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乡村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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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乡村立人

口述  李英强

整理  周华诚

　　北大硕士，城市白领，在北京的研究所上班。混得还不错，是吧？
　　嘿！29岁之前，我真的就是这样，怎么说也算是一个靠谱青年。
　　这样继续下去，至少我有一个体面的生活，对吧？这是多少农村孩子一辈子的奋斗目标啊。不就是为了摆脱农村吗？不就是为了活在城市吗？
　　可是，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有不一样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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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农村孩子，要奋斗进城，多不容易。
　　我父母都是农民，我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也都是农民。
　　我1979年6月生于湖北省蕲春县。我的那个乡村哪，是中国是末端的村子。丘陵地带，我家后面就是山。
　　小时候我能读到的书真的太少太少了。我的启蒙书就两本，一本是赤脚医生看的，红皮的，《中药材手册》。那个书很有意思，有点像植物学的图鉴。
　　另一本是《西游记》。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书，竖排繁体字线装本，没头没尾，但是那个书我看得入迷。很多字我都不认识。但就是读这本书，帮助我建立起阅读的信心。它对我太重要了。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做乡村图书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跟你成长经历有什么关系？老实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我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发现还真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恰恰是这样，我的人生走的那条路，就是通过阅读开始的。
　　那时能得到的资源是特别少的。我很幸运，在镇上读初中时，有个同学父母是职工，有订杂志，我蹭着看了一些。高中在县城读，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喜欢一个女同学，女同学爱看小说，男同学就不断买一些名著给她。我就借过来看。我这样看了不少外国小说。
　　直到上了大学以后，阅读才相对自由一点。
　　朱永新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是对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你读的什么，你就是什么。你阅读的东西，就是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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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我还不是特别清楚的一个人。就想，赶紧出去挣钱养活自己。我们这种农村出来的人，一毕业就有非常现实的问题要解决。
　　我上大学学费一直是贷款的。自己打工呀，做一些家教啊，做小买卖啊。我需要给家里钱。我还有个小弟，就更有一种承担感。毕业了一门心思去找工作。真正工作以后，就又有点不甘心了。
　　今天来看，上帝的安排都有他的道理。高考时，我班里有个同学跟我一起报北大，她多我5分，她上了，我没上。她是我们县的第一名，我是我们县的第二名。我不仅没考上，我连第一批的大学都没上。北大没录取，第二第三志愿就没用了，分数高也没用，直接打到了第二批的学校。
　　后来我想，如果我当初考上了北大，也不过是北大一个普通的学生而已。三十几岁混个局长副局长，最大的想象空间也就这样。要不你就出国吧，是吧？我不可能来做“立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了。我是非常感谢上帝，借着这种挫折，把我放在一直看起来很次的环境里面。
　　我的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当时它有这么一个说法，“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设备，三流的管理，四流的老师。”那就是我的逆境，我的低谷。我在那边混了四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高中毕业时一模一样，我还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依然是一个有点浪漫、有点冲动、有点敢干，遇到事情不害怕不退缩的一个人。
　　很多年以后，我高中同学碰到我，说哎李英强，你怎么没什么变化呢，上完大学工作了怎么还跟高中时候一个样，眼睛那么亮呢！
　　当然如果说大学没给我什么，那也不公平。毕竟我在那里认识了一帮朋友，那帮朋友一直到今天还依然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在济南联通公司工作两年多，那也是一个好工作。但是我对生活状态不满意，想要转换生活频道。于是我去考研。我的目标特别明确，就是想考北大。
　　于是我考上了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北大还有这么一个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专业。我在北大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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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上北大，还要感谢互联网。我们是同龄人，你知道我们上大学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天涯、西祠胡同刚刚火起来。我是互联网最早的很热心的使用者。
