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本位在學術期刊的異化,除了整體的市場環境和學術倫理的變異外,工具至上是更嚴重的一環。我們經常在討論紙質媒介的生存趨向問題,也基本上是停留在工具意義上——電子媒介的威脅,網絡傳播的迅速性和廣泛性,上傳和傳播手段的進化,而這種傳播方式造就了某些文化種類的大眾化。例如,卡拉OK式的參與式,這是工具手段給人類文化帶來的一個巨大變異。但是,很可能這恰恰是學術期刊所面臨的一個問題。學者董天策曾指?出:互聯網、數字化、衛星通訊、光纖通訊等新傳媒技術的發展,對舊的傳媒政策體系提出了新的變革要求。一方面,這些新傳媒技術互動和混雜的特質,不僅對原來基於單向傳播模式的政策提出了挑戰,而且逐漸模糊了各種傳媒之間的界限,另一方面,這些新的傳媒技術所帶來的傳媒資源極大豐富,動搖了原有傳媒政策基於“資源稀缺”的正當性基礎,經濟和消費主義的價值被包含進來。⑥
用“資源稀缺”形容學術期刊在社會和文明發展中的地位,有一定的指標意義,它排除了學術的大眾性或娛樂性。學術有它自己的特定領域,有一定的場域性的情境規定性,這種規定性是由學術的精英性和經院性所規定的,不能想像有學術的娛樂場所卡拉OK,任何人都可以高歌一曲。目前,以紙質媒介作為載體的傳統學術刊物,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並不僅僅是其傳統的表現載體是人們(至少是相當一部分人)閱讀習慣的難以改變,而且更重要的,其是至目前為止最好的學術成果表現方法。造紙術發明之前,人類各種文化形態都已有了表現工具,如戲曲、小說、詩歌、舞蹈、音樂、美術等,但並沒有形成學術期刊出版的技術土壤,直至十五世紀才有定期的學術刊物出版,這正是得益於紙張的出現。至少到目前為止,電子和影像技術對學術刊物雖造成了巨大衝擊,但事實上仍然沒有任何跡象可以取代紙質學術刊物。假設哪一天,電子傳媒消滅了所有紙質的新聞報刊和娛樂雜誌,但紙質的學術期刊永遠會存在。這裡,不僅是有技術上的原因,而且,有學術期刊本身的質素性,這就是學術研究在任何一個社會、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其不可取代的經院性和精英性,紙質學術期刊有相當意義上的“唯一性”(即不可取代性)。學術研究成果需要長期的檢驗和辨證,以及在相對特定領域內進行交流,決定了電子媒介無論在辨證、推理、概括、分析方面都無法達到紙質期刊的功能,這還不包括相當一部分研究工作者在閱讀和使用習慣上對電子媒介拒斥的原因。
電子媒介從技術上為學術泡沫創造了條件,而紙質學術期刊不僅是媒介手段素質的不同,更有可能是決定學術期刊質量的關鍵載體,這個問題可能見仁見智,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會存在爭論,但至少擺脫技術手段的繁榮泡沫,避免陷入本末倒置的境地可能成為一種共識。“無論未來會怎樣,相比全媒體出版而言,傳統學術期刊首先要做的依然是提供高端內容,提升辦刊質量和期刊品牌。數字化只是學術期刊的外在形式,期刊的核心競爭力離不開‘內容為王’,真正重要的在於媒體所傳遞信息的內容,而不是載體。在這個‘上網不知身在何處’的時代,‘內容為王’會讓品牌期刊有了底氣,尤其在充滿大量無用廉價垃圾信息的互聯網上,優質和高端的內容無疑是極具高價等質的稀缺資源。”⑦就學術期刊來說,所謂“內容為王”就是以學術為本,回到學術本位,可能是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需要取得共識的一個主體性問題。
三、“華文本位”的主體結構與國際化
關於現代技術手段對華文學術期刊挑戰的討論,是近年比較多的一個課題,這導致出同國際接軌的許多問題,除了本文上面已經提到的其中如何在數字化傳播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等問題,還包括如何參照國外模式實現期刊的集約化經營和專業化轉型,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期刊評價機制和看待幾個主要國際期刊評價工具,如何在與國際學術界展開對話的同時保持主體性,如何構建華文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等等。本文已經探討的華文學術期刊的學術本位,是回答這些問題的大前提,但是,多年來在探討一系列有關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的討論中,對華文本位這個問題,討論得並不多,而這個問題恰恰是現代視野下華文期刊發展的另一主體性問題,而且是延續學術本位問題之後必須立即面臨的討論問題。正如本文引言所指出的,就“華文學術期刊”這一特定研究對象來說,構成這個特定主體的基本元素就是“學術”和“華文”,這是全部問題的出發點。中文學術期刊的出現雖然相對較晚,尤其是經過內亂外患之後,近半個世紀才有了明顯發展,如包括中國大陸、港澳台和海外地區,目前中文學術期刊已有數千種。在這個發展中,中文學術期刊一方面不斷吸受世界學科界的各種先進經驗和成果,包括媒介手段和傳播方法,另一方面,則是以華文為本位,獨立地和公平地參與整個世界的學術交流,這種身份的持守,顯示了華文本位的不可取代性。我們要面對現代性的挑戰,華文本位將是主體性的回答之一。
