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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的收藏故事 [打印本页]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0-1-14 15:37
标题: 我的收藏故事
         我的收藏故事
                     作者 /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管季超

   我的收藏故事应该从读小学时说起。
   整个小学阶段，我随着当公办教师的母亲在乡下念书。
   乡村小学邻近村庄，但有一点点距离。学校规模很小，老师的未  成年的孩子只有我一人。放了学，我几乎找不到玩伴。
   爱独处、耐寂寞的性格或许是那时形成的吧。虽然也喜欢热闹，能闹腾，但似乎在寂寞中思考更适于我。
刚刚学会认字的我，求知欲非常旺盛，哪怕是在厕所里发现一张破报纸，也会歪着头看半天。
   那时正是“文革”末期，能看的书实在少得可怜。
   愈是无书可看，愈是拼命搜求。
   在小学阶段，我就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那时的“畅销书”《敌后武工队》、《艳阳天》、《金光大道》看了个遍。
   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一本“小人书”——《东平湖的鸟声》。
   这是一本以叙事诗体为脚本、绘工上乘的连环画，是用卖废品的钱在公社供销社买来的，看过至少有上百遍之多。
   从这本“小人书”开始，我陆续购买和交换来上百册“连环画”书，装在一个肥皂箱内，只对“够哥们儿”的男同学和心生暗慕的女孩子“开放借阅”。
   多少年之后，我确知在这些读者中，真有一位女孩子也很喜欢我。（我猜，应该是更喜欢那些书吧。）
   再见面时，女同学的孩子已即将远赴异地读一所名牌高校。我的儿子则已上了高中。
   我为儿子专门买的近千册各类读物堆在他卧室墙角，好些都未曾细看过。
   从五、六岁时起，我还莫名其妙地喜欢收集香烟盒和糖纸。男老师抽完了烟，都会记得把烟盒送给我；收集到的糖纸和烟盒我会细心地分类夹在“小人书”中，压得平平展展。
   我老婆对我有些缺点颇为恼火，但很佩服我能将近万册个人藏书登记造册，精细地分类，一旦要查用时，举手即获的本领。家里的一应生活用品也由我来整理，各得其所，秩序井然。
   她怎么知道，咱在收藏物品方面早就“自学成才”，有深湛的“童子功”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孝感市东门中学任校团委书记，当语文教师兼做班主任工作，课余时间还要完成自修课程，照料常年卧病在床的父亲，实在是辛苦、忙碌。
   是书画收藏的业余爱好，给那时的我带来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闲趣和望外之喜，冲淡了工作、生活的压力带来的烦恼。
   每每在下午临近下班时，学校负责收发工作的同事就举着一封或几封鼓鼓囊囊的信封喊：“小管，又有信寄给‘管先生’”。拆开来一看，里面一定夹着一件或几件散发着墨香的书画作品。
   从1985年到2000年间，陆续收存全国各省市中青年书法家原作近700件，其中大半作者已成为当今书坛名家或一地书法界领军人物。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把这些作品印成一本《致远斋收藏当代名家书法作品集》，回赠给书人。苦于囊中羞涩，至今未成。
   印这样的一本集子，既是想以此回报惠我手泽的书法界朋友，也是为纪念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或许这本集子是研究上世纪后十几年里中青年书法家的一本绝好的资料，我想。
   1997年春，我迷上了儿童美术启蒙教育研究，又开始搜求一切有关儿童美术教育的资料，借着湖北美术出版社《小画家》月刊特约责编这个角色，得到各地数十位儿童美术教育家、名师的支持，陆续收集到日本、台湾、香港等地和中国大陆地区各省市中小学美术教材数十套之多，各类儿童画册千余册，儿童画原作近5000件。与此同时，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儿童美术教育“个案”研究，发表了十余篇相关论文，三次参与全国性儿童美术教育学术会议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被聘请为中国艺术教育促进会儿童美术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担任孝感市中小学艺术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以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专业背景兼任艺术教研工作，赢得了“圈内”的尊重。
   记起梅延德先生这样说过：“文人一般都喜欢收藏一点心爱之物。这种收藏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人格和文格的补充和注解。文人的收藏蕴含着一种学识和激情，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
热爱生活、敬业爱岗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收藏癖呢？

   ▲注：此文应武汉《书法报·硬笔书法》编辑秦霈同志约稿而撰，刊于该报春节“集藏”副刊。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3-13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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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3-18 23:00
收藏的精神与气质

                                             刘学明



近年来，收藏的风气盛行，各种关于收藏的电视节目和书籍出了不少，专事收藏的人也多了起来。收藏成了一种时髦的事情，从书画、古董到日常杂物，皆有人衷爱、收藏，气势如同一场全民运动。

收的是物，藏的是记忆

收藏的物品包罗万象，千奇百怪，那收藏的本质与意义何在？

简而言之，收的是物，藏的是记忆。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与感受，无论人生辉煌灿烂，还是坎坷不平，但当我们抚摸儿时住过的房子、用过的器物，读过的书本时，大概都会有种说不出的激动。

收藏也无外乎于此。记得马未都曾说起他的一位收藏家朋友，去参加香港佳士得的拍卖会。虽然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拍到自己喜爱的藏品，然而他却为自己现场举过一次牌而兴奋不已，因为他拥有了那幅作品一秒钟，这足以值得回味。

种种感动皆因为那些物与事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通俗来看，记忆包括日常记忆和历史记忆，日常记忆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怎样知道自己活着，那是因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没有离开过记忆。人不单是要靠记忆活着，还需要有文化，有历史的生活，从而实现从自然人到文明人的过度。于是，一种用物见证历史，传承人类文明的活动就产生了——收藏。

前一段时间，文学家李陀在《70年代》中说：“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时代，一个没有历史记忆也可以活下去的时代。”这位文化学者所担心的事情正在我们周围发生，看看北京城的鼓楼、牌坊、胡同……这些浓缩了百年、千年记忆的文化符号正在城市扩建中拆除、消失。

一个人，一座城市都需要收藏历史记忆，更何况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这也许才是中国几千年收藏的精神本质。

收藏的格局

中国自古就有收藏的传统，但收藏作为一种文化肇始于宋代。此后，历朝历代收藏家的气质秉性、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便构成了中国收藏文化的灵魂。

综观历史，早期的收藏家多为文人士大夫。一来文人有文化，有修养，对传统文化有着颇深的理解；二来，文人有时间，有闲情来把玩书画、鼎彝等文物；三就是他们有闲钱。于是，在“崇古、雅玩”的文人思想引导下形成了早期的收藏格局。

