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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传说中的[黄埔]教官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25
标题: 传说中的[黄埔]教官
传说中的[黄埔]教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28
吴思:这是生活也是游戏


吴思
  吴思的一部《潜规则》,让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动词兼名词,自2001年出版后一举成为国内新锐媒体的追捧对象,更引发了民众对历史的反思。今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了这本书,习惯低调的吴思再次被引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潜规则”只是他思想的序幕。
  吴思词典
  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定律、元规则、官家主义……
  文/图 本报驻京记者 柳建云
  一身朴素随性的工人着装,让大多数人毫无蛛丝马迹去联想到他的职业身份,这是记者两次见到吴思时的同样印象。
  一种偏爱小馆子、饭后条件反射式要服务员打包的生活模式,是记者采访他时看到的场景。
  一处简陋寒碜的隐蔽办公室,连门前的标示牌都扭曲得无法识别,是他的栖身之所。
  一辆残缺破旧的二八式自行车,即便停在贼门前贼也不会惦记,是他的随行坐骑。
  头发花白,目光如炬;外表沧桑,身形稳健;不修边幅,气质超凡,这绝对是多数人看到和体会到的吴思印象。
  然而,他那张肃穆的脸,那副永远沉思的表情,以及那颗奔腾不止的心,都在告诉别人,眼前这个人有着一种区别于多数人的强大内心。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潜规则》作者、潜规则概念的提出者。多数人认识吴思自“潜规则”始,也往往从“潜规则”结束。然而,记者在与吴思的深刻交流中发现,“潜规则”只是揭幕词,在这背后,吴思正在酝酿着全新的历史认识架构。
  在《潜规则》中,吴思以记者的灵性和经验将技巧运用到了极致。在这部以二十多个有着共同点的不同朝代的历史故事中,吴思通过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方式解读历史表象下隐藏在正式规则下、支配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
  作为一个为少数人了解、以思想见长却又身份特殊的人,对吴思的采访是困难的。近日,记者采访了他,试图走进了吴思的内心。
  棋手:
  “围棋其实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一是求生,二是求宝”
  认识吴思的人,大都知道吴思对围棋有很深的理解。
  “围棋,表面上表现得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刀光剑影,棋步进退瞬息间引发风云变幻,在双方的搏杀中,事前的预测和现实局势都在峰回路转地改变,围棋其实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吴思说。
  在486的时代,吴思也玩过电脑游戏,并且耐心从盗版光盘中为各种游戏梳理分类。“其实无论是电脑游戏、围棋、扑克,乃至一切能吸引人们的把戏,都有着与人性相通的共同点。”吴思将它们概括为两点:一是求生,也就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二是寻宝,即追求稀缺资源、争夺地盘而进行的厮杀。
  “这是生活,也是游戏。”吴思说。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29
众说吴思  上世纪90年代,我与吴思形成了一个固定的交往模式,每次从双周讨论会出来,站在方庄的车站上,讨论一个小时问题。没讨论完,经常车来了也不上。通常是他提出观点,然后用故事论证,让我反驳他。就这样,我跟吴思抬杠抬了好几年。
  《潜规则》中的那些道理和古代官场上的例子,吴思差不多给我从酷暑讲到寒冬,从寒冬讲到酷暑。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吴思会把这些话题系统化,形成一本书,而且是名著。
  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我往抽象里提炼问题和概念,他就打断,一定坚持还原成经验可理解的东西;坚持从常识中推导出公理,来推演那些元问题,也就是根子上的问题。
  这样讨论出来的东西,好处是推理实在,老百姓也能明白;但特别花时间,一个小时是不够讨论一个细节的。
  多年后,我对吴思说,你这种方法很像胡塞尔和孔子的现象学方法,西方叫本质直观,东方叫实事求是(或格物致知)。
  ——姜奇平,《互联网周刊》名誉主编
  我和吴思是在《农民日报》、《桥》杂志时的同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总是喜欢背着一个很搞笑的军挎包,到处去寻找事实的真相。
  1988年我们去过一次大寨,去看一个集体主义的典型在分散模式的时代是怎么解决的。他跟一般记者不一样,除了事件本身的真相之外,还探究社会结构的真相。
  我对他的评价是“都市里的文化隐者”。他外表看起来很漠然,实际上心很热。吴思有很多朋友,但某种程度来讲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他是很孤独的,他不是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
  ——刘江波,触动传媒执行副总裁
  人物名片
  1957年生于北京。1978~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曾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7年至今供职于《炎黄春秋》杂志,先后任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
  著述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曾获评为《新周刊》2004新锐榜“年度知识分子”。
  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作品。
  对话吴思
  正视潜规则
  遏制潜规则
  广州日报:在重修《潜规则》之际,作为作者,8年来反观和思考《潜规则》一书让你触动最大的是什么?
  吴思:那是一种没有遮蔽的透亮。它能够勇敢告诉世人,社会正在如何运行,让人们重拾正视现实和接受真相的心态。
  广州日报:你的潜台词是当前有很多人盲目活着?
  吴思:很多人处于见怪不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脑袋被常规说法、习以为常的表达、似是而非的问题所占据了,并以此预测未来,作为决策依据。但这本书告诉人们,只要动点心思就能改变社会。
  广州日报:《潜规则》会不会让更多人产生一种对社会的悲观认识?
  吴思: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看法,以半瓶酒为例,乐观的人看来,还有半瓶,幸福地继续喝了几杯,而悲观的人会说,才剩半瓶了,少了好几杯。换在潜规则身上,乐观者认为,如此无奈的情况下,还有一半能顶到这,居然能保留一半的光明。悲观者认为,说的那么好,实际上一半都到不了,剩下一半还是黑暗的。
  我的语境和出发点是尽量中性、偏批判,重点是这个社会形势和前途是光明的,传统是美好的,社会是积极向上的。只有一半是黑的空的,还有一半好东西,这是人性正义良知支撑的一半。即便在批判的同时,我对潜规则仍报以理解。总之,《潜规则》中我的态度是采取一种偏消极,有批判性,貌似客观中立,充满同情理解的叙述方式。
  广州日报:有没想过普通老百姓看了《潜规则》会作何反应?
  吴思:如果这个老百姓刚步入社会不久,读了这部书,会觉得开眼了,哎哟,明白了,对他是有健康教育作用,少去了很多摸索。对于一名热血青年,看到这个会减少很多幻想,会少犯错误,不应轻信,对未来有好处。
  广州日报:如果把《潜规则》当作工具书,那么意义是什么?
  吴思:潜规则现象并非中医所渲染的歪风邪气那样不可捉摸,而是社会现实存在的深层病原菌,是可以进行利害计算和对付的。潜规则源自社会结构问题,了解它有助于使最终受压迫群体降低反抗成本,或使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被夺走,或让法律制度变得切实可行,实际上三者之中任一调整都将降低潜规则的生存空间。
  广州日报:最近强调要遏制官员用人的潜规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有不少潜规则的案例,究竟什么让潜规则得以存在?
  吴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古往今来的官民互动中,权力在遵守法度行使职责之外,仍存在剩余的创造财富或滥用的空间。在缺乏有效监督,及“有权不用过期浪费”的思想指导下,官员很容易出现淋漓尽致的谋权获利行为,于是出现了与正式规则偏离的潜规则现象。在比较近的未来,商人正将成为潜规则支配者。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35
王东成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文学硕士
  email: wang dong cheng49@163.com 主要讲授课程  《写作基础》、《文学概论》、《马/文论》、《当代中国文化与思潮》、
  《新闻理论》、《新闻评论与写作》、《文化素质专题》 教学理念  岁月无痕,为师有道。在教学相长的教师生涯中,努力以准确、丰富的知识,醇正、独特的思想,清洁、挺拔的精神,启迪学生的心智,帮助学生认识自身的缺失和潜力,产生对知识与思想的敬畏和热爱,对成人与
  成才的渴望和追求。



