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记忆词典条目]师范生活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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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80年代的鸡零狗碎

——读《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     80年代的精神记忆至今萦绕在心头，虽然眼看青春不再，进入中年疲惫期，谈起80年代，却心潮澎湃，如数家珍。在那样一个从贫乏走向充盈的过渡时代，人们充满激情、热情、理想和浪漫。这些精神元素在随后到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突然间变得十分稀有。80年代被怀旧者建构成为精神故乡，他们从这里找寻情感慰藉和阐释自我的可能性。《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就是这样一堆记忆的碎片，它并不象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样赋予80年代沉重的文化重负和社会批判意味。在这本书里，80年代只是一段放浪的青春，弹着破吉他，提着空酒瓶，大声朗诵着北岛顾城的诗句。 　  在80年代度过大学时光的这群人，无论成功，还是落魄，仿佛都在期盼着毕业二十周年之类的聚会。但是，要想恢复80年代那种唾星四溅、高谈阔论的盛景恐怕只能将话题定格在对80年代的回忆上。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精神契合点了。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这种怀旧情结所感动，在某种程度上，所谓的“80年代”只是一种精神收藏而已，和马未都所掀起的“收藏热”并无二致。有货真价实的收藏品在手里，有了炫耀的资本，说话底气便足多了。这也许是某些人神话80年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回忆80年代似乎是震住80后、90后的杀手锏。 　　“文化热”、“寻根热”、“美学热”、“诗歌热”、“先锋小说热”、“萨特热”、“尼采热”等等构成了80年代的人文风景。80年代终结以后，这些形而上的东西顿时烟消云散，贫乏与浅薄成为浮在时代表层的主流色调。如此荒芜的精神景象或可归罪于80年代的竭泽而渔。80年代人从压抑年代中走出来，挥洒了太多的自由、狂想和激情。《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书的作者，在谈到80年代的校园、电影、书和爱情的时候，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他甚至将20世纪80年代同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李白生活的盛唐相提并论。可是一旦谈到当下，便充满了贬义。前途越来越难以把握，生活越来越没有新意。 　  80年代的精神魅力在于那些回味无穷的生活细节。人们可以带着梦四处漂泊，校花可以嫁给寒酸男老师，饭馆老板管诗人吃饭。80年代的迷茫是形而上的，80年代的躁动源于内心的冲动而非当下的金钱驱动。80年代允许学生不读书，允许恋人只写信不拥抱，允许披着长发的行者在风中唱一夜悲伤的歌曲。没有太多的必须，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我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但如果碌碌无为过一辈子的话，也犯不着觉得对不起谁。”80年代能够盛得下一个人的惊世骇俗，也能容忍一个人的颓废和一无所有。80年代的书架上没有那么多成功指南、官场技巧之类，《朦胧诗选》被广泛传抄，“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也风行一时，那是一个既可以蹙眉思考又可以纵情放歌，既深沉又激越的年代。80年代的喜怒哀乐是丰富的，人人都是性情中人，人人都拥有一段放荡不羁的青春。 　　80年代，离消费时代和娱乐化社会尚有一段距离。没有资本的操纵，也没有媒体的炒作，大家处于农耕时代的娱乐状态，自给自足，完全是“跟着感觉走”。《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一书中，记录了泡妞、打麻将、买碟、看球、打架等个人经验，言词中充满了幸福感。80年代以朴素的形式给思想解放的人们以宣泄的种种渠道，如何极端的想法和荒诞的行为都能够展开，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坦荡之乐。无人讳言80年代，因为那个年代有太多的精神乐趣、浪漫情怀和乌托邦之思。   　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你歌唱80年代，又何故让人闪开呢？有什么东西在阻挠你的歌唱呢？无非是时下充斥于世的唯利是图的功利心态。关于80年代的赞美诗其实不过是一种记忆的狂欢。当下的人们心里清楚：你可以不成为诗人，但是你必须做一个有钱人。象该书作者江湖老六这样在网络和出版界立稳脚跟，赚得了足够的银子之后，才会有心情来回味80年代的鸡零狗碎。作者：丁国强 转自山东大学校报（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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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曾经八十年代的流行词汇

