄放，有时采用印鉴上常用的篆法，形简而意远。


　５、墨迹
　
　　汉篆书墨迹留存至今的有四件：《武威张伯升柩铭》、《武威壶子梁柩铭》、《武威姑臧张□□柩铭》和《张掖都尉棨信》，应当都是所谓“幡信”一类的作品，笔划盘曲、穿插，婉转妩媚，结体或突出疏密对比，或强调撑满字格，与历史上所谓的缪篆的特征相近，由于丝织品年代久远变形，更增其纠缪婉曲的特征。古代篆书墨迹留存极少，这四件作品是很有价值的。



二、西汉隶书
　　西汉初期，是隶书的蜕变期。存留作品主要有两类：石刻和简牍帛书。
　
　　石刻存世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麃孝禹刻石》等。其结构与简牍相近，已是隶体，但多数笔划无波磔，可能是制作方式造成的，显得很古朴。后来评价，多据此认为它们是“体兼篆隶”。


　　简牍帛书有：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墓《遣策》、３号墓《遣策》和帛书；安徽阜阳出土的文帝时期残简；山东临沂银雀山１号墓出土的《孙膑兵法》、《孙子》、《尉缭子》、《晏子春秋》等、２号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湖北江陵凤凰山８号、９号、１０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湖北光化县３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等。
　
　　湖南长沙马王堆１、２、３号墓是西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家族的墓葬。其中，帛书《老子》甲本，尚有浓厚的篆书结构特点，但也已有一定程度的隶化痕迹，如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等。帛书《老子》乙本，结构基本已是隶书，末笔更具波磔形貌。可见到西汉初期，隶书的成熟程度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这表明隶书的成熟期应当从此算起。不过，综合来看，这种结论稍嫌乐观。


　　西汉末期，是隶书的定型成熟期。存留作品有：青海大通县１１５号出土的宣帝时期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天凤元年（公元前１４年）的木牍；江苏仪征胥浦１０１号汉墓（元始五年）出土的竹简木牍等。而堪称代表的，当属河北定县４０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书于汉宣帝（公元前７３年～公元前４９年）时。结体取横势，波挑定型，点画之间已能自如地表现后来隶书常见的俯仰呼应，风格端庄、整洁，脱离了前此的古朴稚拙。此外《王杖诏令册》简、《始建国天凤元年》简等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全面来看，整个西汉时期，隶书始终没有完全建立规范，在上述比较成熟的简牍中，有相当多的隶字，或是笔划，或是结构，都多少有其它字体的因素搀杂其间，这也许是墨迹书写相对随意的缘故。



三、东汉隶书
　　东汉，尤其是东汉晚期，隶书发展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由于东汉实行厚葬，为歌功颂德而大兴碑刻，成为官方正体的隶书在石刻中充分展示了艺术的光采。故近人陈彬龢说：“秦以来隶书，多用方笔，至前汉末稍成斜方，至后汉更甚，同时用笔，点划亦趋巧妙。盖前汉隶书之点划，有如儿童之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亦能逆笔突起，或捩、或押、或浮，种种巧技，故用笔之变化，至后汉进步殆达极顶。”
　
　　１、碑刻
　
　　东汉政治的核心是地方豪强集团，豪强地主的庄园是经济的主体，文化上继续独尊儒术，人才选拔采用“征辟”、“察举”制度，这一切助长了浮华的社会风尚，其直接表现之一就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以碑刻的形式谀墓的做法大为流行，从而为隶书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刻石立碑的风潮。
　　典型的墓碑，有“碑额”，相当于标题，刻在碑的顶部。有的有“穿”，或在碑额上，或在碑的中部，本来是用来下棺的。碑的正面称“阳”，背面称“阴”。有的碑有座，称为“碑趺”。
　
　　广义的碑主要形制有“墓碑”、“功德碑”、“神庙碑”、“摩崖”、“石阙”、“石经”等等。“墓碑”和“功德碑”是门生故吏聚钱选石为主人树碑立传。 “神庙碑”则是祈福或纪念神庙修筑的功业的。“摩崖”主要是纪念工程完工的。“画像题字”是画像石上的说明文字。“石阙”是重要建筑物的附属，上面往往有装饰图案。“石经”则主要刊刻儒家经典。相对于简牍来说，碑刻的制作目的比较庄重，在书写和工艺上比较讲究，更能集中地展示那个时代人们对于隶书美的追求和认识。因而，通常所谓“汉隶”，往往指这一时期的石刻隶书作品。
　
　　这些碑刻流传至今的约有一、二百种，精品极夥，剧迹甚众。朱彝尊把汉碑分为三类：方整、流丽、奇古。他在《西岳华山庙碑跋》中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属此。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宙》诸碑属此。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属此。”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
　　最能称作典型的有：《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张景碑》、《华山碑》、《朝侯小子残碑》、《曹全碑》、《熹平石经》、《韩仁铭》、《鲜于璜碑》、《张迁碑》、《幽州书佐秦君石阙》、《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武梁祠画像题记》、《左表墓门题字》、《苍山画像石题字》等。从风格上讲，或雄强，或秀美，或飘逸，或凝重，或古朴，或优雅……可谓千姿百态，朱彝尊和康有为的分类都不足以完全概括，故王澍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汉明府孔子庙碑》、《韩敕碑》等。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桓帝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刻。清王澍《虚舟题跋》评：“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礼器碑》笔画以瘦硬见长，但雄健有力，结体劲拔谨严，整体风格清刚峻迈、端庄秀洁。



