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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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
来源：中国摄影博物馆

图片取自中国摄影博物馆

第一编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1840——1919）
第一章 中国摄影的萌芽
摄影术的发明，给人类文化开辟了新的领域。从1839年8月法国政府公布了达盖尔的银版摄影法以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摄影不仅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蓬勃发展，并且已成为一门应用科学在社会各部门中踞有显著的地位。摄影与世界上的其它事物一样，它的发明和发展，是在继承了各民族、各国家历史上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无论是中国先秦时期的墨家学派，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学派，他们都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奠定了摄影术的理论基础。摄影术传入中国初期，尽管当时摄影在世界上还处于摇篮时代，各国科学家为改进技术仍在尽心竭力地探索。即使在欧洲，多数人对此道也还陌生。而国内已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些摄影技术的应用者和探索者。他们关心世界摄影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文字记载，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社会条件下积极地进行推广传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一节 中国古代对摄影光学的贡献
中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古代科学家对光学基本规律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先秦墨家学派兴起，就开始对大自然中一些光学基本现象进行了研究。
墨经光学八条
墨翟（约公元前478年——前392年），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他和他的门徒根据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的光学知识，研究总结出八条带规律性的经验，记录在《墨经》中，分条厘说，通称“墨经光学八条”，是《墨经》中精粹部分之一。光学八条直接涉及到光学应用中一些问题。
发光体照射物体形成影子，是大自然中最普通的现象，又是摄影师在艺术造型中饶有兴趣的问题。《墨经》中的光学论述，首先是以此开始的。
“光学八条”中的第一、第二条是：
经：景徙。说在改为。
说：景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第一条）
经：景二。说在重。
说：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第二条）
大意是说影子产生的原因。在光照到的地方，就没有影子；如果有影子，那就是光被物体遮挡。进一步说，如果光源、物体和承影面相对静止，那么影子的位置也相对固定。当两个光源同时照射一个物体时，就产生了二个“半影”夹持着一个“本影”；一个光源照射时只有一个影子。这二条反映了古代人民对光学现象最朴素的认识。还有一条颇值得注意，它直接论述到针孔成像的原理。
原文是：
经：景到，在午有端；与景长，说在端。
说：景光之人照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于上，首蔽上光，故成景于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第三条）
这条大意是说，影子倒过来是因为光线在小孔处汇成光束所致，“午”是指光束相交之点，即针孔处。光线好象箭一样直线传播着，从下方来的光线通过小孔成象于上方，从上方来的光线成像于下方。经说最后一句“在远近有端于光”，近代学者多解释为类似摄影光学中物距、像距的概念。“这可以说明现今照像者进退暗箱的理由”。
第五条论述的是关于光的强弱关系。结论是：发光体远近决定光的强度。类似现代光度学概念。四、六两条是解释平面镜反射现象。
中国古代，冶炼技术十分发达。随之而来的是铜镜制造工艺，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的发现，当时的铜镜不仅有平面镜，而且根据不同用途制成了凸面镜或凹面镜，凹面镜，古称阳燧，是人们利用阳光聚焦取火的工具。古代没有专门掌管阳燧的官职，《周礼》卷七十《秋官.司寇下》记载：“司烜（音火。古官职名）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东汉郑玄注：“夫遂，阳燧也。”应该指出的是，凹面镜在现代应用摄影光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来出现折反式摄影镜头，已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古人已认识到物体放在球心外时，获得的是比物体小的倒立像。当物体在球心内时，得到的是比物体大的正立像。即经中所说“鉴低，景，一小而易，一大而击。说在中之外，内。”
概括起来，可推断那时人们已经懂得：
1. 光的直线传播；
2. 影子的成因及变化规律；
3. 针孔成像的道理；
4. 针孔暗箱成像时，物、像大小取决于物距和像距的关系；
5. 类似放大率的概念；
6. 凹面反光镜前焦点到球心，这一区域在成像中的特殊意义。
墨经光学八条，体现了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墨经》的内容，尽管文字深奥难解，但学术界各家的注疏基本一致，其内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墨家学派形成后，开辟了中国的“格致之学”，对后人研究摄影光学有所启迪。
光学折射现象的发现
《墨经》中没有论及光线在不同介质中传播时产生的折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的工艺制造条件，尚不能提供理想的透明玻璃，而折射现象直接关系到透镜成像理论基础。公元前139年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修的《淮南万毕术》中除了重复“阳燧见日则火生”的说法外，还出现了用冰制造透镜的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另据《西京日记》记载，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前87年）时，已知道用白光琉璃将阳光折入暗室使成为白昼。又据清代林志诚著《事类统编》称：北魏时（386——581）西域月氏国商人用矿石制成人造有色琉璃。曾做了一间可容百人的房子，四周利用人造琉璃折光，使室内光色映澈。及至宋代刘歧写的《暇日记》也谈到利用水晶折光将阳光焦聚，照亮阴暗的案牍。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进一步对小孔成像理论和凹面反光镜作了分析和解释，取得新的成果。他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小孔成像是因为光线穿过“礙”（即小孔）形成光束所造成的结果。以后，人们在日常生活里，多次观察到由于客观条件的巧合而形成的小孔成像现象，遂引起广泛的注意，而尤为历代文人所重视，古籍中也常有记载。元代陶宗仪的著名笔记著作《辍耕录》中说：“平江虎丘阁，版上有一竅。当日色清朗时，以掌大白纸承其影，则一寺之形胜，悉于此见之。但顶反居下耳，此固有象可寓，非幻出者。”又说：“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监运家乃在四塔之东，而小室内却有一塔影，长五寸许，倒悬于西壁之上，不知从何而来。然不常有，或时见之焉，是又不可晓也。
明代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提到北京天宁寺中的小孔成像，并且做了一些解释。原文是“塔倒影，在大土殿。日方中，阖殿中门，日入门罅，塔全影倒现石上。昔人云：影从罅入，空中物则旁碍，碍则影束，影束则倒。……今悬镜中像，过旁镜，其物正倒也，阳燧倒影者，日光倒入也。又光从上来，层十三具，光一再传，物体则小也……。”明清时期的北京庙宇慈慧寺，也是当时以倒影著称而吸引游客的古迹。
“针孔成像”的现象，引起人们愈来愈大的兴趣。为了进一步研究，元代科学家赵友钦设计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光学实验。他把一整座房屋作为实验室。在左右隔开的二间房内，各掘一个不同深度圆井。井口处各置小孔，楼房的活动棚顶作承影屏，用上千支蜡烛做发光体。通过预先设计的实验程序得出以下结论：“针孔”扩大到相当大时，不能成像；“针孔”相当小时，屏上的像和光源形状相同，但方向相反；“照度”和距离成反比关系。
赵友钦把这次实验的过程和结果，写成一篇论文，叫《小罅光景》，收入他的自然学文集《革象新书》。这部书后来被收入明代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中。赵友钦的试验，使用了上千支蜡做发光体，在摄影学的意义上说明他已认识到像是由许多光点所构成。其实验场所可以说是最大的暗箱。赵友钦的论文《小罅光景》的学术水平当时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明末清初的科学家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1611——1671），也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一书里叙述了他亲自做过的小孔成像实验：“屋漏小罅，日影如盘。尝以纸征之，刺一小孔，使日照一石，适如其分也；手渐移而高，光渐大于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而四、五穴各为光影也；手渐移而高，光合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复得矣。”说明方以智的这个实验，是对于小孔成像的条件和影响影像大小的具体因素规律性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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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摄影工作的组织领导
冀中摄影训练第一期开学的时候，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为摄影训练队写了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歌词如下：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带着我们的武器，
走进人群去，
奔驰战斗里。
把人民愤怒的心火，
和子弟兵的胜利，
摄进镜头；
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
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是共产党的战士，
学习马列主义，
加紧锻炼自己
不怕流血牺牲，
日夜活跃在最前线，
拍好照片，
用真实生动有力的画面，
把人民引导到解放的路上去。
它是解政区摄影工作者的战歌，为了把这个队歌中所包含的思想变成现实，解放区摄影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与全体摄影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努力。
沙飞1939年9月18日为吴印咸的《摄影常识》写的“序”中指出，一个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正确的政治认识，新闻记者的工作方法，摄影的科学知识和艺术修养。要使这四个条件具备，显然需要领导上采取有效措施进村培养训练，同时，摄影工作者自己努力学习和自觉锻炼也很重要。
建立工作制度、条例、守则