明清之时，商人收藏兴起。商贾介入到收藏领域，不仅仅是对文人收藏的一种补充，他们的好尚为收藏注入了新的趣味与思想。在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是盐商文化发达的扬州收藏家，他们求新、求异的思想促成了“扬州八怪”风格的形成。

到了民国，收藏家的身份略微出现了变化。许多银行家和实业家涉足其间，他们的身份和古代商贾有相近之处，但在收藏的出发点上产生了不同。很多时候为了文物不至于流失海外而花重金购入，然后捐给国家；他们更愿意展览自己的藏品，以便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的文化遗产，而不是藏之高阁，秘不示人。

收藏的气质

收藏可以塑造一个人，同样人也可以主导收藏。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收藏变得有血有肉，尤其是在收藏家的引导下，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气质。

19世纪末以来，中国最大的变革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收藏界的反应就是出现了“另类收藏”，尤以上海最为突出。在上海的知名收藏家中，如收藏钟表的王安坚，算具收藏家陈宝定，就连当时上海的文人也趣味怪异，如程十发收藏照相机、陈巨来收藏打火机、郑逸梅收藏名片、杜宣收藏烟斗……

这些“另类收藏品”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尽管藏品有点“俗”，但在上海的收藏家手中，玩成了“大俗”、“大雅”，这是海派收藏文化的特点，也是上海地区收藏家独有气质。

其实，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收藏最为突出的一个气质是爱国与启蒙。虽然这个时代并非太平盛世，却出现了许多有志之士致力于收藏，而不是为了牟利。如民国时期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就酷爱收藏，他曾花四万大洋买下《平复帖》，后来又花了240两黄金买来展子虔的《游春图》，这两幅作品最后都捐给国家。为了这两幅作品，张伯驹也是变卖豪宅，穷其所有，反映出来的是民国那一代收藏家热爱传统文化，赞助社会的心态。

当代新藏家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收藏家。毕竟，一个时代的文化、社会才是孕育收藏精神与气质的土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四次收藏热，而且涌现出来了一批带有现代中国特色的收藏家，尤其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

在刘益谦这位靠炒股发家的现代企业家身上，具有中国民间企业家鲜明个性。好勇斗狠，不遵循规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激荡三十年里的典型形象。从刘益谦的收藏中可以嗅到商业资本的气息。匡时的老总董国强曾有过切身的感受：“他买东西时不是说这件东西我喜欢到一定程度，也许一件东西私下里1000万卖给他，他不买。在场上他举5000万，他喜欢这种横刀夺爱的感觉。”

同样是企业家，经营实业的女性张兰却有自己的收藏之道。她把艺术收藏引入生活，花千金打造艺术会所；她把现代的经营理念融入收藏，从而实现自己的女人梦。而北京的藏家李国昌则是历史上典型的“北京藏家”代表，文化的重担与社会的责任是他们收藏的内在动力。

管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者。他的收藏则带有强烈的波西米亚气质，他收藏飘在空中的理念，收藏外人眼中“荒唐”、“颓废”的作品，他成为了一个发现者，因为他有一个文化游牧主义的灵魂。

显然，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收藏者，而且各具气质、秉性，尽管他们如今还难称“收藏家”，但他们的艺术收藏却融入了现代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有力注脚。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5-4 22:10
记起梅延德先生这样说过：“文人一般都喜欢收藏一点心爱之物。这种收藏不仅是一种文化，也是人格和文格的补充和注解。文人的收藏蕴含着一种学识和激情，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
热爱生活、敬业爱岗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收藏癖呢？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5-5 11:06
藏家•炒家•玩家

文/朱中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艺术品开始跻身于世界十大暴利行业之列。而越来越多的人士，也热衷于到里面去分一杯羹。再加上最近几年，很多炒房团的民间游资，在强大的楼市调控政策面前望而却步，并开始将资金砸向政策管制稍显松散的艺术品。尤其是由温州富商、山西煤老板和潮汕商帮这几波势力组成的民间游资，在中国艺术品市场，俨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炒画集团军”（简称“炒画团”）。

这其中当然以温州帮势头最猛、实力最强。据统计，每年进入艺术品市场的温州民间游资就多达百亿元之巨。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对助推艺术品市场当功莫大焉。因为，艺术品的繁荣本身也需要资本的介入。

然而，资本往往是一柄双刃剑。艺术品毕竟不等同于一般的商品。它是一种凝聚了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人文价值的特殊商品。正因如此，它才需要真正的藏家的介入。

真正的藏家，他的收藏行为就是为了搜罗文化遗产，以弥补群体力量或者公共力量之不足。越是精妙的艺术，越具备天下公器的公共价值。

所以，真正的大藏家，其实是以一己之力，为天下保存文化的元气和脉搏，即达到“天下为公”的境界。若说收藏乃为天下文化之公器，当毫不为过。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张伯驹为什么会见了陆机《平复贴》和展子虔《游春图》，欣喜若狂——不是若狂，是真狂，不惜倾家荡产买回，甚至遭匪徒绑架，最终又分文不取地捐赠给国家，自己因此反倒落得晚景凄凉。

当然，在纷繁扰攘的今日，已然很难区分到底谁是藏家、谁是炒家、谁是玩家了。因为，很多炒家，也号称是藏家，其实干的是投机倒把的事；也有很多一开始纯粹是抱着玩一玩心态的玩家，玩着玩着，却发现越来越有趣，玩出感情来了，最后竟也成了真正的行家。

尤其是近几年掀起的民间藏宝热，让很多老百姓都加入了收藏大军的行列，不少人甚至抱着一夜暴富的天真想法，总是梦想着哪天捡个大漏，但却往往遭遇尴尬。原因很简单，这个行当的水太深，古玩店的老板，个个比猴都精，即使有漏，又哪能让你轻易捡了？

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有没有漏可捡，而在于藏宝者的心态。其实，真正的收藏与捡漏的心态企求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捡到了是你的福气，但不是说没有了捡漏这收藏就干不成了。过重的捡漏心理不是真正的收藏，而是投机需求。

真正的收藏家，会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小瓷碗而不惜血本，甚至倾家荡产。当年的张伯驹和张大千都是如此。收藏家的心态是不计回报、不计付出的。除此之外，要做收藏家，还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你得先有钱有闲，最起码，不能把钱太当钱了。对于普通人来说，不是不可以收藏，而是得端正心态，玩玩则可，别太当真，但若想以此发大财，那赔进去的钱，可能还不够交学费。

想靠艺术品赚钱，当然无可厚非，但是，炒家的盛行，对于艺术品行业是有害无益，它会扰乱市场，扰乱公众的视线，让当代艺术品价格虚火过旺，让很多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价格发生倒挂，而且还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难辨高低真假。因为，很多文物艺术品的升值，不是依靠其艺术价值的升值，而是靠炒家在不断地倒卖中升值的。