　　那时候普通人拨号上网，很麻烦，很慢，又贵。我们公司电脑都是上网的嘛，我每天在网上泡论坛。那时候，优秀的人都混在网上。你今天泡论坛，泡不到什么东西，但是那个时候厉害的人都在论坛。
　　因为互联网，我自己的阅读、学习视野也打开了。在北京，我又接触到一批最好的学者。我一边读书，一边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上班，一个月1000元工资。我真的很幸运，能跟刘军宁、冯兴元、毛寿龙这些最好的政治、经济学者一起工作，学到做人做事的方法。
　　也因为互联网，我认识了我的妻子。网恋、闪婚、裸婚，这些新潮的名词儿，我们全赶上了。
　　说说我和我妻子怎么认识的——就聊了一次，就确定了恋爱关系。2004年我考上研究生，成绩已经出来了，还没有开学。有一天下午，我在网上偶然碰到她。我是比较早用QQ，但是很少用它，但是那天，2004年5月6日下午一点多，我登上QQ后发现一个头像是亮的。没聊过，是个女的，头像是亮的——那随便聊聊吧。我打招呼，说有空吗，聊一聊吧。她说没空。于是就七哩八啦聊起来了，一聊聊了4个小时。人生啦，文学啦，理想啦，各种聊得很对路。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过了几天，9号，我就买了张火车票去了西安，跟她见面。然后我就跟她一起去她公司辞职，把她带回北京了。
　　她在一个房地产代理公司上班，小我一岁。当时就已经算私订终身了。12号从西安出发，13号到北京。就此开始了我们的北京生活。
　　现在说起来，我们彼此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们觉得了解已经够了。比如我们都来自农村，家里都是农民，从小的家庭环境是这样，那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她跟我类似，从小比较独立，我们结婚都是自己决定的，不需要问父母。我们俩对文学的兴趣，对人生的理解是近似的。行了，大的问题解决了，够了。后面小的问题就好办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互联网。一次很深入的聊天，就让我找到了灵魂伴侣。
　　2005年12月，我还没毕业，在一个研究所做杂志。2007年2月，离开这个杂志。那时我和朋友们就在一起，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所，因为做教育研究的缘故，我后来开始做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项目。
　　我最早是想，我的优势是在城市里做一些组织、动员、联络的工作，我的人脉都在城市里面。我并没有想去乡村做。但是呢，有两个原因使得我们还是离开了北京，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妻子，她在北京生活腻了，她太讨厌北京那个城市了。大概有半年，她老是跟我说，哎呀我们回家种地吧。那时我们也不想要小孩，两个人又别无所求，我们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想挣多少钱，不想买房子，我们就是想二人世界过得好好的。那太容易了，干嘛要呆在北京呢？花那么多钱，就要挣那么多钱，生活质量又不高。
　　而我呢，又需要做乡村图书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我就想好了要以图书馆为平台来做教育，而教育首先得有人，没有别的人，就只好我自己先开始了。她想过乡村生活，我想做乡村教育，我们俩在“乡村”上达成共识，就这样，2007年，我们就把北京的生活结束。反正租的房子，无非是买了一点家具什么的，送朋友了。锅碗瓢盆都送了，去了湖北，我的老家蕲春县。
　　后来我们把立人乡村图书馆单位注册了NGO（非政府组织）。这期间我们断断续续受到一些朋友的资助，让我们把这个项目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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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有没有还上不了学的地方呢？有的，还有很多。很可能是原先村里那所小学已经撤了，上学要走二十里路。这对那么小的小孩来说太远了，所以不上了。
　　乡村学校大量撤并，很多孩子三四年级就要住宿，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学校，大门都是锁起来的。本来在乡村，孩子可以和自然有很多接触，但现在上学像坐牢，还有什么意义呢？
　　乡村教育的问题，是理念的问题。很多家长在外面辛苦打工，也很重视教育，但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的孩子在上什么样的学，那个学校在给他们的孩子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我想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很多人会非常不安的，打死也要把孩子带出来，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要比那些学校好很多。
　　从前在乡村，我们这些人还能够通过读书走出来。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少的人可以走通这条路。在乡村，今天即使是拼应试你也拼不过。高考的那些考题，乡村的小孩缺乏阅读，没有上网，很多信息他根本就没见过。很多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这很残酷的。以前我们可以死读书，可以拼分数，现在拼分数都拼不过啊。
　　乡村好的老师都往城市去了。乡村的老师就是一看摊儿的。看着那些小孩不要出事，不要打架，不要放火，就可以了。
　　你问我为什么回农村，回故乡？我们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但是乡村的沦陷，主要是在精神上。很多人写的文章我都读过，他们都很愤怒——我们的家乡在沦陷，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我们只能逃离吗？从家乡跑掉吗？
　　不，不是的。
　　我们回到老家后，建的第一个图书馆是在我的母校，镇上的初中。
