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刘良华

教师之友网

我所认识的刘良华

作者：许锡良

合影留念（左起依次为--许锡良，刘良华，管季超，刘铁芳）

良华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有永远使不完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满活力。行事果然，作风剽悍，效率奇高，却又认真细致。
　　他出差时总不忘记带一本不是太厚，但是一定是非常值得认真反复阅读的经典著作。书里会夹一支没有外套的圆珠笔，然后就用这支笔作笔记，划线条，作记号。那次他带的书是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在等飞机的间隙时间里，他就把书读了十几页。
　　他读书的特点就是在读过的字句下面画线，作记号，他读过的书，别人几乎不能再读。他画的线与做的记号，似乎比文本的还多。上了飞机的两个多小时的行程中，也是全部用来读书的，只偶尔与我小声说几句话。把时间用到这个程度，我似乎是在生活中第一次见到。
　　阅读之中自然更重要的是思考。他有时边读着，边与我谈论阅读的内容，思考着里面的问题。思路极其广阔，思维非常灵活，从身体教育学到领袖智慧和领袖的培养目标，似乎不时地在冒出新书的架构。时时刻刻在寻找着新的研究方向与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有很高创造力的人。他的骨子里充满了野性。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他总在寻找可以有所突破的地方，却又坚持要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历史研究、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良华思考的方式就是这样，总是不肯按照一个专业学者的套路来限定死自己的思维。他的思路几乎无所不致，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思想与信息。他关注到的领域非常繁多，文学、电影、社会学、政治、历史、哲学、心理学，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只要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他都不肯排斥，却又最终要回到他所谈的教育问题上来，他这种研究的风格既与他的老师叶澜先生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并不想把教育学的学科独立性看得有多重要，而且也认为这几乎不太可能。教育学的生命正在于与其他学科广泛交融，不断地吸收丰富的营养，以借鉴到教育学的研究中来，以解释与解决教育中的问题，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提倡的“不动笔墨不读书”也是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的。所谓“动笔墨”还不仅仅是作读书笔记，还要是想办法将书里面的思想观点写成正式的论文。每读一本书就要想办法将之写成自己的文字，然后融化为自己的思想与知识结构的一部分。写与读同步进行。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是读，很难坚持长久，而且很容易懒惰，读着读着就不肯动脑筋了，但是，如果你要写出来，你不肯动脑筋的阅读就不可能出现。有时你读过一本书，印象还是模糊的，但是，你如果要用自己的话来说说自己读了这本书有什么心得，那么你就得有深入细致的阅读，否则，你就无法写出什么东西。写是检验读的质量的最好方法。我对此也深有同感。如果你宣称读过某本书，却又说不出或者写不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来，那么就等于没有读过。他写东西极快，有时我们边聊天，边说笑，他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写出了几千字的东西。当然还是他独特的那种风格：一、二、三，直到写到十以省略号结束。良华极善于捕捉有用的思想信息，然后形成文字。他的每一点文字，都可能是日后他的书或者论文的一部分。
　　开会的时候，我才发现他的朋友是那么多，一路上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人，或者是没有听过他的名字的人。他一路被人问候，他一路向人点头，几乎就是教育界的一个公众人物，“刘良华”三个字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品牌，这三个字后面已经不需要什么博士、教授之类的头衔来装点门面了。与他住在一起，每天都有人来拜访他，然后一屋子的人，有说有笑。有时我的床上都要坐满人，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开会一定要住好一点的房间的原因了。
　　他经常出差，以高质量的工作与特有的勤奋与努力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他说别人只知道我出书写文章很快，以为我就是浮躁的，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是把别人打牌、喝茶、聊天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与工作上了。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他对时间非常敏感，也非常珍惜，他说不能把时间用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别人对他有误解，他不必出来解释，仍然坚持一如既往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为这些琐事而去烦自己。对误解持宽容理解的态度。即使误解与反对他的人，他也持理解的态度。然后不去管他，把时间、精力、知识、智慧用在自己的事情上。他还说读书而能够要有所得就得写出来才算数，学术成就的高低大小要靠作品说话，把作品摆出来让人去审查。
　　（作者地址：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邮编：510310）

教师之友网

ttp://blog.cersp.com/18893/369519.aspx.
[21] 刘良华：《我对孩子的态度》，http://blog.cersp.com/18893/351748.aspx.
[22] [英]罗素著，杨汉麟译：《教育与美好生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
[23] 参见刘良华：《赏识还是训斥》，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7.aspx；参见刘良华：《“赏识”还是“训斥”》，《福建教育》（B），2005年第3期。
[24] 崔永元著：《不过如此》，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25] 参见[美]亨特著，李斯译：《心理学的故事》（下），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26] 刘良华：《狮子的性格》，http://blog.cersp.com/18893/74842.aspx；另参见刘良华：《狮子的性格》，《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年第9期。
[27] 刘良华：《影响我的重要他人》，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2.aspx；另参见刘良华：《影响我的重要他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年第2期。
[28] 刘良华：《影响我的重要他人》，《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年第2期。另参见刘良华：《影响我的重要他人》，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2.aspx.
[29] 参见刘良华：《“特级教师”的绝招》，http://blog.cersp.com/18893/362056.aspx.
[30] 参见刘良华：《我的成长仪式》，http://blog.cersp.com/18893/276207.aspx.
[31] 参见刘良华：《关于朋友的几个词语》，http://blog.cersp.com/18893/313871.aspx.
[32] 参见刘良华：《数学的猜想》，http://blog.cersp.com/18893/375889.aspx.
[33] 我在《校本教学研究》这本书中讨论过相关的问题，参见刘良华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9页。
[34] 为便于读者选择一个关键的概念切入波利亚的“怎样解题”体系，这里只将“类比”作为波利亚体系中的关键词特别提出来。实际上这个体系中还有另一个核心概念，即“归纳”。在波利亚看来，“许多数学上的结论都是先由归纳得出，然后才得以证明的。严格表述的数学是一门系统的演绎科学，但在形成过程中的数学是一门实验性的归纳科学。”不过，波利亚认为“归纳”也是一种“类比”的过程：“试验性的普遍化从努力理解观察到的事实开始，它以类比为基础，并用更进一步的特例加以检验。”参见[美]波利亚著，涂泓、冯承天译：《怎样解题——数学教学法的新面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35] [美]波利亚著，涂泓、冯承天译：《怎样解题——数学教学法的新面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x-xi。
[36] [美]波利亚著，欧阳绛译：《数学的发现——对解题的理解、研究和讲授》（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37] [波]克里戈斯卡著，任樟辉译：《大众数学中的主要数学活动》，载张奠宙主编：《数学教育研究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页。
[38] 施铁如：《解代数应用题的认知模式》，《心理学报》，1985年第3期。
[39] 参见刘良华：《浑水摸鱼与浑身是胆》，http://blog.cersp.com/18893/364873.aspx.
[40] 参见刘良华：《做人要厚道》，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6.aspx.
[41] 参见刘良华：《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http://blog.cersp.com/18893/289545.aspx.
[42] 参见刘良华：《我是怎样对教育学发生兴趣的》，http://blog.cersp.com/18893/289545.aspx.
[43] 参见[苏]苏霍姆林斯基著：《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苏]苏霍姆林斯基著，唐其慈等译：《我把心给了孩子们》，载蔡汀等主编：《苏霍姆林斯基选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88页。
[44] 参见刘良华：《不写文章不看书》，http://blog.cersp.com/18893/383663.aspx.
[45] “鼫鼠”之喻出自荀子的《劝学》：“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参见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81-82页。
[46] 刘良华：《“力行”教育学》，http://blog.cersp.com/18893/398686.aspx.
[47] 刘良华：《论力行之于教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增刊，第109-110页。
[48] 刘良华：《从“述评”出发》，http://blog.cersp.com/18893/408735.aspx；刘良华：《从怀疑到批判》，http://blog.cersp.com/18893/472138.aspx.
[49] 参见[美]布卢姆著，邱渊等译：《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267页。
[50] 参见李定开、谭佛佑主编：《中国教育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这本书是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指定参考书。
[51] 参见刘良华著：《校本教学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2] 美国小说家兰德在她的小说《源泉》中将那些没有独立思考的人称为“二手货”：“他们没有自我，他们生活在他人之中。他们的生活整个就是‘二手’的。”参见[美]兰德著，冯涛译：《致新知识分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53] 参见[丹麦]克尔凯郭尔著，翁绍军等译：《论怀疑者/哲学片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6-47页。引用时对译文略有改动。
[54] 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55] [美]斯通普夫等著，丁三东等译：《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4页。
[56] 参见赵汀阳对“后现代”的解释，《现代生活关键词》，中央电视台（CCTV10）“百家讲坛”节目。
[57] 克尔凯郭尔提出三个命题：哲学始于怀疑；哲学思考之前我们先得有所怀疑；近代哲学始于怀疑。参见[丹麦]克尔凯郭尔著，翁绍军等译：《论怀疑者/哲学片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37页。引用时对译文略有改动。
[58] [美]斯通普夫等著，丁三东等译：《西方哲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5页。
[59] 参见[英]罗素著，王雨等编译：《走向幸福》，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60] 刘良华：《回到“教育经典”》，http://blog.cersp.com/18893/402333.aspx.
[61] 刘良华：《身体教育学的沦陷》，http://blog.cersp.com/18893/223427.aspx.
[6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63] [英]斯宾塞著：《斯宾塞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版，第91页。
[64]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第153页。
[65]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商务印书馆，1996版，第5-6页。
[66]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第383页。
[67]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第382页。
[68] [美]斯特龙伯格著，刘北成、赵国新译：《西方现代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版，第385页。
[69] [德]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版，第65页。
[70] 张汝伦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版，第75页。
[71] 张祥龙著：《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版，第281-182页。
[72] 刘良华：《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http://blog.cersp.com/18893/104047.aspx.
[73] 刘良华著：《行动研究的史与思》，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打印稿。
[74]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
[75] [德]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76] [德]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北京：商务引书馆，2002年版，第1页。
[77]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页。
[78] [捷克]米兰•昆德拉著，懂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79] 参见刘良华：《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http://blog.cersp.com/18893/71209.aspx.
[80] 参见刘良华：《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http://blog.cersp.com/18893/71209.aspx.
[81] 刘良华：《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http://blog.cersp.com/18893/413123.aspx.
[82] 参见刘良华：《我为什么想当老师》，http://blog.cersp.com/18893/163784.aspx.
[83] 参见刘良华：《等待奖励》，http://blog.cersp.com/18893/155870.aspx；另参见刘良华：《不爱我，就别咬我》，http://blog.cersp.com/18893/235139.aspx
[84] 刘良华：《了望教育》，http://blog.cersp.com/18893/418475.aspx.
[85] 参见刘良华：《骆驼的样子》，http://blog.cersp.com/18893/71217.aspx.
[86] 参见刘良华：《评价的秘密》，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4.aspx.
[87] 参见刘良华：《大人不计小人过》，http://blog.cersp.com/18893/123864.aspx.
[88] 参见刘良华：《老师说我很好》，http://blog.cersp.com/18893/56873.aspx.
[89] 参见刘良华：《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http://blog.cersp.com/18893/163848.aspx.
[90] 参见刘良华：《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http://blog.cersp.com/18893/283492.aspx.
[91] 参见刘良华：《学生的精神》，http://blog.cersp.com/18893/115425.aspx.
[92] 孔庆东：《47楼207》，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74-277页。
[93] 孔庆东：《47楼207》，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77-278页。
[94] 孔庆东：《47楼207》，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84-288页。
[95] 张文质著：《唇舌的授权》，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版，第112-113页。以下只注明页码。
[96] 参见许锡良：《我的教育故事》，http://blog.cersp.com/57248/400336.aspx
[97] 参见许锡良：《我的教育故事》，http://blog.cersp.com/57248/400336.aspx
[98] 参见许锡良：《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http://blog.cersp.com/18893/428760.aspx.

教师之友网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在农村的中小学上学，知道老家的农村学校是个什么样子。但是我连一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读书，我设想我应该有一间虽然很小很破旧但却是我自己的独立空间的房子。这样我还可以有一个可以读点书的地方。可是我连这样一个很小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我这样一来连一个备课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仅没有地方可以读书，就是到了农村中学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可读的书，且不说学校里不会有什么像样的书，就是自己想买来读，也没有买的地方。而且县城也只有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只卖中小学生的作业本与习题。更何况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62元。这已经是在1988年那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年代，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口头禅：“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在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这点工资除了吃饭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结余。我曾经有几次因为买书，而向学校与校长私人借钱吃饭，其实当时也就是借十几元二十元的钱，可是当时这些钱就是拿不出来。学校里没有食堂，教师吃饭要自己解决，离学校几百米的地方有一个计划经济时留下来的公共食堂，这里的饭菜非常糟糕，而且很贵，我每个月的工资几乎要被吃光还不够。
我去报到以后的第一天就被告知要当初一年级的一个班的班主任，因为是新来的要有这个方面的锻炼，更何况我是语文教师，我要带的班共有五十多位学生。但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班没有自己的教室，只能与另一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班在上午用，另一个班就要在下午用，用这样的办法轮流上课。我晚上睡不好，中午又没有地方休息。上午上课班级的学生是中午一点才放学的，而下午上课的班级则要到下午六点才放学。我第一次遇到的难题是找地方备课，因为办公室也没有一个，教师们是在各自的家里备课的。而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宿舍，只有一张睡觉用的床，而且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写教案，也意味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当教师我没有办法学习苏霍姆林斯基那样从容写观察日记了，也不可能学上海的语文特级教师于漪那样把每堂课备三次。本来我是准备把在师范里从名师那里学来的方法都用上的，那时我对当好一个教师充满了信心。但是，现在的条件只能让我拿着一本教材，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备课，我把要讲的东西全都默记在心里。也许开了这个头，后来学校的办公室有了，我仍然不愿意把讲义写到备课本里去，学校例行检查教师教案，我总是说在我的脑海里了，最多在课本上写上几句关键的。教务处面对我的不合作还告到了校长那里，只是校长是一个开明人，在与我交谈过几次后，对于我是否写教案就睁着眼闭着眼了，他知道我不是不认真备课，而是备课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其实后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写教学观察与反思日记，这一点学校的教师们都不知道。我喜欢对课文发表完全是自己个人的看法。并且告诉学生书上说的不一定对，教师说的更可能错。我在当教师之前就学了不少心理学与教育学的理论，有许多观念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喜欢鼓励学生提出不同于书上也不同于教师的观点，我也喜欢与学生一起去野营，自己带个炊具与食物，在冬天下雪的时候，课后与学生一起打打雪仗，就这样与学生完全打成了一片，学生自然很喜欢。但是问题很快就来了，学生不怕我了，上我的课自然没有问题，但是其他教师，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教师上我班上的课就适应不了，说我对学生太好了，太纵容了。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争执起来，教师批评他们时，他们就说，这是许老师说的，可以与老师争论问题，老教师对我开始有意见了，而我则仍然我行我素。我希望我的学生内心深处没有鲁迅先生所说的奴性。我的确是想从鲁迅所批评的国民劣根性入手把学生教育成一个会独立思考，没有奴性人格的人。大学时从鲁迅的著作里我学会了太多的责任担当。
但是一个学期后，学生按我的教学方法学下来考试成绩并不如意。我的教学开始显示了不同于传统考试制度的地方，由于我平时讲课喜欢独自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学生也深受影响，结果答题时把听课的一些不同看法都写进了答案。比如在教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一课时，我发挥说这个词里透露着一种帝王思想，后来考试考到词的结尾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问什么意思时，学生们都答：“看今天的皇帝”，结果统考成绩可想而知，我教的学生没有能够考过老教师用陈旧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教务处又开始要我写教案了，原来在校长的关照下的一些做法也开始失去了依据。一些家长也因为学生的成绩下降而找到了我，一些家长甚至要求转换班级甚至转学，校长开始有些动摇了。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新教育思想没有能够在学校里合法生存下来，就这样夭折了。我开始被教务处要求去听老教师的课，学校里也指派了指导我教学的老教师，一年后，我也开始按老教师的指点的方法上课，也开始给学生布置大量的练习题，像其他教师那样搞题海战术，我教的班级，语文成绩果然上来了，在全县统考中排名到了第三名。这样的成绩当时是学校里出现过的最好成绩。语文课就应该是工具课，而工具是不能没有必要的甚至是大量训练的，这一点老教师还真没有错。现在想来我当初的许多设想与做法与今天的新课程改革提倡的理念多少是有些不谋而合的。其实今天政府用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都难以改变的事情，而我当初一个毛头小伙子就想挑战多少年来的传统权威，今天想来是何等的不自量力啊。在中国，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学生的愿望并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理论要求来学习的。他们到学校来受教育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与我这个农村出生的孩子一样早日摆脱农村的困境。如果僵化死板的知识与考试可以换来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就可以有一份城里的工作，从而摆脱农村户口的困扰。那么奴性、负担过重、无趣的知识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能够把考试也像我们的新理论一样，可以让学生有多个答案，可以考出学生的学习兴趣来，甚至创造性一那该多好啊。这是我的学生在考试失败后产生过的一个念头。现在想来当时还是天真了一些，现在才知道，这样的考试，只要是用了一张纸来统考，在中国的改革与社会的发展还没有到达到这个社会诚信程度的情况下，就永远不要指望这会有实现的可能。
刚开始当班主任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就是不要让一个孩子掉队落伍。我当时还没有听过一些教育专家所说过的：“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这样的话，我只是想都是农村的穷孩子，非常不容易，要认真去教好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就完全控制在我手中似的。由于自己的身世同感吧，我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有一天，有一个女学生母亲找到我，说她的女儿偷了家里许多钱，要我配合家长把这个孩子偷东西的坏毛病改掉。我开始在班上观察这个女学生，这个学生的成绩一般，她妈对他的希望不是很大，只希望她不要将来成为一个品行不良的人。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燕子的妈妈来找我，要我改变她女儿偷窃坏的习惯，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很难的事。小孩子有时出于好奇心，拿一点别人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是自己家里的。我小时候也偷过爸爸的香烟抽，那时才8岁，但我今天也没有学会抽烟，其实人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我一定要把燕子教成一个不仅不会偷东西，而且学习也好的孩子。课后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在没有其他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把她妈妈找我的事与她说了，她开始就是不承认，后来我说我小时候也经常偷家里的东西，甚至把我小时候偷爸爸的香烟的事也与她说了，她听着笑了，说自己确实是拿了她爸刚发的工资。我得知她家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家里其实并不是特别困难，爸妈都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她还有一个弟弟。于是，我又找到她妈妈了解情况，原来她从来不给孩子零花钱，我就告诉她，男女其实是一样的，孩子应该有一些零花钱，但是必须过问孩子的钱用在何处。后来这个孩子再也没有拿过别人的东西。这是我当班主任第一次成功教育的案例。
但是学生并不是都这样容易就教育好的，我也有一些就是没有教好的学生，但是如果说是我这个教师没有尽责，怕是不公平的。班上有一个学生，据说在小学时候就非常难教，到处惹事生非，欺负同学，教过他的教师没有一个不为他头疼的。他却偏偏在我这个班上，他在学习上是没有说的，那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差，教师们对他的关注基本上不是在学习上的，而是在他惹事生非上的。有一个在小学教过他的班主任教师甚至对我说，如果他在你班上没有犯罪就是成功的教育。我开始就是不相信，孩子这么小，怎么就可以这样断言呢？但是接触过几次后，我感觉说这个话的教师不是不负责任的乱说的。这个小孩不同一般的地方在于他成熟得比一般孩子要早得多，长得非常结实，样子有些像美国的拳王泰森，而他的拳头厉害得也确实像泰森，他在我班上才读初一，却已经经常有比他高几个年级的学生围绕在他周围活动。在自己班上惹事不多，但是却经常结伴去打高中的学生，甚至在社会上打群架。派出所经常来学校调查他。我因此决定去他家里家访。他爸妈都是非常老实善良的人，在一个工厂里当普通工人，有三个儿子，在我班上的这个是最小的。其他两个儿子都考上了重点大学，在这个小镇里是有了名的，但是唯独这个小儿子特别难管。不要说读书寻求出路，现在就指望这个孩子不要出事，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就可以了。我从他父母的眼泪里读出了一个可怜的父母心。因此我更坚定了要把这个孩子教育过来的决心与信念。
但是我用什么办法呢？我开始找他谈心，刚开始，他也显得很认真的样子，我给他谈他两个哥哥成功考取重点大学的榜样，没想到他脸上却露出了不屑一顾的面色，他说自己没有读书的天赋，你不要给我谈这个了，至于其他的我会改的。但是没有过几个星期，学校里一个高中的班主任又告到我这里说，你们班上的某某打了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还是初一的学生却敢到高中打男同学。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事，也是全校里唯一出现过的事。我非常气愤，找到这个学生，要他向被打的高中学生道歉，但他拒绝了，他说是那个学生打了我的一个兄弟，我才去打他的。如果以后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还会打的。政教处对于这个学生早就放弃了，因为说不定惹恼了他连教师、校长他都敢打的，政教主任这样对我说。意思是劝我也不要太管他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开始用一些怀柔策略，软硬兼施的办法让他走上正轨。如让他当班长，使他在管理别人的时候，学会管理好自己。但是没有想到他当班长后，班里的情况更糟糕，学生怕他比怕教师、校长还厉害。他身为班长，带头逃课。其他同学则说班长带的头，如果不听班长的，事后会有拳头报复。我于是又找他谈心，没有想到这回他主动提出不当班长了，他对我说就我这样的人还能够当班长？他还对我说：“老师，你就不要对我白费心血了，你所要说的那些道理我都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老师，你又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啊？我没有空啊。”说得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以后我又采用了一些用全班同学来孤立他、远离他的办法，让他感到失去集体的孤独，但是，这样一来，他反而在校外有了更多的社会闲散人员的朋友。我没有办法，一次在学校集体组织看电影时，我当作全班同学的面，把电影票发给所有的同学，唯独留下最后一张不给这个学生。我说如果他不改掉打架的坏习惯，我以后也不会给他电影票或者其他活动的资格。这一招果然有些效果，下课后他第一次主动找到了我，说以前都是他不对，以后一定改。于是，我把电影票给了他。事后，他对同学说，许老师非常好欺骗，我只是略施小计，他说得那么坚定的电影票就轻易给了我。我愤怒了，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年的反反复复，我疲倦了。我甚至建议学校开除这个经常打架滋事的学生。但是校长说，开除学生是不允许的，因为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我遇到过最难教的学生，如果按一些教育专家说法，这肯定是我方法不对或者没有按照教育规律来教育学生的结果。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让一些教育专家来教教这样的学生。可惜的是就是国内最有名的教育专家也只是对其他中小学教师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教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去实践过一次。
一直到初中毕业，我教过的这个学生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我从此怀疑一些教育理论是否真正的管用。我当好教师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怎样捣蛋，他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没有在我手上走进监狱。但是，毕业一年后，就因为与流氓火拼而杀掉了我们镇上最为霸道的黑社会流氓头子。那次我记得我刚到地区参加研究生考试回来，就看见在镇里的广场上停着一具尸体，人们说是一个只有17岁的少年杀死的。先是这个流氓头子叫了一批人打他，并且把他的两个脚筋挑断了。三个月后，他还没有等伤口完全好就在社会上纠集了二十多个人，把这个流氓头子的住房包围了，然后是用火枪把这个流氓头子打死的。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就是这个学生干的，打死人后就逃走了。三年后，他被抓住执行了死刑。直到现在，我眼前还经常浮现起这个学生的样子，我曾经一再地质问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我有没有尽到对这个学生的教育责任？如果我当时耐心大些，如果我爱心再多一些，如果我在最后的初三不放弃对这个学生的管教．．．．．．，可能他不会走上这样的一条绝路。可是，当时我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保障，就是校长，这样博学善良的人，不是也被打了吗？而且眼睛都差点打瞎了。我们这样的农村教师，这个社会就给了这么样的待遇，在这样恶劣的教育环境里，我还能够做什么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感觉有点内疚，那天大约是我们学校第三个月没有发出工资了。前几个月倒是发过工资，但是每月只有90元的工资却被作为修建水电站的捐资捐走了70元。这对农村中小学教师来说是常常遇到的事。教师其实也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说是到时有还的，但其实只是打了一张白欠条，上面并没有说准备什么时候还清，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教师拿到过当年这个欠款。连续好几个月就这样扣下去，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青年们实在有些吃不消。因而上课的心情也非常不好。一次上晚自习时，我正去教室值班，却觉得教室里有许多嘈杂的声音，很显然班上有许多学生在说闲话打闹。我带着火气闯进了教室，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了，但是我发现一个坐在前排的女生还在自顾自地偷偷地说笑着，我一看火气不打一处来，在她用的课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响声振动了教室。这下教室里彻底安静下来了。这时这个女学生反过来责问我道：“不只是我，你为什么单独对我这么凶啊？”我一听居然说了话还敢与我对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我对全班同学说：“我就是听到了你讲话，你还争什么？”说完就对她的桌子猛地踢了两脚，声音很大，桌子这下歪到一边去了。这个女学生哭了，说我对她有偏见。这下子，全班都没有办法晚自习了。于是我对这个女学生说：“你先去外面五分钟，等哭完了再进来”。这个女学生听了，就赌气地对我说：“我偏不，这个教室又不是你家里的”。我一听，就动手去拉这个女学生到外面站，我们这样来回了几次。这是我当教师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学生动手。但是，我内心里有一个标准，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打学生，这是我自己有过惨痛的教训的。后来政教主任来了，这个站在外面的女学生才没有再回到教室。我把事情的经过对政教主任说了，说让学生站在外面主要不是为了惩罚学生，而是让他冷静一下。五分钟后，我让学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但这个学生坐在座位上仍然哭个不停，说我不是男子汉，与一个女孩子这样计较。我回到了自己宿舍里马上记下了一段，我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作了分析，觉得这一段时间里的心情不好，工资总是被拖欠克扣，学生又不那么遵守纪律，内心里糟糕透了。后来我还是有点后悔自己作为一个教师怎能这样粗鲁地对一个女学生呢？第二天一上课，我就把这个事向全班学生解释，并向这个女学生道歉。这个女学生才开始恢复往日的笑声。后来，这个学生初中毕业后，没有能够考上高中，去了厦门打工。有一次我在山东读研究生放假回家，遇到了往日教过的几个学生，说到过去，我问起这个女学生的情况，有一个学生说：“她一毕业就去厦门打工了，临走时还说到你呢？”我问，说我什么呢？学生说：“她说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那天那样粗鲁地对待了她。”我内心里一震，这么多年的事了，学生仍然没有忘记，也仍然没有原谅我。可见教师如果犯错的话，对学生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我已经犯过这个错误了，再也不可能挽回了。当然，我是从一个教师的良知来说的，如果没有这个良知，我觉得我这样做，在我们农村学校里却是非常平常的事。我本来这次回家就是想去见见她，再次向她道歉的。学生有错，教师是永远无权那样对待学生的。后来《中国青年报》有一个栏目向全国征求处理师生关系的案例，我就把这件事写成一个案例去投稿，编辑看了后来信赞赏不已，并说我是一个师德高尚的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我教师生涯中最不应该出现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再也不可能挽回对学生心理的创伤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只有教育是犯不起错误的事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陈兰村等编：《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另参见http://www.haotushu.com/book/389922/#readreview.
[②]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③] 参见[法]罗兰•巴特著，屠友祥译：《文之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④] [法]卡尔韦著，车槿山译：《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⑤] [波兰]米沃什著，西川、北塔译：《米沃什词典》，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55页。
[⑥] 参见刘良华：《我“爹爹”（上）》， http://blog.cersp.com/18893/242469.aspx.
[⑦] 参见刘良华：《我“爹爹”（下）》， http://blog.cersp.com/18893/244091.aspx.
[⑧] 参见刘良华：《我“喇妈”》， http://blog.cersp.com/18893/341838.aspx.
[⑨] 参见刘良华：《做人要厚道》，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6.aspx.
[⑩] 参见刘良华：《不是教训，是关心并帮助》，http://blog.cersp.com/18893/56814.aspx.
[11] 刘良华：《母亲的性格》，http://blog.cersp.com/18893/305662.aspx.
[12] 参见刘良华：《小时侯做家务的故事》，http://blog.cersp.com/18893/139674.aspx.
[13] 参见刘良华：《小时侯做家务的故事》，http://blog.cersp.com/18893/139674.aspx.
[14] 参见刘良华：《长大不容易》，http://blog.cersp.com/18893/448979.aspx；刘良华：《你小时侯偷过东西吗》，http://blog.cersp.com/18893/448979.aspx；另参见刘良华：《在热情洋溢的当下忽然郁郁寡欢》，http://blog.cersp.com/18893/167685.aspx.
[15] 参见刘良华：《高师妹》，http://blog.cersp.com/18893/267329.aspx.
[16] 参见刘良华：《宽容还是不宽容》，http://blog.cersp.com/18893/56825.aspx.
[17] 肖川著：《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90页。
[18] 参见刘良华：《美好的O型气质》，http://blog.cersp.com/18893/267331.aspx. 相关资料参见http://www.huash.com/gb/feeling/xzys/xuexing/o-04.htm.
[19] 参见刘良华：《儿子与干爸》，http://blog.cersp.com/18893/203163.aspx.
[20] 参见刘良华：《每个孩子都是孙悟空》，h