　　《乙瑛碑》，全称《鲁相乙瑛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１５３年）刻。全碑十八行，每行四十字。明赵崡评价：“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清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评：“朴翔健出，开后来隽刻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乙瑛碑》点划秀润而不失端劲，结体扁方整肃，规矩森严，整体风格密丽典雅。
　　《史晨碑》，碑有两面，故后人分称《史晨前碑》、《史晨后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或《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等，刻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１６９年）；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庙碑》，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清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史晨碑》点划含蓄圆润，结构修饬整密，风格相对朴厚。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刻（公元１８５年），现存西安碑林。清张廷济评：“貌如罗绮婵娟，神实铜柯石干。”清杨守敬《平碑记》引孺初说：“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曹全碑》以横为主笔，点划严谨而飘逸，藏露相济，方圆并用，结构注重疏密对比，虽严整而外势极绵长，如长袖舞筵、仙鹤远举，是汉隶的典范之作。
　　《张迁碑》，全称《汉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记》。东汉中平三年（公元１８６年）刻。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此碑：“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所能及也。 ”此碑刻工较粗，但反而因此而获得奇特的姿致：笔画方整厚重、刀味森森、斩钉截铁，显得极为古朴刚强；结构时出别体，而或横或方，敦穆方严，饱满厚重，与《曹全》的秀洁恰成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的对照。



　　２、砖刻
　
　　东汉还有一类刻契文字，即砖刻，主要又是墓砖。大多是长方形，内容主要记录砖的数量、制砖时间等，有的则刻有古代文献。刻制方法一般分为有模印、干刻和湿刻三类。
　
　　目前发现的东汉砖刻比较重要的有：洛阳、偃师出土的刑徒墓砖和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
　　（１）洛阳、偃师刑徒墓砖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６２年出土，后者发掘出５２２座刑徒墓，墓砖８２０馀块，其中刻有刑徒死亡日期的共２２９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１０３年），终于延光四年（公元１２５年）。由于只是死亡刑徒有关事件的简单记录，书写、刻契都比较草率，但别有一种挥洒自由的气质，有些甚至有草书的意味。
　　（２）曹氏墓砖出土于两座墓中，一为１９７３年在安徽亳县董园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２３８块，画像砖３块，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１６４年）字样。一为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７７年在该县元宝坑村发掘的一座汉墓，计字砖１４０块、画像砖６块，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１７０年）纪年。曹氏墓砖砖文作于同时期同地点，却呈现了各种不同的书体和风格。文字是在砖坯上直接刻写的，有隶书、草书和篆书，笔划运行自如，总体上比较率意。
　　３、简牍
　
　　东汉简牍近年发现渐多，从内容上看，有经籍、官方诏书、屯戍文书等。官方诏书和经籍书写工整、法度谨饬，其成熟程度不下于碑刻隶书。屯戍文书则自由随意、自然、率真、活泼生动。其中著名的有：
　
　　（１）甘肃《武威简牍》
　　１９５９年在甘肃省武威县的磨子嘴后汉墓中出土４６９件竹木简。１９７２年在武威县旱滩坡后汉早期墓中出土简牍９２件，其中木简７８件，木牍１４件。《武威简牍》多是成熟的隶书，也有章草。
　
　　（２）《甘谷汉简》
　　１９７１年在甘肃省甘谷县后汉墓中出土数十件，其中有永和六年（公元１４１年）简和延熹元年（公元１５８年）简。字体为成熟隶书。《甘谷汉简》因为书风接近《曹全碑》而得到了很高的声誉。