来源： QQ校园论坛
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从1981年至1986年，中国女子排球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到1989年2月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劳动关系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武打、《读者文摘》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与这种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西北地区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爱的艺术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新中国成立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九年后的1988年12月，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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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在读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


读完后，非常失望。觉得它一无是处，纯粹是一本散乱芜杂的聊天记录。查建英采访了十几个名人，有的是边吃边谈（阿城），有的是一边开party一边谈（崔健），还有的是睡在床上一起谈（刘索拉）。查建英事前没有做采访提纲，完全是自由发挥，谈到哪里算哪里，事后也不对内容进行整理，直接就把聊天记录出版了。她以这种方式和态度，来回顾八十年代，简直是对历史和读者的侮辱。更糟糕的是，大多数时候，嘉宾都在回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以这本书其实与八十年代无关！
总而言之，此书非常垃圾，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主题。
但是，它的末尾附有一些八十年代的老照片，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根据书中的介绍，这些照片是一个叫李晓斌的人拍的。
下面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他的作品。如果你想了解八十年代，千万不要错过这些照片，它们都是珍贵和真实的历史记录。由于图片较多，如果无法显示，请多刷新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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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名的西单民主墙。




2. 1978年春节，北京芳草地使馆区，老外出来拍雪景，周围的孩子都在围观。

3. 1980年夏，故宫，国人不看国宝，专门围观外国游客。

4. 1980年冬，北京故宫前门，牌子上写着“在不影响我处工作的前提下，观众使用车辆拍照一次，收费二角”。

5. 1980年，北海公园。那时，国内刚刚出现快速冲卷的技术，人们提着胶卷，看着未干的底片，急于扩印。

6. 1981年3月初，园明园。那时每到星期天，经常有一些文艺青年在园明园搞聚会，外国人也来参加。


7. 1977年夏，北京王府井理发馆。经过十年文革，烫发重新出现。

8. 1986年冬，天安门广场。人们排队等待轮到自己留影。

9. 1984年夏，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第一块外国产品大广告。

10. 1980年3月，北京动物园。当时媒体大谈妇女解放、妇女能顶半边天，北京流行男的给女的背包。

11. 1980年5月2日，北京樱桃沟。人们练习跳舞。

12. 1980年3月，北京北海公园。当时的女孩刚刚开始化妆，还没有什么技巧，只是把脸上擦得很白很厚，眉毛略做修整。脸与脖子肤色反差较明显。

13. 1987年，上海外滩。

14. 在暗箱里装胶卷。

15. 1980年2月，北海公园。

16. 1980年3月，北海公园。

17. 1979年9月，中国美术馆外。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都有很多人围观。


18. 假日，公园里都是练习跳舞的人。

19. 1985年春，法国时装大师伊夫圣洛郎时装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由于该展览当时与中国国情相差太远，服装理念超前，以至参观人数廖廖。


20. 1985年，成都。

21. 1986年春，北京中山公园。

22. 1979年，北京中山公园。照镜子的小伙子。

23. 北京动物园。

24. 1980年夏。当时结婚青年在办理结婚证时，同时领取一张家具购买票，凭票可以买到一件家具。这是一对新婚的夫妇买到家具回家的情景。

25. 1984年夏，美术馆东侧美院附中附近。

26. 1979年冬，北京沙滩大街十字路口。这是北京街头最早出现的一幅最大的大美人广告（手绘的）。

27. 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那时，北京及全国女青年以穿红裙子，冬天穿红羽绒服为时尚，

28. 骑车上班的女青年。

29. 1980年4月，北京北海公园。站在别人车前留个影。

30. 1980年夏，北戴河海滨。

31.1986年11月，北京。肯德鸡的北京第一店落户前门。

32. 1981年。当时单筒国产洗衣机价格为300多元，而人们的月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

33. 1985年成都卖人体画的景像。

34. 1982年冬，北京颐和园知青亭餐厅。墙上明确写着，不准播放音乐和跳舞。

35. 1980年6月，北京动物园。

36. 1981年夏，钟阿城与朋友相约天安门前。骑车戴眼镜者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阿城。

