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30年：思想的解放与文体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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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30年：思想的解放与文体的革新

作者：全 展

      1978至2008的3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大陆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30年。在思想不断解放的同时，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人们的视角不断更新，历史的真相不断澄清，历史的档案不断解密，国内外研究不断交流，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记文学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30年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的现代传记文学传人叙事的优良传统，但它所达到的成就，就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展现中华儿女鲜活的人的身影、人的魅力与人性特质，以及艺术形式、艺术手法与文体创新等方面，无疑都超过了前两个30年。思想的解放为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条件，而传记文学也以文体革新、文体勃兴的丰硕成果回馈给这一伟大而辉煌的时代。
                      一、思想解放语境中的传记文学
      30年来的大陆传记文学，应和着改革开放的春雷与回声，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新时期的复苏与振兴”、“后新时期的崛起与嬗变”、“新世纪的鼎新与拓展”三个阶段来考察。
      （一）新时期的复苏与振兴（1978-1989）
      改革开放终结了之前约30年封闭、禁锢和动荡的年代。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时期的标志性口号。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冷寂——复苏——振兴的全过程。人们记忆犹新，当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传记文学园地还相对冷清，仅仅再版了马烽的《刘胡兰传》、冯伊湄的《未完成的画》、王康的《闻一多传》等几部旧作，和朱东润的《梅尧臣传》、叶永烈的《高士其爷爷》、韩少功、甘征文的《任弼时》、郭久麟的《随卫敬爱的周副主席》和《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新传。进入80年代以后，大陆传记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低谷，出现了一批瞩目之作。直至80年代中期，随着纪实文学潮的到来，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不但数量多，质量也较高。以刘白羽、何晓鲁、铁竹伟、郭晨、张俊彪、权延赤等为代表的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以林非、刘再复、肖凤、凌宇、林贤治、李辉、石楠、廖静文、赵云声、倪振良等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文学，以徐铸成、叶永烈、泰栋、罗岩等为代表的恶人传记文学，共同组成了新时期传记文学最亮丽的名人风景线。
      传记文学在新时期为什么会得到蓬勃发展？究其实，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伟业，为中国有良知、有志气和有才能的传记作家提供了创造优秀精神产品的丰厚土壤和用武之地，他们得以冲破思想的牢笼和创作的禁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之作。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第一个热点是领袖/将帅传记文学。由于诸多原因，过去我们较难读到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描写中共老一辈革命领袖的传记，这种现象，在新时期已不复存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得以重新评价。老作家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以饱蘸激情的笔触写出朱德上下求索，由农民到旧军官到共产主义者的升华，清晰地描绘出朱德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苏叔阳《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较大的篇幅描绘了周恩来少小立志、胸怀天下的故事，给“振兴中华”的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传记，则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作品鲜明突出的特色，“就是一反过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单从社会变革或党性阶级性角度写人的叙事模式，首先把领袖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来塑造；着重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情感世界，从人的基点上透视，寻找内在的审美价值。”[1]
      将帅传记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首推军队女作家铁竹伟写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断代传记文学《霜重色愈浓》。作品真实、准确、形象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讴歌了陈毅元帅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这部作品与另一位军队女作家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以及她俩合写的《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一起，组成“陈毅文学传记”三部曲。接下来，点点以自己父亲罗瑞卿大将为传主，向人们坦诚率真地再现了那《非凡的年代》。此外，写其它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作品，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郭晨的《巾帼列传》、张俊彪的《血与火》、王朝柱的《李大钊》、柯岩的《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这些作品不仅使老一辈革命家的彪炳业绩德厚流光，也为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另一个热点是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文学。过去无人敢为“臭老九”立传，而在新时期，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传记文学的舞台，真正是“人类的群星闪耀”！