主要学术成果一、专著  1、生活与艺术人格·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2、阅读论稿(合著)·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
  3、三国演义之谜(合著)·北京:华龄出版社,1995
  4、新编写作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二、 论文  发表论文(含评论)数十篇,近年的主要有:
  1、我们需要良知与理性·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
  2、青年干部的文化素质(光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音像出版社,2002年9月
  3、启蒙与爱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9月28日
  4、1968年和1978年别样的青春·中外少年,2001年第8期
  5、略论文化素质的价值、内涵及其建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3 期
  6、这是一个优美的阙口·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 期
  7、言必称十七年与言必称传统·科技智囊,1999年第1期
  8、真不希望这仅仅是一个梦·中国合作新报,1999年12月23日
  9、最重要的是艺术良心·视点,1998年第3期
  10、有话好好说·电视研究,1998年第8期
  11、我们的创造精神哪里去了·北京观察,1998年第12期
  12、重要的是清醒·方法,1997年第2期
  13、人生的滑铁卢,人生的诺曼底·华人文化世界,1997年第1期
  14、心灵的倾诉·人民日报,1997年1月24日
  15、沈培艺与她的女·北京晚报,1997年1月3日
  16、民间思想村落咏叹调·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
  17、用真实的记忆伪造历史·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
  18、把忏悔与反省作为自己的功课·青年报刊世界,1996年第1期
  19、为了明天,要勇于忏悔·焦点,1996年第7期
  20、批评之路:策略地加压·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21、建设市民化的商业伦理道德·大学生,1996年第7期
  22、关于写作教学的一点体会·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23、江南才子的文化幽思·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
  24、诗意的栖居·中国残疾人,1995年第11期
  25、挺起民族复兴的精神脊梁·吉林日报,1994年10月15日
  26、老三届的文化历史命运·中国青年研究,1994年第3期
  27、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载《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8、让思考更沉重、更具体些·载《雏鹰学飞》(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三、参与著述、编撰  1、教育:我们有话要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实话实说的实话·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9
  3、洗礼岁月·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
  4、中国新三级学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5、红帆·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
  6、苦难与风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7、雏鹰学飞·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
  8、写作大辞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
  9、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37
夏中义简介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导。