目前全世界有六分之一人口使用漢語(華文),從這個人口結構數字上並不能解釋華文學術期刊的華文本位問題,而是還要進一步從文明價值及學術價值去思考這個問題。從人類的交流和傳播手段看,漢語(華文)有較其它文字和語言相對特殊的質體,在譯介和轉化過程中有一定的超穩定結構和不可完整譯介性,這是許多中文名著無法完全以類似標準譯介的原因之一。漢語(華文)的這種特性,雖然在與世界交流方面有一定的難度,但同時,也使中國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一定的獨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在討論華文學術期刊面對的挑戰時,才能嚴肅而認真地提出華文本位這樣一個大概念。
當我們泛泛地談論華文期刊與國際接軌時,往往是以國外期刊系統和標準作為主體對象而加以靠攏。中國改革開放後,為了實現學術期刊與世界“接軌”,做了許多改革嘗試,例如,增加英文或其它文種的翻譯,或者是全文,或者是摘要,但幾十年來的成效並不是很大,中國人文學術的精彩和主體部分並沒有因此“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相當一部分是流於“自說自話”中。反觀英美等主要西方國家,他們的學術成果不靠自己主動譯成外文去向外推介,而是由它國研究人員主動向自己“靠攏”和“接軌”。他們的文明成果顯示了一定的底氣(甚或是霸氣),是作為別人“接軌”的對象。問題在於,構成人類四大文明起源之一的中國文明,底氣並不亞於西方,因此,理所當然地也具有等待它國同自己“接軌”的對象意義。例如,中國敦煌學術的研究,中國古代考古的研究,中國古代詩詞的研究,中國古代戲曲的研究,中國近代一系列具體事件的研究,相當一部分是由外國人獨立完成的,而不是由中國對外翻譯而達致的。中國自己的研究成果,只要達致一定的學術質量,本身文明因子的獨特性足夠吸人眼睛,那麼,所謂的“國際化”“接軌”,就會逐漸走向“以我為主”,華文本位將作為華人學術期刊的主體性的建構。
在華文本位作為主體性建構的共識下,華人學術期刊就可發展成一個精緻的與其它國家並行而且身份獨立的學術王國。所謂的“國際化”和“接軌”,在文明平等和學術平等面前,就是互為的和對流的,而不是單邊的或霸權式的。翻譯不是問題的全部,關鍵是文明因子和學術素質的含量上,在這個前提下,以華文為本位,就會有底氣,其它語種,包括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甚至各種小語種,都會向我們靠攏和接軌。
因此,討論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體認到,在西方話語霸權主導百餘年後,國際學術界不能是英語的一統天下,在學術本位的前提下,各個學術主體應該相應地置換和統整,也就是說,除了一般意義上的與國際接軌,華文期刊本身也應作為一個讓國外期刊接軌的主體對象。這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公平價值,而是中國文明作為華文學刊的一個身份標記。華文本位的不可取代性,來自於中國文明本身的不可取代性。也就是說,當我們討論華文學術期刊時,華文不僅是一種交流工具,而且是一種文明價值的核心體現。無論是綜合性的人文學刊,還是專業和類別性的人文學刊,基本都包含了哲學、史學、文學、經濟學、地方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學等諸多領域。事實上,正是這諸多領域,構成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不同的文明是不同學術期刊的內容差別,誰也無法取代誰。從這個意義上,語言和文字具有文明標誌的基本因子。強調“華文本位”就是強調了中國文明的基本因子(當然,從廣泛意義上說,中國文明也包含了與其它文明交流和融合的因子)。正如希臘文明無法離開希臘文字一樣,世界所有研究中國文明的人員、機構、期刊,都無法離開“華文”因子,這就是“華文?本位”的真正意義。
從目前華文學術期刊來看,基本仍以中國文明論域為主,這不僅是中國文字本身的便利,實際上更是文明實質所決定的。作為華文學術期刊的使命,主要的還是立足於中華文明圈。在地緣文明的原因下,可能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可以更多地承擔文明交流和互動的工作,本土華文學術期刊在文明交流和互動中可能更多地可以通過對話(廣義的對話)和介紹。同時,在“華文本位”下對中國文明的探討,有利於研究數據保存的嚴格性/繼承性。因為,文字的釋介,畢竟目前尚未達到準確無誤的境地,會使文明交流的原汁性流失,反而,以華文本位作為身份參與文明交流,可以減少真實性的流失。這個問題本文下一主題會繼續探討。
與學術本位相應,“華文本位”將不僅僅是一個語言文字的工具意義問題,中國文字本身的文明含量比重使這個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和文化性質。無論是中國大陸和港澳台四地,或海外其它華人主要聚集區,甚至包括歐美發達國家廣義上的“文化中國”地區,華文學術期刊的基本論域當以中華文明地域為主,或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同其它文明進行比較,這一語境規定和文字規定在相當一個長時間內將不會發生變化。“華文本位”除了漢語文字本身潛含的學術意義外,更重要的是,“華文本位”也是當今學術研究國際化的一個自覺組成部分。如果說,在所謂以“英語本位”國際學術語話的威勢下,學術研究需要擺脫單邊的、隱性霸權主義的話語和語境,那麼,華文學術期刊承擔的使命,將具有承前啟後和歷史定位的意義。而這些問題的核心,就在於以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為前提,構建具有中國文化和科學特色的華文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