一个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真正的民间收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藏宝热的到来，令人欣慰。毕竟，让收藏回归民间，总比把那些宝贝放在博物馆里闷着发酵要好得多。但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藏宝热，与真正的收藏还很远，而是有点全民投机的味道。

收藏不能抱着太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更不能急功近利，否则会越陷越深。从北京卫视《天下收藏》节目中王刚砸“宝”的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收藏90%以上的藏品都是赝品。中国每年生产赝品的数量比艺术家生产真品的数量远远要大得多，而且，赝品制造者的智商，远远高于鉴定专家的智商。

所以，理想的状态是做一个玩家。就是既不要太当回事，也不能太不当回事。一切都建立在兴趣和专业基础之上，再加上有钱有闲，那么离收藏的层次也就不远了。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5-5 11:07
影视明星的收藏经

朱中原文

不论音质，还是形象，王刚是个“存在感”极强的人，即使坐在初夏北京的咖啡馆里，他一开口，就是一股子“哈尔滨的春天，好像是被日本侵略者卡住了一样，竟来得这样迟缓……”的味道。

这是王刚给人的第一感觉。

在影视界，王刚以演和珅和反派角色著称，在主持界，王刚以幽默和制造悬念著称，而在收藏界，王刚则以捣鼓瓷器著称。

王刚：与瓷器恋爱，和收藏结婚

人皆知王刚有三段婚姻，但鲜有人知，王刚的第三段婚姻与收藏有关。

2008年，王刚在两度婚姻失败后，又重新觅得良缘。而王刚的第三任夫人便是一位从事收藏行业的圈外人士，与王刚可称得上是志同道合。王刚常说自己和收藏品谈恋爱，“收藏品和人，都很可爱。”

王刚对他的宝贝，有时心疼得能让人酸掉牙。不怕碰的物件，他会摆在家里柜子或架上，每天回家就感受这些宝物的静蕴氛围，格外愉快。怕碰怕摔的，王刚会摆在机密之地，定期和同好之人一起赏玩，“此时这些五六十岁的人，当场变成玩玩具的小孩子，返老还童，格外有趣”。

每一个收藏者都要交很多学费，当然也包括遗憾。王刚亦不例外。

2008年，王刚特地赶到天津去参加拍卖会，并看中了一件乾隆年间的青花龙纹瓷瓶，底价120万，几轮叫价后，他喊出了180万的报价，事实上这也是他能接受的最高价位，但很快，场内就有人喊出200万的报价，接下来这件瓷瓶一直喊到599万才成交。“我当时心想这帮人真是神经病，花近600万买这东西，没想到多年之后，这件瓷器又现身拍卖会，竟然卖出了3568万的天价，3年之内价值又翻了五六倍。”

　　王刚表示，收藏品确实升值很快，但是从他多年的鉴宝经历来看，民间收藏95％是赝品，老百姓很容易上当。

　 2007年王刚开始主持《天下收藏》，动用了他一直钟爱的侦探小说要素，用黏劲十足的悬念感和精准的信息呈现节奏，带领收藏者进入真假难辨的收藏世界。

　　王刚爱在节目里玩悬念，有一回差点玩出大乱子。播出中，他明明看得真真的一件五彩瓷瓶，王刚照例先抄起金槌，边晃悠，边演准备砸。惊得藏家紧拿手护着宝贝。王刚心里有数，无非“虚晃一枪”，可递上来的专家的鉴定是“现代工艺品”。王刚嘴上没闲着，照例佯装淡定地说着：青花五彩跟五彩有什么区别？五彩跟粉彩有什么区别？然后把单子放回专家台上，专家觉得不对了，然后赶快递上另外一张来。后来才知，工作人员将第三张当成第二张单子递上来了。“下来以后，我真的急了。你设想一下，一下子砸下去，咱们惹多大的祸啊！我赔人家20多万啊！很险的！”

王刚和老搭档张铁林、张国立不仅戏内是“铁三角”，戏外也都有收藏嗜好，而且时常会因一件宝贝而“争夺”一番。

有一次在上海，王刚和张铁林一起逛古玩店，张铁林还像皇上似的挺胸背手从一家店踱到另一家，王刚也像和珅似的在后面跟着。王刚看中一对同治粉彩盖碗，刚要和老板砍价，张铁林便问王刚看中了什么，王刚赶紧掩饰说没什么，没什么。张铁林从王刚手上把盖碗拿过去端详了一阵，问多少钱，老板开价3000，张问老板1500能不能卖，老板风趣地说：‘皇上看中的东西，怎么敢不给呢。’张于是掏钱买下。回去一路上王刚都在批评张不懂行里的规矩，“别人没放下，你怎么能抢呢！”“那怎么办？”张铁林问。王刚抢过一个盖碗，给了张铁林750元，不服气地说：“盖碗咱俩一人一个。”

60年光阴，每一次个人职业、行为的改变，总伏贴着大的时代背景。王刚于是用十余年时间，“反刍”般写作自传，借此回望世情人心。2010年年底，《王刚自传——我本顽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刚说，“写自传，前提是‘真’——真事、真情、真观点，所记述的是自己不用太细去回味的事，选择给自己有深刻烙印的事，是很自然的。”王刚所说的真，恰是他从事收藏鉴定行业的写照。

　　

张铁林:“收藏手札好比把西施变老婆”

张铁林玩手札的名气也许远不如他在演艺界的名气。但是，张铁林玩手札的兴趣却远远大于他拍戏的兴趣。

有圈内人士开玩笑说，最近几年国内手札市场的价格，起码翻了好几番，“这跟张铁林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曾创下一个人包圆买下一场拍卖会上的全部手札藏品。对此，张铁林说，他的收藏经历并不长，而且只喜欢“带字儿的东西”。

张铁林承认，自己所藏的名人手札，属于目前还比较不为大多数人熟悉的古籍善本领域。他说:“手札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短信，名人的手札看起来很亲切，很有收藏价值。”

张铁林的收藏也让他的财富快速增长。在2003年前后，他以225万元的价格，在上海的春拍上拍得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的39通手札。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张铁林是不是“太二了”。谁知仅仅到了当年的秋拍时，价格就已经翻了一番。

张铁林笑称:“在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看到好东西，现在在拍卖行里也能看到，但自己掏腰包去买回来的时候，感受就不一样了。我的老婆可能没有你的漂亮，但我有机会看很多美女，但是一旦把西施接到家里做老婆，那个感受一定是不同的。”

张铁林说，至今他收藏的手札已经超过千通。“这方面的收藏以前并不热，所以像我这样进入得早的，在当时花费并不多。”