2003年前,曾供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攻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案研究,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编委。


代表性专著  代表性专著有:《艺术链》(上海文艺,1988),《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1995),《思想实验》(学林,1996),《新潮学案》(上海三联,1996),
  《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2000),《学人本色》(广西师大,2000),《王元化襟怀解读》(文汇,2004),《从王瑶到王元化》(广西师大,2005),主编《百年学案典藏书系》第一辑四种(北京大学,2005)。
  1987—1997年间,任华东师大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为钱谷融教授),实际主持文研所期间,于1992年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机构评比中,荣获“文学口”三项第一(人均论文数、人均著作数,总分值皆居首位)。
  2003年春被引进上海交大后,主要做了两件事: 开创中国大学人文课程教育;开创“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


开创中国大学人文课程教育  开创中国大学人文课程教育——自2002年主编出版《大学人文读本》三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主编出版《大学人文教程》(广西师大出版社)后,率先在上海交大开设“大学人文课程”,至今已连续五轮,深受交大学子欢迎,对此,上海《解放日报》(2003.11.19)第五版用整版篇幅作背景报道,以《关于一代人的神圣情怀》黑体通栏标题,赞誉上海交大此举是人类课程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新鲜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等机构在2004年联名推荐《大学人文读本》为中华全民阅读500种书目之一种,在人文类推荐书目中,名列第5。同年,《大学人文读本》问世又被国家级媒体评为“2003年全国学术十大热点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40余所高校在用《大学人文读本》或《教程》作教材开设相关课程。
  2005年,《大学人文教程》在上海交大荣获“优秀教材特等奖”,是上海交大人文学科唯一获此殊荣的教材。
  2005年春接任上海交大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一职,在团结,组织基地同仁胜任例行公益活动(年度“大学语文”测试,“文治杯”,系列人文讲座等)之同时,在校党政领导的鼓励下,又拟定“十一五规划”,策划在2006—2010年间,启动“大学人文课程创新工程”,以平均每年出书8种,5年约40种,高品位、高效率地更新上海交大公共人文选修课程教材,从而使上海交大的文化素质教育,走出一条“主渠道”“课程化”的路子,在全国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二个10年,真正起到上海交大应有的示范全国的作用。


开创“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  开创“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2005年12月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协作,主编出版《百年学案典藏书系》第一辑共4种,书目如下:
  ● 《王国维:世纪苦魂》,夏中义著
  ● 《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刘锋杰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 《李长之学术与心路历程》,★张蕴艳著(上海交大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 《林语堂:文化转型的人格符号》,★施萍著(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2006年年底将连续主编出版《百年学案典藏书系》第二辑共5种,书目如下:
  ● 《从王国维到陈寅恪——20世纪中国诗学的现代命运》,胡晓明(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
  ● 《1980:新潮学案》,夏中义著(上海交大文学研究所教授)
  ● 《左翼文论思潮探源》,艾晓明著(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 《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化解码》,★赵思运著(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博士)
  ● 《茅盾文学批评的“矛盾”变奏》,★周兴华著(浙江万里学院教授,博士)
  (带★者为夏中义的博士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已为《百年学案典藏书系》正式申报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立案。且已协议在“十一五”期间,年均出版5种,共25种。
  这是海内外学界首次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作为二级学科来建设,且已具可观规模。这本该是北大,复旦领衔做的事,但他们没做;这更应是北京师大“文艺学中心”与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来做的大事(上述两中心皆属教育部直属的国家级文科研究基地),但他们也没做,现在已由上海交大踏踏实实地做了,且将会愈做愈大,愈做愈好。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之二级学科建设,将为上海交大人文学院日后申报文艺学博士点提供支柱性研究方向,也将为此组建有单项“国家队”水平的学术团队奠定基础,从而为上海交大人文学科早日建成令海内外同行尊敬的学术重镇,添砖加瓦。


论文目录(2003年至今)  《“精神成人”与大学》,《学术月刊》2003年7月;
  《灵魂白皮书摘——夏中义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7月;
  《李泽厚:思想家的凸显与淡出》,《学术月刊》2004年10月;
  《王元化“学术-思想”襟怀解读》,《上海文学》2004年4月;
  《“革命”探源启示录》,《文艺研究》,2003年6月;
  《王元化:知识分子谱系的人格见证》,《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4月;
  《百年中国文论史案研究论纲》,《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10月;
  《思想先知,学术后觉——新潮20年备忘录》,《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1月;
  《论陈平原“学人角色自觉”》,《华东师大学报》2005年2月;
  《李长之学术人生素描》,《社会科学》,2003年9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39
第69讲夏中义《人文精神与“精神成人” 》
www.zjol.com.cn  2006年07月19日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话题:第69讲《人文精神与“精神成人”》
嘉宾: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文艺学博士生导师、《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编委夏中义
时间:7月8日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观看演讲视频