以文学家为例，就有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肖凤的《萧红传》、《庐隐传》和《冰心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林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部、第二部）、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柯兴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以艺术家为例，就有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振良的《赵丹传》、赵云声、冼济华的《话剧皇帝——金山传》、郑理、佳周的《李苦禅传》、纪宇的《青铜与白石——雕塑大师刘开渠传》等。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 我们还欣喜地发现，新时期还开始大量涌现了建国17年所从未有过的传记文学新品种——恶人传。这类反派人物的荣辱兴衰，往往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变幻的风云。老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1981）首开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流氓大亨杜月笙“这一个”的独特个性，继而他又用《哈同外传》（1982）为一个外籍“闻人”立传。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出现的传记文学作品中，将会看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愿望没有落空。1985年，《魂断武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泰栋、罗岩）面世，作家将镜头直接对准了蒋介石，揭示了他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性结局。1988-1989年，叶永烈以《“四人帮”兴衰》——《蓝苹外传》、《张春桥浮沉史》、《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等四部长篇，揭示“文革”秘史，大大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打破了几十年来我们自己手造和心造的各种框框和思想牢笼，许多禁区已经突破，在题材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传主类型日益丰富，结束了建国17年英雄传记一统天下的尴尬局面。大陆的传记文学，不仅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而且还写了科学家（如吴崇其、邓加荣的《林巧稚》）、学者（如杨建业《马寅初传》），甚至还写了蒋介石、“四人帮”等一些反面角色。2、传记创作不仅注重了真实性，而且文学性也有了很大的加强。开始注意对人性的发掘。多种手法的引进，增强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3、传记创作蔚为大观，无论在数量质量上还是社会效果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况。这一时期，据说出版了各类长篇人物传记3000余种，被后来人们誉为“传记艺苑常青树”的三大传记刊物——《人物》（1980）、《传记文学》（1984）、《名人传记》（1985）也相继创刊，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人物传记。4、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如《人物》杂志在1981——1982年展开了“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的讨论，《传记文学》开辟了“传记创作研究”栏目，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相继召开传记文学研讨会、座谈会等。
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则是“四多四少”：“即宣传革命家、军事家、文学家多，宣传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少；介绍大人物多，介绍小人物少；介绍外国古代近代人物多，介绍我国当代人物少；介绍盖棺论定者多，介绍活着的人少，许多青年崇拜的同龄杰出人物更少。”[2]
      （二）后新时期的崛起与嬗变（1990-2000）
      经过改革开放十来年的思想和精神准备，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中国真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消费浪潮的出现，‘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转换带来的新的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后新时期’。”[3]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名人无疑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名人传记自然也成为非虚构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连不写传记文学的作家陈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为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作的确面临着一些还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而相比之下，作为跨越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文体，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其它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4]这就是：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嬗变。
      后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真正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多元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包括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学者、企业家、科学家、英雄、恶人、明星乃至平民都有人写，一个作家写作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种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谈。