如此丰富的收藏，故事自然不会少。

张铁林说，几年前当他在上海的拍卖会上看准了一套赵之谦的手札之后，进行了详细了解得知，这套手札还曾在国学大师罗振玉手中保存过，并且当时全国的研究专家齐聚上海召开会议，但却没人有能力购买这套手札时，他就下定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哪知道拍到120万以后价格还在上升。”张铁林说，与他竞争的是一个没到现场通过电话委托遥控指挥的藏家，“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根本闹不清楚情况究竟怎样。”张铁林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要将这套手札收入手中，于是一直与对方比拼加价，直到他加价到250万以后，对方才终于放弃竞拍。“后来我才了解到，对方是一位日本资深藏家，对这套手札也是格外关注，后来我们还成了朋友。”

张铁林说，文人手札中，大多记述了自己的生活趣事，有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他指着一幅齐白石的手札说，“你仔细看看内容。这是一件齐白石卖画的信件，信中他把自己写成一副衣食无着、可怜巴巴的样子，不得已而只能卖画，让人忍俊不禁。”

“硬汉”张涵予：为收藏不择手段

近年来的影视剧中，多了一个“硬汉”形象，这便是张涵予。张涵予的爆红，源于《集结号》。从此之后，人们便把张涵予与“谷连长”联系在一起。

然而，比《集结号》更早的，却是他的古董收藏。张涵予收藏古家具，已有十余年历史。

在他看来，古家具跟人很亲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传递下来，有很深厚的历史感，也能传递一种文化信息。

张涵予的收藏，缘于他的北京胡同生活：“从小我在北京长大，对于古代的文物可谓耳濡目染。”他说，他玩古董也是从潘家园开始的。当时因为完全不懂，结果买的都是新仿，当时还当宝贝似的藏在床底下。

而玩真正入道则是在拍电影《大腕》期间。

他张涵予在片子里客串了一个神经病。当时片中的神经病院是租的艾未未在大山子那儿的工作室。张涵予就到隔壁溜达，看到一个广汉堂古代家具艺术馆，进去一看把他惊呆了，那是在潘家园市场里看不到的。后来他才知道，这个馆的老板是京城里做古董家具生意20多年的老前辈，是专供晋作家具的。

张涵予介绍，家具分四大名作：晋作、苏作、广作、京作。山西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大官人，不当官了就会把宝贝带回去，而且一代代传下去。所以那时候的古董贩子尤其是北京河北一带的都喜欢到山西淘换去。他就在这天买了一对明代的大号“榆木大漆肆出头官帽椅”。

慢慢地，张涵予也开始学会鉴别真假好坏，同时也认识了很多“铲地皮的”——那些农民，从老乡那铲完东西回来卖给古董贩子，然后古董贩子再卖给客户。“有时候我跟着‘铲地皮的’就到山西了。我觉得一般人是受不了，简直就是非人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把原来收藏的部分东西换掉，开始以质取胜。”

就这样，张涵予慢慢步入了正轨。

张涵予属于那种要古董不要钱的玩家。有时遇到一件好东西，当砍价砍不下来的时候，他也会向卖家“借钱”，然后，就像分期付款一样“还钱”。

张涵予毫不谦虚，他认为自己属于一线“磨砺”过的眼睛，尤其在木头和石头方面，根本骗不了他。像很多藏家一样，张涵予至今还没有卖掉过一件自己的藏品，一是舍不得；二是觉得根本没必要，用他的话说“现在又不愁吃喝，干嘛要卖？还没玩够呢。”

这句话正印证了一个行规：真正的收藏家从不卖藏品。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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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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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 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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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1-6-2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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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7 19:24
管季超收藏冯亦吾先生作品一件。

冯亦吾（1903-2000）江苏沛县人。原名守道，后改亦吾，亦作一吾，号逸翁。1931年考入平民大学新闻系，后应聘《北平晚报》、《世界日报》记者，天津《益世报》特约记者。1933年先后应聘北京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法学院，辽东学院，历任教员、讲师、教授。1974年退休。自幼受家庭影响爱好书法，常与启功、柴德赓等人切磋书艺。主张以唐人法度为起点，上追秦汉，下开宋元，先承袭而后创新。作品以行楷为主，刚柔并用，守法而不拘于成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或被“北京月坛碑廊”、“山东邹县峰山碑林”等处勒刻。出版《书法丛谈》和《书法探求》，撰写了《书谱解说》、《安吴论书注释》、《书法诗歌选》、《书法名论选》、《书法故事集》和《中国书法史等》，著有《文言虚词释例》、《汉魏六朝的赋》等。曾为北京书家家协会理事兼评委，北京卿云书画联谊社社长。曾任中山书画社理事，中国书法协会北京分会会员。一生著作颇本，成绩斐然，有《冯亦吾文集》等多部论著。

作者: 管季超0712 时间: 2011-6-19 14:30
书法收藏的准备、鉴定与操作

● 徐建融
胸罗春秋——书法收藏的准备

所谓“胸罗春秋”，是指收藏者对于中国书法的史论必须有全面的了解。我在这里把它仅仅作为“书法收藏的准备”，严格地讲，是不对的，因为不仅在进入收藏之前必须取得这方面的知识，它好比是“纸上谈兵”的备战；而且在进入收藏之后，终其一生，都必须不断地丰富、端正这方面的知识，它好比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战争之前需要学习，是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战争中还是需要学习，是为了学得更好，打得更好。战争之前不学习，好比是打盲目之仗；战争之中不学习，好比是绿林好汉的打蛮仗。但在本讲中，我们重点要介绍的是进入战争之前的书本学习。虽然，战国时的赵括因“纸上谈兵”而打了大败仗，留下千古笑柄，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之前的纸上谈兵就不需要，而只是说，进入战争之后，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而不是死板地运用书本知识。

如果你有心收藏书法，建议你不要急于投入进去，而是先花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去买一些“中国书法史”之类的书籍，最好是图文并茂的。也可以分别购买以文字为主的和以图版为主的，如果是以图版为主的，最好彩色精印。多买几本，不同的作者，以便对照了看，免得为一家之说所囿，先入为主，走不出来。

通过书本的学习，你可以了解中国书法史的演变，从刻陶的文字到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碑学、帖学，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二王、欧虞、旭素、颜柳、苏黄米蔡、赵孟頫、董其昌、王铎、邓石如、吴昌硕，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尚韵、尚法、尚意、尚势、尚趣，雄浑的、秀媚的、质朴的、典雅的，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