教师之友网

文里有一篇是讲“四人帮”的，里面有一个词语，叫“迫不及待”，当时老师问我们全班同学“迫不及待”是什么意思时，没有一个同学说出，我凭着直觉的理解，用了家乡语和低低的声调说出这是“一个人等不及”的意思时，还是被这个语文老师听见，他要我站起来大声地说给全班同学听，于是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向全班同学说出了这个词的意思。全班同学的眼光都向着我，老师十分赞赏的目光使我当时感觉到无比的自信，这是我在整个7年小学里第一次受到老师与同学们的赞赏，自此以后，我经常去这个语文老师的临时住处玩，一下课就去他房间里。房间里十分简陋，但有许多书，不过绝大部分是我们看不懂的，他喜欢练习写毛笔字，回家后我就把我爸的毛笔与墨汁拿出来练习写。但是，我爸不喜欢我去写这个东西，在一次把我爸的毛笔写坏了之后，被爸爸狠狠训了一通，之后就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次了。因此我的书法十分糟糕，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好景不长，一年后恢复高考，我们这个可爱的老师在教完全我们一年之后离我们而去，我又陷入了旧时的逃学的日子里了。二年后我不知道我是怎样考上了初中的，那时每10个小学毕业生中才有一个可以上初中，因为全公社有十所小学，十个班，但只有一所初中而且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也许是其他学校的教学比我们还要糟糕吧，也许他们的命运还要差一些吧，我们毕竟还是在集市上的学校，是一个小镇里的中心小学。
上了初中我的儿童时代就结束了。回想起我的小学的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受到过一次奖励，也始终没有能够当上当时无尚光荣的“红小兵”(后来的少先队)，受到的表扬也仅仅是来自那个很快就走了的语文老师。我回想起来只有：我养春蚕在课堂上被老师发现后当众全部踩死在教室里；我的耳朵是老师常拽的东西；我背不出书，每天中午被留在学校里，关在教室里饿饭。而我爸总是没有关系地笑着对我说：你经常被老师留下，现在也是“留学生”了，只有我妈妈对我的成绩不佳表现出十分的不满，每次作业不及格或者留堂饿饭时都会再打上一顿，这时爸爸就成了我的救护神，奶奶也会来劝，我的心灵在这里才有了一点庇护。我当时想谁叫我是长子呢？他们将来也要我养老的。我妈打我时我就对她说如果再打长大了就不养她了。她这时往往会停下来，然后就对奶奶和爸爸发脾气，我趁机就可以逃走。
上了初中，我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命运的改变。课一下就增加了许多门，功课几乎门门不及格。每次考试我都有大把的时间与精力，反正做不出来，在试卷上画个小鸟或一只鸭子之类的东西，就交上去了。成绩最少的一门是英语，只有3分。我们的英语老师在一个学期里换了7个，最高学历是一个高中落榜生，其他的都是初中毕业去县城里学了二个月英语的老师。当时我们班上五十个同学中，英语成绩最高的是40分。我的英语到最后毕业时也没有能够上去。我是以10分的英语成绩考上全县唯一的一所省重点中学的。我本来已经不准备上学了，到初二时还没有一门功课及格。我在教室里的座位也总是最后面，那时我的视力倒是非常好。
在初二时来了一个语文老师，要我们写作文，题目就是“春游”。我写了一次与爸爸上山采杨梅的经历，由于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有声有色。这个语文老师并不知道我是班里最差的学生，在批改完作文后，我的作文成了班上唯一优秀的范文，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声情并茂地大声朗读着，我一听是自己的作文，心狂跳起来，语文老师读完了以后，就对全班同学说请这个作文的同学站起来。我在后排怯怯生地站了起来，全班同学的目光都向着我了，他们眼里是惊奇的目光。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自豪。我记得上次表扬已经是四年前了的小学了，也是一个语文老师。我后来考大学上中文系，以高考语文单科成绩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中文系，这多少是与这两次表扬是有关的。
语文老师在读完了的我作文后还给全班同学分析了作文好在什么地方。并给了我几张空白稿纸让我再誊写一遍，然后在班里墙壁上开了一个作文园地。我的作文就是作文园地里的第一篇范文。我因此找到了自信，原来自己并不是十分没用，我也能够有同学不及的地方。自从那以后我开始自己要求自己写周记，然后是写日记，每天要自己写出五百字的东西来，然后就是每天送给老师批改，老师在看完之后就写上一句评语或者给一个优秀的字样，我非常满足，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作业，并不是老师要求我去做的。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每天自愿写上五百字，按现在的教育理论又要说是学生负担过重了。可是，如果一个学生乐此不疲，你又怎么能够断定这是学生负担过重呢？现在那些逃学的学生，一天做一个小时作业可能都苦不堪言，而在游戏机前打上十个小时的游戏连一点疲倦的感觉也没有。这就是人本身学习的一个谜。我们是不能够轻易下结论的。爱因斯坦说过：“负担过重使人肤浅”，这个负担过重应该是在学生毫无兴趣的前提下才会有这样的负担或者这样的压力。或者人在生存的压力面前也往往不觉得读书有多么苦。当年为了考上大学，有哪个同学说过一声苦呢？我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为什么做不出这些题，而不是作业过多了。
我写日记这个习惯从初二开始一直保留到了我大学毕业后，直到在中学任教师的六年时间里，我的日记本共有五十多本，我在高考作文中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写了一千多字作文，几乎是一提笔就一气呵成的。那年的作文是：“树木•森林•气候”许多人拿到题目不知道怎样来写或者写成说明文或者写得不伦不类，而我把地理上的生态原理引申到“公民素质、干部素质与社会风气”的改变关系上，结果得到了几乎是满分的成绩。在以后多少年里，我凭着我从初中时起就开始练就的熟练文笔，往往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出几乎不太用修改的通顺文字来，我在中学教学时学校里的材料几乎都是我写的，连一些人先进优秀事迹材料甚至恋爱情书我都代写过不少。
我在写上的功夫也开启了我说的能力。进入大学后不久，我的书面语言就开始帮助我的口头即兴演说的能力。我在多次在学校与系里举办的即兴演讲比赛中获奖，是与这样的练习分不开的。现在的语文教学在新课标的引领下，许多语文老师误读了语文新课程标准或者说新课程标准误导了许多语文老师，语文课在过程、情感、态度与人文的大帽子下不敢去教学生语文的知识与分析课文，更不敢让学生训练。好像这样就会落后似的。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定要训练，语文就是一门工具，首先是一门工具，人文性只是渗透在工具性里的东西。人文性只是为了把训练变得更有趣一些，更生动一些，但是并不能够代替语文作为一门基础工具的训练的必要性。相反语文教学中的感情与感悟及过程与态度，虽然好，却是语文老师与语文课上没有办法教的。涉及到感情与态度及过程和感悟这样的事，虽然对于学生来说是更有意义的事，但是这是我们老师却是不能代替的东西。老师教了那些东西，对有些学生的启发性就很大，对有些学生的启发性就小。说到底，感悟与态度是一个非常复杂教育现象，他既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关，更与学生原来的天赋素质及个人的知识经验、思维方式有关。感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老师敢说我给了学生智慧、情感与感悟，每个老师能够说的只是我教给了学生知识、方法及让学生得到了训练，其他的事就留给学生自己去做。我们有一句作俗语叫：“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的作用就是引入门，就是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给予鼓励，从而让学生充满信心找回自信。老师只作自己能够作的，不能作的就留给学生去完成。这也使想法国有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杜布艾，在他的手术室外面贴了这样一句话：“外科医生包敷伤口，上帝让伤口愈合”，医生的作用也仅仅是包扎伤口而已，至于愈合的事，不仅仅取决于用的药物与治疗的方法，还取决于病人本身的身体条件，医生早就声明治病不治命。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却要把自己无能为力的使命让自己来承担呢？
教育在人一生中的作用相对于医学对病人来说更为有限，也更为复杂。我被老师严厉体罚后产生的念头是将来去做一个更好的老师，而有的学生可能产生的念头是长大了以后变成流氓到学校里报复老师。人与人的不同，怎么说得清呢？香港首富李嘉诚一次在回忆自己的志向时说到他一件事：他初中还没有毕业时，父亲去世了，在埋葬父亲时，一个地产商人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李嘉诚却把一块已经卖出去了坟地再卖给他。这是他第一次在社会上受骗，但是他由此得出的却是一个人要诚信经营。并且这一信念一直指导着他的商业活动。而更多的人可能是从此也去骗别人了。人与人真的不同，有时很难说得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过六年中学语文老师与地理教师，教过三届毕业班，两届高中毕业班，一届初中毕业班。我的感受是教育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也是有限的。我们不要企图去代替学生思考与发展。我们能够作的就是尽力提供一些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条件而已。现在的新课程标准把教育与教师的作用定位太高了。学生的情感、态度、过程以及性格甚至智慧，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老师在这些方面能够有的作为往往是十分有限的。我的发展过程不仅使我中小学时的老师感到十分惊讶而且也使我爸妈始料不及，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清楚的，怎么在一天里突然就明白了许多世事呢？
当然，当时因为我语文兴趣的提高也还来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信心，我当时想我语文行，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科目上赶上去呢？我又开始学习了，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我开始把过去学过的课本找出来自觉去做一些练习题，成绩也在一个学期里突然提高了许多。


18.3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98]