      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领衔主演”。毛泽东、周恩来的传记多得不可胜数。继新时期将领袖由“神”还原成“人”后，这一时期不断走向深化。或选取传主的早年或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现一代伟人为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为实现理想奋进不息的生命轨迹，如《早年周恩来》（庞瑞垠）、《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佐良）；或截取传主政治生涯的某一中段聚焦，再现传主所经历的时间激变的风雨云烟，如《开国领袖毛泽东》（王朝柱）、《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或叙写领袖的日常私生活，以文学——人学的目光，透视传主包括爱情、婚姻、家庭在内的多元生态，如《李敏•贺子珍与毛泽东》（王行娟）、《朱德和康克清》（纪学）；或把目光投向领袖的文化心理结构，从开阔遥远的文化视角来剖析领袖作为诗人、作为文化人一生的心路历程，如《文人毛泽东》（陈晋）、《诗人毛泽东》（刘汉民）。特别是由领袖的子女所写的一批传记作品的出版，更使领袖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代表作有毛毛所写轰动海内外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及续篇《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父辈丛书》等。后新时期将帅传记佳作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兴趣的，先后有尹家民的《风流大将军》（陈赓传）、董保存的《谭震林外传》、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和东方鹤的《张爱萍传》等。描写其它革命家的传记中，金凤的《邓颖超传》、忽培元的《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颇为感人。另外，当代国际政坛风云人物也大量进入我国作家的视野，粗略统计，这方面的传记近百种之多。
      企业家或实业家传记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改革开放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再忌讳有人扣“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左”的帽子。不少思想敏锐的作家迅速调整视角，为人们重新认识现代资本家、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写下了新的篇章。于是，《中国大资本家传》、《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十大富豪传奇》、《世界华人精英传略》等丛书应运而生；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传》结伴而至。这些传记以真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运用文学手法，通俗、生动地描绘了民国、港、澳、台、海外华人有代表性的工商巨子、富豪大亨的创业历程、生财之道、人生百态，使很多读者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梦想。此外，内地当代企业家《贝兆汉传》、《中国女杰刘志华》、《国药冯》、《农民企业家》等同样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
      与商界成功人士同时保持高频率“出镜”率的是一拨科学家的联袂亮相。几年前寥若晨星的科学家传，伴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如鱼得水，得到长足的发展。作家们将目光投向因特殊时代原因而长期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中国当代科学家群体，从此，这些赫赫有名却长期隐姓埋名的人物，撩开神秘的面纱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在描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中，我们可以读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王大珩、彭桓武、任新民、孙家栋、王希季、陈芳允、杨嘉墀等人为传主的多部传记作品。90年代末的《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丛书》，与新世纪初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丛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相映成趣，让人们走近科学家的同时，充分领略了科学家迷人的风采。“863”高技术科学家也成为新的文学传主，如徐光荣的《科技帅才蒋新松》、聂冷、庄志霞的《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传》。这类传记以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与重构，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此外，描写传统科学家的传记作品，同样受到读者青睐，如数学家王元写的数学家《华罗庚》具有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人传记长盛不衰，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其艺术生命力，或许将胜过同时期的领袖/将帅传记。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出版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功不可没，这一时期陆续推出了《沙汀传》（吴福辉）、《周作人传》（钱理群）、《丁玲传》（周良沛）、《田汉传》（董健）、《胡风传》（梅志）、《艾青传》（程光炜）、《萧红传》（季红真）等15部，描述了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家园剧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以评析知识精英作世纪回眸，大多达到对一个世纪的整体反思，从而启迪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21世纪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其中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最具轰动效应。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文人传记，还有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蔡德贵的《季羡林传》、徐开垒的《巴金传》、金梅的《傅雷传》、张毓茂的《萧军传》、宋益乔的《徐志摩传》、戴光中的《胡风传》、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郑恩波的《刘绍棠传》、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等。艺术家传记涉及到的传主包括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表演艺术家、相声艺术家、导演、喜剧演员、京剧泰斗、摄影大师等等。作家们力图走进历史的深处，感受艺术家多姿多彩的人生，如《圆了彩虹——吴冠中传》（翟墨）、《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李辉）、《贺绿汀传》（史中兴）、《马三立别传》（刘连群）等。