四、草书和行、楷书
　　１、草书是在汉代成熟的另一字体。草书分为章草、今草两种。有文献说张芝在东汉晚期将章草逐渐推进到今草，但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明。许慎说“汉兴有草书 ”，指的是章草，是隶变过程中成熟的，带有隶书的波磔，又省减笔画、改变笔顺、增加牵丝映带，基本可以看作是隶书的草体。章草具有隶书的渊雅静穆与草书的灵动活泼，气息比较古朴高远，是极有审美价值的一种字体。
　　现存汉代的章草有三类作品：
　
　　第一类，简牍，代表性作品有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药简牍》，敦煌出土的《天汉三年十月牍》、《可次殄灭诸反国简》、《入十一月食秔一斛简》、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误死马驹册》等。此类风格最为多样，有的简约古朴，有的大开大合，有的优雅从容，都极具活力。


　　第二类，砖刻，代表作品为《急就奇觚砖》和《公羊传砖》等。此类则点划凝重，结体纵横奔突，大气磅礴。
　　第三类，刻帖，代表作品张芝《秋凉帖》。此类温文尔雅，矩度森严，一般认为经过了后人翻刻的改造。
　　楷书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定型的字体，行书一般被认为是它的快写体。但实际上它们是一母同胞，行书可能还早于楷书。它们的一些形式因素在隶变时已经出现，但直到东汉后期才逐渐凝聚成一种字体。
　　东汉永寿二年（公元１５６年）陶瓶题字、熹平元年（公元１７２年）陶瓶题字、光和年陶瓶题字、永元四年陶瓶题字，尤其是宝鸡市铲车厂１号墓出土的无纪年陶瓶题字，已有相当明显的行书和楷书意味，标志着楷书、行书作为字体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五、两汉书法家
　　两汉以来，社会对于书法的重视又超过了秦代，特别是汉末以后。《后汉书·宗室传》记载：“（刘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使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卫恒《四体书势》记载：“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自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计钱足而灭之。”又记曹操喜爱梁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这些情况，表明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富于审美价值，表明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欣赏、追求和研究书法的美，预示着书法艺术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史书记载的汉代书法名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刘德昇、梁鹄。
　　曹喜（生卒不详），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章帝建初中（公元７０年～８３年）为秘书郎。能篆隶，尤长于篆书。
　
　　杜度（生卒不详），原名操，字伯度，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章帝（公元７５年～８８年）时为齐相。擅长草书。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文献记载，汉章帝特许他以草书来写奏章。崔瑗、崔寔父子皆受其影响。与崔瑗合称为“崔杜”。张怀瓘《书断》列其章草入“神品”。
　
　　崔瑗（公元７８年～１４３年），字子玉，涿郡安平（今河北）人。曾任济北相。擅长草书和小篆。《书断》说其书“点划之间，莫不调畅”，“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南齐王僧虔《论书》说“崔瑗笔势甚快，而结字小疏”。书迹有收入宋《淳化阁帖》中的《贤女帖》，已非真品。其子崔寔，字子真，亦擅章草，有父风。
　
　　王次仲（生卒不详），关于他的情况，历史上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确实的依据。
　　张芝（生卒不详），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酒泉）人。学书于崔、杜，极为刻苦，《四体书势》说他“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最擅草书，后人誉为“草圣”。传世作品有刻入宋《淳化阁帖》中的《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秋凉帖》等。其中只有《秋凉帖》较可靠。其弟张昶，字文舒，也擅长草书，与张芝相似，后人以为筋骨不及，而妍华继之，誉为“亚圣”。
　　蔡邕（公元１３２年～１９２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汉献帝时为左中郎将，世称“蔡中郎”。擅长篆、隶，创造“飞白书”。梁萧衍说他书法“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张怀瓘《书断》说：“八分书则伯喈胜，出世独立，谁敢比肩。又创造飞白，妙有绝伦，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篆隶绝世，中岁之迹，笔力未精，及其暮年，方穷其妙，动合神功。”蔡邕是《熹平石经》的主持人，但是否亲自参加书写，则不得而知。后人曾附会《刘熊碑》、《夏承碑》等名碑出于其手，皆未足徵信。
　
　　师宜官（生卒不详），南阳（今河南）人，约生活在灵帝时期。擅长隶书，灵帝徵集天下工书者数百人于鸿都门，师宜官最优（《书断》）。后为袁术将。
　　刘德昇（生卒不详），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禹县）人，约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擅长行书，为锺繇、胡昭所师。
　
　　梁鹄（生卒不详），字孟皇，安定郡乌石县（今甘肃平涼西北）人，约生活在汉末至魏时。学书于师宜官，擅长隶书，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后奔刘表，曹操破荆州，招为军假司马。曹操认为其书胜于师宜官，宫殿题署，多命为之，又常以其书悬帐中欣赏，为书史佳话。
　
　　此外，在汉代一些名迹上，也保留了一些书家的名字，唯其生平功业已不可考，如《西狭颂》作者仇靖、《郙阁颂》作者仇拂、《武斑碑》作者纪伯元、《衡方碑》作者朱登等。这些书家也是应该被历史所记录的。