有人说知识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将来做什么，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命运在左右着。离开农村的教师职业，我还是选择了教师职业。不同的是，我从最为贫困的江西山区来到了中国最为繁华之一的大城市广州，由最为闭塞的地区到了最为开放的地区，由中学教师而成了大学教师，甚至是教师的教师，校长的教师。其实无论在哪里当什么样的教师，只要选择了当教师就如选择了做牛，与做了牛就要学会耕田一样，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
生活在城市里越久，对农村的教育也就越来越淡忘了，留存心中的只是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记忆。因为在农村困扰着我的那些事，随着我来到城市里，就再也没有了，但我知道，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有许多仍然在那样的环境里挣扎着，我在城市里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尽量不要忘记中国广大农村恶劣的教育环境，不要去说那些没有社会良知的话，写那些站着不知腰疼的理论文章，更不要去挣那些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教育的养命钱。
1.我选择了教师职业
与许多成为名师的人的经历不同，许多名师当上教师当初纯粹是因为偶然，我当上教师既是一个偶然，又是一个必然。偶然是因为我在高中时的成绩只是班上一个中等偏下的水平，在当时师范没有多少考生愿意光顾的情况下，填报师范显然会胜算大些。农村的孩子读书能够吃上皇粮就很不错了，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挑选余地的。我当农民的父母也没有要我将来做什么，只说不种地就是好的。当我高考超常发挥，以高分考到了一所师范院校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还不相信我能够考出这样的成绩，拿到成绩单后还特地叫了一个同学到县招生办里寻问我的高考成绩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居然有二科成绩，语文与政治是全县第一名，特别是语文，居然比考上北师大的那个全县的状元同学还多了十几分，总分在全班五十多名同学里是第五名。当确认我的成绩就是如此的时候，班主任又连连为我只报了师范院校而深感惋惜。当时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按现在新课程改革只重视过程的话，我可能连当时的高考资格(因为那时凡参加高考的人都要先参加全省统一的高考的预考筛选，约有一半学生没有资格参加高考)都没有了。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当教师时一直对学生强调，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如果不能把握住机会的话，就不能说是强者，更不能说是素质过关。平时行，最为关键的高考却不行，这肯定是有严重缺陷的人生，是素质不全的表现。我对学生说结果最重要，不仅因为现实只看结果，而且结果也可以反过来说明学习过程的质量。论公平更是结果能够显示，如果只论过程，像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就永远没有希望，没有出路。那年高考很有趣，我们县的高考状元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去了北京师大，而县长的女儿也在我们班上，却名落孙山了，可以说当时的高考还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那时没有谁有拿钱买大学读的可能，也不可能在没有上分数线的情况下依靠手中的权力硬上一所大学。这是我对传统高考最为欣赏的地方。
说必然是因为我以长大了要当教师早就有一个长期的思想准备过程。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我是在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在课堂上被一个下放的知青男教师严厉体罚之后，就在幼小的心灵里萌生了将来要当一名教师的想法。这是我最早产生要当教师的念头。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热爱学生的教师这么少啊，我将来一定要做一个教师，而且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教师，这个念头于是就这样一直保持下来了。在填写高考志愿时，我把所有的学校都填了师范院校的中文系，而那个时候师范是最不吃香的学校。我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中几乎所有上师范的都是在盲目无知的情况下被调剂过去的，他们在志愿里并没有填写师范，而是因为第一志愿没有被录取后，被师范院校收罗走的。当时的师范院校非常难招收到学生，据说连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最高的师范院校也有一些专业招不满第一志愿的学生。这些被师范录取的同学并不象其他同学那样兴高采烈，很少有被那时称大学生为“天之骄子”的那种感觉。当时流行着这样的话语：“考上大学上了天，进了师范入了地”。我虽然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即使是考上师范也意味着我从此摆脱了农村的苦难日子，而吃上了皇粮。但是即使是农村里的亲友面对我考上了大学而进了师范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值得庆幸的表情。许多同学在被人问到为什么进了一所师范学校时，都说是被调剂进去的。只有我说是自己选择的，于是，在这个时候会引来许多异样的目光。
2.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我还没有进师范读书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将来要到农村去当教师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行业。于是，我在师范读书时其实已经为将来回到江西的农村学校当教师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是在农村学校读书成长起来的，我也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实在是太清楚不过的了。农村学校里没有可读的书，不会有热水洗澡，也不会有什么体育运动，我就必须在毕业后能够适应这样的环境。我在大学时只去过一次澡堂里洗热水澡，尽管那时每个星期可以由学校发澡票去澡堂里洗一次热水澡，女同学则可以有二次，体育系里的学生则可以有三次以上。这些都是农村学校里不可能有的特殊待遇。可是，我怕在大学里洗惯了热水后到农村学校里因为没有这样的条件而不适应，所以大学里我就开始了洗冷水澡，我在宿舍里的洗浴室里，无论冬天多么冷，外面下着雪，我都在这里洗冷水浴，这让当时我的同学感到惊讶并且难以理解，我把澡票都给了其他的同学。每天早起就去跑步锻炼身体，我认为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认为一个整天病恹恹的人能够把学生引向阳光明媚的春天。我从小对生病的教师就没有好感，更不喜欢教师带病坚持工作。我要让学生每天都看到一个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这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不喜欢有人把教师比喻为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也不喜欢把教师职业视为多么崇高纯洁之类。我一直是把教师职业当作是一个平凡的岗位，要过一个平凡人的正常生活，而一个健康的体魄是一个人幸福的保证。
我后来当中学教师六年几乎没有请过一天病假。可是也因为我没有带病坚持工作的经历，所以也没有当过一次先进劳模。学校负责选拔先进的书记说当先进一定要有带病坚持工作的经历，这样写出的事迹才会感人。我后来对先进产生一些偏见也是有这样的根据的。后来我在农村中学当教师的六年里，果然几乎没有能够洗过一次热水澡。好在学校门前有一条常年清澈见底的河，如果是夏天，这里是全校师生们的公共澡堂，那时师生一起有说有笑，倒也是一种师生共乐的场景，只不过大家自觉地把男女的地段作了区分。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年青小伙子才敢到这个河里洗澡了。当时的条件也就只能这样，冬天无论多么冷都只能在学校前的那条小河里洗澡，最苦的是女教师与女学生，他们不得不把洗一次澡当作几乎是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我能够很好坚持下来，而没有觉得有多么苦，是因为我对将来的艰苦的工作环境作了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准备。
3.阅读、写作与思考：教师成长的关键
我在大学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这不仅是因为我所读的学校在一个偏僻的小城市，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分心的东西，而且我知道，我读书的机会不会很多，我毕业后到农村中学里任教是这必然的，因为我没有别的门路，也不会有可能进县城当教师，因为我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关系，更没有钱送礼。
我现在还保留着的走到哪，读到哪的阅读习惯就是在读师范的时候养成的。我当时并不限于读自己的专业书，也不像现在的学生要用大学四年中的至少三年的时间去攻英语“四、六级”考试，我当时有的是时间，也有的是自由选择的空间。我的阅读兴趣非常广泛，几乎在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书我都会拿来随手翻翻，先读几页然后才决定是否系统地来读。有时读到有兴味的东西，也会拿笔记本来记下几句。对教育学的关注其实在我入大学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自己瞎看了不少有关教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教材与专著，虽然在没有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走了许多的弯路，但也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问题。除了中文专业方面的书与当教师的书，我还读了不少历史与哲学方面的杂书。包括从《彭德怀自述》到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我都是从头读到尾的。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启蒙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了解了法国的萨特，德国的弗洛伊德、英国的波普尔与哈耶克之类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的书给我打开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我最早看到的波普尔的书是《猜想与反驳》，这是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看懂，不过，里面提到的新知识观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最得益的还是通读了《鲁迅全集》，虽然当时也并不是完全读得懂，特别是鲁迅的《野草》似懂非懂地读了一遍，但是鲁迅的小说与杂文对于我思想方式的形成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在这里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现成的结论，最主要的是我学会了怀疑。在我没有真正认识一个东西之前，我不会轻易去相信它。这是我从鲁迅的书里读出的一个感觉。这些人的书，凡能够找到的我都是从读到尾的。
我在中学任教时，不仅教学生语文，而且还教学生地理课。到农村了，就没有什么专业这一说，有学历的人在这样的中学里本来就少得可怜。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在农村里就是什么都能够教的人。
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是我初中时就开始的。一直保留到我整个大学毕业，并且当了六年的中学教师才宣告结束。这些日记堆在一起有大大小小的本子共六十多本。有时回过头去看看也觉得很有意思，中学时写的日记只是一些具体发生的事或者是一些想象性的东西。但是，在上了大学以后，我开始记一些有思想性与学术性的东西，这些写作习惯对我作为一个语文教师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在大学时还喜欢与同学一起争论，积极参加即兴演讲比赛，这可是最能够检验口才与思维敏捷性与知识面的一个方式了，我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好的表达能力。当教师的怎能不会讲呢？会读，并且爱读，教师的知识面才会广，当时还流行着“教师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要有一桶水”的说法，不像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教师要有长流水”的高度。长流水虽然比一桶水要多，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要教师不断地学习充电，自己对知识有兴趣才可能让学生对知识有兴趣。会写，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有十几年写日记的习惯，我高考时的作文几乎得了满分，而且只用了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就一挥而就，一气呵成，几乎没有涂改过一个字，这得力于我多年来的写日记练就的写作本领。我不一定能够写得多好，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我想清楚了，写的过程会非常迅速，在农村中学任教时，我写作之快是有名的，如果学校要急就一个报告，往往就是我的差事。当时校长常用“立马可待”来形容我写东西快，这一点并不夸张。当一个语文教师如果自己张口不成句，提笔不成文，怎么能够让学生热爱读、写、说呢？又怎么让学生过读、写、说的关呢？语文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有时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教师的示范作用胜过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而作为工具性质的语文，练习又是最为重要的，比如作文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而要熟练没有相应的练习量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中学时就要学生写周记甚至日记。为了练习学生的读写的能力并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尝试着让学生在一个时间里读一篇范文，要学生熟记里面的结构、观点及用词，然后再把范文收起来，让学生凭记忆来复写这篇文章。这样做的方法，是我大学时在《富兰克林自传》里读到的。这是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自己用来提高阅读与写作能力的做法。我自己也多次尝试，觉得练习的效果非常好。在中学里当语文教师后我就是这样来训练学生的。我教过的那所农村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在毕业前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拿了全县参赛学生中的第一名，全省的一等奖，参加地区的语文知识与能力竞赛，全区的第一名也在我班上，这在当时引起了全县的轰动。以至于当时全县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县一中的全体教师在校长率领下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农村中学听课取经。当我们的校长介绍说，这些参赛得奖的学生全部在我班上时，县一中的教师眼中都露出了敬慕的目光。那时我还只有不到三年的教龄，也就二十出头的一个毛头小伙子，这是我当中学教师六年最为得意的一幕。
4.在农村当教师的滋味
尽管我在读师范之前就准备要当一个教师，读了师范后我更是为将来当一个教师做了充分的准备，甚至想象了将来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比如没有热水洗澡，比如可能会没有什么书可读，比如工资可能会低到只够吃饭之类。我师范毕业后一切都如自己预料到的那样，被分配到了离老家四十多公里，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农村中学里任教。我没有任何门路关系可以利用，所以到农村中学里任教几乎就是我必然的命运。这所名叫“德胜关中学”的学校据说有比较悠久的历史，是1958年“大跃进”时建造起来的，当时全民大办教育。德胜关这个地名，据说是因为当年朱德与彭德怀指挥红军在这个大山的关口打了一次大胜仗，所以取名为“德胜关”，这里真是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抬头随便望去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山峦重叠，山上是翠绿的毛竹和杉树林组成的绿色海洋，山下是一条河，河水常年清澈见底，即使是下大雨也会在当天变清，用“清水石上流”来形容是最为恰当不过了。也难怪，这座山脉其实就是著名的武夷山脉，翻过山岭就到了福建，这里离武夷山风景区不远，离福建最近的城市只有几十公里的盘山公路的路程。学校就这样依山傍水地座落在一个山坡上。学校里的平地是非常难得的，房子也是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半山坡上。如果在大城市里住厌了，偶尔到这个地方来还真觉得这里点仙境的味道。
我去的时候还是一所连幼儿园、小学与初中、高中混合在一起的一所完全学校。但是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加起来也只有80多位。但这对一所农村学校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队伍了。这里虽然是农村，但是住房异常紧张，有好几个教师刚结婚，却没有房子住，连个新房也没有。我们这次一起分来的同校毕业的新教师有四个，但是我们连一间住房都没有。校长说是分了一间房子给我们四个人，实际上只有九个平方米的小平房，或者说已经是危房了。因为这些房子几乎都是1958年时建的，全部是土木结构，没有一个教师住的房子是砖瓦结构，而且因为年久失修，都会漏雨。但是就是这样的房子我们也没有能够住进去，一个大龄青年教师结婚因为没有房子与校长吵了起来，而且不经学校同意，他已经把学校分给我们四个新来的教师的九平米的房子占据做了新房。我们虽然有点意见，但是刚来也不便与人家吵，而且他也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我们对此是深表同情的，学校对被占的房子毫无办法。我们一分到这所学校就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了。后来学校到附近的一个公办的招待所里要了一个八平米的小房间让我们四个人住。这基本上只能够放下几张床，每个人一张床都派不上。我们只能打通铺地睡在一起，我感觉我们不是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猪来关着的。
学校里也没有办法，一个学期只有几千元的办公经费，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的。地方政府也说没有钱来盖房子。可是这么一个只有不到2万人的小镇上，政府却养着一个有日本蓝鸟轿车的车队。所有的单位里也只有我们学校的住房这样紧张。我对农村教育本来并没有充满多少幻想

教师之友网

，哈尔滨着了两场大火。一天中午，几个男生去看救火，半路与老滕遭遇，老滕怒斥道：“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闲心去看救火？练习题都做完了吗？”大家都很羞愧，准备返回。这时老滕话题一转：“好吧，快去快回！我告诉你们一条小路，距离又近，又没有警察，还可以骑车带人。”说到此处，老滕一脸的得意，就像在二猛面前讲课似的。
地理老师张大帅是个肥头大耳的白发老头，他是中学地理界的权威，有几大绝招，一是在黑板上随手画地图，惟妙惟肖。二是善于出题和押题，做过他的题，对付高考便胸有成竹。三是不备课，也没有教案。他上课就拿着一本教科书，打开就照本宣科。为了显示不是在“读课文”，他不时加上一个“的”，减去一个“了”。读到外国地名，故意读得起伏跌宕，好像他去过似的。大家佩服他的水平，所以对于他的讲课也只能忍受。时间一长，张大帅也不再掩饰，进门就说：“书——25页”，大家便翻到25页，他说：“书——68页”，大家便翻到68页。一天他一进门，我们几个男生就说：“书——”，张大帅白了我们一眼，说：“教材——120页”。过了几天，张大帅一进门，我们便说：“教材——”，张大帅这回连看也没看我们，说：“课本——139页”，于是大家无不佩服。张大帅讲课之外，喜欢以一种非常含蓄的方法炫耀自己。他经常慢条斯理地说市里省里请他开会，“我呀，不愿意去。可是电话打到学校，又打到家里，不去实在不行。”他还时而讲个小故事，比如说某一天，他观云识天气，认为要下雨，别人都认为不会下，“整个一下午，也没下。”张大帅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大家以为他这次是真的谦虚。张大帅接着缓缓说道：“到了晚上，下了。”故事到此结束，韵味无穷。我用老魁讲作文的术语评价说：“真是凤头、猪肚、豹尾！”
老师们往往有些小毛病，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比如老魁来上课，走到门口时，躲在门后把烟掐掉。老滕每次理发，脑袋上都深一块，浅一块，跟狗啃的似的。历史老师讲课前总要故做轻松地说几句题外话来掩饰紧张，他用手指不断地捏着粉笔头，下课后满讲台都是碎粉笔末。生物老师不知为什么特别爱讲大肠杆菌，一有机会便扯上几句，因此外号叫“大肠杆菌”。化学老师有个口头禅叫“相应地”，一节课要说上几十次，“把桌子相应地搬过来”，“把仪器相应地送回去”，“大家相应地做一做”，“课后相应地来找我”……这些甚至被我们给记到了《班务日志》上。《班务日志》是教导处每周要检查的。有一次我们记了老滕剃头的内容，教导主任批阅道：“今后这类事件最好不记。”最让人记不胜记的要数政治老师。这位老头跟张大帅一样，也是著名的特级教师，讲课精练有条理，善于出题和押题，而且很喜欢我们十三棍僧。他一口南方普通话，把“互相联系，互相排斥”说成“五香联系，五香排斥”，因此外号叫“五香联系”。五香联系上课时毛病甚多，据我们认真讨论，主要有提裤子、挖鼻孔、掏耳朵、闭眼睛和看窗外五种。这五大毛病出现的频率极高，而且动作幅度大，持续时间长，比如他可以闭着眼睛讲完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看着窗外讲完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有
一天，我们决定用画“正”字的办法详细统计一下五香联系的各项数据，课前做了分工：我负责闭眼睛，肖麟负责看窗外，郑麻子负责掏耳朵，王老善负责挖鼻孔，张欣负责提裤子。周围的女生听见了，都兴奋地憋着笑，等着看热闹。刚刚分配完任务，上课铃响，五香联系进来了。大家急忙起立。还没等喊“老师好”，只见五香联系两臂一垂，就提了一下裤子。张欣一见，赶紧弯腰画了一个横杠，周围同学都忍俊不禁。五香联系说：“站好了，不要笑，上课要严肃。”统计结果，我共有五个“正”字，高居榜首。
这些可爱的老师使我很早就认识到，做人首先须有德有才，大节无亏，小节上则不妨任其自然，宁俗而勿伪。要经得起别人的“不敬”，才能配得上别人的“敬”。


17.体验“唇舌的授权”


17.1 教育故事

2002年3月，一位朋友建议我读张文质写的《唇舌的授权》，据说“很有趣”。几天后我在广东教育学院的书店里买到这本书。
我大致花了两天半的时间读完这本书。读这样的书确实“很有趣”，因为它是“随笔”，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叫“张文质教育随笔”。可是等到我连续几天读完这本书时，却感觉由“有趣”而渐致“沉重”。这本书是用有趣的、精致的、诗意的笔法，讲述古老的、沉重的、忧伤的教育话题。
张文质在他的“教育随笔”里记了很多“教育故事”，他喜欢用“喜剧笔法”讲述悲情故事，有时只需三言两语，故事就完成了：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好的同学。有一次，一位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95]

我已经听了三次《我的战友邱少云》，我几乎不得不这样，我关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到邱少云的国际主义与英雄主义：邱少云心中想的是“朝鲜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烧身的烈火不算什么，现在正是“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教师让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个小胖子前两天刚在教室的门上被同学卡断了一个指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还裹着纱布的他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当时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全班同学和所有听课者都开怀地笑了起来。老师又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这样想吗？”小胖子低下头说：“我当时想一只手指头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用。”时代总算在这里迈开了小小的一步。（第112-113页）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第193页）

张文质写人的故事很传神，他用的技术也仍然是三言两语，比较克制。他写余文森写得尤其有声有色（第163-164页）：

我的朋友余文森，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写了100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反正他能写。……余文森，独到的本事很多。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摆弄一些小例子，有一个小例子是这样的：某一天，我的外甥女（你要相信确有这样的外甥女）在教师节前夕花了整整两个晚上时间做了一个工艺品，在教师节这一天送给她的数学老师，老师正坐在讲台上看书、抽烟，很冷漠地说：你就放在这儿。甚至头也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就把烟灰弹在这个纸做的工艺品上。这个故事促使很多教师深思为师之道。余文森已经是讲教育理论的名家了。在诺大的福建省他讲过百多场，听众也真是不计其数。前年，我主持某项教育活动时，也曾请他讲过。讲演相当精彩，结尾尤其精彩：猛地一敲桌子，"好，结束！"嘎然而止。



17.2 个人教育史

除了将别人的故事之后，他也讲自己的故事，张文质叫它“个人教育史”。他说：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又说：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
当他开始思考他的奶奶和父亲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自传（第82-89页）：

是写作促使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促进我的“思”。写作使我的记忆复苏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畏”比“敬”多得多。他身体强健，有力气，容易动怒，从记忆的源头（几岁？）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时常因各种“错误”被打，父亲、母亲、祖母，有时还有其他亲戚，次数最多，打得最疼的是父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生了我了，还要打我？”问得母亲直落泪。父亲在粮食复制品厂工作，早出晚归，全家人的“一口饭”问题每天都在困绕他。我想不起他教过我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和人打架，如果别人打你，你就朝他肚子打一拳。”这个方法我从未尝试过。另一次，他教我怎么才能把屁股擦干净。还有一次，那时放假了，我天天去钓鱼，他教我怎么炒做鱼饵的米糠，那天我只钓到两条小鱼，我觉得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2岁时，妹妹就出生了，母亲和祖母经常说你已经是当哥哥的人了。我便真的开始当哥哥了。我几乎记不起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苍白、矮小、怯懦的孩子。母亲说我一岁多时，非常会说话，聪明过人，但当我上了小学时，完全不是这样的孩子。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惟恐多病的母亲突然死掉，惟恐哪儿又犯了错误又招来一吨饱打，惟恐邻居的孩子和我作对，一群人一起叫我“海贼”（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称呼呢？）。我还害怕学校，第一天上学时，是堂姐带我去的，老师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和“1”字，我都不会，惊恐地让堂姐帮我写。她说等她自己的写完再帮我，我恐惧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老师说你应该去上幼儿班，就让堂姐把我带回去。后来老师把情况告诉我父亲，还是要我上幼儿班，我又大哭了一场，死活要读一年级。一个月以后，我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还为我的第一次“抉择”感到骄傲，觉得我挺有志气。他们不知道仅仅是我对另一种羞愧、无力承受而已。我喜爱各种人物的自传，很多传主童年的记忆是很早开始的，而我童年的记忆几乎就是从上小学第一天才明晰起来。我想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智力而言，很多是天份。这样说有自大之嫌，但我想起毫无希望与变化的幼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么早就噩梦缠身，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的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定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代，你只能平时在这里住，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辛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他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咯噔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17.3 教育忏悔

在《唇舌的授权》中，有一些故事可以看作“教育忏悔”。
1989-1990年张文质在福州八中高一（3）班任班主任，同时上语文课。他上课、当班主任都很尽心，表现出色，受到学校、同学们及他们父母的赞扬，班级也被孩子们誉为笑声最多的班级。但是他说，“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自己的几件丑行”（第168页）：

1.对上课捣乱，批评之后仍不改正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当时郑树和全班同学都吓坏了。
2.有一次考试考不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林清玄的话：没关系啦，人生海海！黄碧英同学做值日生时，在下面加了一句：胡说八道！第二天早读，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黄碧英哭着上讲台，向我道歉，我仍生气地不予抚慰。
3.期末，班级被评为“先进”，要拍集体照，队伍怎么也排不起来，我大吼一声“你们都是蠢猪”，就是忘了吼一声“我更是蠢猪！”……

后来他把这事讲得很细致，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自己打败了”（第279页）：

到期末时，学校评选我班级为校先进班级，全班喜气洋洋。按惯例，先进班级要拍集体照，同学们穿得漂漂亮亮，来到操场。排列位次时，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摄影师喊几次还是排不成队。我只好亲自出马，又喊了半天，同学们仿佛完全陷于相互交流的快乐之中。我突然气极了，脱口而出：“你们都是混蛋！”话音未落，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很快拍完了照，我没有回到班上。当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早读时，我对大家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夜晚。上个学期，我上课时对捣乱不止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滚出去！后来我在班上向郑树和全班同学诚恳地道了歉，大家也原谅了我的粗暴。这个学期我努力做班主任工作，班级起色很大，有些同学说年段其他5个班级加起来的笑声也没我们班多，我心里挺得意。没想到，昨天我那样对待你们，我感到被自己打败了。我心灵深处仍然有很可怕的力量没，有时它控制了我。要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老师，道路是多么漫长，但愿我还能走下去！”

1999年的某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做老师时，班上的那些容易被“遗失”的“中间状态”的学生（第120页）：

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即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处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你看，这样的书是不是很值得阅读？
那天下午读完这本书，我接到一个电话。我问“您是哪位？”对方说：“我是张文质。”我觉得奇怪，就追问“您是谁啊？”他再次重复说：“我是张文质。”我说“不可思议。”他问“为什么不可思议？”我就告诉他我这几天一直在读他的《唇舌的授权》，刚刚读完。他也感觉得不可思议。
我以前听说过福建教育界有“三个剑客”，张文质是其中之一。但我和这个人几乎没有交往。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他对我的了解也不多，他说他曾经读了我的书，想和我联系，从别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我的电话，于是那天下午就接通了我的电话。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想起来我就觉得很神奇：一个读者刚读完一本书，那本书的作者竟然会给这位读者接通电话。
从那以后，我就跟人讲，去读张文质的书吧，只要你一读完，他就会给你电话，和你谈话。
你当然不必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倒愿意相信：读书是有缘分的。一本书好不好，除了书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读者和这本书的缘分。
读一本书，就是和这本书展开一场谈话，谈话的双方是否能够发生心领神会的阅读效应，这是需要很多缘分。
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会接受你的邀请，远道而来，与你会面。这种会面是否能够心心相印，也是需要缘分的。读一本书，这本书很可能会成为你一生的精神陪伴，他会守护你的一生，成为你的精神守望者。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精神守望者？这难道不需要缘分？


18.“我的教育故事”

18.1被老师体罚后立志当一个好老师[96]