    现场实录:

  做人的道理千头万绪,但作为根基只有两条:一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敬畏,二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怀。

  把人文精神理解为这两条,这个话题就不抽象了,就跟每个人的生命的质量有关系了。

  那么“精神成人”是什么意思呢?精神,也就是指做人的道理。不懂做人的道理,何以“成人”?这里的“成人”是动宾结构,指“成长为人”。

  坊间一般地讲“成人”,是在讲生理学层面的成人,比如孩子的身体发育;还有一个,是法学成人——孩子18岁时,意味着享有宪法所赋予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
大学阶段,是精神成人的重要时期

  一个人18岁上大学,他的灵魂是否真的长大了,是否有所谓长大的根基放在心里管住自己?不见得。

  有一个婴儿被狼叼走了,几年以后又回到母亲身边,母亲教他学说话,他再也学不会了。一个人语言的成长,是和中枢神经的发育联系在一起的,而人中枢里面语音、语义的发育是季节性的。当一个孩子脱离人的语言的环境,到大森林里面去和狼一起打交道,他大脑语言的、语音的中枢的发育就没有获得最好的空间。所以他的人脑语言部分的机制就不可能得到健全的发育。所以8岁了他回到人间就不再会说人话了。

  我认为灵魂的发育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看来,18岁到22岁,大学本科4年,很可能是这个孩子灵魂发育的最重要的时期。为什么这么说呢?18岁读大一,近乎是在精神上出门远行,这意味着在自己故乡所习惯的种种思维的习惯和价值的模式到了崭新的环境要么不够用,要么不适用。所以现在大学生普遍流行一个词叫“郁闷”,就是指以前的经验不够,但是这个世界又必须让自己每天都要疲惫地、紧张地应对,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才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大学校园应该成为大学生灵魂发育和精神成长的最好的摇篮。 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什么

  如今很多家长都对大学失去了想象力,他们往往把大学理解成高档次职业培训所,发高文凭的机关;把物欲的满足变成孩子考大学的动力乃至选择专业的一个参考。他们对大学的想象过于实惠,是对大学应该担当责任的一种很狭隘的理解。

  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个叫纽曼的大教育家,他在出任大学校长时便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什么,不是专业教育,不是技术教育,而是博雅教育;大学的理想在于把每个本科生的精神和品行升华到博雅的高度;这样的人出来首先他在精神上就是健康的。

  纽曼这么说:大学不培养政治家,也不培养作家,也不培养工程师,大学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灵魂是健全的到达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的人格。这样的人格的完整对这个人来说,意味着是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一个灵魂健全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更容易胜任。

  有人说,一些文科积淀丰厚的大学,师资雄厚,在这方面很有实力的。但我可以说,人文学科所蕴含的人文的内涵,不见得能够通过这个课程来传授,而让每个同学愿意吸纳,能够把人文课程讲得让大学生动心和动情的师资甚少:讲哲学的老师往往把哲学讲得太玄,讲历史学的老师往往把历史讲得太死,讲文学的老师往往把文学讲得太浅。

  现在不少大学扩招了,校园大了,学生们却说“我的灵魂着凉了。”因为,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对老师说,但是老师都在赶公车,因为老师住得都很远。

  上海交大有36000位学生,只有不到200个老师住在闵行校区附近,怎么面对这些学生灵魂的倾诉?

  所以他们普遍觉得郁闷,郁闷就意味着他的灵魂成长没有获得成长的空间和最好的滋养。 社会负面效应影响“精神成人”

  在大学里面讲“精神成人”,要比将来是否成才重要得多。因为一个孩子精神上假如不能健康地成长,他很可能会病态地生长,因为他的精神成人就是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历史空间当中,在延续、在演绎。

  今天讲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讲社会上负面影响对青年的影响。

  一、“无边的消费主义”

  我曾经问大学生消费是什么,一个大学生说消费就是花钱。消费这个词,是中性的,主义也是中性词,但两个中性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负面的词组。

  什么是主义?一个是主,一个是义,主是主导性的意思,义就是活在你心中的做人的道理。

  一个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取决于你在心中把什么看成是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一个能够成为你人生最值得你追求的目标的一个东西,已经很接近主义这个词。但是我们能不能把消费作为主义,作为人生最值得去追求的目标呢?不能。鸟为食亡可以理解,因为它是动物;人为财死就很可怕了。

  比如服饰上追求名牌。我在大学里面看到一群小伙子打篮球。他们笑着说,他们的鞋价不能低于800元。我问他们,你们家长是做什么的?问题是如果你的父母亲下岗了,一个月的补贴才800元,买双鞋800元,一家三口吃什么?我说如果我是你的父亲,我唯一的词就是寒心、伤心。