      明星自传的“火爆”，是后新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红明星人气极旺，包括电视节目主持人、影视明星、歌星笑星、球星棋手等等，他们纷纷动笔讲述自己的故事，其书频频走红市场。或真实坦率地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成长经历，多少给人一些启迪，或自恋自夸，展示欲望、隐私，可谓毁誉参半。与明星自传的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所不同，悄然兴起的文化名人“口述自传”似有后来居上之势。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推出萧乾、侯波、徐肖冰、朱正、何满子等人的口述传记之后（另有冀朝铸、华君武、贾植芳、陈明、李锐等人的口述传记即出），我们又看到华艺版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等数种。这些传记口述个人身世，鲜活地映现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可以让人领略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并欣赏到许多生动感人、鲜为人知的画面。
      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平民传记。作为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诉说小人物的艰难困苦，赞颂小人物的美德懿行，同时也不回避小人物的缺憾与丑陋，具有名人传记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仅一些作家、记者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中国的民间去寻找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如刘心武的《树与林同在》、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而且许多普通人自己也用《我是××》、《我家》、《我的母亲》奏响悲喜交加的人生乐章。
      后新时期的传记文学不断走向成熟，进入了传记的“黄金时代”。它具有多元、开放、众声喧哗的时代特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记文学也与时俱进，“历经了一个由偶像到凡人，由单一到多元，由倚重传奇色彩到关注精神内涵，在持续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的转变。”[5]我们涌现了一支规模可观的传记文学作家队伍，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团体——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1）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为繁荣我国传记文学创作，促进传记文学的发展与对外交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于1995年和2000年先后举办过两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评选活动，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则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不少高校还成立了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开设传记文学课程，培养硕士博士生。传记创作与出版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与以往相比，表现了一些崭新的特点，如向系列化、集团化发展，精品化水准有所提高，传记形式在嬗变中不断丰富，传记文学的文体建构卓有成效，作品的数量无疑大大超过前40年的总和。传记类期刊已多达十余种，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传记文学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版面。传记业已成为小报连载及“文摘”、“周末”报刊的最佳资源。传记文学的读写热潮，直接引发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繁荣。
      但无庸讳言，对于风头正劲的传记文学来说，良莠混杂，繁荣的背后还潜藏着不少隐忧。不可忽视的是以下四种不良倾向：一曰胡编乱造，二曰暴露隐私，三曰欺世盗名，四曰轻率取巧。[6]或如有的论者所论述的那样，“我国的传记文学界还存在着媚俗化、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的病症”，[7]这些弊病都是需要努力匡正的。
      （三）新世纪的鼎新与拓展（2001-2008）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新趋势的有力推动下，新世纪的大陆传记文学不断鼎新与拓展，出现一些新走向。最为突出的是回眸百年，反思历史，深切地关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禁忌、禁区不断被突破。一个开放的、多元的、良好的文学文化生态，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创造的大时代，为传记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是大传/全传方兴未艾，全景式、大容量再现历史沧桑。世纪之交，“全传”、“大传”已开始出现，如陈廷一的“宋氏三姐妹全传”和《查理•宋大传》。新世纪伊始，团结出版社便推出一套“民国人物大系”丛书，以“大传”命名的包括《孙中山大传》、《蒋介石大传》、《张学良大传》、《宋美龄大传》、《蒋经国大传》等，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形象地评述传主的一生，生动、完整地再现这些20世纪中国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的独特风采。不以“大传”“全传”命名的有《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大陆版（山东友谊，2002），用百章篇幅写百年人生，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些传记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解秘”、公开的各种历史档案，挖掘出许多以前人不知晓的或不便披露的历史材料，较好地表现了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少则50万字，多则150万字，贪“大”求“全”是其一大特色。它如《顾准全传》、《梅兰芳全传》、《屈原全传》、《巴金全传》和《冰心全传》等，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二是另辟蹊径，悄然勃兴，出现一批20世纪著名群体人物传记。20世纪的传记文学，最令人瞩目的是个体人物传记即单传的日益繁荣，它以其文献性、传奇性、艺术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而独具魅力，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作用。90年代末虽说也出现了几本合传——家族传，如《荣氏家族》、《陈寅恪家族》和《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等，但尚未形成规模和兴起群体人物传记的蓬勃风气。2003年3月，东方出版社率先推出了陈廷一的《宋氏三姐妹》和《贺氏三姐妹》，前者写“一个家族和一段历史”，后者写“三姐妹的三种不同命运”，一时洛阳纸贵，一年之内重印了两三次。至此东方出版社一发而不可收，接下来紧锣密鼓地又集中推出朱正的《周氏三兄弟》、陈冠任的《蒋氏父子》、陈廷一的《宋氏三兄弟》、《毛氏三兄弟》和《陈氏两兄弟》等，从而形成独特的《东方文化书系•20世纪著名群体人物传记》的品牌效应。湖北人民出版社则出版了汪幸福的《林氏三兄弟——林育英•林育南•林彪》。这些群体人物传记，不同于一般的个体人物传记，它着重表现的是群体人物之间的诸如兄弟、姐妹、父子、夫妻之间的关系，突破了以往一人一传的窠臼，从而可以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上展现人物群体之间的联系，写出群体人物的整体形象。阅读这种新潮传记，顿觉20世纪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扑面而来，令人震撼不已。