我小学时候成绩非常糟糕，从来没有在语文与数学这二门课上同时及格过，而且还经常在班里摔跤，在全校出了名，终于熬到四年级时班主任老师不让我在班里呆下去，要我留级。我留级了，但是留下去的时候，下一个级的班主任看了我的成绩与表现评语说，不能在他班上，因此我又留了一级。我就是这样连留了二级，并且是找到校长来说情班主任才勉强把我留了下来。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一次上课的时的一件事。上我们数学的教师是一个下放知青，可能是被发配到我们这穷困山区吧，每次来上课总是带着一肚子的火。他来为我们上课一个学期，没有哪个小孩不被他打过，特别是男同学，这个教师全都打过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教师从哪里学来的，他要我们男同学每个人都到山里取一根小山竹鞭来送给他，要我们每个人用镰刀削得精致一些以后送给他。我们以为教师都喜欢这样的山里的礼物。我们都非常高兴也非常认真地做好了送给他。没有想到他收到以后小山竹鞭以后就向我们宣布，如果谁违背课堂纪律他就用谁送的鞭子打谁。我就是班上最早受到自己做的鞭子惩罚的学生。第二天这个教师就用鞭子使劲地抽打了我的一下背部。一条鲜红的血印十几天都没有完全消退。我爹妈并没有为这个事去找过这个数学教师，反而说我没有认真听讲老师才会这样。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有一次老师又要举鞭子向我打来的时候，我敏捷地躲闪开了。这个老师恼羞成怒，就向我猛地扑来，我总结上次的经验，就向外跑出教室，老师追来的时候我又跑向校外，远远地看着老师是否还在追我。我看了一会儿，觉得好像没有人在追了。我才在校外门口坐了下来歇一会。我这时看见了我同班的二个男同学，正要向他们打招呼呢，他们突然把我抱住，大声喊着：“邓老师，邓老师，我们抓住了这个捣蛋鬼”。这时这个高大凶狠的男老师从教室里跑出来，很快就把我像抓小鸡一样提到了教室，一进门就是狠狠地把我向教室前的墙上一甩，我当时只觉得眼前直冒金花，面额头上一个小鸡蛋一样大小的包立即就起来了，然而这个教师还不放过我，又命令我向全班同学跪下，我不跪，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我的额头上、膝盖上、手臂上都处是深度擦伤，头一直在嗡嗡直响，天旋地转。我看不清同学们究竟是怎样看着我被挨打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大我几岁的姐姐，在高我几个年级的班上课，不知道是谁告诉她了，老师在打我，就匆忙跑过来了，边哭着哀求老师不要再打了，边用弱小的身体去挡住老师，可是他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姐姐就抱着老师的腿大声地向我喊着：“弟弟，快跑啊!”我全身是伤，双腿的膝盖全破了，直流淌着血，也顾不了那么多，从地上爬起来就向外踉踉跄跄地跑出了教室。一直到了很远很远才敢回头看老师有没有追出教室。看着没有再追出来，我才放慢了脚步。我哭了。直接回了家，家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我默默地躺在床上，头痛，四肢麻木无力，四周充满了恐惧的气氛，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世界原来这样可怕。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到晚上吃饭时候吧，我爸妈才从田里劳动收工回来了。看见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看见被打得一身是伤，以为我与同学打架了，我看见爸妈回来，内心里再也抑制不大哭起来。我把老师打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向爸妈说了。当时爸妈还以为我不认真读书，才让老师这样生气。开始还怪我没有认真学习才惹老师生气的。我断断续续地把前因后果说了，我爸妈才想起应该带我去见见这个老师。在校长面前我们一起见了这个教师。这个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只说我太调皮了，却始终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我知道那个年代里是没有什么可以道歉的。在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里的教师大多是从城里下放到农村接爱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们把失败的人生与阶级斗争的怒火全都撒在了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身上。自此以后，我对在文革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都保留几分警惕，都是与这次经历有关。
这次因为我多处受伤而有两个多星期没有能够去上课。去医院看，医生说只是外伤，没有内伤。我爸妈才放心了。不过我爸妈还是要我听老师的话，不要让老师为难，多么朴实的中国传统农民啊。这件事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从此以后我的性格在很长的时间里都非常内向，这样的内向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乃至我中小学时多年不见我的同学谈起当年对我的印象时还非常肯定地说我是一个一年里头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人，与我参加工作之后的形象简直就是完全不同。这个世界不仅不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奇怪的念头就这样进入了我的心里：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个老师，去教那些像我一样的儿童，不打不骂那些即使是调皮的学生，而且还与他们一起游戏、唱歌、讲故事。小时候的我内心世界是丰富的，感情是细腻的，这个世界其实在我眼里看得很清楚。这是埋在我幼年心里最早的要当老师的种子，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的人生道路就因为这件事真的就这样决定了我的职业途径。我后来不是因为像有些歌曲所唱的那样，对老师觉得有多高大才去当老师的，我心里想着的是有多少像我当初一样的学生没有像样的老师来教。我想我如果当老师一定会成为学生喜欢的老师。我会知道学生为什么喜欢调皮，我也会知道调皮的学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学生。在老师的冷眼里，埋没了学生多少丰富的内心世和对社会的多少美好向往。我要读师范我要当老师。这个念头一直保留着，一直到现在。无数的选择，都没有动摇我的这个信念。幼小时期埋下的种子原来是这样根深蒂固，这样牢不可破。











18.2 两次终身难忘的表扬[97]

如果我的小学教育就这样的话，我对世界认识就可能完全是消极的、黑暗的，我可能这一辈子真是再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但是，我还是遇到了好老师，是这个老师把我内心世界的黑暗点亮，让我体会到作为人的自豪和自尊。一个右派老师的儿子高中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被分到了我们这所村级小学当民办老师，在我所在的班上教我们的语文，那时已经是四年级了。他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人，瘦高的个子，一副白面书生的样子，活泼开朗，写得一手好字，在校园里经常可以听见他的歌声，他每节课上完了总要找出一点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说如果我们学得快，故事就多讲一些，所以我们上他的课就特别认真，没有说话之前就是一副笑容满面的样子。我们把上他的课当作一种享受，因为他每次只有半节课来讲生字词之类的教学内容，然后就是给我讲故事，或者叫我们一首歌，那时能够教的只有革命歌曲，但他歌得非常有感情。那年大约已经是1976年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已经打倒了“四人帮”，在教一篇临时编进小学课本的课

教师之友网

。
这话让我感动了好几天。“这孩子”虽长相粗糙，却善良、心细、侠骨柔情，有如此浓重的“感恩”情怀，竟然牵挂我的“面子问题”。只是他也太小看我了，他不知道我开选修课时，是从来不为选修的学生人数太少而操心的。
我喜欢有个性的学生。这个班的很多学生即使没有别的，至少有个性，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知道自己该追求什么，该放弃什么。这个班用他们的精神气质，在延续大学的使命。
所谓大学，是一个让这里的人因此而自由、独立、有精神气质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学生将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他/她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某个学科，他/她都不得不努力学习，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知道自己喜欢看什么书，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学科，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领域，不知道自己将要往哪个方向走，如果一个男孩不知道自己喜欢哪个女孩，这样的人，将来必没出息，必沦落为无能之辈。
后来有中小学老师问我：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算是一个好学生，如果在中学或者小学，他还是好学生吗？
这里面当然会有些差别，可是人们似乎夸大了这里面的差别。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的学习才是“研究性学习”，现在中小学生不是也开始“研究性学习”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生研究生才有可能“自学”，现在中小学教师不是也开始鼓励学生“自学”了？以前人们总以为只有大学才有“选修课程”，现在中小学不是也有“选修课程”的尝试了？尽管中小学的选修课程在很多地方只是一个摆设和说法，但毕竟已经有大量的中小学开始给学生提供了真实的“课程的选择权”。
给学生提供“课程的选择权”，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我预料（实际上是梦幻或想象），现在大学的课程管理制度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小学的样式，甚至中小学也可能像大学那样由原来的“年级制”改换为“系所制”：中小学分设中文系、数学系、外语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政治系、历史系、地理系，或设置某个领域的“研究所”。这种管理样式可以称为“系所管理制度”，中小学原来的管理制度可称为“年级管理制度”。
“系所管理制度”给中小学老师带来的变动并不大，不过是由原来的语文组、数学组、外语组变成了现在的中文系、数学系或者外语系……。但对于中小学来说，“系所管理制度”取代“年级管理制度”将导致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比如小学生或中学生在入学时就按自己的兴趣选择自己的系所。选择之后基本稳定，但中途允许申请“转系”。
进入某个“系所”并不意味着“文理分科”，并不意味着学生只学本“系所”的课程，而不学其他课程。各个“系所”开设共同的必修课程课程，比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这是中小学的传统课程制度的延续。必修课之外，各个“系所”提供大量的具有“系所特色”的选修课：中文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中文特色”的课程，比如《散文欣赏与创作》；《文学批评》、《中外现当代文学研究》，等等；外语系为学生提供额外的“外语特色”的课程，比如《英美文学欣赏》、《BBC与VOA新闻》、《英美政治制度与文化习俗》，等等。
这些“系所特色”课程制度听起来有些浪漫，实际上也不是异想天开的幻想，所谓“系所特色”的课程制度也不过是中国教育界多年来所倡导的“校本课程”的另一种说法。校本课程制度的初衷是在国家课程之外另外增加一些时间让学生学习他们喜爱的课程，如此看来，“系所特色”课程几乎是校本课程的类一种陌生化的说法。
一旦实行“系所课程制度”，每个学生就可能“名正言顺”地拥有了自己最喜爱的学科，而且每个人都获得一个自己亲自选择的“身份”，原来的“我是某年级的学生”的自我介绍方式将转换为“我是某系的学生”；同学之间就由原来的“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关系转换为“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的关系；参加“校运会”时，他们由原来的代表各个班级参赛就转换为代表各个系所参赛。
人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制度可能会导致学生过早地偏科，“高中分文理科”制度尚且受到非议，这样“系所课程制度”更加不可思议。弊端当然会有，也会涌现很多新的危机，但问题也许并不严重，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可以浪漫到什么程度，依然有想象的空间。

赛埔评论：
1. 评：学生的精神, 2005-09-27 19:49, 高哥
看后我挺感动。毕竟，大学教师能够这样地理解和欣赏学生，为数不多。个性需要张扬，个性需要我们去为它撑起一片天空。

2. 评：学生的精神, 2005-09-27 20:34, 王荣
我对我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我之所以能坚持学下来，是因为我个性比较强，比较好面子。
其实我都曾经想过要退学回家，重新再考一年，但是最终我还是没勇气也没骨气这么做！基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我就特别同情那些和我一样的学了自己讨厌的专业的人，这种被专业选择的结果往往是使人一生痛苦。

3.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02 23:11, 刘良华
我理解王荣同学的心思。很多学生到了大学才发现自己选错了专业，然后就想办法转系。有的转成功了，有的没有转成。就我所知，想转专业而没有转成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原来的系所中自学或旁听了别的专业。这样的学生实在不少。但愿王荣同学是这样的形势。
第一次进入大学时发现自己所选择自的专业恰好是自己喜欢的，这的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可是，真正出色的人，常常是第二种类型中的人：在某个系所，但学了别样的专业。即使像外语、计算机这样很专业化的学问，真正的高手常常潜藏在“别的系所”。
不是我乐观，如果命运让我重新来一次，我会在乎我正在学什么专业，但不会太在乎我现在属于哪个系所。

4.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17 15:31, 罗琴
读了您的这篇文章我深有同感，“系所制度”有他的优越性，它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学生能够选择他所热爱和需要的东西。我有幸在大学中选择自己喜爱的专业，我觉得我的大学是轻松的、愉悦的、充满激情的。如果现在的基础教育也能让学生享受到学习的快乐，丰富自己的灵魂，完善自己得人格该有多好啊！

5. 评：学生的精神, 2005-10-20 16:56, 蔡厚财
虽然你说这是一个幻想，但我倒觉得“系所制度”有它的生命力，起码它的内涵还是不错的。外国不是早就在中学实施学分制了吗，低年级的学生只要有水平，一样可以选择高年级的课程。现在的高中也在搞新课程改革，也要算学分，虽然还不成熟，但经过起初的青涩之后，我想改革会成熟起来的。最多那时还是叫“年级制度”，但内核已经是“系所制度”了。


教育自传选读


16.“遥远的高三•八班”

16.1公车上书[92]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始。要出事儿，我先兜着！”便第一个签了。郑滨是个老阴谋家，说这样不好，咱们找几个大碗，画几个圆，都围着圆来签，就分不出先后了。其实我们的种种“阴谋诡计”都是多余，领导上早都知道谁是宋江谁是李逵。很快校长就请我们六位同学去谈话——具体哪六位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既兴奋又紧张，自称是“戊戌六君子”。表面上气宇轩昂，实际上心跳得跟上体育课差不多。
周校长慈眉善目，满头银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仍修饰得风度翩翩，一尘不染，看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个英俊小生。他平常有两件事特别受到广大同学称赞。一是每天要腰里暗藏一把铁锤和几枚铁钉到各班巡视，一旦发现有活动的桌椅，便掏出暗器大展身手。他从来不问桌椅是谁弄坏的，兴致勃勃地干完，心满意足地离去。所以三中的同学没有不爱护桌椅的，全校内外整洁如洗。后来我到北大看见那么多残桌破椅没人管，便给北大校长写了封信，建议他也买把锤子，可是至今也没收到回信。周校长第二件颇得人心的事是经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老师们跳舞。那时跳舞还是很时髦的事。小流氓们跳舞时都要郑重其事地穿上新喇叭裤，觉得自己很高雅。正经人跳舞则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三中有好几位校长，同学们对他们的分工不大清楚，我们只觉得由周来接见我们，大概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心里说不清是放松还是失望。
周校长带着一种严肃的微笑，你们的要求我们看了。首先，你们的立场是错误的。你们称学校领导为“校方”，请问，你们是哪一方？难道你们不是学校的主人翁、不是“校方”吗？你们甚至还称学校领导为“当局”，请问，什么叫“当局”？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咱们学校这座大楼，从前就是日寇的警察厅，赵一曼烈士在这里战斗过，金日成同志在这里战斗过，还有李兆麟将军
我赶紧说，李兆麟将军是在哈一中附近牺牲的，是国民党女特务用美人计把他杀害了，凶手现在还在台湾。周校长说，对，你们可不能忘本哪！你们管我们叫“当局”，让我们多伤心哪！我十四岁就参加革命，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文化大革命都没挨过斗，到今天可好，我成了“当局”，你们干脆说我是刽子手。那多解恨呢！
我们六君子顿时觉得自己是六小人。慌忙向校长道歉，说我们错了，今后一定改。周校长说，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你们这样一闹，要是上级知道了，就会认为咱们学校领导不力，不够安定团结，你们愿意换校长吗？我们齐说不愿意。周校长说，就是嘛，上级不许办文科班，咱三中不能带这个头。给你们开一个文科班，到高考时，万一你又想考理科了，那不是把你害了吗？学校现在决定，文科班不能办，但是考虑到你们的要求，可以利用一些放学后的时间，开一点文科的选修课，你们要是真心的，就报名选修，其实我看，也没有多少真心的，都是瞎起哄……
底牌亮出来，我们明白了，现在的关键是要先抓住选修课，经过宣传鼓动，报名选修的居然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同学并不是要考文科，而只是想多学知识，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的学生只认分数，我们是诚心诚意为了中华之倔起而废寝忘食地抓紧一切学习的机会，谁的知识最渊博谁就最受尊敬，所以全校都有一种“耻一物之不知”的精神。可是，选修课的教室被安排在地下室，夏天闷热，冬天酷寒，加上“当局”的分化瓦解，家长的威逼利诱，渐渐地人数少了，教室由两个压缩到一个。我们用鲁迅的话来安慰自己：队伍越走到后来，就越精纯。我们顽强坚持着，互相勉励着，我们坚信“当局”的心也是肉长的。选修班的人数减到六十左右就没有再减过。
又一个零下四十多度的冬天过去了。当冰封的松花江开始解冻，几个在冰面上跳跃的香港人掉下去的时候，我们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胜利了。几位校长都很感动，都说这些学生真不容易，真有骨气，他们考文科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于是，就拆散了原来的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16.2十三棍僧[93]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风和老倪包揽了大部分项目。他们这边跳个远，那边跳个高，刚打破百米记录，又要去投标枪。4×100接力赛老倪居然一人跑了两捧。美国的刘易斯跟他们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女生也不含糊，靠人海战术也拿了几十分。我和肖麟主要负责人事、宣传和后勤，结果文科班在各方面都大获全胜。其他班纷纷抗议不公，但“当局”不予理睬。一个女生跑来报告说，老魁躲在主席台后边偷着咧嘴乐呢。
十三棍僧里，老魁自然属于“恶僧”。其余十二人，用《核舟记》里的话说，是“罔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下面举几个例子。我和肖麟是一对酸腐秀才。因为预习功夫好，上课不大认真。练习题发下来时，我俩运笔如飞，往往最先做完。剩下的时间我俩就说笑话，猜谜语，对对子。比如我出个“白面书生吃白面”，肖麟对“花脸武士扮花脸”；他出个“春江花月夜”，我对个“秋水艳阳天”；我出个“自古小人先得势”，肖麟对“向来大气晚逢时”；他出个“庆东操场盗香瓜——可耻”，我对个“肖麟教室偷剩饭——该杀”。其他棍僧也有时参与进来。张欣有一天吃雪糕坏了肚子，偶得一联颇佳：“吃雪糕拉冰棍顽固不化，喝面条泄麻花胡搅蛮缠”。郑滨在地理课上出了个“火山灿灿山有火”，号称绝对，我在化学课上对了个“王水汪汪水中王”，总算给化学老师争了一口气。
郑滨和王老善坐我们后面，经常遭受我和肖麟欺负。郑滨不但学习好，而且极有艺术修养。他的书法绘画都颇有水平，每月都买大型文学期刊阅读，尤其对苏俄文学有深入研究，后来成为北大俄语系的才子。他表面的谦虚温和中深藏着一种充实的自负。我和肖麟就常常以挫伤他的自尊心为乐。我俩翻字典给大家起外号，让大家自己选择页码和序号。郑滨选了几次，都是很不好的字词。有一次叫“郑肱”，“肱”的意思是“大腿上的毛”。此外还有“郑阴险”，“郑攒钱”，“郑麻子”等。有一回到松花江玩儿，郑滨一人远远走在前面，王老善用各种外号喊他都不回头。王老善情急之下，鬼使神差地喊了一声“郑犊子”，郑滨这才浪子回头，从此他又多了一个外号。有一阵我们经常喊他“郑麻子”，当然他一点也不麻，正像张铁叫“张拐子”，其实跑得非常快一样。可是我们班有个女生叫郑绮——后来留在北大党委工作，怀疑我们的“郑麻子”是叫她，通过别的女生传来了质问。我们顿时很紧张，因为郑绮不但不麻，而且是学习最好的女生，温文淑雅，颇受尊敬。我们都为“误伤”了无辜而良心不安。于是我们就怂恿郑滨，说你必须去向郑绮解释：“郑麻子是我，不是你。还有郑阴险也是我，郑攒钱，郑犊子，郑肱，那都是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郑滨听了，格外气愤，死活也不去解释。结果我们投鼠忌器，不敢随便再叫他的外号了。
王老善爱思考，爱发言，但经常表达不清。他有两个外号，“喋喋不休”和“语无伦次”。他流传最广的一句名言是：“来，我给你画个自画像。”他和郑滨受到我和肖鳞的捉弄时，就使劲击打我们的后背。后来实在不堪忍受，他们就和后面的老倪老乐换了座，击打我们后背的就变成了老倪老乐。
老倪高大魁伟，会武术，体育全能。在思想上是个大哲学家，凡事与人不同。他经常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点鲁迅式的愤世疾俗，所以常常因思想苦闷而耽误了做习题。他的处世态度是标准的黑色幽默。比如写作文，写到得意处，他就加一个括号，里面写上“掌声”。一直写到纸的右下角，括号里注一句：“有纸还能写”。给板报写诗，他只写了前两句，后两句就写上“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他经常怀疑三角形内角和是不是一百八十度以及双曲线为什么不能与数轴重合，他还伪造一些根本做不出来的几何题让我和肖戚证明。他给别人画像，人家说不像，他说：“我就不信世界上没有长这样的！”此话真是深含玄机。由于我认字比较多，他从字典上找了一些难字僻字考我，结果我都认识，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些字让我认。我不愿意服输，就胡蒙乱念，老倪非常惊讶：原来世界上真有这些字呀！思想深刻的人往往会被最简单的假象所蒙蔽。
老乐是一个瘦高个，南方人，有点结巴，平时极聪明，但一急躁就会出错。肖麟与他下棋，本来不一定能赢他。但肖麟非要让他一子，老乐被他激怒，就输了。肖麟又要让他两子，老乐气得话都说不出来，结果又输了。输了就要钻桌子，老乐简直要气疯了。
十三棍僧就是由这样一群“坏小子”和“傻小于”组成。不要以为他们无聊胡闹不正经，他们到火车站学雷锋，到马路上铲积雪，德智体美劳都好着呢。后来在大学里，也都能各自开拓出自己的大地，现而今，正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舞刀弄棒着呢。

16.3不敬师长[94]

我们这一代人，虽在文革中度过童年，却最懂得尊敬师长。我们的尊敬，不是停留于表面的礼貌谦卑，而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重。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敬”，有时恰恰是以“不敬”来表现的。我们兴致勃勃地观察老师的小动作，模仿老师的口头禅，给老师起外号，所有这些，使老师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有血有肉，能歌能哭，使老师成为我们一生心目中最可爱的人。
哈三中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远近闻名。越有本事的人，往往越有性格。我在7班时，语文老师刘国相就极有性格。他讲课精彩幽默，见解独到，倍受同学欢迎，然而他却极不谦虚，讲到高潮，突然大声问一句：“我讲课好不好？”同学齐喊：“好！”他又问：“棒不棒？”同学齐喊：“棒！”刘国相如饮甘霖，越发精神抖擞。有时其他省市的老师来观摩听课，他也不知收敛，甚至更加肆无忌惮。有一回上课前他走到讲台，同学起立，他不按惯例说：“同学们好”，却扬起右臂喊了声：“嗨，希特勒！”这样真诚的老师在中国可以说是风毛麟角，他给我留下一个终生的启示：做老师，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
高三•八的老师普遍喜欢我们十二棍僧，但他们不知道，十二棍僧对他们是常常颇为“不敬”的。班主任老魁每天装出一副凶相，不论同学取得什么成绩，他都很少表扬。尤其喜欢训斥女生，还动不动威胁女生说，谁要躲在屋里不上操，或者偷懒不扫除，他就一脚把她踢出去。女生对他又恨又怕，并且因为他很少威胁男生而对男生也增加了仇视。可是到毕业时大家回头一想，老魁一个人也没踢过，一个人也没骂过，多少训斥和“威胁”，都成了有滋有味的回忆。比如一次种疫苗，许多女生害怕打针，窃窃议论。老魁说：“那有啥可怕的？一攮一个！”吓得女生一片惊叫。还有一天下午，我去参加全市语文竞赛，同学们都在自习，老魁故做镇静地踱进来，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大字：“孔庆东在全市语文竞赛中获得一等奖”，然后又故做镇静地踱出去，在门口左腿把右腿拌了一个趔趄。我傍晚回到学校，望着黑板上的大字，仿佛看到了老魁的内心。
老滕是个急性子。讲课时一个字赶着一个字，口沫飞溅。又喜欢在空中比画，无论多么复杂的几何图形，都宛如清清楚楚摆在他面前，他在空中左画一个圆，右分一个角，时而说刚才那条线不要了，时而又说现在把A换成A一撇。所以你只要忽略了他的一个动作，就再也跟不上他。他之所以喜欢空手比画，是嫌在黑板上写画太慢。他在黑板上急躁得很，每每写错，写错了就用大袖子去擦。一节课上不到一半，他就浑身都是粉末。同学做练习时，他就巡视辅导，蹭得好多同学一身白末子，以二猛身上最多。老滕恨不能一日之间就让同学掌握他的全部本事，所以对于做不出的学生又气又恨。有一次整整一行女生轮番上黑板也没有做出一道题，包括二猛在内。老滕挥动蒲扇般的大手像绕口令似的说：“你们哪儿也考不上！大学也考不上中专也不上技校也考不上哪儿哪儿也考不上啥啥也考不上！”老滕惟恐我们学习不努力，经常编造一些谣言来吓唬我们。比如说：“这几道题一班同学全都会做，三班同学20分钟就做完了，看你们怎么样。”有时
又说：“我到一中和十三中去兼课，最近一中的数学已经超过了咱们，十三中也已经跟咱们差不多了。你们再不努力，就哪儿哪儿也考不上了！”我们向一中一打听，原来老滕在一中说的是：“就你们这个样儿，三中闭着眼也刷得你们一根毛不剩！”老滕还在外边吹嘘过：三中的肖瞬和孔庆东，做题像飞似的，连理科的尖子都比不上。在老滕的培养下，我们班的数学水平的确很高，而且锻炼出了卓越的空间想象力，高考时有人得了满分。不过老滕也并非只知道督促学习。高考前夕