  但也有人说品牌就是好。但问题是你对品牌的消费一定要和你的家境,或者和你的经济收入要匹配,不要盲目追求品牌,否则就会变成盲目攀比。市场经济了,很多东西都是商品,但千万不要认为所有的存在物都应该成为商品。人的感情、人的责任、人的灵魂,怎么能够变成商品交给市场?这是做人的底线。消费主义对同学们的腐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孩子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开始了。商业广告非常多,天天在刺激、挑逗国民的欲望。孩子在太多的广告刺激下,对消费、对欲望的满足会不会看得很重?这对国民精神发育来讲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大学人文读本”第一卷——《人与自我》,就是企图告诉大学生、告诉读者,精神成人是在人与自我这个纬度上成长。

  美国著名的学者马斯洛先生,曾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第一、生理需要,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要恋爱、结婚,是的,但这仅仅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其价值含量不是很高;第二种是安全的需求;第三种是爱的需求,爱的需求很重要;第四个需要是尊重与自我尊重。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要比消费重要,可以说这也会决定一个人的生命的质量。

  二、“历史虚无主义”

  什么叫历史?有三层意思。过去发生过的事,叫史事;历史学家编的历史书,叫史书;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历史教训叫史训,它往往是用血书写的。

  一个民族,他的品格高不高,素养好不好,就像一个人,就看他身上长了什么骨头。人有两根骨头,一根叫贱骨,一个叫风骨。

  什么叫风骨?人受伤了,伤疤好了,要不忘痛,而且要追问,是什么让我受伤?把它的原因找出来,以后避免简单的重复历史的错误,或者重复历史上简单的错误。什么叫贱骨?好了伤疤忘了痛,伤还没有好,痛已经忘了。

  所以我编的第二卷,《人与国家》,就要让孩子知道,假如是对中华民族负责任的人,必须把本民族值得记忆的历史铭记在心。  三、“狭隘民族主义”

  狭隘民族主义,不是爱国主义。我说的国是祖国,爱国就是爱祖国,首先是爱祖国的那片大好河山,就是爱长江、长城,就是爱黄河、黄山;第二个是爱我们的母语,爱我们在祖国大地流行的汉语,爱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琅琅上口的语言。

  我甚至认为爱国主义还有第三个层次,美丽的民间的习俗、传说、故事,甚至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用我们的手去触摸,用我们的身体去亲证的生活方式。

  爱国主义是非常自然的美丽的情感。我们之所以不能体会到祖国对我的意义,是因为你和祖国贴得太近。人为什么总这样呢?祖国和我们的意义就是这样,她靠我们太近了,所以我们感觉不到她。但是这个像空气、像阳光的存在,是我们的最重要文化的存在。

  我很欣赏姚明,他是从上海出发的。他刚到NBA时,谁会给这个小伙子留情面?在教练看不到的情况下,他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姚明是不把自己所受的委屈看成是对自己的侮辱,他看成体育竞争造成的。现在,他成功了,他在火箭队的位置绝对是台柱子。我在姚明身上看到他不仅是体育健将,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登陆大洋彼岸的成熟的中国人,因为他没有用狭隘的眼光去打量美国队员留在他身上的伤痕。当他强大了,人家就尊重他了。

  所以我编的人文第三卷——《人与世界》,我企图说,一个中国青年不仅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而且要记住是世界公民,我们要学会用世界公民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大事。比如环境污染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消费主义泛滥的问题。严格地讲不仅仅是外国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44
关于反思——听华东师大王建军教授讲座的一点启示   
王建军,1973年生于山东省莒县。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助理、教师教育研究室主任。
  1998年,从华东师大教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1999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课程与教学系读博士,对于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尤其是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角色与地位、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发生浓厚兴趣。
  2002年从香港回到华东师大之后,主要在教育学系讲授《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理论》、《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教育名著选读》、《教育行动研究》和《小学英语课程与教学研究》等课程。






