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哲学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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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哲学路向作者：惜墨堂

语文教育研究的语言哲学路向*[1]

潘庆玉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要：语言哲学之于语文教育研究的启示与贡献，表现为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语文本体的结构-存在论、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论与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从语言哲学的视角阐述语文教育的上述三个层面，必将把语文教育的哲学研究带入进一个开放而广阔的研究视野。
关键词：语言哲学；语文教育哲学；语文教育
语言哲学作为20世纪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无论是其解构与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性力量，还是其从现象学的立场重构生存论哲学的思想突破，都极其有力地拓展了人类思辨理性的疆界与空间。从语言哲学所敞开的无限视域来反思与辩护语文教育，将极大地扩展语文教育的学术视野，提升其哲学研究的层次与境界，促进语文教育研究的真正“哲学”转向。
语言哲学之于语文教育研究的启示与贡献，概言之表现为三个互为关联的层面：语文本体的结构-存在论、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论、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语文本体不是一种单纯的交际符号和思维工具，而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个体）精神架构和文化历史（个体）的存在与表达方式。语文的本体论研究必须打破传统观念中单一的“物质化”本体论范畴，把语文本体放入个体、历史与文化的各种互动关系和作用过程中进行观察和描述。语文本体不仅具有从逻辑的角度进行结构分析与把握的可能性，而且从本质上还呼唤研究者从人的存在的语言性角度展开语文的对话过程，敞开语文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因此，语文本体不是封闭的、静止的、超验的彼岸世界，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经验的、与人的存在在本质上相关联的无限敞开的澄明世界。同样，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观察，语文教育的功能-价值论的研究应当以语文本体的存在论为基础，超越工具主义的有限视野，站在精神生成与表现、文化存在与创造、历史对话与再生的高度，激扬语文教育的本体价值，确立语文教育的目标体系，释放语文教育的多维功能。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再来看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在传统语文教育研究中，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更多是从语文教学的程序与方法的角度进行分类与建构，更多地关注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技术和技巧。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文教育的过程-方法论的构建必须超越“形而下”的技艺局限，把语文教育过程与方法纳入个体存在与发展的视域，从语言与存在的同根性上揭示语言作为个体存在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发展性，即语言学习过程不仅是个体获得自我意识逐步形成客观世界镜像的精神孤立化过程，而且是个体在自我反思中不断超越精神的孤立化，在“诗”的语言的引领下进入存在的场域获得历史与文化的居住权与话语权的精神敞开与澄明的过程。因此，从语言哲学的视角阐述语文教育的本体结构-存在论、功能-价值论、过程-方法论，必将把语文教育的哲学研究带入进一个开放而广阔的视野中。

一、本体论：反思与重构
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向来存在重方法轻本体，重效用轻理据、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因而，作为语文教育研究最关键的核心词“语文”，历来说法各异，归属不一。本属哲学层面的语文本体论问题，常常被研究者无意识地放逐贬抑到技术规范领域在形而下的层面进行姓氏名谁的争论。研究者的着眼点仅仅是给语文教学找一个“名正言顺”的依据，因而才会出现语文姓“语”还是姓“文”、学“文”还是载“道”，是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化的争论。可以说，语文本体的晦暗不明与变幻不定，一直是引发语文教育理论分歧与纠纷的首要原因。客观地讲，语文本体论之所以成为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感觉对语文太熟悉太了解以致不以之为问题而擅发议论，造成对语文一词学术性解释的遮蔽，似乎这已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既定事实。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已经深深地意识到语文一词的身世辗转变迁之谜而又苦于找不到解析透视的方法和锁钥，只好姑且论之。毕竟，语言哲学作为理论系统输入我国，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事情，且是作为一种专门哲学引入的。因而，要从哲学的角度把握语文的本体，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一定外部条件，而且需要研究者具有时代的眼光和敏锐的学术直觉。以语言哲学的观点和立场审视汉语文本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