教师之友网

p;
4. 评：教育忏悔, 2005-10-12 22:25, 心翔如风
今天在刘老师这里,第一次看到,说真的,确实是第一次,看到以“教育忏悔”为主题的内容。第一眼看到这几个字,我头脑中蹦出来的是西方基督经常说的：你忏悔吧……
以前,我一直在和老师们交流，以“追寻教育的遗憾“为主题，搜集了一些稿件。可惜，一直没有细致编辑。我一直觉得，教育的遗憾是一个很好的主题，通过追寻一些过往的，但是又不可能真正去补救的情境来反思来自我拓展，不失为一种促进自我发展的途径。
这,是一种内省……很真很深的内省。

5. 评：教育忏悔——致沉郁老师, 2005-10-17 00:07, 刘良华
我们那位院长的确大气，否则我那样糟蹋他就会惹祸。
我起初叫他胡院长，后来叫他老胡。再后来直接叫他的名号。
我这样做有点类似“黔之驴”里面的老虎德性。
这里面也有我的追求。我与人打招呼时，一般不轻易带上某个人的官职。比如胡院长、刘书记之类，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直接喊“胡”或者“刘”。
我要是觉得某个人很可爱，就会喊“姓胡的”或者“姓刘的”。
如果你姓朱，我就会先喊“朱老师”，等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改称“朱”，再过一段时间，我就会亲切地喊“姓朱的！”
那是多么美妙的称呼。
卡耐基说“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是听到有人清晰而完整地叫自己的姓名。”
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是湖南人叶茂林博士冲我猛喊一声：“姓刘的！打球去。”





15.我的学生

15.1教育忏悔[88]

1992年，我在一家中学做英语老师。
班上有一个姓胡的学生。最初他对我的英语课很感兴趣，但不到两个月，就开始在课堂上睡觉，或者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班主任告诉我说：这孩子和校外黑社会的小青年混在一起。很麻烦。
我开始留意这个学生。
秋游的那天，我特意叫他跟我一组，他很善于烧烤，带来的肉和鲫鱼又多，很快成为我们组的中心人物。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我第一次发现他很有组织能力，整个上午都在指挥谁把鱼放到这边，谁把肉放到那边，谁应该把鱼翻过来，告诉谁的肉已经烤好了，谁的肉还欠火候。
下午返校的途中，他一直跟着我。快要经过他家时，他要求我一定得到他家去坐坐。
我不愿意去。他却很坚定地邀请。一脸的虔诚。
我估计他家一定是很富裕，或者属于比较豪华的那种。要不然他不会如此坚定地邀请我到他家去。
我决定到他家去看看。
经过一条煤渣路，来到一个棚户区。前面有一条走廊。我以为经过这条走廊，就可以到他家了，没想到经过这条走廊时，他说：刘老师，这就是我家。
我惊呆了。他的家就是一条很窄的走廊。他的三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姐姐都在家里。听说是老师，她们赶紧站起来，请我坐。
我的到来显然太唐突。我叫住那位姓胡的同学，我说：“走，我们一起到学校去看看。”几乎逃了出来。
一路上我很烦闷。感觉做了一件蠢事，似乎很不礼貌地窥探了别人的隐私。
当天晚自习由我照看。我准备找这位姓胡的同学谈话，希望他能够在我的英语课上表现得好一些。当时我心里好像还有一个念头：希望他做一个男子汉，能够承担起改善家庭环境的责任。
其他同学都准时进了教室，他过了很久才从后门溜进来。
我很不满，带他到我的办公室。
我说：如果你长期这样混下去，你对不住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望。你爸爸妈妈以为你在学校读书，却不知道你经常在校外胡闹。你这样对他们，不公平，他们还不如养一只狗。
我太急噪，说话失了分寸。他很反感，当场就给我脸色看。转身离开办公室。
第二天我改英语作业时，发现他的作业本里夹了一个小纸条。他在纸条上面给我留言：“我早就知道我是一条狗，但直到昨天晚上，我发现你也是一条咬人的狗。”
我当时年轻气盛，想冲到教室揍他一顿。后来总算冷静地坐下来。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生气。
几天后，一个学生家长打电话到校长办公室，点名要我去接电话。
他问：“您是刘老师吗？”
我说“是的”。
“您真的是刘老师吗？”
我说“真的是。”
他说：“刘老师，我感谢您。”
“您谢我什么呢？”
他说：“我儿子自从上了中学，没有一个老师说我的孩子好。只有您说我儿子好。”
我很紧张，问他：“您的孩子跟您说了什么？”
他说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跟他说了学校的事情。
他的话让我很难受。
什么事呢？前一天下午我下课后往办公室走。教室在三楼，办公室在一楼。办公室前面有一个篮球场，也可以打排球。
从教室到办公室要经过一条走廊。经过走廊时，有一个学生跟在我后面。拿着一个篮球，边走边拍打。
走廊很宽，但比较暗，地面又有很多灰尘。他拍打篮球时，地面就升起很多灰尘。
我很累，也烦。向他吼了一句：“干什么呢？”
他有些惭愧地看着我，说：“打篮球。”
看着他这样的表情，我不好再骂他。改口说：“哦，打篮球很好。”
回家后，他告诉他爸爸：老师说，打篮球很好。
这个学生姓胡。
这件事令我一直比较惭愧，对这些事的回忆与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教育忏悔。
我比较惭愧的另一件事是动手打学生。[89]
那天晚上陈小红老师临时有事，请我代她照看初二（3）班的晚自习。
我教初中一年级一班和三班的英语，很少和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打交道。但据陈老师说，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是认识我的，因为前几天晚上，学校童校长邀请我给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家长做了一场讲座：《我们今天怎样做家长》。有几个家长回家后就打听那个“矮个子男老师”是谁，学生回学校后就做调查，原来那个“矮个子男老师”就是我。我立刻在学校变成小有名气的人物。
我也没有把我自己当作等闲之辈，潜意识里已经把自己当作了“名人”。当时我已经拿到了西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入学通知书，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把我当“研究生”看待。
老实说，我来照看这个班的晚自习，学生们应该有大驾光临的受宠感才对。
大步迈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巡视教室，然后找个凳子坐下。又觉得坐在那里有些不自在，起身拿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行英语：
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这句话用汉语说就是：请保持安静，如果有问题，可以问老师。
我还是更愿意用英语写出来。在我所能够讲出来的外语句子中，我对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这几个句子比较有把握，这似乎是地道的外语。在陌生的学生面前提出几句地道的外语句子，这是荣耀的事。好像也不只我一个人喜欢干这种事，凡是外语系毕业的人，大都有这种习性，有这种优越感，总想让陌生人知道自己是“懂外语”的人。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外语水平不错，平时会积累几句自认为地道的外语句子，一逮到机会，就扬眉吐气地说出来。
写完这两句外语句子后，再转身坐在讲台上，看着学生。学生的表情果然有微妙的变化。
学生开始看书或者做作业。
照看学生晚自习比较容易，只需要坐在讲台上，装出比较威严的姿态，并不需要讲课。学生在下面忙忙碌碌，我可以坐在讲台上悠闲地看我的闲书。要是做教师的人只需要这样“守望”着一群学生，并不需要气揣吁吁地讲课，也不需要精疲力竭地批改作业，这个职业就成为真正的“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可是，那天晚上如此美妙的想象由于一个男学生的挑衅，立刻转换成为一场噩梦。
那个学生姓刘，我认识，是当地著名的初中生。他本人经常被他的外语老师叫到办公室训话，我们外语组的老师都认识这个学生。他的妹妹在初一（1）班，是我班上的学生。
其实从我进入教室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关注这男孩。我虽然故意不看他，可一直在观察他的动静。如果他今天敢惹事，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教室里那么安静，忽然有人发出“弹舌头”的声音。对这种事情我很熟悉，我做学生时是做过这些事情的：一是和同学比“谁的手指弹得最响”（拇指和中指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二是和同学比“谁的舌头弹得最响”（舌尖和上颚夹在一起抖动的声音）。
做这种事情并不可耻，但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做这种事情就令人无法容忍。
我走过去，小声提醒他“不要这样！”
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转身离开时，他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很愤怒地转身，威胁他：“你再这样？”
他看着我，竟然再次发出弹舌头的声音。
我迅速出手，猛烈地抽打在他的脸上。
他暴跳起身，使劲地抓我的衣服。他说：“我要把你杀了！”坐在后排的学生冲过来，有人按住他，让他坐下。
我令他“出来”。带他到“政教处”，交给“政教主任”处理。
我回到教室，教室里很安静。坐在后排的有一个学生，他并不看书，用手托住下巴，远远地望着我。
第二天早晨，我进入外语组办公室时，几位老师告诉我：“刚才家长来了，说他的孩子的脸被你打肿了，家长扬言要打你。我们几个老师都在骂家长教子无方，我们一致说这样的学生就应该打。”
我坐在办公室里，很长时间无法安静。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是一（1）班的外语课。我走进教室时，第一眼就看到那个男孩的妹妹。我几乎无法用心上课，一直感觉教室后面有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那几天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讨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有学生拿着郑渊洁的童话书质问老师（有一期《郑渊洁童话》谈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问题）。
对我来说，打学生究竟是否违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种“失败感”。
如果一个学生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无法容忍。打人有时几乎是一种本能的自卫行为。
可是，学生为什么在老师面前那样放肆？那天，那男孩为什么在我面前那样放肆？我做错了什么？
这件事情一直成为我教师生涯中的一件丑闻。即使别人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即使别人不记得，我自己会一直记得。
直到后来我读《论语》，读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句话，我才有所领会：“我做错了什么”。
所有的错误，皆由一个细节开始：当陈老师告诉我这个班有几个学生是认识的时候，当我在黑板上写下Keep silenc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的时候，错误已经开始酝酿。
你若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必追求他人的关注。你若追求他人的关注，他人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被你看成是对你的蔑视和挑衅。
人不知而愠，大体是所有暴力的根据。

赛埔评论：
1. 评：老师说我很好, 2005-10-22 23:05, 谢敏仪
好文章！赞美和鼓励是一种美德！不过，环境通常会使我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吝啬。特别是在这个暂时还表现得较为“急功近利”的社会，不合主流的赞美或鼓励常常会被人曲解。

2. 评：老师说我很好, 2005-10-22 23:21, 谢荏桐
我最讨厌科任老师故作正经地走过来：你们班某某学生没得救了，总是什么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一听就反感，不是对是我班的学生而反感他的话，而是对他看不到学生另一个正面感到气愤。

3.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 2005-11-16 16:48, 丑老鸭
记得在上幼儿园时，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我大概6岁，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几乎是生活在幼儿园，所以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也很调皮，很令老师头疼。记得老师常说：这孩子又丑又坏。我感觉被羞辱的无地自容，经常深夜在棉被里痛哭。白天里，我更恨老师和这个环境，我更加倍地与老师作对。而一旦我继续犯错误，老师会对我两种惩罚，一种是不让睡觉，一种是把我绑在树上。我不愿在诉述这种看似另类的教育叙事，但历经多年的坎坷和沧桑，我真实感觉是；作为老师能赏识，宽容，尊重，幽默比课本知识传授更重要！

4.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致丑老鸭老师, 2005-11-16 18:17, 刘良华
我一直认为教师是一个“高危职业”。它可以成全一个孩子的一生，也可以损害孩子的一生。
可是教育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奇妙：它的行为原本是损害了孩子，可是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偏偏振作起来，成为一个有强力意志的人。
幸亏教育还有这样的特性，否则，那些曾经受了教师损害的学生，就会成为永远的伤者。

5. 评：老师凭什么不能打学生, 2006-03-11 00:17, peter
记得读小学时，那些调皮男生经常挨打，有一次，老师的教鞭都断了，全班同学都很震撼！初中时，班主任又是经常打骂男生，可怜的男同学们，我发誓自己当老师后绝不打学生。现在自己转眼作了六年的老师，没打过学生，可是学生反而骑到了你的头上，自己的自信在一天天丧失。听一个朋友说：他们的小学老师懂功夫，第一次上课时，先来了一个下马威，他一掌打倒了一排桌子，自此，学生都是又畏又敬。


15.2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90]

凡是听我讲课的学生，我在第一节课都会提出我的要求，我的要求如是：
你可以选择不听课，申请免修。申请的程序是：提交一篇或几篇你的作品给我看，让我知道你是一个“怪才”。
如果你选择了听课，你得守住几条底线：
第一，不迟到，迟到五分钟算迟到。如果迟到了，你可以进教室，但我比较仇恨迟到的人。你也可以不进教室，可是呢，每旷课半天，就扣2分。做老师的人喜欢用分数来吓唬学生，如果你来到大学这个地方却“不学无术”，我也会动用分数来吓唬你。
第二，上课不要喧哗，比如同桌之间讲话、接听手机。我所理解的“没修养”的人有两个恶习，一是迟到，二是喧哗。
第三，如果你既不迟到，又不喧哗，大体就守住了底线，但你最好不要在我的课堂里“读书”或者“打瞌睡”。我认为那样是对我的侮辱。我的老师曾经对我们说：“我讲得那么好你都不听，你也太笨了。”这句话大体是对的。孔子一生光辉，但因为骂有些学生是粪墙和朽木而留下污点，其实，我也想骂同样的话。
第四，我的课程基本没有考试，由听课状态和平时作业折合为课程成绩。我的作业常常在我的博客“教育叙事研究”（http://xushi.cersp.com）上面进行。

赛埔评论：
1.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14:43, 沈旎
第一，规则是社会活动的保障，它一方面制约了我们，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就像玩游戏，要先把规则定好，不然没法进行下去。
第二，在上课之前把要求讲清楚，是对自己也是对学生的尊重，在规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平等，是比较好维护的。
第三，要求不可以多，不可以摸棱两可，应该钉是钉，铆是铆，便于记忆与操作。

2.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17:14, xierentong
我可以证实，刘老师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曾是他的大学学生。
遇到刘老师之后，我开始大胆起来，大胆到敢下一个论断：我以前所遇到的老师都是固守传统的传统老师。

3.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2 23:19, 子墨
林语堂在台湾师大上课，第一节课就让慕名而来的学生翘首等待了三十分钟，林教授才夹着个黑色的大皮包姗姗来迟，学生一见心想大作家果然为学生着想带了这么多材料来，为其辛苦也就不计迟到之过了。但见教授把包打开，哗地倒出一大堆花生在桌上，并挨个倒在学生桌上，然后笑咪咪请大家共食之。学生不敢轻举妄动，但教授已自顾自开吃，在一些学生带领下，大伙儿热烈地剥起花生，一阵吃声和笑声过后，教授正色道：花生又名长命果，你们吃了我的花生，希望今后长记性别忘了我的上课时间。一节课就此结束。日后，不论林作家教授是双脚架在讲台上还是坐在讲台上，他妙趣横生的讲课总是吸引了满教室的听课者。

4.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 2006-01-26 17:51, jiahuiliang
看了刘老师对学生的要求,马上决定我以后也要“克隆”来用一下。但我不知道，刘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学生交过证明他（她）是怪才的作品。怎么按照作品去评判有没有达到免修的怪才标准呢？

5. 评：我对学生的几点要求——致jiahuiliang老师, 2006-01-26 20:30, 刘良华
几乎每次都有“怪才”学生，有时候是在课前提出来，申请免修。有时是在课后“补救”，他有事不能来听课，他有那么多的理由和借口，我一般不会接受，可是如果他提交一份有分量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申请免修的补救办法。
这样的补救办法在程序上并不规范，但做老师的人可以动用自己的专业权利做一些规范之外的补救和补丁。


15.3学生的精神[91]

2001年秋，我给华南师范大学01级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讲授《教育概论》。
这个班的学生出奇的对学习怀有热情。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听课方式是“老式”的、“传统”的，甚至显得有些“不成熟”，比如很多人约好了似的很整齐地望着老师，很像后来一位老师告诉我的“朵朵葵花向太阳”。这很容易让站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感到虚荣心得到满足，尤其是我这样长期讲究虚荣的人。
不过很遗憾，我讲到激动时，他们仍然保持他们老式的、传统的、近于不成熟的听课方式，从不鼓掌。我心里有时不免会抱怨，这孩子们怎么知道听课而不知道鼓掌呢？
坐在前排的往往是那些比较自信一些的女生，她们是班里学习最认真、投入、充满期待的学生。男生坐的位置往往靠后。我最初对这些男生不太满意。当我对这些男生不那么满意时，我会琢磨是否因为我是一个男老师的原因。这种状况后来却有变化。
有一个男学生，叫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话不多，听课好象容易走神，一副不在乎的样子，甚至学期末的考试也没让他紧张起来。那天我和“小龙”老师（读博士期间我们曾经是同学）去监考。在路上“小龙”老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普遍讨厌《教育学》，上这门课很辛苦。我调侃说：“那要看是谁给他们讲课。我班上的学生就不讨厌教育学。”没想到试卷发下去之后，我和小龙老师在走廊里核查准考证时，那个男学生竟然问：“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考？”我问“为什么？”他说“没意思。”
我很恼火，他让我在“小龙”面前丢了面子。我令他跟我到教室外面的阳台去谈话。那次考试的地点是华南师范大学第三课室。课室的外面正好有一个很大的露天阳台。
我说：“刚才我还在吹嘘我的学生如何喜欢教育学，你让我很没面子”。他说：“我不是故意的”。我问：“你为什么不想考试呢？你不参加考试你会毕不了业的”。他说：“不毕业也可以的”。
我很惊异，问他：“你喜欢什么？”他说：“计算机”。我问：“你想转系吗？”他说：“我试过，但有困难。”
就冲这些话，我喜欢上了他。后来我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值得喜欢的男学生。不只是有个性，敢于做自己想做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拥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拥有智慧。好像班里有几个女生也喜欢他，喜欢他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男生，人长的比较帅。我向来认为长得帅是男人的悲剧。据不完全统计，长相好的男人多没出息（这样的人多不努力）。
但是，后来他用他的忧郁的眼睛和他的忧郁的作业（我规定他们每个月交一份课程作业），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难道忧郁的男孩就一定深刻吗？说不准。但至少他是那种有灵气和才情的学生，以至于在我惯常鼓励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考外校（我的感觉是报考本校的研究生是“留级”，而且留三年）的研究生时，我破例地怂恿他报考本校。我觉得这样的学生不留校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遗憾。现在大学老师招研究生时，一不小心就招来一个无能鼠辈，这使研究生招生几乎成为一件风险事业。但如果一个大学老师能够招到他这样既有灵气又有才情的学生做研究生，会收获“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而幸福感。
尚有一男生，上课经常缺席。我曾经对学生说，“只要你们在做有价值的事，可以不听我的课。但每个月要交一份读书报告，让我知道你在读什么书。”我的这个建议大概只对这位学生有效。他果然“放纵”自己，来听我的课时我感觉他是在鼓励我，不来听我的课时，我总是尽量设想他一定在做另一件比听我的课更有价值的事情。不为别的，只为他拥有“多元智能”中的几种智能。他的发型（我后来理发时也变成了不到一寸长的短发，是模仿他的发型）、他的表情、他的反抗和叛逆，他的作业所显示出来的怀才不遇，已经足以让我在期末考试时忍不住给他不低的分数。
其实根本不是“不低”的分数，而是“很高”。我估计班上的同学没有人会反对，谁都知道那是个“聪明的孩子”。我估计班上同学不会反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班上学生每个人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上。我给学生打分的原则是，除了最优秀的之外，其他都差不多。我交上去的学生成绩总是让管理者不放心，有一次姚老师在我交上去的试卷上写了“分数集中在85-90之间，建议提高区分度”。他的疑问是：“学生的分数怎么没有拉开距离，怎么没有呈正态曲线分布呢？”我解释说，我的学生都差不多，没天才也没有笨蛋。他，“那学生的分数怎么都那么高呢？”我就说，我的学生都比较聪明都比较努力所以成绩都那么高。管理者还是不放心，说“总得有成绩比较低的学生啊？”我着急了，就给他们讲了一个“名师出高徒的故事”，于是姚老师就不再理我了。姚老师是好人，他只是笑，并不反对。我讲课时在学生那里讲过这个故事，此后“名师出高徒”的故事在很多人那里流传。
所谓考试的“区分度”，其实是为了淘汰和选拔用的。大学生选择我的课，目的是为了达到某个水平。大学生的考试是比较典型的“水平”考试，为什么要提高区分度？
我一直很感激那些管理者，他们虽然早发现我这样的老师的问题，但他们好像并不反对我的做法。有些制度明明是错的，我们无法期望管理者立刻改变它。但如果管理者与教师合谋去对付那样的制度，那样的管理者也就是好人。
我希望有人和我一起合谋来抵制大学生课程考试的区分度。我至今亦觉得我的做法是对的。大学里总是有老师拿点名、不及格、补考来威胁学生听课。我向来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大学的老师。我曾经扬言：“给学生59分的老师是坏老师。”有人找我论理，我补充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改卷除外”。还是有人不服气，说学生就只有59分怎么办？我说要么是出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要么是改试卷的老师出了毛病。
我这样自以为是的人自然不屑于做一些诸如点名、让学生补考之类的事情。我相信学生是愿意学习的。没有人不愿意学习，学生只是不愿意学习那些令人乏味的东西。老师讲课精彩，学生自然愿意听课；老师讲课邋遢，却用点名的办法来逼迫学生听课，那是掌握了话语霸权之后的知识强暴。
就我所知，我的做法让学生很感激。当然最感激的是那个男生。后来我查看了他的成绩册，那个学生有一门学科的考试成绩不及格，需要补考，另几门学科的成绩很低，只有我主讲的那门课是高分。我为这位学生感到惋惜，也为我自己的行为举止感到很骄傲：你说，是不是只有像我这样有个性的老师才会容忍甚至欣赏这样有个性的学生啊？
第二年我开选修课，这位男生竟然报名。这着实让我不理解。但很快他又走他的老路去了，比如经常缺课，偶尔捎个口信，说今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来。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这个学生：我给你们上必修课时你都不听我的课，为什么我开选修课你却来报名？
没想到他说：必修课很多人必须听你上课，你开选修课时我担心选你的人太少你没面子，所以我要来捧场啊

