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外培训机构以‘素质教育’为幌子以贬损学校教育为招生营销手段是斜门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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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延伸思考题，愿与网友同作深思：
http://www.xgrb.cn/bbs/read-htm-tid-2417058.html
1，学校教育[课堂教学]怎样才能进一步保证‘有效’？---暂别提‘高效’了吧？
     ‘正餐’是不是没能吃饱吃好，才出来掏钱‘加餐’呢？
       我们可是花了老鼻子钱组织了许多人到省外千里取经的。

2，‘培训’市场的无序，培训广告选择以丑化贬低恶攻学校教育为‘卖点’无人过问，是不是政府相关机构/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上的缺失？《论坛》版主‘集体失踪’，也颇耐人寻味。


3，既要满足广大家长对优质教育[包括合法的校外培训]的渴求，又要依法依规监管指导，杜绝损害家长/学生利益的现象发生，这道题恐怕不是装作不知躲得过的吧？
     为何只是在老师们对工资待遇发表言论时颇有办法[管控]？


4，既然允许各校外培训机构招生，谁来评估其办学[班]行为是否符合教育规律？是否损害了家长/学生的利益？‘培训’也是‘消费’，‘消费者’权益谁来保护？


5，教师网民在见到‘以丑化学校教育/制造恐惧/将在校中学教师称为‘它’/虚构故事/大言欺世’为手法的广告帖时，为何‘集体沉默’，不发一言？
    不发一言的‘聪明人’太多太多，肆无忌惮的‘骂教师者’会不会认为教育界其实‘傻子/懦夫’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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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       颜炼军
孔子说，困而知之。困于病痛，尤其是接近死亡、或以死亡终结的病痛，是人类亘古以来一直在承受的阴霾，但这往往也是人思考与开悟的契机。有许多人由于陷入病痛的绝境而求助于宗教信仰，因此获得圣灵的光照；也有许多人将陷入病痛、濒临死亡的体验隐喻化、美学化、崇高化，试图以诗性言说的快感，来缓减疾病的痛苦。因此，关于病痛的治疗与体验为主题的文学书写，是个从未间断的书写传统。文学有时甚至被当做治病的药方，比如在许多汉赋作品中，文学家就是通过各种故事幻境给重病的王公贵族治病的。当然，更多时候，是给自己治病：几百年前，伤寒病还是人类生命无情的杀手，英国诗人和主教约翰·多恩就曾因患伤寒而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一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紧急时刻的祷告”，他也因此奇迹般康复了。后来，结核病也长期成为文学家笔下出没的疾病，它几乎成为欧洲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家们的生理特征之一。结核病被现代医学克服之后，各种癌症又开始幽灵般大规模进入现代人的身体。因为人们谈之色变，它也成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主题，比如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就常常被引为描写癌症的文学案例，索尔仁尼琴的名著《癌症楼》，则在癌症痛苦的不可忍受与政治压抑及迫害之间建立了隐喻关系。
在中国，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城市生活形态的普及，我们生存之物境渐趋变恶，各种恶性疾病与文学写作似乎也越来越结合在一起。由于自身经历及所见，许多作家都把恶性疾病与治疗作为写作主题，可以说，这也成为文学反思现代性后果的一种形态。比如，史铁生、陆幼青、周国平、周大新、迟子建、子尤等，都曾因为自己或亲人的疾病，写出了风格与体裁不一的文本，给公众读者留下强烈清晰印象。现在，老作家汪浙成先生又给读者献上了一部关于女儿白血病治疗经历的作品：《女儿，爸爸要救你》。由于作者身份与经验的特殊性，这本书具有不同于以往作品的独特价值。
