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中国书

管季超0712

怎样读中国书

余英时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通读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从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者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需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地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工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挨来挨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一九〇四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地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含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做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五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书生备注：本文收入余英时先生《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版一印），是为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本书所收文章，多数标明成文（发表）时间，但有几篇例外，《怎样读中国书》便是其中之一。余先生《自序》中有所交代：“本书集结了我在一九八八——一九九一这三年间讨论文化和思想问题的文字，其中只有两三篇短文早于一九八八年。”不知《怎样读中国书》是否也在“两三篇短文”中？文中提到一事，或有助于判断成文时间：“今年五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大概了解哈佛大学动态之人，才能判断具体年代。本文早年曾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我从百度找到一份电子文档（据《钱穆与中国文化》录入），与《中国文化的重建》相比，缺前三段，不知是录入者节录使然，还是收入该书之时就有删节。

余先生说：“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同时又说：“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化用朱子读书法说：“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就我个人感受而言，读书方法亦当一分为二，有大有小，有同有异，虚心涵咏、好学深思是同，因人而异、因书而异即异。元代程端礼先生提炼《朱子读书法》，而得六条要义：“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堪称古今中外读书法之精华，绝非因人而异、因书而异。余英时先生拈出“虚心”这一条，自然非常关键，其余五条亦极重要，今日学子若欲真正读懂中国古人之书，仍须遵循六条要义（真正有效之读书法，大概不会违背六条要义，或者读者未必知晓，但日用而不知，也是情理中事）。

马一浮先生在《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法”中同样标出“虚心”之重要性：“读书之法，第一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切不可以成见读书，妄下雌黄，轻言取舍。”汤用彤先生评价晚清民国时期之文化研究时说：“评论文化之优劣，新学家以国学事事可攻，须扫除一切、抹杀一切；旧学家则以为欧美文运将终，科学破产，实为“可怜”：皆本诸成见，非能精考事实、平情立言也。”余英时先生于此文中说：“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马一浮先生这篇《读书法》，我曾反复诵读，虚心体会，确实受益匪浅，曾不断推荐给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古书）之朋友。徐复观先生高度评价马先生之《读书法》：“马先生的《讲录》，则系镕铸《六经》、炉锤百代以直显孔孟真精神的大著。……在马先生的《讲录》卷一中，他专列有‘读书法’一项，这是《朱子读书法》以后很精密的治学方法。读者应以马先生所说的读书法来读马先生的书，则自不至发生扞格之病。”

说来惭愧，历代前贤之读书法，我虽偶有接触（通过其他作品间接了解若干内容），却从未系统学习过，《朱子语类》大学期间购得一部，至今未能通读任何一卷（又购得《古今名人读书法》一册，蜻蜓点水看过数条，未能通读）。今年发愿选读《朱子语类》（通读则是未来目标，希望数年之内通读全书），《总论为学之方》与《读书法》自是首要目标，届时可与马先生《读书法》相互参照。徐先生称《读书法》为“很精密的治学方法”，实非虚言：马先生这篇《读书法》是独立圆融之文章，非零散语录之汇总，此与《朱子语类》似有不同（不知朱子可有单篇文章论及读书为学之法），《朱子语类》论学三卷尚未通读，不知具体内容如何，大概也由门人弟子记述朱子言语汇总而成，虽然主题确定，却非独立文章（没有价值判断，只是陈述事实）。语录与书札为两种论学文体，较之单篇论文（书札偶尔也与单篇文论相仿，根据某一主题具体论述，当然很多都是应机而答），自然有其特色。比如《论语》，虽只是零散语录之汇总，但是在我心中，一部《论语》却抵得上一部大藏（只就文字繁简而论，绝无贬斥大藏之意），任何一条语录，若能加以发挥，皆可扩充为一部单独之经典（借佛教典籍之形式）。

姑且以马先生《读书法》中一段文字作结：“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此处“定心读书”“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在我看来亦读书法之通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