      三是对国共两党领袖、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再现与重新评说，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思想观念。新世纪短短8年，大陆出现国共两党领袖传记数百部，在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祖国统一大业未竟的历史背景下，愈发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交互阅读这两类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那种曾经被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已被消解，具体说，就是阶级意识、党派意识逐渐淡化，民族意识、人性意识逐渐回归，传记人物不再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作简单的分类，……这种写作观念上的变化，无疑是理性成熟的表现。”[8]在孔东梅的《翻开我家老影集》及其姊妹篇《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中，金戈铁马和缠绵悱恻，在前中共领袖身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毛泽东不再是一味地“高大全”，爱情亲情里的人性阐释，有血有肉的个性描写，为这一题材领域致真求善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在方永刚的《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中，国民党前领袖也不再是一个漫画式、妖魔化的人物，作者把蒋介石回归于正常的“人”来写，不仅刻画了他的权谋、政治手腕，也写出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整部作品既没有简单地丑化蒋介石，也没有贬低他的贡献或夸大他的功绩，只是用客观而流畅的笔墨叙述了传主的一生，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9]这部“另类”传记淋漓尽致地还原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无疑有助于推动对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
      少华、游湖的《林彪的这一生》，描写的是老一辈中共领袖中的一个“另类”。从林彪一生来看，既有叱咤风云的辉煌时期，也有折戟沉沙的丑恶时期。作品侧重从林彪这一生命个体的丰富驳杂，从相当广阔立体的全人格角度对传主从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历程进行人化复呈，在艺术上创造出一个复杂丰满的悲剧形象来。应该说，这确实是一部发人深思之作。
      四是对改革元勋功臣的深切怀念，为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记史立传。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波澜壮阔，人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之时，不会忘记那些在艰难岁月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风云人物。新世纪以来，大陆有关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项南、袁庚等改革元勋功臣，各自都有一部或数部传记，留下一个个澎湃着变革图强时代高音的鲜活生命。程中原、夏杏珍的《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聚焦动乱中孕育的改革，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政治智慧、斗争艺术、性格特征和人格魅力。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所写既是女儿眼中的父亲，又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难困苦真实历史的形象写照。作品通过叙述胡耀邦冲破“两个凡是”、圈点平冤案、跋涉新长征、勤政中南海、推进“全面改革”等重大事件中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人物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出来的非凡胆识，展现了人物的磊落品格和丰功伟绩。李春雷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截取任仲夷执政南粤、敢为人先的一段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再现了一个立体鲜活的、真实可信的改革先驱形象，作品优雅大气，追求的是一种激情、深邃，同时又含蓄、委婉、灵动的风格，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涂俏的《袁庚传——改革现场》，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者为袁庚立传，细致入微，将人带入了私人的、日常的细节之中，一个时代变得具体鲜活，记忆被赋予了见证的力量。涂俏“用富于个性色彩的笔墨，对‘改革从何处来？改革要往何处去？’等争论进行形象的诠释，在对改革进行热情的总结和反思中，为抵达当代党心民意提供了一个具有历史意味的文学标本。”[10]
                      二、文体革新的传记文学
      改革开放30年间，大陆传记文学的文体经历了一次大解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体革新和文体创新的热情和冲动。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作为文史兼融、“诗”“真”合一的文体，传记文学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呈现出比其它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
      1980年代以降，传记作家普遍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作家们在传记的“序言”“后记”或传记文学杂志的“论坛”中，表达出各自的“传记立场”。