教师之友网

爱需要表达，也需要体会。这是我常常对自己和学生说的话。就我对学生的理解，低年级的部分学生对老师的情感是否真诚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可到了中年段和高年段，他们对教师是否真心喜欢他们是非常敏感和在意的。教育的前提是“爱”，如果爱，那么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会被以“爱”作为前提来解读，一切不完美在他们那里都是充满善意和情感的。



13.3“了望教育”[84]

2003年9月—2004年1月，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2000级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讲授《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
我很感激教科院的管理者让我上这么一门课程。这大概是中国大学里唯一的课程。其他学校好象很少有叫做“教育研究概论和行动研究”的。记得我最初报的课题是“教育研究方法论”，但院里的管理者知道我对“行动研究”感兴趣，于是创设了“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这么一门课程，而且是必修课。课程的名称虽然有些拗口，但我个人很喜欢，毕竟是我自愿申报的结果。
沾了自愿申报的好处，我在上这门课时，感受了种种自由和责任。我总想着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有所收益。
在谈论“教育研究方法”时，我比较喜欢就具体的“教育事件”来谈论“教育研究方法”。这与那种专门讨论教育研究方法的讲授有些异样。我个人认为，专门谈“教育研究方法”是有困难的。有些中小学的校长以为请大学的专家到学校做“教育研究方法”的讲座，就可以让中小学教师学会怎样做教育研究。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其实，“教育研究方法”往往只是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可以考虑的途径，“研究方法”与“教育改革”有内在的连接。如果仅仅掌握了某些“教育研究方法”而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就几乎无法做“教育研究”。真正的教育研究总是先要有某种教育的道理、教育的假设、教育的改革策略等等，然后才是“选择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研究方法与教育道理的关系也就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只有教育“真理”与教育研究“方法”构成某种呼应关系时，才有发生“教育研究”的可能。
于是，我建议学生围绕两个基本主题来学习“教育研究”：一是“行动研究”，有时也称“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这关涉“方法”问题；二是“有效教学”，这关涉“真理”问题。二者相互照应，一起构成“教育研究概论与行动研究”。
在上课过程中，我要求学生重点做两份作业：
一是“我的教育自传”或“我的成长故事”，这有些类似“调查研究”，是学生调查自己的成长经历，然后撰写调查研究报告。我希望学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过程中能够领悟“教育”与“受教育”的意义。此类叙事文章构成《了望教育》的第三辑。
二是有关“有效教学”的文献研究或调查研究报告，我要求学生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注意以“教育日记”、“教育手记”的方式提交一份报告。当然也可以有“另类”写作。这些文章构成《了望教育》的第四辑。
在没有进入“赛埔学院”（cersp.com）之前，我一直是采用编辑《了望教育》的办法来发表学生的作业。2005年5月进入“赛埔学院”之后，《了望教育》停刊。但直到今天，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资料室仍然保存了几期《了望教育》。但愿多年以后这些学生返校时能够看到他们编辑的杂志和他们的作品。

赛埔评论：
1.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14:22, 李华
把“教育研究”这个原先高高在上、中小学教师难以攀登的高山还原到田野、还原到课堂、还原到身边、还原到内心，让“教育研究”变得那么真实可靠、那么平易近人、那么脚踏实地……谢谢！

2.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14:23, 赖香
我觉得回忆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假如两份作业任我选的话，我想我会选择用日志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教育自传，从今开始写的，呵呵，写日志的同时偶尔回忆较好。等到我们教育实习时，我想还真可以考虑写有效教学的调查研究报告。

3.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20:36, 从容淡定
刘老师布置给学生的两份作业很有价值。《校本教学研究》也是由“叙事研究”和“有效教学”两部分组成。我曾让课题组的老师做过这两份作业。他们留给我很多有益的资料。开始他们不会写，我让他们读《校本教学研究》，受到启发后，教师很容易写出有自己特色的文章。

4. 评：“了望教育”, 2006-03-15 23:19, 刘楚江
“教育常识”和“教育研究方法”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刘老师布置的两份作业很有考究，值得借鉴：一是“我的教育自传”或“我的成长故事”，这有些类似“调查研究”，是学生调查自己的成长经历，然后撰写调查研究报告。二是有关“有效教学”的文献研究或调查研究报告，我要求学生在“教育实习”的过程中注意以“教育日记”、“教育手记”的方式提交一份报告。当然也可以有“另类”写作。

5. 评：“了望教育”——致从容淡定, 2006-03-16 00:10, 刘良华
感谢从容淡定的理解和支持。
我在写《校本教学研究》这本书时，的确是这个思路。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就叫《问题还是方法》。所谓问题，是指“什么是有效教学”、“什么是一个好老师”或“什么是一所好学校”等等教育常识和教育道理；所谓方法，是指实现或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研究方法。


14.我的同事


14.1骆驼的样子[85]

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上班时，我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位姓古的老师。我在教学研究科，古老师在教材科。
古老师年长了，脸上有老年斑。话不多，几乎沉默、寡言。即使说话，也讷讷的，语速缓慢。
他常年穿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衣，偶尔发现他穿白衬衫，就有喜庆的感觉。有一次教务处一起到华泰宾馆聚餐时，古老师就穿了白色的衬衫。
他走路的样子比较特别。看着地，耸肩，个子不高，步子却大。他好像只有一条腿用力，我每次看他走路时，就会想起“抖动”、“怂恿”、“奋勇前进”这类词语。
有一次下班后我坐在学校图书馆前面的草坪上，很专心地观看古老师走了很长一段路。我比较喜欢看古老师走路的样子。我知道做这些事情很无聊，可我常常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情。那时我经常做的另外一件无聊的事情，就是观看一些老年人在图书馆前面的门球场上打门球。我想我要是老了，绝不打门球，没意思。可是，又有什么是有意思的事情呢？就这样无聊地想这些无聊的问题。
古老师总是准时上班，几乎没有例外，每天几乎都在同样的时刻打开他的办公室的门。我有时上班也很早，但不如他那样很稳定地一如既往地早。有一段时间常常是我第一个到教务处，他第二个；有时他第一个到教务处，我第二个。教务处有一个专用的小水池。水池就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我拖地板前要拿拖把到水池去湿水。最初他看见我时，一般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等到我喊“古老师好！”他就慢慢地说：“小刘——，早晨！”我每天都会喊“古老师好！”他每天都说“小刘——，早晨！”按说，在我喊了“古老师好”之后，他直接回应“你好”或“早晨”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先喊“小刘”，然后再喊“早晨”。后来听多了，我也就习惯了。
广东人有见面说“早晨”的习惯，相当于西方人说的“morning！”有时到了中午，人们见面了还是说“早晨”。我上班时每天都会听到多次的“早晨”，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古老师的“小刘——，早晨”是最柔和、最美好的。再后来，古老师改变了打招呼的策略，只要见到我，远远地，我还没来得喊他，他就喊：“小刘——，早晨！”
我猜想古老师一定不知道，每次听到他喊“小刘——，早晨”时，我就高兴得像见到自己的祖父（古老师看上去和我祖父的年龄差不多）。
除了负责学校教材的“供销”之外，古老师每天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把教材科的一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准时地“送”到财务处去保管。第二天上班时，第一件事就是很准时地把那个装钱的小铁皮箱子重新从财务处“接”回来。因为有古老师的忠诚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每天就跟着古老师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小铁皮箱子好像是教务处的“小金库”。里面装了一些现金和票据。教务处工作人员的月末奖金和年终奖金就从那个小铁皮箱子取出来。我初到广州时，几乎身无分文。教务处的领导让我向教务处借点钱作为生活开支。张处长问我借多少，我说“两百吧。”她说：“要不先借五百元。”那天我拿着借条去找古老师，古老师很认真地看了借条之后，拿钥匙打开那个小铁皮箱子，从那个小铁皮箱子里拣出五百元递到我手里。
后来我好像很少见到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估计与那几年各个大学兴起取消各个院系和处室的“小金库”的风潮有关。
在古老师接送那个小铁皮箱子的日子里，我常疑惑教务处的领导为什么让古老师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在我看来，管钱的事应该由一位比较“精明”、“敏锐”的人来做。古老师显然不是那种“精明”而“敏锐”的人。每次看到古老师提着那个小铁皮箱子很小心地从教材科“抖动”、“怂恿”、“奋勇向前”地走到财务处时，我就感到教务处的领导不应该把这件事情交给古老师来做。这不妥当，不适合，至少古老师不适合出现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就我所知，在财务处那个地方做事的人多数有精明、敏锐的精神长相。古老师的脸上写满了安静、保守、与世无争，甚至显得有些自卑。这两种长相的人聚在一起，是不是不协调？
不过，有几次我到财务处“报帐”时，顺便做了一些观察。财务处的人对古老师倒是蛮客气的。古老师去的时候，就说：“我把箱子放到这了？”那里就有人招呼：“好，您就放到这吧。”
我和古老师交往其实不多。有时临时需要拿几本教材，我就到古老师的办公室去。偶尔想在科室之间串门时，我第一想去的地方是资料室，因为阿丹在那里，阿丹是年轻漂亮的女士。第二想去的地方就是教材科，因为古老师在那里。古老师是年长的男士，他即使没有别的魅力，至少是那种只要你一见到就会感到有很多安全感的男人。这种安全感不是来自他的身材如何伟岸，而是因为他的厚道、忠诚。现代人普遍追求智慧、敏捷、效率之后，还有多少人能够让人感觉厚道、忠诚？
古老师的办公室在一楼，比较暗，常年阴冷。办公室里总是显得很拥挤，像个杂屋间。但只要有古老师在那里，就感觉那里是一个适合居住和适合聊天的地方。
和古老师聊天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我到教材科时，还未进门我就会学着粤语的腔调大声喊：“古老师——”。他就调头招呼我：“小刘——，坐一下！”
我有时就听他的话坐下了。可是坐下之后又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一般在那里坐很短的时间，甚至只是站着。有几次经过古老师的办公室时，我就在门口大声地喊：“古老师——，在干什么呢？”他就回答：“没干什么！坐一下。”我就告诉他：“不坐，有事呢。”
后来我开始在他的办公室寻找谈话、聊天的主题。有一次我找到的主题是一幅挂历。我说：“啊，很漂亮！”他就说：“漂亮吗？送给你。”我说：“那不行，这是你们办公室的财产。”他补充说：“我还有啊，在柜子里，你要不要啊？”我说：“要！”他问：“要多少？”我说：“越多越好。”那天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拿了两幅挂历，另外他还送我一个台历。
另一次找到的主题是他的办公桌上压在玻璃下面的“照片”。我说：“啊，古老师，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他说：“是那次教务处的人出去玩的时候的集体合影。”我说：“啊，你那个时候穿的衣服很时髦！”他很认真地反问我：“我还时髦？”我说：“对呀。很时髦。”他说：“你才时髦呢。”我说：“对，我也时髦。”我发现跟古老师聊天时，总是很轻松，不需要掏心掏肺的。
古老师做事显得比较慢，他写字尤其慢，从不追求速度。有几次我到他的办公室请他开发票，他先在空白纸上打草稿，然后转移到正式的发票单据上。无论打草稿还是写正式的发票，他都照例慢慢地来。一笔一画地为每个字负责，快要写满一行时，他就另起一行，绝不让某个字挤在一行的后面。写完之后，整个发票单据上的字就显得很有分寸。
古老师像一匹可靠而有韧性的骆驼。骆驼有很多美德。骆驼的所有美德在古老师身上都有。
照尼采的说法，骆驼是人原形，也是人需要恢复的第一原形。
除了骆驼之外，人还有一个原形，就是狮子。
以后再谈狮子和狮子的美德。

赛埔评论：
1.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6-19 15:35, 潘险峰
人的幸福感产生于在熟悉的地方寻找、发现美丽的风景。人若努力做一个很高尚、很不平凡的人很困难，放下架子，找回点纯粹动物本性可能也就高贵了！
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返朴归真，的确是美好而不易的。

2.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6-30 07:03, 外事王寒
很欣赏这种白描的写法。

3.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7-19 21:41, 罗冬梅
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而内心分明有一股气流在涌动，不是感动，而是触动。古老师默默无闻、兢兢业业，不太为人们所关注，而刘老师却能放慢匆匆的步履去观察、去欣赏，这是古老师的幸福，也是刘老师的幸福！我羡慕。

4. 评：骆驼的样子, 2005-07-20 20:38, 林洪图
很美的一缕夕阳，骆驼的样子在古老师的身子重叠在一起。记得我也写过一两篇有如熟悉与不熟悉老师的形象，吴老师，还有赖老师，但是都没有把握的很好。
像古老师这样的人，在我的记忆中还是依稀可以找到，而如刘老师这样经常“很无聊地看着一些物事出神”的人，如今在我的身边已经很难找到了。我所生活工作的地方，完全就像个工厂，就像是知青那一代人描绘的下放农村的地方，所以每次当读到莫言，路遥，史铁生等写知青艰苦的生活时，我的印象倒是特别的深。
文字很细腻，很有书生气，当然不可避免地有着老师味，一点点。

5. 评：骆驼的样子, 2005-11-21 14:25, 谢易
有研究精神的人确实不同凡响，把这么一个古板的“老头子”（恕我不恭）描写得这样生动有趣。


14.2看窗户的老师[86]

有一种教学机智，我称之为课堂教学中的“现场感”。
“现场感”意味着这个老师既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又经常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中抽身出来，抬头观察、阅读他面前的学生。如果一个老师从来不沉浸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不是一个真诚的、有思想深度的老师；可是，如果一个老师长久地沉湎于自己的教案、讲课思路和讲课激情，而忘记了他面前的学生，那么，这个老师基本上是一个坏老师。
具有“现场感”的教师总是善于从教学的现场捕捉调整教学的信息。如果一个老师善于从现场捕捉调整教学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一讲到底，他的教学也依然是一种对话教学或互动教学。如果一个老师不善于从教学现场捕捉教学的信息，那么，这个老师即使满堂提问，他的教学也仍然是一场独白。
善于从现场捕捉信息的老师，他总是能够从学生的脸上读出他的困惑，他能够从学生的眼神中读出他的智慧，或者，他能够随着学生身体语言的波动而调整教学的节奏。
智慧的教师总是很细心地观察、阅读学生的现场反应。这种现场反应甚至不需要等到正式的练习或测验，已经提前表达了他们的理解或不理解，很完整地显示了他们的喜欢或不喜欢。
于是，一个教师是不是善于评价，是不是做到了“反馈与矫正”，有时不在于他让学生做多少道练习或多少套测验，而在于他心中是否有足够开阔的空间容得下他的学生。
心灵开阔的老师我见到过，而且不少。
我也见到过不开阔的老师。
1992年我在湖北一所“子弟中学”教英语。
学校有一位周老师，教化学。个子很高，又英俊，很受学生喜欢。但这个老师有个毛病：上课时，他从不拿正眼看他的学生。好好的一个人，一旦上课，就牢牢地盯着右边的窗户：上课——，同学们——，今天学第三章……。
有一天上午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听周老师上课。他点学生回答问题时尤其特别。
他问：“有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学生不说话。
周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用左手的食指指着教室中间的某个位置：“好，你说！”
教室里很安静。周老师眼睛盯着右边的窗户，用左一动不动地手指着教室中间的那个位置：你说，就你。
很奇怪，居然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问题。
全校老师都知道周老师有这个毛病，有位姓戴的年长的女教师和周老师提起过这件事，但周老师只是说，“哦——哦——”。后来不了了之。
人们常常讲教师要有个性。也许在周看来，这是教师个性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学生喜欢他，他就更不在乎。
其实他不知道学生是在乎这件事的，很多学生在周记里写了这件事。但学生也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让周老师改掉这个毛病。
我有一位朋友，学心理学专业的。她说这个事其实好办。办法很简单，但管用：她说，可以在教室右边的窗户那里挂了一张美女图象！
周老师后来究竟是坚持看窗户，还是看学生，我不知道。我只在那所中学呆了一年。
每次我和朋友讨论周老师的“看窗户现象”时，朋友们常常说这样的老师是特例，不具有代表性。但我以为，这样的老师恰恰很多。
“看窗户”的老师确实不多，但“不看学生”的老师却不算少。如果一个老师上课基本不看学生，那么，这个老师究竟在看什么？就值得思虑。
2002年，我指导华南师范大学的十几个本科生到中小学去实习。实习结束后安排了专门的实习总结会。
在总结会上，一位学生总结经验说：我最初上课时怯场，每次走上讲台，就浑身发抖。后来我的一位师姐教了我一招。那位师姐说：“你每次走上讲台时，千万不要把你的学生当学生，你就想象你的面前是一堆土豆，那样你就不会怯场。”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用了这个办法。他说：“用了，很管用。我后来慢慢真的就不那么怯场了。”
我现场提出一个结论，虽然是玩笑的语气，但已经有些不满。我说：“你原来怯场，还算是一个心里有学生的、善良的好老师。现在你不怯场了，却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土豆老师。”
如果一个老师讲课时目中无人，这个老师就不见得是在教学。他在干什么呢？这个人在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有什么不好？
自言自语的人要么是哲学家，要么有强迫症。

赛埔评论：
1评：评价的秘密, 2005-07-19 03:11, 段举成
“在教室右边的窗户那里挂了一张美女图象！”嘻嘻，这个方法也不见得有效。你贴在右边窗户，他不能再看左边吗？或者你就是贴满了墙壁，他被迫看着学生了，一个心里没有学生的老师，讲课时照样是目中无人的！

2评：评价的秘密, 2005-07-20 20:44, 林洪图
知道了很多知识，并不想知道的，如今似乎很自然地进入了脑子里，以后在什么时候（谈话或评课或写作其它时候）中可能会很自然地运用出来。评价－赏识与激励、关心并帮助、反馈与矫正。还有《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里的关于“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反馈与矫正”等。也许是“亲其师，而信其道”吧，我喜欢这样说话的教授，一些教育理论的词语这样讲出来，就容易接受了。

3. 评：评价的秘密, 2005-10-21 21:12, 周明
乍一听到这个故事让我捧腹不已，可是仔细一想，我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嘛！记得刚登上讲台的时候，我的心里紧张，不敢正视学生，眼睛也总是看着天花板或者是看着课室后面的黑板，如此这般过了好多天。

4. 评：评价的秘密, 2006-03-22 23:34, HOLLAND
老师得爱是源头，分成赏识与激励、关心并帮助、反馈与矫正，这三条支流，滋润学生的心田。我愿意这样解读评价的秘密。

5. 评：评价的秘密, 2006-03-23 21:26, 曾翠芳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与别人交谈时，我也更愿意看着他/她的眼睛。看不见他/她的眼睛，我会难受，也难以明白他/她说话的意思。



14.3大人不计小人过[87]

2001年10-11月，我带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本科生到顺德去实习。按照规定，我得和学生一样住在实习的学校，不到周末是不能回家的。
实习快要结束时，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的领导要来看望实习生。胡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明天大概10点钟到学校来，你在那儿吗？”
我说：“当然在。我等你们。”
可是当天晚上我却回家了，因为上海的陆老师来了广州。我可以对陆老师说“我在带实习生，不能回广州。”但我说不出口。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广州见陆老师。那是个好人。
第二天我早上七点钟起床，我相信我一定能在10点钟之前赶回实习学校。
先坐车到地铁口，然后乘地铁到“芳村”，再坐巴士到实习学校。
9点钟我接到胡院长的电话。他问“你在哪儿？”
我问他：“你在哪儿？”
他说“我已经到了你们的学校。我在学校门口。”
我说“没想到你那么早就来了，我在学校附近，你等我一会，大概15分钟我就过来。”
15分钟过去了，车一直堵在路上，前面有两个司机在吵架。我给胡院长打电话：“很抱歉，我还要等会才能到。要不你先进学校，学生他们住在二楼。”
半个小时后胡院长又打电话过来：“你究竟在哪儿？”
我说“就在附近，堵车了，你进去了吗？”
他说“门卫不让我进去。”
我很紧张，竟然让胡院长大人在校门口等了我将近一个小时。这位院长大人也是，他的长相可能看上去就不像个善良的人，所以门卫不太放心让他进学校。
　　我赶到实习学校时，胡院长已经进了学校，在学校的花园边等我，他的身边还有刘书记。
胡院长问：“你昨晚是不是回广州了？”
我说“是。”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那你就可以坐我们的车一起来，你那么蠢？”
我解释说：“除了抱歉，我无话可说。以后绝不做这样的蠢事。”
中午胡院长他们请客犒劳实习生。
我平时很少喝酒，那天我连续喝了很多杯。喝酒的时候，心里一直在想一句话：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小时侯我在外面闯祸了，母亲就上门向别人赔礼道歉。道歉的内容无非是“请您别生气，小孩子不懂事”，还有一句话她是一定要说的：“大人不计小人过。”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这个句子可以有多种翻译，我看“大人不计小人过”是最好的翻译。
后来我的一位学生说，还可以翻译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0:09, 徐莉
看到您的教育忏悔，突然想到自己在学期初说、写给自己的话：“忠实而认真的记录”。
这个学期，我为每个班的活动进程建立了独立的记录本，活动中由我或者学生轮流来记录。这里有学生讨论纪要、有活动主题的进行状况，我们每次活动的基本流程……