　　副校长是我的老师。我们一聊，他说挺好啊，回老家来做这个事。学校出个场地，不用出钱，不用出人，书也是我们出，管理也是我们出的。对学校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
　　等我到北京做了募款，把2000种书买好发去了，人也回到家乡了，结果学校啥也没弄，原来说好的两间闲置的教室，要做阅览室嘛，还要粉刷布置一下，但是这个场地没腾出来，桌椅板凳也没有。
　　我也挺郁闷，催了学校催了半个月。后来终于开张了，我们也搬到学校去住。
　　这个馆，到去年满5年。
　　我们的乡村图书馆，一部分建在乡镇，一部分建在县城。在乡镇的就往县城辐射，在县城的就往乡镇辐射。我们希望能覆盖比较广的地方。
　　我们的图书馆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帮助那些还有点良心的老师，还有点主动意识、能力和想要做点事情、寻求一些改变的老师和学生。
　　我们一对一，直接帮助学生。至少在阅读上，在见识、视野方面，我们提供机会。你不是封闭吗？你不是一直生活在狭小空间吗？我给你打开一扇窗，让明亮的阳光和干净的雨露撒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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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这边我们有个馆，学校大门的斜对面三十米，是我们的图书馆。学校可能有上千个孩子，但是放学后到图书馆来的孩子毕竟要少一些。我怎么办呢，除了下课后你可以来，我还主动地进到学校里去。
　　我跟学校合作，搞班级图书角，学生在班上可以很方便地借到书。有些班，我们做“一人一书”活动，书归你保管，你负责还回来，同学们之间也可以相互借阅。
　　另一个，我们进学校做阅读课，跟老师商量，每个星期每个班，把一节课作为阅读时间。阅读时间由我们的志愿者、义工、馆长到学校里面去上课，引导阅读，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所以说，我们的馆即使不在学校里面，我们也会进校，跟学校合作。当然这对我们的义工来说，要求也很高。
　　我们的每个分馆，都有一小批非常核心的读者。他一下课就来，捧着一本书站着就能看入迷。这种时候，我不会去打扰他。我仿佛在他身上看到了少年时的自己。
　　我们还在所有的分馆都开通了互联网，每个星期放一场电影，选一些好电影给孩子们看。
　　现在乡村小孩跟城市小孩相比，太不公平了，你在城市可以去看电影、听歌剧、看演出，图书馆、博物馆都是开放的。我在乡村，天天被关在学校里，像坐牢一样，我有什么自由？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直接服务到这些人。
　　立人的电影库中，有小学部分，中学部分，里面也分不同的类目。我们每星期一场电影，让你知道爱，知道勇气，知道自由，知道自然和探索的奥秘，等等。
　　每个寒暑假，我们还会做冬令营和夏令营，这是比较完整的一块时间和学生在一起。短的三天，最长的十天半个月。
　　夏令营的活动就很丰富了，在立人的网站上有时间表，每一期活动都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会设计一系列的活动。
　　我们的乡村图书馆，打个比方说，我们不是做照明工程的，我们是做灯塔的。我们吸引你来图书馆，不强迫你。
　　最容易被吸引到的，往往是那些有想法的，比较聪明比较有好奇心的孩子。
　　在这一点上，有人就质疑我们，说我们做的也不公平，是“精英主义”。但是我想这种指责是无聊的，你不可能服务所有人，你不是上帝啊，你只能帮助那些想得到帮助的人。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但是，只要你愿意来看书，愿意走进图书馆，我们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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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图书馆帮助了多少人？很难说。
　　如果说数据的话，我们在全国现有十多个分馆，松散合作型的还有一些馆。直接覆盖到的，大概4万人。每个月发生的借阅或阅览次数，大概是3.5万到4万人。这个数，基本上还往低了说。
　　故事是可以讲的。这个成效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我看到的是人的变化。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孩，推开了阅读之门，他所获得的精神世界的扩展，视野的打开，人生气质的变化。
　　我在湖北待的时间最长，在那边接触的小孩也最多。初中嘛，最早的一批小孩，今天已经大二、大三了，这一批小孩里有一个叫蔡小伟，他现在在中央财经大学。还有一个在广州，他叫吴凯鹏，他在华南师范大学。他们的视野、行动能力和问题意识，因为阅读的关系，跟同龄人是大不一样的。
　　我们的立人大学，今年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四个地方做游学班，这两个小孩，蔡小伟是北京的核心义工，吴凯鹏是广州的义工小组的组长。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今年我们采取了跟以往不一样的模式，我们把整个游学班的操作交给我们义工小组了。今年广州游学班，就是吴凯鹏这个小孩在操作。他当年才初三，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孩。因为阅读，他对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认识。他们也见识过啊。他们在图书馆里参加各种活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各式的学者，各式的志愿者。这个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图书馆，能接触到人，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小孩，很多年前，我刚到那边去的第二年，他辍学了。辍学以后，我收到他写的一封信。那个初二的小孩说，李老师，我在你们图书馆里上到了最重要的课，我知道了怎么样去开发我的“脑矿”。所以，我不想再在学校混下去了。
