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的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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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的网络//转载

　　有一次演讲结束后，听众交流的时间，有两位女士先后发言。
　　先发言的显然是一位母亲，她为孩子日益偏向于使用网络而不接近书籍而烦恼；后发言的则似乎是一位当姊姊的人，她认为毋须为孩子操心那么多，他们自有出路。就像我们自己，父母也曾为我们操心很多，但我们也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两位针锋相对了一阵，令我印象深刻。

　　阅读本来就是各说各话的事情。不然，也不会那么多人谈，谈了这么久的时间，还是得谈。
　　网络风行之后，给我们新添的一个苦恼是，给“阅读”这件事情增添了更多容易讲不清、分辨不清的面貌。
　　所以，对于网络，最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网络使得人远离了书。甚至，远离了阅读。
　　但，真的是这样吗？

　　翻开人类的历史，我们总是拚命想把阅读这件事情变得比较容易，比较便利些。
　　文字和图画，从早期刻在石头上、动物甲壳上、竹子上，到写到皮革上、纸张上，到印刷、装订成册，再到转化为电子与数字型态，可以用手提电脑、PDA与手机来显示，我们一直希望把阅读这件事情变得越方便越好。
　　从最早只有和神界可以沟通的祭司才有资格阅读，到王公贵族垄断阅读的权利，再到民间富有之家也可以阅读，再到推广给更普及的人民，终于成为人人皆须接受国民教育，我们一直希望阅读的能力与机会，能推广到越多的人手上越好。

　　但是，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
　　想把阅读推广与普及的力量越大，吸引我们不想阅读的力量也就越来越大。
　　在中国，公元十一世纪的宋代，印刷术大盛，突破了过去书籍只能用手抄的，费时又少量的局限，于是各种书籍的种数和数量都扩大，“莫之不有”。但也就在这时，苏东坡写了《李氏山房藏书记》，感叹过去书籍取得不易的时代，大家愿意千里迢迢追寻一本自己想读的书，但到了什么书都有了的时候，却反而大多不爱读书，只顾得“游谈无根”（爱八卦）。到了清朝，书籍出版得更多了，袁枚写《黄生借书说》，感叹就比苏东坡的时代又多了一层。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
　　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民主”与“国家”的观念，在推动国民的教育与阅读上，起了里程碑的作用与影响。同一时间，工业革命所带动的印刷技术的改良，在书籍演进史上也有很关键的影响。然而也就在那之后不久，火车出现了，于是很多人感叹过去大家愿意守在家里安安静静读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都急于到处去旅行了。
　　大约一百年后，十九世纪末的时候，英国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把出版者与印刷者的角色做了划时代的分工，出版产业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书籍的样貌与形式也有了很大的革新。不过，这时电话出现了。于是，像梭罗这样的很多人又开始感叹，过去大家可以在火车上旅行，安安静静读点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现在，大家只爱在电话上煲电话粥了。

　　进入了二十世纪的20年代，西方出现了平装本革命，书籍再次以前所未有的便宜价格，与方便携带的形式出现。书籍与大众之间，出现了零距离。但是也就在这不久，电视登场了。电视登堂入室的结果，使更多人感叹我们离阅读这件事又远了。

　　二十世纪末，因特网（internet），人类自有书籍以来的最关键一次的革命，登场了。原先是美国学术机构里，方便大家为了交流论文而发展出来的因特网，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到90年代终于普及到每一个人手上。阅读，突破了书籍时代所面临的空间与时间障碍。但也就在这同时，网上各种游戏与娱乐的风行，让许多人又感叹，我们从没有如此背离阅读的可能。

　　我们一直想把阅读这件事情弄得更普及，更便利。
　　然而，阅读越是方便的时候，我们越是不想阅读。
　　人性如此。从来如此。和网络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