首先，汉语文作为目前唯一仍然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古老的活文字，无论是形体还是内涵都经历过许多重大变革。时间的距离与空间的断隔使得汉语文的古今字形字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语文作为文化载体其历史变迁深刻地规约着汉民族的深层思维范式的演进，隐秘着汉民族的情感与审美基调。它不仅积淀了五千年的文化底蕴，而且孕育了汉民族的丰满而刚健的文化性格。对这种历史空间跨度如此之巨的语言的把握，仅仅从西方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解析概括，只能得其形似，难以达其精髓，这是我国近百年汉语研究的基本共识。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观察与思考汉语文的本体，是超越单纯语言学研究视野，把语文本体研究引入历史理解、文化批评与哲学检讨论域的有益尝试。在这里，时间的间隔与空间的阻碍非但不再是观察的局限、研究的障碍和束缚，相反，却变成了进行哲学思考与历史文化审视的前提与背景。正是凭借对汉语文所浓缩与蕴含的历史文化空间进行的解释、再现、对话、生成过程，汉语文本体才从工具与技术的操作作坊步入照亮与澄明的开放视界，汉语文本体才完成了自身的本—末、体—用的转换。
其次，汉语文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历史意蕴与审美特征，使其成为一种以现代语言学的观念看来颇具争议的语言文字。按照现代语言学的一般标准，中国语文，尤其是文言文，实在是一种极不准确、规范、科学、实用的语言系统。语言学家一般认为，人类语言文字大都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到拼音文字的发展的道路，拼音文字被看作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最高阶段，具有高度的抽象化、科学化和实用性。而汉语在从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发展的道路上刚刚起步就停止了，即汉字发展到形旁与声旁分化之后就基本停止前进，这使得汉语文没有真正走上拼音化的道路。因此，汉字的象形特征被顽固地保留下了，在其后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非但没有消失，而且还进一步固化为汉字汉语的深层意义，形成汉文化的思维密码。汉字的这种象形特征，使得汉语的发展受制于汉字的约束，故而最终形成了言文不一的文言文系统。关键是怎样来看待汉字的象形特征，为什么汉字没有进一步的拼音化？传统语言学把这些特征看作是汉语汉字的病状和赘疣进行贬斥，书面汉语近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多少是在这种心态下进行的。在语言哲学看来，汉字汉语的这种独特性不仅不是一种落后和病态的表现，从更深的意义上来看，它们才是构成是汉民族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存在的独特方式，是中华文明展示魅力、敞开自我的独特窗口。正是因为汉字具有的意象性形特征，才为我国古代的书画艺术、文学创作、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石。在现代语境中，汉字意象性特征非但没有成为阻碍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障碍，恰恰相反，汉字正是凭借着以象形特征为基础的“意合”构词造句原则，古老的汉字被激活为新词汇的源头活水，为现代汉语不断地应时代需要创造丰富的新词汇提供了不竭的资源与动力。由此可见，汉字的本质超越了单纯的表音符号，它是心灵的图画，精神的意象，情感的容器，历史的记忆，文明的化石。每一个汉字都浸润了五千多年的历史风雨，历经了无数心灵的磨砺和吞吐，涵纳了人世间的千变万换。因此，语言哲学，将为我们揭开汉语文的文化幕布、审美面纱和那幽闭着的情感之门。
再次，语言哲学有助于我们从符号学的高度认识语文作为工具的意义，从而辩证地把握语文本体的双重属性，为我们走出汉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的陷阱提供方法论的支持。语文是一种很特殊的工具，它的本质不在它的物质外壳，而在这种物质外壳所引起的心理反应。它的本质不在于作为人的交际的工具，而在于它本身构成了交际。它的本质不在于传递某种信息，而在于通过言辞构成和呈现了信息背后的意义。与其说我们在说语言，毋宁说是我们把自己诉诸语言，让语言来暴露、呈现、继而隐藏我们。我们对他人说话的同时，语言也返回身来照亮我们。语言不是专属于任何人，但又必须经由任何人才能不专属于任何人。语言不因我们肉体生命的短暂而短暂，却因我们精神生命的永恒而永恒。因此，语言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家园，成为我们“思”想的道路，“诗”翔的天空，它见证着我们精神的力量，塑造着我们人格的形象，敞开着无限神秘的思想诱惑。语言哲学对语文的符号性解读，有助于我们从学理上揭示汉语文工具与人文的内在统一性，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确立语文教育的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协同关系。