培养摄影工作者，必须做到技术业务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而政治思想教育应放在第一位。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使学员们认识到摄影作为革命武器的重要性，下决心用摄影为人民立功，从而激发从事摄影工作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除了业务训练和思想教育以外，还要提出明确的工作方针，制定一定的工作制度，及时解决摄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成立之后，于1940年在一分区（以河北易县为中心）和四分区（以河北平山为中心）、1941年上半年又在二分区（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和三分区（以河北阜平为中心），建立了摄影组，初步改变了过去有任务派人下去，长途跋涉，往返费时，记者不能及时赶到现场，又不能及时发回所拍照片的状况。后来又发生一个分区有五、六个县，五、六个团队，一个记者照顾不过来的情况，决定办摄影训练队，给各摄影组补充了人力。 194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对外宣传的规定，军区政治部颁发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规定对外寄发照片，必须经军区审查，由军区统一寄发；各摄影人员不得为任何私人拍摄和冲印照片，以保证材料用于采访。对于各地送来的照片，新闻摄影科积极利用各种会议或纪念活动，在军区各驻地、在街头、在部队俱乐部、在前线（利用战斗间歇时间）组织各种展览。这种展览，到1941年上半年，共举办50多次，向延安、重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苏联、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内外寄发了华北敌后抗战照片三千余张。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鼓舞了摄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有了画报，发表与交流摄影工作者的作品，实施业务教育和日常工作指导就有了园地，同时，也加强了对新闻摄影的重视，注意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为此，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5日发出《关于加强报纸和新闻摄影工作》的电报，指出：“新闻照片对外宣传作用极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的摄影，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敌占区以至国内外）上，尤为重要”。电报表扬冀中九分区袁克忠、宋克章、郑志、流萤、杜根元等拍摄的《攻克任邱》、《白洋淀游击活动》和刘沛江拍摄的《平北攻克后城》等摄影报道“在晋察冀画报刊载，均收到很大宣传效果”，指出“尚有许多重要的战斗胜利的战果，未被摄好照片送来刊载，这是对外宣传很大的损失”。电报要求“加强这一工作，决定各分区仍得保留摄影干事”，“团和支队增设一摄影干事”，并规定“今后各分区、团、支队政治首长，应经常派出摄影员，到前线拍摄照片，并对这一工作给予具体帮助和督促检查，使照片、底片能及时送晋察冀军区”。
电报发出后，冀热军分区于1944年10月24日即对各团、区队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摄影工作的通令》，规定“各团设摄影干事二人，独立区队设摄影干事一人”，“各团、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各级指挥员须通知本单位摄影干事参加，并应掩护他拍摄照片”。通令要求“各团、队政治处，应很好掌握这门工作，给以具体工作指导和检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规定：“应将此项工作列入政治工作总结之内，向军分区汇报”。
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11月15日，《晋察冀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摄影工作的指示》中，更具体地规定各纵队宣传部下设摄影股，由股长、干事、暗房内勤三人组成，股“附牲口一头、以驮暗房用具及器材，各旅设摄影干事一至二人”，《指示》明确规定摄影股的任务有四：一、深入采访新闻照片并组织、推动全纵队的摄影采访，二、在部队中进行照片展览、画报阅读，三、负责及时收集本纵队的底片，四、负责总结经验。关于摄影采访，《指示》要求“应做到深入、全面，送底片要及时、迅速，标题说明应注意详细具体”，还要求“每一摄影干事并应经常写新闻及通讯”，把摄影报道与文字报道结合起来。为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指示》再次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同志应随时通知摄影干事情况，指导其活动”，强调“摄影工作的新闻性、及时性是极其重要的”，各旅应即时将底片送纵队，由纵队转野战政治部转画报社。
1948年6月22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还颁发了《摄影记者守则》六条：“一、不避艰险，坚决完成任务；二、报道要真实，不当‘客里空’；三、遵重各级领导，深入群众；四、不随便发言，严守军事秘密；五、爱护器材，不拍私人照片；六、严守战场纪律，缴获交公”。
上述晋察冀军区及华北军区有关新闻摄影工作的条例、制度、守则，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新闻摄影工作的开展。
要求深入斗争第一线
在业务思想上与工作方法的指导上，解放区摄影的最重要的经验是：鼓励摄影工作者到第一线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要报道部队，就必须熟悉部队；要拍摄战斗，就必须到连队中去，与战士同甘共苦，共同战斗。好的摄影作品，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在连队里，在战场上产生的。
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记者，经常有三分之二在前线各部队中活动。“为了发挥摄影工作的作用，一有战斗任务，领导上总是在首先把情况和任务具体交待清楚之后，再派人家到重要的战斗部队里去。……战士们把摄影员看作是党派来的，是带着首长对战士的关怀和信任到连队来的”，例如1947年10月，河北保定以南的清风店战役，部队首长在布置兵力的同时，也布置了摄影工作，派专职摄影记者10多人到前线拍摄，据当时参加工作的赵启贤回忆：“这次清风店歼灭战是晋察冀空前大胜利，对我们前线摄影工作者来说，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我们在五十三个钟头中，强行军军三百余里，从徐水前线赶到清风前线，当到达距火线十二里的住村时，马上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暗室工作的同志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冲胶卷。有一天夜行军五十里，为了赶着放大照片送部队，连夜把卷冲出来，稍事休息，第二天又接着干。”
清风店战役10月26日结束，赵启贤就在11月7日出版的第三十期《晋察冀画刊》上发表了二十九张照片。10月28日，四纵队即将展览照片装饰好，行军途中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流动展览。
1947年清风店及石家庄两次战役的摄影报道中，高宏和李棫两人负伤，一纵队政治部摄影股长孟振江牺牲。人民的胜利中，有着摄影战士们的辛劳、汗水与鲜血。党和部队领导在表彰这两次战役中的人民功臣中，也有摄影工作者孟庆彪、高宏和高粮。
提倡勤于思考
当然，上了第一线，未必就能拍出好的照片，解放区摄影业务指导工作中还强调大家“拍照要用脑子”。
拍照也同打仗一样，要有“重点”，抓住战役中心环节去拍摄，要使自己的拍摄计划适应新情况，不能靠碰运气。摄影记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培养辨别事物的能力，要选择典型，要有敏捷、果断、熟练拍取瞬间的能力。在拍摄战斗场面时，一定要重视人物，离开了人物就无从说明问题，所以人物活动是构成照片的主要因素。
为进行业务指导，各解放区画报都出了业务刊物，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网通讯》就是其中的一种。华北野战一兵团宣传部还编印过《作品研究》，评述怎样拍摄解放了的城市，怎样拍摄人民支前及战场速写和英雄功臣，附上照片，用评比方法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
采访与宣传鼓励相结合
拍摄的照片，除了在画报上发表以外，直接办展览给战士和群众看，会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晋察冀边区保卫阜平战斗时，沙飞到九连采访，在行军空隙，征得连长同意，把随身带的反映战斗英雄事迹的照片挂出来作流动展览，让每个战士都看到。特别是本连活动的一些照片，给战士很深影响，每个战士看后都要求在战场上立功，最好把自己的功绩在照片上反映出来。连长也很兴奋坚决表示非打一个漂亮仗不可，果然打了胜仗。沙飞又及时把这次胜利战斗中所拍照片冲印出来，给战士展出，战士的战斗情绪更高了。沙飞后来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说，“整个胜利不是单纯因为我们工作促成的，但是，摄影工作却成了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一个因素”。
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四纵队的摄影工作者用“火线摄影”办法，在第一线工事中，拍摄照片及时展览，起了鼓动战士立功作战的作用，成了火线鼓动工作的组成部分。
记者下去，不要单纯拍摄照片，而要配合宣传鼓动，多搞摄影展览，成为解放区摄影工作的一种好的传统。
摄影报道必须注意真实。摄影报道的真实性问题，是有关党的领导威信和画报社的政治信誉的原则问题，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侵犯。没有赶上战斗的场面，应积极寻找新的拍摄时机，而不能布置补拍。为坚持摄影报道的真实性，解放区摄影界曾在1947年和 1948年开展过反对“客里空”即弄虚作假的运动，还在《摄影网》上公开点名批判过“战后布置”拍摄假照片的人。
及时总结经验
解放区摄影业务指导的又一重要思想，是鼓励摄影工作者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摄影网》第14期（1949年8月1日出版）的《短论》指出，凡在摄影工作中“踏实的、虚心的、能经常地进行业务研究，总结自己的工作”的人，其工作成绩就较为显著，进步较快，而能够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与此相反的，“把工作看得很随便，自以为是，满足于现有水平，不进行业务研究，不及时总结工作，不努力改进工作，提高自己，这种态度是危险的。……不仅工作受损失，个人亦将在革命队伍中落后掉队，值得我们深刻检查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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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解放区摄影队伍的成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解放区）中，摄影工作有了很快的发展，摄影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
建立摄影队伍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带徒弟、个别辅导；二是从部队抽调人员，开办训练班，进行摄影培训。这两种方法中，以后一种为基本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交替使用的。
第一节 摄影人员的培训
培训的概况
抗战期间，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共举办了17期摄影训练队（有的地区叫“班”）。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11月，三年间各解放区又开办了15期。
最早的摄影训练练队是115师苏静在1938年在春开办的。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它的成效较小。1938年至1940年间，沙飞用带徒弟、个别辅导的方法，在晋察冀培养了一批人学会摄影，如罗光达、赵烈、白连生、杨国治、李鸿年。叶曼之、叶昌林、周郁文、张进学、刘沛江、冀连波等，后来还个别辅导了裴植、顾棣，这些人后来成为解放区的摄影骨干。当沙飞用个别辅导方法逐步为晋察冀各分区培养摄影干部的时候，冀中军区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取得了成功。1940年夏在河北曲阳县宋家庄办的冀中摄影训练队只有8名名学员，第二期（1940年冬在河北定县）增至14名，第三期（1941年夏）是30名，第四期（1942年春在河北安平县北郝村）猛增至86名。新中国不少著名摄影家和暗房专家是这四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如流萤、李棫。宋贝珩（第一期）、袁克忠、孟庆彪、黎呐、杜根元、刘明（第二期）、梁明双、杨振亚、宋克章。刁寅卯（第三期）、李学增。袁苓、董青、杜海振。刘克己、李峰、宋谦（第四期）等。
受冀中摄影训练队的启发，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由沙飞主持，于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陈家院村办了20余人的摄影训练队，齐观山、申曙、于舒、曲治全等，就是这个训练队的成员。晋察冀画报社建立之后， 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又在河北阜平县洞子沟村办了两期摄训队，学员有高粮、力竞、赵逢春、黎民、照耀、郝建国、杜铁柯、吴洛夫、红枫等，两期共40余人。