这些图书，大多是书法史论的研究专家所编著，但作为收藏者，对于书法史论的学习目的，却与专家们的研究目的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学得关于书法史论的“常识”，而不必为他们的“观点”牵了鼻子走。

专家们的研究目的，是要弄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政治、思想、宗教、军事、经济、交通等等，弄明某一个书家的创作心理状况，进而为解决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探索宇宙生命的哲理问题取得反思的借鉴。而这一切，对于书法的收藏并无直接的帮助。

那么，从书法收藏的要求，我们对于书法史论的学习，又应该把握哪一些要点呢？我以为有如下几点：

一、牢记三代汉魏的书法名迹（主要是金石铸刻）毛公鼎、石鼓文、曹全碑、张迁碑、张猛龙、龙门二十品……做到闭目如在眼前，而且，不一定去弄明每一件作品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应该由浅薄而深入地领会它们的书法艺术，尤其是笔法、结体、章法的特点；

二、牢记晋唐宋元的著名书家六十至八十位的姓名、字号、大体的生平和代表的作品，要做到如数家珍，对他们的代表作品，同样要求充分地领悟他们的书法艺术特点；

三、熟记明清、民国直至今天的著名书家和明清、民国不著名书家三百至四百位的姓名，对著名书家，还需知道他们的字号、大体的生平和书法艺术的风格特点。

虽然，书法收藏的对象，主要是明清、民国和今天书家的作品，三代汉魏、晋唐宋元的作品基本上不可能进入我们的收藏范围（碑帖除外）。但由于明清和民国、今天的书家，他们的创作渊源正是由此而来，所以追根溯源，可以更加深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而我们知道，那些书法史论的研究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等等，对这方面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这有限的认识对于研究人类的命途自然是足够了，对于收藏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除了一般的“中国书法史”著述、图录，我们还需要多翻翻《书林藻鉴》、《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等等。

四、了解书法的装潢形制，什么叫立轴、手卷、册页……每一种形制各个部位的名称，什么叫玉池、隔水、引首、画心、拖尾……

这方面的知识，那些专家大多也是不熟悉的，这并不妨碍他们探索宇宙生命的哲理，但对于书法的收藏，却是绝对不行的，非过这一关不可。具体可以看一些关于书画装潢的著述。

五、弄明一个书家、一件书法作品的价值究竟何在，是“书以人传”还是“书以书传”？有些专家认为，是“宁可书以人传，不可人以书传”，甚至不可“书以书传”，这就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政治标准第一（实际上是唯一），艺术标准第二（实际上是不要）”。而对收藏来说，不仅应该关注“书以人传”的书家和作品，更应该关注“书以书传”、“人以书传”的书家和作品。也就是说“书以人传”和“书以书传”、“人以书传”决不是水火不容的，而是对立统一、并行不悖的，只要它们可传，就都值得收藏。

所谓“书以人传”，用弘一法师的原话解释，也就是对于一个和尚来讲，他的本职工作（人）是研究佛法，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只要佛法修炼高深了，即使书法写得不太好，人们也会因敬重他的人而敬重他的书。而所谓“人以书传”，还是用弘一的话解释，一个和尚，佛法修炼不到家，但书法写得很好，人们会因为敬重他的书而敬重他的人，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由弘一的观点，引申到对于以书法作为本职工作的书家，强调人品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以此来否定书法本身的修为，却是值得商榷的，那是对弘一的观点作胶柱鼓瑟的理解了。这种胶柱鼓瑟的理解，在有些专家的研究自然可以，在收藏者却是不可片面全信的。

六、由“书以人传”和“人以书传”，又牵涉到人品与书品的关系，显然不能作对立的理解，而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有可能人品与书品相一致的，也有可能不相一致的。所谓“人品”，无非是书家的道德和诗文修养，或称“书外功夫”；所谓“书品”，则是指书家的书法功力，包括用笔、结体、章法。颜真卿、苏轼人品既高，书品亦高；二王人品一般，书品特高；赵孟頫、张瑞图、王铎被认为人品低下，而书品颇高；陶渊明、杜甫人品特高，但他们的书品却并不为人称道。所以，决不可一概而论。

从收藏的角度，无非是要认识一个书家、一件书法作品的价值，它体现在什么方面？是人品还是书品？它是大还是小？在这方面的评价，我们不可轻易听从书史、书论专家们的意见，而应有自己的见解。

七、识别草篆书。因为书法作品都是书写的文字，你要真正深入地理解、欣赏一件作品，就不能不认识它所书写的文字内容。而一些草书、篆书作品，就是专门研究书史、书论的专家也不一定认识，但作为收藏者，必须过这一关。具体可从《草字汇》、《草诀百韵歌》、《标准草书》、《说文解字》、《篆书辨诀》等著述入手，再结合书法史论的图录画册，集中用三个月的时间，每天一个小时，即可大体解决；进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长时期地反复训练，便可基本彻底解决。

前时从报上看到一条新闻，一对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博士夫妇向法院申请离婚，原因是丈夫写了一篇关于黑格尔的著述，他不识德文，是读的英文黑氏译本，而妻子是懂德文的，认为英译有错误，据英译的研究结论当然也有错误，但丈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肯接受妻子的意见，所以弄到对簿公堂。

书法史论的研究，不懂草书、篆文，固然不妨碍研究，但书法的收藏，不懂草书、篆文，是难免不损了夫人又折兵的。

八、识别异体字、不规范字。如“寔”即“实”、“寘”即“置”等等，属于规范的异体字。还有不规范的写法，如中国分类美术全集的陶瓷卷，收有一件宋代的瓷瓶，开光上有行书五言诗一首，第一句“春来万物”，“大”下作“明”，是一个字，但它是什么字呢？陶瓷专家们翻遍各种字典，找不到此字；又请教书法专家，还是找不到，于是想当然地认为是一个失传的古字，以“”快读为“ding”。发稿之前，我恰好去该出版社，编辑们问我此字，我看后结合此诗的押韵，即表示它是“萌”的不规范写法，把“艹”写成了“大”。

又如有一位学者，研究古代文化史的，从刻本古籍上读到一条资料“端阳止舟一日，祭屈原祠”。于是据以撰写论文，认为古代的风俗，端阳节不仅不赛龙舟，而且要停舟一日，祭祀屈原。殊不知，“止”下作“舟”，乃是“前”的异体字。

诸如此类，在研究中不过闹一个笑话，在收藏中不免带来实际的损失。

九、了解书法的收藏史。这方面的知识，在各种“中国书法史论”的著述中也是非常薄弱的，需要我们用心去作先期的积累，对历史上的公私收藏情况，名迹流传情况、大收藏家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姓名、字号、著录，有一个如数家珍的了解。