2.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3:08, 敦杰
教育忏悔好。忏悔就是教育。忏悔要能动人心弦，促人自律，就要亲切平实、诚意正心，既自知之明，又推已及人，这就是刘老师教育忏悔时让人感到可爱的地方。

3. 评：教育忏悔, 2005-10-10 23:49, 刘良华
感谢诸位对“教育忏悔”这个主题的关注。今天我上课时讲了这个故事，快要结束时，又念了这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的“理由”是：忏悔意识的直接后果是“感恩意识”。从不忏悔的人，大体不会有真实的感恩情怀。

教师之友网

科大学教务处的办公室，我看到我写的有些文件夹的标签仍然保留在那里。
当我“没事找事”做之后，当我“寻找”事情之后，我立刻发现教务处原本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此前我不知道哪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在寻找之前，很多问题和很多事情都等闲视之，“视而不见”。一旦没事找事，问题和事情开始源源不断地被揭示出来。
除了“没事找事”做之外，第二个变化是开始学会“欣然执行任务”。我开始恢复我的真相：我以前从没想过我会在某个地方坐着，一副无所事事的姿态，摆出有气无力的样式，像鲁迅说的那样“两眼下视黄泉”、“满脸装出死相”。现在我差不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不让自己闲着，不让自己无事生非；不做事则已，一旦做事，则一定兴冲冲地去做。
以前我总认为自己做一些诸如复印开会的通知单、开会前给各个教研室打电话、大型研讨会时到机场接送专家之类的事情是浪费我的宝贵的时间，现在发现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这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而且把这些事情做好并不容易。
以前总想着“执行”是“奴才对主子”的忠诚，但现在我愿意把“服从”视为美德。我愿意“执行”。
第一个变化是“没事找事”做，我称之为“舍之则创”。如果没有人叫我做什么，我会寻找我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
第二个变化是“兴冲冲地执行”，我称之为“用之则行”。如果朋友、同事或领导“任用”我做事，我会“用之则行”。
这种变化很奇妙。这以前我只要接到外出办事的任务，我就很开心，并迷恋外面的马路。比如学校的设备处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设备处办事，我就可以暂时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在教务处到设备处之间的路上可以自由地行走，可以顺便看看路上的紫荆花树上的红彤彤的紫荆花。即使紫荆花树不开花，光秃秃的，只露出枝桠，也是好看的。学校的印刷厂也在校园的西区，如果到印刷厂去办事（有几次是印刷“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报告”），我就可以再次离开教务处办公室，可以顺便看路边的篮球场上的学生打篮球。如果碰巧篮球从场上飞过来，我可以伸手把球接住，我就喜欢干那事。
这以后，我虽然也愿意外出办事，长久地呆在办公室里总不是好事，但我也愿意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事情等着我去交接和处理。有时发现呆在办公室里也满好的。做成一件事情之后，就自己给自己很多成就感。有成就感的日子就会更加好过。
这种变化其实很简单，不过就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主动地做事，更加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我不努力改变，我就会在教务处一如既往地孤独而郁闷。我知道，我若甘愿孤独而郁闷，我的同事或许会偶尔施舍同情。但在施舍的当下，已经“怒其不争”了。如果我不努力改变自己，我就得忍辱负重。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
回头想象，这种主动改变不是痛苦，而是一种工作和创造的欢乐。享受工作的欢乐是一种美德。韦伯认为，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西欧、中国、印度都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但就资本主义精神这个条件来说，则只有当时的西欧才具备。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人的“勤奋劳作”，不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而是因为他愿意这样做。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
现在有多少人能够从他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如果做教师的不能在教学中感到职业的欢乐，如果做教师的总是在学生面前呈现一脸的疲倦或者不断汇报他的苦闷，他的学生即使考上大学他何愁找不到跳楼自杀的理由？
如果不能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欢乐的感觉，又有多少人愿意凭借他的精神力量去主动改变自己的处境？
如果说主动改变、主动适应、“能够动”是所有动物的本能，现在有多少人还保留了这种原始的“能动性”？
“能动性”曾经被滥用，甚至泛滥成灾。可是“能动性”总还是一个有魅力的词语。这个词语提醒人类：既然也属于动物，就得留守“能够动”的天性。否则，人不仅不是高贵的动物，甚至缺乏“畜生”的美德。几乎所有的畜生都是“能够动”的，就凭这点，我们骂人是畜生时，就得谨慎一些。人类需要对畜生保持必要的敬畏感。
这种敬畏感使我常常有所警觉。一旦孤独而郁闷，我就会问我自己：我是“能够动的物体”吗？
因为能动性的遗失，我曾经穷困潦倒，至少长达一年。因为能动性被唤醒，我又恢复为兴冲冲地做事的办事员。（至多也只有一年。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又因为我身上的能动性的有限而脆弱，我现在已经不能写宏大的论文，只能写散漫的文章，讲课，沦落为教授，还是副的。

赛埔评论：
1.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2 17:47, 陈培思
看完刘老师的文章，我庆幸我能在不用“没事找事做”的同时，自己也能从工作上找到欢乐。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总是听到许多人抱怨：幼儿教师工作累，责任大，但在社会上却没地位！（确实是这样的，无可否定）但是，当我在孩子堆里时，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们都是能动的事物，同时也感染了我，让我这位可能会动不起来的事物变成了动物，我们是互动的，这可能就是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不同吧。所以，我会保护孩子这种“动物”的本能，也会让自己变成快乐的“动物”！

2.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3 20:26, 林琳
我们要学懂如何生活，这就先懂得如何让自己改变，改变不安的现状，改变不适的环境，改变不妥的工作态度，只有改变才能更快乐。如果河水不再流，白云不再飘，世界将会是如何。有所改变才能快乐，要不如你所说：“如果既不努力改变，又不能忍辱负重，就只剩下潦倒。”没有人想变成一个只剩下潦倒的动物，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现状。

3.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3 22:21, 练瑞玲
曾经害怕改变，是因为未来的日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现在害怕不变，同样是因为未来的日子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改变总是比一成不变要好，至少我还能动。

4.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1-26 16:59, 邓丽俊
读了刘老师这篇文章，我感觉虽然文章写得不是很优雅，但很连贯，很有节奏感。

5. 评：能够动的事物叫动物, 2006-02-01 00:17, 冯杏桂
自从上完刘老师的课之后，这篇文章一直在我脑海里，所以我也挑了这篇文章来看一下。其实每个人当然想都有事做，还要不受约束，自由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因为人都可以说是动物，想去动去创造去思考去奋斗。其实有好多人每天的工作不是固定的，几点起床，几时休息，几时下班，几时去哪里食饭，有很多人习惯了就不愿去改变。但他们想改变也没有能力去改变，因为他的缺乏去“动”，缺乏去创造机会，如果一个人相信会去改变到就一定行的，只要“动”起来，没有事是无可能的！
我现在也何尝每天的工作很多事情都是固定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做到我喜欢的事，就像刘老师那样，刘老师用一年时间改变到，我一年不行，两年就一定行！做到自己喜欢的事，这才叫做快乐！









12.3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81]

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每个人尤其是读书人都有“权力欲望”，那是一种希望控制他人的欲望，我称之为“希望自己说话他人听话”的欲望。那些自称没有“权力欲望”的人，要么因为自己曾经在权力场上失意不得不归隐民间，要么因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掌控权力的前提条件。
自从放弃了做“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的梦想之后，我就给我自己提出一个新目标：“做某个大学的处长或者副校长”。我一直觉得自己能屈能伸，像《毛泽东传》里面说的那样“既有虎性，又有猴性”，有良好的“从政”性格和精神气质。研究生毕业后，我到广州找工作，我学的专业是“教学论”，所以暂时让自己潜伏在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那个地方。
我的“生涯设计”是：三年内成为科长，六年内成为处长，十年内成为副校长。像我这样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这个目标既非宏大，也不低微。
可是我在教务处那个地方呆了不到半年时，就发现我不是“做官”的质料。我隔代遗传了我祖父的“秉性刚强”的脾气，缺乏阴柔与计谋。
为了尽快离开教务处，有一段时间我故意推迟上班，提前下班，办事拖沓，一旦逮到外出办事的机会就漫不经心地在外面闲逛。
这样做的确发生一些效果：教务处的翁老师找我谈话，很婉转地威胁我说“每个新来的职工都有一年的试用期”，我说“我本来就希望调换工作”。翁老师说“没人强迫你到这里来工作，是你自己找来的”。我说“当初我对这里不了解，了解需要时间。一年的试用期是很好的制度，试用之后如果学校对我不满意可以解聘我。”那次谈话后，我就开始等待领导放行，让我离开。
后来我发现离开几乎没有希望，就开始暗自准备报考“博士研究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翁老师找我谈话，他说“小刘啊，如果你不去读博士，我们很快就让你当副科长。”
翁老师还是不太了解我。如果是“副处长”，我可能还会有些犹豫。我对“副科长”这个职位不感兴趣。
1998年6月，我离开中山医科大学教务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
其实，离开之后，也还是在追求某种权力。
如果将权力还原为“自己说话有人听”，就可以由此断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之争。学术界一度出现“学阀”，那是学者参与权力之争的极端形式。中国教育界每年的课题评审、成果奖的申报，无不充满权力之争，有时候这种权力之争显得比较激烈而丢失人格，有时可能显得温和而维护尊严。至于学术界偶尔会有人站出来抵制“话语霸权”，那倒是学术界权力之争的常态。
看来，我选择了做研究的学术生活，选择了读书并发表文章的形式，不过是权力欲望暂时终结之后的一种变形和转换。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
尼采将世界的本质界定为“权力意志”。
他们是对的。

赛埔评论：
1.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0:01, 刘良华
我经常会思考我个人的权力欲望这个问题。权利和金钱实在是很世俗的欲望。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世俗的欲望，我只想用我的方式将它宣布出来。

2.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0:15, 心翔如风
如果将权力还原为“自己说话有人听”，就可以由此断言：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参与了这场权力之争。
在我看来,这是话语权力的争斗。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表达自己的欲望,谁也不例外。关键是看自己所处的情境能否给自己提供这样的一个供自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比较幸运的,我现在也越来越感觉到了教师博客为教师争夺话语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只是在思考,这个平台的作用究竟会有多大呢？嗯,思考中,只能是在思考中……

3.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8:42, 罗丽华
我觉得权利的欲望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征服。无论是你想拥有政治权力，还是象刘老师所言，我只要话语的权力，实际上都是一种征服。只不过前者不但要征服人的意志，还要征服人身自由，而后者追求的仅仅是对人意志的征服。征服的欲望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人类就为征服自然而不懈努力，到后来，不但要征服自然，还要连自己的同胞也征服了，这就是权力的由来。

4.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09:29,熊老师
人一旦没有了欲望，就不觉得活着的价值几何？而人欲望的延绵不绝，则会生生不息，孜孜以求。这是一种常态吧。

5. 评：权力欲望的暂时终结与转换, 2006-03-14 12:20, 廖益
老师站在讲台，不就如愿以偿了吗？有那么多学生听课，还那么喜欢你。不需要计谋，您就按照你喜欢的做事方式，就有那么多学生喜欢您。多好！


13.我的教学生活


13.1我为什么想当老师[82]

1992年我大学毕业，到湖北黄石市“十五冶子弟中学”做英语教师。1994年在西南师范大学附中做过一年代课教师。前后加起来，我做中学教师的时间共计两年。
很早就梦想，以后做一个中学老师，或者做一个小学老师。
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我小时候一直生活在我祖父的阴影下，他总瞧不起我，我在他面前比较自卑。我的自卑感使我从小就向往做教师。在我的印象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君临天下的样子，气势汹汹，他们好像没有从来不受自卑感的折磨。
我从小立志当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每次考试时总是极度恐慌，但我们的老师却“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这令我很羡慕。我希望将来也像他们那样不用担心考试，学生在比较痛苦地考试时，做老师的却可以“悠闲地在走廊里晃来晃去”。
后来我真的做老师了，我开始逐步实现我的愿望：第一，本人一直想做领导，但总是没机会做领导，于是就站在讲台上，在我的学生面前摆出“君临天下”的姿态。第二，本人一直厌恶考试，包括厌恶现在的汽车驾照的考试和职称考试，但本人几乎每年都考别人，而且亲自做监考员。
等到真的做了老师之后，就发现做中学或小学老师并不浪漫，遇到很多困难。鲁迅写过几篇叫做《忽然想到》的文章，我也忽然想到一些问题，于是我不得不提醒自己：第一，不要站在讲台上气势汹汹，在学生面前最好保持一些必要的自卑感。保持向学生学习的心态，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不如学生。第二，在学生考试时，不要在走廊里摇来晃去。不要让学生因为你的存在而痛苦。
真实的困难当然不是这些。教师比较苦恼的事情是太“忙碌”。如果做了班主任，教师就几乎陷入无法克服的“忙碌”。
设想，如果你是一个中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在一周之内，你可能要填写几十份表格，因为学生要体检，体检当然是重要的；你可能要停课组织学生去满腔热情地“大扫除”，因为下个星期有一位重要的领导要来视察学校；你得每天看着学生吃早餐，如果你不在现场，班上就可能有学生用早餐的蛋糕相互攻击；你得每天都看着学生整队出操，然后整队返回教室，要不是这样，你的学生就不会保持队形整齐，要是那样你的班级就丢失了“文明班级”的一切机会。你得处理班级里随时可能发生的偶发事件，教室里的学生群体中如果有那么几个定时炸弹，你得整天提心吊胆，随时会有学生被其他老师拧到你的办公室来让你训话……。我是说，如果一个语文老师或者数学、外语老师整天生活在这样疲于奔命的填写表格、找学生训话之类的生活中，你如何还能指望他/她成为有思想的教师？

赛埔评论：
1.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6:23, 林淑文
看了这篇文章，忽然想起刘老师一次上课的时候说到婆媳关系时，他扮演婆婆的语气说：“老娘熬到今天不容易啊！”通常当婆婆的人会用当年被自己的婆婆折磨的方式继续折磨自己的媳妇……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愿望也是当老师，而且要当一个拿着教鞭指着黑板，还可以打学生的小手的老师。我觉得那样很威武。后来我当了班长，可以拿着教鞭带同学早读了。我得意洋洋，而且也终于闯祸了：我拿着教鞭打了一个同学的小手，因为他早读不读书，还说话。结果人家妈妈上门找我妈妈。

2.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6:35, 林洪图
我从小最想当的就是那些每年到村子里演大戏的“戏子”（演员）。后来，我在师范念书时，傻乎乎地跟班上的同学说起这事，没想到很多同学都说他们小时候也这样想啊。不知是怎么的，小时候在农村里，一年到头只有那儿一次可以看到热闹的大戏，戏子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他们化妆后穿得那衣服啊，别提多好看啊！我们是多么喜欢看戏啊，别的村子里演戏，晚上暗乎乎的，可很多人都兴致勃勃提着灯笼“长途跋涉”而去。当然也难免有些孩子是带有点去看热闹的，也有的是喜欢去吃“戏坪零食”的。看完戏之后，一路兴奋，几天之内，脑子里还都想着戏文呢，去山上割草时，还会自个儿大声地唱起来呢！鲁迅在《社戏》里说到的那些事，有些感觉很相通。每当村子里演戏两三天结束后，眼看着那些戏子们从村道渐渐远去，真是一件多么让人伤心的事啊。

3.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18:28, 曹舜华
我想要当个小学老师是因为我在家教的过程中目睹过学生被老师深深伤害的事件。这让我觉得，小学生年级那么小，他们一切任性的反叛几乎来自老师对他们的伤害。他们之所以变的自卑，变的不喜欢某个老师上的课，全因为老师一次无意或有意的伤害。那时，我就觉得，要想改变学生的这种任性的叛逆，应该从小学开始，因为小学的孩子就象一张纯白的纸，纸上到底会有怎样的图画，几乎全赖老师的引导。

4.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16 22:03, 邓健林
我小时就不愿当老师。我最想当的是占山为王的土匪的军师。
受《水浒传》影响，总想干点替天行道的事。
高中时选当老师，一是因为不知该干什么，二是因为我们没有好老师，同学也不想当老师，最后都是不想当老师的人当老师了，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不是一个好老师，但总希望能教出愿当老师的学生来。

5. 评：我为什么想当老师, 2005-11-25 23:00, Liqiongfeng
我因为在高中时，受到了一次好教师给予的心灵的震动（后来学教育学才知道这是一种期待效应），于是我也希望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师。以后，我也会将这些叙述在我的BLOG上。



13.2等待奖励[83]

2001年我初到华南师范大学，那年学校有一个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推荐我去参加，我很认真地做了准备，我只想拿二等奖。拿一等奖对我来说没多大的必要，我总感觉我做什么都顺利，得到的太多了有点不好意思。拿三等奖又有点对不住我的形象和口碑，我知道我上课效果在学生那里一直受欢迎。
参赛之后，我等待拿二等奖，我太太问我“怎么样啊？”我说“不是二等就是一等。”我太太于是就和我一起等。三个月后我太太问“怎么结果还没出来呢？”我说“教务处可能太忙了。”半年后结果还是没有出来，后来遇到一位教务处的领导，我问他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他说“早出来了啊？”我说“怎么没人通知我啊？”那位领导看着我，慢慢说“如果您获奖了，就会有人通知您。”我说“您是说我没有获奖？”他说“我不知道，您可以去教务处看结果去。”
我真的去教务处看结果了，在那么多的姓名中，就没有我的名字。太怪了。
后来我和教务处的另一位领导同坐一辆车一起到韶关市去讲课。我在车上问他：“您说我讲课怎样？”他说“听说很好啊？”
我就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你们教务处太没眼光了，想当初我报名参加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竟然什么奖都没有给我。”
我不是存心炫耀自己教学有多好，我没那么自信。但有一点我比较自信：我比较喜爱干这些事情，因为喜爱，所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比较有激情。
教学效果如何，自然与一个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关系。但我总觉得还有比能力更重要的元素，我称之为“喜爱”的感觉，我的学生称之为“不爱我，就别咬我”。
那天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上课，其间请学生自由发言，谈论他们的教育理想。
有一个女学生发言的主题是：“不爱我，就别咬我”。她说：“这是电视剧《僵尸》中一句台词。”
我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对这句台词和台词后面的“潜台词”着迷。
对我来说，这句“潜台词”意味着：
如果我不喜欢我的学生，我绝不做学生的班主任；如果我不喜欢学校生活，我绝不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如果我不喜欢教育学这个学科，我绝不发表教育学的文章。
如果不是这样，我担心我会让学生痛苦，我担心我会败坏了教师这个职业；我担心我糟蹋了教育学这个学科。
今天我到网上输入“不爱我就别咬我”，我找到这个凄美的故事：
珍珍的恋人天佑不知怎的变成了一个吸血鬼。吸血鬼渐渐不食五谷，他只嗜血。他并不要人的命。但被他咬过的人，也会渐渐变成吸血鬼。
吸血鬼是介魔介人的异类。不能自已地嗜血。昼伏夜出的生活。行走在人类中，但又渐渐地远离人类，是那样的绝望和痛苦。
吸血鬼是不死的。他可以活很多很多年，活到所有的他的亲人和朋友都死去。活到这世上再也没有一张他熟悉的面容。活到所有的记忆都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如果身边没有爱人，该怎么捱过这千年万年的时光？那无边无涯的寂寞，想想都让人恐惧。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吸血鬼，你爱她，你肯定希望把她也变成一个吸血鬼，与你相陪永远。
珍珍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只要已经变成僵尸的天佑咬她一口，她就会成为僵尸得到重生。但是，她却对天佑说：“ 不爱我，就别咬我。”
多少年以前，人们遇到最到的困扰是：
To be，or not to be？
在这个时代，人们遇到的新问题是：
咬，还是不咬？
这才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问题。

赛埔评论：
1. 评：等待奖励，2005-11-10 21:32, 刘良华
有一个道理谁都懂，但不容易做到：一个人如果得到奖励太多了，他周围一定有另外的人被他掩盖或压制。
所以我经常提醒我自己不要得到奖励太多。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虚伪。我知道不虚伪。真的。

2. 评：等待奖励, 2005-12-30 11:16, 刘良华
我讲这个故事，算是一个“教学故事”，其实也可以归入“教育自传”。
我建议老师可以多写一些“经验总结”，但要把传统的经验总结做一些改造。改造之后的经验总结应该“有自传感”。
我一直觉得传统的教育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完整了，我们可以提出很多新的方法，但这些新方法不是玩花样，而是对传统方法的改造。
比如叙事研究、教育日志、教育自传等等可以算是新方法，但几乎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从传统方法的框架中找到原型。这些新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改造。

3. 评：等待奖励, 2005-12-30 13:37, 周淑华
会不会有“咬了以后才产生爱”的可能呢？很难说。其实有时候，人会不太清晰自己究竟“爱”什么？

4. 评：不爱我，就别咬我, 2005-12-30 22:20, 子墨
第一，刘老师说到教育叙事的“自传感”，我想起五四时期的文学写作，郁达夫等浪漫抒情派作家就曾提出要把文学写成作家的“自叙传”，“自叙传”不等于自传，而是作者将自己赤诚地暴露在每一篇作品中，所谓暴露指的是将作者的心境、情感、认知真实地透露出来，所以每一篇作品都体现着作家个人的人生情感体验，体现出作家的生命状态。相对于更加注重虚构的文学写作而言，教育叙事确实更应该能够将教育者的个性与人格呈现出来。
第二，这就对教育叙事的策略（方式）问题提出了高于一般讲故事的要求。因此，叙事策略是否也值得研究呢？叙事策略是文学叙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同样，教育叙事必然要进入写作环节才可能实现原初设定的各项宗旨，比如传播教育道理、教育真理等等。
第三，从上述种种回应看，教育叙事已经面临读者阅读理解的问题，即读者反应的问题。这些不着边际或者说无法进入阅读期待的“理解”，是否也说明叙事策略的重要性已经是值得探讨的了？