1940年至1945年春，晋冀鲁豫有徐肖冰（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和高帆（1944年冬）办的摄影训练班，两期共16人。延安于1941年12月有郑景康作指导的摄影研究小组（实际也是一种训练班），1942年和1945年初由吴印咸办过两期训练班。山东军区的摄影培训于1943年冬和1945年春，由郝世保办过两期。罗光达到冀东后，于1945年春在盘山办过一期。潘昭在日本投降前的胶东也办了一期。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山东胶东军区、冀中军分区、延安分别由潘昭、李棫、程铁主持办了摄影训练班。1946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山东军区分别由裴植、郑景康办过摄影培训班。裴植办的是前线随军摄影训练队，有十几人参加，其中有张庆鸿、冯士杰、李虎臣等。郑景康在山东沂水县寺郎宅村办的训练班，有高胜康、陆文骏、刘保章、刘浩、晓植等。1948年4月开始，东北画报社接连举办两期摄影训练班，为东北野战军培训了大批摄影骨干，其中有梁枫、田原、钱嗣杰、王云阶、任树云、藏德宽、李基禄、吕相友、于天为、李夫培、孙丕永、雪印、胥志成、佟德印、张健昌等。晋察冀画报社于1947年底1948年初继续办了一期摄影训练队，有十余人参加，其中有于志、李文芳、李书良、赵景耀、张歧林、安迎春、弓玉学等。华北画报社成立后，于1948年8月办了一期训练班，有孔繁根、孟瑞、王一波、王一水、李义芳、毕东、张文锁、李祖慧（女）等45人。1948年至1949年间，第二野战军随军作战的裴植、袁克忠、王中元、李峰等都曾用带徒弟的办法为部队培养摄影队伍，其中袁克忠一人在行军作战过程中，为所在部队办过四期摄影训练队，为此，西南军区政治部给他记一大功，并让他出席了西南军区及全国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9月）。
培训的实施
解放区的摄影培训，除延安外，都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培训时间短的一个月，长的几个月，培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从政治理论上使学员认识了摄影作为革命武器的意义与作用；二、使学员们初步掌握摄影的一般常识（相机的使用及拍照方法）和暗房冲印技术。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政治课、摄影常识之外，有条件的地方，也讲文学理论。美术构图、光学、新闻采访等。袁克忠回忆冀中摄影训练队时说，当时学习只照过两三张片子，晒过一两次小片，看过几次放大，但是记注了石少华的讲话：“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工具，你们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要撒遍全国”。袁克忠是带着这样的摄影信念回到部队，六个人合用一台相机，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活。齐观山是晋察冀摄影训练队的学员，参加学习时只有16岁，据他回忆，当时30多人实习，只有两架旧的相机，大家从开始学习直到毕业，实习拍摄的底片平均也不过三、四张，最主要的是他从中学到了这样的思想：“爱护武器，不浪费一粒子弹，在战斗中以少量的消耗换取更大的胜利，是我们部队优良的传统。……所以，爱护器材，使每一架相机和每一张照片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成了我们摄影工作者的优良风气”。“在采访中遇到了危险，宁可让自己的身体受伤害，也要设法保护相机的安全。……特别是对底片资料的保护更是甚于生命”。
吴印咸在延安教摄影，学生实习也常常是空机子“无弹射击”（无底片），但是都学会了从摄影到冲放的全部技术。直到1947年底1948年初，晋察冀画报社办的摄影训练队，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当时的学员李文芳回忆，“实习用的摄影器材非常缺乏。……在实习时，每人照一张，学员们都按着自己计算的光圈、速度、距离（当时的相机大多不能自动对焦，需要自测距离）和时间，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待冲出胶卷后，即进行研究讨论，检查拍照的优缺点，总结经验。……训练班只使用了几个过期的胶卷和一个破旧的日本120相机”。
抗战时期摄影人员的培训，除了缺乏必要的摄影器材之外，还要随时作好战备工作，以应付敌人的“扫荡”。冀中与晋察冀的摄影训练队，大多经历过反“扫荡”的战斗。1941年7月，晋察冀摄影训练队在平山陈家院开学不到一个月，日军就来“扫荡”，沙飞、赵烈、张进学分头带部分学员到阜平、涞源、灵邱、五台一带，一边打游击，一边抓时间学习，反“扫荡”结束，再回原地学习。1942年，冀中第四期摄影训练队在安平北郝村开学不久，就遇到日军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石少华（队长）及焦国珍（指导员）按上级指示，分头带领学员们化装成农民子弟，认房东为干爹干妈，分散隐蔽。学员董青在突围中负了重伤，经群众精心护理，伤口愈合。学员温刚被敌包围，为掩护自己的同志和群众，与敌厮打，壮烈牺牲。梁明双在敌“扫荡”最严重的时候，患了回归热病，幸得北郝村张振江老两口的多方掩护，才安全脱险。这期摄影训练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敌人“扫荡”中游来游去，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虽有个别同志伤亡，但是大家都很坚强，后来转移到平汉路以西的行唐县，稍事休整，又继续投入新的学习和战斗。
不是所有参加摄影训练队的同志，后来都成为摄影工作者的。一般情况是，除少数人留下在摄影科或画报社工作外，多数学员学习结业，回原部队等待获得摄影装备，而改作了军政工作，有的人虽从敌人处缴获到相机，因为长时间得不到胶卷，也不能发挥作用。而获得了摄影装备的同志，也有中途因工作需要而改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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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线生活》和《人民军队画报》
《前线生活》和《人民军队画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出版的摄影画报。
一野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1947年3用，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留在陕北，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执行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北、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任务。
延安保卫战斗中的摄影工作
当时参加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摄影工作的，有两支力量。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中共西北局将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组成“战地摄影队”，凌风（凌子风）为队长，队员有程默、罗矛、张绍滨、伊明等，任务是用伊文思赠给延安电影团的那台摄影机拍摄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转战陕北的新闻电影片。凌风在冀中军区任火线剧社副社长时，曾为冀中摄影训练队写过队歌。摄影师程默原在山西西北电影制片厂和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皖南事变后被厂方开除，1943年到延安电影团任职。
“战地摄影队”除拍摄新闻电影外，还拍照片。程默有一台莱丁那照相机，现在流传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时的照片，有一部分就是程默、凌风、张绍滨用莱丁那相机照的。1947年8月初，解放军包围榆林时，毛泽东住在葭县朱官寨，程默与凌风拍摄的毛泽东在窑洞里看地图的镜头，生动、自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1947年8月20日沙家店一战。结束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战地摄影队”也停止活动，程默等人遂离开陕北。
转战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摄影力量，是程铁（后任第一野战军摄影科科长）在延安办的两期摄影训练班的几个学员，和随部队过河参加西北野战军的原晋绥军区的摄影干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程铁在游击队协助下，派韩正杰取回在延安高桥村坚壁的一部分摄影器材，随西北野战军到前线去活动。由于器材极为短缺，从事摄影工作的人虽然不少，但只拍了国民党士兵缴枪和俘虏等少量照片。他们把照片放大在庆功会上展览，将士们看了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又拍摄了羊马河和蟠龙大捷以及其它战役的照片。收复延安后，他们随一野部队进军关中，参加解放西安、宝鸡的摄影报道。除及时举办展览外，还制作立功证书，上面贴有功臣照片，发给功臣本人及其家属。
1949年4月25日，即太原解放的第2天，中共中央将华北18、19两兵团改隶一野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华北两兵团6月入陕，摄影工作者袁苓、安康、杜海振、李长永、陈书帛、郝建国、赵景耀、冯士杰、孟庆彪等，也随军行动。这样，一野的摄影力量得到增强。西安、兰州解放后，又吸收了一批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和照相馆工人学习新闻摄影，使各兵团、军、师逐步配备了摄影干部。
军事摄影贴册《前线生活》
1949年7月宝鸡解放后，一野政治部召开摄影工作会议，研究怎样利用摄影为部队服务。会议决定，分散经营，保存底片，加强展览。起初把很多照片编在一起，用大相机翻拍，再印成展览照片发到部队展出。后来，改用油印纸摺，贴上照片，在士兵中传阅。
这种油印小“画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在1948年12月20日即行创刊，名为《前线生活》。第1期为荔北战役片断，贴莱卡小照片18幅，127照片6幅，3寸照片1幅。第2期为《向钻研革命武器的同志学习》，贴小照片23幅。第3期的内容是表扬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贴照片20幅。第4期为《全军英模大会专号》，注明一野第一军政治部出版，贴照片21幅。第5期改为解放军第一军青海军区政治部出版，套色铅印，其贴照片92幅。最后一期，即第6期，又改为油印，1950年8月1日出版，报道在修建中的青藏公路，第一幅为放大的六寸照片，其余是印片，共79幅。
《前线生活》画报，油印标题与说明，手贴照片，虽然简陋，却具有历史意义，它类似李峰在进军大别山时创办的《勇士影报》，记载了一野部队的战斗业绩，发现了解放军摄影工作者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为革命战争和士兵服务的创造精神。《前线生活》上的照片，有许多是刘长忠拍摄的。
《人民军队画报》的创刊
在解放大西北的进军中，各部队都注意用照片展览鼓动部队，向群众进行宣传。19兵团的摄影工作人员跟着前梯部队行进，城市一解放，就举办照片展览。
为使照片宣传更具广泛性，一野政治部于1949年8月1日创办《人民军队画报》。创刊号为纪念“八一”特刊，4开两版，刊登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首长像，发表4幅“八勇士解放华山”照片（冯瑾摄）。从12期起改为西北军区、一野政治部出版，共出19期，有时两版，一版为照片，一版为连环画；有时四版，三版照片，一版连环画。反映一野及西北地区作战、部队生活及生产动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发表作品情况看，参加并报道一野解放平凉、兰州的摄影记者有袁汝逊、阿罗、崔云章、张作民、李长水、鲁明、兰天、袁苓、陈书帛等；报道向新疆进军的有张作民、程铁等；报道解放西宁的有陈志强、阿罗、白鹏程、王志勇、李子英；进军秦岭的摄影者是冯士杰、林全顺、流萤；进军宁夏的摄影者有郝建国、袁苓、王洋、袁汝逊。
第六节 前线画报
《前线画报》
《前线画报》是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的摄影画报，1949年9月1日创刊。《前线画报》反映了四野解放东北之后，入关南下，直至解放海南岛的全部战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后，于11月改为第四野战军。
进军东北的部队，在辽沈战役前没有健全的摄影机构。东北解放战争的摄影报道，主要由中共东北局领导的东北画报社负责，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有少数摄影干部如西满军区的王冰、46军的李瑞峰、田健功、孙国香、孙殿元、薛锦堂，冀察热辽的张谦谊，41军的孙再昭、牛嵩林、郑立根，39军的乔元德等，活动只限于所属部队，用晒蓝图方法出版战地画报，为士兵服务。1948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委托东北画报社在哈尔滨为部队培训摄影干部。从4月开始，东北画报社为军队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一期三个月，第二期未满期即结束。训练班由张醒生任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摄影课主要由郑景康讲授，教师还有朱丹、张仃等。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后，训练班学员即与东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参加了战地摄影采访。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第四野战军奉命南下，在南下途中健全了摄影工作编制，军、师都有了摄影干事，部分团里也配备了摄影员。