37. 1979年，画家袁运生在位于中央美院的家中。上一年，他刚刚从云南回到母校中央美院任教授，此前他在那里度过了20年右派生涯。


38. 1982年春，广州越秀公园里玩游戏机的青年。

39. 无题。

40. 1982年，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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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斌简历】
李晓斌，男，1955年生于北京。
1970年，河南当兵。1974年复员。1975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特馆文物修复组工人。1976年，参加“四五运动”拍摄大量图片。
1978年—1980年中央实验话剧院美工、摄影。1980年—1989年任《新观察杂志》编辑、记者。1989年—2002年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现为自由职业摄影人。

1982年，广州。

1986年4月5号，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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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重温我们的80年代 网络“老六”的八十年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讲是个特殊的时期，可以说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从那个年代开始转型的。因此，从那个年代走来的，现在社会的一批中坚力量对那个年代都有着特殊的记忆和感情，相关的回忆与反思也很多。但是，触及到真实的人和事，像张立宪写得这样生动、这样洒脱的却很少。有时候真搞不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也许别人一辈子也不会经历。那些事情是真实的吗？记者近日与《读库》丛书主编、网名“老六”的张立宪取得了联系，听他解读了自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 　　最好的年代” 　　记者：您的书为什么取名《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看这个书名，感觉您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着很深的感情。 　　张立宪：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吟唱。事实上，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这么鲜明的主题。那只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倾诉冲动，向光荣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献上一曲朴素而喑哑的赞歌，兼为自己轻狂仓促的青春期做一个留恋又抱歉的手势。所谓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八十年代成长的“六八式”，谁对那个年代不心存感激呢？懵懂叛逆的青春，与时代激荡的风云一起左冲右突，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那是一个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们需要诗而诗歌也可以被大声朗诵的年代，那是一个渴望冒险而社会也为你提供了变化可能的年代。对于我们而言，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任何一代人的青春、激情和痛苦都是同样的。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感念之情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的青春在什么时代度过，那就是他最好的年代。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十年代”这个标签并不重要。 　　记者：您在书里写的事情都曾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吗？ 　　张立宪：应该说都是我个人的一些东西，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轻视的，那么，越是个人的，就越是大家的。我出生在河北赵县，后来又到辛集市念的中学，住宿求学的生活给了我许多的个人空间。应该说，那时的孩子与现在还是有许多不同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现在人的生活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那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化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我现在回头看那时的生活，感觉故事性很强。 　　“没有共识，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共识”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是什么样的？ 　　张立宪：这个问题可不好说。我只能说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但我们共有一个“八十年代情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说：“这哪是‘八十年代’？”他比我大五六岁，他的“八十年代”与我的肯定是不同的。但这也恰恰说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个多元年代，有着多元化的人。大家没有共识，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共识。 　　记者：能说说“三儿”吗？他在书里是个很传奇的人物。 　　张立宪：“三儿”一家兄弟四个，全属于在街面上混的人。能结识“三儿”，是经我们班郭子介绍的。郭子尽管是学生，但他爸是某集团军空降师师长，没人敢不给他这个师长之子面子。郭子特崇拜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几乎所有考试全是满分。经郭子的隆重推出后，“三儿”就拿我当兄弟了。 　　“三儿”的二哥在我们学校食堂当伙夫，经“三儿”介绍，从此我都是在他二哥的窗口排队买饭，他二哥每次往我饭盆里扣的饭菜特多，有时候给一毛还找三毛。 　　“三儿”后来成为“江湖上的弄潮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过去后，他也从潮头上退下来了。 　　“‘老架友’属于头等婆罗门” 　　记者：感觉您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很“暴力”，是吗？ 　　