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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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钱锺书
[美国]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李昂 译
1998年，钱锺书刚刚去世，我就很快得知了这一噩耗——我当时正巧在蒙特雷的一家中文书店。这消息并未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过去两三年里，有关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的报道时有传来。钱锺书去世之时，他在华语世界几乎毫无争议地被公认为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他对欧洲文学艺术的了解之精深，几乎可以匹及他那非凡的中国传统文学学养。1949年，面对纷至沓来的颇有吸引力的海外邀请，钱锺书仍然选择留在了中国大陆。对于具有如斯身份与学识的人而言，此后的一段岁月是极为艰苦的——尽管有证据表明，他在做出抉择之时已对日后的困苦了然于心。
假使钱锺书离开中国，他显然会因其在世界文学方面令人惊叹的学识而在西方学术圈声名卓著，而西方汉学界首屈一指的学术标杆的地位对他来说也将唾手可得。然而，他义无反顾地为中国效力，尽其一切所能地使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不仅继续留存于世，更要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产生重要影响。钱锺书这两方面的努力成果惊人，它们的价值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研究分析后，才能被充分衡量。过去半个世纪，西方人太轻易地谈到“有气质的人”，而在钱锺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对于那些对自己、对孕育他的传统都举足轻重的事物保持着持续的关注。即便在难捱的环境中度过了很多年，他仍矢志不渝，全心投入。
我在1972年9月第一次邂逅了钱锺书的小说名著《围城》。那时我刚拿到文学硕士的学位，为了提高我差强人意的日语水平而在东京度过一个夏天之后，我来到香港旅行。一天下午我漫步到著名的湾仔皇后大道东，如今我已记不清我为什么在那家书店，但我仍清楚地记得巧遇它的那份惊奇的感觉，因为怎么看它，都不像是跟任何文化活动沾边的场所。我晃进书店，并不期望能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那些不愉快的日子里，香港没有多少正经书店，其中最主要的书店都是大陆出版社的分支，比如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那时它们的书架上陈列的只有毛泽东选集、浩然的小说和鲁迅作品。我很快发现这家叫“博文图书公司”的书店，虽然很小，书架上却摆满了有趣的书籍，尤其是文学著作和文艺批评书刊的重印本。我与店主王炳炎攀谈起来，很快发现他在中国文学和文学史，尤其是“后五四时期”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
王先生最后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问我是否听说过。它就是钱锺书的名著《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第3版。此书1947年首次出版之际，性格直率的钱锺书当时就说它是一本“畅销书”。第3版刚好在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前几周发行。1949年之前的《围城》备受有教养和有钱阶层的关注，而1949年后它却突然陷于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对它的关注还是越少越好。(举例来说，新政权需要建立一个符合其口味的现代经典文学标准，1952年付梓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正明白无误地回应了这个需求，此书只字未提钱锺书的著作)。因此，一大批1949年出版的书籍最终流入了香港，直至20世纪70年代还在香港的各类书店中有售。但钱锺书那时已变得默默无闻，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他处。王先生诚恳地让我读读《围城》，于是我把它带回了家。当我看到第3页时，我就知道是在阅读一本与之前读到的书都不一样的作品。我为钱锺书对20世纪30年代末布尔乔亚上海的辛辣讽刺而感到痛快，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吞没每个人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轻率与事件的严肃性之间令人苦恼的冲突。
但当我读到主人公长途跋涉去内地那部分时，我的热情冷却了不少，因为我认为文中的讽刺，即使是最睿智的那些，如果没有被置于更阔大的视界中(而这我尚未发现)，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变得乏味。我把书束之高阁了几周，直到11月下旬重拾起作品。当读到方鸿渐去内陆三闾大学的旅程，他与学校分道扬镳，他与孙柔佳的婚姻，他重回30年代末的孤岛上海，以及最终在“孤岛”上海的寒冷中婚姻解体的部分时，我愈加感到欣赏和敬畏。阅读到导致方鸿渐与孙柔佳分离的突然冲突，以及方鸿渐随后孤独地游荡在冷漠的街头这些情节，使我感到在以前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的触动。
当1974年我决定为钱锺书的《围城》写篇论文时，立即碰上一个严峻的问题：我认识的人中很少有听说过他的，谈论他的文章也屈指可数，且过时而自相矛盾，“价值”令人怀疑。而的确知道他的人，大多首先尊其为罕见的博学的学者——因其创作了里程碑式的文艺批评著作《谈艺录》(更精确地说，是“划时代的现代诗话”)。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几位40年代末曾居住在上海的人士，他们都很热情地回忆起《围城》，但他们也往往众口一词地说，“我想知道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只有夏志清试图在学术著作中为钱锺书的小说留下一席之地，但他的努力回应者寥寥。
开始收集必要的材料以整合成论文后，我终于结识了一些认识钱锺书的人士，并找到更多关于他的文章，它们大多作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除了一些特殊目的交往外，几乎对美国人紧锁大门，文化活动尤其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对钱锺书的近况一无所知，甚至他是生是死都不清楚。在听闻关于钱锺书“死讯”的谣传后，夏志清于1976年初的台北《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悼文。1976年到1977年着手论文之时，我仿佛是在写一个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得见的人。虽说钱锺书只是不到30年之前的一个时期里的文学巨擘，但他对我来说已经久远得像早已退出舞台的历史人物一般。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学术生活逐渐重回正轨。1978年我们清楚地得知钱锺书依然活着。去中国仍旧不容易，并且我正承受着争取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教席的压力，我根本没时间去认真思考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北京的计划。