四野各纵队的摄影工作，一般由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领导。按照194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各野战军新华分社与支社建立后，则归属新华社。
四野于11月下旬入关。与华北野战军配合，发动平津战役。 在平津地区，野政宣传部《前线报》（田野主编）曾由王建础负责出版图文并茂的《战士之页》，刊登新闻照片。平津解放后，四野于4月中旬挥师南下，5月中旬渡过长江，解放武汉三镇。武汉解放后，野政宣传部开始筹办《前线画报》。
具体负责筹办《前线画报》的是四野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画报社社长那狄，他原是山东画报社的负责人。北平解放后，四野在北平组织南下工作团，从清华、燕京等学校招考了一部分学生参加，原清华社会系学生张祖道，因为会摄影，被分配到画报社；原燕大新闻系学生陈福北，也调到画报社当摄影记者。郑景康参加了《前线画报》的筹建，他是四野入关南下时，离开东北画报社的。在画报社，郑景康除编采工作外，并下暗房冲印、放大，最初两期《前线画报》的照片，几乎全是他放大的，版面设计他也搞。不过他在画报社时间不长，1949年11月初调华中文联，后又奉调北京，到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工作。
《前线画报》月刊创刊时，是16开本，从1950年3月第7期起改为12开方形本。13期起，改名《战士画报》，出版到21期停刊。参加《前线画报》摄影工作的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张谦谊、李瑞峰、于天为、张健昌、周唬、吕相友、孙丕永、金锋、乔元德、孙国香和孙殿元等。
除四野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前线画报》和《战士画报》外，有的军政治部也不定期的出版油印手贴照片宣传画报，如44军摄影组孙丕永等就曾编印4开《战胜画报》10期。
每次重大战役后，四野政治部都举办摄影图片展览，对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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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华北解放军画刊》和《天津画报》
《华北画报》、《华北画刊》和《华北解放军画刊》
华北军区成立后，1948年5月25日，人民画报社和晋察冀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当时人民画报社一部分人员随刘邓大军南下，一部分随18兵团西进，只有苗毅征、张庆鸿、冯士杰三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华北画报社的主力是晋察冀画报社的原班人马，原晋察冀画报社正、副主任沙飞、石少华接任华北画报社正副主任。沙飞因患肺结核长期住院治疗，画报社的实际工作由石少华主持。12月，华北军区派18兵团摄影科长高帆（原《人民画报》主编）到华北画报社担任副主任，不久，1949年夏他又奉调到南京随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后来，军区又调18兵团摄影科长吴群接替高帆，协助石少华领导画报社和华北军区的摄影工作。
华北画报社于1948年6月10日出版《华北画刊》第一期，仍以部队士兵为服务对象，紧密结合形势，及时报道解放战争的情况和华北部队的各种活动。10至20天出版一期，发行2万份。在出版画刊期间，不定期出版《华北画报》，第一期画报于1948年10月出版。《华北画报》以综合报道一个时期的重大事件，纪录革命战争历史为主要任务；以摄影为主，辅以美术和文艺作品，除发给部队以外，还兼顾地方，并通过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1948年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画报社一面组织本社和部队摄影干部到前线采访；一面突击制作展览照片，准备平津解放后立即进行展览宣传。当时画报社已由平山孟岭迁到井陉河西村，制作展览照片的任务由刘克己、宋贝珩、顾瑞兰。李素贞等人承担。为提高工作效率，他们用三台土造日光放大机同时放大，加用镜子反光，以缩短曝光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紧张工作，制作16寸放大照片300余幅。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8日华北画报社随军区领导机关进入北平，同时派方弘到天津开展摄影与画报工作。画报社在平、津举办了大规模的图片展览宣传活动，收效甚好。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解放军攻克太原，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近四十年的反动统治。从此，华北境内已无战事，留守部队进入练兵整训、文比学习、生产建设三大运动。华北画报社编辑人员章文龙、赵启贤等人调华北军区宣传部编辑科。9月，画报社组成石少华、李遇寅、吴群、杨振亚、顾棣、庞嵋六人编委会，开始研究和制定在新形势下面报的编辑方针和工作计划。
1949年8月1日，华北军区创办《华北解放军报》，同时不定期出版《华北解放军画刊》，画刊所用照片稿件全部由华北画报社供给，到1950年2月共出版三期。3月，华北军区决定《华北画报》两个月出版一期，《华北解放下画刊》半个月一期，画刊为部队刊物，画报兼对外宣传。从第4期开始，《华北解放军画刊》由华北画报社编辑出版，恢复16开4版。因编辑力量不足，到1950年8月停刊时，只出版画刊11期，画报一期。
当时，华北画报社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在北平唯一的新闻摄影单位，在国家新闻摄影机构建立前，担负着对外发稿、供应新闻图片和历史照片资料的任务。为做好照片供应工作，画报社另建华北图片供应社，由刘克己任经理，负责对各新闻单位、社会团体提供照片资料，供应部队展览照片，制作送苏联和捷克展览的大幅照片。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一年内，华北画报社编发供应北京和全国各新闻单位、机关团体、画报画刊以及国外的新闻照片和展览照片，共12400余幅，供应部队展览照片8622幅。一些重大摄影报道任务，也由华北画报社担任，如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在西苑机场阅兵；4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布拉格世界拥护和平大会，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及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等，都是由华北画报社担任和组织摄影报道的。
华北画报社自1948年6月到1950年9月的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内，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编辑出版《华北画报》4期。第一期在河北平山县编辑，16开本，58页，发表布拉格世界青年节、为平分土地而斗争、打开冀北地狱救人民、临汾攻坚战、刘邓大军南征纪影等专题新闻照片169幅。第二期，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版，56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专辑，刊登照片73幅。第三期， 1950年8月出版，8开本，内容是纪念“八一”建军节23周年，选刊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各个时期珍贵历史照片40幅，以及纪念“五一”、“ 五四”，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新闻照片等，同时编印了一本华北解放军大生产特辑，作为最末一期。
二、编辑出版《华北画刊》15期（1948.6—1949.8），16开4版单张，主要报道解放战争的进程，包括察南战役中的安平民工队、解放中原的进军、红旗插上大别山、左云千人大血债、10万阎军全部歼灭、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活捉康泽、平津战役。二百万人欢迎解放军进北平以及解放南京、太原等，刊登照片共计287幅。
三、编辑出版《华北解放军画刊》11期（1949．10～1950．8），前三期为8开4版，四期以后改16开4版，主要内容有1949年华北解放军战斗、整训、保卫国防、生产、学习的实况集锦，纪念“八一”建军节军史图片特辑，欢迎毛主席、周总理从莫斯科返京，首都人民欢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等。共计发表照片252幅。
以上三种画报、画刊总计发表新闻与历史图片800余幅，署名作者有谷芬、高粮等数十人。
四、编辑出版内部刊物《摄影网》 25期（1948．6—1950．8）。目的是反映摄影工作动态、交流与总结经验，活跃业务理论研究，推动和指导部队摄影工作。最初由晋察冀画报社油印，取名《摄影网通讯》，从1947年8月1日创刊，到1948年2月15日共出17期。华北画报社成立后，改名《摄影网》，1至12期为油印，有32开与64开两种版本，13至25期在北京出版，改铅印，从第14朝开始定为月刊，小32开本，每期14页到46页不等，1950年4月由解放军画报社接办。
五、对外发稿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图片展览近百次，并收集了大量中共党史、军史的照片资料。
1950年9月1日，华北画报社撤销建制，同一天以华北画报社为基础，解放军画报社正式宣告成立。
《天津画报》
华北第一大商业城市天津于1949年1月15日解放后，华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方弘参加了接管文化机构和出版印刷单位的工作。为加强宣传工作，天津市委于1月下旬做出创办《天津画报》的决定，在市委文教宣传部领导下成立了画报筹备组，成员有方弘、洪藏、黄山定、黄丕星等4人，由方弘负责。洪藏、黄丕星搞美术，方弘、黄山定搞摄影。
《天津画报》于1949年2月1日创刊，代发刊词《我们的话》说，“天津画报今天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出版这个画报的希望，是报道人民解放战争，鼓舞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反映人民城市各方面的建设及人民生活情况。”
画报为单张4开4版，用新闻纸双面胶印，每月出版三期，由天津日报总发行。
《天津画报》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肖像，以及解放天津、活捉蒋介石军队将级军官20名、天津人民欢庆解放、天津解放后秩序迅速恢复等新闻照片43幅，摄影者为方弘、李瑞峰、刘庆瑞、葛力群、黄丕星等。
1949年4月，《天津画报》出版第十期以后停刊，10期画报共发表新闻照片231幅，摄影者除前已提到的，还有杨振亚、孟昭瑞、齐观山、白振武、高粮、赵域。南宫亮、张举、胥志成。吕红、井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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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画报》、《勇士影报》和《中原画刊》
《人民画报》
《人民画报》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人民画报社编辑出版的，于1946年8月1日创刊。
1945年12月初，军区政治部派高帆去晋察冀军区，带着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给聂荣臻司令员的信件，要求派人支援晋冀鲁豫创办摄影画报。这时晋察冀画报社在张家口，聂司令员指示画报社派得力干部前往支援。晋察冀画报社于是派裴植（摄影科长）、袁克忠（摄影记者）、曲治全（制版技师）、孔宪芳（暗室技工）和两名印刷工人去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并带去一批照相制版设备和摄影器材。
裴植，山西运城人，1918年生，1938年6月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印刷所所长，1942年任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股长，后任摄影科长。袁克忠，河北深泽县人，1921年生，1938年1月参加革命，是1940年冬冀中军区第三期摄影训练队学员，一直在冀中八、九分区作摄影工作。日本投降后，调晋察冀画报社当记者。裴植等到达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邯郸后，军区政治部决定由摄影科与艺术科合组成人民画报社，任命裴植为摄影科长，艾炎为艺术科长。参加摄影工作的有高帆、袁克忠、王中元、郭良、张哲等。