“反思就是清晰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实践,因此而实现自我的提升和专业上的发展。”
——王建军
    反思之一:
    ——你看过自己的课堂录像吗?
    如果看过,那么,不用别人评课,你就能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也许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很多人至今也未看到过自己的上课录像,那也无妨,我们还可以听听自己的课堂录音,手机或mp3就可以帮你实现。
    将自己的课堂实录完整地听上一两遍,为的是找一找预设和实施之间存在的差异。你的课堂是否体现了你的教学设计思路?你的教学设计是否契合你的学生们的最近发展区?在不同的两个班上同一节课,你的教学实施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是什么造成的?应该如何去弥合这些差异?
如果有兴趣深入研究,不妨将自己的课堂实录整理出来,可以是片断的研究,也可以全程的思考,纵向、横向都可以一试。这种微格研究对自己的促进是很大的。
    反思之二:
    ——你会听课评课吗?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完成每学期n节的任务而听课,或是感觉听同事的课味同嚼蜡,那么不妨试试换一个角度去研究:同事的课为什么毫无价值?一节很差很没有火花的课究竟差在哪里?平在哪里?从他的身上你有否看到自己当初的问题?你又是靠什么力量解决相关问题的?如果给你三个小时评这节课,你行不行?何不将听课评课过程变为形成稳定而全面的评价系统的过程?
    你还可以去观摩名师课堂录像,去研究名师的课究竟高明在何处,有哪些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让你上同题课,你会怎么设计,为什么?
    反思之三:
    你促进了学校教师文化的改进吗?
    人总是生活在社会里,也无一幸免地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教师当然也会受到学校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备课组的教师文化。
    关于这一点,王教授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考察了众多高校,发现几乎所有的数学教师都无一例外地衣着朴素,而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往往是英语教师、音乐、美术教师。这就是教师文化的一种外现方式。因此,通过构建老师文化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放眼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科教研组、备课组,你有自己的理智取向吗?亦或是早已泯然众人?
    反思之四:
    ——你在不断改变自己吗?
    正如人每天都无一例外要照镜子,经常改变自己的发型或服饰,使自己最大限度地趋向理想中最时尚的美的标准一样,我们的教育者也需要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使之与不断趋向完美的理想的教育标准最大程度地贴近。小而言之,最直观的变化应该是表现于教学的变化,因为好课的标准是不断变化的。
    有专家曾经预言,此轮课改的最大阻力可能是以前的特级教师和优秀教研员。这并非奇谈怪论,因为一个人要改变自己是很不容易的,一个教育界公认的优秀教育者,要改变自己就更难了。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相对科学、系统的教育思想,有了自己的教育教学风格,要让自己适应新的课程标准,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他们革自己的命。将心比心,的确是个难题。中国人总是比较习惯安于现状的,普遍缺少一种锐意创新的劲头,所以长期抱残守缺而不自知。扪心自问,你不幸身在此列吗?有个现成的判断依据:工作多年,你是否离开了教参就没法备课上课?你是否常常忍不住想用自己存放多年的旧教案代替新学期的备课和思考?你最喜欢的备课方式是不是网上直接下载打印现在的教案?
    如果你的回答是no,那么,恭喜你。因为不思改变是极不利于自己的专业成长的。
    结语:
    反思就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陈震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49
萧瀚,本名叶菁。1969年出生于浙江天台,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财经》法律顾问。本科在华东政法学院读书,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后在中评网等单位工作,现在主要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热爱读书,热爱俄罗斯文学,热爱艺术,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和合理的制度。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51
王荣生,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向第一位博士(2003,华东师范大学,导师倪文锦)。曾任宁波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浙江省高师语文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2004年起任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专家,2006年起任浙江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工作专业指导委员会语文学科组专家。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
  著有《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等;总主编《新课程教案研究与教例剖析丛书》;主编《21世纪专题教程·语文系列》;主编《新课标语文学本·小学卷》;副主编《新课程小学语文教学法》。目前正在编著有: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主编《国家新课程标准高中语文课本》(沪版)。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54
http://www.zhanglixian.net/blogs/pigu6/