      比如，“资料，死的，冰冷冷的；故事，活的，热乎乎的；我真想将两者都搂住，跳一个美妙的交谊舞，活脱脱地托出一个真实的人物。”[11]1987年，刚踏入传记写作领域的李辉这样宣称。“传记文学的写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致说来有两种：一是着重叙述其生平，二是着重刻画其性格。前者要求材料的翔实，观点的正确。后者则是选择最生动、最典型、最富个性特征、最能突出人物性格，本身又带有某些故事性的事例，把人物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的面前。……我采取的是后一种，即传记小说的形式。”[12]这是写过多部传记作品的桑逢康的经验之谈。“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文学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至重新构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文学作品。”[13]曾智中的这种真知灼见，对于鲁迅传记写作尤为重要。“我提供的构思只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图传并列，追求双美。”“我想把这本《巴金图传》的图与传结合起来，在形式上保持文学的传记与图片内容相对的连贯性，使文学的传记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和可读性，而图片也不仅仅是文字的注脚，而是以时间为序，用图片和形象来贯穿巴金的一生，使文图均有独立的审美的价值。这是我所谓的‘双美’。”[14]陈思和对“读图时代”的这种清醒的编辑出版理念，既尊重图书市场，又维护思想传播，呈现了一种灵动而有序的言说攻略。
      在规范传记文体、推动传记文体不断进步方面，《人物》杂志功不可没。早在1981年和1982年，《人物》便专辟《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的栏目，30余位领导人、史学家、文学家、编辑家围绕传记文体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人物》在2000年和2001年，又以“我的传记立场”为题设坛，约请国内一批知名传记作家撰文研讨。《难免媚俗——我的传记立场》（沈卫威）、《虚构在纪实中穿行——我的传记立场》（胡辛）、《抵制文学的诱惑——我的传记立场》（朱文华）、《多读书勤采访不轻信——我的传记立场》（宗道一）、《关于人物传记的写作琐感》（张昌华）等文论的陆续发表，让人们见识了作家各异其趣的传记文体观。
      30年来大陆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国家主流意识对传记文学文体的尊重与扶持，亦离不开传记文学作家对文体品格的坚守与热爱。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契合，保证了传记文学文体不断创新与持续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由于传记文学创作空前繁荣，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日俱增，传记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崭新的学问，我们高兴地看到，传记文学不仅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广受听众欢迎的演播节目，还成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传记文学不仅列入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奖范围，还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事实上，传记文学这一文体已经拥有一支成熟壮大的作家队伍。这支队伍老中青结合，风格各异，个性鲜明，既有20世纪40年代成名的老作家朱东润、刘白羽，又有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和老年传记文学作家。其中写领袖、将帅、领导人传记的有权延赤、郭晨、何晓鲁、铁竹伟、罗英才、朱仲丽、郭久麟、尹家民、李荣德、董保存、蒋洪斌、张麟、范硕、纪学、胡家模、忽培元、孙琴安、吴东峰、朱洪、钟兆云等；写英雄传记的有张俊彪、王忠瑜、陈广生、殷云岭、赵长安、修来荣等；写文学家传记的有周汝昌、桑逢康、林贤治、王观泉、肖凤、宋益乔、戴光中、傅光明、钟桂松、沈卫威、金梅、丁言昭、韩石山、王一心、孙宜学、曹尧德、毕宝魁、陈丹晨、孙见喜、王炳根等；写艺术家传的有倪振良、石楠、贺朗、姜金城、丁家桐、解波、纪宇、胡志亮、李伶伶、朱晴、赵沛、柯文辉等；写科学家传的有吴崇其、顾迈南、秦关根、胡士弘、林洙、苏方学、郭兆甄、祈淑英、魏根发、谢长江、松鹰、张维等；写企业家传的有王慧章、夏萍、陈清宇、黄瑞等；写反派人物传的有徐铸成、王泰栋、薛家柱、赖云青等。有的作家以写得多而杂闻名，如叶永烈、王朝柱、陈廷一、赵云声、徐光荣；有的作家则以擅长某一传记题材、体裁而引人注目，如以写海外政坛风云人物见长的解力夫、张永和、杨道金，写海外商界大亨闻名的祝春亭，写晚清传记、末代系列的“当代第一人”贾英华，写民国人物传记知名的张昌华、窦应泰、杨者圣和欧大雄，写文化名人著称的李辉，写外交风云而蹊径独辟的“黑马”宗道一，写中外名人画传备受青睐的师永刚。还有一些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报告文学家也兴致勃勃地加盟传记文学创作队伍，如柯岩、徐刚、纪宇、马烽、王蒙、刘心武、彭荆风、贾平凹、叶文玲、韩少功、魏巍、陈丹燕、苏叔阳、何建明等，极大地提升了传记文学的文学品味。不仅如此，由于传记文学本身具有的诸多特点，它还吸引了社会上各行各业许许多多的人士从事传记文学的业余写作，如党政官员、文史研究工作者、学者、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各界明星、名人配偶或子女以及普通百姓等等，或写自传，或写他传，给当代传记文学创作带来勃勃生机。
      一批作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传记名家朱东润、刘白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写成的传记作品中，艺术愈趋成熟完善。他们不仅有着历史学家的严谨，而且有着诗人的激情和作家的技巧，作品如陈坛老酒，历久弥香。当代传记队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年富力强的一群如叶永烈、王朝柱、张俊彪、徐光荣、李辉等，在写作上精益求精，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叶永烈擅写历史背景，大开大阖，借传主命运浮沉折射历史，复活人物，显得深沉而严峻。王朝柱将史诗艺术化，善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塑造人物艺术形象，其作品气势磅礴，引人入胜。张俊彪的军事传记文学，沉郁顿挫，质朴自然，在描写中自然地抒发情感，好似马踏飞燕、鱼翔浅底那样一种境界。徐光荣注重细节，激情飞扬，作品有着强劲的艺术弹跳力和审美张力，充满关东神韵。李辉走进历史的深处，传人叙事客观冷静，笔下既有凝重的历史沧桑感，又有尘埃落定穿透历史烟云的现实感。它如周汝昌的严谨笃实，徐铸成的幽默风趣，石楠的曲折细腻，肖凤的清新优美，权延赤的酣畅实录，王忠瑜的奇巧丰富，丁家桐的醇和自然，桑逢康的文采风流，刘晓庆的坦率自信，董保存的简约凝炼，陈廷一的通俗平实，韩石山的翔实贯通，翟墨的散文诗化，宋益乔的洗炼活泼等等，都为读者所公认。艺术风格的多样，既从量的方面显示了当代传记文学的繁荣景致，又从质的方面说明当代传记文学达到了较理想的艺术高度，这无疑是昭示传记文体勃兴的重要标志。                                                   
      悠久的历史文明，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丰富多彩的传主人物，要求传记文学在表现形式、表现技巧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传记文学，在艺术创新方面与时俱进，成就也是引人瞩目的。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广大传记文学作家进行了多种探索实验，他们不断大胆破体，在文体革新上狠下了一番功夫。除了“注意从兄弟文学、艺术中借鉴吸取许多表现手法，如小说的细节刻画、心理描写，散文的抒情联想，诗歌的意境创造，电影的剪辑手法等等”[15]外，还突出表现在结构安排技巧和形式、写法上。