张立宪：应该说那个时代的孩子，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些事。 　　那时，参照古印度的种族制度，我们将学校里的学生分成四个等级：朋友遍及校内外的“老架友”属于头等婆罗门，他们已金盆洗手，但名声无人不晓，所以根本无架可打，他们只是在校门口不花一分钱地打台球。混得不太好的“老架友”属于刹帝利，他们的资历很老，所以在战斗中不会吃太多亏。那种空有一把蛮力的低年级“架友”属于吠舍，他们的主要功课是记住前两个等级的大哥的模样和名号，并恭恭敬敬地打招呼。那种不敢打架的学生属于首陀罗，由于是重点中学，所以他们最后考一所光祖耀宗的大学一般没问题。 　　“跳霹雳舞穿梅花牌运动衣和回力球鞋” 　　记者：1989年到2009年，二十年的时间，感觉上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哪些事情在您的记忆中印象非常深？ 　　张立宪：电子游戏魂斗罗。当年几乎只有这一款电子游戏可玩，垄断产生的是狂热的迷恋。对讲机。现在的宿舍里都有电话，而那时是安在各宿舍门顶的小喇叭，呼叫一端在楼下传达室。谁要是来了电话，会被值班大爷在喇叭里呼叫，被叫者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下楼。霹雳舞。随同名电影的风靡一时，霹雳舞在中国大地处处开花，这种舞姿更主要是在社会上流行，当时的人跳舞多数还只能穿梅花牌运动衣和回力球鞋。 　　记者：你们当时读什么书，怎么读书？ 　　张立宪：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行业还没有现在这样繁荣，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大家看的书有许多是一样的，比如，《第二次握手》、《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牛虻》等等，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金庸作品。 　　还有一些是对我个人有特殊的意义，《作品与争鸣》、《朦胧诗选》、《寻找回来的世界》。《朦胧诗选》是我见过的脱销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屡次去书店购之不得，等到终于买到手，已经是大学毕业后，我早已将其中的大部分诗抄了一遍。我对《寻找回来的世界》这本小说毫无兴趣，但迷上了同名电视剧里许亚军饰演的冷酷的“伯爵”谢悦，于是将这部小说找来看了一遍。 　　“我最希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记者：二十一世纪已经要过第十个年头了，社会飞速发展，你还要歌唱八十年代吗？为什么？ 　　张立宪：是的，我还要高声歌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那个年代，百废待兴之际，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失血过久的肌体突然恢复了正常的血液循环，难免会兴奋异常，流动加速。最重要的是你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甚至，你的勇气与出格还会得到鼓励和赞赏。 　　曾经有过一个关于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的讨论，我的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 　　人物简介 　　张立宪：生于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从事新闻出版行业，居北京，现主编《读库》丛书。自2002年起，以“见招拆招”为网名，发表“记忆碎片”系列文章，在网络世界流传至今。2003年出版《记忆碎片》，后更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再版，畅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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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 花椰菜
　　 最近查建英的《80年代访谈录》提得很多。她的讲座那天有事没去成。
　　 许子东描述的80年代是什么样呢：一群人在一起开会，一个人说：“他人是地狱，了解一个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则有另一个人接茬说：“是啊，人天生就是孤独的！”旁边的人赞许道：“对啊，真是说得太对了！”然后，三个人互相拍拍彼此的肩膀。
　　 梁文道说：“那个时候姑娘们都爱找诗人玩本身就不是一个常态的事情。”
　　 许反驳他：“姑娘们找富人就常态了吗？从人类文化历史上来看，从来是诗人容易吸引姑娘。”
　　 梁：“应该准确点说，青春期的姑娘容易受青春期的诗人吸引。”
　　 纯属玩笑话。
　　
　　 80年代是哲学热，美学热，主体性讨论，批判国民性，以《今天》为代表的诗歌，朦胧诗运动，白洋淀派，《黄土地》、《红高梁》等第5代电影，西部风，寻根文学，实验小说，70年代星星画会留下的现代艺术，崔健的《一无所有》，等等。
　　 80年代没过去多少年，已然成为一代，阿城称之为“前消费时代”；陈丹青则说是“暴病初愈”，“可怜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瘫痪病人下床被扶着走走，以为就是在蹦迪”……
　　 第一批大学生、研究生相继出来了；陈平原在大学里教书，有机会亲近老教授们，这些老教授50、60年代在政治运动中政治很过硬，被打倒这么多年一朝翻身，恢复的是30、40年代的学术传统，80年代的学生通过老教授接上了五四传统和30、40年代的冶学传统，他们还是被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接了茬；文革中也有精神贵族，杨沫说，70、80年代大陆有很多人看《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在美国都买不到；高行健是学英语的，70年代起有机会接触看很多西方的现代文学……
　　 80年代也是个表现期，最明显的性格是真诚，辩论的腔调虽然还是文革腔，理论资源有限，学术功力和见解不深刻，眼界没有打开，思考未免肤浅，却有强烈的现实关注……
　　 书中的人不完全是80年代的代表，更多的80年代人是躲在话语权背后，采访的这批人都是知识分子对于90年代前已经存在的经济改革都不太敏感，而他们对80年代本身的看法也各有异同，也没有浪漫化和美化那个年代，比如最否定自己的是北岛，他反观自己的前作尤其是《我不相信》那个时期还带着革命腔，在《失败之书》的后记中他也着重提到过这个意思，书不在手边暂无法引述。
　　 80年代说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确实有点说大了，它对世界的影响并不怎么样，但是西方100多年的学术在短短10年之间时空混乱地进入中国，对中国来讲那10年很重要，那么快地学现代派，马上提出反省。80年代是中国的青春期，后来到了90年代成熟得太快便带出其他问题。
　　 没看完，先记下这么多，以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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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访谈录》追忆80年代文化启蒙[z]