除以上九点，需要我们在正式进入收藏之前有先期的认识，进入收藏之后需要长期深入的学习之外，还有对于真伪的鉴定、行情的把握，更需要作大力的先期和长期投入。对此，我们将另外辟出两个专题作专门的讲解。

犀烛镜悬——书法收藏的鉴定

“犀烛”也就是把犀牛角像蜡烛一样点燃，据说这样可使妖怪原形毕露；“镜悬”则是明镜高悬的意思，使真伪立判。所以，本讲所要谈的，便是书法收藏的真伪鉴定问题。对于收藏来讲，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从“假货”中买到真迹，俗称“吃仙丹”；花大钱买进假货，便是“吃药”。所以，盲目地购藏，损失是十分惨重的，对鉴定的先期学习和长期钻研，也就使得收藏与鉴定成了不可分裂的统一体。

书法作品的真伪鉴定，以笔墨风格为最重要的本质依据，以文字、纸墨、钤印、装裱的陈旧程度为辅助依据，以著录、影印的资料为旁证材料，这是众所周知的方法和准则，几乎所有关于书画鉴定的著述，都是如此介绍的。但是，对于这些方法的运用之妙，则是千变万化，存乎一心，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

所谓“笔墨风格”，有时代的风格，个性的风格等等。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明书尚势，清书尚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这一个时代的风格，不可能有那一个时代的风格，即使米芾宝晋，但他的书风，所体认的也不再是晋书的尚韵，而是宋书的尚意。而欧阳询的刻峭，褚遂良的绮丽；苏轼的画字，米芾的刷字，一个书家有一个书家的风格，这一家的风格，不可能有那一个书家的风格，即使赵孟頫学王羲之，但他的书风，所体现的也不再是王书的流美，而是赵书的妩媚。

而作伪者，当他作伪某一书家的风格时，每难免流露出自己的风格，从而与被作伪者的风格不相符合，据此，便可以鉴定其为伪作。具体从作伪者的情况而论，当他尽量模仿被作伪者的风格，而掩蔽了自己的风格，则必然描头画足，使书写时显得不自然，则尽管从“形”的方面看是相符合的，但“神”的方面仍不相符合。当他自然地抒写，则自己的风格流露得便比较多，从而即使在“形”的方面也与被模仿者的风格不相符合。

所谓“笔墨风格”，还牵涉到功力的深浅程度问题。作伪者大多以名书家作为造假的对象，而名书家之所以有名，在于他的功力深厚，作伪者即使在“风格”上达到了乱真，但在“功力”上还是无法达到乱真，所以，以功力的深浅程度，在鉴定时便可以把伪作剔除出来。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但在实践中，真的还是可能被看成假的，假的则有可能被看成真的。原因何在呢？因为，“风格”是一个不能做“亲子鉴定”的问题。一般，作伪造假，在表面上，风格总是相符合的，而不可能用苏轼的风格去造假米芾，所以，所谓风格的相符不相符，是从“精神”上看。但精神乃是无形的，无法量化的，所以，讲不清，道不明。而“功力”，也是无法用天平之类的衡器去称量的，如米芾《研山铭》中“震”字的一撇，持真者认为它细若游丝而力敌万钧，持假者则说它轻浮飘忽，全无骨力。

对大名家的鉴定尚且如此，对小名家的鉴定，当然更是如此。一个小名家，之所以不出名，是因为他的个性风格不明显，且功力浅薄。而造假者也是个性风格不明显，且功力浅薄。自然，以笔墨风格为本质的依据，在这方面的鉴定更不可能是万能的。

笔墨风格包括功力的鉴定，关键是看点画的转折处和收笔出锋处。在这两处，大书家和作伪者的区别，反映得最为明显。例如，自古至今有一种双勾廓填的造假方法，在这两处的笔法都是僵死的；而如果放笔抒写，用笔虽然活了，但笔力必然飘忽浮滑，无法企及真迹的风华。不过，如果是铁线的小篆书，则即使大书家，由于他是速度、力度均衡地运笔，转折处没有翻锋、转锋的变化，收笔处大多不出锋，所以，极易为作伪者造假而难以为鉴定者鉴别。

至于纸墨、钤印、装裱的陈旧程度，如果是明代后期的人作伪明代中期，今天的人作伪民国且过了十年再将假货抛出，即使撇开人为的做旧，自然的陈旧也会使它变得真伪难分。当然，如果是特殊的情况又另当别论，比如用只有一九六○年代才有的材料内签为简体字的扇面，造假民国的作品，当然可以立判其伪。如果今天作伪民国，加以做旧后马上抛出，也是可以判定真伪的。因为这“旧”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旧。就像野生的山参和人工快速栽培的山参，放养的鸡鸭和饲养场中快速养肥的鸡鸭，味道完全不一样。

作为辅助依据，还有书写的文字内容，如“唐人”的作品所书写的是宋人的诗，明人的作品中却使用了康熙帝玄烨的避讳，据此可以判明其为伪作。但这一方法的使用，同样有它的局限性，如启功先生据张旭《古诗四帖》中将庾信的诗中之“玄水”写作了“丹水”，认为是宋真宗时避“玄朗”之讳，据此断为宋真宗时人造假，但此帖中将原诗中的字写成另外字的不仅止于此，是不是都是避讳呢？而庾诗中的“玄水”有否可能刻本错了，原诗本应是“丹水”呢？

所以，辅助依据的说服力同样是有限的。

至于旁证材料，用以证明一件作品的流传有绪、出处明白，也不是绝对的。古代的著录书，只有文字的详尽记载，而没有彩印的图版，如果造假者据之造假，一件伪作，便成了流传有绪的真迹；今天的图版彩印，更可能掺入伪作，则一件伪作，又成了出处明白的真迹。反之，大量的作品，未经著录的，未经图版影印的，难道就都是伪作了吗？

无论主要依据，辅助依据，还是旁证材料，它们要想真正具有彻底的说服力，关键是要成为“铁证”。什么是铁证呢？

例子一，一件瘦金书，落款为“苏轼”，这就是笔墨风格不符的铁证。帖学馆阁体的风格，落款为“郑夑”，这当然也是铁证。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一个造假者会如此笨。

例子二，过去的作伪者有迷信的心理，怕作伪欺诈会遭到报应，所以会在伪作上故意留下马脚，如一件“王文治”的作品，年款为“康熙”，这年款便是铁证，因为王文治为乾隆时的书家。