四、本位後面的開放境界和價值持守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就華文學術期刊來說,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基本構成了其主體性的主要方面,在目前的現實層面,這兩個“本位”可以化解華文學術期刊可能存在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而從更深層次來說,基本上解決的就是一個“多元化挑戰下的價值持守”的問題,這個“價值”的終極持守就是中國文明價值的持守。華文學術期刊在這方面有著無可推諉的歷史使命。肯定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並不意味著華文學術期刊要固步自封生活在自己的空間中,相反,由於華文學術期刊背靠五千年古國文明,是國際學術界的研究重鎮,天然具有開放和交流的資本,在價值持守中保持開放境界是理所當然的。尤其是在目前,中國已經擺脫與世隔絕的局面,進入全球格局。華文學術期刊面臨了“五四”以來從未見過的價值衝突和判斷,在維繫中國傳統價值和融入全球化的磨合中艱難地進行自己的選擇。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產品化的要求進入文化領域,在某些方面,中國文明元素可以進入市場和產品領域。以此考量,在某些環節上,作為流通和宣介的手段,華文學術期刊無法迴避市場和商品的考量。但不能本末倒置,而是要清醒地把握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通過構建華文學術期刊的主體性論域,獨善其身地保持一種文明守護和傳承的自覺。學術期刊流變成時尚傳播媒介是一種悲劇。我們在本文中很明顯地強調了現代性有可能對價值和傳統的解構。人們尤其注意到的是,學術期刊,同其它性質的媒介一樣,例如新聞紙(Newspaper),都具有必須進入出版物流通市場的環節。甚至有些學術出版物本身就具有新聞報紙的功能。流行文化正在通過各種不同渠道浸?渗到學術期刊。有學者已經注意:“流行文化的內涵和特徵決定了其社會影響力,而流行語作為當下典型的流行文化現象也會給大眾和社會帶來變革。身為信息源和影響源的大眾媒介深入滲透到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成就流行文化的大功臣。然而產業化制度下,媒介在流行文化的傳播中的角色缺失時有發生,媒介素養與自律的重要性不證自明。在當下媒介發展的環境下,重申媒介的倫理角色是極有必要的。”⑧
本位觀念和開放境界並不矛盾。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取決於正確認識和擺正華文學術期刊在國際化大潮中的身份和位置。中國文化長時期在自卑和自大之中來回搖擺,無論是自大還是自卑,共同的問題就是缺少對話。因此,本位和開放的統一途徑就是對話。無論是本土的或海外的華文學術期刊,推動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在多元語境下的價值取向。目前世界的知識傳播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情況,而曾經以造紙術、印刷術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華人世界,同樣可以期待經過當代新技術、新知識的洗禮,為世界文明對話作出新的貢獻。對話當然是不同價值取向的交流和交鋒,但對於華文學術期刊來說,在多元語境下,堅持一種價值性的取向,就是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這個主體性問題解決了,才能解決包括如何同國際學術界展開對話、如何在數字化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看待一系列不同的學術期刊評價工具等一系列挑戰。
華文學術期刊一方面要應對國際化的挑戰並與國際接軌,另一方面要防止民族虛無主義的潛伏,保持本身的文明和表達方式的主體性,必須找到一條具有共識的溝通渠道。這裡,對話各方是身處一個共同體內,各自身份都是平等的。美國沙勿略大學教授保羅•尼特(Paul Knitter)在談到世界文明包括宗教對話時,曾指出:“我們試圖考察的哲學觀認為,創造的多樣性或者多元性被賦予了更大的統一性的潛能——儘管不能明確說這一潛能將引向何方。多被稱為一。但一並沒有吞沒多。多明確地保持多而成為一,而一由每一個多產生,每一個多都為其它的多作出獨特的貢獻,因而也為整體作出貢獻。這是一個過程,目的在於彼此,因而也就是整體上更加普遍地集中於多。如果個體化被弱化,人格就被強化;如果個體把自己真正的自我看成其他自我的一部分,他就找到了真我。所以,有一種運動,不是走向絕對的或者一元論的同一性,而是走向所謂的‘統一的多元論’:構成統一的多元性。或者用簡單、更有魅力的話說:這運動走向的是一種真正的對話的共同體,其中每個成員都通過與他人的對話來生存和成為自身。”⑨