　　我对他说，你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成长，会相对容易，不用经历那么多艰难。但是这个小孩很坚定。他离开之后，在上海打工，问我怎么去学电脑技术。后来我们也保持着联系。前不久，他给我打电话，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销售，一个月六千块钱。关键是，从他身上，我能够看到这样一些小孩，他知道阅读，知道自主学习以后，人生的路好走多了。
　　还有一个小孩，在微博上联系我说，李老师，好多年以后，不管立人还在不在，我一定还会回到立人的，和你一起做图书馆。
　　我一看这个话，我心里很安慰。这小孩叫蔡小海。他没考上好的学校，自己出去打工。他出去打一段工，回图书馆来自学一段时间。别人打工，是建筑工地上抹灰，他是开打钻机，一个月能挣好几千块钱。这样的小孩将来会怎么样我是不知道的，但是你能看到他身上有一种气象，有一种生命力没有被应试教育消磨掉。这种生命力会带着他去关心社会，关心身边人，能够做事，有行动能力。
　　去年，蔡小海跟朋友合伙开了一个饭店，筹了十几万元，后来做生意做失败，又出去打工了。他很年轻啊，那么小，经得起失败和尝试。重要的是，他已经开始做事了。
　　我看到这些小孩，我是很欣慰的。你要说他们是受我的影响吧，那我有点贪功了。说这里头没有受到立人图书馆的影响，那可能也不太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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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人所有的运营经费，大部分都是通过网络募集的。一年需要资金100多万元。
　　从一开始，立人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所有的捐款都在我们的网站上进行。这也让我们从一开始就具有一个特点，就是立人从行动，到财务的完全透明。这让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公信力。
　　但是，每年要筹那么多钱，还是不容易的。
　　我们有二三十号人的团队。今年新招的同事有十二个人。人员流动性大，真正留下来做两年的人都比较少。
　　也许在公司里，你做得越好，你的职位越高，报酬也越高。但你在NGO里，很难。你只能期望做成像我这样。但像我这样也没几个钱。像张轶超那样，他也没钱啊。一个NGO机构的负责人，还要自己掏钱往里贴。
　　我这两年还好一点，这两年有银杏伙伴计划的资助，每年有十万块钱。马俊河那边人比我少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比我困难多了。俊河和我是同一年的银杏伙伴。
　　我们在城市的同事，除了3400、3800的工资，什么也没有，住房是自己的，吃饭自己的，什么都自己的。要养家糊口，怎么办？我也想给他们涨工资，但是怎么涨？钱从哪里来？
　　我跟我们同事说，将来我们是可以涨工资，如果说我们把事情做到涨了工资人家也信服，那我们就涨。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人员不稳定。人员不稳定很难把事情做好啊。先稳定一批人，想在这边长期做的，你在这边做，两年以上的员工，工资先涨上来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一线的志愿者20多人，我们现在给新来的人，一年一万多块钱。时间长点的，一年两万多块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运营也有困难的。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一点，我们真应该提高这个工资。我们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个人要很能干。
　　老实说，立人乡村图书馆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我们也碰到很多困难。有的馆由于场地等种种原因开了关，关了又开。
　　我做的这个事情，一般人很难理解，因为他很难看见实效。你说一个人读书有没有用？可能20年后有用。不是说看了一本书之后马上发财致富。我们期待的是，他成为真正的“人”。但这得多少年？
　　我有很多的焦虑，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将如何，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走到后面会怎样。我跟我妻子两个人，她是想要过乡村生活的人，我要做乡村教育这个事情，但钱从哪里来，人从哪里来，我是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本身到底有什么意义，是不确认的，我没有那么大信心。
　　后来我读到一本书，《兄弟相爱撼山河》，台湾传记作家张文亮写的。我读这本书，眼泪就哗的一下流出来。
　　这本书让我知道威伯福斯这个人。他是在英国推动废除奴隶贸易的第一人。从一个很简单的信念出发，经过38年的奋斗，翻转了英国的政治风气，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读完一遍以后再读第二遍，我想通了很多事。我想人是需要信念的。我在做的事情，就算道路很漫长，很艰难，就算这一辈子我都看不到什么实效了，但是我依然会坚定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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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2013年9月14号，我和妻子算是举行了我们的正式婚礼，是在教会举行的婚姻更新礼。实际上，我们都结婚快10年了。
　　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做父母的，与其去等待、责备、抱怨当下的教育现状，不如自己先动起来，开展“教育自救”。我在网易云阅读注册了一个自媒体，名为“教育自救，此其时也”。
　　我所希望的，就是通过立人乡村图书馆这个平台，恢复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价值，帮助人成为健康的人。
　　我相信一件事，就去行动。改变我们能够改变的，接受我们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我所要做的。
　　2013/11/10  整理
        来源：李英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