教师之友网

中国书法简史讲座（四）

秦代书法艺术

    秦朝（前２２１年～前２０６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制，嬴政自号“始皇帝”，国祚虽短，却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秦推广小篆，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分化。秦同时还推行了隶书，使之逐步成熟。
　
　　１、小篆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秦小篆是战国秦文字的进一步整理、推行。它主要用于官方文诏、刻石、符印等。现在可见的秦小篆作品主要就是这三类。
　
　　（１）刻石
　　《史记》记始皇帝立国后四次出巡，刻石七处，分别是：《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芝罘刻石》、《芝罘东观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二世登基后，为证明其出于始皇，又在后面加刻二世诏。其中，原石保存至今的仅《瑯琊台刻石》和《泰山刻石》。前者残存一面，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后者残存十字，在山东泰安岱庙。《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芝罘刻石》则只有后人摹本。通常认为秦刻石的书写者为李斯。秦刻石文字笔划整齐划一，转折方圆并用，有如曲铁，富有弹性；横、纵排布秩序井然，讲究对称、平行，因而结构均匀工稳，比例极为协调。虽然看似有些刻板，而实际上仍是生机盎然。

泰山刻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   《泰山刻石》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俭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
释文：臣斯臣去疾御史大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
（２）虎符
　
　　虎符为调兵之符信，是国家重器，制作精美，有的甚至采用错金手法，现存有《阳陵虎符》、《新郪虎符》和《杜虎符》，至今字迹完好，是秦小篆的重要遗存，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３）度量诏
　
　　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颁其诏书于度量衡器上，其材质，有金属和陶两类，流传至今，数量甚多。



　　金属制品的成字方式主要是刻契，故笔划多直，转折多方，笔划排列往往不能均匀，结构时见倾侧欹斜，疏密开合变化甚多，字形大小亦不求一律，通篇处理随机应变，因字布势，故无论单字还是全局，均有质朴率真的特质，与严谨密致的刻石在风格上有巨大的差异，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陶制品的文字用印戳的方式制成，较好地保持了典型秦篆圆转畅达的特点。草率简捷，天真烂漫。这种风格面目，近来已日渐引起关注。
　
　　总的来看，秦小篆的应用比较广，面貌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作书者对它有良好的驾驭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秦篆并不因其严谨而导致僵化，相反却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
　　２、秦隶
　
　　隶变开始于战国时代。文字学家认为，在秦推行小篆的同时，隶书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
　
　　秦隶书遗存近年来不断有出土，提供了早期隶书的重要资料。大致有两类：简牍和瓦文陶文。
　
　　（１）简牍
　　前已述及，殷商时代应该已有简册的存在，但由于材质的关系，在这些材料上书写的字迹，至今没有发现，商和西周的墨迹资料极少。春秋战国之后，墨迹存留逐渐多了起来，主要书写在三类载体上：玉或石、丝织物和竹木简。秦代简牍主要是《云梦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墓葬１２座，时间是战国末年至秦。其中４号墓出土木牍２件，内容是家书；１１号墓出土竹简约１１５０件，内容主要是墓主“喜”的编年记等，最晚至公元前２１７年，距秦立国已经过了４年时间。其书写风格有较大的变化，可能反映了不同时期隶书的发展水平以及书写者的书写水平。从整体上看，介于篆隶之间，而隶书的因素已经非常突出。



（２）瓦文陶文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０年，在陕西临潼始皇陵畔赵背户村出土埋葬刑徒时记录用的板瓦残片１８件；１９７７年在陕西凤翔县高庄出土８件有铭文的陶缶。这些文字，基本体势是小篆（主要是前者，近于诏版），但也有的（尤其是后者）与云梦秦隶相似，只是因为刻制的原故而看不出波磔。这可见隶书的应用，已经有一定的普遍性。从文字的艺术处理上说，这些作品还比较幼稚，说明隶书正处于发展的阶段。
　　３、秦代书法家
　
　　从秦开始，书法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参加整理小篆的几位专家后来都被人们看作是重要的书家，特别是李斯。
　
　　李斯（?～前２０８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荀子学生，后入秦为相。因为提出统一文字并领导推广小篆的事务，秦时重要小篆作品通常归于他的名下，小篆也被称作“斯篆”。
　　推行小篆的参加者赵高、胡毋敬，应当也是小篆书能手。
　
　　另外，史传长期认为程邈是隶书的创造者，虽然不足为据，但说他也是秦时的一个重要书家，也许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