      以往的传记文学，一般都是按顺时序、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来结构全传，大都从传主“呱呱落地”开始写起。这种“流水账式”结构安排，有头有尾，符合我们国人的欣赏习惯，但平面、单线的，千篇一律的模式则难免令人索然无味。现在许多中青年作家都突破了这种传统的限制，在对传主充分熟悉和理解的基础上，宏观把握，通盘筹划，设置间架，令人刮目欣喜。或用“倒金字塔式”结构，将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最前面，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写。如古继堂写《柏杨传》，从柏杨人生经历的三分之一切入，直接引入高潮，既符合人物的独特经历，又吸引读者眼球。第一章“掉入魔窟苦斗魍魉”，从“大力水手案”发，柏杨被诬入狱写起，叙述柏杨流亡台湾的经过，描写酷刑逼供的场面，将血与火、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交点呈现于读者眼前，具有十分强烈的阅读效果。或用“对讲”式结构，如吴福辉著《沙汀传》、王晓明著《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和曾智中著《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前二者是作者与传主，后者是两个主人公交替出现，这种一呼一应地对谈形式，使读者仿佛能触到两个人的心跳，听到他们倾诉汹涌的内心激情。或用“糖葫芦”的结构，如丁言昭写《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作者放弃顺时序的写作思路，用糖葫芦的结构，将丁玲周围最有影响的人聚集在一起，集中到丁玲身上，显示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不同侧面的丁玲。或用“板块结构”，即用国画中散点透视技法作为全传布局，以立体再现生活的结构模式，如丁家桐的《绝世风流•郑燮传》，将郑板桥这样张扬个性、展露真情的艺术家，分散为几个重点空间单位，分别进行展现。或用“蒙太奇”结构，借助于先进的电影技术，通过对镜头、画面富有匠心的剪辑与组合，生动鲜明地刻画人物，反映生活，如上影厂导演彭小莲博士的《他们的岁月》。或用“复调”结构，如庄则栋、佐佐木敦子合著的《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一条主线写传主两人百折不挠的婚恋历程，一条主线写庄则栋为国争光的乒坛生涯和悲喜交加的沉浮人生。乒坛上的辉煌，政治上的污点，国籍方面的鸿沟，还有漫长的等待及终结连理，在复调的交织与互补中，映示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或用以“本传”为经，以“列传”为纬的结构，如韩石山写《徐志摩传》，发明了一种新的传记体例，全书分为“家庭”、“本传”、“交游”三卷，“家庭”、“交游”以“列传”的形式来写，补充“本传”的内容，使得这本传记在《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中独树一帜。上述种种新的构思，使传记文学的艺术结构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色彩。
      在传记文学的形式和写法上，除了传统的散文体外，也有了丰富的嬗变。有的用诗体，如徐子芳的《周恩来诗传》；有的用散文诗体，如翟墨的《圆了彩虹——吴冠中传》；有的小说化，如王忠瑜的《赵尚志传》；有的用日记体，如杨沫的《风雨十年家国事：自白——我的日记》；有的用笔记体，如吴东峰的《开国将军轶事》；有的用随笔体，如张昌华的《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有的用问答录，如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有的用口述实录体，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有的用点评体，如李树喜的《点评：二十八个半风云人物的成与败》；有的用章回体，如张继合的《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有的用纪传体，如韩石山的《徐志摩传》；有的用摄影体，如焦波的《俺爹俺娘》；还有的用档案“实证”文本，如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等。这中间有许多属于跨文体写作，既有“历史”文本的言之有物，又有“文学”传记之灵动自由，作者在这里显示了他把握这种文体游刃有余的笔力。
      传记文学在叙述的角度以及形式写法的多样化，带来了传记名称、样式的多样化。现在有大传、小传；有新传；有正传、外传，本传、别传；有全传、简传、传略；有前传、后传；评传除了传统的单传外，还出现了新的文体即“连环比较评传”（如朱文华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除传统的自传外，还有口述自传，“类自传”；合传则有家传、家族传、群体人物传记；既有传，又有大量不名“传”的“传”。不仅有巨型的传记文学，有长篇、中篇、短篇传记文学，还有微篇传记文学（如《邵燕祥代自传》）。有传记的系列化，如“××三部曲”，也有传记的丛书化。除了传统的纸质传记外，还出现了新潮的电子传记。加上众多的传记影视片、传记剧，传记文学的品种亦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现代传媒的多样化，广播、影视、网络、光盘与纸质图书的互动，使得传记文学的传播方式更为广泛迅捷。30年来，传记文学的纸质媒介在与听觉、视觉媒体的文体同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多次“触电”而爆得大名的传记作家王朝柱，成功地将他的《周恩来在上海》和《开国领袖毛泽东》出版并拍摄成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作为两部献礼片先后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隆重推出，在亿万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石楠的传记处女作《画魂：张玉良传》，是1980年代中国大陆最畅销的传记之一。这部传记小说经过改编，1993年黄蜀芹导演的电影《画魂》上映，2003年关锦鹏导演的30集电视连续剧《画魂》播出，由此掀起过一阵又一阵的“张玉良热”。一些传记图书还附有一张CD光盘，如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口述历史权威唐德刚先生国内唯一授权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人们在捧读纸质文本之余，听听光盘，亦可得到不同的审美享受。特别是后者附原声原景光盘，“少帅”的口述，乡音亲切，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百年风云际会，全景式地再现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许多传记文学被录制成有声读物，在中央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热播。如苏立群的《傅雷别传》，经人演播为20集配乐传记文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被青岛经济广播电台连播；张继合的《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被录制成26集有声传记文学发行。