二、价值论：阐释与辩护
在传统语文教育的语境中，语文教育的文化价值向来被高扬到关系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的高度，而其实用乃至文学价值则被看作雕虫小技。语文教育的工具与人文双重价值由此发生了严重偏斜，形成了多样化与统一性共存的价值体系：文以载道的神圣价值论、学而优则仕的功利价值论以及识文断字的生活价值论。三者之间是同心圆的关系。其中，文以载道是价值观的根本和核心，是最里边的圆圈。学而优则仕是围绕文以载道而展现的第二道圆圈，属于功利价值观。识文断字则是最外层圆圈，属于实用价值观。古代语文教育价值观主要侧重在语言文字的社会教化功能与满足日常生活实际需要方面，较为忽视语言的逻辑性格与思想力量。现代语文教育关于价值论的探讨，长期以来是局限在语文学科内部进行的，语文教育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思的能力。配合这些任务的完成，语文教育也进行一定的情感教育、品德教育、人格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语文教育的物化本体论相对应，现代语文教育重视交际工具价值而忽视存在本体价值，重视生活实用价值而忽视文化陶冶价值，重视世俗功利价值而忽视神圣超然价值。这种价值界定固然是语文学科边界意识觉醒、学科知识体系成熟的表现，是语文学科从传统的经学教育中独立出来的标志。但是，这种价值论却把语文课程对于中国人而言所独具的特殊含义和深远影响给遮蔽了。在我国，语文课程除了让学生掌握语言这个工具之外，实际上还承担着哲学启蒙、科学思维训练、民族文化传承、生活方式习得、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任务。这些任务在一定的学段其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了语文能力自身的要求，尽管它们的培养必须经由语文能力发展的渠道。虽然我国中小学按照国家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普遍开设了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思想政治、历史、艺术等人文学科课程，但实际上，学生通过语文课程潜移默化地学习到的价值观、人生观、历史观、文化观、审美观，有时远比从政治课、历史课、艺术课中学到这类知识还要自然深刻、细致入微、经久不忘。因而，学习语文，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精神的需要远远大于实际的需要，文化的需要远远大于生活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远远大于工具的需要。因此，简单地效法西方语文教育是不能解决中国自身语文教育问题的。有人说，要给语文“减负”，要给语文“瘦身”，要让语文姓“语”，其本意是好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要给语文减去那些不必要的繁难琐细的训练的“负”，要给语文增加那些很重要的、语文本身所承载的思想、文化与审美的“负”。我们立足上述语文教育价值论的历史形态与现实境遇，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试图对语文教育的价值观进行哲学的阐释和辩护。
语言哲学从语言与人的内在关系入手，阐明了语言作为存在之家的根本性意义。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汉语文作为逻辑的构造、文化的表达、历史的再现、人的栖居地，蕴含着无限广阔的价值创生空间和无比丰富的价值实现方式。汉语文以形写意、得意忘形的独特逻辑构造方式，使它形成了世界上最为简洁优美含蓄的意义表达形式，进而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重视直觉和概括的基础上精于想像传情而输于推理分析。因此，汉语文教育应在尊重传统语文教育诗性思维特征的基础上开创理性思维发展的空间和渠道，让学生获得健全的思维训练和心智发展。汉语文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和表达方式，不仅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而且自身已经构成了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文化最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代表。汉语文的学习过程，其实就是汉民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的习得与发展的过程，就是民族精神与民族情感的培育、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过程。汉语文文本不仅是语言产品，更是历史产品。语文文本的历史性使得语文教育成为激活历史意识、再现历史真实、生成历史意义的过程，成为通过个体与历史的对话敞开存在的无限性、照亮个体生命意识、历史意识盲区的过程。语言作为人的栖居地，是人之所以为人、存在之所以存在的依据，因此，人是此在，住在存在的近旁。人因为此在，所以经常忘记存在，把自身放逐在人生意义的边缘。语文教育，应该把人从意义的边缘唤醒，把他引到回家的道路上来。当我们把语言当作工具来掌握时，语言就成为我们的对立面，成为我们要征服与驾驭的对象。当我们自以为驾驭了语言时，我们已经真正地成为了语言的奴隶，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语言的陷阱。我们除了通过语言，已经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我们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他在，而是植根于我们存在深处的一种唤醒与照亮的力量。语言不再是我们征服的对象，不再是我们口中与手下的一个工具，而是我们自身栖息与思考的家园，是我们赖以存在与得以存在的基础。语文教育，应该把每一个人召唤进存在的家园，感受语言的人性温暖，聆听语言深处神秘力量的召唤。因此，语文教育是敞开与去蔽的过程，是召唤与引领的过程，是个体生命之旅达到存在整体的历史性进程。