所謂“統一的多元性”基本包括了主體性和對話的兩種主要元素。從廣義方面來說,對話就是不同文明之間展開溝通和交流並進行相互之間的借鏡或批判的過程,而就具體領域或專業來說,例如,就學術期刊來說,這種對話就是通過代表不同文明研究的學術成果進行展示和交流的過程。同樣是哲學領域,華文學術期刊所展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文明對話的一方,這是其它語種期刊所無法做到的。在其它領域,如社會學、歷史學、文藝學、人類學等,都是中國文明研究成果的分類殿堂,每一個殿堂都是一個對話場景。這個殿堂,就是華文學術期刊參與世界對話的主體場景。從這個意義上說,構建華文學術期刊的話語體系不是人為的走形式,而是在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中自然形成的一種學術語境。現代性處理不好,會對傳統和文明主體發生消解效應,但就華文學術期刊來說,這個問題如果處理得好,堅持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不但不會發生很大問題,而且有可能順勢利導地建立起對話系統,並在對話過程中把傳統與現代、技術與學術、本土與國際更好地統一和融合。
不卑不亢,既堅持對話又堅持本位(學術本位和華文本位),而且更是一種價值的持守。筆者在前述拙文《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曾論述過,學術刊物不可能沒有自己的特定價值取向,但這種特定價值取向應是廣泛的能容納具有同類質比而彼此能互相吸納。從上世紀末,尤其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之後,海外華文學術期刊不約而同地倡導在多元語境下的對話和聆聽,許多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在選題和版面安排上,導出“對話”作為期刊的主要行為方式。九一一恐怖主義?襲擊發生後,文明衝突從理論估計變成恐怖現實,從而促使學術界更加對文明對話予以重視並持續開展。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進行一系列推展的對話中,包括推動象徵西方文明的基督教文化與伊斯蘭文明的不同信仰進行對話。在這個影響下,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擴展了包括基督教領域、伊斯蘭教領域、儒家領域、道家領域、佛教領域作為對話的空間。“對話”成為學術交流甚至擴而大之的文化交流、社會處理的一種理性價值和共處模式。進入新世紀以來,對話模式從海外華文學術期刊引入到中國本土學術期刊,包括中國大陸和港澳台等地的學術期刊,都積極推動了不同文明的對話,這是海內外華文學術期刊對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五、結語
在現代性視野下,不僅華文學術期刊面臨著工具理性和傳統方法解構的挑戰,甚至生存本身的危機,而且幾乎所有學術期刊,都有這種威脅。但是,同哲學、社會學、藝術學、倫理學、歷史學相比,學術期刊畢竟有它的實體性,同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緊密結合在一起,包括在市場經濟中相對穩定的位置,所以,有相對大的迴旋餘地,有一定的自我調整機制,這是從期刊本身而來的天然?優勢所決定的。面臨現代性的挑戰,華文學術期刊具有一定的選擇決定權,由於背靠中國傳統文明的強壯背景和語境,可以將現代性中的建構性內容加以利用和發揚,而將現代性尤其後現代性中的解構性的消極因子盡量減少甚至避免。從人文學科這個層面上,無論作何選擇,無論嘗試任何變遷,最終的回歸就是文明和價值的持守,這是討論問題的基本出發點。
注释:
①⑤子夜:《多元語境下的身份和價值取向——論海外華文學術期刊的中國化與國際化關係》,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②孫春英:《跨文化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0頁。
③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0頁。
④陳定家:《再論互聯網與文學藝術的革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0年第6期。
⑥董天策:《西方傳媒政策的範式遷移:一個思想史的考察》,加拿大溫哥華:《文化中國》,2013年第4期。
⑦徐楓、郭沁:《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做最好的在線傳播》,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⑧闞文婧:《流行文化中的媒介倫理》,加拿大溫哥華:《文化中國》,2013年第3期。
⑨保羅•尼特:《宗教對話模式》,王志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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