六哥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56
张立宪和他的《读库》



  作者:徐瑾
    张立宪,1991届人大新闻系毕业生,从事新闻出版行业,以“老六”、“见招拆招”更为人熟知。     不过最近两年,他的书比他的人出名。这个自称很闷的男人鼓捣的《读库》丛书却逐渐成为最流行的小众读物,这本几乎他一个人完成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宣传的杂志书,开始成为不少圈子的热门段子与接头暗号。“跟角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确是一种幸福。”老六追星,倾心京剧名角冷对荣辱的大家心态,而他的《读库》也坚持远离公共人物的原则,在一个太过仓促、频繁升级的变革时代,他自嘲“聪明人下笨工夫”,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来打捞、保留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表情。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这个活动?以及“思想推动中国”这个主题的意义?     张立宪:当我们不缺人、不缺技术、不缺资本、不缺机制和机遇的时候,思想就显得更为重要。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彰显出我们民族身处伟大复兴时代的想象力和执行力。     《中国经营报》:对于你入选本次活动的“最具思想力人物”,你有什么感想?     张立宪:有行动力将其实现出来,思想力才能凸显其价值和意义。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读库》给中国社会或者是知识界带来了什么?     张立宪:希望通过不懈的发现和完美的呈现,《读库》能够打捞并留存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细节和表情,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们的悲欢和骄傲。     《中国经营报》:关于《读库》的诞生,传言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版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缘?什么促使你坚持做这样一件事?     张立宪:当时有机会去一家不错的机构上班,前途不错,但是我很犹豫,追问了自己一番,还是觉得放弃,打算去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书。这是偶然也是必然,《读库》其实是我在一个合适的时期,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做一件合适的事情。在中国做很多事情需要沟通妥协,如果再往前几年,我的性格比较热辣嚣张,过得比较拧巴,人脉也没有这样广,编辑理念也不够成熟,很可能不能沉潜下来做这样的事情。最近三十年大家都往前冲,过得太过仓促,也许是可以保留的东西最少的三十年,《读库》的意义在于打捞保留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表情,我也很享受与《读库》的作者、读者发现、呈现这些东西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在一个读书日渐奢侈的年代,《读库》的成功原因是什么?你对它的期望是什么?     张立宪:两年来,《读库》培养了一些忠诚的读者群,有些是有强烈阅读需要的读书人,也有已经不怎么看书的人,他们的阅读习惯被重新唤醒,《读库》是介于深度阅读和浅阅读之间的读物。从一开始设计这本书时,我就想很多书之所以卖不动,是因为销售周期太短,而《读库》这种定期出版的方式可以拉长销售周期,同时也没有杂志的时效性限制,所以也可以说《读库》找到了蓝海。     《中国经营报》:你一再强调要避免Google、百度上的热门人物,但是你今天也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你希望能够带来什么影响?     张立宪:在一个善于推销与作秀的年代,我对Google、百度上动辄有几十万条搜索结果的人物有一种不信任感,因为那些公共明星的言辞往往都是自我筛选、自我修饰的结果,从他们那边很难有真实的、新鲜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往往游离在公众媒体的视野之外,但是这些东西存在,非常坚硬地存在。我的同学王军的《城记》一书在牛津大学出版英文版,他获得了很大满足感,因为他在从事一个世界级的选题。在中国,世界级的选题太多了,有很多空白点,但这些人和事并不是活跃在Google、百度上的人物,至少不全是,他们亟待被发现、挖掘、呈现和保留。《读库》不会重复别的媒体的老路。读者买一本书,不像买一份小报那样来印证他已知的东西,而是期待能够看到新东西。     《中国经营报》:有人说你非主流、理想主义之类的,对于这些标签,你怎么看?如果你自己选择,你会选择什么词语?     张立宪:我不相信所谓“独立”的存在,就像绝对的自由一样。真正的理想主义更需要实现出来,才为人所知。从事任何媒体,都是读者、作者、编者互动的结果,也是个人志趣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并不是闭门造车。别人评价我,有点儿“我看青山多妩媚”的意思,青山始终依旧。一个人的理想状态,我认为首先应该具有天真烂漫的热忱,我不太喜欢把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报率计算得太清楚的效率专家;其次应该有些驴脾气,内心存在着强大的骄傲,图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充满骄傲感的行业,就像京剧演员裴艳玲说的:你要喜欢我的戏,就来现场看。要还喜欢,下一场接着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要赶不上看,也就赶不上罢。     张立宪简介     《读库》系列丛书主编。因喜好数字六,以老六自称,网名“见招拆招”。以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为目标,在王小峰的《十面埋妇》中担任了配音的角色。     1969年生于河北。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同年分配至河北日报社,做记者、编辑工作。     1997年~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其间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     已出版个人作品《记忆碎片》。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时,策划出版《大话西游宝典》以及梦工厂系列丛书。     2006年,推出《读库》系列丛书,任主编,正在酝酿乡村读库计划。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2 13:57
老六和他的《读库》



作者:梁由之
  

   
         第一次收到老六在天涯社区发给我的短信,是在2005年9月13日。这个日子比较特别,因此很容易就记住了。当时我正在写《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那天恰好完成其最后一部分。
    
  这厮贱兮兮地说:“梁兄,敬佩你的话就不多说了,只想与你结识。我生于1969年,为纪念九大,父母为我起名张立宪,与你大约是同龄人吧。麻烦给我个地址,以后有什么觉得可以双手奉上的,就寄给你。望能与你挂上钩。”后面一并附上了他的电话、博客和MSN。
    
  老实说,当时三天两头收到类似消息,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拨。一向忙而又懒,也就没怎么往心里去。僻处岭表,孤陋寡闻,知道此公就是素有“京城文化名人”之称的老六,也是后来的事。过了两天,我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作了一个回复,让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老六汇报:“我是学新闻出身,新闻出版都做过,原来在现代出版社任职,如今辞去公职,想做几本自己真正想做的书。同时筹备一本人文杂志,先生大才,想看你能否给写些东西。不过首先这本杂志须经过你的首肯,所以讨要你的地址,想等试刊号出来后,给你寄去,先听听你的意见。”
    
  他这样阐述他的编辑理念:
    