20年的间隔和缓冲，足够让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晰：虽然不能还原80年代，但20年的时间，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 　　 　　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刘索拉、田壮壮……这一连串名字和“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第五代导演”等文化现象，共同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20余年后的今天，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又被热闹地提起，三联书店于5月推出著名旅美女作家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该书对11位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立体地还原和反思那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迟到的青春期” 　　 　　查建英心中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我1981年到1987年间赴美读书，虽然在80年代中只有四年时间‘在场’，但正因为我体验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封闭，那段时间每每通过书信知道国内有摇滚乐了，或者很多人看萨特等等，便觉得十分激动，更感觉这‘迟到的青春期’弥足珍贵。我近年常常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与事的即兴回忆。比如大家回忆李陀，他是1939年出生，在80年代却经常把‘他们那些中年人……’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现在觉得好笑——他那时可不就是个中年人！但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家在精神饥渴之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这些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脑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年轻！我发现大家并没有淡忘那段历史。” 　　 　　“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查建英对80年代的感情由来已久，但真正展开这一大型深度访谈却是受洪晃启发。正如李陀所说，80年代问题复杂又重要，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的课程。查建英选择了从“文化热”这一角度切入：“开始我只打算找几个人聊聊，写一篇关于80年代的文章，但我很快发现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我无法丢掉这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于是，索性增加访谈人数，拓宽角度，集结成书。” 　　 　　该书的责编吴彬则表示：“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有‘80年代情结’。毕竟那个时期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很多人学术、艺术生命上的黄金时期。而查建英缺失了一部分80年代的记忆，这在她是一种遗憾，但可能更是一种冲击，使她更想去了解、挖掘、还原那个年代。” 　　 　　意外收获：“弄潮儿”背后的故事 　　 　　查建英曾经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也用笔名扎西多长期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她有自信“不看这些被访对象以前的访问”，在采访前她对被访人能谈到什么程度已有一个大体的预期。谈话双方知识水平的对等，使其演绎成为一场场智慧的激荡。 　　 　　查建英最认同阿城在访谈中的观点：“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陈丹青对当年的反思也相当深刻：“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选取访谈录的形式，是因为查建英觉得这样便于保持一定的随意性以及被访者的个人风格，而且活泼好读。访谈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这些“文化热”弄潮儿背后丰富的经历。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他寄给陈丹青一份杂志，他的《棋王》、《孩子王》都发表在上面。他直接把杂志寄给在美国的陈丹青，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都撕掉。陈丹青则记忆犹新：“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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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国最后一个纯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