我同时试想改写我的论文，把它从只关注钱锺书富于创造性的散文与小说，改写成能清晰地涵盖他学术创作各个方面的一本书。这意味着我需要仔细把握之前我避开的《谈艺录》，那时我提醒自己，我的研究领域是现代文学，而钱锺书的诗学批评已经跨越了这个领域。读小说时，我已领教过他卓越的学识，而他学识的广博无垠对我来说依旧是一本尚未打开的大书，我对《谈艺录》里钱锺书才华横溢地讨论到的人物和问题很是无知。因此在1978年到1979年我在教学以外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全力阅读这部杰出之作，并试图理解他运用最高雅的古典文体对中国传统诗歌和诗话的阐释。我在钱锺书的才学以及各种我收集到参考文献之间痛苦挣扎。我从那本《谈艺录》开始研究，它是1948年开明书店版的台湾重印本，晚清文风，少有标点。然而，随着挣扎的继续，一个新的美学世界以及一条严峻而充满丰厚回报的理解之路展现在我眼前。关于李贺、袁枚和韩愈的论述文章给我以鲜明印象，让我理解到他们的极端重要性，这些论述别处无从获得。
1979年的春天，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问美国，他的行程包括了伯克利和斯坦福大学。当时，他的不朽的《管锥编》的部分摘录已经在香港《大公报》刊行了，全书计划于1979年秋出版。我面临选择：轻松地提交我已完成的手稿，或是等待《管锥编》的出版，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做适当的工作来品评它。因为我的稿子已经迟了两年，比出版商的规定期限更长，我决定不管它是什么样都去交稿，《管锥编》么，日后再说吧。幸运的是，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艾朗诺后来出版了一个极好的《管锥编》节选翻译本，题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我希望这本精细的译作能够让钱锺书在英语世界得到更多他理应得到的关注。
我按时于1979年5月来到帕罗奥多与钱锺书会面，并获得了一个小时单独采访他的时间。部分时间我用来厘清事实真相，部分时间用来提出我对他作品的各种意见看法，还有部分时间就仅仅惊愕于他的才智和学识了。我的研究刚开始完全是一个学术项目，我自己对他已完成作品的阅读，是我研究的基础，再用他朋友和同学的口头回忆作为补充。现在与钱锺书作品和生平的“最高权威”交谈，明显需要转变为另一种探询方式，这解决了多少问题，也带来了多少问题。
在已经完成对钱锺书及其作品的研究和写作之后，有机会与他本人面对面，比其他任何事都更激起我一种巨大的不满足的感觉。他的学识和判断力令人惊愕，我只能自问怎么胆敢试图对他和他的著作进行评价?钱锺书尽最大努力想让我放轻松，但每一个我举例用来说明对他作品进行的假说都被他证明并不尽然，这只能更添我的忧虑。比如，由于《围城》和两大战期间的英国作家像伊夫林·沃和赫胥黎的小说在语气上有相似性，我推测钱锺书在牛津求学时阅读过这些作品，而他却说并没有读过它们，反而钻研过普鲁斯特。当然普鲁斯特当年也在英国作家中风行一时，所以《围城》的语气仍可能与他在英国居留过的背景相关，不过我之前设想的直接影响看来并非如此了。
几年之后，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他也在美国名声大噪。与此同时《围城》亦出现了英译本。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相互理解的断层此时比以往更明显地呈现于我面前。阅读与《围城》类似的伊夫林·沃、金斯利·阿米斯或赫胥黎的作品时，我认为钱锺书的小说远比他们的所有作品都要高超得多，它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充满智慧，却在他们以多愁善感来结束挣扎之际多出一种十分庄严的力量。可惜没多久钱锺书小说的译本就只在打折书的柜面出现，很多年没有再版了。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很容易被归结为这位语言大师的文字游戏致使《围城》具有不可译性——我得承认从来不满意于自己把它译成英语的有限的努力——不过此译本的悲惨命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真正的世界主义角度对某些美国学者的自负给予了嘲讽。
钱锺书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对中国和欧洲文学的知识与洞见史无前例，在将来也难以有人能与之匹敌，对此我无需再多说什么。事实上，他让两种传统相互承载，以便让深深掩藏于其中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得以超越，而清晰地形成一种普世的美学，这是他人所不能胜任的。钱锺书严谨的学术作风与精细的探询工作为世人树立了榜样，他从未放弃过攻克大问题的抱负，别的学者很可能为之付出巨大努力而“气喘吁吁”，他却轻松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他的结论也更精确更具说服力，因为他让它们那么明白易懂。
正当我写作本文时，钱锺书的讣告还没有在《纽约时报》或是《洛杉矶时报》上刊出，这是美国极度忽视中国及其文化的又一个标志。对中国文学有一定了解的人们都会为钱锺书的逝世深感悲伤，也都希冀有一天钱锺书为打破巨大文化隔阂与藩篱的卓绝努力会深深影响到他无比熟悉的欧洲文学世界。
——原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胡志德(Theodore D. Huters)，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主要著作有：《钱锺书》(波士顿：G.K. Hall 出版社，1982年 ;中文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把世界带回家：西学中用在晚清和民初中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翻译过北岛、汪晖等人的著作。
李昂，苏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
此文原载美国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Vol.11,Number 1, Spring 1999.现征得胡志德教授的同意，第一次译成中文，并以此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译文业经胡志德教授审阅。

本文源自苏州大学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 访问地址：http://www.zwwhgx.com/content.asp?id=3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