  《读库》瞄准的是那五十个人、一百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政治明星、学术明星和娱乐明星)之外的世界,陈词滥调、不咸不淡的文字之外的文字。绕开民国掌故、反右风雨、文革控诉等已被做得够多的主题,内容所涉,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在进行时。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同样需要我们来打捞。
  《读库》将集中在文化和传媒领域,留存这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悲壮的消失者和坚持者,并对那些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文艺作品做深入探究。
  内容的几个关键词:
  中篇读本。这是从篇幅上而言,短篇的东西,在网络和报刊上到处可见,长篇的东西,则可以出版单品种图书,《读库》纳入的则是网络和纸媒之间、短篇和长篇之间的那些文本。
  非学术,非虚构。我对所谓学术有一种躲之惟恐不及的敬意和腹诽,……人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乏味而正确的道理,更没必要在所谓的学术架构中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动辄普世价值终极目标。将这些躲开、抛开,《读库》将记录这个时代的人与事、细节与表情。
  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将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做足、做透。
  约稿过程中,我说的最多的是:力度和硬度、阅读快感、把趣味落到实处,有写作欲望就写,没有也不要难为自己。我没有说出的话是:让我们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干活,留下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字标本。
  有趣、有料、有种。
  ……
  梁某是个俗人,对曾经很是亲近的国内几家主要的“人文杂志”,都日渐敬而远之。刻下每期都还翻翻的报刊,大致只剩下胡舒立的《财经》了。对老六的雄心壮志,姑妄听之,半信半疑。只是感觉这个人周到细致,蛮会说话。于是给他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心想:你娃说得倒是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且看你做得如何,再作计较。
    
  11月10日,收到试刊《读库0600》。新刊果然在老六宣扬的预产期内横空出世了。封面及开本大气、朴素、干净,内容丰富、深邃、耐看,30多万字、300余页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特意请蔡志忠画的藏书票……,看上去还真算是有头有脸像模像样。说是一份杂志吧,从出版形态和质感上看,它却更像一本书。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刊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读库》似乎庶几近之。展读之后,居然有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愉悦。当今时势,非但有《读库》出生的充分理由;好自为之,将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未可限量。看来,老六不光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更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行动能力,决非那些个只会高谈阔论唾沫横飞说说算说了就不算的侃爷可比。我对此人刮目相看了,同时开始反省自己以前对待他的态度是否有失轻慢。
    
  第二天,我主动致电老六,两人天南地北乱七八糟扯得很是投机,一气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想用你的稿子。我说,一时兴起也就信手涂鸦了有数的几篇文章,都撂在天涯,你随便拿去用就是。末了,我觉得不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哥们表示一下支持和鼓励,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万事开头难,你以一个人的力量鼓捣一份全新的杂志,头绪之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一定很不容易;偶然敲了几篇文章,本来就是玩票,先在这里表个态吧:稿费好说,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早给可迟给,都无所谓;如果需要帮助,尽管开口。老六说,你的友情像白云一样深远,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不过经济上的准备和预算早已经做好,稿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会比一般报刊丰厚一点;印刷、出版各环节也都不成问题;现在所要求老兄和其他作者的,就是多多提供好稿。
    
  此后,我们间或通通电话,发发邮件,说说《读库》或者别的什么。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他给我寄过几本书和一张碟,都是好货。次年春寒料峭之际,《读库0601》哇哇降生,平安顺产。
    
  2006年4月28日,获悉《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即《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将发于即出的《读库0602》。后来,同年10期的《读书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
    
  那是个美丽的春日上午,我正在新疆伊犁乌孙山下,准备驱车前往昭苏草原。雄鹰在蓝天下游弋,抬头可见巍峨晶莹的天山雪峰。眺望白云和冰山,心情宛如西域之西一碧如洗的万里晴空那般开朗和舒展。我想见一见这条人称老六大号张立宪网名(老)见招拆招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汉子了。
    
  5月1日由乌鲁木齐飞北京。第二天中午,老六约饭。我们单独在海淀一家餐馆的包房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感觉很过瘾,但又都意犹未尽。我对老六有两点不满:中等身材,温和斯文,不是想象中魁梧彪悍慷慨激昂的燕赵壮士;写了那么多精微传神的足球文字,居然是一伪球迷。这怎么可以!
    
  时光如流。转眼间,《读库》快满一岁了,它将进入07系列。
    
  朱门杨柳转青春,九陌轻寒尚袭人。虽然极少听到老六抱怨和叫苦,但还是约略知道他和《读库》走得并不容易:0601切口不齐,0603有两个版本,出版社由同心换为新星……等等。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而且戴着镣铐跳舞怎样才算既不违规又有快感,有趣与有意思的文稿该以何种标准进行取舍,主编个人兴趣与市场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这些问题都有待老六自己在行进过程中切身感悟把握,梳理解决,调整提高。
    
  侯德健说: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中国新闻史和出版史会记下老六和《读库》吗?
    
  看着老六和他的《读库》一路走来,也希望并且相信他和《读库》会一路走去。朋友们和越来越多的读者也将各呈所能各取所需,伴随好人老六和好书《读库》一起走向风光旖旎的远方。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春天应该不会远了。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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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21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10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本文为《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序言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8-3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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