由于制版机从张家口长途运输过程中受震损坏等原因，《人民画报》直到1946年8月1日才创刊。在创刊前一个月，蒋介石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向晋冀鲁豫发动进攻，裴植随军开赴前线，画报的出版工作，实际由高帆等人负责。
《人民画报》创刊号为16开本，连封面封底共24页，刊照片40幅，占13页；木刻、漫画等7页。画报刊有毛泽东和朱德的肖像，以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杨秀峰等军政首长的题词。
创刊号刊登的新闻照片分为“彻底实行三大决议，坚决保卫和平民主”、“进入和平建设，恢复战争创伤”、“部队生活”、“文化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等五组，摄影者为高帆、袁克忠、裴植、夏光、文扬、原野、翟振瑞等。
1946年8月1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宣布军事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进攻解放区，晋冀鲁豫军民开始了自卫反击战。12月25日出版了第二期《人民画报》改为半张报纸形式，两面印刷，第一版以《消灭蒋贼有生力量》为题，发表照片18幅，集中报道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月初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消灭蒋介石嫡系整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10月甄城战役消灭国民党整编68师119旅，活捉旅长刘广信；11月在豫北滑县消灭国民党整编41师104旅，活捉旅长杨显名等战果。在自卫战役开始时，周恩来曾指出：要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和我军自卫取得的胜利拍成照片，广泛宣传，因此，裴植、高帆、袁克忠、熊雪夫、文扬、苗毅征等，都上了前线，拍摄照片后，赶快回到邯郸编印画报，并及时送到上海。周恩来看到以后，指示上海《群众》周刊于1947年1月20日出版的14卷第3期以《人民解放的胜利——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辉煌战果》为题，转载了被俘的赵锡田、刘广信与其他蒋军军官的照片，在蒋管区散发，有力地戳穿了国民党制造的蒋军在前线胜利辉煌的谎言。《群众》转载的消息传到人民画报社时，大家都受到鼓舞。由于这期画报编印及时，高帆受到上级的表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发给他一枚 1947年“人民功臣”特级奖章。
《人民画报》从1947年2月15日第三期开始，逢双月15日出版。第三期画报全是木刻与漫画，第四期又全为照片，内容是我军收复曹县、解放聊城、攻克单县等重要战斗。6月至5日出版增刊，报道蒋军放下武器后在解放区的生活。第五期以（6月25日）《继续大量歼灭敌军，积极支援蒋管区爱国运动》为题发表18幅新闻照片，其中有解放汤阴、活捉孙殿英、全歼蒋军第二快速纵队等重大胜利场面。
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解放军歼灭蒋军112万人，蒋军主力陷于解放军腹地。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30日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进村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蒋管区，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新变化，晋冀鲁豫的摄影工作者裴植、袁克忠、王中元、郭良等，随军南下。高帆留下来编辑出版画报第六期，并于8月15日出版了《爱国杀敌英雄王克勤》小册子。刊登袁克忠与高帆拍摄的十幅系列照片，表彰这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1947年冬，徐向前率领晋冀豫军区内线部队，以由西为重点战场，在攻克运城之后，于1948年5月攻占临汾，在晋中消灭阎锡山的主力。10月发动攻取太原的战役。高帆参加了所有这些战斗，拍摄了《支前民工开赴前线》、《小民兵护军粮》、《荣获“临汾旅”称号的我军某部转赴新战场》、《徐向前司令员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等照片，富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帆还在这一年油印出版了他自采自编自画自刻自印的连环画《英勇顽强的人民战士李海水》。
1948年1月25日出版的《人民画报》第七期，是单页形式，报道收复运城，解放永年、元氏等战绩。第八期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特大号，这期画报于2月25日出版，恢复16开本，共28页，封面照片《向大别山进军》，封底为南线反攻形势图，共选登14组新闻照片，包括《夜渡黄河天险》、《鲁西南空前大捷》、《羊山集之战》、《歼灭陈诚亲信第66师》、《行进在鄂尔皖西南》、《大别山上扎下根》等，全本画报共计发表照片72幅。这期画报在照片选择、标题拟定、文字说明和版面安排、美术设计等方面，比前几期都有改进，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也是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的最后一期。
1948年5月，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军区奉命合并，成立华北军区，人民画报社与晋察冀画报社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至此，《人民画报》胜利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人民画报》从1946年8月1日创刊，至1948年5月结束，在两年时间内，共出版画报八期，增刊一期，发表照片共计210幅，共发行13000份。在画报上发表作品的摄影者除前面提到的，还有艾炎、熊雪夫、曲治全、赵贵保等。
《勇士影报》和《中原画刊》
裴植等随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担负了强渡黄河和鲁西南战役的摄影工作。为报道1947年7月歼灭蒋介石精锐部队整编66师的战斗，袁克忠只身通过百里战区奔赴羊山集战场，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和战士一起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四次反扑，并完成了摄影报道任务。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跃进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裴植等人用照片记录了进军大别山和大别山地区艰苦战斗的情景。
在进军大别山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摄影股的李峰，自拍、自洗、自编出了三期《勇士影集》，这是一种用彩色油墨的蜡纸上套印说明、再将照片贴上去的32开本手贴影集。为及时反映部队战斗情况，从第四期（1947年8月）起，改为《勇士影报》，并贴有部队首长拍摄的照片。
l948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回师中原，5月改为中原野战军，裴植拍摄了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中原会师和7月在河南宝丰会议上邓小平与陈毅交谈的照片。在宝丰，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人员会议。摄影科在会议期间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摄影展览，回顾了鲁西南大捷及进军大别山的斗争，照片最大6寸，一般2寸，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副政委张际存在会上再次强调摄影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摄影是宣传工作的 一种新式武器，是一种群众所喜欢和易于接受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最快，最容易取信于人”。裴植就摄影工作的意义和如何恢复和健全部队摄影工作发了言。在进、出大别山的战斗中，部队摄影器材损失很大，摄影科只有3个人，有的同志改了行，这次政工会议推动部队恢复了摄影工作，会议后，二、三、六纵队成立了摄影组，四纵队派人学习摄影并去洛阳买了器材，十旅出了晒蓝像画报，一纵队李峰出了《勇士影报》第六期，六纵队出版了《襄樊战役影集》。
《中原画刊》以中原军区政治部及中原野战军政治部名义出版，8月30日创刊，16开4版。这期画刊刊登表克忠、裴植、杨玲和王中元摄的三大野战兵团中原会师的照片。1949年1月和2月出版的《中原画刊》第五期和第六期，报道了全歼黄维兵团，由袁克忠。郝长庚、孙利华、王中元摄影。在出画刊的同时，还在开封举办一次摄影图片展览，向市民宣传解放军的胜利。郑州解放后，中原新华画刊社在郑州编印《新华画刊》数期。
1949年1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一二野战军，渡江后，司令部进驻南京，摄影工作条件得到改善。二野政治部出版《向江南进军》画册，大16开本，54页，刊用照片174幅，对二野渡江前后的情景作了集中报道。同年7月，王中元编辑的《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影集出版，16开胶印，刊登照片82幅，文字说明及缴获敌人武器数目，都由张际春副政委亲自审定。影集的摄影者为裴植、袁克忠、王中元、李峰、李国斌、郝长庚、康健、郭良、张湖，还出版了《毛主席到北平》及《襄樊战役》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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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冀热辽画报》和《东北画报》
《冀热辽画报》
《冀热辽画报》是继《晋察冀画报》之后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二个摄影画报。画报社的地址在冀东蓟县盘山，编辑部设在卢家峪和东窝铺，印刷厂设在盘山后山下，几间茅草房分别作为照相制版和印刷的工作室。盘山离日伪军的据点只有15华里，需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扫荡”和突然袭击。工厂的设备和物资一部分由冀东行署和城工部帮助从平津购置，一部分由自己土法制造。照像制版机和轻便印刷机就是仿照晋察冀画报社的土造机器制的。
冀热辽画报社由罗光达任主任，赵坚任指导员。从尖兵剧社调来的安静任美术编辑，画报社先编辑两期单张特刊，进行试版。1945年7月7日，在抗战8周年纪念日，《冀热辽画报》创刊号正式出版。
这期画报发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肖像，冀热辽子弟兵辉煌战绩、保卫祖国领海、武装起来的人民、民主建设和新解放区动态等六组照片共89幅，封面照片和封底照片都是套印彩版，摄影者为罗光达、张进学、齐观山、于舒、钱谊、申曙、王文、何畏、周奋、袁耐冬、杨思禄、陈明才等。此外还刊登两幅三色套版的冀热辽敌我形势图。画报为16开本，54页，木造纸印刷，共印500本，除发本区各连队和地方政府以外，还由武装交通队把画报送至延安和邻近的解放区，一部分送到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画报社的全部摄影记者随部队采访攻打城镇、收复国土的活动材料，工厂则集中全部力量突击印刷宣传品、布告和毛泽东像，接着又赶印边币以代替伪钞，印刷军用地图供挺进东北的部队使用。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这些任务尚未完成，又接到向东北进军的命令。9月下旬，画报社全体人员（记者先已随军去东北）到达东北沈阳，冀热辽画报的使命结束了。
《东北画报》
1945年11月，冀热辽画报社改名为东北画报社。《东北画报》在整个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一直坚持出版，到1955年2月改为《辽宁画报》为止，有十年历史。许多著名美术家、摄影家和几位日本朋友都在画报社工作过，第一任社长是罗光达，第二任社长是朱丹，以后是施展、张醒生。
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共产党中央先后派两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从山东、陕北、冀东及其它解放区抽调部队挺进东北。11月4日，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同年，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为政委。
同看9月，冀热辽画报社随军到达沈阳，为解决制版印刷问题，成立了“敌伪印刷物资接收委员会”，把敌伪在沈阳的制版印刷设备全部接收，并动员一部分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工作。10月15日出版了《冀热辽画报》时事专刊第3期（前两期于4月在冀东盘山出版）。10月底，由于国民党运兵秦皇岛，准备内战，李运昌率部队移驻锦州一带，画报社改由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冀热辽画报》于11月初改名《东北画报》，仍由罗光达任社长。