例子三，有一个笑话，清代时，一画店中挂有一件仇英的《史湘云醉眠芍药轩》，一位认为画得好，真迹无疑；一位认为是明末仿造，因为它的绢是明末才有的。第三人出来说：“《红楼梦》是本朝的小说，前朝人怎么会预先画这个故事呢？”这也是铁证。书法方面，张旭的《古诗四帖》，无论张旭也好，北宋真宗时人作伪也好，不妨各存一说。而它最早时却是被作为南朝宋谢灵运的作品，后来考出所书内容为庾信《步虚词》，庾为北周诗人，谢当然不可能预书庾诗，这同样属于铁证，证明此书不可能为谢书。

如此等等，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即使是最本质的，但相比于非本质的铁证，对于真伪的鉴定却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但由于并不是每一件待鉴定的作品都可以找出铁证，所以，传统“望气”之类的方法仍有它的重要意义。

总之，尽管书法收藏万万不能没有鉴定，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去学习鉴定，研究鉴定，但书法鉴定却并不是万能的。就像公安机关，不能没有刑事侦破工作，但公安侦破工作却并不是万能的，破不了的案子固然数量不少，但在似乎已经被“侦破”的案子中，冤假错案其实也有不少。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

于是，面对鉴定，我们需要作出选择，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还是“宁可错放一百，决不冤枉一个”？这就是所谓眼睛“严”还是“宽”的问题。

对此，我以为苏轼的一段话值得倾听。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病，虽微物足以为乐；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虽微物足以为病。”他在这里说的是物的尤、微，而不是真、伪，但道理同样通于真、伪。我们也可以说：“君子可以寓意于收藏、鉴定，而不可留意于收藏、鉴定。寓意于收藏、鉴定，不仅真迹足以为乐，即使伪作也不足以为病；留意于收藏、鉴定，虽真迹不足以为乐，是伪作更足以为病。”总之，对真伪的鉴定，既要持郑重的态度，又要持通达的态度。

那种认为鉴定是无所不能的观点，并不是科学的鉴定观。科学的鉴定观，是实事求是，承认有鉴定不可解决的问题。对于有铁证的、大名家的作品，多数是应该可以作出真伪鉴定的，对于没有铁证的、小名家的作品，多数是没有真伪之分的。真像“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过是一个口号，在实际中并不可能做到，那种认为“不会冤枉一件真迹，不会放过一件伪作”更是一个口号，在实际中更不可能做到。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真理。所以，鉴定，只能是不断地趋近绝对真理，但又永远到不了绝对真理的一个相对真理。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鉴定的学习、研究，不仅从进入收藏之前，就是进入收藏之后，才可能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把握。

对于鉴定的学习，除了从书本上学习，更应该到实践中去学习，包括经常去看一些拍卖行的展览，经常到裱画店中去看看，以了解作伪的具体情况。例如，你与裱画店中的人交了朋友，到他的店中可以看到，作伪者送裱的伪作，在未装裱之前是怎样的样子？当经过装裱做旧之后又是怎样的样子？这样的体会，不仅从书本上不可能得到，就是从市场上、包括拍卖行的展览中也难以得到。

总之，鉴定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鉴定则是万万不能的。正像我们不能因为有侦破不了的案例而放弃侦破，我们也不能因为有鉴定不了的书画而放弃鉴定。但坚持侦破，不可坚信没有侦破不了的案例，坚持鉴定，也不可坚信没有鉴定不了的真伪。鉴于目前的市场情况，在保真的情况下，什么都赚钱，无非是回报率的高低和实际金额的多少问题；又鉴于有些对象是必须而且可能判明真伪的，有些对象是难于甚至几乎不可能判明真伪的。所以，对于鉴定的学习，必须持既认真、又通脱的态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量力随缘——书法收藏的操作

当你经过了半年到一年书法史论、真伪鉴定、价格把握的先期学习，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书法收藏的实战操作。但是一，你应该把实战的操作仍看作是“学习”，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拿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放到实战中去印证、检验、修正，而千万不能像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自以为了不起；二，必须牢记“量力随缘”四字，谨慎小心，谦虚低调。任何人，任何学习都是这样，一开始时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欠缺；学了一些皮毛，半吊子水，就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等到跌了跟头，再继续学习，越学越知道自己的不足。而在书画市场上，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第二个阶段的失误。而牢记“量力随缘”，正是避免这个失误的四字真言。

什么叫“量力”呢？就是平心静气地衡量一下自己的实力，包括无形的实力即先期的学习所得，更包括有形的实力，主要是你的经济能力。有不同的经济实力，就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如果你有数亿的资产，正常运转之外还有千万元的闲置金钱，每年又有稳定的百万元的收入，那么，你可以选择从大处入手。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无形实力已经不得了了，所以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无往而不胜。必须知道，自己的无形实力还是相当欠缺的，所以，盲目冲动，再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会迅速崩溃。比如说，尤其是真伪的鉴定，你的眼光还差得非常远。

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大的拍卖行，像北京的嘉德、中贸盛佳、华辰、翰海，上海的朵云轩、敬华、崇源等等，到它们的大拍中去，看准了估价数十万元、上百万元的大书家的作品，像王铎、弘一等等，准备参与竞拍。因为原则上，这些大拍卖行的信誉较好，大拍上推出的作品，尤其是高价位的大名家作品，真迹的可能性较大。但又并非绝对没有伪作。所以，到了正式竞拍时，你可以自信，这些大东西，看的人非常多，这些人中，大多是有鉴定真伪的眼光的。所以，如果是伪作，应拍的人寥寥无几，一两个回合便没有人应拍了，你当然不要跟进；如果是真迹，应拍的人非常多，此起彼落，不像是有意炒作哄抬的样子，十几个回合下来，原先估价二十万的，竞拍到了五十万，没有人应价了，拍卖师一、二、三即将落槌，你立即出牌，加上一口，这件东西便成了你的囊中之物。虽然似乎价高了一些，但可以肯定是真迹无疑，因为有十几个高手在帮你掌眼。而大名家的高价位作品，只要是真迹，实际上是无价的，所以，从眼前的利益，你似乎出价高了，但一两年之后，可能又会翻上一番，绝不会吃亏的。

简而言之，经济实力雄厚的收获者，在一开始操作的时候，包括在今后的长期操作中，可以选择从大着手，大的拍卖行，大的拍卖会，大的书法家，高价位的作品。虽然，“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但事实上，对于书法艺术品市场，只要你善于借助其他高手的眼力，而不是自说自话地自作主张，高投入基本上是很少有高风险，却是有很多高回报的。反之，如果你谨小慎微，就很难成气候了。这样的操作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保真第一，价位第二；反之，便是价位第一，真伪第二。保真第一，价位第二，眼前似乎在价位上吃了亏，事实上却并不吃亏；价位第一，真伪第二，眼前似乎在价位上占了便宜，却极有可能吃进假货，事实上反而吃了大亏。