三、方法论：批判与建设
古代传统语文教育在教育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文言文语言和文体特征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总的来看，在语文教育内容的撰写上坚持综合性，融文史哲经于一体，文化历史视野相当开阔；在语文教育过程上强调整体性，诵读、写字、作文、赋诗交叉进行，齐头并进，互为推动；在语文教育方法上重视从汉语文本体特征出发进行语文训练，属对作文，少讲多练，化习惯为自然。自从以白话文教学为时尚的现代语文教育产生以来，传统语文教育中的许多优秀的传统逐渐地消失了，代之以具有严格的学科化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教学方法论体系。现代语文教育过程与方法论的基础是心理学有关人的认知过程与阶段的理论。无论是赫尔巴特的教学阶段论，凯勒夫的教学阶段论，还是当今流行于教育界的建构主义，都是依据人的一般心理认知过程而设计的。这种研究固然揭示了一般心理认知规律，但是，却忽视了教学内容对人的心理认知的特殊要求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科的学习过程是以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以认知为基础的，实践不是在认知指导下的具体应用而是认知的前提和条件，是认知发生的经验基础。因此，单纯的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研究不足以为教学过程奠定宽厚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在教育界长期以来盛行的迷信教育理论，忽视教学实践经验的风气是有害的，它使得真正的原创性的教育思想被五花八门的理论名词给掩盖遮蔽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不只是有待研究者提升的理论矿藏，而它本身就是一种原生态的实践性理论，它比专家们提出的精致的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包容，更具有原创力，更具有适应性，它乃是孕育一切理论形态的温床。基于此，语文教育过程与方法论研究，一方面要破除对一般教育过程论研究的盲目依赖性，确立学科本位的研究立场，探索语文学科自身的认知与实践规律，揭示语文学习过程的本质及语文能力发展的规律；一方面要立足我国数千年积淀起来的语文教育实践经验，探索符合汉语文本体特征的语文教学过程与方法论，廓清语文教育方法论与语文本体论、价值论的关系，实现语文本体论、价值论与方法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构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语文教育方法论体系。
从语文哲学的视角看，语文教育过程与方法论的研究应从揭示语文学习的本质与语文能力发展的规律入手，以此为基础来构建语文教学的过程-方法论体系。卡西尔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一论断揭示了人类学习和创造的本质，也从根本上论证了语文学习对于个体社会化而言所具有的本源性意义。在语言哲学看来，语文学习的过程是学生通过习得语言进入符号世界的过程，即从生物体的蒙昧状态标志性地进入人类社会进而获得生命话语权的过程，故儿童早期的语文教育向来被称之为启蒙和发蒙。语言能力的发展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发展，一方面则是精神丰富性的发展，这主要源于符号世界与人的精神的多重联系。语言符号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思维与情感的表达传递方式，而且是文化的表征。在语言符号的下面，蕴含着思维的流程、情感的意向和一定的文化范型。学习语言，不仅是在学习交流，学习思考，学习表达情感，而且还是越过语言的樊篱迈入一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世界，感染、认识、习得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过程。因此，语文学习，是人们通过语言对世界的持续敞开和去蔽作用，不断地构筑、更新自身的生命视界和精神家园的历程。基于此，语文教育的内容就不仅仅是语文学习和训练的材料，而且是个体即将进入由语言的理性之光、情感之火照亮的思想与文化世界。因此，语文教育的内容不仅要囊括百典，包容众家，而且还要充满理智与情感的双重力量，为个体敞开历史与人生的丰富意蕴；语文学习的过程不仅要让学生获得语文能力的发展，而且还要实现其生命视界的不断开阔，精神世界的不断超越，人格修养的不断完善；语文教学的方法不仅要重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还要关注过程本身的人文价值和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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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庆玉（1971—  ），男，山东东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山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1]本文为作者主持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91104.