东北画报社成立后，为紧密配合形势，首先用套色精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大幅削像及传单、标语，出版了对开单张的《东北画报增刊》，并用中苏友协名义编辑出版《中苏友好画报》，同时开始编辑8开彩色胶印的《东北画报》创刊号。11月下旬，进驻我东北地区的苏联军队，根据苏中条约，准备将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移交国民党政府，这时解放军主力尚未集中，中共中央决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画报社奉命随部队由沈阳撤到本溪。
东北画报社从沈阳撤出时，动员和雇用了约100辆胶轮大车，装上所有接收的制版印刷物资，由自建的警卫队护送。警卫队由张进学担任队长，于12月初到达本溪，在本溪出版了《东北画报》第一期。内容是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特辑创刊号还发表《冀热辽八路军反攻大进军的胜利》照片12幅，这时从延安来的朱丹调到画报社，任副社长。
由于战局紧张，1946年1月，画报社人员又冒着凛冽的风雪，由本溪北迁通化。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大家一面防空，一面坚持工作，在通化三个多月，印制了大批军事地图和单张画刊，还出版了古元的第一本木刻选集。
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向解放军驻地发动进攻，5月占领四平、长春、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共产党部队主力撤到松花江以北，东北画报社也由吉林省的通化撤到黑龙江省东北角上的佳木斯市郊区。这时，北满土匪谢文东活动猖撅，常来袭扰，画报社警卫队和工作人员多次与匪徒开火交战。1947年4月后，东北画报社的社部和编辑部由佳木斯搬到哈尔滨，留印刷厂在佳木斯。印刷厂已发展到百余人，由刘博芳和张进学任正、副厂长。这时冀热辽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都先后到达东北，分赴前线与农村进行摄影采访。郑景康从山东到东北，原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陈正青和何慧也调到画报社，陈正青任摄影科科长，郑景康任研究室主任。陈正青（1917—1966），湖南长沙人，上海大同大学毕业，1937年到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1945年到东北。1947年至1948年，他以照相机为武器，为记录东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深入前线和后方采访，拍摄了不少照片。 从延安和其它解放区到东北的美术工作者有古元、沃渣、刘迅、王曼硕、施展、张仃、夏风、安林、苏晖、赵域、黄山定、洪藏、丁达明、黄铸夫等，也先后参加画报社工作，张仃任总编辑。
东北画报社集中了摄影与美术人才，因此，除出版以摄影为主的8开本综合性画报外，还编辑出版4开的《东北画报增刊》，以及摄影与绘画并茂的《东北画报漫画专号》、《纪念解放后第二个“九.一八”专号》，并出版了《木刻选集》和《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连环画以及大量的农民翻身新年画等。
东北解放军为了广泛建立部队摄影网和美术工作者的队伍，委托画报社从1948年4月开始，从部队选调干部，在哈尔滨连续举办两期美术、摄影训练班，学员共100多人。从训练班毕业的学员，大都回部队担任摄影工作，梁枫、田原、钱嗣杰、臧德宽等留在画报社。经过培训，有些美术工作者也学会了摄影，如安靖、施展、安林、苏晖。黄山定等。业余摄影爱好者李松涛，东影的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徐肖冰、钱筱章、吴本立、张绍柯、杨荫萱、郝风格等被聘为画报的特约记者。画报社继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传统，除出版工作外，还举办摄影、绘画、木刻及年画的展览。除少数人留在社内工作外，大部分人不论新老一律到前线，一面进行美术创作和摄影采访，一面和士兵一起参加攻坚战、巷战。摄影记者王振东在开原前线牺牲，郭春瑞在解放锦州战役中拍摄抓俘虏时，被暗藏的蒋军用刺刀刺穿腹部致死。任树云和东影新闻纪录电影摄影师兼画报特约记者张绍柯、杨荫萱都牺牲于锦州战役。
在画报社摄影记者中，齐观山是1941年晋察冀第一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是老记者；他与新记者一同上前线采访时，部队赠给的战利品，他都上交画报社，在思想作风方面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翌年3月，东北画报社迁回沈阳出版。
《东北画报》在四年解放战争中，工作方针和内容、形式作了几次变动。1—4期，画报偏重于各种文献的介绍，发行量小。长春撤退后，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当时画报社在佳木斯，兼出《东北画刊》，报道剿匪运动等，但没抓住工作重点。到哈尔滨后，检查了画报方针，认为应把战争与群众放在第一位，于是决定改版，缩小版本，增加发行量，使内容尽量通俗，把大本头的画报停刊。1947年春，农村开始土地改革，并掀起支前热潮，于是画报决定把反映战争，宣传战争，鼓舞士气作为编辑的重点，同时反映农村的土地改革。这时已认识到“画报不仅可以用形象表现一个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和政策结合，直接而具体地指导运动”。
由于画报能联系实际，注意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解放军很多连队指导员把“努力作战，争取上画报”作为战斗动员的口号，并把画报作为奖品赠给作战有功人员。画报第20期刊登了第6纵队18师副班长万宝林家里分到土地的照片，万看后受到鼓舞，表示要立特等功，后来他在四平战役中获得了战斗英雄的称号。在1948年秋季攻势下，东北各纵队宣传部会议认为，东北画报已成为“部队中第一种最受欢迎的读物”和“部队主要教材之一”，因为它“能够经常配合政策任务，在战士整训当中起推动与组织作用。”在地方上，很多墙报与黑板报都临摹画报上的图画进行宣传。
东北全境解放之后，工作重点又由农村转入城市，画报社的宣传方针也相应地由主要反映战争转到主要反映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读者对象也由士兵转为工人和农民。1949年3月《东北画报》迁回沈阳后，进行了第三次改版，由16开本改为12开的中型版本，仍为半月刊。
在三年多时间里，《东北画报》共发表各类照片1958幅，以及众多的美术作品。除“四保临江”外，东北解放战争的所有重大战役、战斗和后方支前、参军、土改、反霸、锄奸、生产建设等重大政治活动，画报都作了摄影报道。
《东北画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不仅起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良好作用，而且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也战功卓著。1947年，在秀水河前线，国民党军一个班起义，身上带着《东北画报》上刊登的解放军优待俘虏和号召蒋军起义的照片和文告，他们是看了画报以后决定起义的。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国民党长春守军司令郑洞国于10月19日率部投诚，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郑洞国“壮烈殉难”，并给他开追悼会。为了揭破国民党的谎言，东北画报社派出有经验的老摄影记者郑景康、陈正青与齐观山，抓拍了郑洞国抵达哈尔滨时有哈尔滨车站标志的新闻照片，印成传单，用宣传弹（装有宣传品的空心炮弹）射入被围困的沈阳蒋军阵地，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
《东北画报》的发行数量不断增长，由1、2期的3000份，增加到30至50期的5000份，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东北战场战争形势的变化。
根据现存不完全的《东北画报》统计，先后在画报上发表摄影作品的作者共计55人，还发表了程默、张绍滨、杜修贤、程铁4人反映毛泽东转战陕北和西北战场的照片，以及杨国治、冀明关于冀察热辽的摄影报道。
东北解放后，东北野战军进关与华北野战军配合，进行了平津战役。1949年春，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5月渡江南下，解放华中、华南。东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与美术工作者一部分随军南下，一部分留在北京，后来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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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山东画报》、《华东画报》和《胶东画报》
《山东画报》
《山东画报》于1943年7月创刊，1—24期，只刊登美术作品与文稿，16开本。第一期用十八集团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名义出版，从第2期开始，改由山东军区政治部山东画报社出版。
《山东画报》创建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刚开始好转，还没有照像制版条件，摄影工作也很薄弱，画报社摄影干部只有郝世保一人，社长康矛召找到一台可拍八张底片的蔡司伊康相机学习拍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军区一方面由郝世保办摄影训练班，一方面派人到上海采购照像制版设备和摄影器材，聘请技术工人。1944年8月，画报社由郯城西北的蛟龙湾迁到石印厂所在地前静埠，从上海运来的照相制版器材，正准备安装时，日军开始进行秋季“扫荡”，一部分器材被捣毁，仅有的一块照相制版网目，也被敌人砸碎。
1944年冬，反“扫荡”结束后，画报社在新驻地宋家洼子把敌人砸碎的网目拚起来，开始试验照相制版。翌年春，试制成功的第一幅铜版照片毛泽东像刊登在《战士报》上。随后，该报又出了几幅摄影画页。1945年7月1日出版的《山东画报》第25期。刊登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近一年来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取得的重大战果，如光复莒城，攻克文登、泗水、沂水、蒙城、利津，诸城伪军反正，人民支援前线，部队练兵，准备大反攻，把海滩变盐田以及军民关系等84幅，作者包括郝世保、康矛召、白刃、吕杰、石锋、纪生等，另有木刻图画及文字报道，共44页，刊首登朱德总司令和军区罗荣桓司令员肖像。从这一期起，《山东画报》便成为以刊登新闻照片为主的摄影、美术画报。
1945年冬，山东画报社出版从刊《攻克莒县城》，刊登照片70余幅，郝世保、龙实、那狄、王建础等摄影。9月，罗荣桓率山东一部分主力部队挺进东北．部队中的摄影干部也随军前往，其中包括山东画报社主编那狄、编辑王建础等。山东画报社改由龙实任主编、鲁岩任副主编。郝世保继续留在山东，与从华中来的原新四军摄影干部一同工作。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山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管山东军区。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动，《山东画报》从26期（1945年7月15 日）开始版式不断变化，有时是4开单张，有时恢复16开本，解放战争开始后，就成为4并单张不定期的画刊了。
1946年秋，为了加强山东解放区的新闻摄影和画报工作，请晋察冀画报社来的郑景康主办了摄影训练班，给山东各野战军主力部队培训摄影干部，其中少数学员（陆文骏、高胜康、刘浩、晓植等）结业后留在山东画报社工作。
1947年1月底，国民党以31万军队分南北两路进攻山东解放区，共产党为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部队的指挥，撤销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建立了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在4、5月间，《山东画报》也改名为《华东画报》，从第40期开始沿用山东画报编号顺序，继续不定期出版四开画刊，至1949年3月出版第49期《淮海战线特辑》告一段落。
《华东画报》
解放战争开始后，山东解放区是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战斗频繁，十分激烈。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华东人民解放军从苏中七战七捷，到淮海战役（与中原解放军协同作战），共计歼灭蒋介石军队138万余人，所有重要战役，都在《山东画报》和《华东画报》上作过摄影报道。为充分反映人民的这些胜利，山东画报社于1947年3月出版《快速纵队之歼灭》，华东画报社8月出版《生路》（介绍东线放下武器的蒋军军官），12月出版《孟良岗》等摄影丛刊。同年10月，大众日报与华东新华社编印《中国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华东战场第一年画刊》一册，8开本，52页。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华东画报社还出版了32开的《战士文化》画报4期，刊登新闻照片、漫画、连环画，发到连队。该刊第4期为《华东战场特辑》这个特辑与1949年4月1日华东画报社出版的《国民党军官的四条道路》画册，以摄影形象与简要的文字，对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的形势和解放军大胜、蒋军惨败的景象作了忠实的记录和总结。在出版画报、画册的同时，还经常向所属各军区发送战地摄影图片，供各地报刊和举办展览之用。