      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传记文学这种广受受众欢迎的文体，在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化、最大化、最优化方面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青苹果电子图书公司推出了新潮的电子传记——《中国名人传记文学》和《世界名人传记文学》专辑；“天涯在线书库•人物传记”囊括了数百部传记文学作品；“新浪读书”等网络传媒不失时机地推出最新的传记文学畅销文本，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方永刚的《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等一大批优秀传记作品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雅文的自传《生命的呐喊》2007年底上市后好评如潮，出版四个月加印三次，连续两周进入北京畅销书排行榜，网上点击率一日超三万次。朗朗自传《朗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出版前后，作者在新浪、腾讯等网站的博客单篇平均点击量达数十万到百万人次。国亚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出版前，网络的点击率超过上千万次，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见解都引起了强烈的争议。所有这些举例，都说明了科技进步、文体革新、思想解放语境中的大陆传记文学受众之多，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30年来的大陆传记文学在与时代、与人民心心相印的前行中散发着葳蕤光泽，成就了20世纪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最美华章。30年，虽然只是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但已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传记文化的重要遗产。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忧患意识必不可少。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还须进一步“加速现代思想运动与人的解放的进程”，[16]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学艺术的生产力，保持那种大胆、自由思考的胸怀与激情。因为，当代人写传记，“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许多作家“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17]传记文学作家写作的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思想解放语境中的传记文学，文体的革新成绩有目共睹，但也随之带来值得反思的有关文体建设的两个问题：一是文体的模糊性。在一些文学奖项的评选活动中，都不乏模糊文体规范的作品，如有的报告文学作品，评上了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有的传记文学作品，却评上了徐迟报告文学奖。在有的文学期刊上，传记文学作品被标明“报告文学”，或将报告文学作品标示为“传记文学”。学界甚至还有“历史报告文学”的提法。实际上，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早已成为两种各自独立的文体，它们虽存在某些相同或接近的诸如非虚构性之类的文体特征及写作规则，可在文体上依然显现出重大的差别。二是文体的焦躁症。视觉媒体时代的集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作家对于文化的商业化的整体考量，从而形成一种文体焦躁症。比如90年代以来大行其道的“画传”（亦称“图传”），就令人喜忧参半。这种新传记文本，体现了后现代文化对于知识的一种解构，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现代读者快速的阅读节奏和文字之外的视觉需求，是长篇传记写作走向大众化的一种新路径。许多画传，图文结合，相得益彰，把珍贵图片、魅力文字、传播思想融合在一起，用图片、形象、精神来贯穿传主一生，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审美享受、想象空间和心灵体验。但毋庸讳言，由于画传的娱乐化（“养眼”——看着好看）、大众化（“好读”——读着不累）特质而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比如跟风式炒作，比如作坊式操作，比如注水式写作等,[18]留下的便只是一堆图片和文字的碎片。
      不管怎样，机遇与挑战并存，焦虑和惊喜会始终伴随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已经为中华传记文学开拓了广阔、自由的艺术空间，我们期待更多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在未来的30年……60年……再创传记文学的辉煌，用新世纪的眼光，科学地、历史地、哲学和人性地发掘被“遮蔽的历史”，写出更多具有生命力的史诗式力作。

      注释：
      [1] 吴秀明：《论近年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文艺研究》1993年第6期。
      [2] 徐伟敏：《探讨传记文学创作的问题》，《文汇报》1987年4月15日。
      [3] 张颐武：《传记文学：转型的挑战》，《人物》1995年第1期。
      [4] 《憧憬传记的“黄金时代”》，《文艺报》2000年9月19日。
      [5] 刘芳：《峰回路转 百舸争流——90年代中后期传记类图书印象》，《书与人》1999年第4期。
      [6] 全展：《传记文学创作的不良倾向》，《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7] 范占英：《21世纪传记文学走向何方》，《新闻出版报》2000年9月15日。
      [8] 吴双、李兆忠：《传达时代脉动的纪实文学》，见白烨主编《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53页。
      [9] 方永刚：《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10] 张胜友：《激情澎湃的改革岁月——序〈袁庚传-改革现场〉》，《中国作家》2008年第3期。
      [11] 李辉：《浪迹天涯——萧乾传》<后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76页。
      [12] 桑逢康：《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后记>，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472页。
      [13] 曾智中：《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419页。
      [14] 陈思和：《巴金图传》<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5] 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6] 张梦阳：《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六）》，《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
      [17] 田本相：《曹禺传》<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94页。
      [18] 全展：《传记文学：阐释与批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