5. 评：不爱我，就别咬我, 2005-12-31 05:32, 徐莉
我和学生聊他们最讨厌的老师，领先的答案是：爱发脾气或者脾气暴躁。有趣的是，我的同事中有些人性子是挺急的或者为人比较严谨（我认为算脾气暴躁的高危人群），可学生却表示说很喜欢他们。我请他们说原因，他们告诉我：他（她）关心我们，对我们好……

教师之友网

在这种“知识教育学”或“近代教育学”的格局中，“科学”几乎成为“知识”的的别名。近代科学家培根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差不多是说“科学知识最有力量”。近代哲学家斯宾塞在1859年发表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论证了科学知识优于古典学科的各种价值后，得出了一条经典的具有“近代教育学”意义的结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作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63]
如果说“身体教育学”主要显示为“感觉教育学”，那么，“知识教育学”则更多地显示为“理性教育学”。“知识教育学”以“理性”的名义借助于“科学”的威力雄霸整个近代教育领域。不过，“知识教育学”虽有“理性”以及“科学”为之撑腰，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它似乎过于乐观，失之盲目。
（2）“身体教育学”的复兴以及“现代教育学”的标志性事件
凡“知识教育学”流行的地方，“身体教育学”就悄悄地隐匿自己的身份，收藏起自己的声音。整个“近代教育学”几乎就是“知识教育学”的地盘，“身体教育学”处于弱势，韬光养晦，但蓄势待发。等到“知识教育学”内部发生裂变，“身体教育学”便再次浮出水面，卷土重来，成为缓解“知识教育学”危机的一个基本议案。
“知识教育学”曾经因为“哥白尼革命”而奠定了“近代教育学”的宏大体系，也再次因为“近代教育学”的内部连续发生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而催促了“现代教育学”的诞生和“身体教育学”的复兴。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成为“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由卢梭挑起事端，尔后由杜威完成。
卢梭一生漂泊不定，在40岁才意外成功，当时他参与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究竟有助于敦风化俗还是伤风败俗？
卢梭在获奖的论文中坚持人类的文明被骄奢淫逸、矫揉造作的艺术生活所败坏，人类的真诚随着生活方式变得精致文雅而丧失。由此，卢梭提出“返回自然”以此作为克服矫揉造作的法宝。他赞扬斯巴达人式的勇敢，认为“诚实的农民要比谄媚的朝臣好得多”、没有过多“书本知识”的人要比学者好得多。[64]按照这个思路，艺术与科学的复兴非但没有给人类生活带来进步，倒是败坏了人类的文明。拯救文明的基本道路是返回乡村，返回感觉，返回身体。
这篇获奖征文的基调成为卢梭本人谈论教育的一贯主题。他用独有的浪漫笔法写了一本以“返回乡村”、“返回身体劳动”的教育小说《爱弥儿》，这本小说对“知识教育学”构成了举重若轻的嘲弄和打击，整个教育界为之惊动。
在卢梭看来，传统的教育实践糟蹋了人的自然本性，破坏了人的身体感觉。“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象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象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我恳求你，慈爱而有先见之明的母亲，因为你善于避开这条大路，而保护这株正在成长的幼苗，使它不受人类的各种舆论的冲击！你要培育这棵幼树，给它浇浇水，使它不至于死亡；它的果实将有一天会使你感到喜悦。”[65]
卢梭几乎成为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洲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先知”。整个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洲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成为适合“爱弥儿”生长的“感觉教育之家”。凡“新教育”运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波及的地方，无一不重视“手工劳动”、“感觉经验”。一些标榜“新教育”的学校甚至将校园从城市的中心迁移荒郊野外，目的就在于让儿童在亲自动手建设校园的过程中获得丰富的感觉和经验。
受卢梭的影响，杜威在教育学词典中重新拣起“感觉”、“经验”、“感觉经验”这些意味深长的词语，认真地把“经验”（或“感觉”）与“教育”连接起来，相信教育不过就是“经验”的改造或改组。单是凭对“感觉”和“经验”的重申这个细节上，杜威就可以尊为“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领袖。不过，如果把“身体教育学”复兴运动的功劳全部聚集到杜威的身上，也不见得仗义。杜威究竟从卢梭那里获得了多少改造“知识教育学”的勇气和智慧，尚难估计。遗憾的是，后来人们几乎普遍记住了杜威在“现代教育学”中的领袖气质，而忘记了卢梭在“现代教育学”中的教父形象。
第二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由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在各自的领域发起并完成。
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那些一度自负高傲的人群自此不再炫耀自己的“高贵血统”，使那些凭借“理性”的力量而夸耀“人类是万物之灵”的人因此而不得不“善待动物”、“敬畏生命”。如果说“感觉”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方式，那么，人类也不可避免地只能像动物那样在“感觉”中过日子。后来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这在达尔文这里差不多已经被公布出来：“猴子先于人类”、“感觉先于理性”。
达尔文的“进化论”给“知识教育学”带来的另外一个震撼还在于：它迫使人接受世界的真相，这个真相说白了就是“变化多样”。人类可以害怕“变化”，但不得不接受“变化”这个基本的事实。就此而言，“知识教育学”拒绝“变化”、“多样”而追求“一般”和“确定性”，就显得有些徒劳和痴狂。“现代教育学”的精神领袖杜威正式从达尔文的“进化论”那里获得一个重要的启示，杜威重新拣起变化、多样这些具有“感觉”意味的词语，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interaction）及其“感觉”（杜威称之为“经验”）的教育学意义。
如果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物种的起源”的意义上使人类向“动物”返回和下降，那么，弗洛伊德的《释梦》及其开创的“精神分析”技术则进一步使人类的种种行为及其相关的“知识”、“理性”降落到“性欲”这个原始冲动的源头。
弗洛伊德惯常使用的词语包括“性冲动”、“家庭”、“梦”、“爱欲”。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特意从“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中找到人类的“原型”。如果卢梭找到的原型是“爱弥儿”、达尔文找到的原型是“猴子”，那么弗洛伊德找到的原型乃是“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这个原型对“知识教育学”来说构成一次重创，对“身体教育学”来说却带来重建的转机。弗洛伊德假定：男性儿童早在两岁的时候就可能对他的母亲产生性依恋心理，对父亲心怀嫉妒，并由此引起种种并发症。
如果儿童的发展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一直受“俄狄浦斯情结”的折磨，人们只要想起“俄狄浦斯情结”，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教育秘密原本隐藏在“身体教育学”那里。由此人们也有理由相信，在“现代教育学”的未来进展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力量，人们需要经常回到儿童的身体那里去寻找教育的隐秘出路。在这条路上，“儿童早恋”问题将获得某种暗示。
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隐含了“性爱与文明”的关系。“性爱与文明”使人们获得重审自己“身体”的眼光，并由此认可“感觉”的巨大而潜在的意义。它使那些一度装扮“得体”的人群自此不敢公开摆出虚饰的“体面感”。
当然，弗洛伊德对“知识教育学”的警示也还不止于这些。弗洛伊德以近于诗人或疯子般的想象力对人类发出种种提醒和警告，这些提醒和警告对“知识教育学”就意味着：人类所洋洋自得的那些“理性”并不足以解释和理解人类自身的秘密。人类之所以能够这样或者那样与世界打交道，主要在于“身体”的某些“潜意识”如“爱欲”、“性欲”、“本能”在起作用。这些一直被人压制、压抑的“爱欲”、“性欲”或其他种种“本能冲动”悄悄地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人的日常行为。“潜意识”的影响所及当然也包括儿童的学习行为。相比之下，“知识教育学”所倚重的“知识”、“科学”或“理性”不过是影响人的行为的冰山一角。冰山下面的庞大躯干并非“知识”或“理性”，而是“爱欲”、“性欲”或其他种种“本能冲动”。当这些“本能冲动”被正统的“知识教育学”所压抑或压制之后，它就会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或干扰人类的日常生活。
如果事情真的如弗洛伊德所想象的那样：人类种种美好的“理性”（“超我”状态）实际上根植于人的“动物”式的“本能冲动”（“自我”状态），那么， “知识教育学”就不得不承认：良好的“理性”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感觉”之上，这些感觉甚至包括儿童的早年“性经验”。显然，这是“身体教育学”所愿意看到的结论。
第三场另类的“哥白尼革命”自叔本华开启在尼采那里草草完工（“草草完工”是说尼采的思想经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持久努力而延续至今，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
叔本华和尼采都是“理性”的反叛者和捣乱者，但他们并非头脑发热的“理性”的简单破坏。在他们两人之间，叔本华比较幸运地成为“反理性”的思想先锋（也有人愿意把“思想先锋”这个荣誉颁发给尼采），他为后人提交了“意志”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关键词。叔本华宣布：“在有意识的理智的下面，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意志。这是一种进去的坚韧的活力，一种恣意强求的意志。”[66]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如出一辙。
叔本华的“生命是意志而不是理性”的观点浸透在尼采的系列思想中。[67]相比之下，尼采虽没有像叔本华那样抢占“原创”的先机，但他在“意志”这个关键词的发挥上比叔本华更有激情、更有想象力。尼采的激情和想象力成就了尼采本人的魅力，也影响了后来的一大批“理性”的反叛者。据说弗洛伊德也“深受尼采的影响”，尽管弗洛伊德只比尼采小12岁。[68]后来重视“感觉”的思想者如伯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人无一不从尼采这里获得灵感和启示。当然，尼采本人也受他人的影响，据说“1864年，他在读叔本华的文章时也读了达尔文的著作”。
与弗洛伊德类似，尼采也找到了一个“原型”——“狄奥尼索斯”（“酒神”）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尼采推出的“狄奥尼索斯”与弗洛伊德推出的“俄狄浦斯”这两个“原型”在“身体”本能上有惊人的相似，但“狄奥尼索斯”更直接地表达对“知识”以及相关“道德”的抵制并对其进行重新估价，也由此更直接地表达了对“身体”以及相关的“权力意志”的热切渴望。
如果说“知识教育学”的故乡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那么，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恰恰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从苏格拉底这里开始，知识就高傲地凌驾于身体之上，知识成为身体的主宰。“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甚至最崇高的道德行为，同情、牺牲、英雄主义的冲动，以及被日神的希腊人称作‘睿智’的那种难能可贵的灵魂的宁静，在苏格拉底及其志同道合的现代后继者们看来，都可由知识辩证法推导出来。”[69]
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不仅使“身体”开始遭受“知识”的奴役，而且“知识”又衍生出一系列虚假“道德”来蹂躏“身体”。尼采发现，传统的“道德”违背了“身体”的自然本性，毁灭了生活，“阉割”了人性。西方人并不像中国的宫廷那样推行“太监文化”，但他们发明虚假的“道德”（主要是“基督教”）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它摧毁强者”，主张禁欲主义。尼采由此而建议“重估一切价值”，重新确认身体与灵魂（知识）的关系。在苏格拉底那里，灵魂与身体是二分的，而且灵魂总是高于身体，灵魂是根本，身体是附庸；灵魂是主宰，身体是工具。尼采反驳：灵魂与身体是不可分的，灵魂并不高于身体；相反，灵魂是身体的工具。身体不仅是美德的起源，而且是一切知识和真理的起源。因此，应该“消灭道德，以便解放生命”。
哥白尼曾经站出来说话，恢复了“地球与太阳谁围绕谁转”的真实顺序。尼采站出来说话，恢复了“身体与知识谁是根本谁是工具”的真实地位。“尼采也许是哲学史上第一个赋予身体以基础意义的哲学家。”[70]当然，也有人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尤其是哲学史上，一直就是排斥、贬低、忽视身体。但是到了梅洛-庞蒂这儿，身体的纯思想含义就被发现了，被突出出来了。哲学史上对于身体欠了两千多年的债，脑袋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小。这么一个畸形的西方哲学，到了梅洛-庞蒂这儿，对身体作了一次赔偿。”[71]这样说也许有些理由，但在梅洛-庞蒂之前，尼采显然已经使这个知识界“对身体作了一次赔偿”。
从尼采开始，“身体”上升，“知识”下沉。“知识教育学”由此失去往日的骄傲，“身体教育学”开始筹划盛大的复兴运动。
复兴之后的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既向原始的“身体教育学”返回，比如关注身体力行、亲身体验，同时也开发出一些新的宣言。
从人类教育历史实践来看，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至少在以下几个地方与“知识教育学”拉开距离：
如果说“知识教育学”可能制造一些“粗脖子”、病态的、畸形的、扭曲的所谓“人才”，现代意义上的“身体教育学”意味着关注整个身体的发展，而不只是关注脑袋的发展。如果把人才的素质瓜分为德、智、体、美、劳五个要素，那么，“知识教育学”几乎只负责“智育”，“身体教育学”并不拒绝智育，但更加关照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在“身体教育学”的期待中，德育意味着“精神教育”或“人格教育”，德育的实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孜孜不倦地、永不放弃地、勇敢甚至不惜冒险地追求；体育意味着身体的力量感、意志力、野性和优美，诚如西方历史中的“投掷铅球”和“投掷标枪”的雕塑所隐含的身体形象；美育既意味着身体的健康与和谐，也意味着头脑的想象力与浪漫精神。劳动教育意味着雷厉风行的实践和高高地扬起铁锤砸碎石块的劳作。这样看来，“身体教育学”的基本宣言大体可以概括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身体”。与之相关的课程结构至少显示为文学与运动的整合：文学的文明与优雅加上体育的野性与激情，一起致力于有“活力”的“身体教育学”。
比较紧迫的问题是：现实的文学教育可能显得比较粗俗，现实的体育却显得意外地文静；文学课堂上可能看不出优雅、文明、文质彬彬，体育课堂上又看不见膂力、干劲、流汗、野性、疯狂。在这个时候，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

赛埔评论：
1.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5 21:45, 沈旎
第一，人的感觉一点点被剔除，人们耻于感觉，不屑于感觉，希望被指为理性的人，我们被什么占领了？答案是具有共性的知识，虽然它是冷冰冰的，但它给人强烈的控制欲，扩张了人类的伟大，能满足人急功近利的需要。
第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一脸坏笑。上帝笑什么，当初为了防止人类建成通天塔，把语言的的魔盒交给了人类，而人类籍它开始了自己的思考，结果人类把自己弄丢了，还自鸣得意。
第三，如何回到以人为本，从关注人的感觉始。如何回到以生为本，从关注学生的身体感觉开始。
第四，尊从于自己感觉的人是诚实的，一个人千万不能欺骗自己，要听从内心的意旨。
第五，身体教育学和知识教育学缺了谁也不行。不过，当前知识教育学过于强势，我们更期待身体教育学的回归。教育叙事或叙事研究关注的正是个人教育教学的体验与感受,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身体教育学的实践形式。

2.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5 22:01, 谢荏桐
“身体教育学”并没有沦陷，它正在卷土重来，借着一个名为“教育叙事研究”的躯体。从感觉意义的“身体教育学”到理性意义的“知识教育学”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也将会持续下去，方式是“交替地”。比如“从理性意义的‘知识教育学’到感觉意义的‘身体教育学’是一种必然”，也可以想象两者融合也将是一个必然。当教育再次蒙受悲情，“教育学”便到了不得不改写的时候：古代教育学＝“身体教育学”；近代教育学＝“知识教育学”；现代教育学＝“身体教育学”+“知识教育学”。

3. 评：“身体教育学”的沦陷, 2005-12-26 01:14, 郭元祥
感性与理性、精神与物质、人与机器的分野，一直是教育理论纷争的两端。“身体教育学”的意义在于：理解人的真实存在，以现实的人为中心展开教育活动体系。

4. 评：“身体教育学”的复兴, 2005-12-27 21:19, 徐莉
第一，是否能将您的倡导归结为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一次摆动？第二，您是否希望将教育的终结点从为政权服务转变为既为政权服务又尽可能地尊重每个生命个体的需求？或者干脆就是倡导将教育为人自身的发展服务做为唯一归宿点？第三，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会带来教育制度、教育管理、学校文化等许多领域重大的变革，这样的结果到底是社会发展之福还是社会动荡之祸？

5. 评：“身体教育学”的复兴——致徐莉老师, 2005-12-27 22:41, 刘良华
第一，准确地说是“返回”。我比较喜欢“返回”这个词语。我现在一直想回老家看看，一直公务在身，对“返回”这个词语就更加珍惜。
第二，人的异化不只是服务于政权，还服务于自己的理性，很多人为理性为体面而活着，而不是为自己的身体而活着。
第三，大家都觉醒之后，就会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制订“社会契约”，大家按照契约来过日子。



11.3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72]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行动研究的史与思》。在考虑“行动研究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时，我开始关注“现象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研究”的问题。当时的思路是：行动研究的基本出路是教师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73]

教师的“与历史对话”或“理论阅读”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文本”并制作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建议教师既可以阅读并制作哲学文本式的教育理论，也可以阅读并制作艺术文本式的“教育理论”如以教育传记、教育个案、人种志教育报告、教育小说、教育散文或教育诗等等。

所谓“教育传记、教育个案、人种志教育报告、教育小说、教育散文或教育诗”，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学”的追求。
1994年，我开始接触“现象学”。那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有一位同学，叫赵哲。赵哲身体强壮，喜欢看哲学书，偶尔写一些诸如“毕业后我们都会走散，我去找你时，你不要逃走，做一条光身子的鱼”之类的歪诗。我以为喜欢看哲学书喜欢写诗的人身体都比较弱小，赵哲是一个例外。
在我们那一届，赵哲是聪明、好学而剽悍的学生，我们视之为“老怪物”。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一遇到他喜欢的女孩子就使劲地跟她谈论哲学和诗歌，把女孩一个一个吓得都远远地躲着他。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赵哲在西南师范大学杏园（研究生宿舍在杏园）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他常常会黯然伤神。他说他平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如意女郎的时候他的同寝室的那个人竟然把女朋友带到寝室来谈天说地而且那个男的如此猥琐那个女的竟然什么都不在乎。
他黯然伤神的时候，就有可能拐到我的寝室来找成就感。他其实并不了解我，只是因为我经常对他不以为然，说他“不懂装懂”又说“你懂的我都懂”，他就一定要找我来证明他的实力。
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特意拿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说我随便找一句海德格尔的话，就把你弄糊涂了，你信不信？我当然说不信。他就说不信你就试试看？我说你把书合上然后随便打开一页指定一行看你如何能把我弄糊涂？
他真的把书合上然后随意打开一页找出一行：“存在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74]
他问：“你说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还不明白，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存在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既然是自明性的概念，就不必解释，本身已经很明白。海德格尔自己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话，不需要解释，你竟然还要我解释这句话，海德格尔要是知道了你这样胡闹，他会骂死你。”
他很生气，发誓不再跟我谈海德格尔。
等他走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安静地读《存在与时间》，并做了一大堆零碎的阅读笔记。书是读了但没有读完，笔记也做了但经常被海德格尔的奇特的话语方式弄得晕晕忽忽的。
我对《存在与时间》有很多好感，这符合我的“好感”标准，凡是得不到的总会有很多好感。但当时感觉海德格尔的话语无法用到我的专业研究上。后来就几乎放弃了对这本书的阅读。
毕业之后，由于经常做一些事务性的、很现实的工作，比如拿发票到财务处报帐，拿电脑到设备处登记“固定资产”等等，感觉生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想象”。人好像有一种本性：做“有用”的事情太多了就想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太长久了就希望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听“日常”的话听得太厌烦了就想听一些“陌生”的词语。
于是忽然有一天开始怀念起海德格尔的书来。海德格尔的书可能没什么用，但正因为“无用”才让人感觉自由；海德格尔的建议可能太过于想象，可是人只有凭借想象才有可能把自己从现实的无聊中拯救出来；海德格尔的话语可能太新奇太喜欢炫耀甚至有些自恋，但正因为新奇才让人重新有陌生感。
当天晚上就到中山大学西门口的“学而优书店”买了一本《存在与时间》。
买回来之后也没有读多少，但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重新恢复了自由，感觉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有了一个交界的地带。
1998年，我再次进入学生生活。在上海的那几年有事没事就去逛书店，书店里不断推出有关现象学的书，我的书架上也开始有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译本。
我再次开始阅读《存在与时间》，那段时间老师要求我们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存在与时间》上。听杜威谈《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感觉杜威说了一堆大白话。听海德格尔谈《存在与时间》时，感觉就很不一样。
因为看海德格尔的书，也就很自然地开始看他的老师胡塞尔的书。
读胡塞尔的书，比读海德格尔的书更容易让人震撼。
我甚至不知道胡塞尔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从一开始就感觉受到震撼。我一直想：要么胡塞尔是天才，要么胡塞尔的书是“皇帝的新装”。
在没有看明白之前，我宁愿胡塞尔是天才。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有“怀疑”的精神。胡塞尔显然有这个精神。他比笛卡儿更加有“怀疑精神”。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会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曾经引导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今次胡塞尔的气势是再次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有“怀疑”的精神。胡塞尔显然有这个精神。他比笛卡儿更加有“怀疑精神”。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会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曾经引导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今次胡塞尔的气势是再次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现象学一再申明自己要反对“自然的观点”，也就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研究态度。但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又如此一致地关注“事实”，现象学的第一口号是“面向事实本身”，它看重的是“事实”、“实事”、“事件”。对“事实”的关注显示现象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
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的不同只在于：后者强调观看者本人的观念与观看的对象之间的“符应”、“对应”、“符合”、“吻合”，凡“符合事实”的就是被“证实”了；凡“不合事实”的就是被“证伪”；现象学与之不同，现象学更重视观看者本人的“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感觉”和“个人想象”，后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释学实际上现象学的分支）把观看者本人的这种“视角”、“立场”、“感觉”和“想象”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