1949年1月5日，第三野战军（原华东野战军改称）政治部创刊《人民前线》画报，为连队服务，它以摄影为主，有漫画、木刻、诗歌等，第2期（2月5日）报道了徐州的解放。华东鲁中南军区政治部于同年1月出版《前卫画报》半月刊，开始4开，12期改为16开，以新闻照片为主，共出15期。
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东野战军建立了新华社系统，野战军政治部设总分社，兵团设分社，兵团以下设支社。原华中军区摄影组与山东画报社的摄影记者都以新华社记者名义赴前线采访，有的文字记者、画报美术工作者也兼搞摄影，在新闻、宣传战线上作出了贡献。
从画报、画刊及画报丛刊发表的照片署名情况看，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与华东地区从事摄影工作的有郝世保等45人。其中，苏正平和宋大可于1947年9月在胶东昌南前线和沙土集战役中殉职。苏正平1945年参加新四军四师，在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摄影组工作。宋大可1943年到山东画报社工作，多才多艺，能刻各号铅字，善绘画、木刻，又会写文字报道与摄影，生前任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三支社记者，牺牲后，新华社总社追赠他为“模范记者”。二人牺牲时年仅24岁。
1949年12月1日，《华东画报》在上海复刊，出版新一期，以新的面貌为华东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胶东画报》
1944年4月，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和胶东军区宣传部抽调胶东军区宣传队（也称国际剧团）美术组的李善一、李恕和胶东区文化工作者抗日协会中搞美术工作的温国华、丁炎等人，由宣传十事鲁萍负责，成立胶东画报社。李善一分工宣传画的编绘，温国华、丁炎负责《胶东画报》，李恕担任《战士朋友》的编辑工作。随后，又调李静纯、鲁农、范子厚、王鼎、杨荣敏等到画报社工作。
第一期《胶东画报》于1944年6月20日出版，16开本，主要为文字报道与图画、木刻，反映胶东大生产运动。8月15日出版第2期，刊登从青岛请来的照相馆摄影师潘昭拍摄的军区第一届战斗英雄大会照片13幅。第3期10月20日出版，刊登照片10幅，报道攻克文登城、部队入城、伪军反正等，并刊登许世友司令员肖像和他的文章《庆祝我军战役攻势大捷》，封面是水道战斗中两位战斗模范的照片，套色印刷。第4期与第5期分别刊登10幅与17幅照片，反映威海刘公岛伪海军反正参加八路军、重克栖霞城和军民同乐等。以上照片皆为潘昭、鲁农摄影。第6期用两页篇幅刊登了汉奸赵保元与日寇密谋反共反人民的电报和信件的翻版照片，将这个堂堂的国民党整编十二师师长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第7期封面刊登一幅劳动模范张富贵受奖得一头大黄牛的照片，为画报特约记者孔东平所摄。
1945年6月，山东军区政治部派那狄到胶东画报社检查工作，他根据军区宣传部的指示，建议出版以图片为主的《山东画报——胶东渤海分版》，以胶东、渤海军民为对象，兼顾海外与敌占区。《胶东画报》改为以绘画为主的4开单张印刷。8月10日、10月31日《山东画报——胶东渤海分版》出了两期4开增刊（铜版纸双面印刷，共刊登图片41幅）之后，于1946年3月31日出版16开单行本第一期，23页，除绘画、文字外，发表摄影作品51幅，反映1945年大反攻中胶东的胜利战绩、春节慰问团对群众进行慰问活动的照片，这期分版用毛泽东像作为封面。第二期单行本，取消了“渤海”二字，改成《山东画报——胶东分版》，由山东胶东军区政治部编印，1946年6月30日出版，刊登津浦线晏城禹城段通车、帮助群众发家、战士生活等照片37幅。8月30日出版的第三期单行本，印刷质量最好。32页篇幅中，刊登欢迎东江纵队来烟台，烟台丝绸业迅速发展，光复胶县、兰村、德州，万民欢腾庆丰收和蒋军暴行等照片63幅。到1947年5月，《山东画报——胶东分版》共出增刊8期，增刊内容都重刊于16开单行本。《胶东画报》上发表的摄影作品全无署名，《山东画报——胶东分版》增刊及单件本都有署名，从署名看，胶东地区的摄影者有鲁衣等23人，其中鲁萍、李善一是报社先后的领导。胶东画报社除出版《胶东画报》及《山东画报分版》之外，还出版《胶东画报——部队版》及《战士朋友》。
《战士朋友》原是胶东新五队政治部宣传科在抗战初期编辑出版的一个16开的单张油印画刊，于1942年在胶东军区成立时停刊，1944年4月胶东画报社成立后复刊，改为32开本的石印半月刊，是供部队士兵阅读的通俗读物，主要由李恕负责编辑。1945年3月改为4开单张《胶东画报——部队版》，1946年初，为适应战时携带方便，胶东军区政治部决定恢复32开本《战士朋友》，共出37期，每期16页至24页不等，以美术、文字为主，也刊登少量照片，在部队内部发行1000份左右，在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战争打到胶东腹地时停刊。
胶东画报社临近青岛、烟台，采购印刷物资比较方便，因此在山东解放区，它的制版印刷条件较好。《胶东画报》初期，由大众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刷、发行。增加照片后，改由北海银行印刷厂担任制版任务，每期发行5千份。为加强对伪军的瓦解工作，画报社还编印了大量宣传，影响较大的有李善一绘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贺年片和《记红黑点》（做好事记红点，做反对人民的坏事记黑点）等传单小画片，王鼎绘制的投诚“通行证”等等，许多的伪军和国民党军不携带“通行证”逃来解放区或在战场上缴械投诚，王鼎为此在解放战争中立了二等功。创刊初期，画报社和印刷厂合署办公，李恕为了自己编的《战士朋友》也能刊登图片，学习描药纸、套网膜和将画稿转移腐蚀到石板上的技术，使石印的《战士朋友》和《胶东画报——部队版》也能刊登新闻照片，受到指战员的欢迎。
胶东画报社的成员，大都能兼用绘画、文字、摄影三种武器，经常轮流到前线采访和到基层组稿。他们的最后一次大活动，是1949年春。这时，画报社人员大都调到各野战军和改行作宣传工作，只剩下李善一、李恕、潘昭和范子厚4入。他们根据区党委指示，为解放青岛筹办了一个大型图片、美术展览会，介绍胶东解放区八年抗战成绩，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在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半月左右，同胶东青联合办展出。1949年10月初，李善一南下，李恕调山东军区，胶东画报社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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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晋察冀画报》的影响
《晋察冀画报》是在战争烈火中诞生的，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根据地军民对抗战必胜抱有坚强的信心。在当时的中国，《晋察冀画报》是以抗战为主要题材的新闻摄影画报。受到各方面人士的热烈欢迎，并对各个抗日根据地摄影事业的发展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画报一出版，军区便立即用各种方式，冲破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把画报送到延安和大后方的重庆。并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外。在根据地，则分发军区党政军民学各个单位（地方发到县、部队发到连）及各个根据地。此外，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延安新华书店公开出售。创刊号和第2期初印1000册，不能满足需要，又都再版一次，在根据地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
1944年12月15日在重庆出版的《国讯》，发表穆欣从晋绥解放区兴县写的通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敌后报业散记》，评论《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是一种奇迹”，“清晰而秀丽的图片，比之于战前在上海出版的最好的画报也不逊色。而它活跃在纸上的人民的姿态，丰富的敌后斗争内容，这更非那些兴趣放在‘大腿’、‘曲线’上的消遣品所能及”，“晋察冀最初五年的战斗和建设，都在画面上呈现出来，烈士的血，军民的汗，在遍地浓烈的烽烟里，建立了一块有108个抗日县政权的根据地。”通讯具体介绍了《晋察冀画报》1—4期的内容，说“这个画报给华北的战斗留下了最珍贵的纪念，它以绝大的篇幅，表扬着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人民英雄，它也控诉了日寇在河北平原冀东潘家峪及在狼牙山的惨杀暴行，拍摄人民对日寇所怀着的血海深仇，画报里摄出了悲愤激昂的复仇者的面影。”
《晋察冀画报》发到军区各部队之后，连队指导员把它当作珍贵的活教材，给战士宣讲，组织传阅，特别是上了画报的连队，更受鼓舞，感到荣耀。士兵们表示要多打胜仗，为祖国立功。没有上画报的部队，则以打好仗，争取上画报对士兵进行动员。武工队带上画报深入敌占区、游击区进行宣传，效果很好。
到晋察冀边区访问参观或工作的外国朋友，大都要到画报社作客，1944年画报社接待前往参观的外国客人有四、五起。因飞机被日军炮火击中跳伞降落，被边区军民救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尉飞行员白格里欧，7月18日到晋察冀画报社进行了两天的参观访问。当他看到画报时，高兴地悦：“这些照片仿佛自己会说话似的，我一看就能明白。”
白格里欧在观看了印刷工厂的设备后，十分称赞。他对画报社在日光下放大、用铅皮制版及木头制作的平板轻便印刷机，有很深的印象。他说，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要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此外，画报的出版，对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工作的开展是个很大的促进。军区摄影干部的培训不断进行，业余摄影爱好者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以画报为中心，组成了健全的摄影网，军区政治部通过画报社对全区摄影工作进行了有力的领导。
由于大量刊登美术和文艺作品，《晋察冀画报》对晋察冀整个文化艺术工作的发展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
在《晋察冀画报》的带动和影响下，其它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创办了摄影画报，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
第四节 出版《画刊》为解放战争服务
出版《画刊》为解放战争服务
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打着和谈的幌子，部署兵力，准备内战。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军事进攻。
7月20日，毛泽东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指示之后，晋察冀画报社三分之二的记者即到前线部队进行采访。画报社一面将记者来稿编成展览照片，发给各部队巡回展览；一面出版《晋察冀画报半月刊》、《晋察冀画报号外》、《晋察冀画报传单》，及时报道前线战况及后方群众支前和土改的情况。
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从东西两线向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进攻，解放军在歼灭国民党军队2万2千余人之后，主动撤离张家口。
画报前线工作组的成立
晋察冀画报社于9月中旬撤出张家口，又回到老革命根据地阜平。为了加强摄影工作的新闻性、及时性，11月15日军区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摄影工作的指示，要求纵队设摄影股，旅设摄影干事1至2人，深入、全面地报道爱国自卫战争的英勇斗争场面。画报社分成前后两部分，前方成立前线工作组，随野战军政治部活动，及时组织照片展览。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从1946年12月30日起，画报社定期出版《晋察冀画刊》。
1947年过完新年不久，沙飞率领画报社部分人员由阜平花沟掌到平汉前线安国县的马固材，与前方的工作人员汇合，由石少华负责前线工作组的活动，沙飞重点抓画刊编辑出版工作。
晋察冀画报前线工作组与军区《子弟兵报》一起，由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邱岗统一领导，他特别强调画刊的新闻性和战斗性，要求争分夺秒，密切配合形势，邱岗一再指示要注意文风，照片的标题说明多用群众语言，要让战士看得懂，并有鼓动性和艺术性。