这得从作者的人生阅历讲起。汪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属于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这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清晰的面孔。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们大多是五十年代革命浪漫主义生活美学的信仰者和践行者，是郭小川诗歌中所说的一代“青年公民”。与当时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汪先生与他的爱人温小钰女士响应了他们心目中的崇高性的号召，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边工作，这一去十数年，不经意间便幻化为他们生命中的尤利西斯之旅。汪先生与温女士的爱情、事业与生活，也因此无不充满了令人惊羡、感佩、扼腕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另一方面，身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也参与、经历了历史荒诞、残酷、血腥和疯狂，无一能幸免地成为时代的受害者。比如，温小钰女士的病逝，就与早年生活条件的艰难有关。此类故事在汪先生早年的小说和散文中处处可以见到。可以说，上述两方面的极端性体验，在晚年的汪先生身上化约为一种独特的心智风格。
记得诗人屠岸先生晚年的回忆录叫“生正逢时”，屠岸先生在夕阳中回顾万千往事，充满反讽地发现，他们这一代人经历和见证的历史太丰富了，记忆的仓库里可谓“金银满钵”——可惜有机会和勇气写下回忆的人不够多。某种意义上，“生正逢时”这个词用在汪先生身上也不为过。他先后被命运派遣到京华、漠北和江南，在体制内担任过种种文化职务，他以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情怀，参与和见证了当代以来的种种文化风尚和历史的风雨变幻。然而，汪先生也是不幸的，岁月的飘忽起落，不但带走了他的华年与曾经相信的一切，也以死神的无常，打着帕金森的幌子带走了他的爱妻。好在，时代在他身上锻铸的那个浪漫主义苦行者，坚韧地承担了这一切，其中演绎的故事，亦早已成为文苑坊间的生命传奇。
历史与命运在拿走了一切之后，还要继续以更残忍的方式来考验汪先生的信念。就像《圣经》中年老的约伯一样，汪先生在献出青春、爱妻之后，在早年的生活信念及其寄赖的社会历史幻境早已烟消云散之后，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再次被厄运压顶：人类当下面临的撒旦式顽疾——白血病，还要求他献上唯一的爱女——她其实是他们夫妇早年在内蒙古捡来的弃婴，是他们生命与爱情的见证、寄托，是早已被冲散的历史激情与苦难留给他的最大的安慰。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老人，被迫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跟疾病拼上了。他拖着衰老的身躯，扛着艰辛、绝望、死亡、恐惧和巨额医疗费用，带着女儿先后奔走于杭州、北京等地的医院和医疗机构，在不可能中寻求希望和奇迹。幸运的是，他罕见的勇毅和爱心焕发出的精神气场，不但坚定了医生们救死扶伤的信念，使父女孤单的抗争上升为一场持久的医疗技术攻坚战；也感召了无数亲友、故人、同事和陌生人：比如山西省公安厅厅长接到求助信之后亲自下令帮他寻找女儿的生父生母和直系血亲，比如陌生的台湾女士在自己遭遇丧子之痛时，仍然坚持为他们捐出造血干细胞……千百双援手，无数仁爱的奇迹，就被他的精神这样催唤出来。
最后，他胜利了，大家胜利了。出于感恩，出于对生命历险和抗争的再次省悟，他以作家的人文情怀和故事能力，将这场抗争中经历的一切，以洗练动人的文字，写到《女儿，爸爸要救你》一书中。其中不只再现了步步惊心的治疗过程，不只再现了女儿的病痛与父亲的勇毅激发出的社会爱心，还非常细致地将白血病患者亲历的细节性的治疗程序，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可能促成好转的种种契机，尽心尽力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日益庞大的白血病患者群体，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好的指导性读本；对于普通读者，则是一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亲情、人道、疾病和命运的书。
约翰·多恩曾在他的书中写过一段著名的话，后来因被海明威引用而流传开来：“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在人类完全把生活和命运交给了自己，而不是上天和神灵的今天，汪浙成先生这本书，不但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脆弱与珍贵——托马斯·曼在《魔山》中说过：“所有的疾病都只不过是变相的爱”，同时也无奈地证明，我们都已陷在这些现代病魔无边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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