如果你刚刚步入小康，正常生活开销之外只有数十万元的闲置金钱，每年的稳定收入在几万元，那么，你可以选择从小处入手。

具体而论，你可以选择小的拍卖行，或者大拍卖行的小型拍卖会，以及画廊中、私底下等等方式购藏小名家的低价位作品。

毫无疑问，小拍卖行也好，大拍卖行的小拍卖会也好，画廊中，私底下更不用说了，里面的东西，假货非常多。那么，你的眼光又不太好，这些东西，又没有高手关注，为你掌眼，不是很容易上当，买进假货吗？既然是假货，价位再低，又有什么意义呢？

须知，第一，我在这里说的是小名家的低价位作品，所以，一般来说，伪作的可能性比较小，真迹的可能性比较大，作伪者很少造假小名头，这是自古以来的通例；第二，近年来，小名头的东西升值较快，所以，造假小名头的现象开始出现，但是，正如上一讲所分析的，由于鉴定的主要依据，是笔墨的风格和功力，所以，除非风格牛头不对马嘴，小名头的作品实际上是“无真伪”论的，即使假的，也完全可以看作真的，正所谓“真伪平等”。试想，小名头的风格不显明，功力不深厚，造假者的风格也不显明，功力也不深厚，造假大名头，不免风格不符，功力不逮，从而难以冒充真迹，而现在造假小名头，就不存在风格不符，功力不逮的问题；即使纸墨的新旧程度不同，但过了十年、二十年，这唯一可以判其为伪作的辅助依据也不存在，伪作岂不成了真迹？

所以，总体上讲，购藏小名头的东西，是比较放心的。早在一九九四年前后，我在许多场合倡导过投资小名头，当时如民国年间的翰林字，一副对子不过几百元，今天，却已达到三千元左右，升幅十倍。尽管升值的实际金额不大，但升幅的比率确是相当大的。无疑，经济实力不强的收藏者，由此入手，是相当保险的。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大名家高价位和小名家低价位，参与的人比较少，而中名家中价位，参与的人比较多。参与者少，则竞争不太激烈，而升值的前景较大，或升值的实际金额较大，或升值的比率较大；参与者多，则竞争激烈，而升值的前景较小。这是十几年来的书法市场所反映出来的事实。以一九九○年代以来的情况而论，弘一、吴昌硕、张大千、王铎、金农等的作品，其涨幅是翻了一翻，即百分之五十，二万元的变成四万元，十万元的变成二十万元，三十万元的变成六十万元；清末民初的翰林字，其涨幅是十倍，即百分之一千，二百元的变成二千元，三百元的变成三千元，一千元的变成一万多元；而两者之间的“中间大”，大致维持原状而略有上升，三千元的变成四千元，五千元的变成六千元，一万元的变成一千二千元，个别的还略有回落。当然，这都是指真迹而言。不慎买进假货，则成了“高投入，高风险；低投入，低风险”，有别于真迹的“高投入，高回报（金额），低投入，高回报（升幅）”。

如果经济实力更弱，除了每年稳定的几万元收入，基本上没有闲置的金钱。而这收入，是要用来维持正常的生活的，这样的人，是否就无法涉足书法的收藏了呢？并不是的，关键是需要进行特殊方式的操作。这，便牵涉到“随缘”的问题。

什么叫“随缘”？书画家讲究“翰墨缘”，尽管由于艺术品市场的兴起，今天的书画家都有润格，尤其是老一辈的著名书家，更是开价极高。但事实上，书画家恰恰是最讲感情、最重感情的，而并不是唯利是图。所以，即使订了润格，他们也决不是锱铢必较。对于有交情的朋友，或者给予优惠，有的甚至分文不取。这就是所谓缘分，又称君子之交。

举例来说，“文化革命”中，著名的书画家被批斗之后闲居在家，不少爱好者与之交朋友，为之提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关心、帮助，便获得了大量书画作品，积累起丰富的收藏。一九八○年代初，香港的一些爱好者、收藏家、书画商以略高于国家收购价向书画家征求作品，也与之交了朋友，而书画家则于买卖之外，另外为之无偿地赠送了不少作品，无非也是结的一个书画缘。

今天的经济实力较弱者，要想通过交朋友的方式从著名书家那里获得赠送，当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样的“朋友”，显然不是患难之交，交情自然也就不够，这个缘就比较难结。但是，如果同一些还不十分著名的书家交朋友，给他们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由于这些书家还没有形成市场，这样的朋友就容易交成。交成了朋友，秀才人情纸一张，书家就会送你作品。这样一个、两个……不断地扩大交游的圈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的书家朋友也越来越多，手头的藏品也越积越多。尽管这些书家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似乎没有收藏的价值，但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中难保不会涌现出有成就的人物，而他们的作品，也就成了市场的宠儿，具有相当可观的收藏价值。

但是，交朋友，既然讲究一个缘字，所以一定要讲“诚”，而不能冲了“利”来，不能盯住了朋友向他无限制地索求作品。应该要先作奉献，多作奉献，不求回报，才能真正得到回报。否则的话，就亵渎了“缘”字。此外，交朋友的过程，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则即使得不到作品，在长期的交往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加深对于书法的认识，这也是一个收获，甚至比之有形的收获 —— 得到书家的赠品，意义更大。

以上所讲的三种操作方式，也可以综合地、交替地进行，而决不是水火不容，只能这样去操作，不能那样去操作。这就像打仗，是需要随机应变的，而不能拘泥于一种打法。

此外，每一种方式，当它完成之后，还必须加以认真的总结，成功在什么地方？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需要加以改进？这样，每一次操作过后，胜不骄、败不馁，同时又对下一次的操作提供经验或教训的参考。

那么，怎样来进行总结呢？我认为，首要的是把先期所学得的一些知识，包括史论的、鉴定的、价格的等等，结合到这一次具体、实际的行动中，使“纸上谈兵”落实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尤其是第二种操作方式，值得总结的内容更多。至于一些细节的技巧，当然也是需要加以留意的，但根本上，必须围绕了大的前提：用尽量少的金钱，购得具有尽量大的升值前景的藏品。这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如果离开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基本的原则，“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了一句废话了。

胜不骄，就能把成功的经验不断扩大，使一件好事变成更多、更大的好事；败不馁，就能把失败的损失减小，使坏事转化成为好事。

所以，任何一种操作方式，进行之前，要经过反复的研究，设想种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作出不同的应对措施；完成之后，又要加以深入的研究，以利再战。

选自《书法》2005年第9期

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3 11:44
http://news.hbvtc.edu.cn/html/2007/12/5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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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教师之友网 时间: 2012-1-13 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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