改进印刷机具适应战场需要
《晋察冀画刊》为增强新闻性与战斗性，从8月25日第22期开始，改由野战军政治部出版。为使画刊能随军在前线出版，沙飞对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机和轻便排字房进行了改造，在原来何重生1943年创造的木质轻便印刷机的转轴部分。加了汽车轴承，在把部分加上自行车链条和飞轮，大大提高了印刷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还把木架式的轻便制版权改造成折叠手提箱式，拍照部分和底座托架可自由拆卸，用几条板凳架起来就能制版。如要行军转移，把机器折叠起来，只有十几斤重。装在木箱里可以提上就走。
沙飞又把铅字按常用词汇、词句编排起来。用道林纸或铜版纸印刷成字样，需要那些字时，从字样上剪下来贴在一起可同照片一起制版。行军时只要带上字样，几百斤重的铅字和字架就可以不带。
这几项技术革新，保证了画刊在前线及时出版。原先，画刊在前方编排，在后方印刷、发行，需要通讯员来回奔跑送稿、取大样，往返费力费时。革新成功之后，军区印刷厂组织了一个只有八个人的轻便野战印刷厂，全部机器设备和印刷物资装在两辆大车上，部队走到那里，“工厂”和画报工作组一起跟到那里。画刊编好，马上制版印刷，发到部队。从29期（10月21日）起，画刊移到前线随军出版。
10月上旬，解放军在平汉线平保段清风店附近突出奇兵，一举乌黑歼灭蒋介石嫡系第三军，从军长罗历戎到伙夫1万3千余人，无一漏网。战士们在《晋察冀画刊》上看到自己冲锋陷阵、立功受奖的照片时，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画报编辑部和印刷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欢欣鼓舞，加倍努力工作。
前线转战二千里
《晋察冀画刊》从1946年12月30日出版第一期，到1948年5月28日出版最后一期，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共计出版44期，平均12天出版一期，及时地反映了晋察冀野战军的各个战役，部队军事民主与立功运动、战地生活、群众支前和土地改革、揭露蒋军的暴行等。画刊还发表了其他解放区的一部分来稿。
画刊为8开单页，4个版面，有几期加到8版。每期发表3表5组照片共20幅左右，最多的一期刊登照片近50幅。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简要文字介绍，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画刊每期印刷一万份，主要发到野战部队，每个班2份。地方部队发到连，并和其它解放区30多个新闻出版单位进行交换。44期画刊共计发表照片330余幅，美术作品16幅，总计发行44万份。
晋察冀画报社前线工作组，于1948年2月初回到后方。在前线一年多时间内，同子弟兵报社一起跟随野战政治部转战2千里。搬迁18次，最后回到后方阜平城南庄南湾村。画报社前线工作组认真执行“为兵服务”的方针，成绩优异，多次受到领导机关的嘉奖和登报表扬。在部队立功运动中，画刊编辑赵启贤与暗室工作人员刘克己均立了大功。
六年战绩
晋察冀画报社自1942年5月1日成立，到1948年5月28日，因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晋察冀画报社与人民画报社会并，成立华北画报社。在此期间，《晋察冀画报》共出版13期，发行3万2千册；出版单张画刊44期，每期印行一万份。
1946年3月至7月，出版画报丛刊《八路军与老百姓》、《晋察冀的控诉》（揭露日寇暴行）、《民主的晋察冀》及《人民战争》（回顾八年抗战）4种。另出画报增刊、月刊、旬刊、半月刊、时事刊、号外、传单等23期，及《毛主席近影》一册。
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画报、画刊上发展摄影作品的作者共68人。解放战争时期73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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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艰难的历程
艰难的历程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有一部分秘密散发到敌占区，日本侵略者看到后极为震惊，他们以为这是在他们占领的城市中出版的，于是出动警、宪、鹰犬在印刷制版行业中侦察搜索，当他们最后确知画报是在抗日根据地印刷之后，就把画报社作为重要进攻对象，多次企图加以摧毁。因此，画报工作人员就不能不处于经常的战备之中，一方面要在战斗的间隙编印画报，一方面要随时准备战斗，保护画报的设备与物资。
自然科学研究会
创刊号出版不久，日伪军向根据地蚕食的据点，就安到距画报社驻地碾盘沟只有十几里的地方。为保障安全，画报社由碾盘沟迁移到曹家庄。第2期画报于1943年1月20日在曹家庄出版后，铜板发生了危机，画报社派人到北平采购的器材，在丰台被敌人没收。这时如不设法解决制版材料，第3期画报就无法印出。为解决这一困难，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大家集思广益，研究出用铅皮代替铜版的平版印刷法。从此，画报改用铅皮制版印刷，克服了制版材料的一大难关。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何重生又研制出木质轻便印刷机，敌人来了，不用拆卸，一个人就可以扛上走。即使遭到破坏，还可重新制作。
边区政府对以上两项科研成果给研究会颁发了奖状和2千元边币奖金，并给贡献最大的何重生技师发了个人奖金。
在1943年5月1日画报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时，大家都想在这一天好好庆祝一番，从3月份就开始积极准备文艺节目，还准备开一个小型体育运动会，章文尼、赵烈还合作谱写了《一周年纪念歌》。
在庆祝会召开前几天的一个深夜，敌人突然来袭，由于器材设备坚壁及时，敌人进村后一无所获，但有4人负伤，从冀东根据地来画报社送稿的雷烨壮烈牺牲，所以在庆祝会上原已准备好的文娱节目和运动会临时取消。为纪念雷烨，5月10日出版的第3期画报，用主要篇幅发表了雷烨以冀热军民抗日斗争为题材的照片和文字遗作，以及悼念文章。
赵烈日记
1943年6月初，第3期画报印完不久，日军的前哨据点又推进到离曹家庄十里左右的地方，附近许多村庄被敌人“蚕食”，画报社只好再次迁移，由平山曹家庄移到阜平的上庄村。
到了上庄，除了照例的战备措施之外，就是准备第4期画报。这期画报有“八一”纪念特辑及晋察冀八路军的战斗与胜利等内容。封面为聂荣臻司令员在中央苏区拍摄的《红军帮助人民收割》。封底为李途摄的《八路军帮助人民收割》。
画报编辑过程中，晋察冀边区政府准备成立出版社，调罗光达去主持。画报社派刘博芳、吕东阁等技术骨干和20多名工人去出版社工作，另有一部分人调往延安，一部分人调到战斗部队。经过这次整编，画报社减少至七十余人。1943年7月7日在上庄，画报社留下来的人员和要到新岗位去的人照了一幅合影，这是画报社一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参加拍照的共80人。
8月，敌情又开始紧张起来。画报社的同志一面生产，一面备战。这些日子的生活，指导员赵烈在日记上有如下的论述：
1943年8月12日——我今晚和大家一起打洞，吹了熄灯哨才出发。洞已打了不小，再有一天，第一个洞就可以完成了，三个人一班，一次干半个钟头。三种不同的工作使人体力上发生不同疲劳。在洞口锄土的只要干十分钟，腰部就觉得酸痛难堪；在洞里锄土老是弯腰站不起来了，轮镢头的是最费劲的工作，一会儿就出满身大汗。我干了开头的第一班，手上磨了三个血泡。换班之后，用毛巾紧紧绑住打泡的手，好再坚持下去，满身淋漓的臭汗和着洞里潮湿的泥土，一直流到裤子里，这样的生活是艰苦的，也是愉快的。
我们一直工作到天明，身上头上沾满了泥土，已经极其疲劳。一夜的成绩第一个洞是完成了。有的说，再得几天我们可以当工兵了。的确，我们现在应该是全能的，只要在任何环境下需要我们做任何一种工作，都应该是熟练的能手。
8月14日——一清早铅印机、石印机发出吼吼的响声，磨铅皮的玻璃球在滚动，不停地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只合上眼不到一个钟头，再也不能在这嘈杂的声音里入睡了。电话机也在不停地响着，许多工作在催促我起床，虽然一夜打洞很疲倦，但神志很清醒。
上党课，开职工会，张书田汇报外出工作情况，杨振亚和谷芬从行唐回来……。
8月22日——晚上去打洞的有杨国治、纪志成、徐子光、刘克己、白连生我们六个人，洞已打到不能再打的时候了。我看了又看，发现了大石头。打第三层（按：指子母洞中的第三层套洞）的计划不能实现了。这个洞已打了两个星期，我们把它封得结结实实的，明天再找别的地方去打。
8月26日——听说有些情况，四面敌人都增加了，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战斗准备。然而不幸的很，我们正当没有粮食的时候，棉衣也没有，要赶紧搞这些准备。
8月27日——晚上坚壁八页机和铅字，道路是漆黑的，崎岖难行。大家的精神情绪都很好。一直弄到午夜一点多钟，在疲劳中回来。
8月28日——夜来了，我们十一个人在黑夜中一起前进。我和大家就背着沉重的东西，第一次我背的是制版组的材料箱，第二次前了两捆纸，而李明、董寿延他们则抬着沉重的大箱子。在洞里我们搞到深夜才回来。漆黑的夜空，还下着细雨，我们是摸着和爬着回来的。
就是在这样的生产与战备两不误中，1943年9月，第4期画报出版了，封面与封底都保持了彩色套印。
柏崖村九烈士
1943年9月，冀中军区摄影科并入晋察冀画报社，石少华调任晋察冀画报社副主任。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的秋季大“扫荡”开始，这次“扫荡”是全年内12次“扫荡”中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它动员兵力达4万之多；历时三月之久。
9月下旬，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晋察冀根据地的腹部阜平猛扑过来。因为到处都是敌人，不好向外转移，画报社就分散隐蔽在驻地附近的花塔山下，白天打游击，晚上住山洞与草棚。敌人常来搜山，大家就在深山里和敌人周旋。有一天，敌人到了上庄，画报社一个坚壁器材的山洞因汉奸告密被敌人挖开，烧毁并抢走了一些东西。为防敌人再来，连夜把内洞里的印刷机挖出来背上花塔山。
12月，八路军反“扫荡”将近结束时，敌军为掩护退却，又发动一次猛攻，花塔山周围布满了敌人。画报社接到军区命令，立即向外转移，石少华带一些人留下来保护器材。沙飞、赵烈带领全部技术骨干和一批年青人，在工兵班掩护下随军区机关向北移动，12月8日拂晓离开花塔山，当晚和军区保卫部、警卫连住在柏崖村，不料被尾随的敌人包围。次日清晨敌向我发动猛攻，在突围时画报社有9位工作人员不幸牺牲，4人受伤，7人被俘。掩护突击的军区警卫连战士，大部分英勇战死。
赵烈是为掩护何重生、杨端生、高华亭等技术人员与敌拼搏后壮烈牺牲的。在掩埋赵烈尸体时，从他口袋里取出一个染了血迹的小相册，原是雷烨的采访笔记本，雷烨牺牲后由赵烈保存并贴上照片。在第一页上赵烈写下的这样一段话：“在这个册子上面，有你和暴敌遭遇决然自杀时所流下的血迹斑斑，当我每次翻开它，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和铁夹上为血所侵蚀而生成的铁锈的时候，你那年青智慧的脸颜，沉毅而和蔼的神色，清晰而响亮的声音，都—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抚摸着你那已经消失了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便记起你所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雷烨同志！我就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不可磨灭的永恒的记忆的纪念品吧！” 1943年8月赵烈和雷烨两位烈士的鲜血部流在这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目睹烈士遗物，大家感到无比悲痛。
1943年12月15日。反“扫荡”胜利结束。画报社进行了整编，由原来的70余人减少到26入。在军区政治部的关怀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于1944年1月28日，晋察冀画报出了一期《时事增刊》。这期增刊登载了叶曼之、叶昌林、刘峰、赵烈等在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拍摄的神仙山保卫战、林泉伏击战、讨还血债（平阳惨案）、战斗中成长的人民英雄等6组新闻照片。3月30日，出版《晋察冀画报》第5期，这期画报为晋察冀边区北岳“反扫荡”战役及战斗英雄战斗模范大会专号，刊登了战斗在斗争的最前线，军民团结和控诉日寇暴行等内容的照片57幅及文字报道多篇。画报出版后，通过城工部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的地下关系，将画报送到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沦陷大城市，甚至摆到北平侵华日军司令部的桌子上，使敌人目瞪口呆。敌人原以为在“扫荡’中抢走了根据地部分印刷物资，打死、伤掳我部分人员，就把画报社消灭了，可是，侵略者哪能想到，仅仅一个月之后，晋察冀画报又以胜利者姿态出现了。
1944年2月之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对敌发动了攻势。晋察冀军区在对日攻势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晋察冀画报》第6、7、8各期，就是这些胜利战绩的形象实录。到画报第9、10期合刊（1945年12月）出版的时候，日本已经投降，画报社已经移到华北重镇张家口办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